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艾青談詩

艾青*

【編者按】這是艾青*四十年前(1957年8月20日)在北京文學講習所為各地的詩人、作家、編輯學員所做的一次關於詩歌創作的講話。不久,詩人就在很快到來的那場“風暴”中,受到衝擊和錯誤的處理,他的這篇講話也沒來得及整理發表就淹沒於各種“清除”的聲浪中。在詩人逝世前一個月,北京《詩刊》徵得詩人同意,才把這篇經詩人親友協助修訂的<談詩>公開發表。它是艾青一篇重要的詩學論稿,在詩人發表這篇講話時,正值詩人創作巔峰期,也是47歲的詩人美學思想成熟期的最後一篇詩論。如今,當繼往者摩挲遺篇殘簡之時,20世紀中國詩神的紀念碑已經由艾青揭開了帷幕,它巍然矗立於21世紀詩歌廣場的入口處。

根據大家提出的問題,歸納一下,分為五個部份,談一點個人對詩的看法。

一、詩的認識

有人把寫詩看得很神秘。我看,世界上沒有任何神秘的東西,假如説這個東西神秘,那是因為對它沒有認識清楚。

甚麼工作都可以做好,甚麼工作都可以做壞。寫詩也不例外。

不是所有寫詩的人都能寫出好詩來,最優秀的詩人也可能寫出很失敗的東西。這樣看,可以打破一些迷信觀念。

前幾天聽到《長春》雜誌的一位編輯説: 有人認為發議論的不是詩。這就是説,詩裡面不能容納概念,祇要有概念的詞句出現在詩裡,那個作品就是概念化的。

概念是思想的表現形式之一,是抽象的表現思想。允許不允許抽象的表現思想呢? 我認為是允許的。

有的議論是詩,有的議論不是詩。

并不是詩裡都應該排斥概念,也并不是任何一首詩裡都必須要放概念,有的可以直接用概念來表現,有的可以用別的甚麼方法來表現。問題在於安排得好不好,表現得好不好。所謂好不好,下面會講到。

最近在考慮這個問題: 一般説文學藝術是形象思維,社會科學一類的東西是邏輯思維。我看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并不是相對立的東西,祇是表現思維的方式不一樣。文學中的形象思維是有邏輯思維的基礎的。我找這個房子的比喻時,總是先對這個房子有明確的概念。連房子也沒有看見過,又怎麼找房子的比喻呢? 再如“人面桃花”,兩個東西完全不相干,但在紅的色澤這一點上還是相一致的。説這個擴音器像某某人的臉,這就比較困難;説我的臉像煙灰缸,那就甚麼聯繫都沒有了。所以可以這樣説,在文學中,邏輯思維是要通過形象思維來進行的。

有的議論是詩,當然不一定成為很好的詩;同樣的,形象思維的東西也不一定成為很好的詩。形象祇是一種方法、一種手段。

莎士比亞寫道:

    這個英國從不會,也永不會
    躺在一個驕傲的征服者底腳下
    (…………)
    讓全世界來進攻吧,
    我們會嚇壞他們。
    誰都不能使我們垂頭喪氣,
    如果英國信賴自己。

這是詩,而幾乎全是議論。馬雅可夫斯基和聶魯達都有議論。議論得好也能成為詩。

我們也常常從很多漂亮的論文裡面發現詩。馬雅可夫斯基説: “《共產黨宣言》是最好的詩。”

關於風景詩。

雖然風景不變,但人對風景的看法變了。

古代人寫泰山和現代人寫泰山應該不一樣,雖然泰山還是那個泰山。今天的詩人寫三峽,應該同李白寫的三峽有區別。如果沒有寫出自己看三峽的新的東西,那就不要寫,多印幾份李白寫三峽的詩就行了。因為在這一點上,我敢保險你決寫不過李白的。但你如果寫了自己的東西,而李白沒有辦法,你是你,他是他。

要老老實實地寫自己的看法,不要抄人家的。我為甚麼對中國畫發表意見,因為我反對他們抄人家的。那些老先生們不服,他們仍要堅決勇敢地抄下去。但我也不服,我仍要反對這樣抄下去。

