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氹仔島(油畫) ﹝廣州﹞ 郭紹綱作
在中國大陸南端(1)的珠江三角洲有一座不很知名的城市，但在世界上卻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這就是澳門(2)。
從1979年起，直至1999年12月19日，澳門仍是由葡萄牙管理的中國領土；届時它將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五十年的過渡時期內葡萄牙語言和法律仍具有官方地位；當然，中國語言和法律也具有官方地位。
這一狀況是外交活動的結果，是由兩國簽署的協議規定的，它也反映了從即將結束的20世紀70年代兩國開始發生的深刻變革。如果說，在葡萄牙方面，1974年的“4·25”革命的主要後果之一，是終結在非洲和亞洲管轄地區所實行的過時的殖民政策，並同時開始與世界各國對話(當然更有理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後來於1979年2月8日與之建立了外交關係)，那麼，導致鄧小平於1983年提出的旨在把香港、澳門和台灣重新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兩制”這一政策的中國本身發生的內部變化，使雙方可能在澳門主權這個複雜問題上達成諒解。這一問題通過1987年3月26日簽署并於第二年批准的中葡聯合聲明以及1993年完成的<基本法>得以正式解決。
澳門是個僅有22.96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人口僅424,430人(3)，其中葡萄牙人或葡萄牙人後裔僅佔3-4%左右。既然如此，為甚麼澳門現在仍由葡萄牙管理呢?
如果我們不能放棄偏見，不能放棄以我為中心或者政治化的解釋，即使從較為科學的態度出發去尋找(我們認為那是徒勞無益的)能徹底澄清這一問題的證據，而又無法證明確實存在(或者也許曾經存在)一個記載中國在16世紀把澳門割讓或者租借給葡萄牙人的書面文件，那麼我們就面臨一個複雜的歷史編纂學問題了。我們僅擁有一些證明材料，既有中文的也有葡文的，但其中許多是事情發生以後(17-18世紀)的材料。
當然，我們不否認文獻的價值和無可置疑性。然而，我們都知道，在16世紀，即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時代(甚至在很久以後)，撰寫編年史甚至報告都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圖以及宗敎、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西方和東方都是如此。或者説，編年史作者、旅行家、統治者、傳敎士和中國官員都不僅僅記錄事實。他們是根據其國家或宗敎的思想、文化、習俗、文明規則和意圖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不同價值觀和不同的思考和解釋問題的角度來編寫的。
讓我們先求敎於若澤·馬托佐吧: (4)
……在系統的史書出現之前，尤其是思想史出現之前，歷史學家們往往忽視檔案資料的這樣一種功能，即對回憶記錄提供的資料進行篩選。直至不久前，歷史學家們還認為檔案中的文件就是文獻，可以使用於現在相互交流的需要，而不把它們視為當權者為使他們認為傑出的行為流芳百世而撰寫的紀念性文字，其目的是保證他們的政權永久不衰。這樣，人們過去認為，祇要檔案文獻的真實性得到證實，就不再對其內容的可靠性加以懷疑。(……)當時還沒有這樣的觀念，即檔案資料本身祇不過是在當權者引導下撰寫回憶錄的工具。
羅沙·平托(5)談到遊記文學時這樣説:
雖然大部份文章偏離編年史主導思想建立的邏輯框架，以敘述作為其結構形式，目的是(像官方的編年史一樣)把遺產留給後世，而并非單單為國家歌功頌德。但是，由於作者們寫的是親身體驗，表達的是自己對世界的看法，特别著重於本人的情感經歷，而社會狀況反而成了背景。因此，即便這類記載或報告是受第三者指示或要求撰寫的(這種事層出不窮)，它們也不會被經院學派和統治階級視為敵人加以扼殺。
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導致了托梅·皮來資出使中國的失敗，除了他不瞭解帝國的禮儀之外，中國方面不滿的原因之一是我們“收購被偷的男孩和女孩，這些人中還有體面人家的子女，買到手之後把他們烤熟吃掉。”關於這一點，我們想引用若奧德·巴羅斯在其《十卷》(6)中精闢闡述的思想:
他們相信確有其事，因為他們對我們一無所知；所有東方人都以為我們幹這等恐怖勾當，所以怕我們；他們也不難相信我們幹這種事，因為我們同樣也相信他們和我們所知甚少的其他遙遠的民族會幹出這類事來。
毫無疑問，這是四個世紀以前使人們開拓思路的極好的相對主義的敎訓……
請問學富五車的人
誰能解釋大自然的奧秘!
(賈梅士《葡國魂》第五章，1572)
另一方面，當時風行於西方的人文主義運動(7)後來發展成為相當於本世紀的所謂“人類世界化”(8)，而在那個時代還無可爭議地站住了腳。
在歐洲，天主敎徒和耶穌敎徒正進行着你死我活的宗敎鬥爭；宗敎裁判所迫害猶太人，迫害那些持有背離國王和敎皇們宣佈的真理的冒進思想的人們；與此同時(正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們越來越讓西方關心整個世界的時候)，人們驚愕地(但又懷着崇敬和好奇的心情)看到了新(這裡“新”是“異”的同義詞)的民族。在此之前，人們幾乎祇從神話和傳説中聽説過那些民族(9)。
我們可以用13世紀中葉(1260)佛羅倫薩人布魯內托·拉蒂尼在《財寶誌》(10)一書中談到印度時所説的話為例:
印度空氣極好，作物每年兩熟，冬天和風陣陣，非常宜人。由於印度人從未被趕出自己的土地，所以五千座城鎮人口都很多。(……)它的東邊是盛產胡椒的地區，該地區有條大河: 一邊有成群的大象和其他野生動物，另一邊則有許多人居住，出產大量寶石。
雖然當時蠶已引人西方，但他仍沿襲古人説法:
中國人用樹葉綰結的一種卵形物經過水泡織成布，以此製作蔽體的衣服。(11)
對這幾個問題我們要談得稍微詳細一些。
這種對新事物的看法在起始階段以描寫中的功利主義為特點，有時在對看到的現實進行直觀解釋時夾雜着神秘和魔幻的成份。羅沙·平托就指出了這一點(12)。德·因蒂諾(13)發揮了這一論點，説西方文化掌握的(并且是陸續得到的)關於中國的情況極少這一事實，助長了16世紀後半段的作者們，尤其是葡萄牙作者們的烏托邦觀念。這樣，中國便成了那個時代我們的遊記文學和歷史編纂學中至高無上的所在，代表着公正、和平、井井有條、富有、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那裡既沒有貧窮又沒有腐敗現象，其崇尚美德和慈悲的原則清楚地表明那裡的人們極易皈依天主敎。我們再補充一點，可以肯定，聖方濟各·沙勿略也不會置身於這一潮流之外，因為眾所周知，他的夢想是在中國傳播福音。
這一神話，或者像維托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14)所説的，這一“中國模式的誘惑力”，或許不僅由於難以接觸，而且因為進入“天朝”的西方人很少，所以在18世紀的哲學思想界仍然佔有突出地位，并且在這一時期傳播得更加廣泛(儘管同樣具有理想色彩)，使萊布尼斯和沃爾夫以及後來的伏爾泰和狄德羅等作家們熱情讚揚中國人民的理性主義，并與他們所在的西方社會比較。我們知道，這些作者們對同時代的西方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著名的《道德論》中(15)，這位百科全書人物指出:
帝王和法庭的宗敎從不會上當受騙，從不因僧侶和帝國之間的爭論而動搖，也決不會尋找互相爭鬥的荒謬改革，當然其論據和改革同樣荒謬，這種對宗敎的狂熱猶如把匕首塞到被叛亂分子唆使的宗敎狂手中。中國人正是在這一方面，遠遠地比世界其他民族聰明。
後來，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我們發現他轉到了小説創作領域，融入了更加依靠想象的東方主義思潮。
為了説明我們剛剛提出的觀點，現在引用他頭幾篇關於中國的報告中的一些段落，讓有興趣的讀者看一看拉法埃拉·德·因蒂諾編纂的上述文集(16)。
我們首先看看杜亞爾特·巴爾博扎(17)是怎樣寫的(18)，他靠的是1516年前後在東方但主要是在馬六甲旅行中搜集到的口頭資料:
……據説中國幅員極其遼闊，擁有大量土地和漫長的海岸線，它的人民也是異敎徒。
它的國王是異敎徒，非常崇拜偶像，總是住在內地，有許多美麗的大城市。任何外國人都不得進入內地，祇能在海港進行貿易。大部份貿易在島上進行。
如果其他王國的使節經海路前往，在去見國王之前必須讓他知道使團成員和所帶貢品，然後才得以到他居住的地方。
該王國的居民都是極能幹的商人，皮膚呈白色，精神抖擻。女人身段漂亮。男人和女人的眼睛都很小，男人祇蓄三四綹鬍子，并且認為眼睛越小越漂亮。
(…………)
這裡人們穿的衣服和德國人一樣。
他們吃飯用的桌和我們的一樣，很高，桌布很白。桌子上放一把餐刀、盤、餐巾和一點“銀器”；不用手觸摸食物，盤子離嘴很近，他們用銀製或木製的鉗子夾住食物送到嘴裡，不停地往嘴裡送，所以吃得很快；他們用各種肉、水產品和其他許多東西做成各種美味食品，吃許多用小麥做的很好的麵包，喝各種葡萄酒，有時還吃狗肉，認為狗肉是非常好的肉類。
他們都很坦誠。但不善於騎馬，不過很會做生意，買賣各種商品。
這裡生產大量瓷器，瓷器在各地都是很好的商品，用貝殼、鷄蛋殼和蛋清及其他材料製造，先把這些材料混合，在地下埋一段時間，埋的時間越長越貴重，時間到了之後從地下取出，製成各種形狀的器皿，有些精緻，有些粗糙，然後在上面上釉和繪畫。
這裡生產質量極高的絲綢，用絲綢製成大量各色錦緞和繡花織物。還有許多大黃、麝香、白銀、珍珠，但珍珠不太圓。
這個王國還製造許多極漂亮的金黃色用品，例如華麗的匣子、木盤、鹽罐和其他精緻的物品，本地有許多這方面的能工巧匠。
他們穿的靴子與寒冷地帶人們穿的一樣，駕木船，像莫桑比克一樣用蓆子做船帆，也用粗纜和桅上的細纜。
他們善於駕船，把各種中國商品運往馬六甲出售，銷售情況極佳，運去的有鐵、硝石、各色絲線和其他物品，就像當年威尼斯人把貨物運到我們這裡一樣；馬拉巴爾的胡椒在中國每擔價十六克魯札多，越往北越貴，在馬六甲每擔祇需四克魯札多左右。他們還販運鴉片、木香、珊瑚和布疋。
這些以貿易和航海為生的中國人總是把妻子兒女留在船上，一直在船上生活，沒有住房。
中國北方與韃靼為鄰。
請看一看藥劑師和商站長官托梅·皮來資寫的《東方之行簡述》吧--下面我們還要更詳細地介紹此人。這本書更早，更深刻，也更真實，因為其作者不僅曾在東方遊歷，并且於1512-1515年住在馬六甲，有機會與無數民族和地區的人接觸，并在那裡完成著作的大部份。但比起杜亞爾特·巴爾博扎那本書來，這本書在那個時代的流傳範圍小得多。巴爾博扎的書立即被譯成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於1550年由拉穆濟奧出版(19))；而《東方之行簡述》(20)的一部份到20世紀中葉阿爾曼多·科爾特森發現了一份書稿才譯成英文(21)，在此之前一直不為人所知。
這一事實肯定不是偶然造成的，因為托梅·皮來資的作品中不僅有如阿爾曼多·科爾特森所説的“關於班加剌和日本之間諸國諸島嶼最早的秘密情況”(22)，而且涉及馬魯古群島不為人知的重要情況(馬魯古群島盛產香料，而香料正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亞激烈爭奪的目標)，這些情況自然會包括在葡萄牙王室的戰略保密政策範圍之內。拉穆濟奧不知道作者是何許人(23)，把《東方之行簡述》唯一巳為人所知的那一部份(24)作為佚名文章收入他的《航海與旅行記》之中，這一點不言自明。當然，他犯了一個錯誤，即認為杜亞爾特·巴爾博扎的作品不僅早於托梅·皮來資的作品，而且是它的資料來源。
