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十九世紀最後一年的澳門

布朗科*

澳門的歷史、社會生活和城市本身都表現出獨特的趣味,也具有既罕見又新奇的方方面面。

所有對瞭解它以往年代的社會生活感興趣并致力於重現它當年風貌的人都知道,旅行家們的文獻是暸解或重現過去歷史的最重要資料。

18世紀末周遊葡萄牙全國的旅行家林克(Link)所作的葡萄牙遊記引起了一位像歌德這樣的作家和思想家的注意,他把遊記寄給了席勒(Schiller),并附上一封1801年3月25日寫的信。信中説道:“現將一份葡萄牙旅行記寄上,這是一份令人快慰和受益非淺的讀物。”(1)

葡萄牙的一位遊記文學研究專家曾發表了多篇關於葡國的文章,在提及18世紀諸多作家時,他強調了這篇遊記的歷史價值,儘管由於作者懷有的偏見,文章中存在片面甚至虛假的成份。(2)總的來説,18世紀末到過葡萄牙的外國旅行家的著作毫無疑問是確定葡萄牙人民特點的重要成份,但是必須去除其中片面和杜撰的部份,如果不是有意虛構的話。(3)

由此可見,旅行家們作為歷史編纂學源泉的重要性有多突出。正如吉爾貝爾托·弗雷依雷(Gilberto Freire)指出的那樣:“要瞭解巴西的社會歷史,或許沒有比外國人的遊記著作更加可靠的資料來源了,然而,必須把那些走馬觀花或帶有偏見的作者們都剔除在外。”(4)

澳門的學者一直很重視為數不多的外國文獻。例如,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在其重要著作《一位美國年輕女士在19世紀初對澳門的印象》(Impressões de Macau colhidas nos princípios do Século XIX por uma jovem americana)裡使用的就是在1829-1834年間曾在澳門的美國女士哈利羅日記裡所有充滿奇趣的段落。(5)

這位美國婦女的日記中的另一些段落曾被澳門偉大的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引用過,并且發表了相關的評論。文章的最後還有另一位美國女士呂貝卡·查瑟·肯斯曼(Rebeca Chase Kinsman)於1843年11-12月寫自澳門的三封書信。(6)

然而,19世紀最後一年,即1900年,一位名叫G·維沃勒爾斯(G. Weulersse)的法國人曾來過中國。他是師範大學的學生,攻讀歷史和地理,曾獲旅行獎學金。他的著作《古老的中國及其資料》由巴黎阿爾蒙特·科林(Amand Colin)出版。其中第一部份的第三章是描寫澳門的。這是一部有意義的文獻,應該引起注意,它是值得發表的,正如高美士曾説過,“在古代澳門遊覽過或居住過的外國人留下的記載或發表過的回憶錄非常之少,少得可憐。”(7)而我們在《澳門歷史書目》裡還找不到這位澳門史學者的作品(8),因此,可以斷定,它的發表一定會引起大家的興趣。

維沃勒爾斯對澳門的總的印象是令人愉悦的:“茂盛的綠色植物覆蓋的白色的、黃色的、淡紫色的及玫瑰色的院牆上露出清爽的百葉窗,藍天驕陽下的澳門生機勃勃,環境宜人。”

他還特別讚揚了本市一個地方:南灣。不過,除了它美麗的景緻、兩邊豪華官邸和住宅的建築價值之外,還應該指出,在成為美麗的大街之前,南灣像賈梅士博物館佚名作者一幅畫中展現的那樣(9),祇是一條沿海伸展的窄窄的碼頭小道。維沃勒爾斯肯定是因為不瞭解這一點才沒有寫進書中。

南灣是澳門的驕傲。它是沿着海灣伸展的大馬路。整個海灣景色非常美麗:大海拍擊着碼頭的岩石,偶爾也漫過花崗岩防護堤。這裡的氣氛不像香港那樣壓抑:人們能自由地呼吸輕輕吹拂的微風。無花果樹枝繁葉茂,形成宜人的樹蔭,隨着海風搖曳。色調清新的涼台,這一棟棟殖民地的樓宇,一座座大門,一個個平台,這一切構成一幅漂亮的畫面。(……)南灣猶如公園裡的林蔭大道,處處得到了精心護理:任何點綴都是下了功夫的。甚至電話亭也被涂成了藍色和紅色,頂端則是金黃色。這座城市的美麗并沒有因為精心修繕而受到破壞,它像一件文物那樣自我美化着。

