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即對中國文明的全面知識。儘管葡萄牙是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商務和外交關係的歐洲國家，但漢學卻是葡萄牙文化領域裡被遺忘已久的一個學科。
葡萄牙的漢學起源於澳門，葡萄牙於1556-1557年間在澳門這塊狹小的戰略飛地上定居。澳門自身的歷史，作為名副其實的政治生存契約，往往反映了在行使主權方面脆弱的法律、政治合法性，所以，文化上的表現既為數很少，也反復無常。
然而，耶穌會士創建聖保祿學院，被視為西方在遠東的第一所西方模式的大學，卻是一大例外。
葡國漢學家·費雷拉(Leôncio Alfredo Ferreira，1849-1920)
正如多明戈·毛里西奧所説：“整個17世紀上半葉聖保祿學院的敎師、學生以及休假前來澳門學習語言或過境的傳敎士來來往往、川流不息。”根據人員流動情況，卡爾德拉·雷戈1623年稱該學院“是一所東方最大、建築最宏偉、人數最多的宗敎機構。”(1)學院的主旨應是為在日本和中國傳敎、佈道和培養人材。為了實現這一宏大目標，必須瞭解這些國家的語言和文化。但這一基本戰略并未受到已在澳門立足的耶穌會士的贊同，他們堅持自身文化在道德和知識方面的權威，拒不執行敎會巡視員亞歷山大·瓦利的指令，後者於1585年從果阿致函埃武臘主敎德奧托尼奧·德·布拉干薩，要求強制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
由於可以猜測的原因，瓦利納諾的努力一直收效甚微(2)。在米格爾·盧季里開了先例之後，亞洲的重要性在學術上得以確立，成為佈道和傳敎不可分割的部份。
到過澳門的人有利瑪竇、湯若望、陸若漢、徐日昇、謝務祿、孟三德、安文思等一流人物。
由於1762年彭拜爾侯爵的反耶穌會政策，聖保祿學院被下令關閉，後於1835年1月26日燬於大火。倘若聖保祿學院在文化、敎學和宗敎振興上有特殊的重要性，但在為世俗社會培養下一代東方學家和漢學家方面卻力不從心。失敗的原因是動蕩不定的政治局面和過分熱衷於佈道。
聖保祿學院的消亡是葡萄牙式漢學及其國際化走向衰亡的開始。從此以後，葡萄牙漢學儘管在很多領域光彩奪目，走在前列，卻一直是個人行為，無力建立學校和培養學生。
葡萄牙漢學家：若昂·貢薩維斯(João Rodrigues Gonçalves，1806-1870)
當時的澳門已經是多種文明的交匯點和歐洲在中國的窗口。許許多多外國人將澳門作為進軍中國大陸的基地，受到了葡萄牙人的款待。有關歷史不應被忽視(3)，相反應被視為澳門歷史的輔助資料。
一些瞭解中國的重要著作陸續問世，并被譯成外文，足見其價值。例如，加斯帕爾·達·克魯斯的《中國概説》(1570)，孟三德的《中國大王朝紀實》(1590)，曾德昭的《中華大帝國記事》(1643)，安東尼奧·科維亞的《遙遠的亞洲》(1664)和安文思的《中國大王朝新紀實》(1688)。還有很多其他著作(4)尚待出版，以供有興趣者閲讀。其中社會學最感興趣的是《中國王后和太子及皇室其他人皈依天主敎紀實》(1684)(5)，據推測其作者是瑪蒂亞斯·馬亞神父。
直至姍姍來遲的澳門自由主義才使漢學獲得新氣息。澳門市根據其行政和政治權限於1795年7月3日與羅得里戈·達·瑪特利·得烏斯神父簽署了一項合約，承諾“用中文製作本市市政服務所需的所有牌子，將收到的葡文譯成中文，承擔中文立契和向所有為本市服務過的或退休返歐洲的葡國人及其子女敎授中文，派人協助組織會議，月薪三十元葡幣。”(6)幾年之後，羅得里戈·達·瑪特利·德烏斯神父由於在城市管理，特別是在對葡萄牙人聲譽的看法上有深刻分歧，向市長約瑟·若阿金·巴羅金提出辭呈：
