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忘記3月27日是他86歲的生日，所以頭一天就發了個慶賀電報去。誰料到就在那一天他的病又發了，一直昏迷不醒。從此我的心被一片陰雲遮住了，整整四十天! 我真想祈求上天不要給我預感。有電話令我心跳，我真怕有北京來的電話。
可電話畢竟來了。
從遙遠的地方飄來高瑛的聲音:
“他終於走了，兩小時前，沒有留下一句話，平平靜靜的……”
我一看手表:7點!5月5日的清晨!
薄霧在散去，院子裡有幾朵薔薇花開得紅艷艷的，我們的祖國正是春天。
可他走了。
一個用心靈征服了陰冷世界的人，把春天留給他所摯愛的人民，悄悄兒走了……
記憶的屏幕上閃出了一個個幻象--
我們友情的交流在心的深海裡
他“歸來”以後寫得最動情的詩篇之一是<致亡友丹娜之靈>。有一次我把自己這個看法告訴了他，他點了點頭，自個兒很輕很輕地唸起來:
我們這個時代的友情，
多麼可貴又多麼艱辛--
像火災後留下的照片，
像地震後揀起的瓷碗，
像沉船露出海面的桅桿……
唸到這裡他頓住了，説: “人世間很多友情像溪灘裡的水，嘩嘩地響，響過也就算了。祇有在心的深海裡無言地交流着的友情，才叫人終生難忘。”今天我回憶到這裡，心不禁怦然而動了: 我們友情的交流是哪一種呢?
十七年以前，在舉國“迎接迷人的春天”的日子裡，他得知我那苦難的青春歲月是和他冤屈的政治遭遇連在一起時，給我寫了信: “很想知道你目前的處境和生活狀況。你能否回南大工作? 如要回南大，需要其麼幫助? ”
80年代的第一個京華之夏，我為了重寫《艾青論》，在他史家胡同的家裡住了十多天。有一次我想去人民文學出版社看朋友，他陪我到出版社門口就回去了。等我和匡滿他們談了一個半小時出來，他竟在大門右邊拐彎處靠着街燈柱看街景。我楞住了: “你怎麼還在? ”他孩子氣地笑笑説: “怕你迷路，還是回來等你! ”
80年代的第三個京華之秋，我帶着剛出版的《艾青論》到他那兒去。和他在北緯飯店吃飯時，我説: “我感到自己的生活還祇剛剛開始。”他沉默了好一會，盯着我的臉，一字一頓地説: “一生都得這樣想! ”
第四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期間，我們都住在京西賓館，他八樓我九樓，因此常在一起談到深夜。談詩，談家鄉，談愛情，談我的牧牛生涯，談他的古爾班通古特荒原……談着談着，他深情地説: “我們還得堅信社會主義，祇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呵，我還忘不了1991年暮春，我赴京參加“創造社國際學術研討會”。因為頭一天傍晚才到達，所以到第二天下午才去東四十三條看他。他那時走路已經很不方便了，看到我就蹣跚着迎上來，劈頭就問: “甚麼時候到的? ”當得知我到京已快一天了時，他不高興了，説: “那你昨天為甚麼不來? ”我還來不及申述情況，他又不容分辯地説: “那你今天就住在這裡! ”
呵，我也忘不了1992年5月的下旬，他十年中第二次回故鄉金華，我陪他們在一起住了三天，第四天我要趕回杭州去主持一場碩士論文答辯，一大早就去向他告別。他説: “不，你留在這裡! ”説畢，拉住我的手，讓我坐在他身邊，一句話也不講，1分鐘、2分鍾……那上午我走不成了。中飯後我再次去告別時，他突然漲紅了臉，推着我的肩膀一迭聲説: “你走吧! 你走吧! ”據説詩人是通靈的。我不知道他那時是否已預感到我們在永別!
