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澳門出現了下面幾行有關鄔若望的文字：“來自達爾馬提亞(南斯拉夫)的鄔若望(若昂·烏雷曼)神父〔按：“若昂”與“伊萬”，均是聖經人物“約翰”或“若望”一名在不同語言中的變體--譯者〕，取了“鄔”作為其姓氏(1)，於1620年加入了傳敎團。他前往南京，到達後不久即去世，葬於〔該城〕城牆之外，在雨花臺的山腳下。後世對這位見習修道士〔傳敎士〕一無所知。”(2)
我們有幸在這二十二年當中發現了，這位傳敎士根本不是一位見習修道士，關於他，有許多情況可以介紹。(3)我深信，所有在座的諸位，無論是鄔若望的同胞，或是與他異國異鄉者，對於一些我現在要在論文中介紹而且我相信直到今天仍鮮為人知的事實，一定會感到興趣的。
關於鄔若望的幼年與青年時期，我不能告訴諸位任何新的情況：他1583年4月6日生於斯普利特。這個日子，是他在十七歲生日前兩個月抵達羅馬的奎里納爾山上的聖安德雷亞見習修道院之時自己申報的。關於他的家庭情況以及他的羅馬之行，我尚未發現任何新的材料。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在斯普利特還是在羅馬，或者是在洛雷托，他都結識了一些耶穌會士。他在加入耶穌會之前，就已經學會了拉丁文法，開始學習人文科學，但是，他是否在羅馬學院學這些科目，那祇能説或有此可能。
在羅馬的聖安德雷亞見習修道院
他參加修會的日子，據記載是1600年2月1日，正式的籍冊上也先後多次這樣記載。反正他註冊當見習修道士的合法日期是2月26日，這可有他親筆簽字的第一份註冊簿為證：
(202.26 febo 1600. Giovanni Vremano di Dalmatia, di Spalatro, di anni 16 compiti. Venne a S. Andrea il di feb 1600.)
202。1600年2月26日。喬萬尼·符雷曼諾〔“喬萬尼”是“若望”的意大利名字，“符雷曼諾”是“符雷曼”的意大利化名稱--譯者〕，來自達爾馬提亞的斯帕拉特羅，16足歲。1600年2月1日抵達聖安德雷亞。
這份古怪的文件一一列舉了伊萬帶到見習修道院的個人物品，這説明了他是同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聯繫著的。(4)
當了兩年見習修道士之後，他進入了羅馬學院。在那裡，自1604-1606年(5)，他攻讀了人文科學和修辭學，并自1604-1606年〔原文如此〕(6)攻讀了哲學。到1606年，他敎文法已經有六、七個月，當神學班的班長有兩個月。(7)
這些日子，對於1606年的耶穌會學生來説，都是很普通的，但是從此時起，他就出類拔萃與眾不同了。羅馬學院是一個薈萃傑出科學家的學府，學院的主持人看出了伊萬有數學和天文學的天賦。於是，在克拉維烏斯、格林貝爾格、奧東·范·梅爾科特等人的指導下，他在這些領域大顯身手，同傑出的俗界人士書信交往，結為朋友。(8)
現仍保存有鄔若望1609年1月31日用意大利文從羅馬學院寫出的一封信，這似乎是他寫給著名天文學家喬萬尼·安東尼奧·馬濟尼的許多信件之一。他在信中描述了他本人1609年1月在羅馬觀察月蝕的印象。(9)
這是一封喜氣洋洋的信，寫信的人是個二十五歲年華方盛的人，他雖然埋頭科學，但并未因此而在痛失幼子的朋友面前忘掉自己的人類感情。(10)
被巨浪拋來拋去
從鄔若望的另一封信中，我們知道了，他在羅馬停留的最後一段時期，對他的一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造成了一次新的轉變，使他從科學轉到了傳播福音事業。
在那個時候的羅馬學院，有關日本傳敎事業的新鮮消息紛紛傳來。(11)學院的大批年輕耶穌會員也紛紛自告奮勇請求去傳敎(12)，主任們和敎師們對他們的這種慷慨願望倍加鼓勵。這些負責人之一，是穆齊奧·維特列斯奇，他曾離開敎席，先是去領導那不勒斯那個日益發展的耶穌會敎省，後來又自1606年起領導意大利敎省，直到1608年他被任命為總會長阿夸韋瓦的助理之時為止。(13)
鄔若望究竟是這些自告奮勇的人們當中的一個呢，還是他之被分派到往東方去的傳敎團一事是由維特列斯奇提出、經鄔若望本人接受、再由阿夸韋瓦總會長決定的，這個問題我們還不清楚。也許後一種情況可能屬實，因為我現在所提及的1617年那封信談到了“你的符雷曼在歐洲各地被巨浪拋來拋去”，這種狀況，同他的科學研究工作是很不相稱的，但卻相當符合他的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情，因為他面臨一種可能，為了傳播福音事業而犧牲自己的研究工作。(14)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於1609年9月20日受到了阿夸韋瓦的指派，派他去日本傳敎(15)，於是鄔若望就離開了羅馬學院，啟程前往里斯本這個開往東方的啟航港口。
