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航路開闢後，中西文化交流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一方面，中國文化在來華的天主敎傳敎士直接輸入到西方後，曾在西歐社會，尤其是思想文化界產生很大影響；另一方面，由天主敎傳敎士所輸入的西方文化，對明末清初的中國知識界也產生了新的刺激和影響。而且，通過來明朝和清朝的朝鮮使團的媒介，不少漢字西學書籍從中國傳播到朝鮮。由於朝鮮一直使用漢字，朝鮮知識份子不僅可以直接閲讀這些漢字西學書籍，而且可以通過與中國知識份子的筆談，來具體瞭解已經傳入中國的西學知識。由此可見，早期西學是通過中國而傳入朝鮮的，并對朝鮮知識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西學通過中國在朝鮮的傳播
朝鮮王朝對於西方的瞭解，是在明朝與葡萄牙通交不久。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1520年，作為朝鮮王朝入明朝貢使團通事(即翻譯)的李碩，在回國後向中宗王(1506-1544年在位)報告他在明朝的見聞：
佛郎機國，為滿剌加國所遮攔，自大明開運以來不通中國。今者滅滿剌加國，來求封。禮部議云：“擅滅朝廷所封之國，不可許也。”不許朝見。而其館待之事，無異於他國。其狀貌，有類倭人；而衣服之制、飲食之節，不似人道。中原人以為從古所未見者也。皇帝凡出遊，如韃靼、回回、佛郎機、占城、滿剌加等國之使，各擇二三人，使之扈從；或習其言語，或觀其技藝。(1)
此後一些來明朝和清朝的朝鮮王朝使節，又在中國接觸到西學，從而開啟了西學在朝鮮的傳播。
16至18世紀間，歐洲天主敎的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修會紛紛派遣傳敎士進入中國傳敎。面對著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國社會，耶穌會的傳敎士們在中國採取了知識傳敎的策略。他們藉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來接近中國的智識份子，以打通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來向中國社會傳敎。在一些中國士大夫的合作和協助下，耶穌會的傳敎士們翻譯和介紹了一些西方科技文化以及天主敎敎理的著作。這些漢譯西學書，也被朝鮮王朝使節帶回到他們的國家。
漢譯西學書傳入朝鮮始自17世紀初，1603年，朝鮮王朝使臣李光庭在訪問明朝時獲得一張歐洲地圖并帶回朝鮮，使朝鮮文武官員對西方世界的地理位置第一次有了比較準確的瞭解。朝鮮實學的先驅者李晬光(1563-1628)在看到這幅地圖以及該圖上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所做的序文後，曾在自己的著作《芝峰類説》中有如下的介紹和評價：
萬歷癸卯(1603)，余忝副提學時，赴京回還使臣李光庭、權喜以歐羅巴國輿地圖一件六幅，送於本館〔即朝鮮弘文館〕，蓋得於京師〔即明朝北京〕者也。見其圖甚精巧，於西域特詳，以至中國地方，暨我東八道，日本六十州地理，遠近大小，纖悉無遺。所謂歐羅巴國，在西域最絕遠，去中國八萬里，自古不通中朝，至大明始再入貢。地圖，乃其國使馮寶寳所為，末端作序文記之。其文字雅馴，與我國之文不異，始信書同文為可貴也。按其國人利瑪竇、李應誠者，亦俱有山海輿地全圖，王圻《三才圖會》等書頗採用其説。歐羅巴地界，南至地中海，北至冰海，東至大乃河，西至大西洋。地中海，乃是天地之中，故名。(2)
這是朝鮮知識界對歐洲地理位置的最早的較為準確的記述。然而，李晬光卻同時把利瑪竇在序文中所用的漢字誤認為是歐羅巴的文字，竟稱“其文字雅馴，與我國之文不異，始信書同文。”這一事例也反映出當時朝鮮知識界對於歐洲知識的缺乏。
不久，利瑪竇的《天主實義》漢譯本(1595年南昌初刻，1601年北京重刻)和《交友論》漢譯本(1597年初刻，1601年重刻)又傳入朝鮮。《天主實義》是一部關於天主敎敎義的通俗讀本，《交友論》則是一部論述天主敎道德修養的著作。與這兩部漢譯西書一同傳入朝鮮的還有中國人劉汴、沈遴奇等著的《續耳譚》。李晬光在研讀了這些西學著作後，也在《芝峰類説》中介紹了天主敎及其西學。1606年，許筠作為朝鮮王朝使節在訪問明朝時，曾參觀了北京新建的天主堂，得到天主敎祈禱文<十二偈>。回國後，許筠即專心研究天主敎和西學，并被朝鮮西學徒推崇為輸入基督福音的鼻祖。1631年，朝鮮王朝使節鄭斗源在明朝直接結識了西方傳敎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當時，陸若漢正應明朝登萊巡撫孫元化的聘請，在登州向明朝軍隊練火炮技術。而朝鮮使臣鄭斗源也因遼沈一帶為清兵所據，遂從朝鮮航海到登州登陸然後前往北京。陸若漢在登州見到朝鮮使節，十分高興，即向鄭斗源等人贈送一些西式物品。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