正如胡安·吉爾所説(25)，《東方之行簡述》是一部有意識地為國王撰寫的專著……一份秘密報告，其實用價值大於可讀性，主要內容都屬於貿易、地理和地緣戰略性質，托梅·皮來資在向我們描寫中國的時候不會偏離這一宗旨。他根據“這裡的東方人”提供的證辭告訴我們(26):
中國的幅員、財富和狀況，都很了不起(27)，還有其他東西，在中國的土地上親眼看到才更加確信，若在歐洲則難以相信(28)。中國土地遼潤……中國國王是異敎徒，統治着大片土地和眾多的人口，這些人的皮膚和我們一樣白……他們好像很重視鬍鬚(29)……喝當地釀的酒時姿態優雅，對我們的酒尤讚不絕口，喝得很多。他們的身體不算健壯。
中國女人與卡斯蒂利亞女人相似，托梅·皮來資也對他們有所描寫(30):
女人與卡斯蒂利亞女人一樣，穿褶裙，也穿袍子，但比我們這裡的袍子長一些；她們把長長的頭髮盤到頭頂，用金卡子綰住，有錢人還在頭髮上飾以寶石……，耳朵上和脖子上也戴玉石飾物，臉上施脂粉；像寒冷地區的女人們一樣，她們也喝酒；鞋子上都繡着花，有金銀絲編織的穗子；所有女人手中都拿把扇子；她們個子和我們的女人差不多，但眼睛小，鼻子也小，不過，有些人眼睛夠大……
他還比較詳細地描寫了到馬六甲去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貿易活動、組織形式和行為舉止--應當提一句，對後者不太有把握。他説，那些中國人“卑鄙”，這種看法與我們下邊將看到的描寫整個國家時所説的大相徑庭，他説中國是塊“講究體面、富有而又肥沃的土地。”而在這裡他卻説:
來馬六甲的這些人卑鄙，不可信，偷竊。用兩根棍子吃飯(31)，左手拿瓷碗(32)，右手用兩根棍子把食物送到嘴裡。他們駕木船運商品到馬六甲來……。他們在六月離開馬六甲，來往一趟要用七八個月的時間，路上很安全。中國這片土地上有許多商品，有許多食品。他們非常珍愛自己的土地。任何船開進港口，他們立即詢問帶來了甚麼貨物，需要甚麼東西。問明白之後的兩三天內他們便帶着所需要的一切上船，因為他們的規矩是不得零買任何東西，否則就會被逮捕，并且喪失所有財產。這是由於，他們的法律規定來的船上的人不准進城，這個古老的港口歷來如此。把所需的一切給養和貨物送上船，運走船上的貨物之後，船必須立即開走，不准耽擱一天，甚至連一小時也不准耽擱。
但是，巴黎的手抄本給我們提供的關於中國的情況更加詳細:
中國的土地上有許多城市和城堡，都用石頭和石灰建成。國王所在城市叫坎巴拉(33)，那裡人口很多，有許多貴族，馬匹無數。除極少數人外，人們永遠見不到國王，連大官們也看不到他，這是那裡的習俗。(34)
在羅列了向中國納貢的各王國及其使團之後，還較為詳細地談到無法見到國王本人的情況:
這些使節們去見國王卻又見不到他，祇看見簾子後面模糊的身影，他在簾子後邊説話，七個文書寫下他的話(35)，國王既不露臉也不動手，由官員代替他簽字。然後使節們再送上貢品，國王回贈雙倍禮品……這就是實際情況，而不是像人們説的那樣有四個人坐在那裡與眾人説話，人們不知道哪一個是國王。這些使節可以在廣州拋錨上岸，這一點下面我們再談。(36)
關於國王登基，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以下情況。這些情況雖説不正確，但頗為有趣，説明當時人們對中國政治模式的想法。下面我們會看到，這種想法一直持續到卡蒙斯時代。托梅·皮來資説:
王位不由兒子或侄子承襲，而是由王室委員會選定；王室委員會在全坎巴拉城尋找，它選定的人便成為國王。
作者還提到了中國對外國通商所做的限制，他説: “沒有廣州官員的准照，任何中國人不得到爪哇(37)、馬六甲、班達亞齊(38)或者更遠的地方。為了獲得有官員簽字可以出海和返回的准照，人們要交納難以負擔的費用，於是他們就乾脆不出去。某個外國人到了中國的土地上，沒有國王批准不得出去。為了獲得批准，富翁也會變得一無所有。任何木船或大黑船違反這些規定靠岸，船隻則被國王沒收，人也因此喪命。”(39)托梅·皮來資在寫這段文章的時候不會想到，他本人後來就落了個如此的下場……
接着他又為我們描寫了“考契”(40)一帶的中國“城堡”(所謂城堡，更確切地説是中國商站)，列舉了中國的出口產品，還提供了關於海南、南頭(41)、漳州(42)和廣州的地理資料--在該書中第一次出現了後來國際上公認的“廣州”這個名字的拼寫方式(43)。作者甚至把福建等地方撇到一邊，特別著重描寫廣州，因為這正如他所説，廣州是“中央王國的關鍵城市”(44)。他還説，廣州港是“最大的港口，各地貿易均在這裡進行”--
整個王國都在這裡裝卸貨物，不論是陸地來的貨物還是海上來的貨物。廣州位於一條大河的河口，河邊有三四英尋的沙灘……河上各港口有許多大木船。廣州城有士兵警戒，可以關閉堅固的城門。我們説過的國王有印鑒，持有印鑒的使節可以把商品運到城內，否則祇能在離廣州城三十里格的地方卸貨，再把貨物運到……
據説所有把貨物從廣州運到島嶼上的人都能賺十分之三四或十分之五。中國人有這種習慣，一則是為了不讓別人奪取他們的土地，二則是為了既收出口税又收進口税。主要原因還是怕別人奪取該城，因為據説廣州城很富有，海盗們曾多次騷擾。本城的指揮官稱為海道，是個主要官員，根據國王命令每年更換，不得延長任期；還有一位海上指揮官，他們各司其職，兩人都是每年更換。
據説中國人實行這種命令是為了不讓别人進入廣州，他們擔心的是爪哇人和馬來亞人，這些國家的一艘木船肯定能把二十隻中國木船打敗。據説中國有一千隻木戰船，每隻負責一個區城。但中國人身體羸弱，從他們害怕馬來亞人和爪哇人的情況來看，可以肯定，一艘四噸的大黑船足以讓廣州人走城空；如果廣州空無一人，那會是中國的巨大損失。
中國講究體面，是塊富有而又肥沃的土地……從中國到我們的大黑船所在的地方要航行二十天……(45)
接着他列舉了與中國做生意的商品，特別是從馬六甲出發做生意的商品，還有他們的重量和長度單位，最後還對韃靼及其人民作了有趣的描述。
幾年之後，即1563年，加西亞·達·奧爾塔根據間接瞭解到的資料在其《印度藥材和藥物淺談》一書中對中華帝國作了大同小異的記載。加西亞·達·奧爾塔在印度生活三十多年，從事醫藥採集工作，研究那裡的草藥，死後被宗敎裁判所判處死刑。他説中國人“非常謹慎，非常有知識”，“非常擅長於做買賣，擅長於製造機械”，并且承認中國人在行政管理和文化上的優勢:
在文化知識方面不亞於任何其它人，因為他們有成文的法律，這些法律有的符合普通法，有的非常公正；在印度能看到的一本書上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人們到中國去得越多，就越能清楚地看到他們有許多法律，并且依法辦事；那裡給予文人以很高的榮譽，正是文人們主宰着國王，統治着那片土地。從他們的繪畫上可以看到講台，有人在讀書，有人在聽講。要想讓諸位相信他們知識淵博，祇要指出這一點就足夠了: 他們一直使用印刷術，至於甚麼人發明了印刷術，那裡的人們已經記不起來了。(46)
在那個時代，他首次提到中國在印度洋航行和貿易，説“中國人很早以前曾在這裡航行”(47)，還提到了“中國城堡”等遺蹟(48)。但我們不在這一點上多費筆墨，也不過多地引證，免得使本文過於冗長，有損於文章的連貫性和闡述觀點。為此，我們著重談談葡萄牙人通過間接瞭解所作最早對中國的描述，以便確定在與“天朝”進行最初接觸的那個時代究竟掌握了哪些情況(當然，不是所有到那裡去的航海家和其他人都知道的那些情況)。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和文化，不易接受外來影響--當然并非沒有語言障礙的因素(象形字、單音節，黏著語)，這個國家對那些完全不同的“野蠻人”自然感到奇怪，并拒絕與其接近(49)。他們的舉止、文化、思維和行為方式都構成令人不安的因素，因為與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説的典型文明習慣和社會政治及哲學原則格格不入，而儒家學説是其本身和傳統價值觀念的準則。
16世紀初葡萄牙人與中國人相遇的時候，人們的思想狀況就是這樣的。那時西方人已經重新使用起羅沙平托那句話: “從空間絕對定位到空間相對定位”(50)，逐步樹立起“實際空間”的觀念，而“神話空間”的觀念則因此逐漸消亡(51)。
葡萄牙是北歐的一個小國，位於歐洲最西端，與剛剛統一的卡斯蒂利亞王國分佔伊比利亞半島，瀕臨大西洋(大西洋海岸幾乎佔全國邊界的一半)，并且人口稀少(52)，錢財匱乏，葡萄牙人很久以前便致力於海洋開拓。在這一冒險事業中葡萄牙人是歐洲的先驅(請記住，歐洲14世紀的拓張概念(53)是一項集體事業，當然，節奏不同，時緊時鬆，不過仍不失為一項系統工程)，衝破了大海的羈絆，當時正與卡斯蒂利亞人爭奪海上統治權(54)。當然，他們是出於商業和宗敎動機才這樣做的，但也有夢想冒險和好奇的因素。他們到達了歐洲自古以來就聽説過的遙遠的地方: 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契丹”(55)；後來又到了琉球群島(56)和被稱為黃金之島的日本(57)(當時對日本的文化、文明、組織和政府的實際情況所知甚少或者一無所知)，并且還加速了伊斯蘭強大的貿易和宗敎統治的瓦解。
另一方面，中國已經經歷了明朝時期同樣光輝燦爛的擴張和海上壯舉時代，由於1403-1424年在位的永樂皇帝的支持，偉大的中國航海家鄭和(58)到達了非洲東海岸。在印度洋和天平洋上的對外貿易(59)集中、壟斷和交納賦税的貿易)導致的繁榮時期過後，中國從15世紀中葉開始致力於其本身內部結構的調整和穩定，對沿海地區的防衛和檢查表現出強烈的擔心。
中國在對外貿易方面沒有一個一貫的政策(這裡應讀作“意志”)，隨着時間的變化而變更，時而允許，時而禁止。這事實肯定不會與南方沿海地區的利益無關--首當其衝的是廣東，它歷來與對外貿易關係密切，并且一直非法進行；在以農業為主的中國，這必將與北方和內陸地區產生衝突。
至於我們自己，正是由於我們對此作出的反應，也由於葡萄牙人能順應遇到的各種形勢進行對話(或者説是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之間時而默契時而公開諒解的結果)，澳門的狀況才得以歷經四百多年而保持不變。兩國人民完全不同卻又能共處幾個世紀，并且各自都不失去其本身特點，這在世界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例子。其秘密或許在於，在幾個世紀共同生活的歷史中，同一個地區有并行不悖的法律和機構，當然，它們也不斷調整以適應新的時代。
向中國人打聽，
他們從何方來……
--唐·曼努埃爾(1508)
葡萄牙航海家巴爾托洛梅鳥·迪亞士於1487年繞過好望角，從而克服了巨大的海上障礙，以及瓦斯科·達·伽馬的船隊於1498年到達印度海岸之後，零星的冒險家們曾試圖在沿海地區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
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對建立這種接觸懷着極大興趣，這從他於1508年給迪約戈·洛佩斯·德·塞克拉的詔書中可以推斷出來，此人於第二年對馬六甲進行了第一次遠征:
向中國人打聽，他們從何方來，有多麼遠，隔多長時間到馬六甲或其它做生意的地方來一次，帶來何種商品，每年來多少艘船，他們的船是甚麼樣的，第二年是否還來這裡，在馬六甲或其它地點是否有商站或房屋，他們是否是富商，怯懦還是驍勇善戰，有沒有武器或大炮，他們穿甚麼衣服，身體是否強壯，以及關於他們的其它情況；還有，他們是基督敎徒還是異敎徒，他們的土地是否遼闊，他們是否有一個以上的國王，他們當中是否有摩爾人或者其它不遵守他們的法律或不信仰他們宗敎的人；如果他們不是基督敎徒，那麼他們信仰或崇拜甚麼，他們有甚麼風俗習慣，他們的土地廷伸到哪裡，與甚麼人相鄰? (60)
葡萄牙旅行家正是這樣做的，他們冒着生命危險執行國王的命令，寫了許多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其中主要是地理和貿易方面的情況。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葡萄牙文獻中第一份這方面的書面文件出現在世界航海手冊上，是寫給它的國民的，時間是1502年；葡萄牙人與中國人相遇是兩年以後的事，地點是庫蘭。儘管當時能得到的這些情況還不正確，葡萄牙國王還是於1505年告訴了西班牙國王:
從了不起的基督徒們那裡得到確切消息説，他們在科欽王國得知，那裡有許多了不起的國王，但他們都聽命於一個國王，那個王國的人白皮膚，黃頭髮，據説身強力壯，那片土地稱作馬爾支那，瓷器和麝香就是從那裡運出來的……瓷器中有些極為精緻，每個價值達一百克魯札多(61)。
除此之外，我們不應當忘記，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於1512年從馬六甲派了一名中國人帶着珍貴的東西(一本書和一張中國沿海地圖)到葡萄牙(62)，肯定他是踏上歐洲土地的第一個中國人。
在這一格局中，作為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之間貿易起始地點的馬六甲起着根本性的作用。馬六甲是個世界性城市，完全依賴貿易和海上交通，從15世紀初就是從錫蘭到南洋諸島的整個遠東貿易的神經中樞，也是亞洲三條重要航道的交叉點和商品集散地。三條主要航道是: 香料航道、棉花航道和中國精緻產品航道，葡萄牙人剛剛到達東方就意識到了這一點(63)。
馬六甲是個蘇丹王國，原來從屬於暹羅王國，二、三十年前擺脱了暹羅的統治，在1511年被葡萄牙人征服時還向大明皇朝納貢稱臣，這種狀況勢必對葡萄牙人與中國開始接觸產生負面影響(64)，儘管葡萄牙和中國的資料都曾提到(65)，在阿爾布克爾克奪取該市時，中國人曾為他的軍隊登陸提供幫助。
因此，無論從外交角度還是從貿易角度，甚至從航海角度來看，馬六甲必將成為葡萄牙人在中國和南洋諸島國實現其意圖的最好的根據地。依憑靠葡萄牙人任命的該市新長官尼納·沙圖提供的知識、支持甚至資助，若熱·阿爾瓦雷斯(66)和兩個其他同胞於1513年5月就從那裡啟程前往中國。和他們一同航行的是四條中國木船，這些船是同年四月到那裡“探探地方”的(67)，或者説，是阿爾布克爾克奪取馬六甲之後頭幾艘到那裡的中國船隻。
他們在屯門島停泊(68)，成為16世紀許多到達中國的葡萄牙人當中的第一批。他們以葡萄牙國王的名義在屯門立了一塊紀念石碑，中國方面當時的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69)。若熱·阿爾瓦雷斯在屯門失去了一個兒子，幾年後他本人也很可能在那裡死去并埋葬在那裡。
這次對中國的海上遠征(西方人第一次如願以償的遠征)的結果非常令人鼓舞，人們説“在中國賣胡椒和把胡椒運到葡萄牙同樣賺錢”(70)，這種態度勢必將對葡萄牙人與“中央帝國”建立關係的態度和決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在外交方面，先驅角色的扮演者是托梅·皮來資(71)(前邊我們已經説過，他為我們最初瞭解東方和中國留下了一份重要文字材料(72)，後來他音訊全無，未能與“天朝”建立貿易和外交關係。如果説他未得以與中國皇帝進行盼望已久的接觸，但應當記上一筆，這就是他在廣州長時間逗留期間受到的親切接待。1522年，馬爾丁·阿豐索·德·海洛·科蒂尼奧的使命的結果也完全相同。他在前一年被任命為“必將在中國建立的城堡的長官”(73)，任務是鞏固唐·曼努埃爾以為已經建立起來的與中國人的友誼，以設法讓另一位使節前往中央帝國。應當指出，面對遠征的失敗，馬爾丁·阿豐索強調説葡萄牙過去太輕視強大的中國了(這在當時是很奇怪的事)，認為葡萄牙這種態度可能是由於缺乏確切的資料，所以在起初的接觸中採取的指導戰略與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地區的戰略相同(74)，而這一戰略與中國對外交往的觀念和政策格格不入。這一點在下面我們就會看到。
從那時候起到50年代出現西方人關於澳門的最初記載，從那時候到1552-1557年(76)葡萄牙人在珠江口這個稱為濠鏡(濠鏡澳)(75)的小小半島上定居，那期間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記載極為模糊而又非常散亂。當然，提到了托梅·皮來資的使團，也有根據被俘者克里斯托翁·維埃拉和瓦斯科科爾沃等人的親身經歷作的描述和報告(77)(關於他們的文字寫於1524年，在此問題上他們是最早的)；還有加里奧特·佩雷拉，尤其是稍後一點的加斯巴爾·達克魯茲等人，但不應當忘記費爾南門德斯·平托。(78)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前往日本途中到達澳門，是最早到達澳門的葡萄牙人之一，在1555年11月20日的一封信中他頭一個用葡萄牙語記載了澳門這個名稱(79)，并且給我們留下了一部具有根本性意義的作品--《遊記》(80)，這本書在他死後的1614年出版，敘述他在東方漫遊(1537-1588)的情況。和兩位兄弟(81)阿爾瓦羅和安東尼奧一樣，他年輕時便來東方尋找財富，遊歷了整個東方，從阿比西尼亞到日本，還曾在印度和馬六甲經商，又從馬六甲到了暹羅、勃固和蘇門答臘，經歷了種種危險和磨難(82)。
雖然在《遊記》中杜撰和現實相互交插(83)，但它不失為一部獨一無二的作品，一份關於葡萄牙人與東方最初的接觸的珍貴證據。可以肯定，作者的足跡遍佈從緬甸到中國直到日本的沿海地區。然而，必須克服書中因為採用講述風格和汲取集體想象而出現的時代錯誤和不正確之處(為此已有無數評述版本和研究論文)，還要像安東尼奧·若澤·薩拉依瓦和奧斯卡爾·洛佩斯所説的那樣(84)，把“那些顯然以直接經歷為基礎的章節和根據文學資料或其他間接來源撰寫的章節”區分開來，“第一種情況中有對日本的描述，或者更確切地説，對日本貴族階層的描述，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這一部份寫得細緻，典型……并且遠在19世紀各外國觀察家們之前。第二種情況包括對中國的描寫，中國神奇般的文明令他吃驚，他想通過歷史、法律、道德規範和宗敎觀念來解釋中國文明的優越。對中國的這些描寫實際上是勾畫出一個烏托邦的草圖，而這是在風行於18世紀的通過對兩種文明的對比進行社會批判之前。”
歸根到底，他所講述的摧毀寧波城(85)以及在1540-1544年到中國內地遊歷(86)的故事，今天還被人認為真實可信嗎? 當然，人們認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可能是根據同伴們甚至東方作者們(87)的口頭和書面材料撰寫的(并且加以魔幻化，這一點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了。關於中國，他也給我們描繪出一個理想化的圖景)在葡萄牙旅遊文學中，他確實是促成這種烏托邦觀念的主要人物之一。可以證明，他的主要資料來源(88)是加斯巴爾·達·克魯茲的“專著”。
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時期，還出現了偉大的詩人路易斯·德·卡蒙斯(賈梅士)(89)，他在1553-1569年之間在東方遊歷，經過所有這些地方。不過，他是否曾在本地區逗留(據一些人認為，他曾任孤兒和死亡者事務官員)仍然是個謎，人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多次辯論(90)。
他是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葡國魂》)的作者(91)。這部於1572年發行的作品使他名垂青史，成為葡萄牙民族的象徵，詩人的逝世紀念日(6月10日)成了葡萄牙國慶日。在這部史詩中，他借用古希臘同類作品的結構，謳歌葡萄牙人的海上壯舉和葡萄牙歷史。儘管他也明確地讚頌“天朝”的霸權、政治模式和組織(奇怪的是他提到中國的長城和該帝國吸收日本的白銀，并且已經表現出人文主義特點，但在描寫中國的時候不是把它作為應當追隨的楷模，而是清楚地表現出歐洲至上的思想(92)。請看:
(…………)
你會看到，瘋狂的大海，
把大地分為多少部份，
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國王，
有著不同的習俗，不同的法律。
你看，基督敎歐洲，政治和力量，
比其他民族更高尚，更清明。
(…………)
你看，那漫長的海岸，稱為昌巴，
它的叢林，樹木馨香，美麗；
你看，那是不知名的交趾支那，
從南海，你看到那未被發現的海灣；
雄偉的帝國以其土地和無數財富，
在這裡名聲顯赫，
中國在這裡，統治這裡，
從炎熱的回歸線到寒冷的北國。
你看那大牆，從不敢相信的工程，
在一個帝國和另一個之間建成，
它是王國強大、高貴而富有
最可信的象徵。
他們的國王，并非生來就是親王，
也不是父子承襲，
而是通過選舉產生，
靠的是騎士、智者和美德的聲譽。
還有别的土地你沒有看見，
時候到了才肯出現。
但是，不要讓那些島嶼繼續隱沒在海上，
大自然早想讓它們出頭露面；
它半遮半掩，從遠方回答
中國的呼喚，
這就是日本，出產精銀的地方，
天津將把它呈現在人們面前。(93)
這部作品與同時代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上述作品大不相同。後者沒有描寫壯舉，恰恰相反，他寫的是真人真事，寫的是商人的旅行(94)，就此以各種方式反映他的看法和批判精神。首先，他描寫了那些到東方尋找財富的先驅者們的精神，這些人當中許多人是自費來的，他們為的是從事所謂的“從印度到印度的貿易”(95)，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洛勃·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里亞太守於1515年所頒佈的在科莫林角以東地區實行自由貿易的法令造成的。祇要指出這一點就能説明問題:1545年，在中國沿海獨自活動的葡萄牙人有二百人(96)，這一數目在二十年後達到了二千人(97)，雖然後一個數字中包括中國和暹羅。
雖然上文提到中國分為兩派，一派主張保留對外貿易，另一派則主張閉關自守，但它畢竟是一個根深蒂固地意識到其古老的政治、體制、社會和文化價值并為此而自豪的強國。因此，先驅者們的這些行動經過了多年的奔波、冒險、暴力、衝突、驚險和個人浮沉(98)，并且是秘密的非法接觸。我們祇能説，中國終於不僅允許而且造成了(顯然是出於利益考慮，不論是地區利益還是全國利益)葡萄牙人在中國遼闊國土上的一個彈丸之地定居，產生了迄今的澳門，儘管1522年曾一度禁止一切與西方各國人民的貿易，葡萄牙人膽敢冒犯帝國的命令，“破壞嚴格規定的貢税貿易”(99)。
這一變化是如何發生的，為何允許葡萄牙人在“天朝”的土地上、在中國的“上帝聖名之城”存在四百多年之久，這是另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導致了無休止的激烈討論。
由於缺乏文獻證明，兩國各自的歷史編纂學和兩國之間的不同説法又不能調和，所以不同的立場祇能展開辯論。一些人認為，澳門被永久性地贈給了葡萄牙人，以報答他們在船隊長官萊昂內爾·德·索薩於1554年幫助廣東當局打敗騷擾該地區沿海的海盗，恢復與廣東的貿易。另一些人認為允許葡萄牙人留在那裡是因為他們每年交納一定數量的錢，還有一些人(特別是本世紀中葉的中國作者們)則認為葡萄牙人強行奪走了澳門。
當時各種不同解釋(100)不僅因其出現的時代不同而不同，而且也因各人的國籍和信仰不同而不同。
佛郎機遂得混入……久之遂專為所據。
--張汝霖、印光任: 《澳門記略》
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人在這個小港口住了下來，這裡有一座供奉女神阿媽的廟宇，所以這裡也稱為阿媽港。據專家們説(101)，現在西方語言中使用的名稱從中國稱呼通過語言交叉演變而來(儘管各個時期書寫形式不同)，從Amagao/Amacao，/Macao，最後成了Macau。當然在這點上仍有爭議。
但是，應當指出，在這個時代，葡萄牙人比較經常地去日本南部各港口(102)，尤其是種子島和九州島的港口，例如府中、鹿兒島、平戶、大村等。