後來幾年間發生了一連串的事，其先後經過現在已不可能一一弄清：他到了葡萄牙，西葡兩國國王菲力普三世“因為他是外國人”而不准他前往印度，他又轉到了奧羅佩薩(西班牙托列多省的一個城堡市鎮)學院，在那裡停留了“兩三年”(16)，有一年是敎人文科學，有兩年是攻讀神學與西葡兩國語文。(17)在這期間，他被祝聖為神父。
終於他本人以及其他外國傳敎士得到了王室的許可，他於是就重往里斯本，1615年4月5日同六名葡籍及五名意籍耶穌會士一起啟錨出發(18)。他在印度過了大約9個月，大概是在果阿完成了他的神學學業，然後於1616年5月同監堂神父方濟各·維埃拉一道揚帆前往澳門，於1616年7月13日抵達。(19)
因匆匆書寫而顯得生硬的拉丁文
他對這塊葡屬殖民地的最初印象，一定是相當失望的。聖保祿學院(幾年前創立)，本來在1615年1月份，已有37人居住，到了他抵達時又聚集了被逐出日本的62名耶穌會士及53名“同住”(20)。到鄔若望抵達時耶穌會士人數已達95人。
他到達澳門時，已經看清楚了，他到日本去傳敎的路已被堵死了，他必須把目光放在中國的傳敎事業上，現在該下苦功去學習中文。他已經通曉的語文為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對他已不成問題，因為他一在澳門住了下來，就奉指派將剛剛從日本收到的1616年的年函由葡文譯成拉丁文。(21)我們知道鄔若望為甚麼被挑選出來擔任此項工作，因為監堂神父方濟各·維埃拉曾寫信給遙遠印度(Further India)的助理説：
我們的父親曾經下過一些命令，要本敎省及其下屬各區的年函用地道的拉丁文書寫，以便能在意大利各地及歐洲各敎省傳閲。如果沒有一個人能寫拉丁文的話，那麼起碼也應用意大利文書寫，以便能在羅馬譯成拉丁文，發往其他各敎省。
由於意大利籍的神父已經忘記了本國語文及其風格，又不能寫出地道的拉丁文，今年就用拉丁文書就，湊合一下，也許可以在羅馬進行潤飾。〔……〕我懇請大人向羅馬我們的父親請求寬恕，我們這份年函寫得不盡人意，并請他給我們派來較能書寫拉丁文的人來，如果能做到，將能使我們在此地以及大人們在羅馬深感欣慰與放心。(22)
1616年12月13日，鄔若望在澳門給自己的拉丁文譯文簽上了名字。如果説，監堂神父對符雷曼的譯作并不完全滿意，那麼，譯者本人，作為曾經敎過拉丁文法的敎師，對自己不足之處是心中有數的。敎省長的輔理切爾索·孔法洛尼埃羅就在耶穌會秘書面前為他開脱：
我忝為敎省長父親的同伴，實不敢當，奉他之命，懇請大人對不久前由日本經菲律賓發出(如果確已發出的話)的那份年函無須在意，因為該函并未經這位敎省長父親親自審核，祇是在中國此地好好審核了一番，由鄔若望神父譯成拉丁文，但他本人也對譯文不滿意，因為時間倉促，他雖然心想，而且也有此能力，但對文字來不及潤飾。(23)
鄔若望的拉丁文筆就是這樣由於匆忙而顯得生硬了，但是起碼他的上級們很高興身邊有個這樣的人能做別人做不了的事。
從日本和中國傳來的不好消息
本來，那份年函已經是夠陰森的了，它傷心地報導了日本迫害宗敎的情況(24)，然而，鄔若望和他的同伴們又接到了中國萬曆皇帝迫害天主敎以及由於1616年8月北京和南京的兩名中國官員的攻擊而使在中國的傳敎士被逐的不好消息。(25)
監會神父方濟各·維埃拉於1618年1月談及前兩年事態的發展時寫道：
我們日復一日關注著中國傳敎團那四位好多個月來一直在廣州等待遵皇帝旨令離開中國前往印度的神父，我們對此十分傷心。但是至於去印度〔這一旨令〕，我們將不於理會。仍有14人躲藏在中國。我主已在佑護他們的安全，以達到自己的旨意。(26)
據《1618年中國基督敎狀況簡報》(Breve relaçam do estado da Christandade da China no anno de 1618)，在中國有14名耶穌會士，其中8人是來自歐洲的神父，6人是來自澳門的“兄弟”。4人已被逐出北京和南京，留在中國境內的“全都在浙江省首府杭州市，在米格爾博士的保護下，他將他們幾乎全體都藏在自己家裡。”(27)
雖然他們在法律上被取締了，但是仍有一位耶穌會士從杭州前往北京去探望那邊的基督敎友，其中有一位躲藏著的中國“兄弟”。兩個神父和兩個“兄弟”去了陝西省，但遇到困難，於是分頭前往河南省。兩位神父和一位“兄弟”訪問了湖廣省及南京與廣州兩市。上海的基督徒們也兩次有人來訪問他們，兩位神父和一位“兄弟”躲在江西，照應南昌和建昌(?)兩市及其附近地區的信徒們。”(28)
“在歐洲度過的最後一天”
對於這些不如意的事件，鄔若望在事後幾個月後的反應和感想，是可想而知的。1617年5月25日，他用意大利文以一種親切的語氣，寫了他第一封給穆齊奧·維特列斯奇的信，這是維特列斯奇當選為耶穌會總會長後的事，那是鄔若望的一封親筆信，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以前是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他祝賀維特列斯奇的當選，祝他長久地擔任總會長之職。
