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在海上之路的地位與作用(16-17世紀)

澳門是中國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諸海港之一，外國人稱作Macao，位於珠江和西江的三角洲中段。自1553年葡人入居以後，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對外貿易進入繁榮的黃金時代並一直延續到17世紀。在此期間，澳門同時是廣州的外港，其國際地位比廣州、長崎、馬尼拉、馬六甲、巴達維亞更為重要，是遠東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西方國家在東方進行國際貿易的中心，在國際海上之路上起著溝通東西方經濟和文化的橋樑作用。因此，我們研究澳門在這一時期在海上之路的地位和作用對於瞭解澳門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本文就這一時期澳門對外貿易問題進行探索，以求敎於各國專家、學者。

一

澳門作為東西方國際貿易中心，遠東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其重要的貿易航線是: 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澳門-大、小巽他群島。茲分述如下:

1. 澳門-果阿-里斯本貿易

在這條航線上，葡萄牙商人使用的“大帆船”(Great Ship)體積龐大，每艘載重量為600至1,600噸，可容納500-600人。靠著這種大帆船把中國豐富的貨物經澳門運往果阿，再轉運到歐洲各國，也把歐洲和印度的貨物運進澳門進行貿易。當時，由澳門運往果阿的中國貨物有生絲、各種顏色的細絲、各種顏色的綢緞、金、黃銅、麝香、水銀、朱砂、糖、茯苓、黃銅手鐲、樟腦、各種陶瓷器皿、塗金色的床、桌、墨硯盒、手工製被單、帷帳、金鏈等等。其中生絲為最大宗。據統計，1580-1590年，每年運至果阿的生絲為3,000餘擔，價值24萬兩；1635年為6,000擔，價值48萬兩(1)。由果阿運進澳門的貨物有白銀、胡椒、蘇木、象牙、檀香等。其中以白銀為最重要和最大量。1505-1591年，從果阿運進澳門的白銀約90萬兩(2)。這些白銀並不是果阿所產，而是秘魯、墨西哥的，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經西班牙的港口塞維拉(Seville)及里斯本運往果阿。這些白銀運到果阿後，由於澳門與果阿間的繁盛貿易關係而轉運至澳門。1609年，一位曾經經營東亞貿易25年的馬德里商人説: 葡萄牙人從里斯本運往果阿的白銀，幾乎全部由澳門流入中國(3)。

1631年，由於荷蘭人佔了馬六甲，其艦隊把持了南洋海面的航路，切斷了果阿與澳門的交通，把葡萄牙人趕出了印度，掌握了亞洲的全部貿易方面的運輸，奪取了葡萄牙人以澳門為據點的西太平洋霸主地位，澳門與果阿的貿易方逐漸衰落。

2. 澳門一長崎貿易

明朝嘉靖年間，因所謂“倭寇禍烈”，明朝政府嚴禁中國商民與日本通商，但葡萄牙人在澳門不受此禁令所限，所以澳門與長崎的貿易仍在發展。從澳門運往長崎的貨物有白絲、鉛、紅木、金、水銀、錫、糖、麝香、茯苓、大黃、甘草、棉線、棉布等，數量相當多。例為，1600年左右，一艘葡萄牙商船運到長崎的中國貨物有白絲500-600擔、白鉛粉500擔、金3,000-4,000兩、水銀150-200擔、錫500-600擔、糖210-270擔、棉線200-300擔、棉布3,000匹、麝香2擔、茯苓500-600擔、大黃100擔、甘草150擔、綢緞1,700-2,000匹，共價值銀137,660兩又9,016西圓(4)。由澳門出口長崎的13種商品中，就其價值而言，以白絲為最大宗。據另外一個統計，崇禎年間每年由澳門運入長崎的中國貨物總價值銀1,000,000兩(5)，有時超過3,000,000兩(6)。其中生絲的總價值是特別大的一種。如1635年，運往長崎的生絲達2,460擔，價值銀1,476,000兩(7)。

從長崎運回澳門的貨物主要是白銀。這一點，進士周元暐在1568年曾有過記述: “廣屬香山〔澳〕為海舶出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8)

