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屈大均與澳門

湯開建*

明清之際,在嶺南眾多的知識精英中,屈大均無疑是最傑出的一位。屈氏一生以“反清”為志業,一息尚存,其志不懈。為了“反清復明”的大業,他周遊各地,觀察山川,聯絡志士”(1),故出榆關,瀏覽遼東西;駐吳下,遍訪江淮浙,秦晉魯鄂,粵中十郡無不為屈氏所觸目關注。即使是僻居海隅彈丸黑子的澳門,在屈氏的眼中與筆下,亦具有不同尋常的地位。

屈大均對澳門的特殊關注

明中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澳門問題開始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始有龐尚鵬,吳桂芳,後有郭尚賓、張鳴崗等(2),在他們的文章著作中都留下了關於澳門的珍貴記載。然而,這些文章對澳門的記載大都圍繞着一個中心,即澳門的存留,故對澳門的關注瞭解均表現得較為片面。

屈大均,這位兼詩人、學者於一身的“反清”鬥士卻對澳門投入了特殊的關注,其對澳門認識之深,瞭解之全,當為澳門開埠以來的第一位中國人。如作一較詳細的統計,屈氏筆下有關澳門的記錄共有:《廣東新語》卷二之<澳門>專文,約1,400字;《廣東新語》其他各卷中有關澳門及西洋夷人條目20條,約2,500餘字;《翁山詩外》有以<澳門>為題的詩6首,其他吟詠澳門及澳門相關的詩9首。這一關於澳門記錄詩文之量,可以説,為明中葉以來華人記述澳門私家著作之冠,也就是説,屈大均是自明以來記錄澳門文字最多的人。下面將屈氏所作澳門文與詩全部迻錄如次。

屈大均(1630-1696)

凡番船停泊,必海濱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番互市其中。嘉靖間,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蠔鏡為澳。蠔鏡在虎跳門外,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灣,海水環之,番人於二灣中聚眾築城。自是,新寧之廣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門,東莞之虎頭門、屯門、雞棲諸澳悉廢,而蠔鏡獨為舶藪。

澳門油畫家李瑞祥1995年作品:屈大均與《廣東新語》(布版油畫25×18.3cm)

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一嶺如蓮莖,踰嶺而南,至澳門則為蓮葉。嶺甚危峻,稍不戒,顛墜崖下。既踰嶺,遙見海天無際,島嶼浮青,有白屋數十間在煙霧中,斯則澳夷所居矣。六十里至關,關外有番百餘家。一寨在前山,巅有參將府,握其吭,與澳對峙。澳南而寨北,設此以御澳奸,亦以防外寇也。

初至一所曰青洲,林木芊鬱,桄榔、檳榔之中為樓榭,差有異致。又十里至澳。澳有南臺、北臺。臺者,山也,以相對,故謂澳門。番人列置大銅銃以守。其居率為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菓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己居樓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為嫌。

山頂有一台,磴道橫貫,常登以望舶。其麓有東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餘丈若石樓,雕鏤奢麗,奉耶穌為天主居之,僧號法王者司其敎。凡番人有罪至寺,法王不許懺悔,即立誅斬;許懺悔,則自以鐵鈎鈎四體,血流狼藉,以為可免地獄之患。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聽僧演説。寺有風樂,藏革櫃中不可見,內排牙管百餘,外按以囊,噓吸微風入之,有聲嗚嗚自櫃出。音繁節促,若八音并宣,以合經唄,甚可聽。有玻璃千人鏡,懸之,物物在鏡中。有多寶鏡,遠照一人作千百人,見寺中金仙,若真千百億化身然者。有千里鏡,見三十里外塔尖,鈴索宛然,字畫横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有黑紙渣浮出,其淡者如畫中微雲一抹,其底碎光四射,如紙隔華燈,紙穿而燈透漏然。有顯微鏡,見花鬚之蛆,背負其子,子有三四,見蟣虱毛黑色,長至寸許若可數。又有自鳴鐘、海洋全圖、璇璣諸器。花則貝多羅·丁香,禽則紅白鸚鵡、幺鳳倒掛,獸則獴、短狗以為娛。

人以黑毯為帽,相見脱之以為禮,錦裹身,無襟袖縫綻之製。腰帶長刀,刀尾拖地數寸,劃石作聲。其髮垂至肩,紺緣螺蜷,鬅如也。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與唐人稍異。其侍立者,通體如漆精,鬚髮蓬然,氣甚腥,狀正如鬼,特紅唇白齒略似人耳。所衣皆紅多羅羢、辟支緞,是曰鬼奴。語皆侏不可辨。每晨食必擊銅鐘,以玻璃器盛物,薦以白氎布,人各數器,灑薔薇露、梅花片腦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下不用,曰此為觸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擊生雞子數枚啜之,乃以金匕割炙,以白氎巾拭手,一拭輒棄置,更易新者。食已皆臥,及暮乃起,張燈作人事。

所積着西洋貨物,多以婦人貿易,美者寶鬘華襔,五色相錯,然眼亦微碧。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計,承父資業,男子則出嫁女子,謂之交印。男子不得有二色,犯者殺無赦。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慾,與法王生子,謂之天主子,絕貴重矣。得一唐人為婿,舉澳相賀,婿欲歸唐,則其婦陰以藥黧黑其面,髮卷而黃,遂為真番人矣。