接著他向維特列斯奇追憶了我前面引述過的那種情況，即：“您的鄔若望昔日曾在歐洲各地被巨浪拋來拋去”，他把這些巨浪比作他現在在澳門前途茫茫的不安感，“根本不知道往哪裡去，不知道另外還有甚麼我能到的地方。中國關閉了，日本也一樣。我們和歐洲之間橫亙著一大片空虛。”(29)
於是他很婉轉然而又很清楚地談到他在澳門的同伴們是如何勸他保持耐心的，也談到了他自己的健康不佳以及精神上的苦惱：
他們叫我相信天主，但要發憤做人。(30)是的，我能相信天主，但是要幹起來，幹得了幹不了我卻沒有信心。因為不管我喜歡不喜歡，我祇能忍受痛苦而沒有任何別的辦法，尤其是在身體方面(31)，在精神上也一樣。
鄔若望寫了幾段話談及他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逗留期間寫給維特列斯奇的信中説過的話。他回憶了阿夸韋瓦給他的信，信中確認了派他到東方去傳敎的使命，接受這樣一個使命，對鄔若望未説，無疑是十分英勇之舉：
我心靈中感到一種慰藉：我在歐洲渡過的最後一天(32)，心中翻騰著強烈的感覺，熱淚盈眶，但同時我心中又回想起我們父親的那些來信(33)，在信中聽到了天主的聲音對我説：離開你的那個歐洲吧，等等。就是在那一天，我明白了天主通過我的上級明明白白地向我表達的旨意：我應該離開歐洲。(34)
他的現實主義精神，現在要求他放棄到日本去的念頭，因為“願意到那邊去的并不乏人(35)，而且此時能去的人并不多。中國看來也是同樣的去不成，起碼我祇能希望過幾年能去。”唯有到交趾支那去傳敎的道路，對他似乎是開放的。傳敎工作已於一年前開始進行，情況似乎有可為，但是過了半年之後，他又知曉，那邊的情況也并不妙。(36)
他在信末用了一句謎語式的話來反映耶穌會士們在澳門的困難處境：
神父們和“兄弟們”并不玩忽職守：他們的慈善心懷的確偉大，對於我而言，也是十分明顯的。少數人有時偶爾發出的抱怨，我覺得是沒有根據的。
考慮不周的決斷
在1617年5月，鄔若望對他所聽到的對敎省長瓦倫汀·卡爾瓦略的埋怨之聲竟能諒解，這已經是令人奇怪的了，但更特別的是，他本人是個科學家，也受到了同一位卡爾瓦略的壓制，但他對自己所受的待遇，竟然隻字不提。早在同年1月份，學院院長駱入祿(Jerónimo Rodrigues)(37)就曾寫信告訴總會長維特列斯奇説，“在本省，本會所沒有一個學歐洲科學的人。”(38)
并不是缺乏學生，而是敎省長缺乏理解。鄔若望對一切都籠統地加以諒解，但別的許多人就紛紛寫信去羅馬，表示埋怨。
這一摩擦，其原因之一，是龍華民對已故的利瑪竇的傳敎方法持反對態度，他指責利瑪竇膽小怕事，通過數學、天文學和繪地圖術來同中國官員交朋友未能成功。
日本中國敎省省長瓦倫汀·卡爾瓦略一味聽信龍華民的意見，禁止下屬去照利瑪竇的辦法辦事，理由是當前情況迫切要求傳敎士們在傳敎時放手去幹。現在敎會已經站穩了腳跟，甚麼數學、倫理學及其他自然科學，對於敎會，不但無益，而且是一大障礙。
卡爾瓦略從未從中國內部觀察過中國的任何情況，對中國人的性格毫無所知，但他卻三令五申禁止南京及其他地方的耶穌會士從事科學傳敎，即使因此而失去中國大官們的友誼亦在所不惜。不但如此，即使皇帝召他們去協助編制皇曆，他們亦應拒絕。
歷史學家杜寧·斯波特在1710年曾寫道：
卡爾瓦略的這個考慮不周的決斷，特別使北京的耶穌會士們傷心，其餘的耶穌會士也傷心，使傑出的中國基督敎徒保祿、列奧和米格爾也傷心，因為他們辛辛苦苦通過修訂中國曆法而為中國傳敎工作打下的基礎這一來就毀於一旦。(39)
那些偉大的、有遠見的人們看到，除非耶穌會士們持之以恆地、穩定地、經常地保持自已在朝廷中的地位，否則，區區少數外國人所建立的中國傳敎團，是決不可能長久在中國堅持下去的。為此，唯有修訂曆法，方可開闢道路，天啟年間就是這樣做的，後來在崇禎年間也是如此。(40)但這位長官卻一個勁兒地一頭栽，將自己魯莽的命令付諸實行。(41)
瓦倫汀·卡爾瓦略一直留在澳門，直到1625年底他奉調往印度時為止，但是他作為日本敎省長的任期到1617年5月(42)。此時，鄔若望本來正可以呼籲維特列斯奇總會長堅持讓科學在中國傳敎工作中起作用，同時亦在澳門學院中佔一席之地。但是鄔若望卻止步不前，對不能諒解的事予以諒解，祇是同一小批學生一道從事自己那不吃香的工作。(43)
又一次急需意大利文本
雖然1616年的拉丁文本有毛病，但是長官們還是再次找鄔若望，這次也是一樣的緊急。這位克羅地亞的耶穌會士，這次的任務是那份剛從日本送到的《1617年殉敎者簡表》(Breve Relatione delli Martiri dell’anno 1617)，共十一頁，“由駱入祿編寫，并由鄔若望忠實地由葡萄牙文本譯成意大利文本。”(44)
這份手稿的末處，説了一些似乎請求對譯者(他的本國語既非意大利語亦非葡萄牙語)寫得可能不周到之處給予諒解的話：“1617年12月28日匆匆書於澳門”。