這裡雖然沒有明説是來自長崎，但從《天下郡國利病書》所記: “過洋之船，(……)自倭回者，(……)日本無貨，祇有金銀”(9)來看，來自日本是無疑的。根據外文資料統計，從1585-1630年的十一年間，由長崎輸入澳門的白銀達到14,899,000兩，平均每年為1,354,454兩(10)。這些由長崎運到澳門的日本白銀，絕大多數是在澳門或經澳門到廣州購買中國貨物運返長崎。這使當時澳門與長崎之間的中日貿易達到相當繁盛的地步。1637年，因為日本基督敎徒發動叛亂，牽連到葡萄牙在日本的耶穌會敎士，日本幕府於1639年底把葡萄牙人全部驅逐出境，使葡人的希望遭到破滅(11)。1640年日本幕府正式禁止葡人到長崎貿易。至此，經歷九十多年之久的澳門與長崎的貿易遭到挫折，但並沒有中斷，因為日本政府祇禁止葡人到長崎貿易，并沒有禁止中國和荷蘭等國商人的船隻來往長崎，而且還優惠中國商人入港貿易，不管商船是誰派遣的。祇要船員是中國人就讓入港。所以自1641年後至清初，澳門與長崎之間的來往船隻還是沒有中斷過。葡人則利用中國商船可以優先進入長崎的機會，通過中國商人繼續偷偷地與長崎進行貿易。

3、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貿易

從澳門運往馬尼拉的商品有生絲、絲織品、瓷器、鐵鍋、鐵、銅、錫、水銀、糖、火藥、各色棉布、硝、花生、粟子、棗子、麝香、白紙、色紙、絲線、母牛、母馬、蜜錢、火腿、鹹豬肉、面紗、鋁、各種軍需品、花邊、無花果、安石榴、梨、橙、陶缸、瓦器、花緞、線絹、彈藥、墨、珠子串、寶石、藍玉等數十種，數量也很大。1630年以後，澳門輸往馬尼拉貨物總價值，平均每年1,500,000西圓(12)，折銀約1,000,000兩。其中以絲及絲織品為最重要。正如薩拉查主敎所記述的: “〔澳門〕有商船載土產來此交易。……華商載來之貨物除上舉糧食之外，大部份為絲織品(花緞、黑色及有花樣之錦緞、金銀線織成之錦緞及其它製品)，以及大批白色及黑色棉衣”(13)。例如，1608年左右，從澳門輸往馬尼拉的貨物總價值200,000西圓。其中絲織物的價值佔190,000西圓(14)，佔95%。1619年以後的馬尼拉和中國的絲貨貿易幾乎全為葡萄牙人所壟斷，他們趁機抬高價格，從中獲得鉅額利潤。1635年，有一位到澳門訪問的英國人談到，葡萄牙商人從澳門運絲貨到馬尼拉貿易，往來一次便賺到百分之百的利潤(15)。中國商人把生絲運到馬尼拉之後，在該市東北部集中居住和貿易，該處被人們稱為“生絲市場”，説明絲貨在澳門與馬尼拉貿易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從馬尼拉運回澳門的商品種類的數量卻不多，計有白銀、棉花、蘇木、蜂蠟和墨西哥洋紅等，其中以白銀最多。1587年-1640年，運入澳門的白銀共20,250,000西圓，佔馬尼拉運入中國的白銀29,420,000西圓的68.9%。(16)需要説明的是，這些白銀並非是菲律賓所產，而是從秘魯和墨西哥運到馬尼拉再轉運入澳門的。

西班牙殖民主義者也參與這條航線的貿易活動，而且起著澳門與美洲墨西哥貿易的中轉橋樑作用。當時由馬尼拉運往墨西哥的貨物主要是中國的產品，如各種絲織品(包括花緞、緞)、布料、白色或其它顏色的棉披風、蜂蠟、陶瓷、扇、女陽傘、玉桂、瓷器、棉布、生絲、鐵、銅、麝香、線絹、黃金、黃白蜂蠟、金剛石、寶石、珍珠、地毯等。其中又以中國絲織品轉運為最大量。1636年以前，每艘到墨西哥的帆船載有中國絲織品400-500箱，1636年出發的帆船中，有一艘裝有中國絲貨1,000箱，另一艘則達到1,200箱(17)。運往墨西哥的中國絲貨，其中生絲多半是在墨西哥的紡織廠織造，然後再運往秘魯出賣。西班牙人在經營中國絲貨貿易中獲得高額的利潤。一般説來，純利潤約為投資額的100-300%。