關於愛情詩。

有一個要求,使它有區別於古代的情詩。讓人看出這是20世紀一個中國人在那裡寫,不要被人看成雪萊在那裡寫,或者李易安在那裡寫。

也不要成為都是伊薩可夫斯基式的情詩,中國人的表現方式應該同他們的不一樣。

寫中國自己的,也不一定要從民歌裡面去抄來。要寫出你的感覺。也是《長春》的編輯告訴我,他們那兒有人認為愛情詩得有個規格,比如説辮子要兩根才可愛,一根就不可愛了: 眼睛要大,小了就不可愛了;眉毛要彎,直了就不可愛了。這是抄來的。

甚麼是庸俗的愛情詩? 從人家那裡抄來的,已經寫過不知多少遍的。沒有創造性當然是庸俗。

用自己的腦子去認識事物,不要借别人的腦子。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你已經具備了的新的觀念、新的思想去思考問題,大膽地發表意見。祇要你敢於把自己的感覺寫出來,至少可以做到不同於人家。

二、詩的評價

實際上是如何欣賞、如何理解、如何判別?如果要多談一點,就是如何介紹,這本來是批評家的工作,但批評家也得先有前面三條。

如何欣賞、如何理解和如何判別,是任何一個願意接觸文學的人應該具備的條件。

看作品同時代的關係,有的作品看了以後好像似曾相識。這可能是從哪裡抄來的,即使不是全部抄,至少也抄了一半。

作品是否成功,要看作品在這個社會上所能起的作用,你看了以後是否感動,如果被感動,證明作品在你身上起了作用。并且,大體上像你這樣敎養的人,也都會被感動。

當然,評價詩還有標準--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

政治標準就是對社會主義有利。對社會主義有利,并不一定在每首詩的後面都加上個“社會主義萬歲”,那樣做未免太容易了。很有可能因為強調思想性,使人誤解寫詩離不開概念。應該指出來,概念是很危險的,比較難於駕馭的。

我講這個話,是因為前些時候這些東西都不可以。最早甚至於認為寫詩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慢慢的進了一步,寫詩不是小資產階級的,但寫風景詩、愛情詩是小資產階級的。這麼一搞,我看無產階級剩下的真正是“無產”了;而小資產階級卻得到不少意外的財富,也許會上昇為資產階級。

總之,我看政治標準應該是寬的。

含蓄和晦澀。

含蓄要不要?有人説,含蓄不好,含蓄叫人不懂。

含蓄的目的不是要人不懂,而是叫人懂,而且懂得要深一些,我花了不少腦子寫,也希望你看的時候花些腦子。要叫人不懂,最好是不寫,寫了以後總是要求別人能夠懂的。

含蓄不是一目瞭然。一目瞭然好不好? 也好。一幅畫擺在這裡,看了一目瞭然。但是文字表現同繪畫表現不一樣。有的寫得很準確,由於文化水平的關係,他卻又感覺不出那個準確性。

含蓄無非想通過比較深刻的理解,得到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假如不是這樣,含蓄就失去意義。

晦澀就不同了。晦澀會產生誤解。

晦澀是思想不明確的表現。

從前有個詩人寫了一首<魚化石>,不過那麼幾行。好幾個批評家寫了幾千字的文章來解釋。解釋的結果沒有一個是相同的。後來去請敎詩人。詩人説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寫些甚麼。

詩,變成不可知的東西,是哲學上陷到一種極端唯心論的境地時的反映。在批評別人時常聽到這樣的話: “我同你沒有共同語言”,他要擺架子,才故意地寫成這樣。我們同這些極端唯心論的東西缺乏共同的語言,他看事物同我們看事物完全不一變成

上海有個資本家過去學過哲學,我問他甚麼叫做哲學家? 他説: “一個瞎子,跑到地窖子裡,找兩隻黑貓。結果找不到。這就是哲學家。”

這答覆很精彩,是極端唯心論的不可知的東西,但比<魚化石>還好些。

怎樣理解詩歌上的流派? 這也是屬於詩的評價問題的。

現有的文學史都是從形式上來劃分流派的。像梯子形的被稱為未來派。還有所謂曬衣竿式、豆腐乾式等等,這是從形式上挖苦。

再如:

歌頌!

我們!

所!

生活的!

時代!