在1618年與1619年，鄔若望重新檢起了自己那默默無聞的、我們甚至可以説是已被遺忘的講授數學的任務，這項任務被遺忘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羅德里格斯·吉朗在談及鄔若望敎課的最後那一年期間澳門學院的各項活動時，連提也沒有提一下：
由於本澳門學院像是一個為日本、中國與交趾支那三地傳敎工作服務的神學院，今年學院中有耶穌會士86人、神父47人、“兄弟”39人，其中有的是從日本和中國流亡來的，另一些則新近來自歐洲，還有一些是先前早已在此居住的。16人已作“四棄絕”宣誓，有15人是潛修輔理修士，9人是在俗輔理修士。學院有敎師5人，一名敎實例的，一名敎哲學的，兩名敎拉丁文的，一名敎讀寫的。(45)
當時寫這記錄的人，心目中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中國和日本迫害宗敎這一嚴重問題上，對於學習領域，就不怎麼在意了，鄔若望顯然也有同感，因為吉朗往下寫的一段，提到了他，但沒有點出他的名字：
被逐者們仍然希望我主天主能為他們打開大門，使他們能再到那邊去傳敎。新近前來的人正在攻讀語文，以便能在適當時候陪伴他們。這些人當中，有二人剛剛幾天之前已動身前往中國內地。(46)
“於是在1619年這一年”
吉朗這番話，是個重要的證據，可以查明鄔若望進入中國的日期，這個時間并不如某些舊時文獻所説的是在1620年，而是在該信日期之前幾天，亦即在1619年12月28日之前幾天。
吉朗所提及的兩個人當中，一個的確是鄔若望。吉朗沒有傅汎際講得那樣清楚，傅汎際不但點出了名字，而且還舉出兩個理由，説明為甚麼“兩個新近前來的人”當中的這個克羅地亞人被選中，而沒有選上某些原已在澳門停留的老資格的人：
(中國官員)保祿、利奧和米格爾三位博士十分熱切希望這個王國能皈依聖敎，并且為此積極努力，他們懸切央求派遣新的神父(47)前來學習中文，所以，今年(1619年)去了兩人，其中一人是來自達爾馬提亞的鄔若望神父。(48)
另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人道的理由。據傅汎際所説，澳門的氣候對符雷曼的健康是不好的，主持者們就秘密把他派往中國，“那裡的空氣和伙食更接近於歐洲，有希望他的健康能好轉。”(49)
在廣州港，他們引起了人們懷疑，於是鄔若望不得不躲藏在那隻載著他們上溯航行的船的底艙。他的雙腳在水裡泡了三天，又是十二月的天氣，使他衰弱的胃的狀況更加惡化，他不得不同南昌的耶穌會士們一起留在“彼得先生家裡”，彼得先生也就是新入敎的中國官員馬三齊(譯音)，文件中名為彼得博士。(50)
天主使他上了路
但是，傅汎際的全面敘述，對我們是一份十分有價值的文件，因為除了有這兩個微小的細節之外，他還給我們提供了鄔若望的一份簡短的傳略。傳略中包括了一位在他去世時在場目擊者的十分詳盡的經過介紹。為了使我們的故事講得完全，值得將手稿的全文在此引述。(51)
澳門有我們的十位伙伴在等待出發號令，其中四人是老手，在迫害開始時被逐出，雖然四人中之一人，即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神父，已經去世，後來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神父亦已去世，關於此事，審後詳稟。所以，老手當中，尚存二人，再加上陽瑪諾(Manuel Dias(Júnior))神父，他曾奉監堂神父之命，到澳門彙報他的中國之行。五人都是同檢查員一道從歐洲前來的。
我們人員入境的試驗成功了，所以，有三次我們的六個人員達到了目的。今年輪到的是葡萄牙人陽瑪諾和達爾馬提亞人鄔若望，他是天主使他上了路的，因此，他一再提出要派他去傳敎的這個執著的願望終於如願以償。(52)
這位優秀的神父到達里斯本之時，適值國王正在禁止外國人前往印度，但這一禁令并沒有使他氣餒，他仍然相信我主會給他打開大門，於是他留在葡萄牙，在卡斯提利亞的奧洛佩薩學院(53)居留了兩三年，直到天主垂憐了他的願望。但是在抵達澳門之後，他不得不仍然耐心地等待實現自己的願望，因為正當他蓄好了頭髮和鬍鬚，整裝待發之時，我們的人被驅逐回來了(54)，所以他祇好再呆三四年(55)，在本學院敎數學并聽告解。
這位神父在這裡身體很不好，所以院長們抓住機會立刻把他派到了中國境內，那裡的氣候和伙食更加接近歐洲，可望他的健康能好轉。
在中國境內的幾個月
於是這兩位伙伴離開了澳門。(56)他們到達廣州沒有遇到麻煩，但是在廣州聽到傳説，説他們在他們乘坐的船上被發現了(57)，於是不得不將鄔若望神父藏在艙底，他有三天之久雙腳泡在水裡，這在十二月中旬，而且他胃有毛病，這是不利的事。於是他的病惡化了，老病復發了，因而抵達南昌時他不得不同我們在那座城市的人們一起留下來。
當時，我們在該省的人居住的兩處地點，都由羅如望(João da Rocha)擔任院長。(58)他十分仁厚地按待了這位病人，精心照料他，直到他病情好轉。於是他將病人留給一位“兄弟”照料(59)，因為他要到另一座離此有幾天路程的城市去開設另一個會所。但是院長走後，病人病情重新惡化了，過不了幾天，他的生命就終止了。