打從在澳門站住腳開始(103)，葡萄牙人便把澳門變成了與遠東進行持續不斷而又有利可圖的貿易的基地，并且緩慢地深入中國，在將近一個世紀時間裡(1543-1639)進行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在這個時期的一半時間裡澳門掌握着這一貿易的專有權，而這一貿易在當時是印度省(105)獲利最豐的貿易路線(104)。在這條航線上航行的是大黑船，即我們的商船，這種船從1571年就定期前往優良的長崎港，後來長崎港成了日本航線的終點站。上述專有權一直保持到1600年左右，因為這時中國重新與日本直接通商，早在1368-1549年中國曾這樣做過，但直到1644年才又正式重新恢復(106)。
有一個事實清楚地表明日本與澳門之間互相依賴的親密關係，這就是在起始階段日本航線的船隊長(107)在本地區時兼任澳門市軍事和政治政府的最高長官。
這樣，葡萄牙人通過貿易、宗敎、技術、火藥、美食、愛心逐漸在世界這個地區留下了他們文化和文明的印記。
在這一任務中，他們得到了天主敎會代表人物的幫助，而這裡的敎堂在1576年昇格為敎區。
在東方的土地上傳播天主敎敎義的大部份工作(包括在中國和日本，耶穌會敎士們在那裡有巨大的影響和威望)和東西方文化和文明的相互瞭解的工作，是靠耶穌會敎士們完成的。1580年，甚至把長崎城贈給了他們，該城早在1569年就已經向與葡萄牙人通商打開了大門。根據1585年1月28日的格列高利十三世訓諭，耶穌會敎士們得到了在日本宣講福音的專有權，對於那裡的人民的特點，聖方濟各·沙勿略是這樣描寫的: “他們誠實、求知慾強、通理性，是已發現的人民當中最好的。”(108)
耶穌會敎士們把澳門(109)變成了其工作的輻射中心，其中聖保羅學院起着重要的作用，該學院在杜亞特·桑德領導下於1595年昇格為大學, (110)，早在1588年就在那裡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活字印刷廠。
時至今日，聖母敎堂那雄偉的門牆仍能表明這一重要作用，這座敎堂是由1622年在日本殉敎的熱那亞耶穌會敎士卡洛斯皮諾拉設計並於1640年左右建成的，而這座人們通常稱為“聖保羅”的敎堂始建於1601-1602年，後來於1835年1月26日被焚燬。在修建和裝修這座敎堂中，不僅到澳門避難的日本工匠和藝術家們(111)出了力，而且葡-日貿易所得的利潤也作出了貢獻(112)，因為澳門市根據議事會的決定指出它在日本財產的0.5%用於聖保羅敎堂的重建，還因為一艘失蹤的船獲救而許下的願。
祇要提到以下的名字便可以看到為此所做貢獻的規模了(113):聖方濟各·沙勿略，“東方使徒”，曾於1549-1551年訪問日本，第二年死在上川島；著名數學家和地圖學家利馬竇，曾在中國任職。
開始階段，葡萄牙人是那裡僅有的西方人，從16-19世紀，葡萄牙語是一種新的通用語言，在原來主要以馬來語為交際工具的部份地區使用(114)。這是一種簡化了的不規範的葡萄牙語，因為其中夾雜着該地區的其他語言(主要是馬來語和印度大陸特別是印度沿海地區的語言，例如古扎拉特語、馬拉塔語和孔卡尼語)，它不僅使用於東方各國人民與西方人撰寫合同方面的正式文書，而且西方人(荷蘭人、英國人、丹麥人、西班牙人等)也同樣使用，使用範圍從印度到毛里求斯、從蘇門答臘到日本、從巴達維亞到斯里蘭卡、從西里伯斯島到尼科巴海峽，甚至到了中國本身，還不應當忘記現在的泰國和緬甸(115)。
這種語言接觸導致無數源自葡語的詞匯引入當地語言(反之亦然)，尤其是日語(116)和馬來亞語。
從17世紀起，葡萄牙人與荷蘭人、英國人開始爭奪貿易壟斷權，例如以白銀換取絲綢，在歐洲各市場投放來自遙遠而又充滿異國情調的東方產品，例如茶葉、瓷器、家具和絲綢，以及後來的勞動力(117)。
因此，澳門從1608年起便成了荷蘭人一再進攻的目標(118)，其中最激烈的一次進攻發生在1622年6月24日。為了慶祝那次勝利，至今仍把在那一天定作紀念澳門城市日。從16世紀末和整個17世紀，葡萄牙在東方存在的歷史貫穿着葡萄牙與新統一的荷蘭的衝突和競爭，衝突和競爭的背後是歐洲在貿易、宗敎和政治上的分裂造成的問題，這在第一艘荷蘭船於1600年到達日本列島和荷蘭人於1609年在平戶建立第·個商站之後的日本表現得尤為尖鋭。
然而，最糟糕的後果是1641年馬六甲被佔領，從而澳門與印度及其傳統貿易路線所依賴的其他港口之間的聯繫遭到封鎖。
但是，除了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對立之外(當時葡萄牙從屬於西班牙王室)，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托爾德西拉斯條約>規定的“領海”原則和政策(119)遭到雨果格勞秀斯提出的“公海”理論的反駁。
另一方面，英國人由於擁有強大的先進技術(由於使用蒸氣機)在世界範圍內對原有的運輸和生產體系進行了一場革命，逐漸壟斷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并且利用澳門(以葡萄牙與英國古老的同盟關係為掩護)作為進入中華帝國領土的門戶。從19世紀初期開始一直如此，直到他們於1842年取得了“鴉片戰爭”(120)的勝利。
中國人因為吸食鴉片成癮而衰弱(幾十年裡英國人販賣鴉片總是獲得大量白銀以購買中國產品)，中國在軍事上戰敗後被迫同意各國利益均沾，進入了非常依賴外國的階段，直到本世紀末才擺脱那種局面。
早在1808年，英國人就曾以有一艘法國船躲藏在澳門為藉口企圖在這個小小的港口站住腳，在上述與中國進行的戰爭中他們又故伎重演。
後來英國人又一次取得勝利，在長江流域和上海及華南其他城市牢牢地站住腳(幾乎所有列強都緊隨其後)，於1841年建立香港後又發展帝國主義經濟，後來香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場之一。
這股新的西方勢力在遠東的存在大大動搖了澳門的經濟穩定和社會本身，和兩個世紀以前出現的情況一樣，那時是日本禁止對外貿易，而日本的對外貿易是幾乎一百年間葡萄牙在澳門存在、發展和繼續存在下去的基礎，於是本地區開始渡過最痛苦的時期(121)，直到開拓了新的生存方式，即在17世紀同樣的環境中以進入東南亞新的市場、重振馬尼拉貿易和從1718年壟斷中國和巴達維亞之間的貿易，才得以保障澳門繼續存在下去。
在那次打擊之後(直到依靠國際形勢的有利條件和昔日強大的中華帝國由於軍事上的失敗而處於附屬地位，從而使澳門建立起殖民統治之後，而亞馬留總督(122)是這一統治的象徵)，隨之而來的是明朝於1644年滅亡，中國一再把法律和金錢上的要求強加給澳門。其中一般認為最苛刻的要求是於1688年在澳門建立中國海關--河泊，和1736年強行派一名“左堂”常駐本地區。
這種情況不僅增加了當地民眾和在當地定居的葡萄牙人及外國人的税收負擔，而且導致了政治、經濟、社會、種族甚至宗敎衝突的惡化。
為了平息事態、進行談判、澄清和規範當時的形勢，葡萄牙陸續派出四個使團前往北京(123)。第一個使團是在1667年，由曼努埃爾·德·薩爾達尼亞率領；另一個是在1726年，由亞歷山大·梅特洛·德·索薩率領；第三個是在1752年，由弗朗西斯科·阿西斯·帕切科·德·桑巴約率領；最後一個是在1783年，由唐·亞利山大·德·戈維亞主敎率領，但這些使團都沒有取得成果。
直到1887年，經過二十多年的談判之後，才簽署了<里斯本草約>，第二年8月28日葡萄牙和中國簽署的<通商和好條約>確認和批准了里斯本草約。由於上述國際格局，<通商和好條約>中承認葡萄牙人永遠佔領澳門(124)，它後來成為中國譴責這一條約和其他條約的根據。
儘管如此，從1573年左右建立“關閘”時(125)(這清楚表明中國方面對存在這樣一個受控制的貿易中介地有興趣)，澳門地區劃界問題尚未解決。這些問題一直拖到本世紀仍無重大結果，在這些(和其他)問題上主要按照習慣法行事。
但是，這種模糊不清的狀況沒有妨礙很早就在澳門(它於1586年昇格為市)建立起明確的葡萄牙行政管理(126)和主權(127)形式，其城市權力組織在1583年定為“議事會”，後來又稱為“市政廳”；在司法和逐步加強的中心政權方面，先是由總兵頭代表，後來改為總督。
在1844年4月20日以前，本地區從屬於印度省，而印度州代表王室。從那時起，澳門與帝汶和索洛爾成為葡萄牙的一個海外省。
從18世紀末期起，本市越來越發展，直至達到當前的規模(現在仍在變化之中)，這不僅是因為不斷的自然淤積和人工填海使本地區面積越來越大，而且也由於難以控制的人口湧入(主要來自中國)使其人口越來越多，這逐漸改變着澳門的景觀、建築、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和社會環境，特別是改變着澳門的經濟。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就大規模地發生過這種情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1941年香港落入日本軍隊手中時也是這樣。
澳門在日新月異地發展，1974年建成的嘉樂庇大橋(128)把它與氹仔島連接起來--早在1968年氹仔島與路環島就有人工地峽相通。在本世紀，由於搏彩業的發展和從1954年起舉辦一年一度的格蘭披士大賽車，澳門成為一個頗有吸引力的國際旅遊地。今天的澳門與1892年迎接孫中山時那個平靜的小城大不相同了，孫中山於1911年10月10日宣佈了中國共和國的成立，并在1912年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擔任第一任臨時總統。
澳門是這一切的見證，因為它在葡萄牙管理下經受住了爭奪和佔領新市場的重商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狂風巨浪，經受住了本世紀的世界動蕩和中國內部的政治變化。它理所當然地體驗到了這些事件的反應，不得不去適應在各層面以及本身的各個方面都產生變化的新時代。由於1985年開始一個程序，現在它正以世界上獨無二的地位準備徹底過渡，這個過渡將在2049年達到頂點，屆時它將完全併入古老的中國。
【註】
(1)位於該國南部邊緣，在香港西南60公里處，緯度和經度分別為: 北緯22°06'40"至北緯22°13'01"，東經13°34'47"至東涇113°35'20"。
(2)根據張天澤《1514至1644年中葡通商研究》，《葡-中史料綜合研究》，菜頓E·J·布里爾，1934，頁87，但更準確的中文名稱應該是濠鏡澳，參看頁34。
(3)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6年6月頒發的小冊子。但是，1991年8月31日最後的這次普查説明居民為355,693，而全部人口為403,038。這些數字引出了矛盾，囚為以前估計的數字在460,000左右。如果考慮到本地區人口的流動性，這些疑問就更加明顯了。流動人口還包括大量海員。上述普查自然會考慮到這些因素。
(4)<政府檔案和過去的社會建設>摘自《歷史文件，理論和方法》，圖片出版社，1988，頁91。
(5)<遊記，回憶和時間>，摘自《經濟和社會歷史雜誌副刊》(1 1-12)，薩·達·科斯達，1989年，頁91。參閲拉法埃拉·德·因蒂諾的《中國情況資料，16世紀文件匯編》，官印署造幣廠，1989，頁13-23，但是，主要參考文件是維托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神話與商品，烏托邦與航海術》，迪菲爾，1990。
(6)《亞洲，十卷》，第3卷，第四章，第一節，阿爾曼多·科爾特森評述《托梅·皮來資東方之行簡述》和《弗朗西斯科·羅得利格斯之著作》，科英布拉大學，科英布拉，1978，頁36。參閲<明朝對葡萄牙人的最初印象>，澳門文化雜誌，第Ⅱ系列(23)，1995年6月，頁5-6。