這是最近發現的新的樓梯式,不該斷的斷了,并且都加上驚嘆號。

從形式上劃分流派,我看值得研究。

是不是應該從內容上和表現手法上劃分? 表現手法好像更接近形式,但也接近內容。

批評是一個很難的工作。批評是把這個東西介紹給公眾,把自己的理解告訴公眾,幫助公眾理解。但是公眾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

為甚麼談到這個問題? 因為有人問我對沙鷗同志發表在《詩刊》上的批評文章的看法,這太難説了。我説他捧我的都對,罵我的都不對,這你們大概會不同意的。所以這個問題不談。我祇談談一般的批評工作。

本來,寫詩的人應該注意批評,但也不必太注意。我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裡置譭譽於度外,要不然會搞得神經衰弱。

在任何時代裡,詩人都會有許多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因為在任何時代裡,都包括着許多文化素養、審美觀點、政治立場不同的人。

不要以為社會主義時代了,任何批評都是很公正是。沒有那樣的事情!

前幾天遇到尤金大使,閒談中大使説: “寫作要當心呀,因為作家有敵人! 這當然不是指海外的敵人,而是説現在還有忌妒的人,包括蘇聯在內。”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要嚴肅地處理創作問題。

有時候評價高,有時候評價低;瞭解你的人評價可能高些,不瞭解你的人評價可能低些;這還是一般的看法。至於有時故意貶得低或捧得高,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反正你--作為批評家,假如不是根據全詩講話,我們可以少相信一些。

有時候詩人也評論詩。翻開拜倫的《唐璜》可以看到有很多章段是痛罵同時代人的,罵得對方好像活下去都沒有多大意思了。我們現在則是旁敲側擊,迂迴,冷嘲熱諷,隱隱約約也來這麼幾下。

也有讚美同時代詩人的。席勒死時,歌德寫了如下的悼語:

在他們的後面虛浮一片

祇看見拘束世人的凡俗。

有很多人喜歡在人死了後寫幾句好話,以示歡送之意。活着還有矛盾,死了大概矛盾就少了,一般追悼會上也是讚美的話多。

批評是難的,伏爾泰(Voltaire)説: “批評那倒是很容易的……”底下馬上一轉: “但是,你就不想想有那麼容易的麼? ”這表現了他不服呀!

普希金的《奧涅金》第七章發表的時候,有人貶低它的價值,説“我們的時代和俄國在前進,而詩仍然在先前的地方。”《人民文學》有位大編輯寫了一篇<停擺的鐘>,説鐘停了擺,但時間在前進。挖苦是夠厲害的,我看人沒有死最好不要講那麼絕對的話。

總之,批評是難的,詩人需要友好的支持。人的生命如同巴斯德所説,“脆弱得像一根蘆草”,風都可以吹動。粗暴的對待,不要説一棍子,半棍子也照樣打死,甚至在臨死閉目前,還忘不了籠罩着的棍子的陰影。沒有辦法,就祇好不寫。

像我這樣的人,幹別的不會,學畫不成,祇好寫詩,被稱為詩人,是長期的歷史性的誤會。

三、怎様寫詩

這是不可靠的。趙景深、傅東華等寫過小説作法和詩歌作法。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分工,不寫小説的人光寫小説作法。我現在寫不出詩,就談談怎樣寫詩;寫不出好詩,就談談怎樣寫出好詩。

你在寫詩之前,一定會想到“寫些甚麼呢? ”從我失敗的經驗講,有的時候想好了寫,有的時候邊寫邊想。在寫的過程中,也不是完全根據想好了的寫。因為思想是流動很大的,要使你的語言緊緊跟着思想。感覺也是一樣,當時不追,馬上就消失,寫出來就兩樣。

寫些甚麼? 那是自由的。看到泰山好,那就寫泰山。寫泰山的甚麼? 可以寫這塊石頭那根草。比如山峽裡古老的松樹,還趕不上山頂的一根草來得神氣--這是地位卑微的人們一種不平之鳴。於是:

山峽裡古老的松樹

沒有山頂上小草接受陽光的機會多

這大概也算兩句詩。

并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寫成詩,這是對這一個詩人或那一個詩人而言,在全世界來説,幾乎沒有一個東西不被寫進詩裡面去。

寫出好詩,需要下面這些東西:

生活知識很豐富,很善於瞭解人。

別的知識也要豐富,比如自然知識,要不然,就不能產生更豐富的比喻。同時詞匯也不會豐富。

感情的容量大。更多地想到絕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歡樂,感情的容量就大;相反的,感情容量就小。