儘管作者沉湎於南灣秀麗的風景,但對當時這條大道上的蕭條景象而感到遺憾:

雖然這裡比城內某些區域熱鬧,但海灣依然缺少生機。一輛輛人力車排在那裡,幾個小時都無人問津。有時整個海灣幾乎闃無一人,連清掃無花菓樹(榕樹)落葉的清潔工都不見。

賈梅士洞和白鴿巢的景色令他讚嘆不已:

軍火庫那邊,有一座白色的建築物,百葉窗的綠色油漆已經剝落;石頭堆砌的圍牆下面是一個公園,《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就是在這裡寫成的。這裡青竹叢立、綠草如茵、無花菓樹的根鬚沿着岩石的縫隙鑽出來曲曲繞繞,猶如鱆魚的觸角將它們環抱。岩石群上覆蓋着青苔;宜人的林蔭曲徑已經長出雜草;這裡的一切顯得既荒涼又充滿大自然的憩靜,與香港華麗的皇家花園截然不同。不過,正是在這一環境中才能想象出詩人的容貌!

這就是詩人寫作的地方,到處積滿塵土,應當重新修復。然而,從小山頂上眺望,景色遠不如剛才賞心悦目。公園廣場附近是一片中國人的住宅區。一座座窄小的房屋緊緊挨擠一起,栗色的屋頂,奇特的四角,白色、藍色或玫瑰色的房屋正面。遠處,大炮台上的城堡高高聳立,高大的圍牆黑白相間。導遊告訴我:這些中國人每年交給澳門政府的房租是每平方米三分澳門幣。

朝下望去,一座名字富有詩意的島嶼-青洲,已經和本島相連,一家英國人的水泥廠的煙囱破壞了那裡的景觀。英國人每年祇須向澳門政府繳納400皮阿斯特和所生產的每噸水泥的百分之十。要是卡蒙斯能享受到這些收益該有多麼好啊!

然而,這座豐碑是詩人受之無愧的。兩塊巨大的花崗岩互相依托,組成了一座自然的拱門,詩人的半身銅像就安放在花崗岩基座上;詩人右眼戴着眼罩,神情果敢而憂鬱;周圍綠色的枝葉低垂,彷彿是金色的冠冕。

三十九年後費雷依拉·德·卡斯特羅也來到這裡。他的看法部份相似,部份不同。當然,之所以不同也在於澳門這一歷史景點本身已發生了變化:

這是一座美麗的公園,一處處誘人的景色,一棵棵古老的大樹,一簇簇盛開的鮮花,一群群坐在椅子上沉思默想的中國百姓,一對對樹蔭下的情侶,還有在空地裡追逐嬉戲的兒童。公園地處澳門內港,從小山丘上可眺望到帆船林立的繁榮景象和另一側的青洲,還有遠處中山縣的一座座山嶺。最不起眼的要算詩人完成《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岩洞了。一塊岩石橫放在兩塊豎立着的岩石上,這就是人們所説的賈梅士完成史詩的地方。毫無疑問,人們也會想到這就是詩人當時在澳門擔任死者和失蹤者祭祀官時工作的地方。然而,今天在這一片荒野和叢林中,在葡、中兩種文字的碑文旁,在岩石的基座上,祇留下了賈梅士可憐的半身像,變成了座破落的陵園。(10)

由於多種原因,澳門的街道引起了維沃勒爾斯的極大興趣。下面就是其中的一個側面:

澳門狹窄的街道逶迤而上、彎彎曲曲,沒有人行道;用碎石鋪起的路面不難使人聯想到上一個世紀。木框窗子裡鑲着模模糊糊的玻璃就像中國人的瓷磚那樣讓我們感到新奇,也讓我們退回到中世紀。

白天,這些街道上幾乎空無一人。大部份街道坡度甚大,使人力車難以攀登。旅遊者可以在此悠閑地徘徊或者盡情地想象,沒有任何嘈雜聲的干擾。在稍微寬闊點的街道上,或許會看到一些行道,不過它們早已被中國的小手工業者佔為作坊,攤晾着人工花束甚至頭髮。