(7)為了概念的準確，除其它資料外，查閲了上面提到的維托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著作，頁148，其中把這一觀念總結為為甚麼“一個價值觀群體產生了不是一種而是多種色彩各異的人本主義。與注重精確、觀察和經驗、著眼於未來的務實，技術性人本主義相反的是以古人為準繩的書本人本主義。這種人本主義隨著現代逐漸壓倒古代而節節退卻(……)但是，人本主義的立場(這裡我們用的複數，指的是各種立場)不盡相同。由於人們的地理視野突飛猛進地擴展和隨之而來知道有許多如此不同的民族，人們甚至開始懷疑他們是不是人類，最後佔上風的觀點是，人類表面上而不是實質上有差異，都屬於同一人類。正因為另一些人有所不同，這些人才對他們產生興趣。但是，人們經歷了困難、緩慢而又痛苦的歷程才肯放棄把其種族的價值和文明強加給其他人的做法，因為一開始他們否認其他人屬於文明，後來才承認他們屬於不同的文明。而在一個國家、一個城市或民族之內，從人本主義角度意識到人是社會中的至高無上的價值--人是公民而不是臣民也是個困難、緩慢而又痛苦的過程。無論如何，復古祇不過是匯入這偉大運動的流派之一，而從根本上看，這一運動是與發現世界同步的發現，是人類在創造的新空間中的創造。
(8)在西方基督敎主動在全世界承擔起建設空間、創立人類的使命時，旨在使以前各種文化和文明“分割的世界”聯繫起來的歷時數世紀的嵌合過程達到了決定性階段。在13世紀，西方人豐富的科學技術和頭腦足以促成後來的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們可以説，在10世紀末，以此為起點的西部歐洲的騰飛已是既成事實，并且帶動了世界其他地區，引發了世界人類態勢的一場真正革命，震撼了一切原有的架構，從人口和物質文明到思維和感知方式，隨後又延伸到人的行為。總之，它改變了當時人們的視野。這些就是若奧·羅沙·平托為上面提及的著作所作(頁27)的開始語，也明確地表達了我們在這裡想表達的觀點。為全面瞭解，請見維托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上述著作。
(9)16世紀以前的中-歐交往并非都是像潘日明認為的是“各端人們之和解”(澳門文化交匯現象)，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特刊，第1至3章，頁11 33。在維托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上述著作中，特別是第4章<從神話和書本地理到實際的開發>，頁153-167和第7章<亞洲的社會和文明，向導與航海家之期望>，頁255-295。
(10)摘自奧烏古斯托·雷易斯·馬沙多為《杜亞爾特·巴爾博扎東方見聞錄》所作的序言，殖民總署出版，1946年，頁8。
(11)摘自拉法埃拉·德·因蒂諾的上述著作，頁13第8條。
(12)摘自上述著作頁52、71、74、75。
(13)摘自上述著作頁13-39。
(14)把中國視為一種文明、一個社會和經濟體從托梅·皮來資於1515年東方之行簡述算起，其間有收入該書的<受某人指派向弗朗西斯科大師報告中國情況，它主要講述印度和日本的情況>，直到1548年一直未署名，實為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涅達所作，見第4卷第27和30章(這一章描寫廣州)；有<葡萄牙人發現并征服印度的歷史>(15511554)，還有1610年的<真正的士兵>(第32章)；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著作是加斯巴爾·達·克魯茲於1570年出版的《中國專著》，它是向歐洲介紹這個帝國各個方面及其幅員的第一部著作(馬可波羅祇向我們介紹了中國的蒙古人)。第一次提到本書時，儘管還是間接瞭解該書，但也對它備加讚揚: “我們不讓任何地方丟臉，但中國似乎確實是一個體面和非常富有的地方。”1534年，加西亞·德·雷森德讚揚中國，説它“政治清明”(儘管當時的典範還是土耳其帝國)。關於廣州，卡斯塔涅達説該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條，不亞於歐洲最好的城市。”這樣，人們逐漸以中國模式的誘惑力來批判各基督敎王國的弊端，這一批判在19世紀得以取得勝利。當時，人們怎能承認世界的另一端代表著世界，而不把它視為歐洲的方面呢。上述著作頁134。另外請看頁586-587，這一部份對這種烏托邦思想的排他性提出置疑，強調葡萄牙人早期對中國描寫表現出的現實主義。
(15)巴黎，1963年，第一章，頁205，拉法埃拉·德·因蒂諾，上述著作頁39，第124條。
(16)我們自己也在1993年的《葡萄牙語作為文化語言的會議》宣讀的論文<航海結束之時將是烏托邦完結之日>中對此議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并刊登於1995年澳門南灣出版的有關的文獻，頁317-330。
(17)杜亞爾特·巴爾博扎是布拉干薩家族第三代公爵的兄弟，Tentuga1唐·阿瓦羅伯爵的追隨者-迪奧戈·巴爾博扎的兒子。布拉干薩公爵1483年因被指控為叛國及與西班牙人勾結而處以絞刑。為此，唐·阿瓦羅曾由迪奧戈·巴爾博扎陪伴在卡蒂利亞避難。後者在其主子去世後，攜全家移居塞維利亞，但沒有放棄去印度尋找運氣，於1501年加入了若奧·諾瓦的東征。兒子杜亞爾特·巴爾博扎跟隨父親多次來到東方，并且在其1516年完成的著作中給我們留下了資料。但是，杜亞爾特·巴爾博扎最著名的旅行或許是後來即將進行的旅行。同樣因為對葡萄牙國王的不滿，他與其姐夫費爾南·德·馬加良斯一起於1519年進行的環繞西方尋找馬魯古群島的旅行使他名揚四海。然而，無論巴爾博扎還是馬加良斯都沒能返回，兩人於1521年在菲律賓被殺。詳細資料請參閲前面提及的奧古斯托·雷依斯·馬沙多為《杜亞爾特·巴爾博扎東方見聞錄》所作的序言，頁10-12。
(18)見《杜亞爾特·巴爾博扎東方見聞錄》，頁217-219。
(19)杜亞爾特·巴爾博扎的著作納入了他的《航海與旅行記》第一卷，威尼斯，1550年，該書共三卷，於1554年出全。
(20)由阿爾曼多·科爾特森根據1937年在巴黎議會圖書館找到的手寫本及《弗朗西斯科·羅得利格斯之著作》出版，科英布拉大學，科英布拉，1978，自頁130起。關於如何獲得手稿之詳細資料，見頁3-7。
(21)1945年由Hakluyat協會對原文改編後出版，參閲上述作品的“前言”和“序篇”，頁6-10。
(22)儘管中世紀的旅行家們留下了諸多著作，見上述作品頁78，這篇被譽為“第一部近代東方地理學”著作的重要意義還請參閲魯依·羅烏雷依洛的《里斯本托梅·皮來資的《東方之行簡述》手稿》(供評論的版本)，澳門，葡萄牙東方基金會，1996年，頁27-43。
(23)拉穆濟奧在杜亞爾特那本書後面付上了一個簡介，説東方人在紅海一帶作生意，其中有中國人，并説這段文字是從葡萄牙文譯成意大利文的，但不知道其原作者是誰。“據我研究，應出自一位葡萄牙紳士之手，他曾在整個東方航行，曾讀過巴爾博扎的那本書，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根據自己得到的資料描寫同樣的那些事情，尤其是關於馬魯古群島一帶的情況，馬魯古北部有很長的海岸線……我聽説，他曾試圖寫得盡量詳細，因為那一帶是世界上最獨特和最重要的部份之一……但是，回到祖國之後，為了該書得以問世，他不得不刪去關於馬魯古群島和香料的部份。我費盡周折才得以把該書在里斯本抄寫完畢，但僅有一份書稿，并且還不完整；在塞維利亞出版該書也遇到同樣情況。親王的利益無所不屆，高於一切。”見阿爾曼多·科爾特森的上述著作，頁67-68。
(24)很可能《里斯本手稿》祇為拉穆濟奧1525-1528年間的版本提供了依據，因為祇“有《東方之行簡述》的部份手稿，并且缺少了給國王的呈文和長篇關於馬六甲及南洋諸島嶼的資料。既然是托梅·皮來資的一部關於從西向東的海上情況的亞洲著作，這些缺項説明是在手稿的開始或最後才弄掉的。關於新加坡海峽以東這座巨大群島的資料的刪除，正如我們看到的那鄰國西班牙的激烈爭奪對象，不久，有關的這些資料就擁有了極其高的戰略價值。”路易·洛瑞羅曾這樣對我們説過，上著頁41。詳細資料見後面的章節。
(25)見為路易·洛瑞羅上述版本所作的<序言>，上著頁1。
(26)為了閲讀方便起見，我們運用已提及的最新由路易·馬努爾埃·洛瑞羅出版的里斯本手稿的版本(見註22)，頁145-146、193-201，不過，正像我們看到的，它比巴黎版本更加概括(見註20和24)。但是，我們也運用了後者的一些認為重要的段落，同時運了路易·洛瑞羅的版本，方便兩者的比較。
(27)《財富、奢華和國家》，摘自由阿爾曼多·科爾科森的版本，上著頁252，但是路易·洛瑞羅沒有提及區別。
(28)《在我們葡萄牙有》，摘自巴黎手稿，見路易·洛瑞羅的上述著作，頁145。儘管此觀點帶有當時司空見慣的人種偏見，但卻表明承認在中國的存在著一種崇高的文明。
(29)《像達萊蒙斯一樣，祇留三、四十根鬍鬚》，巴黎手稿，路易·洛瑞羅的上述著作頁145。
(30)我們根據阿爾曼多·科爾特森出版的巴黎手稿版本頁253中的這段，因為路易·洛瑞羅刪去了它。同時，它對我們已提到的那個當時代的比較態度和主要的思想狀況有著特定的意義。參見註釋28。
(31)根據阿爾曼多·科爾特森上述著作頁223，第253條，這是歐洲文獻中第一次提到“筷子”。
(32)巴黎手稿中為“瓷器”，見路易·洛瑞羅的上述著作頁146。
(33)眾所周知，“北京”是15世紀初才開始使用的名稱。“坎巴拉”可能是從馬可·波羅説的Cambalu或Cambaluc或從中世紀其它作者們説的“Cambelech，演變而來的。見阿爾曼多·科爾特森上述著作頁253-254。”
(34)見路易·洛瑞羅上述著作頁193。
(35)負責記錄的官員。
(36)見路易·洛瑞羅上述著作頁194。
(37)爪哇。
(38)現在的蘇門答臘北部港口帕賽，東南亞第一個穆斯林王國。
(39)見路易·洛瑞羅上述著作頁195。
(40)即馬來亞文中的“交趾支那”，但指的是“東京灣”，見路易斯·菲利浦·托馬斯: 《從休達到蒂汶》，Dife1出版社出版，頁524。
(41)即現在的南頭島，見阿爾曼多·科爾科森上述著作頁362，第373條。
(42)即現在的漳州，關於其在福建省的具體位置，見阿爾曼多·科爾特森上述著作頁359-360。
(43)見阿爾曼多·科爾特森上述著作頁361，該書還提到其他地名。
(44)見路易·洛瑞羅上述著作，頁201。還提及加西亞·達·奧爾塔在官印署-造幣廠根據1895年的複製版本印刷，由菲卡略伯爵負責并加注於1987年出版的《印度藥材和藥物淺談》中特別指出，在中國，廣州是著名的港口，頁58。關於最初歐洲神父貝爾蕭爾·努內斯·巴雷托根據親身經歷對廣州的描寫，見最近發表的潘日明的著作<關於廣州最早的描寫(1555)>，澳門文化雜誌，第2系列，(23)，1995,4-6月，頁31-33。
(45)摘自路易·洛瑞羅上述著作，頁195-197。
(46)《印度藥材和藥物淺談》，頁260。
(47)同上，頁260。
(48)印度卡利卡特的“中國城堡”，後來由當地薩莫林於1500年轉讓給彼得羅·阿爾瓦羅·卡布拉爾。見上著第1卷，頁205，又見加斯巴爾·科雷亞所著之《印度傳説》，波爾圖，第1卷，1975年，頁186。
(49)參見K·C·FOK的《最初印象……》，頁3-12。
(50)上著，頁51。
(51)見維托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著作《在神話和烏托邦之間:15和19世紀之間人類的發現、區域建設及發明》，經濟及社會歷史雜誌，(12)，1983年7-12月，頁1-43及上述最新發表的《神話與商品……》。
(52)根據科斯塔·平托上著第66頁，1500年的人口為一百萬，而歐洲的九千五百萬；根據維托利諾·馬加良斯在《神話與商品……》頁375記載，1527年為一百四十萬左右。
(53)見羅沙·平托上述著作之總結和參考書目，主要是頁63-67、71-75、96。如果想更加詳細瞭解，請看維托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著作《神話與商品》。
(54)遵照葡萄牙和西班牙經過長時間談判於1494年6月7日達成的托爾德西拉斯條約，并經亞歷山大敎皇六世的擔保簽字，確定了兩國對世界發現的分割。所有子午線以東，即佛得角以東370里格起的區域均為葡萄牙的屬區，而以西的區域的屬西班牙。