藝術修養要高。高到足夠表現你的思想感情。

彭真説,我們有很多老幹部,肚子裡面裝著不少東西,但是寫不出來。就像茶壺裡煮餃子,至多能倒出一點麵湯。有藝術修養就能寫,但他沒有東西好寫,寫出來的無非是廢話。語言很豐富,可是沒有內容,本來這是不可能的,語言豐富應該是思想豐富的表現。但確有這樣的人,講得很多而寫不出來。

技巧本身是沒有目的的。技巧是為了傳達思想感情。技巧可以帶給詩人一種快感,從藝術的發展規律上講,有時候會順着技巧的進步而發展,但這也不是目的。當詩人陶醉於技巧的時候,很可能產生被技巧帶跑的危機。

當你創作的時候,如何決定詩的形式? 剛才已經説過,有的是想好形式才寫的,有的是在寫的過程中產生形式。沒有人會説,我今天準備寫一首格律詩,或者説我今天這首詩決定用自由式的形式寫。大概我追着我的思想發展時,我的語言自己產生了形式。

如何選擇形式? 我看最好的形式,是能最充份地表現你的思想的。

有人提到格律詩和自由詩的問題。我很少在寫以前明確規定採用甚麼形式寫。有時把自由詩改成格律詩,有時把格律詩改成自由詩。大概思相傾向於哪一邊的時候,就倒向那一邊。

照道理講是用不着改的,因為現在流行格律詩,有時候就把自由詩改了。

怎麼改法呢?

所謂格律詩,就是相當的整齊,原來栽了五棵樹的,你把它砍了一棵,或者把這一棵搬到那邊祇有三棵樹的地方,或者把中間剪了一段。你們怎樣寫我不知道,我就是這樣幹的。

一個人的思想,或者説就語言所能表現出來的思想,不能像米達尺所要求的那樣發展。思想是很自由的,所以形式也是自由的。在這一點上,自由詩是合乎思想的發展的。這倒不是我在這裡拚命提倡自由詩。

自由詩所要防止的是平庸的敘述、蕪雜、凌亂、過份的散文化。我們採用寬大政策--反對過份的散文化。

格律詩所要防止的是死板、陳舊、拼湊、不自然與造作的痕跡。為甚麼反對這些,因為有許多東西是套來的。

舊戲唱詞裡面有許多文法不通的現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被詞兒限制住了,每句非七個字九個字不可,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有如“洗了一塊尿布”,少了一個字,就成了“洗了一塊尿”,“聽了一個報告”成了“聽了一個報”,這樣就砍亂了。

有人問自由詩有沒有承繼性? 我看所有的文化藝術都有承繼性,包括“未來派”在內。有些東西在很早的時候顯現過,但後來被壓下去了。來歷不明的東西在文化藝術上很少,我不敢説絕對沒有。它總是有來由的,并且在某種新的條件下生長起來。如果以科學的認真的態度,研究一下中國詩的形式的發展,可以看出它決不是外來的。祇怕敎條主義的研究,人家原來是那樣講,他偏偏要這樣講,明明馬雅可夫斯基反對過一些東西,經過敎條主義一攪,他就説馬雅可夫斯基沒有反對甚麼,甚至説你翻譯錯了。

有人認為自由詩好寫。大概是徐遲講的: “自由詩難寫。”自由詩要反掉平庸的敘述、蕪雜、凌亂、過份的散文化這幾條,可不是那麼容易的。

格律詩也難寫。格律詩有沒有散文化呢? 有。如果眼睛亮一點,把某些所謂格律詩的韻腳去掉,那也是散文。常常因為尾巴上多了一個聲音,就被它唬弄住了。沒有形象,沒有詩意,也能算作格律詩? 不必説那些業餘作家,就是專業作家筆下的格律詩,也有些散文化得很厲害的。

每首詩產生的情況不一樣。絕大多數是自然寫成的,就是完全被要寫的東西激動時才寫的。

有沒有勉強寫出來的呢? 也有。一個人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想象和要做的去做,有時不免要做些勉強的事情。

所謂勉強做出來的東西,是在一些熱心人的敦促下,為一種義務的感情而寫詩。比如埃及挨打了,感到義不容辭(所以説勉強也不恰當);而好心的編輯總是在這個時間或那個時候催促你,上午來電話,下午三點交稿。這時候,大概要強制自己去努力完成任務。這樣的詩也有,而且不少。