我更忘不了，1993年5月，他聽説我要和我的妻子陳蕊英合出詩集《伊甸園》，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篇字跡顫抖的序文，表達了和我的情誼! “寒超曾與我有一段相似的坎坷經歷。早在50年代他在大學讀書時，就開始研究我的作品，寫了一部近二十萬字的畢業論文。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劃為右派，他的論文作為罪證被付之一炬。1979年平反後，他依然研究我的作品。事業與共同的命運，使我們成了朋友。”--這恐怕是他留給人間的最後一篇文章。
無盡的回憶是夢幻式的，可這世界又全是真實的呀! 看，滿園子陽光，碧草和鮮花，而我又想起1982年5月，他“歸來”後第一次回家鄉的日子裡，我們曾在西子湖邊作過一次較長時間的漫步，談起了對季節的愛好。我説: “我最愛五月，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真是個生命力旺盛的季節。”他突然問: “你喜歡我作品中甚麼樣的句子? ”
“生命是可感激的，因為活着可以做多少有意義的事啊! ”
他又孩子般笑了，笑得多燦爛。
如今，我彷彿又見到了那笑--心心相契的暢懷大笑；而我，同時也恍悟到；我們這對忘年交，友情的交流是在心的深海裡。
他多麼熱愛太陽和生命的綠色
住在他史家胡同家裡的那次，我曾為他整理過一份錄音稿，那是他1980年7月在《詩刊》社舉辦的“青春詩會”上的講話，後來以<與青年詩人談詩>發表的。接受委托後的第二天，天濛濛亮我就起來開燈整理了。忽然覺得窗外有個人影閃過，向院子裡走去了。起先我不在意，後來想起他有個早起寫作的習慣，該不是他吧? 我就推開門走出去，在院子一角的瓜棚邊，站着個高大的人--果然是他，正在聚精會神地欣賞帶露開放的絲瓜花。我走上前去，悄悄兒説: “在尋找靈感嗎? ”他回過頭來帶着夢幻似的眼神看了我一下，説:
“你看多美的造型，以花蕊為中心，這些花瓣組合得多和諧，多對稱，多有層次感，建築師是誰呢? 生命! ”這時，剛巧有一隻蝴蝶飛來，鑽進了花蕊裡，他幽默地説: “還戀愛哩，蝶戀花麼! ”隨之環顧周圍，指着一堆煤，一塊殘破的假山石發揮想象: “也許煤在想念長白山的深山老林，假山石在想念太湖。這裡處處是生命呢! ”
“所以你有<煤的對話>，有<礁石>，有<魚化石>，所以你一早就要來作靈感的朝聖，是不是? ”
“你説對了! ”他拍了我一下肩膀，又向大門口指指: “再去看看早起的人! ”説罷就引我向大門口走去，一邊走一邊擲過來一句沉甸甸的話: “愛詩就是愛生活，愛生活就是愛生命! ”步履是如此矯健。
呵，想到這裡，我不能不傷感了，我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如此矯健的步履，而今天是連他高大的身影也永遠消失了。不過，那句“愛詩就是愛生活，愛生活就是愛生命”的話，卻永遠在我心頭回蕩；在那以後我們接觸的日子裡，他對人生、對歷史、對詩的許多看法，都使我和這句話聯繫起來。
上面提到過1982年5月我們在西子湖邊漫步時的閑聊，我記得當時還圍繞“富於生命力的季節”這個話題，進一步展開過交流。我説: “你的創作有兩個高峰期，一個是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以<向太陽>為標幟；一個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光的讚歌>為標誌。這兩個高峰期也可以説是你創作中兩個富於生命力的季節。”他沉思了一下説: “這不能上在我的帳上，是屬於我們民族、我們時代的: 一個是抗日戰爭，全民族高漲愛國抗爭熱情；一個是改革開放，全中國發揚科學民主精神--當然，這兩個時期也的確説得上是我創作生涯中富於生命力的季節。”
“那末我要説: 是富於生命力的時代創造了一個大詩人的你，是你帶出了一個富於生命力的詩歌時代--估計你不會同意我後半句話吧! ”
“當然! ”