(55)“卡塔約”(Cataio)也稱為cathay，Citeu，Khitai (從滿州人的Kitans(契丹)演變而來。滿洲人在10-12世紀曾經統治中國北方，所以西方人從蒙古帝國(1278-1368)時期開始瞭解中國時(主要是由於馬可·波羅)就這樣稱呼中國。而在古代，從普林尼和斯特拉波時代起，甚至到了中世紀，還把中國稱為塞利斯(seres)。直到16和17世紀初，根據拉達、利馬竇、尤其是鄂本篤的觀察，才最後定了中國(CHINA)這個名稱-它或許是從公元前3世紀的“秦朝”(Chin)演變而來。關於這個問題，見埃杜亞爾多·布拉增著作《尋找卡塔約: 鄂本篤的中國之行(1603-1607)》，澳門文化司署，1989年第2版，和Samuel Couling的《中國百科全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第2版，1991年，頁96。在整個中世紀，甚至在葡萄牙大擴張時期，卡塔約都代表著理想的王國和社會，那裡講究容忍和富有，但隨著世紀變化，它所在的地點經常變化，後來認為這個神話中的地點就是中國。見拉法埃拉·德·因蒂諾上述著作，尤其是，頁15-23和頁30-38。
(56)見阿爾曼多·科爾特森的上述著作，頁370，第387條。
(57)原為中文對日本的稱呼，葡萄牙文似乎來自馬來文。
(58)三保太監(1371-1435)，出身於中國雲南一個穆斯林敎家庭。在1405至1433的二十八年中，組織和領導了七次龐大成功的遠征(共27,800人)，帶領由62艘大船組成的中國船隊抵達遙遠的非洲西海岸和阿拉伯海岸，從而從海上扶助了中國在印度支那的稱霸和商業上的壟斷，同時也阻止了因可怕的塔梅隆對中部亞洲大片區域的霸佔而造成的貿易遏制。塔梅隆曾準備侵犯中國，但因其1405年的突然死亡而未能進行。關於中國航海的技術和資料的重要意義，參閲路易·阿爾布克爾克的著作《15至1 7世紀航海學和航海技術之研究》，澳門文化雜誌，(3)，1987年8-12月，頁141-144及李約瑟的著作“科學和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中國之遺產》Raimond Dawson出版，牛津大學印刷，第3版，1971年，頁234-308。
(59)這裡我們根據Roderich Ptakl 991年9月27日在澳門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明朝的海上貿易和葡萄牙人在亞洲的貿易的比較>，後來被刊登在澳門文化雜誌(13-14)，1991年1-6月，頁21 38，文章命題為: <中國與葡萄牙在海上的接觸: 明朝早期通商制度和印度國之比較>，同時見潘日明的上述著作，頁31-32。由若熱·多斯·桑多斯提出的“葡萄牙人亞洲化進程”及“葡萄牙王國(通過印度國)與中華帝國大致統一和全面的外交政策”的觀點更為鼓舞人心。這一聯擊從一定程度上能幫助説明某些亞洲國家在他們的通常實踐中為甚麼建立某種平行論，甚至某些在葡萄牙國王和亞洲君主們之間簽訂的條約也含有不可拆散性，以及在16世紀國與國之間的附屬關係的改變，“同時15世紀前半葉明朝通過龐大的海上遠征留下的威望從未在亞洲政治記憶中消失”，正如雷爾木茲王國和柔佛蘇丹王國那樣。見“葡-中第一階段外交政策之性質(16至18世紀)”，該論文被編入最近的《16-19世紀葡中關係歷史研究》文集，澳門葡萄牙東方基金會，1996年，頁181-184。
(60)見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的著作: 《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殖民總署，1946年，頁1-2。
(61)見路易·洛瑞羅的著作: 《廣州囚徒之來信》，克里斯托翁·維爾依拉·瓦斯科·卡爾沃(1524-?)，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頁11。
(62)見路易斯·克爾的著作: 《若熱·阿爾瓦雷斯，到中國去的第一個葡萄牙人》，1933年初次出版，1990年由澳門文化司署重新出版，即我們提及的版本，頁9。
(63)他們很快就發現了必須在這一港口站住腳，唐·曼努埃爾國王做出的指令也表明了這種必要性，他從1505年起便命令他的人發現“馬六甲和任何其他尚未發現的落腳點”。在這種情況下，葡萄牙人在1506年前往馬六甲的第一次嚐試是由弗朗西斯科·佩雷拉、埃斯特萬·德·維列納和印度的一個叫加斯巴爾的人(他擔任翻譯)進行的，但那次嚐試以失敗告終。第二次，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一次，是在迪約戈洛佩斯·德·塞克拉指揮下於1509年進行的。雖然一開始進展順利，但雙方未達成諒解，船隊被迫返回印度，幾個葡萄牙人被俘，留在馬六甲。面對在建立關係方面遇到的困難和迪約戈·洛佩斯·德·塞克拉此行導致的狀況，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決定親自指揮第三次征討，并於1511年奪取了該城。應當指出，這個地方早已引起了卡斯蒂利亞人的興趣，他們説，根據托爾德西拉斯條約，該地應歸他們國家所有的範圍之內；所以，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才很快做出反應，立即攻佔，造成既成事實。關於這一點見路易斯·菲利貝·R·托馬斯的上述著作頁297 298、494-497、546-547、563-564和582-584及若昂·保羅·奧利維拉·科斯達的著作: 《葡萄牙王室於中國(1508-1531)--從曼努埃爾的夢想到若奧的現實主義》，摘自上述《葡-中關係歷史研究》，頁15-16，我們從裡面摘錄了上面提及的國王給唐·弗朗西斯科·德·阿爾梅達的命令。
(64)K·C·Fok在上著頁6-7分析了中國文獻，談到葡萄牙人“不顧中國官方的法律和規章”的“野蠻冒犯行為”。我們可以看到，根據被廢黜的馬六甲國王派出的使節提出控告，丘道隆(Qiu Daolong)和何鰲(He Ao)兩位檢察官上書中國皇帝。丘道隆説: “馬六甲是個受權自治的臣屬國，但是，外國人，即葡萄牙人，竟敢吞併其土地，并且以利益引誘我們，妄圖以向我們納貢為條件讓我們授權他們統治該地。我們絕不能同意他們的圖謀，也絕不接受他們的來使。我們必須明確地告訴他們，他們要麼服從天朝，要麼頑固不化。我們應要求他們把佔領的土地歸還馬六甲: 祇有在他們歸還之後我們才允許他們的納貢。如果他們執迷不悟，堅持錯誤，我們就應昭示各臣屬的外國，揭露他們的罪惡，還應派兵征討。”
(65)達米昂德·戈爾斯: 《幸運的國王曼努埃爾傳聞》，里斯本，1 567年，第3部份，第1 7章，頁35-36，見路易斯·克爾的上述著作，頁9，第2條A，第一版，由弗朗西斯科·科雷亞編輯，共兩冊，1566和1567年出版。關於中國方面的文獻，參見前條註釋。
(66)他當時的身份是前一年在勃固購置的一艘木船的船主。他到勃固時的職務是一艘船的文案。於葡萄牙管理馬六甲頭幾年從那裡開出的其他船隻一樣，這兩艘船的受益也是葡萄牙王室和管理者對半分(具體説，這兩艘船，王室要的是印度胡椒、帕賽的丁香和其他香料)，但要掛葡萄牙國王的旗幟。(見路易斯·菲利貝·托馬斯上著第307、416和498-499頁)。我們知道，他大概是在1514年3月-4月返回馬六甲的，并於1519年隨西蒙·德·安德拉德的船隊回到屯門，於1519年參見了對馬六甲原來的主人賓藤國王的戰鬥。由於他立下了這些功勞，馬六甲兵頭若熱·德·阿爾布克爾克任命他為文案。他在第三次前往中國時於1521年7月8日去世。根據若奧·德·巴羅斯在《亞洲，十卷》一書中記載，他或許就死在屯門，該書為他寫下了這樣的紀念文字: “……人們把他掩埋在他本人於法埃爾·彼雷斯·特雷羅到達那裡的前一年親手竪立的一塊紀念碑旁邊；在這一年，他在那裡埋葬了他的一個兒子。儘管異敎徒的那塊土地能吞噬他的軀體，但祇要他們的文字記載尚存，就不能吞噬對他這塊墓地的懷念，因為他是為了祖國的榮譽在這天涯海角立下了那個發現紀念碑的。”見文德泉: 《澳門紀念碑和地名中的古代航海家和傑出水手》，澳門，澳門海事福利會，1984，頁8。澳門市於1954年在法院前豎立起了他的塑像，并以他的名字命名該地，以資永久紀念。詳見文德泉《澳門地名》第二卷，官印署，1981年，頁269-271。關於其履歷，主要的文獻任是路易斯·克爾的上述著作《若熱·阿爾瓦雷斯……》和阿爾圖爾·巴西利奧·德·薩《若熱·阿爾瓦雷斯--在東方履歷概況》，海外總署，1956年。另見若澤·馬利亞·布拉加的著作: 《見到了中國的土地，1513--若熱·阿爾瓦雷斯前往中國的一些重要資料》，澳門，官印署，1955年9月，摘自《香港葡萄牙學會通訊》，最近由羅納爾特·比索布·斯密斯以《若熱·阿爾瓦雷斯，第一個前往中國的葡萄牙人》，原文為葡萄牙文手稿片段，見東博塔國家檔案館，1972，席瓦爾斯印刷。
(67)根據當時任馬六甲兵頭的路易·德·布利托·帕塔林的證詞，見路易斯·克爾的上述著作: 《若熱·阿爾瓦雷斯……》頁9。
(68).J. M. 布拉加<葡萄牙先驅者們的屯門>，見《澳門敎區通報》，澳門(424)，1939年7月，頁945-957，似乎確定了屯門位於零丁島上: “一切表明屯門位於珠江，顯然不在上川島附近，因為此島附近風大浪險。更可信的是它位於廣州附近的平靜海域”。據卡斯達涅達、鄂本篤和科雷亞的敘述，我們知道，屯門位於:1距海岸3里格；2. 距南頭島3里格；3. 距廣州18至20里格。有理由認為，南頭島是新安縣的主要城市，在現今英國人的土地線之外，卡斯達涅達曾提到它，説Pei-Wo曾在那裡居住。所以必須在南頭島以西3里格的島，這個島就是屯門。那麼，屯門的名字是怎樣來的呢? 我們傾向於認為，是葡萄牙人給他們的停泊處或渡口起的名字。“門”字可能是廣東方言，於葡萄牙語的“手”發音相似。我們不知道葡萄牙人遇到的人操甚麼方言，不過該港口被稱為“屯門澳”，張天澤在上著第36頁肯定了這個名稱。看來葡萄牙人是用停泊處的名稱為該島命名的。零丁島距Tai-Shan3里格，距海岸3里格，距廣州20里格。屯門是個停泊地，為海上和內河貿易必經之處，至今當地海員還沿用這個名稱。”布拉加以此反駁了Andrew Liungstedt在《澳門回聲》上發表的<葡萄牙人在中國立足歷史簡述>(澳門，1893，頁382)中發表的看法: 這個中外商賈雲集的著名港口在上川島海岸。若奧·德·巴羅斯和其他歷史學家們認為它源自馬來亞語Beniaga或者Veniaga，意思為市場或貿易地。Braya認為，這種意見使諸如丹弗斯、邁耶斯、莫爾斯、科洛姆、J·J·莫爾以及萊維·戈麥斯蒙塔爾托·德·熱蘇斯--我們還增加上《中國百科全書》的作者--犯了歷史性錯誤，該作者提到: “……位於上川島西北，是個彈丸之地，於1554年取代浪白澳成為允許外國人做生意的地方，這個名字也用來稱呼整個島。”見上著頁542。而路易斯·克爾1933年寫的上著《若熱·阿爾瓦雷斯……》中所持的立場與布拉加先生完全相同，後來高美士也同意他的立場，見<葡萄牙人第一次來到中國>，《賈梅士博物館通訊》，澳門，第2部份，1966年7月，頁267-285，特別是頁271、277-278，文德泉也持此主張，可見他的《澳門起源》，澳門文化司署，1990年，頁8。潘日明也持同樣看法，見上著頁35，指屯門，當今的山頭城堡。不過，西方文字中對它有各種表達書寫方式，Tamau，Tamang，又經文字變化，寫為Tong Men，等。
(69)正如強調的那樣，從上述張天澤的著作，路易·曼努埃爾·洛瑞羅的《……囚徒之來信》頁12，為了方便起見，我們轉錄了有關資料和有關譯文: “佛郎機(即葡萄牙人)正德年間開始時在屯門樹了一塊石碑。”
(70)見路易·M·洛瑞羅的《……囚徒之來信》頁13。