澳門多富,西洋國歲遣官吏治之。諸舶輸珍異而至,雲帆踔風,萬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載白金鉅萬,閩人為之攬頭者分領之,散於百工作,為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歲得繞益。

向者海禁甚嚴,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陰與為市,利盡歸之,小民無分毫滋潤。今亦無是矣。(《廣東新語》卷二<地語·澳門>)

濠畔之肆,佛山、澳門之肆,其為靈臺之蝥賊者不可數計。(卷二<地語·四市>)

出澳門,其水純黑,至瓊海則藍。其分界處水,一藍一黑相雜,舟人謂之海。蓋水積厚則純黑如靛,以鹹故兼碧色,淡則黃白。(卷四<水語·海水>)

予詩:南海多玄國,西洋半黑人。謂此,予廣盛時,諸鉅室多買黑人以守户,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廝。其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鬈而外。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月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徏,嗜慾不通,亦謂之野人。(卷七<人語·黑人>)

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於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萬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嬴利。(卷十四<食語·穀>)

荼蘼露,……以大西洋所出者為美。大西洋天氣寒時,荼蘼始花,露凝花上,晶瑩芬鬱若甘露。……澳門番女得之,以注飲饌,或以霑灑人衣。(卷十四<食語·荼蘼露>)

東粵之綿布,良苦不一,……故廣州人驗死者以為面衣,是曰西洋布。來自番舶者為真。(卷十五<貨語·棉布>)

閩粵銀多從番舶而來,番有呂宋者,在閩海南,產銀,其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故閩粵人多賈呂宋銀至廣州,攬頭者就舶取之,分散於百工之肆,百工各為服食器物償其值。(卷十五<貨語·銀>)

玻璃來自海舶,西洋人以為眼鏡。兒生十歲,即戴一眼鏡以養目光,至老不復昏矇。又以玻璃為方圓鏡,為屏風。(卷十五<貨語·玻璃>)

廣之線紗與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緞、光緞,皆為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予<廣州竹技詞>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卷十五<貨語·紗鍛>)

舊例:貢舶三艘至粵,使者奉金葉表,入京朝貢,其舶市物還國;次年三舶復至迎敕,又市物還國;三年三貢。或五年一貢,一貢則其舶來往三度,皆以澳門為津市。(卷十五<貨語·諸番貢物>)

粵有番刀,有曰日本刀者。……刻漢字或八幡大菩薩,單槽、雙槽者,澳門多有之,以梅花鋼、馬牙鋼為貴。……刀頭凡作二層,一置金羅經,一置千里鏡,澳夷往往佩之。……外有紅毛西洋諸刀,鏤鑿亦異,其割食者,首以珊瑚琥珀嵌之,柄以金珠古窑器片鑲之,率奇瑰奪目,輕薄如紙可割裁,充文房佳器。(卷十六<器語·刀>)

其曰西洋大銅銃者,重三千斤,大十餘圍,長至二丈許,藥受數石,一發則天地晦冥,百川騰沸,蟄雷震燁,崩石摧山,十里之內,草木人畜無復有生全者。紅毛擅此大器,載以巨舶,嘗欲窺香山澳門,脅奪市利。澳夷乃倣為之,其制比紅毛益精,安置南北兩臺,以守要害。發時以銃尺量之,測遠鏡度之,無不奇中,紅夷乃不敢犯。(卷十六<器語·大銃>)

澳門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夷,性多黠慧。所造月影、海圖、定時鐘、指掌櫃,亦有裨民事。其風琴水樂之類,則淫巧詭僻而已。至如機銃,名覿面笑,弢藏於衣衱之中,而突發於咫尺之際,殺機不測,良可寒心。其制也,小石如豆,齧庋函外,鐵牙摩戛,火透函中。蓋皆精鐵分合而成,分之二十餘事,邈不相屬;合之各以牝牡橐籥相茹,納紐篆而入蝸户。栝轉相制,機轉相發,外以五六鐵之,大四寸,圍長六七寸,以帶繫置腰間。帶有銅圈,可插機銃二十枚,鉛彈亦懷於身,用時乃入。彈重八九分,用止二枚不可多,多則壞銃。危急時,一人常有二十銃之用,百不失一,此亦防身之奇技也。(卷十六<器語·機銃>)

粵之席,以西洋茭文者為上,其草隨舶而至,澳人得之亦能織,然皆複而不單。單者作細方騰斜紋,惟西洋國人能織。(卷十六<器語·席>)

洋舶之大者,曰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一婆蘭三百斤,番語也。次牛頭舶,於獨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舶,於牛頭得三之二;次料河舶,於三木得三之一。底二重,……桅凡三。凡上舶容人千餘,中舶數百,皆有舵師、曆師,然必以羅經指南。每舶有羅經三。……其人為西南諸番將卒工商之屬,一一凶狠,海寇皆莫敢近。(卷十八<舟語·洋舶>)