我在這裡要抄錄那位同他一起被院長派去傳敎的“兄弟”的一封信：
目擊者所寫的信
在聖週的耶穌受難日(60)我到達南昌，看到鄔若望神甫病情沉重，骨瘦如柴，又沒有人照料，連在床上翻身都翻不了。他渾身處處是病痛，但直到最後一息，他的心境一直是泰然的。
他不斷地在對話中渡過這段時間，似乎是在同那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交談，他緊緊抱著基督的聖像。他想到基督的受難，就對自己的病苦耐心安然地忍耐下去。至於我，我雖然承認我是個硬心腸的人，但是我聽到他的對話時，也忍不住流淚，心中感到慰藉。
在我到來後，在他還活著的時間裡，他每天都請我給他唸或講聖徒們的生平事蹟。我一天當中有很大一部份時間是幹這碼事。他也常常請我給他唸那七篇悔罪聖詠，而且求我慢慢地唸，讓他有時間進行虔誠的思考和對話。
1620年4月22日那一天在南昌
就這樣，他渡過光陰，直到我主復活之日後的星期三(61)，他感覺到這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了，就求我把《聖徒傳》打開，告訴他這一天是哪一位聖徒的日子。我慢慢地這樣做，他照平日的習慣，以輕聲同我主基督的對話跟我唱和，總的來説，他心中充滿了愛和熱望，願意看到自己終於解脱自己的臭皮囊。
於是他臨終的奄奄一息開始了，他在最後的喘息中説，他對死亡一點也不害怕，他遺憾的，十分遺憾的，是未能於敎會在中國的這個葡萄園裡實現他多年的心願，進行工作，為更多的人受苦，但既然天主的旨意為此，他很樂意天主聖意叫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們正在讀著時，他央求我打開他的籃子，從裡面拿出一個筆記本，裡面大概記下了一些心靈上的話語，他不想身後流傳下來，他叫我把本子燒掉，於是他又求我把一塊聖查理贖罪手帕繫在他的右臂上。
於是他的痛苦加劇了，他雙眼盯住十字架像，重複三遍地唸誦了耶穌和馬利亞的名字，就咽了氣。他的受祝福的魂靈離開了他，去領取他的勞績帶來的獎賞。
次日去南京
同一天，我依照中國習慣將他的遺體放進一個木箱子裡，次日(62)就護送靈柩去南京，在南京找到我們的四個人，他們是三天前到達的。在那裡，我們有一片給自己人的墓地，我們就留下了鄔若望神父的遺體，讓他同已在那裡的林斐理(Felicano da Silva)神父相依為伴。
信就寫到這裡為止。這就是鄔若望神父的幸福結局，我們對他的逝世都十分遺憾，因為我們的傳敎團損失了一位剛剛開始工作的了不起的傳敎士。
本來鄔若望在駐北京的耶穌會傳敎士當中是可以大顯身手的，但是他到達澳門時流年不利，正是在1614年11月傳敎士被逐出日本來到澳門之後，以及萬曆皇帝在中國發動迫害之前。他英年早逝，三十七歲生日之後僅16天就謝世了。鄔若望被忘卻了。他默默無聞的犧牲，使得其他一等的明星，如鄧玉函(Johann Terrenz)、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等，得以取代他的地位而閃閃發光(63)，而對於他們，歷史學家們已經談論了很多，我祇是選擇了這個題目，略加介紹，以期鄔若望在今天能更多地為人所知曉。
【參考文獻】
·鄔若望本人著作(有*號為手寫本)·
1609年1月31日致安東尼奧·馬濟尼的信，由法瓦羅325發表。在羅馬對1609年1月份月蝕的觀察。由法瓦羅325發表。見附錄第2號。
同艾儒略合作寫出的對1612年11月8日月蝕觀察記錄〔皇家科學院自1666-1699年回憶錄。第三卷，第一部份，巴黎，1729年，第706頁〕，由法瓦羅108轉引。(註63)
*1616年日本年函拉丁文譯文手稿，奉教省長瓦倫汀·卡爾瓦略之命筆譯〔日本中國58/485-520〕。由洛倫佐·德雷·波策發表於《日本、中國、果阿及埃塞俄比亞年函》(那不勒斯，1621年)3-93。
鄔若望1616年1 1月20日致格林貝格神父信的片斷〔載於塔納西烏斯·基爾希爾等，《磁石或磁作用》，三人合作作品，羅馬，路易·格林雅尼印刷所，1604年，頁316〕。由法瓦羅在同處轉引。
*鄔若望致穆齊奧·維特列斯奇的手寫信，1617年5月25日於澳門〔日本中國，17/82〕。
*自1617年3月至同年10月《在日本因信仰我主耶穌基督在日本被殺害之殉教者簡表》〔手書，日本中國29/I/75-86v〕。
【其它文獻】
安托洛維奇，約西普(耶穌會士)：<克羅地亞的耶穌會傳教士鄔若望>，載於《馬魯利奇》19(1986)37-40。
巴爾托利，丹尼埃洛(耶穌會士)，17世紀(羅馬，1663年)，《來自中國》之三(都靈，1825年)288。
達迪奇，扎爾科：<鄔若望的天文學作品>，載於《自然與技術科學》，8期(1973)，95-100。
達迪奇，扎爾科：<鄔若望的數學著作>，載《物理學與技術知識》(1983年)1-6。
