文獻選集

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選編之五
中國報道(手稿)
INFORMAÇÃO DA CHINA
果阿/一五四八年

佚名
Anónimo

<中國報道>這篇無名氏作品寫於1548年,儘管并沒有太大的根據,但人們一般認為它的作者是聖方濟各·沙勿略神父(Francisco Xavier,1506-1552)。這位著名的耶穌會士,於1542年來到印度,然後遊歷了整個亞洲海域,旨在尋找建立耶穌會東方使團的基地。1547年在取道馬六甲赴剛建立關係的日本島國的途中,沙勿略將一份關於中國情況的詳細調查表交給了他的一位葡萄牙知己,其目的是為了獲得關於那個神秘的帝國的詳細情況。的確,在此之前的三十年來,葡國商人和探險家幾乎曾經毫不間斷地去過中國沿海的港口,然而甚至直到那時都沒有一個人報道過一點超越其最直接、最基本的觀察水平的消息。葡萄牙人主要關心的是商業貿易或航海技術方面的問題,比如: 有甚麼產品或缺乏甚麼產品,價錢如何,衡器及量具怎樣,街市和市場的貿易時間,以及貿易進入的港口、航線、停泊地、風向和水流等等。

這位耶穌會士的調查行動使其他葡萄牙人認識到了更加深入地瞭解東方人的重要性,并激發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聖方濟各教士可能是首批努力獲得關於中國的并非急功近利的新類型信息的歐洲人士之一。<中國報道>這篇無名氏作品為我們展示了到那時尚無人知曉的關於中國實際情況的某些方面的資料,比如: 關於教育制度的架構和內容,關於中國文字的類型,關於中國的印刷術,以及關於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的生活情況等。即使這樣,某些功利主義的現象在這篇文章中或許也可以發現,因為文中所談及的所有問題都與耶穌會的傳教計劃密切相關。

如果您細心閲讀這篇記敘文章便不難發現,作者的整個寫作過程都是相當精心的。首先,沙勿略親手交給他的一位與其有著密切關係的商人紳士的那份原始調查表,可能就是他本人親自起草的。緊接著,這位商人紳士便一方面利用他本人在遠東的生活經歷,另一方面又依靠一位中國情報員(肯定也是他的一位貿易伙伴)的幫助,竭力地去為沙勿略教士提出的各種問題尋求答案。他努力的結果,即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篇中國報道,很可能就是他交給方濟各·沙勿略神父的。

日本地圖

(十六-十七世紀佚名葡人繪製)

著名歷史學家熱奧格·舒哈梅爾(Georg Schurhammer)認為這篇作品是阿豐索·仁蒂爾(Afonso Gentil)撰寫的;這是一位有著豐富的東方經歷的葡萄牙紳士,他起初在馬六甲(Malaca)和馬魯古(Molucas)群島擔任過官職,然後在1529-1533年間足跡遍佈中國的南海,從事商業貿易活動。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假設,也許更符合今天的觀點。這篇文章的一個抄件曾於1548年或1549年收集在一本關於亞洲情況的材料匯編裡;這個集子可能是應加西亞·德·薩(Garcia de Sá)在印度執政期間(1548-1549)提出的請求而編撰的。

所用材料來源: 阿德利諾·德·阿爾海達·卡拉多(Adelino de Almeida Calado):《印度和日本情況集》,《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通訊》(科英布拉),卷24,1960年,頁1-138(頁113-117)。部份轉載。本文文字已改成現代文體。

一位男仕寄給聖方濟各大師

(1)

的<中國報道>

關於您問在中國的土地上有否不僅教讀書和寫字的學校,有否像我們國家裡那樣的法律學校、醫務學校或其它藝術學校(2),〔我的中國情報員〕説,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都有開辦學校,統治者們在那裡學習國家的各種法律。(3)中國也有專為神父開辦的學校(4),我的情報員説,他們在那裡學習各種經書,那些書我也在那裡親眼見過許多,神父們還把那些經書帶到日本(5)。在中國還開辦有醫務學校,學生們在那裡學習如何治療各種疾病。〔他還説〕關於所有這些學科,科科都有許多經典著作,全部是中文的,還説,除了中文書籍外,他不知道還有用甚麼文寫成的讀物(6),他又説,這些中文書籍現在已經傳到了尚帕(Champá)(7),還傳到了日本的重要城市梅阿廓(8),該市位於海濱,根據日本人所展示的地圖(9),如果沒有弄錯的話,離中國的腹地足有五百多里格遠(10)。我的情報員還説(我本人也多次聽見許多別的中國人説過),中國的絕大部份書籍都是印刷的,在中國有很多印刷工人。(11)還有一些中國人問我關於我國的書籍情況,他們問我們的書籍是用手抄的還是刻版印刷的。