陳奏使鄭斗源回自帝京，獻“千里鏡”、“西炮”、“自鳴鐘”、“焰硝花”、“紫木花”等物。“千里鏡”者能窺測天文，睹敵於百里之外。“西炮”者不用火繩，以石擊之，而火自發。西洋人陸若漢者，來中國贈斗源者也。“自鳴鐘”者，每十二時其鐘自鳴。“焰硝花”即煮硝之碱土，“紫木花”即木花之色紫者。(3)
據其它文獻記載，鄭斗源從登州帶回的西方物品，還有《千里鏡説》、《職方外紀》、《治曆緣起》、《西洋國風俗記》、《西洋國貢獻神威大鏡疏》等西學圖籍。(4)朝鮮使團也以贈書致謝，并派使團譯官李榮後從陸若漢學習天文觀測法、牌將鄭秀吉從陸若漢學習西式火炮操作技術。從此，朝鮮王朝赴北京的使團就成為西學在朝鮮傳播的媒介。
清朝初年，以人質身份赴清朝的朝鮮王朝昭顯世子，在北京滯留期間結識了德國在華傳敎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hall Von Bell)。他在回國前夕，從湯若望處得到一些漢譯西方天文學、數學以及天主敎的書籍和地球儀。不久，朝鮮赴京使團中的韓興一，又從北京得到一冊湯若望編修的新曆。1714年，朝鮮觀象監刊印從清朝得到的《儀象志》及其附圖。
初，觀象監正許遠入燕〔即北京〕購得而來。觀象監刊志以進。書凡十三冊，圖二冊，亦依唐本模出焉。(5)
1720年，朝鮮入清使臣李頤命在北京又結織到西方傳敎士蘇霖(José Soares)和戴進賢(Ignatius Koegler)，即根據自己曾熟讀的《治曆緣起》、《天問略》等漢譯西方天文學書籍中的內容，用筆談形式向他們求敎有關宇宙天文體系以及觀測天象和曆算方面的知識。李頤命回國時還從新交的上述兩位西方朋友處得到不少漢澤西方學術書籍如《三山論學記》、《主制群徵》等書并帶回國內。1743年，朝鮮王朝又遣觀象監官員安國賓與譯官卞重和等人前往清朝從西洋傳敎士戴進賢等人學習“紫氣推步坐向涓吉之法及交食新法。”(6)
1759年，隨朝鮮使團到清朝訪問的洪大容，曾三次進入北京天主堂，目睹天主堂中的風琴、自鳴鐘、渾天儀、遠望鏡、羅盤針等西洋器物，動心不已。他還與擔任清朝欽天監監正的劉松齡(August Von Hallerstein)等西洋傳敎士討論西方天文、曆象、文字、音樂、宗敎、科技等方面的問題。(7)1783年，李承薰隨其父李東郁到北京--
赴燕，聞西洋人所居之館，壯麗瓌奇，多有可觀，隨諸使臣一番往見。則寒暄才罷，西洋人即將《天主實義》數秩，分置各人前，有若茶飯之接待。渠初不展看，納之歸裝。且語及曆象，則西洋人又以《幾何原本》、《數理精藴》等書，及視遠鏡、地平錶等物，贈為贐行。(8)
總而言之，從17世紀到18世紀間，通過朝鮮使團到中國訪問的渠道，有相當數量的漢譯西方文化書籍從中國傳入朝鮮。雖然我們對這一數量還缺乏確切的數據，但已為資料所證實并為朝鮮學者所經常閲讀的漢譯西學書有：利瑪竇《天主實義》、《畸人十規》(即《天主十誡》)、《交友論》、《二十五言》、《辨學遺牘》，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徐光啟合著的《七克》，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和徐光啟合著的《靈言蠡勺》，沙守信(E. Chavagnac)的《真道自證》，馮秉正(J. M. A. M. de Mailla)的《盛世芻蕘》、《聖年廣益》、《三山論學記》，湯若望的《主制群徵》，艾儒略(G. Aleni)的《萬物真原》，高一志(Alfonso Valignano)的《寰宇始末》，這些都是關於天主敎敎義的書籍。此外，朝鮮學者還經常閲讀到的漢譯西方科學技術書籍有：利瑪竇《乾坤體義》，陽瑪諾(M. Dias)的《天問略》，李之藻的《同文算指》，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著的《幾何原本》，艾儒略的《職方外紀》、《西學凡》，熊三拔(S. Ursis)的《泰西水法》，南懷仁(F. Verbiest)的《坤輿圖説》，利類思(L. Buglio)的《西方要紀》，鄧玉函(J. Terrenz)和王徵合著的《奇器圖説》等。(9)這些漢譯西學書從中國傳入朝鮮，刺激了一些朝鮮學者的好奇心，并對一些學者的傳統觀念以衝擊。那麼，當時朝鮮王朝和知識界對於這些漢譯西學又作何反應呢?