澳門有西洋鸚鵡,大紅者內毧毛黃,大綠者內毧毛赤,每抖擻其羽,則赤者為黃,綠者為赤,表裏俱變。有純白者五色者,翅尾作翠縹青黃裏白腹者,皆來自海舶。……鐵了品最下,一名了哥,亦曰哵哥,亦曰哵哵,常有畜者,番酋以多金買取。哵哵言,我漢禽不願入番,遂不食而死。……倒掛鳥喜香煙,食之復吐,或收香翅內,時一放之,氥氳滿室。……其出西洋國至澳門者,以銀十字錢四五枚可易其一。(卷二十<禽語·鸚鵡>)

,似狸,高足而結尾,有黃白黑三種,其產於暹羅者尤善捕鼠。澳門番人能辨之,常以易廣中貨物。番人貴畜而賤人,視獴不啻子女,臥起必抱持不置。吾唐人因其所貴而貴之,亦何心哉?(卷二十一<獸語·獴>)

蠔鏡澳多產番狗,矮而小,毛若獅子,可值十餘金,然無他技能,番人頗貴之。其視諸奴囝也,萬不如狗,寢食與俱,跪必先飼之,坐與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語曰:“寧為番狗,莫作鬼奴。”(卷二十一<獸語·番狗>)

廣中近多碩鼠,狀如兔,色白,嗜食芭蕉、蕹葉,四十日一胎,子產一日即受孕。番舶至,購以重金。蓋廣中無兔,且無白兔。(卷二十一<獸語·碩鼠>)

西洋蓮蔓細如絲,朱色,繚繞籬間,花初開如黃白蓮十餘出,久之十餘出者皆落,其蕊復變而為菊,瓣為蓮而蕊為菊,以蓮始而以菊終,故又名西洋菊。有時更從殘萼吐花,纍三四重經月不謝。其花始則一大者變為一小者,繼則一舊者變為一新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五,花花不窮,蓋花之善變而不失其本者也。其種來自西洋,廣人多雜以玉繡毬薔薇凌霄等花,環植庭除,開時諸色相間,謂之天然錦屏。(卷二十七<草語·西洋蓮>)

屈大均所作澳門詩

屈大均所撰有關澳門詩俱見於《翁山詩外》(3),并收入印光任、張汝霖之《澳門記略》中,後者則署名“釋今種”。

澳門(六首)

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

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

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

肘腋敎無事,前山一將功。

南北雙環內,諸蕃盡住樓,

薔薇蠻婦手,茉莉漢人頭。

香火歸天主,錢刀在女流。

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

路自香山下,蓮莖一道長。

水高將出舶,風順欲開洋。

魚眼雙輪日,鰍身十里檣。

蠻王孤島裡,交易首諸香。

禮拜三巴寺,蕃官是法王。

花襔紅鬼子,寶鬘白蠻娘。

鸚鵡含春思,鯨鯢吐夜光。

銀錢幺鳳靈,十字備圓方。

山頭銅銃大,海畔鐵牆高。

一日蕃商據,千年漢將勞。

人惟真白氎,國是大紅毛。

來往風帆便,如山踔海濤。

五月飄洋候,辭沙肉米沉。

窺船千里鏡,定路一盤針。

鬼哭三沙慘,魚飛十里陰。

夜來咸火滿,朵朵上衣襟。

望洋台

浮天非水力,一氣日含空。

舶口三巴外,潮門十字中。

魚飛陰火亂,虹斷瘴雲通。

洋貨東西至,帆乘萬里風。

西洋菊

枝枝花上花,蓮菊互相變;

惟有西洋人,朝朝海頭見。

荼蘼花(二首)

南海荼蘼露,千瓶出此花。

酡顏因白日,靧面即紅霞。

色著霑衣客,香歸釀酒家。

摘防千手損,朵朵刺交加。

玫瑰同名族,南人取曬糖。

全添紅餅色,半入綠樽香。

露使花頭重,霞爭酒暈光。

女兒兼粉果,相餽及春陽。

茉莉(二首)

未開先食蕾,蟲細若飛絲。

葉底紛如雪,香宜月上時。

欲花先摘葉,葉少始花多。

向夕沾人氣,香如膏沐何。

玻璃鏡

誰將七寶月,擊碎作玻璃。

絕勝菱花鏡,來從洋以西。

鑄石那能似,玻璃出自然。

光含秋水影,尺寸亦空天。

謝西洋郭丈惠珊瑚筆架(二首)

何年沉鐵網,海底得枝枝。

以此為鈎好,偏於掛鏡宜。

親勞如意擊,重向玉臺貽。

才愧徐陵甚,難為筆架時。

分來烽火柏,持作筆床先。

小架宜斑管,長書得錦箋。

歸憑纖手潤,益使大紅鮮。

未有瓊瑤報,殷勤奏短篇。

屈大均的澳門詩同其澳門文多為一個內容兩種體裁,或可説,詩為文而作,亦可説文為詩而銓,可以判斷,屈氏關於澳門的詩與文大約均為同一時期的作品。

屈大均赴澳門之年代

屈大均生前所作詩文及刊刻著作大多未署明時間,這一點給後來的研究者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在屈大均現存作品中,無一文明確稱其到過澳門,在其所作澳門詩文中,亦無一處注明其寫作時間。因此,關於屈大均是否去過澳門及甚麼時候去澳門,亦成為研究者的一大難題。近人汪墉叟《澳門雜詩》載:

世局滄桑一剎那,當年遺老渺山河。

風流文采無人問,搔首斜陽感慨多。

其自注云:“明末諸遺老多為澳門之行,墨井、跡刪、不偕、獨漉、翁山之外,當尚有之。”(4)翁山為屈大均字,故知屈大均曾有澳門之行。慵叟《澳門雜詩·澳門寓公詠八首》還載:

世亂紛然道釋儒,翁山痛哭淚將枯。

雙灣孤客凄涼甚,未是鴟夷泛五湖。

其自注云:“屈大均有<澳門詩>五首,釋名今種,道名靈一。見朱竹垞《明詩綜》。”(5)

這裡更是説明屈大均不僅有澳門之行,而且還在澳門當過“寓公”,也就是説,屈大均曾在澳門居住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墉叟之公子宗衍先生撰《屈翁山先生年譜》及《屈大均紀事年系》兩種。《年譜》未言澳門行住,反言康熙二十八年(1689)撰<澳門詩>,康熙二十九年(1690)撰<望洋臺詩>(6);《年系》則言康熙二十七年(1688)遊香山至澳門,十一月至肇慶(7)。宗衍先生1938年3月5日致陳垣先生函還稱:

頃遊普濟寺,寺為大汕建,有其自畫像及澹歸丹霞日記,天然、跡删、查伊璜、陳獨漉諸人字幅。其時流人皆集寺中,惜無翁山墨跡耳。(8)

可見,宗衍先生亦認為屈大均曾居澳門,而且,居住在普濟禪院,但斷言去澳門在其晚年。

澳門前輩章憎命先生撰《澳門掌故》,其卷十二<閭巷漫談>載:

望廈之寓賢,昔有方顓愷外,還有屈翁山。蓋翁山亦明末志士也,忽儒忽僧,以隱以逃,與望廈普濟禪院之開山祖大汕法師極友善,故嘗在康熙二十七年居此。(9)

章憎命先生亦將屈氏去澳門定在康熙二十七年,明顯受汪宗衍影響,并無他據。後者如費成康亦接受此説,稱“較晚遊澳的屈大均”。(10)

搜羅考證屈翁山事蹟,當以宗衍先生用力最勤,先有《屈翁山先生年譜》,後又有《屈大均紀事年系》。然其《年譜》及《年系》有關屈翁山與澳門之關係處則多有悖謬。僅舉一例:《年譜》稱,康熙二十五年刻《翁山詩外》十五卷,至康熙二十八年,則將<澳門>詩六首系於其下,還注明<澳門>詩引自《詩外》卷十一。既然康熙二十五年《翁山詩外》已完成并刊刻,為何《詩外》已收入之詩卻至康熙二十八年才完成呢? 這種自相矛盾祇能説明宗衍先生對<澳門>詩的寫作時間完全是一種臆測,并無原始材料。若以宗衍先生所著《年譜》及《年系》來判定屈氏的有關澳門問題,似不太可靠。

既然我們還找不到屈大均去澳門時間的原始憑證,那就祇能求諸屈氏詩文。首先看看《廣東新語》。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稱,《廣東新語》康熙十七年完成。并提出證據:“《詩外》三<讀李耕客、龔天石新詞有作>,為已未(康熙十八年,1679)客金陵之作,有‘交廣春秋我亦成,南方異物多經營’句,乃指《廣東新語》,蓋成於未北上之前。”(11)雖然將《廣東新語》確斷為康熙十七年并不科學,但至少可以判斷,康熙十八年之前,《廣東新語》已完成。奇怪的是,汪宗衍先生既然將《廣東新語》完成時間定於康熙十七年,但為甚麼不提康熙十七年之前屈大均去過澳門呢? 是否他認為《廣東新語》中關於澳門的記錄并非屈氏所親見親聞,因而否認康熙十七年前屈氏去過澳門。據《廣東新語》屈大均<自序>:

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平昔識之於己者,悉與之語。語既多,茫無端緒,因詮次而成書也。(12)

屈氏去世後,潘耒見此書,亦作序云:“(翁山)於是考方輿,披志乘,驗之以身經,徵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語一書。”(13)可見,《廣東新語》中所載之事均有屈氏從書本到實踐的過程,均有徵驗於自己的“身經”、“目睹”。這從《新語》所載的文字亦可獲致證明,如屈氏所記澳門葡人的飲食習慣,葡萄牙人佩帶的日本刀,到廣州來運輸洋貨的西洋船舶及澳門生長的幾種植物,若非親眼所見,親自去調查訪問,怎麼能夠描繪得那樣細緻入神呢? 因此,根據這些條文我們完全可以判斷屈氏是在去澳門之後而將所見所聞付諸文字,《廣東新話》成書時,這些文字亦被收錄其中。這樣,我們即可大致判斷屈大均在康熙十七年前去過澳門。

再證諸《廣東新語》卷二<澳門>一文:

六十里至關,關外有番百餘家:一寨在前山巔;有參將府握其吭,與澳對峙。(14)

行文特色,顯為親身遊歷所記。屈氏當時去澳門時,看見了前山寨還有“參將府”在,這是求證屈氏去澳門時間的一條極有力的證據。《澳門記略》卷上<形勢篇>載:

前山為拊背扼吭地,……其有寨,自明天啟元年始,立參將府。國初因之。康熙三年,改為副將府。(15)

