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美士是一個罕有的範例：他將自身的所有活動無私地奉獻，對自己加以磨煉，并力圖同他人分享其文化體驗，不作任何保留。例如，他本人是一個音樂迷，想耐心地在澳門創造一種良好乃至熱烈的氣氛，可以收聽到優秀的音樂作品，因此，他從自己的休息和文學創作中抽出很多時間，通過本地電台，製作和評述音樂會的音樂節目。他是澳門土生葡人文化名副其實的倡導者。他的故土則是他寫作的巨大靈感。他是敎育家：他以在澳門各校敎書開始其職業生涯，而其為人師表的身份終其一生從未間斷，儘管他後來擔任公職不能在學校執敎授課。任何想親臨聆聽他淵博的敎誨的人，都可以成為他的學生，對學生他總是傾囊相授。
表面上看，他是一個內向而寡言的人，他想得多而説得少。然而他一旦信任對方并對其有好感，其思想的閘門則會打開。聽他言説則是一件快慰人心之事。他的觀察極其細微，足以分辨他人誠實思想的平庸性或庸俗性。我從未感到過他會因其智識的高超或知識的廣博而盛氣凌人，貶低他人，恰恰相反，祇要他感到他人的弱小，祇要這種弱小是樸實的表現而非平庸者故作姿態的傲慢，他便會平心靜氣用一種交談的言調以使雙方都感到不落俗套。同他總是有話題可談，他有能力從一無可説之處引出一種令人愉快的熱烈交談的話題。
我懷着眷戀之情想起無數次同他相遇的情景，幾乎已是黃昏，他從家裡出來走向辦公室。那是在何東大廈二樓，音樂文化聯誼會(Círculo de Cultura Musical)的總部就設在該處，他主持了幾年澳門代表處的工作。出於偶然，我們相會的地點幾乎總是在商業協會前面。我們因避雨或酷熱的陽光而在澳門電力公司大廈的門廳前相遇，於是便交談起來，有時超過一個小時以上，但對於我來説還是顯得太短了。他對我非常信任，講述他有關真實的、虛假的和隨波逐流的文化現象的思考，簡直如數家珍，觀察敏銳，表述準確。儘管在其內心深處的隱秘中，對有關人物的思考也決不粗俗，儘管這些人不值得他太多的關注：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他們應有的位置上，祇要每個人安份守己就毫無問題。他既不對其作品又不對其本職工作進行吹噓，祇要他覺得做了一些對他人有益的事就感到滿意了。我從不感到他“趨附於毫無價值的褒獎”，更非追逐聲名地位，而後者在世界上比比皆是。我也從未見他追求宣傳，儘管他值得這樣做。有些剛剛來到澳門的人聽人説起高美士有如説起一個神話，然而并非所有的人想去結識這樣一個實際上為了文化而生活的人，從前這些文化失落於街頭，同與之毫無關係的一些粗俗的東西混合在一起，而有些人則將它(文化)視如珍寶。
高美士領導過一個澳門的文化機構，雖然資源有限因而規模不大，卻可以看作是現今頗具規模的澳門文化司署的前身。這便是賈梅士學院(Instituto de Luís de Camões)，他對此傾注了作為文人和學者的全部愛心，其最為持久的活動是出版一種《學報》(Boletim)，這個學報乃是文化的珍貴寶藏，由國際文化界重要的人物共同協作而成，為此刊物留下了極有價值的成果。學院設在何東大廈一間極其簡陋的辦公室裡，而辦公室設備則更為簡陋。就在這間令人肅然起敬的房間裡，他以東方人的忍耐力完成了一部吸引了國際文化界精英的作品，這些精英樂於自己的名字同這個刊物的響噹噹的名字聯繫起來。在一個某些新來的人抱怨澳門是一個文化沙漠的時期(在此時期他們也應對文化缺乏興趣而負上責任，他們除了嘴上説説，文化在他們看來不值甚麼)，卻有一份(若是沒有更多份的活)在世界任何地方均上得高檔次的文化出版物。為保持刊物和水準，高美士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通信，或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在國際上比他在本地更為知名，并不是由於本地不敬重他或不瞭解他的精神世界，而是因為他的謙遜、孤獨和他特別好學不倦的精神，將他同普通人眾隔開了，并使他對宣揚自己的聲名和文化成就毫無興趣。