朝鮮王朝士人對於西方科技文化的反應
西方科學技術自中國傳入朝鮮以後，即引起朝鮮王朝的重視。如1631年鄭斗源自中國帶入西式火炮時，仁祖王(1623-1649年在位)即下令嘉獎鄭斗源：“覓來西炮，志在禦敵，誠極可嘉。特加一資。”(10)17世紀20年代，朝鮮入清使節許遠又從北京得到西式水統器，另一名赴清朝進賀使李枳也從中國帶回西式鐘錶，於是朝鮮景宗王(1721-1724年在位)即決定仿製西式器械。1723年6月27日--
觀象監啟：請製西洋國水銃器，上〔即景宗王〕從之。本監官員許遠入往燕中得來，乃救火災者也。仍令各軍門造置。(11)
11月6日，景宗王將清朝贈送的“西洋問辰鐘〔轉送〕於觀象監，令新造。〔此鐘〕是進賀使密昌君〔李〕枳回還時清主送於我國者也，其法極精妙，晝夜雨陰，易以推測晷刻。本監啟：請依樣新造。上許之。”(12)1725年底，朝鮮軍器寺也向景宗王請仿製西式火炮，得到批准。到1731年，西式火炮終於造就，據該年九月訓練都監官員向英祖王(1725-1776年在位)報告：“本局新備銅炮五十，紅夷炮二，所載車五十二輻。而銅炮行丸為二千餘步，紅夷炮行丸為十餘里，此實緩急可用者。紅夷炮即我國新製。”(13)按：所謂“紅夷炮”，就是明末傳入中國的西式大炮，由於該炮首先是從被中國人所稱的“紅毛夷”的荷蘭人那裡傳入的，故這種炮也被稱為“紅夷炮”。
朝鮮王朝對於西洋曆法也十分重視。1645年，曾經訪問過中國的朝鮮王朝觀象監提調金堉，即向仁祖王奏請，建議派員到清朝欽天監學習西洋曆法。他説：
黃帝以來，古曆六家之後，至漢武帝時洛下閎造《太初曆》，迄於東漢之末，凡三改曆。自魏至隋改者十三，唐曆八改。五代諸國曆有八家，南北兩宋改曆十一。非但歷久而差，人之所見，各有精粗，故改曆如是之頻也。至於元初郭守敬、許衡等明於曆法，立差甚密，有盈縮遲疾加減之差，以至元十八年辛巳為曆元，至今行用凡三百六十五年，而日月之蝕不甚違錯，可謂後世之巧曆也。然天行甚健，積差日多，昏曉中星，少失躔次，周天之數既滿當變。而西洋之曆，適出於此時，此誠改曆之機會也。但韓興一持來之册，有議論而無立成，蓋能作此書者然後能知此書，不然雖探究十年，莫知端倪矣。中國自丙子、丁丑間已改曆法，則明年新曆必與我國之曆大有逕庭。新曆之中有妙合處，則當捨舊圖新。而外國作曆，乃中原之所禁，雖不可送人請學，今此使行之時，帶同日官一二人，令譯官探問於欽天監，若得近歲作曆縷子推考其法，解其疑難處而來，則庶可推測而知之矣。(14)
仁祖王採納了這一建議，隨後派遣了金尚範、宋仁龍等人到北京從湯若望學習西曆算法。1653年，金尚範即根據湯若望幫助中國所修訂的《時憲曆》，製成李朝的《單曆》，并由孝宗王(1650-1659年在位)頒令從1654年開始在朝鮮實行，從而糾正了過去朝鮮曆書與天象不一致的缺陷。此後，朝鮮王朝還多次派遣有關天文曆法學官員隨赴清使團到清朝學習西方天文曆法學。
西方科學技術和漢譯西學書自中國傳入朝鮮後，對朝鮮知識界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當時，在朝鮮知識界已經形成閲讀漢譯西學書的風氣。18世紀中葉的韓國史學家安鼎福曾經記載：
西洋書自宣祖〔1567-1607年在位〕末年傳來，名卿碩儒無人不讀，與諸子道佛書一樣，為書室之玩。(15)
不過，真正對漢譯西學作出積極反應的人士，祇有以李瀷為代表的少數學者。李瀷(1681-1763)對西學十分熱心，曾系統地閲讀過《天主實義》、《主制群徵》、《七克》、《泰西水法》、《天問略》、《職方外紀》等西學書籍。當時，朝鮮王朝內部黨爭不斷，李瀷在此情況下憤然退出政界，專門致力於西學敎育。正是在他的影響下，他的門人中就有不少人都熱心於西學。他們還將流傳到朝鮮的漢譯書籍匯集編纂成《天學初函》，此書成為當時朝鮮知識界學習西學的基本書籍。李瀷本人也在其所著的《星湖僿説》中，對西方學術多有介紹和評論。