同書卷上<官守篇>亦載:

順治四年設前山寨,官兵五百名,參將領之如故。……康熙三年改設副將。(16)

很明顯,至康熙三年(1664)時,前山已無“參將府”,而是“副將府”,故可知,屈大均遊澳所見應是“康熙三年”之前。

同書同卷<澳門>一文還載:

澳人多富,西洋國歲遣官更治之。諸舶輸珍異而至,……每舶載白金鉅萬。(17)

屈氏<澳門>詩中亦有同類記載:“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山頭銅銃大,海畔鐵牆高。”<望洋台>詩有“洋貨東西至,帆乘萬里風”。(18)這些記載反映屈大均至澳門時看到的是澳門對外貿易十分繁榮,澳門葡人極為富庶。這一切都祇能是清禁海之前的事。禁海以後,澳門貿易衰微,居澳葡人陷入極為貧困的狀況。從康熙元年(1662)起,有整整兩年時間,澳門葡人沒有進行任何貿易。(19)杜臻稱:“禁海時番舶暫阻,澳人貧困。”(20)康熙十九年(1680)陸希言去澳門記錄當時情況稱:“城無百堵,眾無一旅,家無積粟,淒涼滿襟。”(21)可證,屈大均到澳門應在康熙元年禁海之前。

還有,屈大均所有關於澳門的詩除收入《翁山詩外》之外,還被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收入,而《澳門記略》中所收屈大均詩均署名“釋今種”。釋今種為屈大均出家時法名。順治七年(1650)清兵第二次攻陷廣州,屈大均遂入番禺雷峰海雲寺為僧。直至康熙元年(1662)始蓄髮返儒。(22)有學者認為,《澳門記略》所收屈大均詩全部署名“釋今種”是為了逃避清政府文字獄的“良苦用心”。此説似不太確。首先,屈大均出家為僧在當時來説并非隱秘,釋今種即屈大均在清初知識界來説恐怕是人所共知之事,將屈大均換為“釋今種”,與將蘇軾換為“東坡居士”一樣,沒有多大區別,無法逃避文字獄的檢查。再者,《澳門記略》成書於乾隆十六年(1751),而屈大均的文字獄則正式起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兩廣總督李侍堯的建議後(23)。《記略》之所以收屈大均詩,其主要原因就是,《記略》成書於乾隆三十九年屈大均文字獄之前。那為甚麼要署名釋今種呢? 這正好説明,屈氏所寫的澳門詩正是出家時寫作,當時的署名就是“釋今種”,印、張二人祇不過照原名收錄而已。屈氏出家時間為1650年至1662年,則又映證,屈大均去澳門應在這一時間,即順治七年至康熙元年間。又據《屈翁山先生年譜》,順治十四年(1657)屈大均離粵北上,康熙元年始歸番禺,則又可進一步判斷,屈大均早年赴澳門時間大致可定為順治七年(1650)至順治十四年(1657)間。

汪宗衍先生康熙二十七年(1688)屈大均至香山去澳門之説,并無明確文獻佐證,去了香山,亦不一定就必去澳門,但亦不能排斥屈氏這次去澳門的可能性,屈氏一生多次去過澳門是完全可能的。至於章憎命先生稱:因屈大均“與望廈普濟禪院開山祖大汕法師極友善,故賞在康熙二十七年居此”則更屬無稽,大汕在望廈重修普濟禪院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從安南回國以後之事(24),此後,普濟禪院才奉大汕為開山祖,康熙二十七年時,大汕可以説完全與普濟禪院無甚關係,屈大均到澳門與大汕亦應無關。

屈大均赴澳門目的表微

將屈大均赴澳門的時間定在早年而不是晚年,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及屈大均矢志“反清”的思想亦十分吻合。

屈大均家鄉在廣東番禺沙亭鄉,番禺沙亭位於珠江人海口西北岸,這裡距離澳門尤近,不論從海路還是陸路去澳門都甚為方便。由於這種特定的地理條件,屈大均,這位番禺的青年知識份子,自小就應對澳門這一特殊的土地有所認識。屈氏成長年代,正是明清之際民族矛盾表現得極其尖銳的時代,在其業師著名抗清志士陳邦彥的影響下,年青的屈大均早已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反清復明思想。滿人亡明後,明遺民極希望獲得外國力量的幫助匡復明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和澳門葡萄牙人,故黃梨洲有日本之行。同時,這一時期澳門亦同南明王朝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聯繫,當時的澳葡政府不僅同福王、唐王、桂王幾個小王朝保持外交上的往來,澳門還多次贈送火槍大炮等新式武器支援南明抗清。同時,澳門天主敎會還積極在南明君主中傳播天主敎,使南明王室成員及大臣入敎受洗者不少,甚至還在澳門組織一支300人的葡人軍隊試圖幫助恢復明王朝。直至順治八年(1651)清兵第二次攻陷廣州後,澳門葡人尚未向清政府輸誠歸順。(25)

正因為這樣的政治背景,澳門成了明朝滅亡後明遺民的政治避難所,至1645年時,澳門人口已達4萬人(26),其中大部份為內地不願做滿清順民的漢族志士。在此期間,澳門聚集着一大批反清復明的遺民志士。這一點是毋容置疑的。故順治十四年(1657)陳恭尹、何絳赴澳門,後又從厓門渡銅鼓洋“訪逃避諸遺臣於海外”(27)。雖然,陳恭尹、何絳這一次去澳門時,屈大均似乎并未同行,但同一時期赴澳門的屈大均又何嘗無“訪逃避諸遺臣於海外”的政治目的呢?