當時，里斯本有兩家頗有名的傳播優秀音樂的機構：音樂文化聯誼會和樂社(Sociedade de Concertos)，這兩家機構在其管理層中有着極具社會影響的睿智人物。這兩家機構向所有人開放，真正做到民主：從數量上看，儘管比起今天擴大到如此規模的水平巳可謂微不足道，我們卻可以聽到鋼琴家貝克豪斯(Backhaus)、傑瑟金(Gieseking)和魯賓斯坦(Rubinstein)的名字；大提琴家蘇吉亞(Suggia)的名字；小提琴家蒂博(Thibaud)的名字；歌唱家伊莉莎白·史華茲克普(Elisabeth Schwarzkopf)和維多利亞·德·露絲·安傑勒斯(Victoria de Los Angeles)(她在里斯本開始了她成功的職業生涯)的名字。我可以舉出許多令我銘刻肺腑的藝術家(我不能忘懷偉大的鋼琴家阿爾弗萊德·克托〔Alfred Cortot〕，他已經很老了，在鋼琴演奏上技藝高超，但他還演奏其他樂器，我再未聽到過)。這兩個音樂機構給葡萄牙帶來了為數極多的藝術名家。此外，它們在各省的城市和海外設有代表處，因此，當這些藝術家沒有其他合約必須抓緊履行的，便去所有人都能到的較遠的音樂廳進行演奏。不幸的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這一切都結束了：一些卓越的領導人物的年老力衰和大演奏家開始要求不可容忍的報酬因而難以聘請他們是其中的兩個原因。這確實是一個失去了的卓越的文化政策時期，今日再不可能重現，因為，當文化變成了一種消費品時，就降低到與洗衣機和其他家用電器相當的水平上了，甚至降低到作為獎品的“豪華”轎車的水平上了。
澳門有音樂文化團體的代表處，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僅僅當藝術家們有合約到香港演出時才會路過，而且至澳門的旅行僅僅是一種忙裡偷閑罷了。儘管如此，他們所作的演出毫無例外均有總督到場，音樂會更是社會各階層聚會的愉快場所。加入音樂文化聯誼會像在葡萄牙一樣，極其簡便易行，同時，通過對一種文化表現形式和共同愛好而實現社會的平等化這麼一條有益的規則。在音樂會中場休息時甚至在散場後，大家像在里斯本那樣，會聚在一起，交流對音樂會的印象，發表經驗性的或基本的看法，所有的人都盡興而去。高美士總是場場必到，對演出作出評論，同所有的人健談(那是所有的人均在澳門相識的好時光!)。但對於高美士來説，這僅僅是他夜晚生活的第一幕。在何東大廈的頂層，高美士為藝術家們準備了晚餐，并舉行一個聚會，為此高美士會邀請一兩個朋友。我有幸多次被邀，對於這些聚會我保留着深長的記憶。晚餐極為親切，不拘禮節，氣氛輕鬆。高美士必須嚴格節食，他祇吃必要的一點兒來陪伴客人。席間總是有熱烈而充滿趣味的談話。高美士精通英語和法語，還懂德語和意大利語，因此，他可以同大部份藝術家用他們的母語交談，這給晚會增添了特殊的興味。已經很晚了，他毫無倦意地收拾房間，臉上流露出特別的興緻。當他與藝術家在一起時是非常融洽的。因為他在骨子裡也是一個藝術家，或許，這些時刻對於他來説，意味着他傾向生命中本應所是的藝術家的一種遙遠的親近，就像他接待那些藝術家一樣。我不知今天何東大廈二樓是怎麼樣的地方，但我相信高美士之魂定在那裡巡視，他曾把該處變成喜愛的工作間。若是房間中沒有同他的生活息息相關令人可以想起的某些物品將是遺憾的事情。
