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

召喚藝術巨匠的融和門

黃曉峰

融和門選擇20世紀末悄然矗立於澳門景色旖旎的西灣碧波之上,像一段史詩為四面八方的目擊者勾勒出它那遠眺似巨型墨錠般肅穆的紀念碑形象,其煞費心機的質料構成蘊蓄着沉重而堅定的形式感。這項巨塑藝術作品作為澳門歷史喜劇的象徵符號,它們似在言説一齣執迷地追求完整性於東西對峙之融合與貫通之中的人類童話。

我們在融和門遶行的人流中尋找誰? 眼前有一群聰明透頂的賭徒和一隊搔首弄姿的妓女,然而僅僅是過客而已。澳門人想在融和門的周遭留下甚麼? 除了灼亮的射燈,朦朧的月色,蝶蛾翻飛一閃而過。當黑暗剛剛消失的時分,一切卻顯得如此蒼白! 融和門似乎想在21世紀的朦朧曙色之中呼喚文化巨人和藝術巨匠的出現,它正需要搬演澳門史詩般的童話劇的勇士角色。

李瑞祥夾着一大把油畫筆、刮刀和一塊調色板出場了。他用追魂攝魄蒐索歷史幽靈的透視眼光在時光隧道的人流中尋找不朽的形象,那些足以揭示跨越四個世紀澳門滄桑謎樣的真實場景。作為20世紀末澳門歷史的見證人和積極參與者,李瑞祥犖然獨立堅守忠於歷史忠於生活的個人創作立場,異常冷靜地把藝術眼光投向澳門歷史全景中那在黑暗裡泛出幽幽亮色的“融和門”,豁出勇於燭照世紀鴻溝真象的膽識和氣魄,甘於寂寞卻逸興遄飛地在簡陋逼仄的蝸居陋室繪畫四百年澳門歷史舞台的各種場景和各色人物。李瑞祥忽然成為“澳門歷史融和門”的一位精神守護者,他不惜消耗掉十多年作為藝術家的寶貴生命去追摹這一彈丸之地的幢幢魅影,為澳門昔者往矣的人文景觀留下了三百多幅色彩鮮明形象豐富的歷史記憶。

“不忮不求,何用不藏? ”畫家當然也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得;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蘇軾<賈誼論>)李瑞祥旅居澳門十多年,既有“所得”,也有“所忍”。他實行“用錢買回自己的時間用於繪畫”的求存原則,不打工、不授徒、不掛招牌、不登廣告,名片上印個調色板和“美術家李瑞祥”幾個字,豈有他哉! 他説他平均五個工作日完成一幅畫,十四個年頭在毫無任何資助的逆境裡獨力完成了三百幅表現澳門歷史風貌及其人物群像的主題性繪畫。這批作品令我想起昂貴的油彩、畫布和史實資料。我永遠記得畫家脱口喊叫的那副無奈神情: “老天! 還要養家活口,子女還要交學費啊!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傍晚畫家在東望洋街頭等候官龍耀(Luís Sá Cunha)和吾曹編輯部同仁到他家看畫的情景,幾個人一下子就把畫家的小客廳填滿了。就在那麼個極有限的空間,畫家展示了十多年的勞作;不,是在我們面前展示了四百年跨度的色彩世界,把我們一下子推入澳門歷史全景的四維空間了。我瞥見官龍耀的眼睛在香煙繚繞的青霧後面潤濕地透出略帶疑惑的激賞光芒,這是一位葡萄牙藝術鑑賞家對一位澳門華人油畫家的由衷欽敬和傾注。——那一刻,我忽然想妄自給傳統的“文人畫”添上一個追加的定義: “文人畫就是君子固窮之作”。李瑞祥的歷史性題材油畫,我想,它們的骨子裡仍然保存着中國文人畫的超脱精神,是澳門文化深層內核的有機揭示。這又令我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藝術史和自然史、藝術觀和歷史觀的各種關係。李瑞祥形象逼真色彩斑斕感情強烈地再現了澳門的“自然史”和“風俗史”。毋庸置疑的是,他由此成為一位(至少對於澳門文化遺產之重要性而言)嶄新的歷史畫藝術形式的創造者。