“但至少從這兩個創作交峰期可以看出，你的一些代表作都洋溢着對太陽和綠色的追求激情，反映着你是熱愛太陽和綠色的，這該同意吧! ”
他笑笑，又幽默了: “你真會誘敵深入! ”隨後又陷入了沉思: “我的確是愛太陽的，我寫過好多篇讚美太陽的詩，這是因為在我看來，詩人必須給人類以朝向理想的勇氣，而我們又總是把太陽看作象徵光明、理想的緣故--當然也還在於太陽能給一切以生命，這是我在<光的讚歌>裡一再強調了的。”
“説到底你詩美追求的出發點還是熱愛生命，因為熱愛生命，所以你歌頌太陽，也讚美綠色。在你詩裡不是好多次出現過‘生命的綠色’這個詞匯嗎? ”
當我們閑聊到這些地方，已來到昭慶寺和斷橋之間那段路上，這裡的路兩邊，法國梧桐長得特別高大，枝枝椏椏帶着濃綠的葉子橫過馬路在上空擁抱着，連成一片，進入這段路真有綠蔭蔽天的感覺。他顯然興奮起來了，喃喃地説: “綠色是可愛! 好多年沒來杭州了，這次回來，發現它綠了不少，你看路邊的梧桐，湖中的荷葉，這邊廣場上的草坪，那邊白堤上的楊柳，統統是綠色。杭州倒的確生活在富於生命力的季節裡了。”
“你到廣州不是也有這樣的感覺嗎? 所以寫了首<綠>:‘刮的風是綠的，/下的雨是綠的，/流的水是綠的，/陽光也是綠的’，使有的人還指責你也在寫朦朧詩，説讀不懂呢! ”
“對了，這幾年我走過不少地方，總感到我們國家綠了不少，叫人的心也綠起來。看來，你説富於生命力的季節倒真回來了。至於有人指責，那是他--”
“不懂得愛生命，不懂得愛生活，所以也不懂得愛<綠>這樣的詩，是吧! ”
他又一次拍拍我的肩膀輕鬆地笑了: “你呀，強詞奪理! ”
背負着人類命運的十字架歌唱
回憶總是傷感的，卻也使我對他有更多的思考。
自他告別這個世界兩個月來，我幾乎每天一大早起來都要讀他的作品。這些天我讀的是他五十七年前寫的《詩論》。這本書我早已讀過好多遍，可現在重新讀它，恍恍惚惚感到這不是本理論著作，而更像一首抒情長詩，面對世界他發出的一場心靈獨白。我再三地讀着<服役>一章的第三節: “不對人類命運發出空洞的預言，不以先知者的口吻説: ‘你們都跟我來! ’而是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類當中，共呼吸，共悲歡，共思慮，共生死，那樣才能使自己的歌成為發自人類的最真實的呼聲。”這些話竟成了一塊磁鐵，把我記億深處沉甸甸的東西全吸了出來。我感到這位熱愛生命、熱愛生活、執着於詩歌事業的詩人，靈魂總像是揹負着人類命運的十字架。
還是要提起1980年我在史家胡同和他最初接觸中的情景。我是8月1號中午到他家的，為了接風，高瑛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午飯。我不會喝酒，也破例和這對患難夫婦乾了杯。飯後略作休息，我們就開始交談。交談的地方是一間融起居、會客和寫作於一“廬”的長方形房間。我坐在靠東壁的長沙發上，他則坐在書桌前的圈椅裡，一隻手瀟灑、多情地撫摸着書桌上一大堆舊的、半舊的、各種文字的報刊和書信。驕陽在西窗藍色的窗簾外徘徊，室內顯得異樣清幽柔和。我們在這個他馳騁靈感的地方，已交談了兩個來小時，當他講到苦難時期，全國和世界各地有許許多多人都在打聽他的下落，關懷着他的命運時，我忽然感到眼前一亮，火辣辣的陽光猛撲進來。原來是他拉開了窗簾，兩眼定定地望着窗外枯樹上一架土裝的電視天線，我油然昇起一股莊嚴感，好像整個世界呼喚他的聲音一齊湧進這間書房，最響亮的是煤礦工人們的聲音: “我們找你找了20年，我們等你等了20年……”他突然回轉身，拍着書桌上那一大堆報刊、書信，急促地説:
“我祇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寫詩的人，像工人開機器，農民種田一樣，為甚麼在這個世界上會有那麼多人關懷我，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尋找我? ”
停頓了一會兒，他的話又柔和起來，甚至像在自言自語:
“每想起這個世界上有着那麼多人一直信賴着我，像親人一樣在想念着、盼望着我，我，為人類的命運而歌唱，再背上十字架，也有甚麼可猶豫的呢?!”