從前引的屈氏在澳門的所見所聞有數條尤引人注目,如屈氏對日本刀、西洋刀、大銅銃、機銃、洋舶及望遠鏡等數種用品的記述,其觀察之細緻,記述之詳贍,讀後似讓人觸模到其時耿耿於懷的反清復明的深曲用心。記日本刀,從製作到類別到實用技藝;記大銅銃,從銅銃的規制到威力,到荷蘭人及澳門銅銃的比較;記機銃,則從結構,射法及用途,記述極為精到嚴謹,絲毫無文人述事的虛華矯飾之病。屈大均在澳門花很大的精力對澳門葡人的西洋武器及軍事器械的觀察與調查,除了出於其博物學家對器物的特殊興趣外,應當同其學習西洋技藝,加強反清復明軍事力量的政治目的相關。屈大均雖然沒有在其論著中提出像林則徐“師夷人之長技”的號召,但十分明顯,為了反清復明的軍事需要,作為一矢志反清的戰士,他已在身體力行地學西洋軍事技術,并予以介紹流播,引起人們的重視。“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28),正是他對當時澳門西洋軍事技術的感嘆與欽羡。

還有一點是屈大均與澳門葡人的交往。《廣東新語》卷二<澳門>一文有屈大均對三巴寺的記載,其中不僅對法王、敎徒犯罪的處罰及禮拜、唱詩班等均有較詳記載,而且對藏於寺內的“玻璃千人鏡、多寶鏡、望遠鏡、顯微鏡”均有更細緻描述,除此外屈氏在寺中還看到“自鳴鐘、<海洋全圖>、璇璣諸器”。這可以説明,屈氏同三巴寺內的敎士有一定的交往,如無相當的交往,藏於三巴寺的珍貴物品決不會對一位平民百姓隨意開放。特別是屈氏在文中記述澳門葡人飲食習慣時,從食用器物到餐課裝飾,用餐動作及洗手、擦手、灑香水等記載得極其詳細,可以肯定是他同澳門葡人有多次共餐同桌的機會,才可能描繪的如此準確無誤;“食必以左手攫取,先擊生雞子數枚啜之,乃以金匕割炙,以白氎疊巾拭手,一拭輒棄置。”簡直是當時人拍攝的一張葡人用餐的照片,完全可以反映屈大均同澳門葡人有較深交往的情景。

再從屈氏<謝西洋郭丈惠珊瑚筆架>詩就更能説明,屈大均同澳門葡人的交往決非一般。這位“西洋郭丈”,雖不知其詳細身份背景,但作為一個澳門葡人,同一位中國內地的反清人士,既通書信,又饋贈珊瑚筆架,這在當時實為一極為罕見的事例。屈大均遊歷澳門除“考察山川聯絡志士”的用心外,是否想通過與澳門葡人的交往,借西洋軍隊以幫助其“反清復明”的事業呢? 因前曾有澳門葡人組織軍隊援明之事,屈氏赴澳寄望於故事重演亦是有這種可能。

屈大均記錄澳門詩文的史料價值

由於屈大均是在對澳門進行親自考察之後才撰寫有關澳門詩文,又由於屈大均幾乎對澳門所見的每一件事都進行了仔細認真的觀察調查,所以,屈氏所記澳門的詩文大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首先,我們看看屈氏關於澳門歷史及澳門形勢的記載。對於澳門歷史及形勢,前人已有描述者,屈氏祇用寥寥數筆概而言之,對葡人入澳亦僅以兩句話進行表述,“嘉靖間,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蠔鏡為澳”。然而對入澳過程卻敘述甚詳,第一次有人對澳門半島進行了形象的白描,形如蓮莖的“塘基環”,形如蓮葉的澳門半島,崖嶺危峻,島嶼浮青,掩映在煙霧中的葡人“白屋”,前山寨、關閘、青洲及東、西望洋山均有記述。其中特別是關於關閘以外葡人記載,為其他漢文史料所缺,“六十里至關,關外有番百餘家”。這就是葡萄牙在清初以前,其勢力早已擴至關閘以外之地,有“百餘家”葡人居住在關閘以外的地方。屈氏所見是否有誤呢? 為甚麼其他漢文材料沒有記錄這一事呢? 屈氏所見,可以獲得其他材料的證明。據黃白祿《正敎奉褒》記載,由於澳門葡人與南明王朝的友好關係,1639年福王政府同意耶穌會士畢方濟的請求,將澳門半島西北面對面山下的一塊地作為耶穌會士陸若漢的墓地(29),此地即在今灣仔銀坑一帶。不久,多明我會士和奧斯定會士也乘機侵佔對面山所謂“荒地”,并在那裡修建敎堂和別墅(30)。屈氏所見“關外有番百餘家”當也包括這批侵佔對面山的澳門耶穌會士及葡人。在屈氏記載中澳門的城市建築也頗為生動有趣:

其居率為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菓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己居樓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為嫌。