曲曲彎彎的街道或小巷兩旁常常是既無窗口又無大門的高大院牆,有的從上面垂下茂盛的綠色植物,表明裡面無人居住。在這裡,單調的腳步聲在鵝卵石上激起清脆的回響。兩旁要麼是修院的圍牆,要麼是住宅的院牆。

大約七十年前,哈里羅曾經對澳門的街道下了類似的印象:“誰也不會認為是走在某條街上,而是像來往於窄小的住宅之間,(……)不過,每座住宅又都有高大的圍牆相隔。”

澳門古老街道的景觀不僅給維沃勒爾塞留下了難忘的深刻印象。若阿金·帕索·德·阿爾科斯(Joaquim Paço d’Arcos)也在他的回憶錄中多有描述,下面便是其中的一段:“許多當地的或從宗主國搬遷來的盧濟塔尼亞人的住宅,無論是舊官邸,還是一般的住宅,都帶有我們內地的建築風格。碎石街道讓我們想起了雷依利亞(Leiria)或維拉雷奧(Vila Real)的街道。”(11)

雖然費雷依拉·德·卡斯特羅是多少年後才來到澳門的,但這裡給他留下的印象依然是:“對面,葡萄牙式的古式的房屋、古老的城堡,還有窗戶和涼台。”(12)

維沃勒爾斯還把房屋建築的另一個側面與安全因素聯繫起來:“幾乎所有的窗戶外面都設有牢固的柵欄,使住宅蒙上了層監獄的氣氛。不過,這是防衛澳門眾多盗賊的有效措施,也是對時常大膽騷擾的中國劫匪們的防範。”

然而,腰纏萬貫的人對澳門趨之若騖:“南灣大馬路上的豪華私人住宅都屬於那些賺了大錢後為逃避官府的税款來到澳門的中國富商們,這裡的空氣比香港的清新,地皮也更加便宜。”

大三巴的台階和碑坊使他讚嘆不已:

聖保祿敎堂的牌坊可以説是古代澳門留下的真正的紀念碑。高高的台階非常雄偉,與日本著名的台階相似;它比廣場還要寬闊,顯得頗為壯觀,台階的石縫中偶爾冒出一株株青草。

高聳在上面的牌坊,猶如一堵三層樓房的三角型大門與藍天相輝映。

可是,葡萄牙人對這座古老遺蹟的管理不善給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於葡萄牙人的管理不善,這座遺蹟被中國人的肮髒糟蹋了。現在的敎堂大殿裡祇有廢墟和拉圾,甚至成了豬仔們光顧的地方。正當我默讀着拱門上的銘文時,Mater Dei…,入口處出現了一頭大母豬。就在這塊當年以盛大的儀式埋下的奠基石面前堆放着大量的垃圾,不過,奠基石上的銘文依然可辨:VIRGINI MAGNAE MATRI CIVITAS MACAENSIS LIBENS POSUIT AN.1602”。

澳門的主敎座堂更引起作者的注意,尤其是它的內部佈局:

白色的敎堂大殿氣氛歡快,朝著涼台打開的大窗户使大殿顯得寬敞明亮。水晶吊燈光彩熠熠。這的確是一個高雅的大殿。金黄色線條把白色的檐頂點綴得像路易十六的大廳。金黑兩色相間的講道台與四周牆壁的飾面交相輝映。兩邊的小祭台分別為深藍色和鮮紅色。中間白色的聖壇上鑲嵌著精美的珠寶,白色的神龕座上是一尊聖象,聖象上是淡藍色的華蓋。

令我們感到更加新奇的是他對一次有士兵參加,因此顯得非常隆重的彌撒的描述:

大門旁,百姓們坐在低矮的板櫈上;士兵們集中在大殿中央;市民敎徒們坐在靠近講道台和唱詩班的椅子上。唱詩班的成員分別排成隊站立在聖壇兩旁。

隨着十一時鐘聲的響起,主持走上講台,士兵們把刺刀插在槍上。突然間音樂響起。效果特別的音樂似乎讓人難於接受,因為樂隊演奏的彷彿是一首舞曲。不過,一陣過後,人們不再驚訝。儘管場面新奇、粗俗,卻很壯觀。隨着人們下跪或合手祈禱,士兵們收起刺刀全體跪下,而後一聲號響使全場立即鴉雀無聲。這種盛況,這種天主敎堂裡的場面給人留下難於忘記的深刻印象,也把人帶到了中世紀。