我通過此函向您提出辭呈，因為本人對履行職責無能為力，原因已向您陳述過。與中文立契有關的文件放在我的辦公室，中文立契官的薪酬已提前支付至本月底，其膳食金我已令發至本月底，屬於我後任的各種辦公用品一應放在辦公桌上，相信我的繼任為您及本市服務勝於本人。我認為中國軍隊將進駐各炮台，我們將遭受朝廷官員的欺侮，屆時對當初未力爭英國軍隊留駐澳門已悔之晚矣。現在人們將懂得，向高貴和受尊敬的民族俯首稱臣或受制於以怨報德的卑賤的民族之間的差異。應受到鄙視和蔑視的這些東方人向來對歐洲人俯首聽命，現竟趾高氣揚起來了。讓上帝懲罰那些在澳門侮辱和欺凌葡國的人吧。為了不再目睹可以預見的凌辱，我要永遠離開這不幸的地方。(7)
他在致總督的信中則更詳細地解釋了突然離開澳門的原因：
中國人對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恨，他們錯誤地推斷本人是導致英國軍隊來華的罪魁。我已無臉見人，數日前中國賤民用鐵鏈鎖住我的雙手在本市遊街示眾，我時時對受到另一次新的侮辱提心吊膽。由於尚未滿足朝廷官員的要求，他們亦未向市長退還為釋放我而立下的字據。我在心驚膽顫中渡日，擔心市政當局在中國勢力面前無力保護我。儘管我承認閣下的能力和本市還駐有大批法國幫會會員。上述一切足以促我逃離此地。我對當地的民眾由衷地敬重，對在當前或以本市與朝廷官員可能出現的糾葛甚為同情，因為他們不容人講話。望閣下原諒我不辭而別造成的不便，我自會向王室講明自己作出決定的原因，閣下及市政廳也可稟報王室。竊以為考慮到本市兵力不足以保護臣民免受野蠻民族欺辱，王室不會對本人的決定多加怪罪。離別之際，留下中國的令牌，以便閣下應付由於我的出走可能引起的朝廷官員對您的責難。此外，無論是在此，還是在任何地方，我將永遠忠於我的國家和親密的盟友。(8)
羅德里戈神父的兩封信，除了本身的價值外，還清楚地表明，漢學在華務部門是一種政治工具，而不是為各階層服務的文化機構。政治上出現的動蕩都會對華務部門造成影響，使其無法制定中期文化計劃。
不幸的羅德里戈神父所做的努力似乎在里斯本王室收效甚微。三十年之後才從遙遠的王室傳來了旨令：
女王陛下命令海軍和海外事務秘書廳知會若阿金·約瑟·雷依德神父、聖保祿學院院長和當時尚在“新旅行者”號船上的葡駐中國使團長務必要竭力學習中文等國語言，學習科學知識，設法進入中央帝國并進行傳敎活動。奧古斯塔女王強烈希望并建議使團對澳門的這一機構善加利用。時至今日，這仍然是保留和支持這一機構的理由。鑒於中文書籍載有許多有益的知識，將其翻譯大有益處，女王陛下同時還下令中文敎師，特別是若阿金·貢薩維斯神父致力於翻譯工作，由國務秘書廳逐年稟報工作進展情況，并由政府出資將譯文刊印。女王陛下還希望和要求在聖·約瑟書院設立中央帝國珍品博物館，凡屬珍品和有收藏價值的書籍悉加收藏。(9)
以上表明，這是漢學和整體漢學研究在規模、價值和重要性方面的真正革命，是將漢學從政治領域至文化領域的具體有目標的指令。王室已意識到通過文化關係的途徑可以獲得可用於指導政治事務的寶貴敎誨和經驗。
兩天後，女王又下新旨充實了舊旨令的內容：
女王陛下通過海軍和海外事務國務秘書廳諭示澳門總督設立以中文或其他東方語言圖書和地圖為主的書店，在華所有傳敎士和神父悉應配合。奧古斯塔女王命令修改當月14日致使團長的訓令，將其中關於呈海外事務國務秘書廳的函件譯文在葡萄牙王國印刷的內容改為在本市印刷，這樣更為妥當，譯員可及時校正，并將此正式通知了總督。
女王陛下還建議設立一座博物館，收藏東方的珍品，并邀請當地居民踴躍為之捐贈。此外，女王還要求建一個植物園，主要栽種中國人使用的中草藥。(10)
在這一革新過程中，學者若阿金·貢薩維斯(1781-1841)神父在語言和辭典學研究方面起了重要的核心作用。鑒於貢薩維斯神父在音樂、數學領域造詣頗深，他於1813年到達澳門後受命前往北京。然而，由於前往中央帝國京城的申請未獲批准，故於澳門逗留。此人是卡爾古塔王室亞洲學會成員，里斯本王室科學院院士，曾被授予維拉·維索聖母騎士勳章。他著有許多名著：《拉丁語法》(1828)、《中國藝術》、《常用辭匯和語法》(1829)、《葡華字典》(1831)、《華葡字典》(1833)、《拉丁-漢語字典》(1837)、《拉丁-漢語小字典》(1839)、《拉丁-漢語大辭典》(1841)。他去世後有兩部尚未出版的遺著，現已失散：《新約中文版》和《漢語-拉丁語字典》。