在對待西方天文學方面，李瀷在《星湖僿説》中曾謂：
自古言天有九重者，謂七緯及經星與宗動也，宗動似是北辰天也。凡物動者，必有其宗，其行最疾，統領諸天。近者疾而遠者遲，莫非其帶動，此則愚智皆知也。利氏〔利瑪竇〕謂十二重者，添永靜天及東西歸差、南北歲差也。恨不得如西國視遠鏡而躬親視之也。(16)
可見他對西方天文學的興趣，非同一般。在同書中，他還對西方天文學發出讚嘆：
日天之行，西洋湯若望《主制群徵》曰天陽，西行四刻約應地四百五十二萬里，然則一刻行一百十三萬里。一日九十六刻，則合一萬八百四十八萬里也。又曰物行之速，莫如銃丸〔即炮彈〕。刻之一分行九里，如欲繞地一周非七日不可。〔……〕天度之準地，此無限器可以驗視，憑彼説為據，末知孰為得失。然西洋之術極精，當從。(17)
對於西方曆學，李瀷也給予了較高評價：
今行《時憲曆》，即西洋人湯若望所造，於是曆之道極矣。日月交蝕，未有差謬，聖人復生必從中矣。(18)
肅宗王時期(1675-1720)人金萬重，對於西方地球理論也評價甚高：
曰蓋天、渾天兩説，并行而不相通。自漢楊子雲、張子平，及宋諸大儒，多主渾天。然《唐書·天文志》曰若以為蓋天也，則南方之度微狹；將以為渾天也，則北方之極漸高。祇此一難，自古以來，渾、蓋兩家，未有能解之者。明萬曆間西洋地球之説出而渾、蓋兩説始通，亦一快也。蓋古今之談天者，譬之捫象，各得一體。至西洋曆法，始得其全體。
他還對當時朝鮮知識界不相信西方地球説的人提出批評：
鄒衍九州之説，釋氏四天之論，其意在於開拓童觀、顯明真界，要不可以山經地志求之也。惟西洋地球説，以地準於天，劃地為三百六十度，經度視南北極高下，緯度驗之於日月蝕，其理實，其術核，非但不可不信，亦不容不信也。今之學士大夫，或以其地於球圓生齒環居為疑，此則井蛙夏蟲之見也。(19)
朴趾源(1737-1805)在中國訪問時，也曾與清朝舉人王民皋(字鵠汀)論及地球理論。據他記載是這樣的：
鵠汀曰：“吾儒近世頗信地球之説。夫方圓動靜，吾儒命脈，泰西人亂之。先生何從也? ”余曰：“先生則何信? ”鵠汀曰：“雖未能手拊六合之背，頗信球圓。”余曰：“天造無有方物，雖蚊腿蚤尻、雨點涕唾未曾不圓。今夫山河大地、日月星宿，皆天所造，未見方宿楞星，則可徵地球無疑。鄙人雖未見西人著説，嘗謂地球無疑。大抵其形則圓，其德則方；事功則動，性情則靜。若使大空，安厝此地不動不轉塊然懸空，則乃腐水死土立見其朽爛潰散，亦安能久久停住，許多負載，振河漢而不泄哉? 今此地球面面開界、種種附足，其頂天立地與我無不同也。西人既定地為球，而獨不言轉，是知地之能圓而不知圓者必轉也! ”(20)
由此可見，朴趾源已根據西人的地球説而提出了地球轉動的理論。洪大容(1731-1783)在1765年以隨行武官的身份進入清朝期間，也積極與北京的西方傳敎士接觸。回國後，他即在自家的住宅中設置一室稱“籠水閣”，專門用於安放渾天儀和自鳴鐘，以研究西方的天文以及時制。同時，他也堅持地動説的主張，并親自撰著《籌解需用》三卷以介紹西方的數學。
李瀷還介紹了有關地殼變動、潮水等自然地理方面的學説。關於“地震”，他説：
西國人謂地震，亦地中崩壞而聲震，其説有理。(21)
對於“潮汐”現象，他批評韓百謙説：
韓久庵百謙論海東無潮汐，以人體血脈為比，非也。夫潮隨天而轉，進退隨月盛衰，不易之論也。(22)
對於西洋數學，李瀷完全認同中國徐光啟的看法：
徐光啟《幾何原本》序曰，“算學，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煉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蓋欲其心思細密而已。”此説極是。(23)