從墨西哥輸入馬尼拉貨物，開初有西班牙織造的天鵝絨、緞、線絹、布、帽、鞋、襪；荷蘭和法國的亞麻布、葡萄酒、醋、油、橄欖、臘肉、肥皂粉、葡萄乾等(18)。但這些商品價格高，很快就被中國商品排斥。後來墨西哥輸入馬尼拉的商品，除少量葡萄酒、橄欖油及洋紅外，基本上是白銀。1596-1634年的十年中，共輸入白銀達26,448,011西圓(19)。因為西班牙要在馬尼拉購買價廉物美的中國貨物，大量白銀又流到中國去。據統計，同期從馬尼拉運入澳門的白銀共計20,250,000西圓(20)，佔這期間從墨西哥輸入馬尼拉的白銀26,448,011西圓的76.5%，佔這期間由馬尼拉輸入中國的白銀25,600,000西元(21)的79%。這説明，明末從墨西哥運經馬尼拉的白銀大部份轉輸入中國，而輸入中國的白銀基本上是從澳門輸入的。可見，明末澳門-馬尼拉-墨西哥之間的貿易息息相關，相當發達。

4、澳門-大、小巽他群島航線

澳門華商和葡商通常每年在11月或12月抵達屬於大、小巽他群島的蘇拉威西島之南的望加錫，翌年返回澳門。他們帶去生絲和絲織品換回帝汶島的檀香木等，檀香木成為這條航線的主要貿易商品。據統計，16世紀末每年運輸量大約是“3,000-4,000擔，或240-300噸”(22)。這項貿易的利潤相當高，到了17世紀中葉，利潤率通常在150-200%之間(23)。雖然這條航線的貿易額有限，相對來説並不那麼重要，但是由於其貿易不受葡國王壟斷，任何商人都可以試一試，因此，其發展還是比較穩定的。

二

澳門對外貿易何以如此迅速繁榮，又何以很快地成為海上之路的中繼港呢? 其原因如下:

1. 地理大發現是奠定澳門能成為海上之路中繼港的基礎。

東方的生絲、絲織品、香料和瓷器等一向為歐洲人夢寐以求的商品和財富，歐洲人一直在尋找直接通往東方之路。14世紀末帖本兒帝國興起於中亞，切斷了通過中亞進行的中西交通，激發起歐洲人開拓世界海上航路尋找東方的強烈追求。而與此同時，歐洲文藝復興，使歐洲人掌握並發揮了中國的指南針、火器技術與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加上天文學上日心説的提出和天文地理知識的日益豐富，緯度航海法和航海知識之普及、造船技術之進步為歐洲人實行“地理大發現”準備了充份條件。1486年葡萄牙人發現“好望角”，1510年佔領果阿、馬六甲，建立起以印度洋為內海的葡萄牙殖民帝國，西班牙人則通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和麥哲倫的世界性航行，建立起另一個殖民帝國。

“地理大發現”之重要影響之一乃是世界性的聯繫建立起來了。以歐洲到亞洲，從歐洲到美洲，從美洲到亞洲，世界主要以大洲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商業和文化的多方面聯繫。儘管無可置疑這種聯繫建立在西方的殖民基礎上，但從一定意義來講，沒有這種世界性格局之出現，也難以想象澳門這個港口會變成國際性海上之路的中繼港。