泰奧多·德里布於16世紀末繪<澳門城市鳥瞰圖>,其中所繪澳門建築與屈氏所言極其相近,一般居屋均為三層樓建築,敎堂和鐘樓則各有不同、三角形、六角形、八角形、圓形、方形,各類建築,無奇不有。(31)由此可證,屈大均所記澳門建築極為真實,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第二,第一次對澳門聖保祿敎堂及澳門天主教法規習俗的記載。

最早記載澳門聖保祿敎堂的是明萬曆十九年(1591)至澳的湯顯祖,其所著《牡丹亭》第二十一齣<謁遇>稱:“一領破袈裟,香山嶴的巴”。第四十九齣<淮泊>又稱:“自三巴到此,萬里為家”。(32)聖保祿敎堂,又名三巴寺,“三巴”即“聖保祿(São Paulo)”的漢譯。該敎堂始建於1580年,規模較小,1589年被火焚燬,不久又照樣重建,1601年再次焚燬。至明萬曆三十年(1602)聖保祿敎堂展開大規模重建,歷時30餘年,至崇禎十年(1637)才正式建成,是當時遠東規模最大的敎堂(33)。湯顯祖所見是初建時的小敎堂,而屈大均所見則是重建後的“大三巴”。故稱在中國文獻中屈大均第一位記錄大三巴寺的作者:

其麓有東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餘丈,若石樓,雕鏤奢麗,奉耶蘇為天主居之。

東望洋寺即聖母雪地殿敎堂(Ermida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1626年建;西望洋寺即海崖聖母敎堂,創建於1622年。三巴寺即聖保祿敎堂,重建完工於1637年,故屈大均遊澳均見。屈氏還首次記錄了澳門天主敎的法規及宗敎習俗,其詩:“禮拜三巴寺,蕃官是法王”。其文:

僧號法王者司其敎,凡番人有罪至寺,法王不許懺悔即立誅斬;許懺悔則自以鐵鈎鈎四體,血流狼藉,以為可免地獄之患。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聽僧演説。(……)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慾,與法王生子謂之天主子,絕貴重矣。

明人文獻中涉及到澳門天主敎者,亦偶一二,但言敎堂刑罰及敎士近女色者,屈氏為先。

第三,對澳門經濟貿易的記錄可補明人記載之缺。

明人關於澳門葡人海外貿易的情況記載甚多,但零散不成系統,屈氏所載亦可補缺:

所積著西洋貨物,多以婦貿易。……澳人多富,西洋國歲遺官更治之,諸舶輸珍異而至。雲帆踔風,萬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載白金鉅萬,閩人為之攬頭分領之,散於百工作,為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歲得饒益。

貢舶至粵,(……)一貢則其舶來往三度,皆以澳門為津市。

    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
    蠻王孤島裡,交易首諸番。
    銀錢幺鳳買,十字備圓方。
    洋貨東西至,帆乘萬里風。

這些詩文都較真實地反映了清禁海前,澳門對外貿易的繁榮。特別重要的是,屈氏還在其<澳門>一文中透露了清禁海以後,平南王尚可喜與澳門葡人私自進行貿易的訊息:

向者海禁甚嚴,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陰與為市,利盡歸之,小民無分毫滋潤,今亦無是矣。

這裡需要説明一下,前證屈大均赴澳門當在順治十四年(1657)之前,而此處卻言海禁之後事,豈不矛盾? 從行文看,屈氏<澳門>一文前面部份均應是其赴澳門後所記錄的澳門見錄,但在《廣東新語》成書時(康熙十七年,1678),將禁海後獲得尚可喜與澳門私市的消息附記文尾,上引這一段文字,即<澳門>一文最後一段文字,當為《廣東新語》成書時補記。平南王尚可喜同澳門關係甚深,澳門在清康熙元年廣東遷界時獲得免遷與尚可喜“與澳彝請命”(34)有關,在禁海其間,尚可喜又命部屬同澳門進行走私貿易,“私造大船,擅出外洋為市,其獲利不貲,難以數計”(35)。屈氏所載,既反映了康熙初年禁海政策對澳門的影響,亦透漏了由於平南王尚可喜與澳門葡人的走私貿易存在,故澳門葡人在清政府嚴厲海禁政策封鎖下仍能繼續生存的原因。

第四,第一位較全面詳細介紹澳門葡人生活習俗及澳門西洋物品的中國人。

關於澳門葡人的生活習俗及澳門西洋物品在明人的著作中雖有一些介紹,但星星點點且語焉不詳。但屈氏的著作卻在這一方面進行較為全面詳細的介紹。

介紹葡人的衣著化妝:“人以黑毯為帽,相見脱之以為禮。錦裹身,無襟袖縫綻之制。腰帶長刀,刀尾拖地數寸,劃石作聲。其髮垂至肩,紺綠螺蜷,鬅如也。(……)所衣皆多羅羢、辟支緞。”“荼蘼露,澳門番女得之,以注飲饌,或以露灑人衣。”“美者寶鬘華襔,五色相錯。”其詩亦云:“薔薇蠻婦手,茉莉漢人頭。”“花襔紅鬼子,寶鬘白蠻孃。”