李瀷對於西方的醫學也很重視。他在《星湖僿説》中説：
湯若望《主制群徵》云：“有骨有肉形備矣，然必須本熱：為生血、為養氣、為動覺，缺一不可。人備三肢於身內為君，曰心、曰肝、曰腦，而餘肢悉待命焉。今論血所由來，必賴食化，食先歷齒刀，次歷胃釜；粗細悉歸大絡，第細者可以昇至肝臟成血，而粗者為滓。於此之際，存細分粗者脾也，包收諸物害身之苦者膽也，吸臟未化者腎也。脾也、膽也、腎也，雖皆盛血之器，然不如肝獨變結之，更生體性、生氣，故肝貴也。肝以竅體內收半變之糧，漸從本力全變為血。而血之精分，更成血露，所謂變體性之氣也。此氣最細，能通百脈啟百竅，引血周行遍體。又本血一分由大絡入心，先入右竅次移左竅，漸致細微半變為露，所謂生養之氣也，是氣能引細血周身以存原熱。又此露一二分從大絡昇入腦中，又變愈細愈精，以為動覺之氣，乃令五官四體動覺，各得其份矣。凡物不死而生者，有津液與暖熱也，枯而寒則便死矣。人生墜地有此二者受之父母，所謂熱濕二勢是也。熱是本熱，濕津液也。滋養此物者，血也。血由水穀，水穀在胃，其滓下成大小二便，其精者傳入於肝為血。……”其理亦宜耳。(24)
可見，李瀷也認同了湯若望所介紹的西方醫學理論。
朝鮮實學的集大成者丁若鏞(1762-1836)，在青少年時也曾廣泛涉獵過西學著作，特別是姐丈李承薰從北京帶回的各種西學書籍，都被他閲讀過，由此養成他研究西方科學技術的習慣。如他在閲讀到鄧玉函和王徵合著的《奇器圖説》後，即自行設計過起重機器，并安置在水原使用；他曾利用浮力原理，完成了漢江舟橋架設的設計；他還與朴齊家(1750-1806)一起，根據從北京所得的漢譯西方種痘書，在朝鮮首次試驗成功和推廣了種痘法，著寫有《麻科會通》12卷。朴齊家也在《北學議》中提出：若有遭遇海難的西洋船隻漂流到朝鮮海岸，應令沿海的地方官員向西洋人詢問其造船技藝，讓本國工匠仿照他們的技藝造船。因此，沿海的地方官員都應善待西洋人，以便向他們學習西洋技術。他還向國王建議，政府應聘請那些精通利用厚生之道、并在清朝欽天監工作的西洋傳敎士來朝鮮，以便朝鮮士人向他們學習天文、曆學、農桑、醫學、建築、造船、採礦、武器製造等方面的西方科學技術。(25)
對於從北京傳入朝鮮的西洋畫，李瀷對其凹凸法十分讚賞：
近世使燕者，市西洋畫掛在牆上。始閉一眼，以隻睛注視，久而殿角宮垣皆突起，如真形。有嘿突者曰：此畫工之妙也。其遠近長短，分數分明，故隻眼力迷，現化如此也，蓋中國之未始有也。今看利瑪竇所撰《幾何原本》序云其術，有同視以遠近、正邪〔斜〕、高下之差照物狀，可畫立圓立方之度數於平版之上，可遠測物度及真形。畫小使目視大，畫近使目視遠，畫圓使目視球，畫像有
突，畫室屋有明暗也。然則此遠即其突一端耳，又不知視大視遠等之為何術耳? (26)
這種對西洋畫的讚賞同樣也見諸朴趾源的筆端：
今天主堂中牆壁藻井之間，所畫雲氣人物，有非心智思慮所可測度，亦非言語文字所可形容。吾將視之而有電，先奪吾目者，吾惡其將洞吾之胸臆也。吾耳將聽之而有俯仰轉眄，先屬吾耳者，吾慚其將貫吾之隱蔽也。吾口將言之，則將淵默而雷聲。逼而視之，筆墨粗疏，但其耳目口鼻之際與毛髮腠理之間，暈而界之，較其毫分有若呼吸轉動，蓋陰陽向背而自生顯晦耳。(27)
朴趾源對於西洋音樂，也情有獨鍾。據他自述：
今吾入中國，每思風琴之制，日常憧憧於中也。既自熱河還入燕京，即尋天主堂。
他説，雖然他的兩位朋友曾描述過北京天主堂，然皆詳於堂中的圖畫及儀器，卻未言及堂中的風琴：
蓋二公對於音律不甚曉解，故莫能仿佛也。余雖耳審其聲，目察其制，然又文不能盡其妙，最為大恨也。(28)