2. 明清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澳門對外貿易的物質基礎。

明代後期，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社會分工不斷擴大，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空前發展。不少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各省)出現了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新手工業。例如江蘇松江、蘇州二府的新興棉織業已成為城鄉居民的重要實業，每年生產千萬匹計的棉布，遠銷國內外；蘇州、杭州的絲織業早已具盛名，這時又出現了一大批新絲織業城鎮，如湖州的雙林鎮，嘉興的濮院鎮、王江涇鎮，吳江的震澤鎮、盛澤鎮，居民少則幾千戶，多則萬餘家，競逐綾羅綢緞紗絹絲鎬之利。此外，廣東的粵紗、福州的紬紗，漳州、泉州的紗絹、倭緞、天鵝絨等，都是著稱於世的商品。江西景德鎮、廣東石灣、福建德化、浙江處州的陶瓷業也很發達，所產陶瓷大量運銷國外市場。廣州、福建、四川所產的黃、白冰糖，亦外銷日本、呂宋、爪哇等地。福建延平、廣東佛山鎮的鐵冶業發展更快，所產鐵鍋、鐵釘、鐵線馳名海外，遠銷全世界。浙江溫州的漆器業、常州的造紙業、廣州的雕刻業和傢俱業、安徽新安的製墨業，均有很大的發展，產品也有相當一部份運銷國外。與此同時，商品性農業也發展起來了。例如蘇、浙、湖、廣、閩的商品糧食，蘇、浙、京、廣的蔬菜業，閩、廣、贛、川、湖的菓樹種植業，都發展起來。特別是澳門，地處珠江三角洲，商品性農業更為發達，桑蠶、養魚、甘蔗、水菓、神香、花卉、蔬菜等均先後形成了專門化的商品性生產，為國內外市場提供貨源。這些種類繁多的手工業和商品性農業產品，以及中國獨具一格的珍貴土特產如麝香、樟腦、藥材等，均如澳門對外貿易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貨物資源。正為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作家所説: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它次要產物……”(24)

中國商品享有國際聲譽，為世界各國所羨慕，特別是生絲和絲織品，更是各國一貫艷羨的目標。例如當年的西班牙貴族以身穿中國絲織品和使用中國商品來炫耀身份地位，作為奢侈生活的標誌，固然對中國絲貨等十分鍾愛；而西屬殖民地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地區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無力購買來自西班牙的昂貴的亞麻織品，卻無任歡迎價廉物美的中國絲織品和棉布。因此，中國商品得以在馬尼拉、秘魯以及歐洲不斷擴大銷售市場。地理大發現之後，新大陸的價值還沒有完全被發現之前，擁有豐富商品資源的中國被公認為一個取之不竭的商品寶庫。這個商品寶庫既要求擴大國內市場，又要求進一步開拓國外市場，因為“一切商品對它們的所有者是非使用價值，對它們的非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這種轉手就形成了商品交換”(25)。澳門成為國際貿易中心之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是東南亞及日本，是遠遠不能滿足國內相當發展的商品生產的需要的。可見，明代後期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是澳門迅速發展成為廣州貿易的外港和國際貿易中心的物質條件。

3. 內外水路交通便利，是澳門對外貿易發展的必要條件。澳門半島三面臨海，海外航行十分便利。從澳門出發，東北行達國內的汕頭、廈門、寧波、上海、青島、天津、大連等大港口，直到日本長崎；西行可到印度的果亞，過印度洋經好望角到達歐洲；南行可到馬尼拉、噶喇吧等東南亞各國港口，過太平洋直達美洲諸國。南面伶仃洋為澳門的外港，船舶均可就近泊岸，裝卸貨物，放洋出海，十分方便。澳門西岸濠江為內港所在，與珠江三角洲河道相連，船舶可溯濠江而上，直到石歧、江門、佛山、廣州等城市，也可到中山、新會、順德、南海、番禺等縣，然後通過西江、東江、北江與全國各地聯繫起來，交通十分方便。正如《澳門記略》所説: “澳〔門〕惟一莖繫於陸，鐀糧食，餘盡皆海也。以故內洋舟達澳尤便捷，遵澳而放洋十里”(26)。因此，中國內地商品可以通過水路源源不絕地直運澳門，轉運外洋；外國的商品也可以利用海舶大量輸入澳門，轉運全國各地，使澳門成為一個中外商品的集散地。《釋今種澳門詩》云: “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27)，是最好的説明。在香港開埠之前，澳門具有這種優越的水運交通條件，實是其對外貿易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