至於您問中國的文人學者是否很受尊重,是否享有很高的榮譽,是否受到重用,是否因自己的學識而成為貴族和大人物,我的情報員説,中國沒有不是學者的貴族,在中國學識越高越受到皇帝重用;由於這一緣故,無論大人還是小孩,所有的人都想方設法去讀書(12)。據説,中國人都是這樣的。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説,當他學會了讀書和寫字後,就必定會去拜當地的一位學者(他同時也是當地的一位統治者)為師,他會這樣對那位學者説: “我想學習法律,想成為學者。”於是這位官員就教他學習,而這位年輕人則要交付吃穿費用,這筆錢青年人是捨得花的,因為將來學成後,皇帝給他的要比這多得多。如果這位青年人當他長大成人後成了一位精通法律的學者的話,人們就會叫他去應試;如果他考試合格了,官府就會先委任他當小官;以後,如果他幹得好,就會提陞他當大官,直到使他成為一個大人物。這樣,他就可以身居高位,對所有的人發號施令。這些官員在他的管轄範圍內操有生殺大權(13);在戰爭中他們必定是首領;他們可以利用其管轄範圍內的一切有利條件,特别是所有的法律來處置一切。我曾到過廣州的舊港碼頭,那是1533年(14),我先交了關税,接著準備給來向我收税的官員一個價值四十克魯扎多的紅寶石戒指和其它一些隨身帶去的耳環,可是他不但不收,而且説他想知道是誰叫我這樣做的,他要下命令懲處他;他還對我説,中國的正直官員是不收受任何賄賂的,尤其是不收外國人的賄賂。(15)這些官員不是他們當官那個地方的人: 如果他是泉州人,那他就可以在廣州當官;如果他是廣州人,他就可以在寧波做官(16);如果他是寧波人,他則可以成為泉州的〔官員〕(17)。總之他們就是這樣易地上任的。因此,他們都鐵面無私,很公正,主持正義。這些官員沒有私人特權,他們的俸祿全由皇帝每年賜給。我聽説,在全中國沒有一個官員是有私人特權的(18),除了這個國家的皇帝本人之外(19)

(…………)

關於〔您〕問,在中國的土地上,特別是在中國的內地,是否住有非中國人,如果有,他們是否居住在一起(20)?〔我的情報員)説,他多次看見在北京(21)有很多長相像中國人的人,但是他們不吃豬肉,而吃其它各種動物的肉,還説他們先親手把牲口殺死,然後剁去頭再吃。他説這些人不易接近,不愛交往,他覺得他們所有的人都是行過割禮的,他看見過這些行過割禮(22)的人在他們自己的寺廟裡凈身。我的情報員還説,這些人,像摩爾人那樣,要修身養性一天;這一天,他們中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不做任何工作,所有的男人都到他們的一個寺廟去,在那裡供奉有他們崇拜的偶像,這些偶像同中國人所崇拜的不同。當這些男人去寺廟朝拜時,他們都穿著寬大的禮服和長褲,頭上纏著頭巾;他們走進寺廟後就下跪,不斷磕頭打恭。他説,在平常日子,他們的穿著同中國人一樣,蓄的頭髮也一樣,他們祇在他們自己人中間交往(23),他們説的話中國人不懂。我問他們,這些人是否有他們的頭領,他説是有,還説在北京以北,在一座山那面就是這些人的住地,他們的頭領也住在那裡。他説,這些人由於他們自己的地盤小,所以來到中國。為了能同這些人和睦相處,中國皇帝便任命他們之中品德最高尚的人作他們的首領。〔我的情報員〕還説他們之中的男人都是些優秀的弓箭手,都擅長騎馬,因而他們是中國皇帝首先要對付的(24)。〔他説〕,他們使用的文字是摩爾文(25),他説他去過暹羅,他把這些人的文字帶到那裡去,居住在暹羅的摩爾人都會讀。(26)他説這些人是白種人,蓄著古吉拉地人式的小鬍子(27),還説這些人通常祇有一個女人,也沒有多少情婦和女僕。他説他既沒聽説過,沒看見過,也沒有在書上讀到過,在中國還有其他外國人,包括同它接壤的國家的外國人。