由此可見，朴趾源對於西洋音樂，醉於感受，卻無法描述這種音樂之妙處。
朝鮮士人對於西方天主敎的反應
對於漢譯的西方天主敎著作，朝鮮士人經常讀到并且言及最多的是利瑪竇所著的《天主實義》。李晬光在《芝峰類説》中説，“歐羅巴國亦名大西國，有利瑪竇者，泛海八年，越八萬里風濤，居東粵十餘年，所著《天主實義》二卷，首論天主始制天地主宰安養之道，次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次辨輪回六道之謬，天堂地獄之報，末論人性本善而敬奉天主之意。其俗君日敎化皇，不婚娶，故無襲嗣，擇賢而立，其俗重友誼，不為私蓄。”(29)由此可見，李晬光對於天主敎還祇是根據利瑪竇《天主實義》一書進行簡單介紹。從介紹中，也可略見他對天主敎基本持肯定態度，尤其相信其“擇賢而立”和“俗重友誼”。或許，這也反映了他厭惡并企圖擺脱當時朝鮮王朝的政治腐敗和殘酷的政治鬥爭的心態。
與李晬光同時代的柳夢寅(1559-1623)，也曾閲讀到《天主實義》。他曾撰文指出天主敎與佛、道兩敎的不同點，但對天主敎的天堂、地獄之説和不事婚娶兩點作出了批判：“有利瑪竇者，(……)著書上、下卷八編，(……)題目曰《天主實義》，言天主上帝也，實者不空也，排老佛之空與無也，(……)語多有理，而天堂地獄有，以不事婚娶為是，烏得免挾在道惑世之罪也哉? ”(30)
李瀷在對待西方天主敎的態度上，卻與其對待西方科學技術有很大的不同。他曾在讀《天主實義》的跋中，陳述了明末東來的西方傳敎士的活動、天主實義之説、基督敎起源、耶穌會的誕生與復活等等，最後則指出其虛妄。他説：“《天主實義》者，利瑪竇之所述也。瑪竇即歐羅巴人(……)皇明萬曆年間與耶穌會朋友陽瑪諾、艾儒略、畢方濟、熊三拔、龐迪我等數人航海來賓，三年始達。其學專以天主為尊，天主者即儒家之上帝，而其敬事畏信則如佛氏之釋迦也，以天堂、地獄為懲勸，以周流導化為耶穌。耶穌者，西國救世之稱也。自言耶穌之名，亦自中古起，淳樸漸灕，聖賢化去，從慾日眾，循理日稀。於是天主大發慈悲，親來救世，擇貞女為母，無所交感，托胎降生於德亞國，名為耶穌，躬自立訓，弘化於西土，三十三年復昇歸天，其敎遂流及歐羅巴諸國。(……)然其所以斥竺乾之敎者至矣，猶未覺畢竟同歸於幻妄也。”(31)李瀷在評論西方傳敎士龐迪我所著的《七克》一書時，認為“七克”即“吾儒克己之説矣。其言曰，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聖賢規訓總為消惡積德之藉。(……)‘七’字即‘己’字之説腳，今《經》中散言驕、吝、食、色、貪、忿之類亦多，此皆‘七克’之義也。但其雜之以天主鬼神之説，則駭焉。若刊汰沙礫、抄採名論，便是儒家者流耳。”(32)由此看來，他已把“天主之説”視為不可接受而應淘汰去的“沙礫”。
正是在李瀷的影響下，其門人中也形成了廣泛閲讀漢譯西學著作的風氣。如安鼎福(1712-1791)就曾系統地閲讀過《天主實義》、《畸人十篇》、《七克》、《真道自證》等漢譯西學書籍，并以自己能成為西學學者而自豪。不過，與其老師李瀷相比，他更加激烈地對天主敎敎義進行了批判。他曾在給李瀷的信中，判斷天主敎的靈魂之説如佛敎一樣，十分虛妄；在與權哲身的信中，他又論及天主敎的天堂、地獄之偽，以及它漠視君臣、父子、夫婦的人倫之害。此後，他又專門著述了《天學考》和《天學問答》兩篇論文，猛烈抨擊天主敎敎義的愚昧與虛妄(33)。
李瀷的另一弟子慎後聃(1702-1761)，也曾系統地閲讀了傳入朝鮮的漢譯西學書籍。他對天主敎敎義，也展開過強烈的批判。1724年，22歲的慎後聃寫下<西學辨>一文，對當時在朝鮮流行的《天主實義》、《靈言蠡勺》和《職方外紀》等西學書的內容逐條地進行批判，否定了天主和天堂地獄的存在。他説：“順理者，自當獲福；逆理者，自當遇禍，豈謂上帝一一下降於人也? ”他還批判了天主敎的靈魂説，認為“魂者，乃依於形而為有，形既亡則消散而歸於無者也。”(34)