(71)我們已經知道，托梅·皮來資(約1468-1527或1540)是《東方簡述》一書的作者。在擔任唐·若奧二世之子、於1491年去世王子唐·阿豐索的藥劑師之後於1511年作為“藥物官”來到印度，第二年成為馬六甲市的商站長官。1513年，他隨若奧·洛佩斯·德·阿爾文指揮的船隊到達爪哇，以商站長官的身份去尋找香料。人們知道，1517年他擔負了第一位前往中國的使節的困難任務，并且死在中國，時間大概在1527年(見路易·M·洛瑞羅《手稿》)，上著頁25。關於為甚麼選擇他擔任這項使命，若奧·德·巴羅斯作了説明: “因為他身份不高，祇不過是在印度為本王國選擇藥材的藥劑師，祇在這方面表現出才能，不過，職業使他善於描寫，樂於與人商討，非常有好奇心，愛打聽所有事情，并且在一切事情上都精明。”見阿爾曼多·科爾特森上著頁22-23。還可參考頁21-65。如果再看一看路易·洛瑞羅在其上述著作第24頁中所作的解釋就能明白，挑選像托梅·皮來資這樣身份低的人作使節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即，如果其使命失敗(後來確實如此)，那麼損失也不大。王國的官員和皮林(Piren)本人并非不知道使命的危險性，這一點我們已經談到。無論就內容本身還是就現有的參考書目方面，路易·洛瑞羅在上述著作頁13-26以及《……囚徒之來信》中都作了現實化的説明。阿爾曼多·科爾特森的《派往中國的第一個歐洲使團，藥劑師使節托梅·皮來資及其東方之行簡述》(澳門文化司署，1990年)的再版雖然較之葡萄牙文版的《東方之行簡述》的序言沒有甚麼新東西，但它經過重新編寫，有所發揮，納入了該論文的中文譯本。要瞭解明朝的中文版，見威廉·弗雷德里克·邁耶斯的譯文《第一個去中國的葡萄牙人》，<關於中國和日本的説明和質疑>，(1)，香港，1868年，頁129-130，由科爾特森轉錄於《東方之行簡述》，頁27頁，28條，還見前所提及的K·C·Fok的文章。祇是在最後的注釋中提到了托梅·皮來資在澳門也被人們記起，因為這裡的一條街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關於這點，見文德泉的《……地名》，頁271-272。
(72)雖然阿爾曼多·科爾特森根據加斯巴爾·科雷亞的説法在《……簡述》一書，頁34承認托梅·皮來資曾寫過一本關於中國的專著，但路易·洛雷羅在《手稿》一書，頁30斷然認為它就是《東方……簡述》。
(73)根據1521年3月7日的信件，若奧·保羅·科斯達收括到上述他的文章，頁64,65。關於馬爾丁·阿豐索·德·梅洛·科蒂尼奧，參閲上述著作頁30起，及該書中的參考書目。
(74)關於這個問題，見上面已引用過的若奧·保羅·科斯塔的論文及其附錄中的文獻。但不能不強調指出馬爾丁·阿豐索·德·梅洛·科蒂尼奧在遠征中國失敗返回時向唐·若奧三世所表示的抱怨，這清楚地表明上述不適應性: “因為向我主國王提供的情況太荒唐，如果有一半可信就謝天謝地了。依我看全都是相反的。”他還指責那些向王室提供情報的人，説他們“以麝香的多少而不是以他們鑄造的鐵炮彈來判斷中國人的實力。”見若奧·保羅·科斯塔上述文章，頁4-48。有興趣者可參閲該文件古文全文，果阿，1523年10月25日，上述附錄第9號文件，頁75-81。為了全面瞭解這一問題，對葡萄牙和中國的外交聯繫加以劃分和分期以及確定當時的人物，請參閲上述若熱·多斯·桑托斯那部有趣的作品《……第一階段外交活動的性質》，上著頁179-218。
(75)要瞭解如濠鏡、濠境(見頁2)，特別是在對中國的澳門(見101條)和其他地名的拼音沒有長期的研究和比較的情況下，關於這點，見若澤·馬利亞·布拉加的史料翔實的著作: <西方的先驅及其對澳門的發現>，摘自《香港葡萄牙學會通訊》，香港，(2)1949年9月，頁7-214，尤其是頁173的第110條及頁103-104，但重要的參考書仍是我們已提及的阿爾伯特·坎默的著作: 《中國的發現》。
(76)中國作者們--例如元邦建和袁桂秀在1988年由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的《澳門史略》頁12-15--，一般都認為該日期是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他們總是根據印光任和張汝霖的《澳門記略》確定葡萄牙人到澳門的日期。但是，請注意，高美士根據中文譯出、1979年出版的葡文版第頁104卻錯誤地説是1554年，而K·C·Fok和張天澤在其著作(分別為頁329和頁91)中均援引《澳門史略》中文版的説法，是1553年。關於這一問題的較好的中國文件匯編(尤其是關於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應採取的戰略引起的爭論)，在K·C·Fok的上述著作中可以看到: <明朝就如何對付葡萄牙人進行的辯論及澳門方案的出現。葡萄牙拓居群體及早期與中國的關係>，見澳門《文化雜誌》，(13-14)，1991年1-6月，頁328-344(後刊登於1991年8-12月的第16期葡文版<十八世紀的清朝如何看待澳門?>《葡-中關係歷史研究》頁219-234。
(77)關於這些，除上述參考書目外，維托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和路易·曼努埃爾·洛雷羅在上述著作《神話和商品》頁291-292首先告訴我們: “關於中國，除了被囚禁的克里斯托翁·維爾依拉和瓦斯科·卡爾沃於1524年寫的信件使我們第一次直接瞭解了情況外，還有另一個佚名囚徒1554年在馬六甲講述了一些關於中國的習俗和法律方面的情況；(於1549年)被俘的加萊奧特·佩雷拉寫了一份關於中國南方的報告，這份關於中國司法方面的重要材料被譯成了意大利文，收入Haklryt和Parchas叢書中。多明我會敎士加斯巴爾·達·克魯茲的譯本詳細講述了中國的情況的專著(其中引用了加萊奧特·佩雷拉的材料)於1569年在埃武拉出版，該專著有一個關於霍爾木茲的附錄。這是歐洲關於天朝的第一本印刷書，它描寫了中國的習俗，談到茶葉，提到長城。講述對土地的利用以及機械行業、衣著、公共行政、禮儀和信仰(儘管對這一切持否定態度)。還談到中國的擴張；但對韃靼和俄國的概念比較混亂(因為是對古代的回憶)，但他瞭解蒙古人的習俗，瞭解與撒馬汗(即波斯和霍爾木茲)的關係。從總體上看，他描繪出了一個完整的、歷經幾十年仍然不過時的圖景。加斯巴爾·達·克魯茲的這篇專著於同年由拉法爾拉·德·因蒂諾(上著頁147-2254)和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路易·馬利亞·洛瑞羅和馬利亞·格拉薩·佩里森再版，見《關於中國的最初文字記載》，阿爾法出版社，1989年，頁150-186。同時，在我們審閲本篇文稿最後部份路易·洛雷羅的文章時，他提及該論題，并補充了其他段落，見《葡萄牙大發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澳門文化雜誌，第2系列，(23)，1995年4-6月，13-18頁。除了已提及的參考書目和葡文版本及摘自《DeMissione Legatorum L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有關中國的葡文版，《杜阿爾特·桑德和范利安神父關於中國的記錄(澳門，1590)》，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另外兩集《16世紀葡萄牙文化中的中國--形象和生存》也是作者1995年在里斯本文學院發表的博士論文，但未能公開發表，因此我們祇能到已發表的部份。”
(78)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約1510-1583)，1509-1514年間生活於蒙特莫爾--維略省一個貧苦家庭。十歲或十二歲時到里斯本，住在叔父家裡，在里斯本曾為幾位貴族效勞，主要是為若奧二世的私生子、科英布拉公爵唐·若熱擔任侍從。1537年從首都前往印度，在東方遊歷約二十一年，甚麼都幹過，甚至當過耶穌會的聽差。值得一提的是埃依雷斯布朗東神父所説的，此人做出一個激動入心的決定: 面對1554年12月遠抵印度的聖方濟各尚未腐爛的屍體，他要沿著聖徒的足跡走下去--在此之前，他曾與方濟各一起多次在這遙遠的土地上跋涉，歷盡千辛萬苦。關於我們這位作者的文獻中有許多有趣的資料表明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一樣的性格，布朗東神父説他“多年在這裡做買賣，非常精明，掙了許多錢，把日本貨物運到中國和秘魯，一直幹了許多年。”他替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説出了他認為聖靈説的話: “我大部份時間花在做生意掙錢上面了，現在想回到葡萄牙去享受這些錢財，但是我懷念日本，懷念在那裡進行的頗為成功的事業；如果有人願意的話，我要做一件事……如果神父願意去日本，我就抛棄一切財富，陪神父前往，為如此神聖的事業了卻一生(據説此人的錢財達11,000或12,000巴爾登之多)……他還説，不僅這樣説，而且馬上這樣做……從這些錢中拿出三千或四千巴爾登左右用於在日本的主要城市建造一所敎會學校……在準備啟程前往日本時，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更加狂熱: “為了排除魔鬼阻攔，他開始分配歷盡艱辛和危險掙來的錢財，立即向窮人佈施，做其他慈善事業，祇往葡萄牙匯去七百米爾斯……給他的親人們使用……他有許多奴隸和奴僕，他把他們全都釋放，讓他們自己決定去向，祇要他們瞭解我主上帝……因此，太守知道了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要去日本(但不知道他如何去因為他一直秘密不宣)，就派他擔任使節去見日本國王，帶去在此之前日本國王來信的回覆……。在印度的人們對他的所作所為非常驚訝，因為他們認為他是當地最有錢的人之一，并且正在科欽準備返回葡萄牙路上所需的給養。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看到伙伴們的反應，認為不能不向上帝許願，於是他許諾永遠貞潔，永遠貧困，永遠遵從上帝意願；這樣一來，伙伴們也同樣許願……不久，神父把他叫去，他在聖壇前摘下手上價值連城的戒指，抱起聖像。“因為過去的接觸，他與諸位日本國王和領主都非常熟悉，并受尊重；(……)”。該文章發表在方濟各文獻，第2冊，第6版複製，二百四十二頁，1914年2月(59，Frater Aires Brandão Sodalibus Societatis，果阿，1554年12月23日)，摘引自葡文版《游記》第八版序言所載，該《游記》1944年由科斯達·平蓬組織、塞薩爾·貝加多協作、波爾圖Portucalence出版社出版，1，頁16-17。當然“這些熱情很快冷卻，并終究會消失”，正如弗朗西斯科·德·索薩神父在他的著作《被征服的東方……》中指出的那樣，第1部份110頁，上述“序言”頁18，并且最終因至今無法弄清楚的因素和條件而放棄了。這就是冒險家去日本的最後的旅行，於1558年9月22日回到里斯本。在葡萄牙的阿爾馬達(Almada)定居後，與馬利亞·科雷亞·布里托結婚，并給他的後代們傳下了他回國後用多年寫成的回憶錄《游記》。完成了這一遺囑性的安排，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女兒們將其交給了里斯本方濟各會。該會也祇是在作者去世30年後的1583年7月8日得以將其發表，也正是在這一年中“在印度的……事業”最終為葡萄牙王朝承認。并授予兩莫約(合516升)的小麥作為津貼。
(79)Maquao，Ama cuao，Amaquá等都摘自克拉希埃特·巴達里亞的著作<澳門的名稱……>，澳門《文化雜誌》，(1)，1987年4-6月，頁12，見注75。