有的編輯很善於出題目,反正是學生出身,在學校就習慣了作文,到時按題交卷。

有的編輯或者説有的老師很不善於出題目,使得你無法對付,再強制自己也強制不出來。

根據我的經驗:

自然寫成的東西總是比較容易感動人,被強制出來的東西總是不容易感動人。我也寫了相當數量的政治詩,在我最近的選本裡選的就非常少,《反法西斯》那本書中的詩,留下的沒有幾首。

當然,可能我選的觀點也有些問題。但我還有個非常大膽的不是十分完整的想法: 政治觀點有時會受一定的時間的限制。比方説,我曾經寫過一首《中國人民之歌》,當時的中蘇英美是同盟國,歌頌那樣一個麻煩的混合體,缺乏真摯的熱情,現在看來就更沒有甚麼趣味了。

無論是自然的寫或強制自己寫,都必須努力把感情喚醒。這是説,人的感情有時會處在半睡眠狀態。

我過去寫詩很少修改,大概政治要求越強的時候,修改的也越厲害。

在監獄裡黯淡的燈下,幾乎看不見,用鉛筆在小本本上寫,字體很大,有時兩行交迭在一起,翌日早晨拆開重抄一遍,詩就此產生了。這,現在已經很少了,雖然不是絕對沒有。

不過,詩,還是應該再三修改的,大概詩人聽取外界的意見越多,修改也越多。這一方面是好的--避免出毛病。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好,就是不自然。

如果問我寫詩有甚麼便宜的地方,就是我還學過幾天畫,對形體,對色彩,對調子和距離還有一點點經臉。

我認為詩人也好,小説家也好,對於色彩、氣味、物體的距離等等東西,應該具有敏鋭的而且準確的感覺能力。

四、詩的表現方法

詩的表現方法,應該包括在怎樣寫詩裡面。

甚麼是詩的新的表現方法?

新的表現方法應以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感覺作基礎。沒有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感覺,就不可能產生新的表現方法。

所謂獨創性,是詩人在新的領域裡,通過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感覺而獲得的新的發現。

新的表現方法必須有對新鮮事物敏銳的感覺。而對新鮮事物敏鋭的感覺是很不容易獲得的。不能把人家早就感覺到的東西看成對新鮮事物的敏鋭感覺。

當然,敏鋭的感覺也可以用在不新鮮的事物上。

任何事物都可以寫成詩,這是因為任何事物都可以喚起人的想象。

但是,有的事物對有的人容易激起想象,有的事物對有的人簡直引不起任何想象。

想象是經驗的積累。以現在的經驗,引申到過去的經驗;以過去的經驗,引申到“將來的經驗”。

能激起每個人想象的事物不一樣。有的人喜歡這種花,有的人喜歡那種花;有的人喜歡這種顏色,有的人喜歡那種顏色: 有的人愛這種圖案不愛那種圖案,有的人愛那種形體不愛這種形體。這樣,就自然也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表現方法。

不同的表現方法是根據不同的內容來決定的。

就是寫同一題材的東西,當你寫第二次的時候,也必須有新的東西。較多的詩人是不大願意寫同一題材的東西的。

構思。

構思的過程也是思想活動的過程。

構思最先考慮的大概是表現甚麼? 再就是從甚麼角度來表現?

詩人是通過形象來發展他的想象與思想的,這個話是否科學還可以推敲。或者這樣説: 詩人是沿著他的想象和思想在那裡塑造形象的。

構思也包括章節與段落的安排。哪一段放在前面,哪一段放在後面,有時候故意把前後兩段調換一下。這樣安排,是為了使人更感動、印象更深刻,以達到更多的藝術效果。

真實和想象之間的關係。

戴望舒在一段詩論中説: “詩,既不是真實的,也不是想象的。”這很對。

想象是從真實產生的,真實是由想象來豐富的。

看到一架電風扇,這是眼前視覺所能及的形體。由它想起哪一年在哪一間房子裡也看到一架電風扇,由那架電風扇想起那間房子的一個人,由那個人想起他的事情。所有這些想象都是由於眼前的電風扇所喚起的,所豐富起來的。