高美士的作品散見各處，某些已經告罄。因此很多人知道高美士之名卻不知他的著作，更不用説所發表著作的名稱了。而當高美士轉去主持《澳門消息報》(Notícias de Macau)時，毫無疑問，這份報紙對本地的文化作出了推動作用，他利用這份報紙發表了一系列極具價值的有關澳門和東方論題的文章，所作文章總共有23篇。這輯《澳門消息選集》(Colecção Notícias de Macau)直至今日依然構成一個寶貴的庫藏，并有助於打破當時那些人所宣揚的澳門乃是文化沙漠的論調。事實上，澳門從來就不是文化沙漠，如果我們注意到澳門的孤立性，并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大部份有能力從事文化論題的人來澳門擔任公職時間有限，便不難以理解這一點。我所提及的這一選集，現已完全告罄——我不知政府的圖書館有沒有完整的藏本——在那個時期這個選集堪稱文化傑作，在此選集上，許多好東西得到發表，而且非常值得再版。那些幾乎把高美士當作神話般人物來指説的人可以借此來熟悉他，并從這個方面來評估他實際上多方面的工作價值。這選集中有一部作品得到再版，則帶有濃厚的文風：中國式。那麼，《澳門消息報》當時所發表的那一組文章中祇差六篇未再發表了。如果説這部出版物未曾取得别的價值的話，則祇需要出版基金賦予它這種價值就足夠了。
高美士的文筆清晰、流暢而又樸實無華。因他語言天賦極高，詞匯量豐富，有時甚至使用生僻詞語，這種詞匯帶有某些特別的古典味。我并非要公佈一份高美士全部作品的名錄，因我沒有材料這樣做，但我依然記得《澳門記略》的翻譯，此書獲重版，印製精美，另一本是珍貴的《葡萄牙語-廣東話詞匯》(Vocabulário Português-Cantonense)，我有幸在一個舊書商處見到，此書同樣值得再版。
1974年後，澳門獲得自治，政府考慮組織新的研究計劃以便更加適合本地的條件，產生了在小學敎育中傳授澳門歷史的想法。因此，請高美士撰寫一部符合此意圖的澳門簡史小冊子。高美士曾是敎師，并從敎小學開始，他除了精通本地歷史之外，乃是此書最理想的人選。不幸的是，他已臨近生命的終點，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雖未表露出來，病痛卻是嚴重的。他信守諾言，直到生命最後一刻，沒有辜負受托的工作(其繼承人領取了工作報酬)。由於他寫作時的身體狀態極差，這部作品未成為他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儘管如此，我認為很值得出版。這切切實實是澳門土生葡人的傑出人物、作家和學者論述其家園歷史的作品，在其簡要的形式中，以通曉易明的語言講述了在這塊彈丸之地上葡萄牙同版圖遼闊的中國共生共存五百年的經歷。若在澳門文化司署的檔案室或敎育司檔案室中找不到這本書，我還存有一份珍貴的複印本，可供澳門文化司署隨時調用。
高美士一生中從未中斷同葡萄牙和外國文化機構的聯絡(他保存着極豐富的書信，這些書信恐怕已因其家中文化傳統的失落而在他死後不幸地失散了)，并收藏了一批珍貴的圖書，其中有的品種是今天極其稀有的。這批圖書的大部份未經書商和收藏家之手而被輾轉收購，高美士謹慎地告知了有關值得購買的作品及何處可能買到的信息。為了這批圖書不從澳門流失，正像曾收購淵博的學者傑克·布拉卡(Jack Braga)的藏書一樣，總督李安道(Garcia Leandro)立即同高美士的妹妹即繼承人進行聯絡商討收購全部藏書事宜。談判漫長而又艱鉅：這位夫人反覆無常，一無定見，并苛求多多。例如：堅持繼續保有關於這批藏書收藏地點和使用的司法管轄權。這顯然并非出於惡意，祇不過對管理的最基本的規則沒有絲毫的觀念而已。最後，直到在這個問題的第一發起人總督李安道退出之後，才有可能達成美滿的結局。但結局依然遵從了總督的意願：高美士的藏書附屬於澳門歷史檔案館，這樣便可以方便將來學者的工作，他們可以在同一個地方找到專門化的文獻和圖書，因這批藏書的大部份是由有關東方和中國的作品構成的。它本身有一點是同澳門一個最重要的文化機構聯繫在一起的，但願上帝不會給未來的日子帶來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狂風暴雨。