女人體

(油畫100×73cm) 李瑞祥作·1989

李端祥在廣州求學、生活的時間甚長,於當地博物館工作了一二十年。其間最惹人注目的是他被邀為十來間博物館展覽館繪製歷史性主題的大型油畫。1969年他曾從被“下放勞動”的粵北山區調返廣州“星火燎原”革命紀念館繪製毛澤東和林彪作為“親密戰友”形象的<井崗山會師>大型油畫,曾在全國引起轟動,至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則須把“篡改的歷史”“顛倒過來”,用朱德的形象置換林彪的形象。僥倖的是畫家本人卻因“從來不得罪人”而“躲過了一場政治大難”。大陸“文化大革命”釀成一場“摧枯拉朽”的浩劫,把億萬人推上“你死我活”號稱“史無前例”的大搏鬥的思想屠宰場,智識階層首當其衝,忍辱負重地經歷一場場活似通過煉獄之火流那樣痛楚而嚴峻的時代考驗。這麼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倒是在中國扮演了“歷史催生婆”的偉大角色。仍然赤貧的人民在噩夢之後甦醒並且百倍地警覺起來,從此轟轟烈烈地揭開了“中國走向世界”為祖國現代化而奮鬥的歷史新篇章。其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摧殘了無數人材,同時也“造就”了無數人材。真正關心民眾疾苦,關懷祖國前途的智識份子始終要成為社會中堅,他們的創造性勞動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奉獻構成中國當代文明進步的推動力量。李瑞祥1941年出生於一個“由小康陷入困頓”的破落士人家庭,自幼受桂林山水錦繡風光的陶冶,全靠天資聰慧和艱苦學習才躋上了人材芸芸的中國畫壇。他適逢盛世經歷了“浩刧”的洗禮“煉獄”的鍛煉,正當他青春火熱年華,“文化革命”的時勢逼迫他去沉潛而深入地審視那些聲名赫赫的“創造歷史”的“革命英雄”,考量那些被澎湃的時代大潮翻捲而起曾經叱咤風雲的群雄人物的時代因素和歷史背景,甚至包括魯迅夫子和“母系氏族會議”的角色,還涉及太平天國和孫中山先生。李瑞祥是一位堅持“筆墨當隨時代”的藝術家,他自覺地作為一位觀潮者卻不屑於追逐潮流。他的筆觸終於在時潮大浪的沖刷下隨時代所需而由自然史轉向人類史。他作為一個捍衛真實性的藝術家必須首先去感受“革命家”們的時代脈搏和隱藏於階級性之下的人性的真實性,由表及裡不斷地讓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飛躍,在捕捉人物形象的瞬間突入殘酷現實的切口,從中獲取豐富的社會素材和深刻的歷史感。如此,“文化大革命”對於李瑞祥這樣的堅守“客觀描繪”的畫家來説,正好提供了一個切入歷史生存之真實性以及探索其豐富文化蘊藏的難得機遇。我想,此段千載難逢的歷史機緣造就了李瑞祥由描摹自然轉向自覺審視人類歷史、深入偉大的人文主義傳統的藝術觀。視野的拓廓和深化促使他在80年代蟄居澳門之後斷然不顧死活地發狠挖掘澳門歷史文化的稀世蘊藏。其實,李瑞祥回顧人生的曲折歷程時,大可不必為賢者諱,亦不屑為惡者諱,反而應該趕著在這個世紀結束之前,好歹趕快把他在“文革時期”奉命或賣命的所有傑作收集複製出版,為尊重歷史事實而保存其時作品的客觀原貌。它們毋疑地具有極高的“革命文物”的收藏價值,像<崗井山會師>大型油畫早已成為曠代珍品。到了下個世紀,正是畫家出版此段人生之“革命回憶錄”的珍貴時刻。