作者最後的議論顯然是不對的。彌撒上的一聲號角并不意味着甚麼可怕的上帝,或者回到甚麼中世紀。

下午六時半,維沃勒爾斯在南灣大馬路又見到為一位神職人員舉行的葬禮。葬禮給他留下印象深刻,因此他給我們留下了對送葬禮伍的詳細描述:

隊伍前面是個頂端飾有花圈的銀白色的十字架,猶如葡萄牙的皇冠上鑲有十字架一樣。隨後,身穿白色法衣、披着綠色斗篷的神父們排成長長的隊伍分別走在馬路的兩旁。

緊跟在後面的四位小童手捧用金線刺繡的深色絨布蓋着的四個小十字架。四位小童當中第一個穿黑色長袍,第二個穿紅色,第三個穿黑色,最後的那位中國小童卻穿着淺藍色絲綢長衫。再後面又是長長的神職人員的隊伍,祇是服飾不同。中國神父們身穿藍色和白色法衣,西洋神父們則身着白色和黑色法衣。馬尼拉的僧徒們全着黑色長袍。他們每個人手中舉着一支點燃的蠟燭。祇是在大白天的下午,走在無花菓樹的樹蔭下,點燃的蠟燭并不顯出多少光亮,祇有紅紅的一點。

抬靈棺的是六個中國人:從六個人繃緊的臉部表情,看得出他們多麼費力。靈柩敞開着,清楚地露出死者的身子和他那蠟白的面容;死者修長的雙手握着一個金色十字架;身上蓋着黑色錦緞,底下鋪着的是金線刺繡的華蓋;四角飄掛着白色細布打成的花結;靈棺頂頭是一塊雕刻着花紋的金黃色木板,上面有一個紅色的太陽。

三位主持披着金線刺繡的黑色襟帶跟隨在靈柩後面。再往後,便是送葬的人群,但都是男人。隊伍最後面是軍樂隊和不少人力車,有的車上滿載着鮮花。

海浪輕輕地拍打着碼頭上的花崗石;一座座敎堂都響起了喪鐘,站在大門口的衛士門持槍行禮。伴着低回的哀樂,送葬隊伍徐徐前進。沿街兩旁,站着默默觀看的中國百姓。

當送葬隊伍走到通向墳場的上坡的街道時,人們停止前進,開始為死者們祈禱,山坡上是一座白綠兩色相間的小敎堂,從遠處望去,裡面閃耀着慘淡的燈光。夜幕降臨了,一支支燭光把神父們的臉龐映得通紅,十字架上的珠寶也照得閃閃發光。禮拜堂的輪廓漸漸消失在夜幕裡,而殿堂裡的燈光顯得越來越亮。遠處的大海已變成了鉛灰色一片。

作完最後的祈禱,把靈柩在墓穴旁放下。死者的面容已被夜幕淹沒;人們把十字架從他那已經僵硬的手指中拔出來;用白色的綢布蓋住了死者的臉,洗得乾乾淨淨的衣服裹上死者的軀體。然後,合上絨面棺蓋,金黃色的棺材釘帽成十字架形狀;棺蓋上一塊固定在小軟木板上的圓形玻璃正對着死者的頭部。

棺材放進墓穴後,每人都往裡面扔一把土。這時,人們手中的蠟蠋全部熄滅,外面一片漆黑,祇有小敎堂裡的燈光依然通亮,哀樂也還在空中迴蕩。時候已經不早了,西洋神父和中國神父們提着法衣下襟經南灣返回,黑暗中已經很難分清他們到底誰穿着藍色、誰穿着黑色的長袍。

在維沃勒爾斯看來,澳門的軍隊的虛弱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可是,不能忘記的是葡萄牙人不是靠武力佔領澳門的,按照查爾斯·博克塞(Charles Boxer)的説法,即使1622年荷蘭人的進攻被“一小撮富有經驗的士兵”擊退,“這座城市真正的防禦其説是靠着僅有的三個炮兵中隊和不完善的城堡,倒不如説靠著城市居民們的堅定的信念和使用武器的經驗。”(13)下面就是他對澳門軍事方面的評述:

修士在澳門比比皆是,而士兵祇是裝裝門面而已,用在禮儀場合。讓士兵們使用武器是件極其不易的事。任何一次小小的閲兵式都須動用全體士兵,因為他們總共才200人。澳門有七座城堡,每座城堡靠一支30人組合的衛隊防守,看守被拘留者也人手不夠。這些城堡已經古老不堪,很多大炮還是銅炮。如果遇到一次真正的襲擊,澳門連一個小時都維持不了。

作者關於澳門經濟狀況的描寫對我們來説更加重要。不過,對他所説的不可救藥的經濟衰敗,我們今天或者幾年前就有不盡相同的看法:

儘管比其糟糕的軍事衰落稍微好些,澳門的貿易衰落也同樣無法避免。外港碼頭雖然水深,但不易防衛;內港安全,但泥沙淤塞。青洲與本島海岸之間不適當的填海連接加速了淤泥堵塞。大輪船已無法在澳門停靠;這就是為甚麼香港超過了葡萄牙這塊古老商站的原因之一。為了維持殖民地開支,政府不得不增加其專賣壟斷:石油、牲畜屠宰、食鹽、大米等等。儘管如此,澳門還是一個自由港,這樣的特權使得它繼續成為非常重要的工商業中心。

是生活在這塊殖民地的七萬八千中國人維持着澳門的存在。中國人居住的内港地區才是貿易中心。那裡人群熙攘;沒有無花菓樹,沒有高大的建築,沒有顯赫的大門,沒有廊柱;卻到處是倉庫和船臺--寬闊的曬臺:太陽下晾曬着肚子已經剖開、魚鰓已經摘掉的鹹魚,還有已經剝皮晾乾的鱆魚。

維沃勒爾斯還看到,澳門的經濟活動掌握在不同民族的人們手裡,不過,卻不掌握在葡萄牙手裡。水泥廠是英國人的,最好的酒店是中國人的。中國人還控制着煙草業、茶業、鹹魚業、鴉片業、賭場等。下面是他對鴉片工廠的描述:

鴉片廠是澳門的幾大廠家之一,也是澳門的財富之一,每年至少為澳門政府贏得178,000皮阿斯特(14)。全廠有三百工人從事鴉片的生產,擁有一架全澳門唯一的蒸氣泵。鴉片裝在椰子殼顏色的粗磁罐裡從印度運來。每隻用瀝青塗抹并用厚布包着的箱子裝着用草蓆隔開的三層磁罐,每層的磁罐又分別用木屑填塞,用軟木固定。人們把磁罐一隻一隻地取出,又一隻隻地過秤。澳門的鴉片享有盛譽,大量出口到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這是本殖民地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也是盈利豐厚的產業之一;一小盒鴉片在澳門祇值6皮阿斯特,而在舊金山卻是澳門的三倍。

作者對煙草工廠的描述也毫不遜色:

走進這家煙草大工廠,首先是選料大車間。這裡的顏色很有趣:建築木料、女工們的衣服、她們坐的櫈子、盛放煙葉的籃子,甚至從一個帶柵欄的窗口看到的外面的院牆,全部是和煙葉一樣的褐色。在那半明半暗的光線下,女人們和孩子們亂哄哄、嘰嘰喳喳。

穿過工廠院內的一條小巷和天井,一個潮濕陰暗的棚屋便是壓榨車間,裡面晃動着一個個光着身子白條條的身影。十二部壓榨機排成一行,的確是座龐大而原始的鴉片工廠! 每台壓榨機由幾個主軸構成,軸的一頭固定在又粗又沉的鐵索鉸鏈上,另一頭則與手動絞車相連。

全靠從門口或透過棚頂不大的天窗破玻璃射進來的那點光線照亮大棚。棚頂的橫樑上吊着卷起來的草蓆和被單,箱子、工具和機器部件扔得亂七八糟:這就是工人們的宿舍。棚子一角擺着幾張桌子,桌子上面放着杯子和碗具,這自然是餐廳了。

院子裡雜亂無章,繩子上到處晾着衣服,有生着火做飯的爐子,有當便池的大桶。在這牲畜般的地方,貓狗來回亂竄。在幾根下部塗成紅色的柱子前,還點燃着不可缺少的香柱!