在高美士的遺物中，還留下一批極其寶貴的唱片和錄音帶的收藏品，恐怕因年久日深的棄置而損壞了。有人建議他的妹妹將這批收藏品轉贈給澳門電台，她雖是藝術家和音樂愛好者(除此之外，還是演奏家)，卻既不利用這批收藏品，又毫無條件為其兄保存、保養好它們的熱情，比如在一年中的最熱和最濕的季節放到空調房中。她的回答總是千篇一律：“這些東西對於我來説是個伴侶! ”怎麼能反駁? 這位可憐的夫人深深為澳門未來的前景而傷心，她才不在乎所有的遺產遭到破壞，祇要不落到她認為不配享有這些物品的人手中就行。儘管她深愛澳門，但在痛苦之中卻散盡她的財產并遠離了她出身的土地，然而，在其生活的歲月中曾為它貢獻良多。我不知這份音樂收藏是否留在澳門，或在當時是否還保存完好，全部可用。
高美士領導過當時的澳門國立圖書館的工作。我手中沒有素材可以評估他在圖書館的活動，但這件事可以這麼説，由於他天生喜愛閲讀和研究，對於他來説，這一定是理想的工作地點。圖書館的誕生出於一位殷皇子國立中學(Liceu Nacional do Infante D. Henrique)傑出的老師阿澤維多·高美士博士(Dr. Azevedo Gomes)的重視。我甚至有幸在安哥拉認識了他。這圖書館的確是澳門文化史的里程碑，我們可以通過它來理解高美士。
令人好奇的是他在本地文化領域的活動真是各種各樣。在《澳門消息報》任記者，給這份報紙留下了一些珍貴的文章，這些文章自然是留在那些報上了，但未成為更為持久性的出版物。如果如此的話，這些文章該結集出版，以圖長久保存，因此舉實在值得。這些文章的主題總是同澳門及其歷史有關，是他已出版的優秀作品的有益補充。我再次提及當時刊行的著名作品選集，它需要再版，在這個時代，澳門的出版業成績驕人，如此豐富，在某些方面，已超過葡萄牙最好的行家。
他任澳門電台台長的活動充份表明他對音樂文化的神聖崇敬。長時間內他獨自製作一套音樂節目(不幸的是在這個時代那些對輕音樂一無所知的人都登堂入室在“音樂會”上大肆表演，令可敬這個詞在傳統上所具有的意義消失殆盡)，他在這些節目中極力避免平庸——避免庸俗，為那些不讚同我剛剛拒斥過的那種頹唐的人們而製作。他力避那種媚俗的東西，那種人們聽過十遍、百遍而不過為他們搔了搔耳朵并滿足了膚淺的快感的音樂。在他的節目中，你不會聽到一千遍帕瓦羅蒂(Pavarotti)所唱的“我的太陽”(O Sole mio)或任何其他毫無意義的東西。他除了精選節目、贈送優秀作品以充實澳門電台之外，還利用他自己的器材，他收藏了一些有重要意義的歷史性錄音帶，并逐一對他手上掌握的偉大音樂文化作出述評。這是一個水平極高的節目，我不知人們是否像此節目本身所具有的價值那樣去欣賞了它。若是如此，人們對澳門音樂文化的傳播定會打出高分。這些節目在今天祇能是一副“窮酸相”，因為，消費社會創造了白金碟、銀碟和金碟，這些是為老一代的“歌星”或永遠最新潮的“搖滾歌手”(“rockistas”)所灌製的，而後者的歌聲震耳欲聾甚至造成神經損害。如果偉大的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復活并再次譜曲，我想他根本沒可能獲取三種金屬碟中最低等的一種。
高美士的身體是虛弱的。我堅信他對文化工作的熱情使他的生命超出了他的疾患在他停止不動的情況下所允許的程度。他的健康急劇惡化，在他短短的住院期間我曾去看望他兩次。第二次見他時，他靠在枕頭上，表面看來呼吸并不困難，我毫不做作地告訴他，認為他情況不錯。他祇是這樣回答我，重複説：“我很差。”他將“很”字拉得很長，彷彿在強調他靈魂中的預感。就在這夜晚，他去世了。但死去的祇是身體，他的名字。著作，他的模範作用，則開始獲得新生。
高美士，他是澳門本地文化園地高高矗立着的一座里程碑。
平易譯
*Túlio Tomás，敎育家，澳門公立(利宵)中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