“有成就的畫家無一不對既有圖式(程式)作鬥爭。”(貢布利希)李瑞祥甫到澳門於1983年舉行了一次個展,由當時的澳門總督高斯達主持開幕儀式,展品之中有<登岸問路>和<賈梅士在澳門>兩幅油畫,當場引起包括總督、主敎和中外嘉賓的嘖嘖讚賞,曾被記者報道譽為“這是中國畫家第一次主題性的表現澳門歷史”。——也許,就是這次畫展激發起李瑞祥創作《尋夢之旅: 澳門歷史風采》的契機。自16世紀迄今,澳門存在的一線生機乃在於充滿智慧的華人和葡人在封閉的衰退中巧妙地融合對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至不同體制的文明,使零丁洋口一掌之地的澳門成為四百年來中西文化衝激互補的一個典型標本,澳門的歷史人文景觀無疑地已成為近世人類文化史蘊藏異常豐富的博覽勝地。李瑞祥置身於這麼一個積澱着四百年風雲際會由東西文明聚合而成的歷史文化寶地,敏銳而細緻的藝術觸角蒐索的目標絕非僅供自我逃遁的象牙之塔,亦不屑於奴顏婢膝和盛氣凌人地充當追逐勢利的文痞,而是在捉摸與把握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個性,發掘豐厚的創作素材為自己的藝術路標重新定位。當初他在賈梅士博物館看到錢納利、波爾傑、林呱那些數量有限的“珍品”時,不免唏噓惋惜其時人材之奇缺。當他被邀去修補澳督府收藏的歷屆總督肖像時,面對那堆積在地庫發霉損破的陳年油畫,他彷彿瞥見澳門歷史場景在一頁頁地褪色,遽然遙遠得令人惘然若失! 於是乎他決意全身心投入真實地再現澳門歷史風貌原型色彩的創作系列工程。李瑞祥為此十年如一日地堅忍不拔地辛苦勞作,顯示了彈丸之地的澳門也不乏“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大器之材,也顯示了澳門非等閒之輩滿懷“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巨匠氣魄。

在19世紀初興起的東方主義是歐洲近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成為地域文明自覺地走向世界的先行者。神秘的東方之旅曾經誘惑像波爾傑和錢納利等歐洲知名畫家旅居澳門用畫筆追摹珠江口的人情風尚,許多作品都是帶有強烈理性色彩的主題性繪畫,尤其注重澳門獨特的風土人情和嶺南歷史地理景觀所提供的新視覺效果。李瑞祥面對的澳門現實社會其實就是一冊大部頭包裝的《中葡交通史全書》的封頁,他必須一頁接一頁地翻閲,沿字裡行間爬剔進去,那些撒手而去的歷史人物形象就在一霎眼間搖搖晃晃地浮現出來了。李瑞祥成為追捕澳門歷史亡魂的拼圖大師,千方百計跟蹤那神秘的東方之旅同行者的斑駁足跡,從賈梅士的白鴒巢岩洞到利瑪竇的北京之行,從吳漁山蒞澳求道到湯顯祖轉述澳門多寶寺的瑰麗堂皇,從中國算盤前的中外交易賭館妓院裡的男盜女娼到販夫走卒漁民蜑户的生動形象達官貴人富商巨賈的舖張排場,從媽閣廟、望洋山、大三巴、大炮台、觀音堂、蓮峰廟到主敎、神甫、和尚、尼姑、術士、相公、三敎九流無所不有,單舉明清之際旅澳的中國仁人義士如屈大均、大汕、魏源、康有為、梁啟超、高劍父等文化名人,就有幾十位之多。可以想象,作為澳門一位新移民藝術家,一切悉須從頭開始,跑名勝古蹟,端祥拍照,蹓書肆,鑽博物館,收集各種各樣的資料,分門別類比較分析,提煉素材,構思草圖,推敲形象,做油畫稿,刻劃細節,反覆修改……此中每一個環節需要付出多大的能耐、毅力和膽識! 一彈指間十四年光陰如箭消逝,李瑞祥在調色板前證明了澳門真是一個可以創造奇蹟的夢幻島。李瑞祥筆下的人物群像對於澳門人來説,多半是似曾相識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雖然畫家似乎祇在自個兒敘説遙遠的故事。他描繪的洋人,老外看了説像洋人;他畫的中國人,中國人看了都説是同胞。説話的人都沒有對立的民族情緒,誰也沒有擲以不屑一顧的眼光。胸懷豁達的畫家憑獨到的本事細膩的筆觸把華洋關係處理得恰到好處,表現得大方得體,陳舊的歷史場景頓時顯得有聲有色,落英繽紛,活脱脱直撲眼簾。李瑞祥説: “我誠摯地將拙作獻給創造澳門歷史的人們,讓小城的風采,在世界歷史星河中閃耀光輝。”——其實,李瑞祥已在用如椽畫筆創造一巨冊色彩澳門的形象歷史,他的確正在為澳門人創造一項藝術史上的世界紀錄。