介紹澳門葡人飲食,前已引,茲略。

介紹澳門葡人女子主家政及男女婚俗:“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計,承父資業。男子則出嫁女子,謂之交印。男子不得有二色,犯者殺無赦。(……)得一唐人為婿,舉澳相賀。婿欲歸唐,則其婦陰以藥黧黑其面,髮卷而黄,遂為真番人也。”其詩亦云:“香山歸天主,錢刀入女流。”這裡極為重要的是,資料告訴我們葡人入居澳門後,很重視同華人的婚配,“得一唐人為婿,舉澳相賀”,且使用各種方法阻止其歸唐,這實為土生葡人源流的極好資料。

介紹澳門的西洋物品則涉及更廣,計有西洋風琴、玻璃千人鏡、多寶鏡、望遠鏡、顯微鏡、眼鏡、玻璃屏風、自嗚鐘、海洋全圖、璇璣、日本刀、西洋番刀、大銅銃、機銃、洋舶、水樂、定時鐘、指掌櫃、月影、羅盤、西洋布、西洋蓆、西洋鸚鵡、獴、番狗、西洋蓮、荼蘼露等數十種,有很多種物品介紹得十分詳細,從形制到結構,從使用到功能,其中有幾種產品即為澳門本土的優質產品,如銅銃、西洋蓆等。屈大均對澳門這些西洋產品的詳細介紹,決不是出於一般文人的獵奇,而是長時期與外來文明接觸的嶺南人所表現出來的一種開放態度,對外來文明的認同與接受。屈大均的這種認同與接受,無疑對中國的文化界及知識界產生一定的衝擊和影響。屈氏的著作刊行後,龔翔麟的《珠江奉使記》、李調元的《粵東筆記》、范端昂的《粵中見聞》、張心泰的《粵遊小記》多徵引屈文;張渠的《粵東聞見錄》、錢以塏的《岭海見聞》,其有關澳門的記錄幾乎全部照搬屈氏之文。更重要的是,乾隆時期成書的被公認為最權威的澳門專著《澳門記略》,不僅將屈氏有關澳門詩全部收錄,而且屈氏有關澳門的文字記錄收入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於屈大均“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談義也博辨”(36),印光任、張汝霖二人編纂《澳門記略》一書時尤對屈大均詩文表現得十分重視,對澳門事物的敘述,往往是先以屈文記載為而後加以補述,足以反映屈大均關於澳門的詩文在澳門史研究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

(1996年10月22日完初稿於暨南園)

【註】

(1)屈向邦《廣東詩話正續編》卷二,香港龍門書店,1964。

(2)參閲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吳桂芳《吳司馬奏議》、郭尚賓《郭給諫疏稿》及《明實錄》等。

(3)散見於屈大均《翁山詩外》卷九及卷十一等。

(4)(5)汪墉叟《澳門雜詩》,戊午冬排印本。

(6)(11)(22)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澳門於今書屋本,1970。

(7)汪宗衍《屈大均紀事年系》。

(8)陳智超編註《陳垣來往書信集》頁47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章憎命《澳門掌故》卷十二<閭巷漫談>,載《澳門日報》1962年10月30日。

(10)費成康《澳門四百年》頁1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2)屈大均《廣東新語·自序》,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

(13)屈大均《廣東新語·潘序》,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

(14)(17)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地語>。

(15)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形勢篇>。

(16)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

(18)屈大均《翁山詩外》卷九及卷十一。

(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卷,中山大學出版社區宗華譯本,1995。

(20)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上,孔氏岳雪樓影鈔本。

(21)陸希言《墺門記》,載《香港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第三冊,1961。

(22)《清實錄》卷九七。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戊午及已未條。

(23)陳恭尹《獨漉堂集》頁547<乙亥元日送石公泛海之交趾説法>,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又澳門普濟禪院祖堂有一對聯:“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日照蓮峰”,意即大汕在修廣州長壽寺及清遠飛來寺後至澳門修普濟禪院。

(24)方豪《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上冊載焦璉、丁魁楚、龐天壽、王太后、馬天后、王后,皇子慈烜及瞿安德等各傳,中華書局,1988。

(25)《明清史料》丙編第四冊<廣東巡撫李棲鳳帖>。

(26)博克塞《貢薩洛·西颽拉·索薩船長的使團》及文德泉《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敎四百年》,1964,澳門。

(27)陳恭尹《獨漉堂集》頁21,<增江前集序>及《澳門雜詩》頁9。

(28)屈大均《翁山詩外》卷九<澳門>。

(29)黃伯祿《正敎奉褒》,光緒三十年上海慈母堂第三次排印本。

(30)費成康《澳門四百年》頁128,上海人民出版,1988。

(31)泰奧多·德里布<澳門城市鳥瞰圖>,載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三、十四期頁27,1993。

(32)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十一齣<謁遇>及第四十九齡<淮泊>,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33)章憎命《澳門掌故》之<大三巴牌坊詳考>、《澳門日報》1959年9月連載。

(34)尹源進《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下康熙元年冬十一月請定澳彝去留條。

(35)郝玉麟《廣東通志》卷六二吳興詐<議除藩下苛政疏>,雍正九年刊本。

(36)屈大均《廣東新語·潘序》。

*湯開建,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所港澳文化研究室主任,歷史學敎授。

(1996年10月22日完初稿於暨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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