我也激動了，忽然幻現出希臘神話中安泰的形象，毫不顧及初次見面時的持重態度，滔滔不絕發揮起來:
“安泰同大地結合在一起時，會出現無比強大的力量；你的‘大地’就是你一生為他們歌唱的人類，所以你的情感也屬於無所畏懼、樂觀堅定的信念世界，正像你讚美過的那塊礁石那樣，雖然被海浪打得遍體鱗傷，依然會‘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所以你不是個‘悲哀的詩人’。不過在<致亡友丹娜之靈>裡，你又説自己的歌聲‘即使在最歡樂的時候也有悲酸’，倒又有點像是‘悲哀的詩人’了，這是為甚麼呢? ”
他抽出一支煙來點上，又坐回到圈椅裡，隨手把一首寫於一年前的詩<沉思>拿給我看，微眯着眼睛説: “去年，在從廣州到上海的火車上，看到鐵路兩邊水田裡那些農民冒着小雨在勞動，我猜想着人和大地已有了默契，一定會豐收的，日子也會好些起來的，可是我又總是不安，一團憂鬱也浮上了心頭·忍不住寫了這首詩。你問我一個‘為甚麼’，我在詩裡可有更多的‘為甚麼’，會是在問我自己: ‘為甚麼……/為甚麼……/我的心還是這般憂鬱? ’説心裡話，我一生没有歡樂，祇有悲哀。”
我當時被他低沉的聲音和吃不準的話中內涵所鎮住了，一時説不出話來，祇是默默地看着他，他也默默地看着我。在無言的交流中真不知道時光過去了多久，後來又是怎麼結束這場談話的。現在回想起來，這個話題實在太重要了。可是當時我沒有完全領悟到這一點，直到1992年5月，他又一次回故鄉，在一次宴會上我聽了他講的故事，才深深懂得當年那個話題對探索他的心靈世界的份量。這個故事是從招待他的那一桌豐盛菜肴引發出來的。他説: “那麼多好菜好飯! 家鄉真富裕了。不過，讓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聽: 有一個農民，活着時很苦--農民總是苦的! 後來他死了，玉皇大帝召他到天上去，對他説: ‘你在人間吃盡了苦頭，現在你到了天堂，你説要甚麼，都給你! ’這農民想了好久，就説: ‘我要餃子! ’”
我受到極大的震動! 看來他總是念念不忘苦難的人民、悲哀的人民的，而農民，是他們中最苦的，因此，他“自小感染了”的那一團“農民的憂鬱”竟成了他埋在心底裡的一個情結，縱使像安泰一樣，他永遠和“大地”結合在一起，在為人類而歌唱的追求中樂觀、堅定、無所畏懼，但祇要感到人類的命運沒有真正好轉，他也就永遠無法排遣這一團“農民的憂鬱”在心頭的困擾。
於是我終於懂了: 他是負着人類命運的十字架，歌唱着走完一生的。
多元文化交匯點上矗立的形象
有人曾説過他很驕傲，要挖苦人。可我怎麼也無法把這些指責和實際生活中的他聯繫起來。浙東人的脾氣使他有時的確倔得很，但實際上他是本能的懂得尊重人的，總是從與人為善出發的。我曾幾次見到過他發氣話不顧面子，使人下不來台，但過後他會去拍拍對方的肩膀説: “別生氣! ”這裡實在隱含着一種大謙遜的人生態度。唯其如此，才使他對文壇各式各樣的人總是肯定的多。有一次我們談到九葉詩派，他很肯定地説: “陳敬容是才女! ”另一次談到田間，他説: “有些人寫詩就是抓不住形象。田間了不起，能抓住，他這樣寫魯迅的死: ‘呼喊着/呼喊着/走近十月的/河邊/他停息了。’寫得多生動、壯烈、深刻。”又有一次，和浙師大研究生姜雲飛談到戴望舒，他説: “這個詩人有貢獻。詩不多，但很精粹，很動情。你們總説是我提倡用口語寫詩，其實這要歸功於他，是他首先提出這主張的，我祗是從他那裡受到啟發。”正是這種胸襟和態度，使他那顆詩心像海棉吸水一樣，善於吸收多種詩藝的“營養”，以完成自己的詩學建構。可以説: 在多元文化的交匯點上完形自己，是他成為一代詩學大師的決定性因素。
第四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開幕的前一天，我和九葉詩派的辛笛、唐湜等前輩詩人和我的同代好友李元洛一起去他豐收胡同的新居拜訪，在他的客廳裡大家談得很是歡暢，高瑛為招待我們忙得團團轉，但見他談興甚濃，也忙得更是帶勁。突然他説: “寒超寫了我一篇論文，説我是‘帶着腳鐐跨上詩壇’，很形象麼，有煽動效果。其實腳鐐是沒有帶的，倒是帶着凡爾哈侖的詩進國民黨監獄、跨上詩壇的。”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從此我是不斷地在留意他的言談，思考他詩學建構的多元格局。