4. 嘉隆時期的“倭寇”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澳門對外貿易的發展。根據對澳門問題素有研究的戴裔煊敎授分析，嘉隆時期的所謂“倭寇”根本不是像封建史書記載那樣的海盜，主要是一些要求發展海外貿易，溝通日本、東南亞國家商品交流的海商。明人曾説過: “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28)。當時所謂“澳〔門〕之有倭賊”，指的是海商。

當葡萄牙人到澳門時，這些所謂“倭寇”就與他們做過生意，有過聯繫。葡萄牙人第一次到達日本就是同當時所謂最大的“倭寇”王直乘一條船的。王直在平戶“營造唐式之屋居之，自是中國商船往來不絕”(29)。他在日本很有威信，日人托他為通商的經紀人。於是他就招引了日本的三千窮苦人，在平戶稱徽王(他是安徽人)，回到中國東南沿海走私貿易。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直雖然被胡宗憲誘擒了，但其餘黨一直在浙、閩、粵沿海走私通商。葡萄牙人也允許他們上澳門居住，所謂“澳夷佛郎機……更蓄倭奴為爪牙，收亡命為腹心”(30)，説明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當時，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不多，溝通澳門港至長崎、果亞、馬尼拉的海外貿易就是依靠這些所謂“倭寇”，特別是廣東海面從事走私貿易的所謂“倭寇”，對於促進澳門與日本的貿易更起作用，如明人謝肇淛所説: “廣之惠、潮、瓊、崖狙儈之徒，冒險射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交易，彼此無間。”(31)由此可見，嘉隆時期的所謂“倭寇”，在澳門以至整個中國的海外貿易方面所起的推動作用是應該肯定的。

5. 明清政府的特殊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澳門對外貿易的發展。

明朝封建統治者同樣實行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農抑商的傳統國策。所謂抑商: 主要是抑海外貿易。有明一代，在執行海禁政策的過程中，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雖然有時寬時嚴的區別，但海禁作為指導思想則是始終不變的，並且把海禁政策寫到《大明律》裡，視為祖宗成憲遵守不逾。按照《大明律》的規定實施海禁，根本不許人民從事海外貿易。到了1522年，以“倭寇猖獗”為理由，罷閩、浙二市舶司，封閉泉州、寧波二港，僅存廣州市舶司。(32)從此，偌大的中國僅剩廣州一處為通商口岸。於是靠近廣州，位於華南沿海出口處而又交通便利的澳門，自然而然成為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其對外貿易得以日益發展。

三

澳門對外貿發展的作用和影響，無論是對與之相關的國家其經濟、社會發展，或是對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不少的作用。

1. 促進中國及世界各國生產和經濟的發展。

第一、對中國的影響。澳門對外貿易繁榮發展的時期，正是我國封建社會經濟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的時候。這個時期每年從長崎、果亞、馬尼拉輸入澳門並轉到內地的貨物主要是白銀。(33)大量白銀輸入澳門，流入中國，一方面購買中國大量的手工業品和農產品，為國內商品打開銷路，從而促進商品生產的發展。由於每年向馬尼拉輸出14至18萬匹(有時達到22至29萬匹)的棉布(34)，結果大大刺激我中棉種植業和棉織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大量生絲和絲織的輸出，也大大促進廣東、浙江等省蠶桑業和絲織手工業生產的發展(35)。同時白銀大量流入國內使物價上漲，例如松江府的米價，1632年每石不過銀8錢，1638年則漲至銀1兩8、9錢；1642年後，又漲至銀2-3兩(36)，其它如生絲、絲織品、巾帽衣服、蔬菜瓜果、油、鹽、茶、文具等等商品的價格也不斷上漲。物價的上漲，首先是刺激著我國商品生產的發展。所以《廣東新語》記載: “澳人多富，……諸舶輸珍異而至……每歲載白銀鉅萬，閩人之為攬頭者分領之，散於百工，作為服食品用諸淫巧，以易瑰貨。”(37)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珠江三角洲因受澳門對外貿易發展的影響和刺激，商品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手工業生產空前發展，商品性農業發達，商業貿易繁榮，墟市林立，百貨山積，成為一個“富庶天下聞”的經濟區域。廣州更發展成為一個商業發達、人口集中、財富聚積、税收大增的城市。(38)