法國著名漢學家阿貝爾·雷姆薩特在1831年9月某期《學者報》發表了如下評論：
澳門耶穌會的貢薩維斯神父是《中國藝術》這部研究中國語言著作的作者。作為敎授中文口語和書面語言初學者必要的學習方法，該書分為三冊，向讀者介紹了四個解詞釋義的基本概念，通過與蒙杜西相同的方法，將字典中當用的214個詞縮減為121個，并按不同的發音編寫了1300個詞組索引。這本索引長達74頁，使用了1411個字符，他本人稱此為中國字母表。然而，《中國藝術》不僅是一本簡單的中國字詞手冊，書中還包括文學和民間的散文、語法、虚詞、四十四段對白、歷史典故和神話故事、公文書信和短文，普通話和粵語例句選。不認可他的著作有欠公允。僅其第一冊就足以與著名漢學家齊名。(11)
貢薩維斯神父的某些著作於1876年和1878年分別被克利科斯斯伯爵和哈姆林譯成法文。但時至今日我們對他的作品尚未做任何研究，甚至未刊印出版，這是典型的“牆內開花牆外香”的表現。
貢薩維斯神父這一歷史科研工作難以為繼，究其原因在於他門下乏人來承擔起這一艱辛使命。對其作品的承認和利用均來自國外和歐洲的文化界。
正如所見，漢學和漢學研究得以維持靠的是若干有著作無門徒的人物，也許在敎學和敎育的組織上可以找到某些有意義的線索。
唐·彼得國王於1856年頒佈了海外僧侶敎育和培訓重組法：
僧侶的敎育和培訓以及為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傳敎士的培訓，將在王國的傳敎中央學院和現存的神學院以及今後在上述敎區新設的神學院進行，以彌補學校和學科的不足，應根據各地的情況，設立相應的學科。(12)
想法似乎不錯，因為開辦敎育可確保持續不斷地傳播知識，宣揚當時政敎分權的社會模式。根據卡爾·德路茲的設想，這種理想的機制會運作得很理想，除非出現始料不及的意外。澳門當時就出現了澳門主敎與主張憲制的唐·卡辛和遣使會之間的政治、思想上的分道揚鑣。遣使會信徒若阿金·貢薩維斯神父被迫逃往馬尼拉。
《人民回聲報》報道如下：
聖·約瑟書院三名敎師被捕，其中一人後來被任命為新加坡敎區主敎，後卒於新加坡，另外二人重返學院，隨着兩人返院和一些葡國新神父的到來，書院繼續維持，但已不及從前那麼正規。又過了一段時間，兩名神父就任新職，兩名年邁敎師逝世，餘下的一名當選為澳門主敎，一名為副主敎，另一名被任命為南京敎區主敎。這樣，書院就僅剩下德高望重的老神父萊依德，他繼續在學院敎授拉丁文，直至1854年去世。聖·約瑟王家書院的敎學也隨之壽終正寢。(13)
筆者無法斷言這種持續不斷的內部問題是否破壞了宗敎敎育已贏得的信譽，但實際上的確如此。正如戈維亞神父所説--
與中國沿海地區商行對年輕人的吸引力相比，在澳門學習神學意味着前途暗淡。商行的管賬和文案月薪一般都在一百至二百累依斯之間。在敎會團體工作可能對年輕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澳門沒有宗敎團體。此外，擔任神職工作需要一定的學歷，而一般的文案卻沒有學歷要求，會幾句英文即可。(14)
漢學研究再次成為外來因素的犧牲品。
那麼還剩下甚麼呢? 這個與市政廳同時設立的古老機構源於1583年，稱漢學事務署，署長在市議會有一席之位。1847年該署歸屬政府，1852年其職責被明確劃定為漢學事務。1877年頒佈的一項新法令進一步加強了其職責，并撥給一所專門的辦公處。儘管漢學事務署經歷了上述演變，終於在1894年被解散。(15)筆者以為在此有必要列出部份署長及早期漢學家的大名：
1583-1593 不詳
1594 馬蒂亞斯·貝內拉
1595 科斯梅·德·柏依瓦
1596 巴斯帝昂·貢薩維斯
1597 米格爾·蒙地路
1598 尼科勞·巴洛佐
1599 安東尼奧·莫拉
1600 彼得·克里沃
1601 加斯帕·費南德斯
1602 安東尼奧·馬塔
1603 同上
1604 同上
1605 賽巴斯蒂昂·雷貝羅
1606 同上
1607 佛蘭西斯科·蒙地路
1608 同上
1740 約瑟·阿拉鞏
1741 埃里亞斯·格羅賽斯
1742 路易斯·雷貝羅
1743 安東尼奧·德施諾