維沃勒爾斯還參觀了一家茶葉作坊,留下了詳細描述,特別是對在那裡幹活的女工們的描寫:

茶葉作坊同樣像是由一座民房改建的蹩腳工廠。樓梯非常漂亮,可是,晾乾茶葉的地下室陰暗,空氣憋悶,裡面的光線是從幾個用木條釘的氣窗裡射進的。

首先,篩選工人們機械地搖動篩子。在一條油漆和瀝青都已剝落的長廊上幹活的是選葉女工。她們坐在幾乎貼近地面的小板凳上,面前低矮的長桌上擺着葦編的小籮筐。五十雙靈巧的手在桌子兩邊忙碌地撥弄着。不少人手腕上還帶着珍珠或金屬的手鐲。選葉女工們每天可以掙到十至十二分澳門幣。旁邊的孩子們有的也在幹,有的模倣着母親的動作。有時,年輕的母親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計給孩子喂奶。

不過,作者對一家賭場的描寫更加栩栩如生:

我們來到‘賭場’(15)。走上肮髒不堪的木頭樓梯,來到一間光線明亮,但窄小無人的空房間。這是供觀看的環形走廊,從這裡可以真切地觀看到下面賭場的情景。

一張鋪着精緻黃色桌布的大桌上擺放着石板似的黑色小賭盤。賭盤每邊標有一個數字,上面放着賭注,或者更準確地説是代表賭注的象牙籌碼·以及表明賭家姓名的牌子。一位睡眼惺忪打着哈欠秃頂的中國人在桌上撥弄着一堆中間帶孔的骰子。他把一部份骰子放到一邊。等到賭家們下完賭注,老頭子用一根小棒將骰子四個、四個地撥開,押的數字與最後剩下的骰子數相同者便是贏家。

一切簡單又毫無欺詐。輸者祇輸掉所下的賭注,贏者得到所下賭注的三倍。賭博者每贏一次就可以輸三次。問題是莊家要抽取賭注的百分之八,這可是澳門政府最樂於分享的巨大利潤。

接收賭注和支付贏錢的賭場員工動作嫻熟,雙手不停地忙着,口中不停地講着。有時滿頭大汗,解開衣服,露出棕色的胸脯。賭徒沉着冷靜也令人驚訝:他們聚精會神,躬着身子,兩眼圓睜。然而,誰也不動,誰也不吭聲。

環形觀廊上,看的人對賭博的興趣并不亞於賭博者。他們在一張分發的小紙上記着每次赢的數字,肯定是在設法測算下一次的數字。參賭的願望已經讓一個或兩個人動了心,誘惑力很大:櫃台上,一個職員正將一隻裝滿錢的小筐扔到黃色的地毯上。(13)

三十九年後,當費雷依拉·德·卡斯特羅來到澳門時,也參觀了某一家賭場。他的描述與維沃勒爾斯有相似之處。《野叢林》的作者在1939年對賭場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們走進賭場,看到每個房間都有一張油漆呈亮的方桌。桌旁一邊是在賭場裡工作的中國人。

他們忙着收取顧客交出的錢,并記下每一個人的賭注數。台前,擠滿對賭博着迷的人。番攤是東方人最愛好的賭法,也極易掌握。賭博的人祇需看着那位坐在桌子頂頭、穿長袖、裝作漫不經心的中國男人的手勢就行了。他手中撥弄着一堆像扣子一般大小的白色骰子,然後用像鐘似的銅罐往骰子上一扣。這樣,一輪新的賭博開始了。誰也不知道銅罐下扣着多少個骰子,這就是翻攤的秘密所在。賭博者在1、2、3、4四個數字上押下賭注。當不再有任何人下賭注時,那位穿長袖的男人便揭開銅罐,用一根小棍把那些扣在下面的骰子四個四個地分撥出來。如果撥到最後,剩下的是一個,那麼押1的人便是贏家,如剩下的是兩個,押2的人便是贏家,如果剩下的是三個,3字上押賭者便是贏家。偶爾也會出現骰子全部分撥完,那麼,押數字4的賭家是贏家。贏者得到所下賭注的兩倍。賭場的屋頂是敞露的,彷彿是為了讓光線從天窗上照下。賭場上面是一圈橢圓形過廊,挨着木頭欄杆放着多張桌子,桌旁坐着不少的賭錢人。他們觀看着下面的賭博,一旦想賭,便把賭注放在一個小筐內用繩子落下,然後説明所押的數字,祇要等着就行了。這些人的眼睛比海鷗的眼睛還尖利。銅罐剛一打開,他們能在瞬間數出那堆五十甚至六十多個骰子的數目,而且遠在宣佈這個勝數之前,早已對誰輸誰贏瞭如指掌。(16)