德厄爾涅，約瑟夫(耶穌會士)，《1552-1800年駐華耶穌會士大全》(羅馬-巴黎，1973)，856號。
法瓦羅，安東尼奧：《第谷·布拉赫、約翰·開普勒及16-17世紀其他著名天文學數學家同喬萬尼·安東尼奧·馬濟尼未發表的往來書信集》(波倫亞，1886年)。
加爾西亞·維略斯拉達，里卡爾多(耶穌會士)，《羅馬學院史》(羅馬，1954年)。
柯拉達，米約(耶穌會士)，<16-17世紀克羅地亞的耶穌會>，載於《泉源與奉獻》，第15期(薩格勒布，1985年)86-108〔102〕。它也提及了其他作者有關鄔若望的作品。
拉馬爾·埃德蒙(耶穌會士)，<金尼閣神父替中國傳教團作的宣傳(1616)>，《耶穌會羅馬檔案》9(1940)49-120〔83〕。
普菲斯特·路易(耶穌會士)，《有關1552-1773年在中國的舊傳教團的耶穌會士的傳記與著作資料》，共二冊(上海，1932-1934)。
虛特·約瑟夫·F(耶穌會士)，《1549-1654年日本的耶穌會史導言》，見其目錄。
文德泉，<澳門教區神父錄>，第32名，載《澳門教區簡報》，66(1968)444，引自《澳門教區簡報》。
維奇·約瑟夫(耶穌會士)，<1541-1758年間前往印度的耶穌會士名單>，《葡萄牙文化史》(Portugiesischen Kulturgeschichte)第七卷論文(明斯特，1967)252-450。
陳用儀譯
【註】
(1)文德泉(Manuel Teixeira)説“鄔”表示“蠻夷”之意，是誤解。參見普菲斯特所著《有關1552-1773年在中國的舊傳敎團耶穌會士傳記與著作資料》(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頁149。
(2)文德泉的原文是“這位如此初學見習的(傳敎士)”(deste 〔missionário〕tão noviço)，見《澳門敎區簡報》(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66期(1968年於澳門)頁444。我們祇從該簡報中摘引。文德泉并沒有指出該資訊的來源。
(3)米約·柯拉德在其論文<16-17世紀克羅地亞的耶穌會>(Podacio Hrvatskim Isusivcima iz XVⅠ. i XVⅡ. st.)(載於《泉源與奉獻》〔Vrela i Prinosi〕15期，〔薩格勒布，1985年〕86-108。
(4)“他隨身帶有一副毯絨假髮、一頂敎士用的四角便帽、一件當中開孔的圓形披風和同樣的長袍、一件粗呢黑長袍、一件當中開孔的緊身坎肩、一雙小羚羊皮靴子、另有一雙半毛皮的靴子、一雙起絨粗呢黑便鞋、三號的襯衣、長毛絨的圍巾、三條白硬領、三個衣架、一個皮箱、一件長毛絨緊身坎肩、一本斯拉沃尼亞文的聖敎敎義書”。他簽字説：“我喬萬尼·符雷曼諾申明上列各項無誤。”《耶穌會羅馬檔案》，羅馬172/36.V.羅馬54/26,1660年的三年目錄。
(5)<在羅馬學院攻讀修辭學>〔1603年的三年目錄，羅馬54/145；又見簡明目錄，羅馬79 194v〕。1604年的簡明目錄把他列在二年級的修辭學攻讀生之列〔羅馬79/189〕。
(6)“若望·烏爾曼紐斯，來自達爾馬提亞的斯帕拉特羅人，生於1583年4月6日，魁梧男子，1600年2月1日到達羅馬。讀二年級哲學”(羅馬學院1606年的三年目錄，羅馬54/193v. n.127〕。同一年的即1605年12月的簡明目錄，將他列在邏輯學學生之列。〔羅馬79/217〕。
(7)“講授文法六、七個月，任神學班班長兩個月。”(羅馬學院1606年的三年目錄，羅馬54/同上)。
(8)參見里卡爾多·加爾西亞·維約斯拉達，《羅馬學院院史》(Storia del Collegio Romano)(羅馬，1954年)，頁194。數學與天文學的學生被人稱為“克拉維奧神父的學子們”。1587年，年方二十三歲的青年伽利略成了老資格的克里斯多弗·克拉維奧的朋友。同該學院保持了經常的關係。1611年5月18日，在鄔若望離此前往西班牙之後，學院曾為伽利略舉行過一次學術性的慶祝活動。
(9)安東尼奧·法瓦羅·《第谷·布拉赫、約翰·開普勒及16-17世紀其他著名天文學家與數學家同喬萬尼·安東尼奧·馬濟尼的未發表來往書信集》(波倫亞，1886年)，頁323。
(10)鄔若望的信可以在法瓦羅所編該書頁323中找到。
(11)自1603年起，日本統治者是德川家康。一開始時他對天主敎曾表示過某些好感，但其中羼有猜疑，發展到最後，就在1614年展開了全面的迫害。
(12)在《耶穌會羅馬檔案》(ARSI)中，有一批要求寄給該會各傳敎團的書信，其中相當一部份是有關日本和中國的。
(13)維特列斯奇於1615年克洛德·阿夸韋瓦去世時被選為耶穌會總會長。
(14)要求到東方傳敎者的信件當中，找不到有鄔若望的任何信件。而且，鄔若望本人曾寫信給維特列斯奇，説他在臨離開歐洲的最後一天回想到“我們的父親”阿夸韋瓦的信，覺得信中彷彿有一個神聖的聲音吩咐他“離開你的歐洲吧”。
(15)《耶穌會羅馬檔案》，歷史社會62/73v.