1744 滿努埃爾·馬丁斯
1820 多明戈·馬貴斯
1822 費利斯·科英布拉
1823 若昂·卡斯特羅
1824 約瑟·利馬
1867 安東尼奧·佩雷拉
1870 羅倫索·馬貴斯
1877 彼德·佩雷拉
1884 馬貴斯·奧利維拉
關於這些漢學家，特別是那些給我們留下著作的許多漢學家，應有不少值得敘述的軼事。
漢學事務署於1884年解散後，漢學事務技術廳便成立了，屬下有漢語譯員和書面語暨粵語技術學校。下列漢學家曾先後出任漢學事務技術廳廳長：
1885-1892 彼德·席爾瓦
1892-1898 埃杜瓦多·馬貴斯
1898-1911 卡洛斯·阿松森
1911-1920 約瑟·若熱
1920-1928 若阿金·沙加斯
1928-1931 彼德·席爾瓦
1931-1945 安東尼奧·席爾瓦
至少直到今世紀70年代，葡萄牙漢學也靠這一專責政治行政當局與整個社會溝通的政府機構勉強維持。譯員和漢學家是兩種文化和兩種文明交匯的使者，他們在不同的利益之中建立了一整套仲裁機制，從而使對澳門的管治得以維持。在這些精英之中最傑出的有彼德·席爾瓦(1842-1912)(16)，他在敎學方面有很多重要的作品：《寓言集》(1884)、《粵語暨京話常用句》(1884)、《漢語實用語法》(1886)、澳門中心學校學生使用的《粵語暨京話詞匯和常用句型》(1889)、《粵語暨京話常用句型集》(1894)、男子中心學校學生使用的《中文入門》(1895)、《漢學書寫及口語手冊》之第二冊《漢語口語：詞匯》(1901)、《漢語書寫及口語手冊》之第一冊《漢語的書寫、基本概念及漸進課本》(1902)、《書面漢語·聖旨的外延》(1903)、《漢學書寫及口語手冊》第二冊《漢語口語常用語對話和會話形式》(1903)、《粵語指南》和文學敎科書《國民敎育》(1912)。
幾乎所有的著作均是從敎學授課的角度編寫的，在當時有與眾不同的創新。每一節課文都是循序漸進，圖文并茂，便於學習，對學者很有幫助。彼得·席爾瓦在敎授中文過程中對敎學和文化的重視堪稱若阿金·貢薩維斯的接班人。漢學事務技術廳學校培養的最後一位著名漢學家是土生葡人路易斯·貢查卡·高美士(1907-1976)(17)。他在歷史、語言、音樂和翻譯各方面孜孜不倦，在他涉獵廣博的論著中，主要在語言學和詞典學方面有：《粵語-葡語詞典》(1941)、《葡語-粵語詞典》(1942)、《千字文研究》(1944)、《漢語初級概念》(1958)、譯著《古典三格言》(1944)、《古典孝道》(1944)、《四書》(1945)、《澳門概覽》(1950)；文化方面有：《澳門中國傳説》(1941)、《中國的收養制度》(1945)、《中國故事》(1950)、《中國人的舉止》《中國的節慶》(1952)、《中國藝術》(1954)。葡萄牙的漢學通過貢查卡·高美士向當時尚未涉足的中國多元世界觀敞開了大門，從而接觸到了中國的智慧。(18)
葡萄牙漢學家若阿金·貢薩維斯神父(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1781-1841)
漢學事務技術廳這時被改組為現今已不復存在的華務司。這個行政和官僚形式的漢學機構對於保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溝通極為重要，在澳門和中國進行的所有政治和外交交涉都離不開華務司。政策上難以弄清的考慮阻撓了在官辦學校有系統地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而葡中混合學校則優先敎授中文，附帶進行葡文的啟蒙學習。
這類兩種語言之間的排斥由來已久，共和制度初期成立的殖民學校的優先使命是為殖民帝國培養行政管理幹部，1946年學校改組時改名為高等殖民學校(19)，後又易名為海外高等學院，對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熟視無睹。
關於改組學校的法令有下列內容：
第27條：非洲和東方語言學院是一個研究和敎育中心，致力於：