黃徽現譯

 

中國帆船

Jan Huyghen Van Liuschoteu《旅程》插圖

阿姆斯特丹(1595-1596)

【註】

(1)即聖方濟各·沙勿略。

(2)耶穌會教士希望知道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是否同歐洲大學中實行的架構有某些一致之處。其實,在當時的中國高等學校中一直在教授政治、古典著作、倫理學和哲學。

(3)當時有許許多多的官校和私校遍佈全中國,學生們在這些學校裡刻苦學習,準備日後參加國家的嚴格考試,因為祇有通過這些考試他們才得以進入公共機構任職,。

(4)肯定是指佛教或道教學校。

(5)據推斷,本文撰寫者之前一定訪問過日本。

(6)當時全天朝都使用中文,而且中文還是周邊廣大地區、特別是在日本和印度支那的北部地區進行交際的工具。

(7)尚帕是印度支那的一個古老王國,在現今越南的境內。

(8)梅阿廓是日本帝國的古都,即今天的京都。

(9)有意思的是,作者在這裡提到了日本的地圖繪製術,也許葡國航海家早就知道了。

(10)中國疆域遼闊,曾經是歐洲16世紀文學探索得最多的問題之一。

(11)活字印刷是中國最古老的印刷術,但是在相當長時期以來,中國也還運用雕版印刷術工藝。

(12)這裡提到的關於文人在明朝時期的中國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的公職人員是通過定期的嚴格考試,在文人中錄用的。看來,耶穌會教士是想在中國找到某個能與他們自己在歐洲社會所享有的地位進行比較的界限。

(13)與本文作者在這裡所説的相反,當時中國施行的極刑,必須由中央政府批准。

(14)看來這篇報道的作者可能是1521-1522年間中葡之間發生激烈衝突之後第一批到達廣州地區的葡萄牙人之一。廣州囚犯克里斯托旺·維埃拉和瓦斯科·卡爾沃於1533-1536年間的來信確認了葡萄牙人於1533年和1534年在廣東沿海的旅行(見上述文章之三)。

(15)關於中國官員的廉潔公正問題,在葡萄牙人撰寫的關於中國的文章中有很多評論。但是,由於不同的作者生活在中國社會的不同環境中,因而他們的看法也不相同,儘管他們各人都認為自己的意見是根據實際而發表的。

(16)這是對“寧波”這個用來指浙江省沿海地區的名稱的最早提法之一。這個名字有力地證實了葡萄牙人當時在現今的寧波市附近所建立的一個著名的定居點。這個定居點大約從1542年起到1549年被中華帝國當局摧毀之前那段時間是相當繁榮的。

(17)泉州在葡文的初始寫法為“Chymcheo”。這個地名是當時葡萄牙人用來稱呼福建省沿海地區的。

(18)即世襲權。

(19)在那個時代的中國,確實不存在歐洲式的世襲貴族階層,因為一切有影響的、意味著擁有合法特權和物質財富的官員職務都必須由帝國官方批准。祇有皇帝的頭銜是世襲的,但也不是非得傳給長子不可。

(20)耶穌會教士試圖弄清是不是容許他們作為外國人的群體自由地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由此不難看出他們的明顯的傳教意圖。

(21)原文是: “Poquym”,這是《報道》這篇文章中始終使用的形式。

(22)即環切割包皮。這一出人意料的細節使人相信,當時在中國已生活著一些歷史上早就反對葡萄牙人的穆斯林群體。

(23)即是説,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語言。

(24)這些人肯定是韃靼人。

(25)這裡可能指的是完全不同於中文的蒙古文。

(26)本文作者的中國情報員,可能是位到過東南亞做生意的商人。説暹羅人能看懂蒙文,這種可能性不大。這裡也許是作者的差錯,或是傳抄者出的錯。

(27)古吉拉地人曾經是坎巴亞(Campaia)的居民。這一觀點可令人假設,本篇報道可能是在印度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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