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送來繆鵬飛先生的畫集，翻閲畫集，第一感覺就是繆先生的畫作充滿著激情，許多畫作汪洋恣肆，大氣沉雄，色彩斑爛，筆法狂野。有的鮮明火辣如火山爆發，烈火燃燒，有的撲朔迷離如夢幻。看得出繆先生是把色料直接塗上畫布，渾成調配，敷染自然，順其發展。繆先生當然是在必然的偶然中或偶然的必然中加以控制的，雖則隨意塗抹，但許多畫面的筆觸縱橫有序，勾劃則剛正流暢，時有節奏感。可以看出，畫家把自己的慾望、意志、情感和智慧化為特定的符號，積澱在畫布上。我們在他的畫作前仍然可以感受到作者騷動着的心靈。
我們在繆先生歷歷可見的圖像中，品味出躍然而出的歷史深沉感以及對東方傳統文化的認同感，一種蘊藏着如此熾熱的圖像，粗豪、樸拙、自然，天趣而又如此的痛快淋漓。繪畫之道，講白了就是憑着長期的積累，而在塗沫時，隨意發揮，技巧融化在無技巧之中，縱情任興，興之所至，無所不為。畫畫的剎那間全憑感覺不斷地塗沫，在不斷地塗沫中尋找某種東西，并不斷地去發展這種東西像依附於想象的建設，應了鄭板橋的一句名言: “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巴爾扎克也講過同樣意思的話: “畫家祇有手中拿着畫筆的時候，才能思索。”本人不讚成用許多言詞去解釋藝術作品，作為藝術的繪畫本身已經在言説，而且這個言説是其他言語無法替代的，它本身已是一個獨立的系統。用文字去講述乃是多餘的，而且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難怪蘇珊·桑塔格提出“反對解釋”，主張用各種感官而不是釋義去感受藝術品，并主張用對“藝術的性愛”取代對藝術的解釋。但人類創造了文字又得用文字去描述某種體驗與感受，這實在是人類的可悲，是文明演進理性發展的二律背反。
實在講，作為藝術的繪畫原本是十分單純的。人從孩提開始就會在一張白紙上作種種視覺信號的探究，嬰兒第一次面對紙與筆并不意識到會發生甚麼有趣的事情，他們祇是用筆叩紙，隨着這一輕叩不但會產生響聲，而且還會留下視覺的影像，從筆端出現一種痕跡，留下一個記號，這顯然會使嬰兒產生極大的興趣。他會看着這個記號或痕跡感到好奇，證明自己的行動得到了意外的視覺報償，接着他會重複這個遊戲，一次又一次地亂劃塗沫，隨着時間推移，一次比一次塗劃得越來越有生氣。但繪畫作為某種職業以後，問題就接着而來了。那種原有的本真、天趣、直率、自由，那種毫無嬌情造作的輕鬆感、實在感、遊戲感、塗沫感越來越少見。難怪當今許多藝術家呼喚回歸原始，回歸孩童，尋找失落的草帽。我翻閲着繆先生的畫冊，一個越來越清晰的意念浮上心頭，繆先生的繪畫沒有絲毫緊張感，充滿着隨意性。如一個頑童見到顏色的喜悦與興奮，隨着不斷的塗沫而不斷的產生快感，隨着這種快感的增強，使他欲罷不能，奮勇不止。把繆先生的繪畫比作頑童弄顏色，絲毫沒有低估繆先生作品存在的價值。不論我們承認與否，理解與否，現代繪畫與兒童藝術原始藝術巨大的相似之處乃是最顯著的特徵之一。
簡爾曼·巴贊在《美術簡論》中寫道: “若想正確地認識人類最古老的精神表現方式，必須從原始藝術創作的最初衝動中尋根求源。如舊石器時代後期人類最早的雕像以及原始時代的岩畫藝術，并不是原始人類美的意識在特殊形式下的表現，而是人類精神的一種表現形式。……或者説是人類全部物質活動當中最特殊的一種表現形式。”假如把為自己生存而作出的完美思考稱作精神，那麼藝術就是人類精神表現的一種方式。我們在兒童藝術、原始藝術和現代藝術面前感到某種驚喜，某種滿足，某種振奮，就是因為藝術創作者是通過某種物的形象在同觀者交流感情，而且這些形象代表了兒童與原始人與現代人共同的感性體驗，可以毫不誇張地認為這種對物的原始體驗是聯結兒童、原始人與現代人心靈的橋樑。藝術從它誕生一天開始就在觀照生命。兒童藝術、原始藝術的存在，使我們對原初生命狀態有了形象和深刻的瞭解，更為重要的，在此觀照基礎上，藝術甚至在引導生命。應該説把繆先生的繪畫與兒童藝術、原始藝術相類比，是因為在繆先生的心靈與血緣之中存在着與兒童純真與原始人狂野的隱秘聯繫着的人格意緒。應該説當今任何急功近利淺嚐輒止都無法援引此種意緒的啟悟和力量的支撐。瑞士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通過觀察指出: 兒童的第一個特徵就是“實在性”(Realisme)。實在性就是毫無考慮地附屬於自己的存在，把自己作為直接的、客觀的、絕對的東西來認識。也就是説，兒童不能把自和外界區別開來。兒童的這種特性在阿爾塔米拉的壁畫中、原始岩畫中以及民間藝術、中國書法中我們卻可以見出某種相似性。現代人的困難在於需要不斷地克服理性對感性的干擾，需要保持“直覺”的純粹性。保持藝術的本真性。一般“行動”或“行為”，這純粹是為遊戲而遊戲。以後的發展都已逐步消融到其成年的追求中去了。尋找失落的童真與天趣可以説是當今許多藝術家為之奮鬥的目標。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學識的遞進，仍要回復到兒童時代已無可能，但是否在藝術表現上、觀點拓展上可以追尋到這種兒童塗鴉時的快感呢?
繆先生的畫作已經給了可能的答案。我想指出的是在當今繪畫越來越成為一種職業與商業行為時，它的製作，它的描摹精巧越來越講究時，仍能見則繆先生那種輕鬆自如隨心而為的畫作，感到由衷的興奮。
當然有許多評論已經論述他如何將東方文化傳統與西方現代技術相交合，或吸收東方精神，植根民族土壤，融入民族精隨等等。當然也有繆先生論文所述的甚麼新東方之謂。我本人頑固地認為，理論是理論，文學是文學，繪畫是繪畫。我們面對的是繆先生的繪畫藝術。正如海森堡所説“一切詞匯或概念，無論看上去多麼清晰，祇不過是具有一系列有限的適用性而已”。孔老夫子講得更為明白，“名者實之賓也，實者名之本也”。我在面對繆先生的畫作時，祇感到有似原始人的狂拙與兒童繪畫的純真，有的祇是塗鴉的快感，視覺的快感，心靈的快感，僅此而巳……
(丙子年九月初九於文殊菩薩佛誕之日)
*王邦雄，上海戲劇學院敎授，藝術評論家。本文原有副標題“觀《繆鵬飛畫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