1)促進語言學的研究，尤其是東方和非洲民族的語言研究；
2)學習阿拉伯文，作為研究葡萄牙在北非歷史和瞭解阿拉伯世界及其對几比、莫桑比克和印度現存的影響；
3)學習梵文作為研究文化的工具；
4)研究和整理果阿語言及其文學；
5)研究安哥拉、莫桑比克、几比和帝汶當地語言；
6)研究各地土語；
7)開辦研究語言課程；
8)用所研究語言創辦刊物。(20)
在介紹了這種零散的漢學概況後，還應提及有關方面在文化領域的各種影響及導致對中文的掌握比較薄弱的情況。深入中國文化的內核-哲學和文學是在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競爭中開始的。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在評論技巧上遠遠超過葡文。
庇山耶(1867-1926)是文化漢學家的傑出代表，他關注中國現實，并在其詩歌和作品中高度讚美中國的覺醒。在若瑟·維森特·若熱為他校正過的《中國輓歌》的譯文中，庇山耶對自己走入漢學研究並不以為然，祇稱之為“在長期孤寂歲月裡打發憂愁的時光”(21)。這可被理解為是他沮喪消沉的時候，為此1915年在一次集會上他直截了當地説：“葡萄牙青年人受到的發財致富的偶然性和職業義務的召喚注定使其在葡萄牙遙遠狹小的飛地渡過數年枯燥乏味的精神生活，這是名副其實的軟禁。此後才會致力於研究中國語言和文明的各個方面。他們在公務之餘所進行的孜孜不倦的研究，一方面為葡萄牙祖國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自己也從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快慰。”(22)庇山耶的法律文章(23)，特別是關於在中國人心理和大陸原則之間尋求平衡的文章值得臨摹複製，因為其著名的《詩歌集》有遺失的危險。
庇山耶的同代人曼努埃爾·達·席爾瓦·門德斯(1876-1931)是文化漢學家的代表人物。席爾瓦·門德斯是中國藝術的著名收藏家，他對中國美學和歷史的知識如此深厚，甚至對道學也有研究。他曾經發表過的被視為具有開拓性(24)的論著有《老子及其道德經》(1908)和《道學選錄》(1930)。在文化漢學家中值得一提的還有耶穌會神父潘日明(1916-)其論著《兩端調合》中譯本(即中譯本《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1988)是澳門跨越葡中文化的縮影。
當代著名的有被視為葡萄牙最後一位漢學家的耶穌會神父若阿金·蓋拉〔漢名戈振東〕(1908-1993)，他發明了一種嶄新的中文字母閲讀法，翻譯了許多古典著作〔《孟子》(1990)、《論語》(1990)、《詩經》(1990)、《四書》(1990)〕(25)。
這些漢學家給我們留下了有關中國文化和文明多方面知識的精華。祇有一個對此漠不關心的國家才會對它視而不見，任其作品遺失散落，或長期無人問津，被人遺忘。
葡萄牙漢學的失落和漢學研究實質上的中斷，主要由於在葡中關係格局下澳門的政治-法律的特殊情況在敎育和辦學上的缺陷，還有外來思潮的侵入打亂了澳門社會和管治的平衡。葡萄牙帝國的目光僅集中在金銀珠寶上，沒有看到漢學這一文化明珠。
毫無疑問，我們的漢學財富是豐富多彩的，但缺少在大眾性和評論性刊物上宣傳，也缺少對系統地學習進行正規性架構上的統籌，亦未有專門的研究。我們擁有的漢學家歷來人數寥寥，且主要致力於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他們靠自己超人的精神力量克服不斷出現的困難。正如民間詩人蒙地路的詩所云：
澳門地域窄且小
華洋雜處人不少
葡國鬼佬啃中文
華人葡語講得妙
若不彼此湊熱鬧
葡國人喊華人笑
猶如母雞對公鴨
你嚷我叫兩不曉(26)
這首頗具諷刺意味的打油詩比較真實地刻劃了澳門遐邇聞名的多種文化交匯以及人們的相互理解，包括怪誕藝術在內的各個方面的理解跨越了語言問題這一真正的鴻溝。