怎樣發展詩的想象力和感覺力? 這應該培養。

一點想象力也沒有的人,他可以做很多別的事情,比如當局長、科長、部長,但不能寫小説、寫詩。

一點感覺力沒有的人是很少的。問題在於有的人的感覺不能喚起情緒。看見一張白紙,覺得除了白紙外,别的再沒有甚麼了。

感覺如果不產生聯想、不產生想象,感覺是蒼白的。

想象力和感覺力是可以培養的,這實際上是腦子運動的習慣問題。

有的人運動得多,有的人運動得少;有的人有一個新感覺馬上產生一連串聯想,有的人則祇產生個把聯想。寫小説的、寫劇本的、寫詩的……如果想象力貧乏,那是很難進行工作的。

有的人不但自己不會聯想,甚至也不善於理解人家的聯想。

有人以為比喻要完全像。為甚麼説“人面桃花相映紅”,花又沒有鼻子眼睛? 其實世界上祇有一個東西最像,就是事物的本身。再沒有你本人更像你。要比喻做到這樣是不可能的。

關於意境。這是最難解釋的。

是不是這樣? 意境,就是把感覺、感情、想象、思想都放在一個更高的境地來處理,使事物更美化,使所寫的東西更有詩意。因為確有一些詩連一點詩意也沒有。

馬上來了一個問題,甚麼叫做詩意? 這也是很難解釋的,任何已經固定的解釋都有危險。

因為,對於詩意,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認識和看法。

有的人覺得黃昏有詩意,有的人覺得中午有詩意。

有的人覺得大海有詩意,但也有人覺得山谷比大海更有詩意。

你説咯咯咯響的摩托車沒有詩意,那馬雅可夫斯基會同你打架。

你説花有詩意,馬雅可夫斯基説石油是世界上最好的香料。

你看到寧波臭菜掩鼻而過,寧波人卻覺得那最有詩意。

我看最主要的是能喚起人新的快感,新的刺激,新的蠱惑,新的興奮。這樣的範圍就比較大一些。

也許有人會問,跑到故宮去懷古是否有詩意? 我看連懷古的感情也是新的興奮。

所謂靈感,是使你的感覺力和想象力、感情和思想,都豐富起來的因素和力量。

黃昏,散步柳蔭下,鳥兒從天上飛過,傳統地把這叫做詩意。這是從書上看來的,人家説它是詩意,我們也以為這樣的東西才有詩意。

為甚麼有些年紀大的人看了新的詩,既不願意接受,也接受不了,因為他看問題已經敎條化了。

承認早就存在的東西是很容易的,祇不過多一票而已。

但人不僅僅是這樣發展的。人還要經常地大膽地去承認將要存在的東西,或者已經存在而不被承認的東西。

敘述和比喻。

大概是去年,有兩位墨西哥詩人也問過我敘述和比喻的問題,他們的確選擇了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因為有人認為敘述不是詩,而他們,也認為敘述不是詩。

有人認為敘述是散文的手段。

如果不把詩看成固定化、神秘化,那麼我認為敘述也是詩的手段。完全離開敘述,不可能寫詩。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巳星星也。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竹山: <虞美人>

全詩都是敘説,沒有一個比喻。選擇了三個環境,跳躍得非常快,把一輩子都寫完了。

這種敘述不同於散文的敘述。它抓住最典型的場面,概括力極高--少年的時候玩兒,壯年的時候流浪,老年的時候孤獨。收到了詩的感動人的效果。

類似的例子多得很,如:

    恐是人行未投宿,
    馬蹄踏雪亂山中。
                 --李秀真

    柴門聞犬吠,
    風雪夜歸人。
             --劉長卿: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這些都是敘述。

富有想象的,或者抓住事物典型的,概括力很高的敘述,都可以成為詩的表現手段。

因為,當你這樣想的時候,被你敘述的東西就已經充滿了詩意,那就可以成為詩。

詩的敘述同散文的敘述有甚麼區別? 剛才説詩的敘述跳躍很快,概括力很高,難道散文就不需要這些嗎?