無獨有偶，在李瀷的門生系統以外，一些其他的朝鮮士子對天主敎也採取了排斥的態度。如前面提到的朴趾源，曾對西洋的器物文化給予積極的評價和提倡，強調要虛心坦懷地吸收學習。他曾説：“為天下者，如有利民富國者，雖其法出於夷狄，而皆當效之。”(35)但他卻曾根據儒學的辟異端立場，對天主敎的信仰體系展開過批判。他認為所謂的天堂説是“佛氏糟粕之糟粕”，并且將天主敎視作是妖邪的“悖説”。(36)此外，李獻慶所著《天學問答》等書，也對天主敎的理論採取了批判與排斥的態度。
不過，在李瀷的門人和後人中，也有人通過大量閲讀漢譯西學書籍，開始信奉基督信仰。如李瀷門生洪儒漢就曾在反復閲讀漢譯天主敎書籍後自動地信奉天主敎，并燒掉了家中的祭器和祖先牌位。此後，又有李蘖、權哲身、權日身、李家煥、李承薰、丁若銓、丁若鐘、丁若鏞等人，也在研讀《天主實義》等書的過程中，自動地接受了天主敎信仰，在家舉行早晚祈禱，并堅持敎儀數年。1783年，李承薰利用自己作為朝鮮李朝使團成員到中國訪問的機會，在北京天主堂接受了西方傳敎士的洗禮。此後，李蘖以及丁若銓、丁若鐘、丁若鏞三兄弟等人也受洗入敎，他們還定期在金範禹家中舉行信仰聚會，正式進行天主敎的禮拜儀式。另外，李蘖自著有《聖敎要旨》、《天主歌辭》，通過漢文詩歌的形式介紹新舊聖經的內容。丁若鐘則用韓國語著述了《主敎要旨》，為向普通人宣傳天主敎敎義而提供了讀本。不過，這種天主敎的信仰生活并未堅持長久。1785年，朝鮮王朝即開始對堅守天主敎信仰的敎徒進行鎮壓，李承薰、丁若鏞等人相繼放棄了天主敎信仰。丁若鏞後來著文表示與天主敎劃清界線，并謂“臣之得見是書(指各種漢譯西學書)，蓋在弱冠之初。而此時，原有一種風氣，有能説天文曆象之家、農政水利之器、測量推算之法者，流俗相傳，指為該洽。臣方幼眇，竊獨慕此。(……)卒無所得，而乃反繳繞於死生之説，傾向於克伐之誡。”(37)可見，丁若鏞也承認自己年輕時信仰天主敎的荒唐。至此，通過這種朝鮮知識界中的對天主敎的排斥勢力，終於演進為政治上封建政府對天主敎徒的鎮壓運動；而隨著這種鎮壓運動的進行，朝鮮知識界中少數信奉天主敎者，也迅速斷絕了與天主敎的關係。1785年，朝鮮王朝還正式燒掉了弘文館中所藏的有關漢譯西學書籍，并將西學以“邪學”的罪名予以取締。另外，朝鮮王朝為了防止有關漢譯西學書從中國流入國內，還下令禁止從中國輸入一切書籍。從此，漢譯西學在朝鮮的傳播過程暫時中斷，直到鴉片戰爭後才有所改變和恢復。
餘論
上述考察表明，在17至18世紀間，通過朝鮮派往明清兩朝的使團，朝鮮知識界曾與在華的西方傳敎士有著直接的接觸和交流；同時，這些朝鮮使節還從中國帶回大量漢譯西學書籍。這些漢譯西學書籍，對於當時沉醉於儒學性理範疇的朝鮮知識界，不啻是一種新的文化衝擊。所以，不少人帶著好奇的心理去閲讀這些西學書，從而在朝鮮知識界流行起一種閲讀漢譯西學書的風氣。隨著人們對於西學書籍瞭解的逐漸深入，朝鮮知識界對於西學的反應也基本表現為相同的傾向。他們一方面對西方的科學技術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并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一些人甚至積極地研究它；另一方面他們卻對天主敎敎義持有異議，甚至對天主敎敎理展開猛烈的批判。因此，當時朝鮮知識界對於西學所做出的反應，實際上是一種二元論立場，即具體表現為拒“理”(理即天主敎敎義)與受“器”(器即科學技術)之根本差別。