(16)日本中國114/241。
(17)據法瓦羅〔108 n.1〕在《自1666-1669年皇家科學院回憶錄》(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 des Sciences depuis 1666 jusqu’à 1699》(巴黎，1729年)第七卷第一部份第706頁所載，1612年11月8日對月蝕的觀察，是由鄔若望同艾儒略合作進行的。但這一説法是説不通的，因為艾儒略自1612年起已在印度，而鄔若望則是1615年同他的十一名同伴前往印度的，最可能是當年的11月份〔《耶穌會羅馬檔案》，日本中國68/43〕。
(18)約瑟夫·維奇，《前往印度的耶穌會士名單》(Indienfahrer)，第618號。
(19)《日本歷史文物》〔MHJ〕，I 424，阿儒達圖書館49 IV 66 56-56v.
(20)“同住”，據《日語詞彙》(長崎，1603年)頁73：“同住：在寺院中侍候僧人的童子或剃度者”。“同”字的長音號祇表示其元音拖長。儘管這個用語帶有猥褻的含義，但耶穌會士們還是借用了佛敎的這個術語來指那些同修會有關係、致力於傳播福音的少年或當地的單身漢。他們的工作，不限於區區的敎義問答，所謂“同住”，已經是一種生活方式，儘管還是世俗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敎義問答工作已經是一門職業。女子也可以被接受做敎義問答工作，但決不能當“同住”。
(21)1616年的日本年函，由敎省長瓦倫汀·卡爾瓦略下令編寫。4〔日本中國58/485-520〕。
(22)方濟各·維埃拉，1616年12月29日於澳門，又於1617年1月8日加上五行附言。
(23)切爾索·孔法洛尼埃羅1617年1月10日自澳門致貝爾納爾多·德·安傑利斯書〔日本中國17/65〕。對該年函的批評，主要是針對來自日本的原件，是經敎省長瓦倫汀·卡爾瓦略修改過的。孔法洛尼埃羅承認鄔若望受過科班出身的敎育，“心想而且也有此能力對文字加以潤飾”。
(24)日本的基督敎徒，是從1558年起有人殉敎的，但是，1614年2月已經下令在全國範圍確定不移地驅逐傳敎士，并隨之實行迫害，該令於十一月份的第一個星期開始生效。有28名傳敎士留下躲藏起來，仍然繼續接收敎徒入敎，直到最後一人於1644年殉敎為止。
(25)監會神父方濟各·維埃拉將此次迫害歸罪於“某些對佛塔并對其邪敎十分熱心的中國大官們在和尚們的慫恿下向皇帝進讒言，攻擊神父們和基督徒們，説神父們是夷人，在中國傳播一種反對佛塔及其風俗的新宗敎，已經接受了許多基督徒。〔……〕他們可能滋蔓圖謀，反對皇帝。〔……〕這是兩名主要的大官，分別駐節皇帝的兩處宮廷〔北京和南京〕”。(1616年12月28日於澳門，日本中國17/41)後來高一志(Alfonso Valignano，又名王豐肅)及龍華民(Nicolao Longobardi)也有類似説法。〔日本中國161/I 1-26及35-36〕。
(26)方濟各·維埃拉，1 6 1 8年1月10日於澳門，日本中國17/128。
(27)日本中國114/197-198。德厄爾涅〔346〕把這個簡報同1618年的年函混淆了，説有4人被逐出北京，2人被逐出南京，但是原文説的是：“那4名被逐出北京和南京的人們之中〔……〕”。
(28)日本中國114/197V。德厄爾涅把江西的藏身之所當作是“會所”：“祇有兩處會所：江西的一處〔……〕和杭州的一處”〔346〕。
(29)一大片空虛〔Magnum Chaos〕：這是表示兩地相隔和感情相思的經典式比喻。
(30)Ps.26 14.