不,也需要。好的散文本來就是最接近詩的,甚至於就等於詩的。

人類產生的最好的東西,一般的講都是詩篇。魯迅也被稱為詩人,其實他寫的詩很少。倒不是寫詩就了不起,而是人們把它當做美化了的東西。

在長篇的詩裡面,最容易出現敘述,而且最不能夠排斥敘述。但那樣的敘述要高明一些、經濟一些,而且敘述的時候應該是很能感動人的。

有人以為祇有比喻才是藝術的加工。

不是這樣,敘述也可以有藝術的加工。

當然,假如詩人在思想感情處於半睡眠的狀態下寫東西,那別説是敘述,就是比喻也不會有詩意。他不會帶給人新的感動人的力量。

早晨隨便翻了一下過去的一首短詩<黎明>,這樣的詩把它寫直了是否就是散文呢? 我想有那麼一點詩意,就是算它為散文也沒有甚麼損失。即使是散文也是有詩意的散文。

有人説寫散文容易,寫詩難。我看也不見得。今天中國散文寫得真正好的人很少(當然,這是提到較高的水平上來要求的)。寫得語法上沒有毛病,修辭上沒有缺點的散文很多。但寫得完全被它的文字力量抓住,連氣味都聞得到,像空氣一樣包圍着你,這樣的散文極不多見。

好的散文的力量,遠遠超過壞的詩的力量。

以下是散文,也是詩:

    雷赴之聲,震動山谷。
    散水霧合,視不見底。
                 --<水經注>

短短16個字形容瀑布,可以説淋漓盡致,把環境完全刻畫了出來。

    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
                     --柳宗元

    佳木異竹,垂隱相蔭。
                --元結: <右溪記>

這些都是散文,但應該説都是詩。它所以不被承認為詩,祇由於每句裡面少一個字,或者沒有分行排。這是因為我們把詩看得定型化了。像形容瀑布的四句,祇有“雷赴”的“雷”,“霧合”的“霧”是比喻,其它都是敘述。但它的力量是詩的力量,是那麼集中地打動人的感情世界。

如何理解樸素?

有人不喜歡樸素而喜歡華麗。

在以明潔的語言表現了事物與人情的真實動人的場合,樸素就成了力量。

樸素決不是平庸的敘述。假如樸素成為平庸的敘述,那我們是反對的。

樸素不是在半睡眠狀態中講的懶洋洋的拖拖拉拉的語言,樸素也不是毫無選擇的語言。

樸素是最明快的語言,把事物最本質的東西表現出來。

是不是敘述的就是樸素呢?

敘述可以成為樸素,也可以成為不樸素。

樸素最反對平庸。詩裡面最反對漫無節制的發言。小組會上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詩如果是這樣,那可糟糕了。

寫詩就是用最小的篇幅給人以很大的快感。要不然,就沒有理由把一本書祇印那麼一點兒。

比喻的目的是使抽象的變成具體的--借比喻把你所要比的東西更鮮活地顯現在人們的眼前。

把看不見的東西顯現在紙上,屬於形象的手段: 形象的手段中有一條就是比喻。

使抽象的東西具體化,使原來感覺不到的東西感覺到、看得見、聞得著,知道它的温度和硬度。

一個戰士很堅強,譽之曰鋼鐵戰士,他決不是鋼鐵的戰士,而是形容它的硬度。

從感覺到聯想、到想象,產生了比喻。思想和感情都產生比喻。

感情這個東西是抽象的,“美”這個字也是抽象的。説這朵花很美,幾個人聽你説,幾個人對你這句話的感覺可能都不一樣。説這朵花美得像瑪瑙,見過瑪瑙的人,對這朵花的美就有了準確的感覺了。

你應該努力把你的感覺真實地傳達給觀眾。祇有你的感覺準確了,知識豐富了,你才能找到最適合於表現你所感覺到的東西,并真實地表現出來。

“這朵花像花一樣的”,那是廢話。“太陽啊,你亮得像太陽一樣的亮! ”那也等於不説。

但有時候,也會使人產生新鮮的感覺,如:

太陽呀,你真是名副其實的太陽!

祇有你對某種事物瞭解得相當正確和準確時,你才能找到最恰當的比喻。

因此,比喻反映了詩人的思想感情的深淺,也反映了詩人對美與醜認識的程度。

喜愛的話,應該找好的東西來比喻;憎恨的話,應該找壞的東西來比喻。

你要讚美的東西,但找了一個人家并不認為好的比喻,那--讚美半天還是白費。

甚麼叫象徵的手法?

這也是屬於比喻的。借用具體的東西來比喻抽象的東西,有時候甚至於互相借。

象徵的手法同“象徵派”是兩回事。象徵的手法是詩裡不能排斥的。

象徵派是詩的一個流派,它有主張,有綱領,從波特萊爾開始。這最好由穆木天來講。

有人認為象徵的手法不為一般人所理解,是否會減低作品的意義?