本文對漢語所做的概括是零碎不全的，僅僅表述了一些思路，旨在思考和整理葡國漢學領域的某些啟發性線索(27)，以祈漢學能深入到葡葡牙文化之中。當前，關鍵是應勾劃我們創造的歷史及如何創造了歷史，并展望我們在未來漢學中所應處的位置。
本文旨在回應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於1996-1997學年設立《中西關係簡史》課程的計劃。
張公譯
【註】
(1)《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頁31-32，第二版，澳門，1994。
(2)參閲《耶穌會士對孔子的解釋》、《十七世紀一位葡萄牙耶穌會士在中國》等書。
(3)請看巨著(共1509頁)《巡遊中國》。
(4)歷史學家約瑟·布拉卡曾對此類著作特別是刊登在澳門敎會報的澳門僧侶的著作做過統計。
(5)這件罕見的短文現由查利·鮑克斯敎授收藏，他曾於1938年在澳門敎會報第410期上刊登過此文。
(6)現代版，澳門市政廳檔案，1795年7月3日。
(7)現代版，澳門市政廳檔案，1809年3月1日信。
(8)現代版，澳門市政廳檔案，1809年3月6日致路·阿爾瓦倫卡總統的信。
(9)《海外委員會公報》最新法律第一卷(1831-1851)頁52，國家印刷廠，里斯本，1867，引用的御令係1838年7月1 4日。
(10)材料來源同上，頁53,1838年7月16日御令。
(11)澳門敎區公報1941年4月第445號頁896-897曾轉載該文。
(12)海外委員會公報：最新法律頁782和784，法律生效日期1856年9月18日。
(13)曼努埃爾·德塞拉主敎引用的《澳門敎育》1860年7月1月第68期頁213-214。澳門敎育文化司，1982。在該書中，還提及其他對談論的問題甚為重要的文獻。
(14)唐·約瑟·費依若1864年2月28日致澳門主敎的信。曼努埃爾·德塞拉主敎在澳門敎區公報轉發了此信。見公報1970年2月第786期頁116。
(15)這段歷史是澳門歷史的重要空白之一，有待彌補。
(16)見《行政雜誌》1997年刊登的安東尼奧·阿留斯塔的<葡萄牙敎育的新儒學>、<彼得·席爾瓦在澳門敎育史中的地位>。
(17)在不應被遺忘的漢學家中有約瑟·若熱，這位學者曾發表過許多頗有價值的論著。另外兩位被遺忘的漢學家的約瑟·馬貴斯(1810-1867)和若昂·貢薩維斯(1806-1870)。前者於1853年發表了《大眾音樂初級原理》并編寫了《華葡詞典》。《澳門及帝汶省公報》1867年7月8日第27期第13冊在提及這位漢學家時指出：“他孜孜不倦地致力於既難又偏的漢語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是不少葡、中文版本的著作。”後者是亞馬留總督的密友，是否有論著不得而知。還值得一提的是雷奧尼尤·費雷拉(1849-1920)，他留下了一些敎學和品德方面的作品，另一位是安東尼奧·馬貴斯(1839-1881)，《大西洋國》雜誌的創刊者和《澳門市華務署職責書》以及《澳門中國海關》1867的作者。
(18)在此採用了加蓋斯·熱內特在其大作《中國的智慧》中使用的表達方式。
(19)同年1月30日第35885號法令。
(20)1961年8月14日第43858號法令。
(21)《庇山耶著作集》第二卷，頁158，歐美出版社。
(22)《中國·研究與翻譯》第二版，頁61，維加出版社，1993。
(23)請看塞利納·維依加的開拓性著作《卡·庇山耶：法學家與人》，東方葡萄牙學會和澳門文化司署聯合出版。
(24)與本問題有關的其他著作還有路易斯·高美士主編的《曼努埃爾作品集》，1949。
(25)澳門文化司署和阿丹印刷出版社聯合出版。
(26)《內看澳門》頁143，澳門旅遊司，1983。
(27)還應參考此文中未提及的許多作者的意見。
*António Aresta，葡國波爾圖大學文學院哲學學士，敎授，研究員，曾在澳門利宵中學任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