(31)鄔若望患有嚴重的胃病。
(32)鄔若望是1615年4月5日在里斯本登船出發的。
(33)指耶穌會總會長阿夸韋瓦。鄔若望所指的可能不是那封指派他到日本去傳敎的委派書，而是指後來的某封信。阿夸韋瓦於1615年1月31日逝世。
(34)你的那個歐洲〔Europa tua〕：鄔若望以及維特列斯奇總會長為時遠遠走在我們當代的前頭。在當代，我們正力圖恢復一個包括所有各個小祖國在內的大祖國。
(35)正為許多文獻所示，幾乎所有被逐出日本的人們都想回去。
(36)“在交趾支那的我們的神父們，被原先召喚他們去的國王趕了出來，理由是老百姓造反了，要求把他們趕出這王國，因為他們弄得大地乾旱不雨；國王説要他們暫且離開。再過三年再召他們回去。”〔羅德里格斯·吉朗，1618年1月10日於澳門，日本中國17/126〕。
(37)他既是敎省長瓦倫卡·卡爾瓦略的顧問，又是監堂神父方濟各·維埃拉的顧問。監堂神父於1618年7月或8月初前往日本。
(38)駱入祿，1617年1月5日於澳門，日本中國17/55。
(39)信奉基督敎的中國大官們完全理解到有必要通過一些中國智識階級所關心的科目來展開有關福音的對話。其實這也是依納爵·羅耀拉的辦法。
(40)大啟(1621 1628)，崇禎(1628-1644)。
(41)托馬斯·依納爵·杜寧·斯波特，《中華帝國史，第二部份，第二卷》，日本中國102/189v.
(42)日本中國17/89。命令來自穆齊奧·維特列斯奇，但推遲了幾個月，等到他的繼任人就職的消息由日本傳到澳門後才付諸實施。
(43)見下文由傳汎濟(Francisco Furtado)寫的鄔若望訃告。
(44)《自1617年3月-10月在日本因信仰我主耶穌基督而被殺害之殉敎者簡表》〔手寫，日本中國29/I 75-86v. 〕。
(45)羅德里格斯·吉朗，1619年12月28日於澳門。1619年澳門及交趾支那年函，第三聯〔日本中國114/201〕。手稿中寫道：“讀和寫”。吉朗忘記了在澳門敎數學的鄔若望，他敎數學一事，我們是從傅汎際寫的訃告中看出的。
(46)羅德里格斯·吉朗，1619年12月28日於澳門，日本中國114201.1619年澳門與交趾那年函，第三聯。
(47)不必重複再説，那三名中國官員對於找到精通科學的傳敎士，是具有充份信心的。見註39。
(48)傅汎際，1620年11月1日於澳門、1619年中國與交趾支那年函，致至誠信奉我主基督的耶穌會總會長穆齊奧·維特列斯奇大人，經菲律賓的第一聯〔日本中國114/221〕。因此，鄔若望去世的日期，不可能是虛特(Schutte)在《日本歷史文物》第一，目錄779第1 5號中引用普菲斯特時及在索引第1316頁中所説的1621年4月。
(49)日本中國1 14/241。
(50)日本中國114/52-252v.
(51)傅汎際，1621年8月23日於杭州，1620年中國年函〔日本中國，114/241〕。
(52)傅汎際集子未提鄔若望自1606-1609年期間在羅馬的徬徨猶豫之感。
(53)新卡斯蒂利亞，是一個由五個省組成的地區，其中托列多省就是奧羅佩薩所在地。符雷曼就讀過的那所學院，遺跡至今猶可辨認。
(54)北京和南京的耶穌會士於1618年抵達澳門。
(55)準確地説是自1616年9月至1619年12月，即三年多一點。
(56)陽瑪諾和鄔若望二人。
(57)巴爾托利言過其實，説那是一塊“為此目的等待著他的極小的木頭”〔來自中國，三，288〕。
(58)見n.31. 日本中國114/197v。其實祇有杭州一處“會所”和江西的一處藏身之地。
(59)1620年在南昌的有院長羅如望和一名不知姓名的“兄弟”。我猜想那是生在澳門、父母均為中國人的鍾明仁(譯音)，人們總是稱他為塞巴斯蒂安·費爾南德斯；但也有可能是廣東的胡安·費爾南德斯。另外兩名中國籍“兄弟”是帕斯瓜爾·門德斯和曼努埃爾·佩雷拉。他們四人1620年時都在中國。
(60)那是1620年4月17日，因為這是在1619年的年函(1619-1620)中報告的，雖然寫上了1621年的日期。巴爾托利説“那是在1621年聖週期間的日子裡”，不確。〔巴爾托利，來自中國，三，288〕。參見下註。
(61)1620年4月22日即聖週的星期。許多作者沿用巴爾托利、普菲斯特及其他經典作家的説法，以傅汎際的1620年中國年函〔1621年8月24日於杭州，日本中國114/234-261v. 〕為根據，把日期弄錯到了1621年，殊不知該年函談的是1619-1620年發生的事。早在前一年1620年的11月1日，傅汎際就已經提及鄔若望的去世。《耶穌會神父一覽》〔日本中國187/18〕第22面有載：“達爾馬提亞的鄔若望神父，於萬曆48年(1620年)來到南京，不久後即去世，〔被〕葬於城牆外名為雨花台的山腳下。”《一覽》并沒有記載鄔若望1619年去南昌并在那裡逝世，把南昌同南京混同了，但他的確是葬在南京的。
(62)1620年4月23日。
(63)將這作品認為屬於鄔若望，是説不通的。見註18。
*Juan Ruiz-de-Medina，自1981年起係設在羅馬的耶穌會歷史研究所(Istituto Storico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成員，曾以多種文字發表過有關遠東的專著和文章。此文是作者於1990年11月8日至10日於薩格勒布舉行的“克羅地亞宗敎、科學與文化領域中的耶穌會士”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