他曾和我討論過接受影響的問題。我提出高層次的影響是思路，他很同意，并説: “今天，文明財富已屬於全球所有，所以接受影響也應該是全球性的；就接受影響的具體內容而言，可以是他的全部作品，也可以是其中一本書，一篇作品，甚至作品中一個句子，也能對你起關鍵性的影響作用。”
“所以你要説帶着凡爾哈侖的詩跨上詩壇了! ”
“是麼，凡爾哈侖的詩我很喜歡，還在監獄裡譯了他一本詩集《原野與城市》。他那種抒情角度和意象構造就影響了我一生。波德萊爾、蘭波、惠特曼、馬雅可夫斯基、桑德堡也都影響過我。記及蘭波有一句詩寫敎堂裡發出的喪鐘聲，竟説成是‘紫色的鐘聲’，桑德堡寫美國一個港口的‘霧’，是‘踮着小貓的腳步’走來的: ‘它一弓腰/坐了下來/瞧着港口和市區/不走開了。’這些也都影響過我。”
“可你在<大堰河--我的褓姆>裡把‘大堰河’寫成‘紫色的靈魂’，在長詩<潰滅·霧>裡把‘霧’寫成披散着白髮、赤着腳、支着拐杖、從低濕的水窪裡困倦地爬起來四處流浪的古人，比他們更生動，情緒感受也更深沉! ”
“你舉的兩個例子會使人感到我在套用他們，其實這是偶然的巧合，我的本意是要求自己接受他們思路的影響，那種新穎的交感聯想和獨特的意象構造路子。譬如，我讀李賀的詩，別的都忘了，祇記得有一句，寫的是美人晨起坐在妝台前梳妝，不小心玉釵掉在了裸腿上，這位詩人寫成‘玉釵落處無聲膩’。這個‘無聲膩’就用得好極，我接受的是他一句詩的影響，這使我在意象構造中強化了交感聯想。真是畢生受用不盡。”
我聽了茅塞頓開，等不及他把話講完，就搶過話頭: “怪不得你在長詩<火把>裡寫火把的烈燄，要‘把黑夜搖坍下來’，‘把黑夜一塊一塊地搖坍下來’，這大概也是受唐詩裡‘黑雲壓城城欲摧’的交感聯想影響吧! ”
他再一次親熱地拍拍我的肩膀説: “你真敏感! 寫詩的人真正要想有成就，要想確立自己的藝術思路和表現風格，必須兼收并蓄，這裡不應該有國籍之分，民族之別；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我們都要珍惜，都要享用，都可批判，都能超越。譬如聶魯達，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希克梅特，因為革命被關了好多年。我和他們是朋友，他們的詩我很喜歡。聶魯達遼闊，希克梅特深沉。據説1957年後聶魯達站在深夜的智利海邊，面對大西洋呼喊過我的名字。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他對我有情誼是真的。希克梅特的長詩<卓婭>比我那首寫得好，他寫卓婭的脖子，説這是應該掛愛人所贈的項鏈的，不是套繩索的，極動情、極深刻，是了不起的一次詩的發現，我比不上他。但我是我，他們是他們，他們的優點可以給我啟發，值得我學習，不過必須為我所用。在這裡自我中心主義是合法的，必須的--你不會批判我吧! ”
我們又一次相視而笑了。
是的，他是在多元文化交匯點上矗立起來的詩學大師。
蓋棺定論
這些往事，這些幻象的鏡頭在我心靈的屏幕上一個個閃過，現在留給我的最後一個鏡頭竟是躺在鮮花叢中微閉着智慧的雙眼，如同安祥地睡去了的形象嗎? 我不得不承認他已永遠離開了我們。可我又不肯承認。我真想拉住他説:
“你不要去，再等一等，我還沒有完成你的委托呢? ”
是的，我忘不了他曾兩次向我提過:
“你為研究我的詩，像我一樣吃了不少苦，現在總算都在好起來了。我有個要求: 你能不能為我找一找，貫穿我一生創作的是怎麼一條線? ”
那以後，十多年光陰水一樣流走了。多少個風晨雨夕，我研讀着他的詩，寫着研究他的論文，重慶出版社約我寫他的一部30萬字的評傳也已寫出了一部份，那條線眼看會找出來，可他等不及，悄悄兒走了……
此刻，《詩論》還翻開在案頭，<服役>的第三節猶在我的視線裡，往事的幻象不斷重複着在閃現。我猛然心頭一亮，彷彿覺得自己已推開了一扇可進入神聖之境的門，也恍若看到了那條線蜿蜒地延伸在硝煙彌漫的世紀原野上，兩邊是無數千萬的人群，正揮舞着鐵鍬，吶喊着在向前邁進。而在這條線上，有個人緊合着大眾的腳步，也在邁進。這人，就是他。他“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類當中”，與他們，共呼喚，共悲歡，共思慮，共生死，在一起，一邊走，一邊吹著他的號角。
那號音，夾帶著他纖細的血絲，流蕩得多麼高遠啊!
於是，在原野盡頭，有一塊用多種文字寫成的字幕出現了:
艾青--20世紀世界詩學大師
(1996年7月23日下午寫於杭州西子湖畔烏石山下)
*駱寒超，浙江大學中文系敎授，艾青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