好像是這樣,作品能為更多的人理解,意義就越大,也才符合群眾觀點。

但確有一些好的東西不被人懂,這是難免的事情。當然,不是所有不懂的都是好的。

表現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詩也不能加以規定,它沿著人對世界的認識能力在不斷地擴充,而且也沿著藝術發展的規律在擴充。

五、詩的語言

甚麼是好的語言,甚麼是不好的語言?

最充份地和最準確地表現了你的感情、感覺和思想的語言,就是最好的語言。

平常聽人講話: 有的話很感動你,有的話很容易使你接受,有的話説得很聰明,有的話給了你深刻的印象,覺得一輩子忘不了。所有這些話,大概都是好的語言。

詩的語言不是自己從紙上跑出來的。

詩的語言是從人的日常用語裡面,或者書本裡面,你採用了經過加工,把它變成自己的語言。

最誠懇的話最能感動人,你應該學會把你自己的話講得更誠懇一些。

有人提出如何錘煉語言? 我看與其説錘煉,不如説訓練。

為甚麼這樣説? 因為訓練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錘煉祇是寫在紙面上的時候加以修飾。像魯迅所説的把可有可無的字刪掉。訓練使你能準確地概括事物和選擇語言。

當然,這不是一天兩天所能達到的,而要經常不斷地進行鍛煉。

甚麼叫做精練? 有人認為字越簡省就越精練。像剛才唸的“雷赴之聲……”這樣十六個字,當然是精練,但不一定凡是字減少就是精練。像“洗了一塊尿”那樣的精練是提倡不得的。

我們所説的精練,是在共同的語言的基礎上,要求不浪費,講得少而得到的多。要講得準確,不同語法抵觸,該用的地方還是要用。

有同志問我在語言上做過怎様的努力,有些甚麼經驗?

簡直沒有甚麼經驗。唯一可説的,當我寫的時候,我的語言同我的思想感情陰魂不散,追蹤到底。寫完以後感到有的地方顯得鬆些,就不要它。這個辦法好不好,最好還是請敎批評家。

語言的音響和色彩。

語言一定要明快和準確,然後才能帶來明顯的色彩。含糊的語言是不能有甚麼色彩的。

因此,寫詩的人應該充份理解語言的性能。

語言是多種多樣的。有這樣的語言,有那樣的語言。有諷刺的語言,有哀訴的語言,有挖苦的語言,有懇求的語言……該用甚麼語言,根據你內容的需要。

語言是詩人的色彩,就像畫家的顏料一樣。祇有準確地調匀了你的色彩,才能準確地表達你所畫的對象--模特兒。

語言要清楚、新鮮、和諧,唸起來順口。有時可能不順口,那除非是有意識這樣寫的,目的在產生另外一種藝術的效果。

語言問題一個星期也談不完,限於時間,今天祇能講到這裡為止。

*艾青(1910-1996),中國現代詩人。原名蔣海澄。浙江金華人。自幼喜歡繪畫。初中畢業後入國立西湖藝術學院學繪畫。不久去法國一邊做工,一邊學畫,並讀哲學、文學,開始寫詩。1932年回國,在上海參加左翼美術家聯盟。同年被捕,在獄中寫了不少抒情詩。1935年出獄後即以寫詩為生。1936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大堰河》,以詩情濃鬱得到讀者好評。<大堰河--我的褓姆>表達詩人對勞苦人民的關懷和對不合理社會的控訴,是他的代表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武漢、桂林、重慶等地從事抗日工作,愛國熱情更加高漲,進入創作的旺盛期。1938年出版第二本詩集《北方》,以後續出《向太陽》、《他死在第二次》、《黎明的通知》、《火把》等詩集,抒發愛國激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他主張自由體詩,著有《詩論》一書。1941年去延安。次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創作風格有所變化,曾採用民歌體寫詩。1941年後寫的《雪里鑽》、《反法西斯》等詩集都很著名。1945年後在魯迅藝術文學院和華北聯合大學任敎。1949年後任《人民文學》副主編。出版《黑鰻》、《海岬上》等詩集。1957被劃為“右派分子”後長期在農場生活。1979年恢復名譽,繼續詩歌創作,出版《歸來的歌》、《艾青談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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