第二、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隨著澳門與馬尼拉等地貿易的發展，南洋各國的居民獲得更多中國的先進農業、手工業生產工具，這對於他們從事礦藏的開發、荒地的墾殖和手工業生產的進步起著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隨著澳門與南洋各國貿易的發展，許多中國的勞動者到南洋各國經營農業和手業生產。據統計，明代後期流寓呂宋的中國人有3-4萬之多，爪哇有2-3萬之多，加上其它地方估計達10萬人以上(39)。這些華人在南洋從事礦產開發，使蕪山變成富源；有的經營椒園，大量培植胡椒等經濟作物；有的經營蔗園，榨蔗造糖；有的墾種田地，生產稻谷，把無數荒地變為稻田。他們把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到東南亞各國并同當地人民一起，用辛勤的勞動把一些原來的不毛之地變為經濟發展的地區。如中國的勞動者在菲律賓從事工商業，應用先進的生產技術，使菲律賓的經濟獲得更快的發展。約翰·弗爾曼肯定地指出: “中國人的確是首先把貿易、工業和有成果的勞動等觀念傳給當地土著人的。他們敎導土著很多其它方面有用的事物，如從甘蔗榨取糖汁和鍛煉熟鐵的方法。他們首先把用直立的石碌榨取糖汁和用大鐵鍋熬的製糖法介紹到這個殖民地。”(40)與此同時，隨著澳門與南洋貿易的發展，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源源不斷地運往各國銷售，衝擊著和分解著南洋各國的自然經濟。不少地方的居民逐步改變原來那種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體系。如菲律賓，原來所有的本地人，包括首領、蒂馬爪和奴隸，不分等級，都在織布，但自從西班牙人與澳門通商以後，由於“每年至少從中國來八隻船，有些年證人曾看到多至二十或三十隻，全載棉布和緞匹；當群島和本省(指潘潘加)人看到這些中國人帶來的棉布，他們就很少盡力於紡織自己的布匹，甚至一點也不織，所有本地人都開始穿著上述來自中國的衣料”(41)。其它中國商品輸往南洋各國，自然也促進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當時許多南洋商人大量收購本地的土特產同中國進行貿易，於是各國的商品流通與貨幣使用的範圍日益擴大，許多地區都廣泛使用以金銀、銅、錫鑄造的中國貨幣。如爪哇國“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42)，舊港國“市中交易亦使中國銅錢，並用布帛之類”(43)。

第三，對美洲國家的影響。16世紀末17世紀初，美洲國家多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社會經濟還比較落後，手工業生產不發達，當地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衣著和生活必需的手工業品，大多數是從西班牙輸去的。但自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貿易航線開辟後，中國商品源源不斷地運往美洲各國，特別是運往墨西哥和秘魯的更多。其直接的效果就是就使廣大印第安人及黑人的生活得到提高，他們都穿著中國絲織品，“在印第安人的敎堂中用得更多”(44)。特別是中國生絲輸入美洲，對於當地的紡織手工業的發展更起著供應原料的重要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如墨西哥普尼布拉地區的絲織手工業就是靠中國生絲來維持生產的。孟法爾孔在給西班牙王的備忘錄中説: “假如禁止〔中國〕生絲輸入墨西哥，則以絲織業為生的14,000人將遭到毀滅。”(45)同時，中國大量商品的輸入墨西哥還影響著其礦業的發展。墨西哥用白銀購買中國商品，使大量白銀經澳門流入中國，這就直接刺激墨西哥銀礦的開發和生產。而中國大量廉價耐用的商品輸入墨西哥，能維持和滿足廣大銀礦工的生活需要，使銀礦的生產得以維持和發展。