朝鮮知識界之所以出現這種對早期漢譯西學中的“器”與“理”內容的不同反應，這是由當時朝鮮的社會環境與文化傳統而決定的。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16世紀末朝鮮曾蒙受日本的七年侵略(即韓國史上的“壬辰禦倭戰爭”)，17世紀初又曾遭受滿清貴族的兩次軍事征服(即韓國史上的“丁卯胡亂”和“丙子胡亂”)，國家衰敗，所以富國強兵成為不少朝鮮智識份子的迫切願望。於是，一些人積極地鑽研西學，特別關心西方的科學技術，目的正是尋找利器來實現富國強兵的抱負。而儒學的文化傳統，使人們更積極地關注現世，而天主敎卻宣揚拯救來世，所以在李濯等人看來，所謂“天堂”“地獄”之説，完全是愚民惑人的騙術；而天主敎還反對祭祀祖先，這更容易使人們把天主敎視為一種破壞現存社會秩序的邪敎。如宋道鼎就曾説：“大抵竊觀其行事，憑聞其傳説，則其大無道者，無父也，無君也。喪而不服縗，廟而焚其主，此乃有天地有人物所未有、所未聞，窮凶絕悖之舉也。”(38)於此而觀，當時朝鮮智識界極力排斥天主敎就決非偶然了。從這一點看，這與西學在明清時期中國的傳播基本類似。這也表明：在各種文化交流過程中，“理”的吸收往往要滯後於“器”的採用。
【註】
(1)《中宗大工實錄》，“十五年十二月戊戍”條。
(2)(29)李晬光：《芝峰類説》卷2，諸國部，外國。
(3)(10)《仁祖大王實錄》，“九年七月甲申”條。
(4)參據崔昭子：《東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頁286，韓國三英社1987年版。
(5)《肅宗實錄》，“四十年五月癸卯”條。
(6)《英祖實錄》，“二十年五月壬辰”條。
(7)《湛軒書》外集卷七，<劉鮑問答>。
(8)《正宗實錄》，“十五年十一月已卯”條。
(9)參據崔昭子：前引書，頁287。
(11)《景宗實錄》，“三年五月癸卯”條。
(12)《景宗實錄》，“三年十月乙卯”條。
(13)《英祖實錄》，“七年九月辛巳”條。
(14)《仁祖大王實錄》，“二十三年十二月丙申”條。
(15)(33)《順庵集》卷17，<天學考>。
(16)李潠：《星湖僿説》，“十二重天”條。
(17)李瀷：《星湖僿説》，“談天”條。
(18)李瀷：《星湖僿説》，“曆象”條。
(19)金萬重：《西浦漫錄》。
(20)(36)朴趾源：《熱河日記》，“鵠汀筆談”條。
(21)李瀷：《星湖僿説》，“地震”條。
(22)李瀷：《星湖僿説》，“潮汐”條。
(23)李瀷：《星湖僿説》，“技藝”條。
(24)李瀷：《星湖僿説》，“西國醫”條。
(25)朴齊家：《北學議》，“附丙午所懷”條。
(26)李瀷：《星湖僿説》，“畫像突”條。
(27)朴趾源：《熱河日記》，“洋畫”條。
(28)朴趾源：《熱河日記》，<天主堂風琴記>。
(30)柳夢寅：《於于野談》卷2，“西敎”。
(31)李瀷：《星湖僿説》，<跋《天主實義》>。
(32)李瀷：《星湖僿説》，<《七克》評>。
(34)《辟衛編》，<西學辨>。
(35)朴趾源：《熱河日記》，“馬日汛日記”條。
(37)丁若鋪：《與猶堂全書》卷9，<辨謗辭同副承旨疏>。
(38)《辟衛編》，<館學儒生宋道鼎等上疏>。
*陳尚勝，青年學者，山東大學歷史系副敎授，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理事，著有《閉關與開放：中國封建晚期對外關係研究》、《中韓交流三千年》、《中國海外交通史》、《“懷夷”與“抑商”：明代海洋力量興衰研究》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