近一百年前維沃勒爾斯關於澳門的文獻是有趣的,可以讓研究這座地處中國并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的歷史學家們利用。這是一部有意義的著作。因為它還鮮為人知,人們也難以讀到,所以我們認為應當用這篇文章把其中的一些資料加以發表。皮爾雷·豐森(Pierre Foncin)在為自己的著作所寫的序言中指出:“……看過這一切之後,我們怎能忘記黃埔的稻田和泥塘;怎能忘記澳門這座古老的葡萄牙城市,在藍天驕陽下,它鬱鬱葱葱,城隍之內凝聚著輝煌的往事;還有上海,一座地處遠東但充滿歐洲氣息的城市……。”(17)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應當重溫一下近一百年前的這些看法。

喻慧娟 譯

從香山遠眺澳門(設色版畫19×12.5cm)
佚名約繪於1840年

【註】

(1)《席勒與歌德通訊集》1794-1805,Lucien Herr翻譯,巴黎,1923,第4冊,頁147,第805信。

(2)卡斯特朗·布朗科·沙維斯:《18世紀葡萄牙的遊記作品及其在歐洲的反應》,里斯本,1977,頁11:“總之,旅行家們帶著已有的偏見進入西班牙。可以説,他們是為證實和説明在其觀察和分析之前就已有的論點來搜集例子的。於是,他們把兩個民族描繪成迷信、狂熱、落後、野蠻和愚蠢得可笑的人們。同上,頁13。

(3)原稿缺此條註釋。

(4)吉爾貝托·弗雷依雷(Gilberto Freire):《豪宅與茅屋》,第3版,1938,里約熱內盧,頁25。

(5)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澳門的歷史時代》,澳門,1966,頁203-216〔澳門資料,第23期〕。

(6)文德泉(Manuel Teixeira):《一位美國女士眼中的19世紀的澳門》,澳門,敎育及文化司,1981。

(7)高美士,上述作品頁203。

(8)《卡蒙斯學院通訊》,澳門,7(2),1973年夏,頁171。

(9)文德泉,《澳門的士兵》,澳門,1975,頁78-9。

(10)若澤·馬利亞·費雷依拉·德·卡斯特羅(José Maria Ferreira de Castro)《世界之變化》,里斯本1942頁480。

(11)若阿金·帕索·德·阿爾科斯(Joaquim Paço de Arcos),《我的一生和我生活時代的回憶》,里斯本,1973,第1冊,頁241。

(12)若澤·馬利亞·費雷依拉·德·卡斯特羅,上著,頁477。

(13)查爾斯·博克塞(Charles Rulph Boxer),《1662年6月24日,葡萄牙人的功績》,〔殖民部通訊〕,(15),1926,頁123-124。

(14)維沃勒爾斯在注釋中説合1900年時的500,000法郎。

(15)作者在多處使用葡萄牙語。

(16)若澤·馬利亞·費雷依拉·德·卡斯特羅:上著,頁484。

(17)對維勒爾斯《古老中國及其資料》的轉載均據1902年巴黎阿爾蒙特科林版本。皮爾雷·豐森的描述在該版頁9。

*Fernando Castelo Branco:里斯本盧濟塔尼亞人大學歷史系敎授,里斯本地理學會領導小组成員,圖書館館長,里斯本科學院、歷史和美術學院院士,海事學院副主席和海事歷史研究會主席,梅內塞斯布拉岡薩學院通訊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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