第四，對西歐殖民主義國家的影響。16世妃末17世紀初，正是殖民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長的時期。這些國家實行了反映商業資本利益的重商主義政策。所謂“重商主義”，主要就是重對外貿易。馬克思指出: “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把世界貿易以及國民勞動中同世界貿易直接有聯繫的特殊部門當作財富或貨幣的唯一真正的源泉。”(46)葡萄牙霸佔澳門，西班牙侵佔馬尼拉，在美洲進行近百年的殖民統治，並操縱著澳門-長崎，澳門-果亞-里斯本，澳門-馬尼拉-墨西哥的貿易活動，從中賺取百分之百至百分之幾百的巨額利潤。如西班牙人於1503-1650年間，僅從墨西哥、秘魯等殖民地就運走了黃金180,853公斤和白銀16,443,560公斤(47)。巨量的財富運回本國轉變為貨幣資本，成為殖民主義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雄厚資金。與此同時，這些殖民主義國家到澳門進行貿易活動，不僅把中國豐富價廉的商品運回本國，繁榮其國內市場，而且把16世紀末17世紀初中國在冶煉鋼鐵、絲織和造船業等方面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生產技術帶回本國借鑒和應用，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2. 促進澳門國際都市的形成和建築業之發展

明清之際的國際海上之路貿易給澳門帶來的鉅額財富，為都市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16世紀中葉在澳門興建的草泥結構的西式敎堂、中式廟宇、居民住宅，經百年社會繁榮之後，紛紛改建成木磚石結構。澳門迄今最重要的三大古剎媽閣廟、觀音堂、蓮峰廟雕樑飛檐，極有中國南方廟宇建築之特色。大三巴敎堂雄偉莊嚴，被譽之為“東方的梵蒂岡”。葡萄牙住房有方、圓、三角、六角、八角等多種花樣，依山而建，具有南歐風格，中西建築藝術在這裡交匯相映，構成澳門都市面貌的重大特色。在建築物興建和重修的同時，澳門城內的交通也慢慢地打通，澳門也就從一個漁港發展到一個商業繁榮的港口城市，澳門“高棟飛甍、櫛比相望”，城市建設“不愈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48)萬曆中“今聚澳中者，聞可萬家，至十餘萬眾矣”。(49)

由於作為一個國際貿易的中轉站，在澳門城市發展過程中，聚居了眾多的中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英國人、朝鮮人、印度人、馬來亞人、非洲人等，形成國際化都市。在澳門，中外居民基本上按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傳播各自的文化。所以在澳門匯集東西文化，交織多姿多彩的歐亞風情。澳門既有中國居民的傳統風俗信仰和熱鬧的爆竹鑼鼓聲；也有西洋管風琴的鳴奏、耶穌聖像之出行、西洋禮炮的轟鳴聲；既有中國的傳統中醫中術，也有西式的醫學和醫術。總之在當代，澳門在中國地位是獨一無二的，它是東方人看西方的窗口，也是西方人瞭解中國的橋樑。

3. 促進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

文化和技術交流是貿易的副產品。在商貿之路上，中西方交易運輸之具的大帆船可以説是東西方技術交流結合的象徵。一般人認為大帆船為歐洲人在歐洲製造。但事實上在一定的時期裡，大帆船是在中國沿海或在東南洋國家生產的，其中聘用不少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參與製作。博克薩(C. R. Boxer)在《遠東葡萄牙紳士》一書中提到航行日本的葡萄牙大帆船是在東南洋製造，並且有時大帆船上有許多中國船員和其它國家船手工作。舒爾茨在《馬尼拉大帆船》一書中指出，航行太平洋的大帆船一般是在馬尼拉培甲萊的船廠製造的，大帆船建造中，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發揮了重要作用(50)。

大帆船上還裝有根據中國技術改裝的指南針及歐洲近代科學成就天文繪測和緯度航海法，因此可以説，國際海上之路上航行的大帆船是將當時世界最進步之科學、最精湛的工藝技術、最優質的材料組合而成的文化技術結晶。

明清之際海上之路貿易還促進中外文化的互相交流，形成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高潮。伴隨商船來華傳敎的耶穌會敎士，其它敎派人士為著達到傳敎的目的，向中國介紹了當時歐洲較先進的科技和文化。意大利人利瑪竇是明末來華傳佈西歐文化最有影響的人物。他於1568年自印度到澳門，曾留居肇慶府，爾後方歷盡艱辛到達北京，向萬曆皇帝進貢。貢表上計有天主聖像一幅，聖母像二幅，天主經二本，珍珠鑲十字架一座，自鳴鐘二個，萬國圖一冊，西琴一張(51)。西歐文化遂達中國京都。自此之後，西歐文化經澳門傳入中國的大體有天文學、數學、輿地學(地理學)、炮術、物理學、醫學、美術和建築等八個方面。