在我的訪問記錄(1996年12月9日)裡有一段畫家談自己創作感受的逐字記錄,勞人自況,深入淺出,頗能道出他旅居澳門的經歷如何促使其文化意識和藝術觀轉變的情形。他説: “大陸畫家畫歷史畫強調對立因素,畫面常出現火爆場面。如果是奉命而作,這個李瑞祥也不能例外。當然,在描繪情節性的歷史主題場面之外仍然有純技巧和形式因素探索的可能性存在。”李瑞祥投身藝途四十多年,一直沿著“西方的真善美加東方的天人合一”這條路子向前摸索,由此形成他的美學品格。他強調具體描繪的“強烈的真實感”產生於“強烈的感情投入”,強調“情真”又必須做到“掌握感情恰到好處”。他沒有恣意轉向現代西方畫派的誇張怪誕,寧願精心地描繪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他説,他創作歷史的“英雄人物”,至多稍微用仰視、凸現、厚重些的處理手法。看來凝重厚實巳成為他作品的風格特徵之一。李瑞祥將“阿堵傳神”,“氣韻生動”的中國傳統美學精神貫注於油畫造型的人物形象描繪之中,甚見功力,不虛張聲勢,不嘩眾取寵。當我探問他對“新潮主義”的看法時,他莞爾一笑地説: “新潮? 或許祇是指‘藝術商品’而言。時至今日,傳統意識和新潮觀念在商品經濟的強大衝擊下陷入尷尬境地之餘,我們……發現,藝術雖非傳統觀念的代言物,亦非完全是新潮觀念的符號,究其本質,還在於語言本身,在於語言所能展示出來的空間。”於此可見李瑞祥對“繪畫語言”的畢生追求是何等的堅定不移。

李瑞祥的澳門歷史題材作品無論在揭示時代風尚的潛在秘密以及東西方文明碰撞會通的人文精神方面,還是在探索審美王國的真實性原則方面,似乎也在向我們揭示這麼一個藝術哲學的真理: 真正寫實的繪畫(甚至包括照相主義!)可以超越平淡的現實。畫家固執地從歷史、宗敎、民俗、文學中吸取題材,卻在靜靜地進行一場戲劇性的同時也是歷史性的藝術革新創造。上一世紀初期許多西方畫家如安格爾等重振意大利偉大的藝術傳統,特別是在19世紀的觀眾看來拉斐爾之後失去了的傳統,究其深層的美學訴求實具有民族主義的含義。那個時代的藝術復興者認為,藝術在眾目睽睽的透視下必須拋棄晦澀的幻覺主義與明暗技巧等藝術手法,以此來創造新藝術。李瑞祥一生追蹤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提香、倫勃朗、魯本斯、普桑等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師以及大衛、安格爾、德拉克洛瓦、列賓、蘇里柯夫等前代藝術巨匠。當他自己的藝術生命步入成熟與收獲的季節,澳門的歷史現實為他提供了一個“繼承與創新”的抉擇時機,用畫家自己的話説,他到澳門尋找的是“零的突破”。正如“純正派”已是19世紀藝術和理論的傳承,意在擺脱文藝復興以後的沉重累贅,李瑞祥思考的路向,首先是要擺脱敎條主義的影響,奮然突入歷史的求存空間,其表現方式具有鮮明的世俗化特點,極力追求風格與時代結合。他的澳門歷史題材作品可以説已成為具有澳門特色的“學者的風俗畫”。早年學院派美學的影響竟然使一位忠實於生活的寫實主義畫家終於成為勾勒歷史真實的英勇的革新者。李瑞祥這批作品主體突出,嚴謹的形態依赖濃密的空氣和聚集的光而顯得簡樸得體,色調有條不紊地明亮起來,畫面充滿了外光的逼真性,繪畫手法老煉,剛勁,高雅,從容,在各種色彩過渡與混合的瞬間透射出審視歷史真實的抒情光芒。

李瑞祥為20世紀澳門歷史的終結貢獻其人生收獲季節的大批勞作,畫家因此贏得我們(澳門人)的擊節讚賞和尊敬。從此以往澳門美好世代的歷史記憶將堆積起一座融和門似的精神牌坊,其煞費心機的質料構成亦當包括李瑞祥那塊調色板!

 

(1997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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