同樣，隨著商業交通之發展，中國文化亦在歐洲廣泛傳播，對16世紀以來的歐洲文化產生強烈的影響。首先是儒家思想激蕩著西歐的古典哲學，中國的“四書五經”通過傳敎士介紹給當時歐洲之哲學家和歐洲人民，歐洲哲學家很快汲取了儒家思想的精華，如萊布尼茲般開創法國古典思辨哲學便是一例，它們一直影響到後代。

在耶穌會士傳敎過程中，不斷翻譯中國古典經籍，在歐洲各國廣為傳播。1593年，利瑪竇首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後來各類經籍也慢慢介紹給西方。

中國醫學的西傳。法文本《中國脈訣》於1671年在格萊諾爾出版。1685年，波蘭醫生寫成《中醫津要》，譯出王叔和的《脈經》、中醫舌苔、氣色診病法等。此外，中國的文學及工藝美術也傳播到歐洲，豐富了西方社會生活。

【註】

(1)(2)(3)(5)(6)(7)(10)(12)(15)C. R. Boxer；The(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6.182. 77. 195.144.47. 153. 157. 169. 7. 17-18.

(4)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79-181; Memorandum of the Merchandise Which the Great Ship of the Portuguese Usually Take from China to Japan 1600; Christian Century P. 109。

(8)《涇林績紀》(叢書集成本)，頁3。

(9)《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3。

(11)(33)Tien-tse Chang: Sino 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P.138.77. Leyden 1937。

(13)陳荊和: 《16世紀菲律賓華僑》，頁67,1936。

(14)(17)全漢昇: 《中國經濟史論叢》第1冊，頁460、465，新亞出版社。

(16)(20)(21)參看王土鶴: <明代後期中國-馬尼拉-墨西哥貿易的發展>，《地理集刊》1954年第7號。

(18)(19)(41)(44)(45)《菲島史料》卷6，頁50 52；卷10，頁21、24、25；卷8，頁84-85；卷12，頁64；卷27，頁199。

(22)(23)羅德里克·帕達克: <明朝年間澳門的檀香木貿易>澳門《文化雜誌》，1987年第二季度。

(24)卿汝輯譯《中國對外貿易》，三聯書店、1958、頁15。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頁103。

(26)(27)印光任、張汝霖: 《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

(28)謝傑: 《虜台倭纂》上卷。

(29)木宮泰彥: 《中日交通史》下冊，商務印書館版，頁304。

(30)《明神宗實錄》卷576。

(31)謝肇淛: 《五雜俎》卷4。

(32)梁廷柟: 《粵海關誌》卷7，<設官>。

(33)江日昇: 《台灣外記》卷22。

(34)同上，卷14。

(35)梁廷柟: 《粵海關誌》卷18<禁令二>。

(36)秦佩珩: 《明代經濟史述論叢初稿》，<明代物價輯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

(37)屈大均: 《廣東新語》卷2，<地語>。

(38)參看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編: 《廣州》，1959；《皇明經世文編》卷342；郭尚賓: 《郭給諫疏稿》卷1。

(39)參看張維華: 《明代海外貿易簡論》，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頁105。

(40)轉引自陳翰笙主編: 《華工出國史料》第4輯，中華書局1981，頁50。

(42)(43)《瀛涯勝覽》“爪哇國”、“舊港國”。

(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頁148。

(47)楊翰球: <15至17世紀中西航海貿易勢力的興衰>，《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

(48)劉廷元: 《南海縣誌》卷12。

(49)王臨亨: 《粵釗篇》卷3。

(50)舒爾茨: 《馬尼拉樓船》頁197。

(51)黃伯祿: 《正敎奉褒》頁5。

*鄧開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本文為參加1992年葡萄牙“海上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所撰論文英文稿之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