(80)這是一部在17世紀被廣泛翻譯的著作，此期間出版了六版西班牙文、三版法文、兩版荷蘭文(部份)和德文、三版英文(部份)，後來還有許多其他版本，見弗朗西斯科·萊依特·德·法利亞的著作<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著《游記》的眾多版本>，葡萄牙歷史協會，1992年，和<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作的荷蘭文新譯本>，里斯本國家圖書館雜誌，第2系列，第8冊，(1)，1993年1-6月，頁247-250。對這一方面和其他方面，特別是對《遊記》的研究者和作者的參考資料有很大幫助的是達亞·德·席爾瓦的著作《葡萄牙在亞洲、葡萄牙殖民歷史的書目參考，1498-1800》中的説明，瑞士IDC出版社，1987，第372期，頁35-55，還有Henry Scholbeng的著作《果阿和葡萄牙在印度的參考書目》，新德里，Promilla出版，1982年，頁136-141。英文版有Henry Coger的最早譯本，1653年出版，1969年再版，題目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遊歷與冒險，由他本人用葡萄牙文為西班牙國王菲利普陛下撰寫……》。但是，除了擁有大量的注釋和研究外，最忠實於原著的應是Rebeoca Catz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旅行記”，芝加哥大學印刷出版，1989年。然而在中國作者們當中引起的爭論也應歸於這位女作家，因為把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和海盜聯繫在一起，文章題目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一位海盜? 荒謬透頂!>澳門《文化雜誌》，(5)1988年4-6月，頁69-74。不過，要把這麼複雜的問題弄清楚，把中文概念中的海盜和非法通商區別開來，請見Roderich Ptak的著作<印度南部海岸和中國明朝長時期的海盜活動:16世紀兩種情況的比較>和路易斯·菲利浦·托馬斯的著作“從死亡角到澳門: 葡萄牙船隊的盛衰”，摘自“葡萄牙與印度、東南亞和遠東之關係”，第6屆國際印-葡歷史研討會文件集，澳門，1993年，第255-273和537-568頁。金國平和張正春正準備將《遊記》譯為中文，儘管是巨大的任務，但無論是著作本身的意義還是對澄清一些誤解都很有必要。毫無疑問它將使中國人和葡萄牙人對許多領域相同的過去擁有更好的理解。然而，我們挑選的有關中國的章節正由王鎖英翻譯，旨在編輯一本來過中國的葡萄牙旅行家的文集，并將於1997年在澳門文化司署主編的葡語作家叢書系列中出版。該叢書將在中國讀者中傳播葡萄牙文學。
(81)關於也來過中國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表兄弗朗西斯科·加西亞和兩個兄弟阿瓦羅和安東尼奧的資料，見上述《遊記》的序言，頁11。據説，他的一位兄弟曾因拒絕放棄天主敎改信伊斯蘭敎而被賓騰國王處以死刑。
(82)正如他本人所説: “……我到印度一帶去并非是毫無生命危險的，在那裡，我尋找藥材，隨著年齡的增長工作越來越多，危險也越來越大。”他接著説，“在那裡度過的21年的時間裡我多次遇到生命危險；在印度各地、埃塞俄比亞、阿拉伯、中國、韃靼、望加錫、蘇門答臘以及那個東方群島的其他省份，我曾十三次被俘，十八次被賣掉；中國、暹羅、果阿、琉球等地的作者們把那些地方稱為世界的睫毛……”
(83)“……因為作者善於把他要講的一切事情講得栩栩如生，彷彿親身經歷過一樣，即使描寫他沒有去過的地方或者杜撰情節和人物的時候一般也具有感染力。”安東尼奧·若澤·薩拉依瓦·和奧斯卡爾·洛佩斯在他們的《葡萄牙學史》書中就是這樣説的，該書由波爾圖出版社出版，第5版，第312頁，還見已提及的《遊記》的“序言”，特别是頁91-138；阿爾曼多·科爾特森的《……簡述》，頁60-61，最新資料為路易·洛瑞羅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眼中的中國: 現實與想象>，摘自上述《……關係歷史研究》，頁137-177。
(84)前條提及著作，頁312。
(85)見張天澤的上述著作75-80頁。對這一爭論新近提供的重要幫助是由金國平和張正春所作的葡-中資料的比較研究<從中文資料對寧波的再次審查>，摘自《……關係歷史研究》，頁85-135。
(86)維托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在上著《神話與商品》第587頁幾乎要肯定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從未來過中國。但是，路易·曼努埃爾·洛瑞羅在最近的論文中，尤其是在《中國》一書頁150-151，對這一假設另有看法，認為他非常瞭解廣州和寧波之間的沿海一帶，但又斷然否認他曾去過帝國內地。令人興奮的是，米凱爾·卡蒂埃在第四屆尚蒂利中國問題國際研討會上對這一假設所作的闡述，該論文的題目是: <橫穿想象中的中國的旅行: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遊記>，巴黎，1991年，見上著，頁151-167；路易·洛瑞羅在上著第163-169頁談到，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故意使這些想象中的旅行與當時葡萄牙人已瞭解的中國地理相吻合。
(87)因為關於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生平的書籍浩如煙海，除了上著外我們建議讀者參閱Chkistovam Ayres、若爾頓·德·費雷依達斯、唐·曼努埃爾、拉戈阿子爵、阿多佛·卡薩依斯·蒙特羅、阿爾曼多·科爾特森、費德利諾·德·費格雷多、埃爾納尼·西達得、安東尼奧·若澤薩拉依瓦和Georg Schurhammer等的著作。尤其是路易·洛瑞羅的上述著作《……中國》，頁157-177，文章中提到了費爾南可能用於《遊記》中的資料，包括中文資料，但無從核對。
(88)見Georges Le Gentil的著作《遠東的葡萄牙人: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1 6世紀到外國遊歷的先驅》，巴黎，Hemann，1947，還有路易·洛瑞羅的《……中國》，頁160。
(89)卡蒙斯生活在大約1524/5-1580年之間，學問淵博，深通古典。他曾經從軍前往摩洛哥，在一次戰鬥中失去右眼。他放蕩不羈，多次由於各種原因--不少次是為了愛情--捲入騷亂和毆鬥，因此多次在葡萄牙和印度遭到逮捕和流放。這些狀況都在他的作品中反映了出來--他的作品不僅在抒情方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且明顯地反映出他“與世界格格不入”的苦澀，或者説，他對內心的要求、願望以及對功名的追求與因缺少財富不能使之實現感到的悲哀。這使他到處流浪儘管充滿田園詩的味道，并且總是沉湎於對精神世界的懷念。
(90)見F G. Bell Aubrey的《卡蒙斯》，倫敦，牛津大學，1923年，在博塞看來，“卡蒙斯和迪奧戈: 戰友和文友”，摘自《西方》雜誌特刊，1972年11月，是當時關於卡蒙斯在亞洲最好的研究，同時，還有《卡蒙斯博物館通訊》中詩人逝世四百週年特刊，澳門，第14冊，(1-4)，1980年春季-冬季。
(91)《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指盧濟塔尼亞的人們，盧濟塔尼亞是指今天葡萄牙的部份地區，或者是葡萄牙人。根據人文作家們的觀點，他們是牧師盧索的後代，盧索留下了後代巴克科斯，占羅馬神話中的酒神。1995年4月《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文版首次出版，這是張維民用六年時間完成的巨冊譯作。此版本由東方基金會資助，由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總之，值得部分專家們的評議。至今，我們祇有若昂·德·巴羅斯為兒童文學所著的中文版本: 《講給孩子們的和讓人們永不忘記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這要歸功於高美士的《葡國魂》。(……)澳門，《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發表百週年執行委員會，1972年。
(92)與托梅·皮來資的相應立場有所衝突，見注釋28條和30條。
(93)這裡明確指的是在日本傳播福音。在卡蒙斯在東方逗留的時代，葡萄牙人，尤其是耶穌會傳敎士(最突出的是聖方濟各·沙勿略)與日本的關係不僅友好，而且利潤豐厚，前景廣闊，尤其是從天主敎擴展的角度來看要比中國條件更好。我們們再次引用路易·曼努埃爾·洛瑞羅的《關於中國王國的報告》來説明(上著頁14):“在十四世紀的後四分之一時間裡，沙勿略於1549年創建的耶穌會傳敎團興旺發達。在短短的一代人的時間裡，耶穌會傳敎士們使十五萬日本人皈依基督敎，其中包括許多大名，建造了二百座敎堂和兩所神學院。”我們運用了埃曼努埃爾·保羅·拉莫斯從《盧濟塔尼亞人之歌》選編的一般的敎科書版本，波爾圖出版社，1990年，第10章，第91、92和129至131節。
(94)奸詐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此詞演變為帶貶義的詞“奸商”，見塞巴斯蒂昂·羅多佛達爾加多的《葡萄牙-亞洲詞匯》，新德里-馬德拉斯，亞洲敎育處，1988年，根據1919年的原著複製。但是，比剛才我們闡述的更能説明問題的是出現了科斯達·平蓬的名字，這是在《遊記》的序言中已經提及的。第一卷頁130: “費爾南·門德斯對一切都毫不隱瞞，對其野心也是如此，野心驅使他和其他人一樣以各種藉口去冒生命危險；對面對危險表現出的勇氣和忘我精神也是如此。他不隱瞞對戰敗的對手的凶狠，不隱瞞面對死神時的恐懼；在沒有人救助、手無寸鐵、匍匐在地、看到自己即將帶著一生所犯的種種罪孽的重負到永恆世界的時候、他也不隱瞞心中遲到的悔恨……”。“它不是把人和神等同起來的史詩，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個可憐的泥人，垂頭喪氣，陷入泥沼，上帝試圖把他救出來，但他擺脱不了世間的種種卑鄙……”。“《遊記》是我們經常考慮的同食物的另一方面。與英雄業績和神聖行為并存的這個商人渺小的歴史，他成為使節是為了更好地得到商業特權，拒絕繳納税收以便更快地發財。”
(95)關於王室的貿易壟斷和私人貿易之間的競爭性和互補性，我們一直面對這樣的問題，見路易斯·菲利浦·托馬斯的上述著作頁199-206,294,411,418-486,554-555·尤其是真569-580。但是，關於澳門、主要的研究作品有George Bryan Souza的著作《帝國的存在: 葡萄牙人在中國，1630-1754》，Dom Quixote出版，1991年。
(96)馬六甲兵頭西蒙·德·梅洛給國王唐·若奧三世的信件，見路易斯·菲利浦·托馬斯的上述著作，頁296。
(97)兵頭馬丁·阿豐索·德·梅洛·卡斯特羅給國王的信件，由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出版，葡萄牙東方敎區傳敎使團歷史文獻，第9冊，里斯本，海外總署，1953年，頁539。
(98)若昂·保羅·德·奧利維拉科斯達在上述作品裡給我們提供了中國海上的這些先驅，特別是授予公職的先驅們的重要獻。
(99)見K·C FOK的上述《……最初印象》，頁7，還有若熱多斯·桑托斯·阿爾維斯同類的上述著作。
(100)關於這一點，我們瞭解最佳的概念應是提及的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的著作，但大部份未能現實化: William R. Uselis的碩士論文《澳門之來源》，芝加哥大學，1958年，澳門海事博物館1994年出版，以及後來高美士的文章<關於澳門城市不同的論點>，《賈梅士博物館通訊》第3冊，(2)1969年夏，頁123-141。儘管K·C·FOK1978年的博士論文命題為<澳門模式: 從16世紀中葉到鴉片戰爭時期西方人在中國管理之研究>，但因未能公開發表，我們無法獲得，我們祇能等待它的問世。不過，通過上述各文章也能對其作一定的介紹。
(101)見克拉西爾特·巴達利亞的上述文章，頁7-15；高美士的著作<澳門的不同名稱>，《卡蒙斯博物館通訊》，澳門，第3冊，(1)1969年春，頁57-72；博克塞的《遠東的貴族》，澳門，東方基金會--澳門海事博物館和研究中心，1990年，16-17頁；Soren Egerod的著作《關於澳門名稱之由來的注釋》，通報，萊頓，(47)，1959年，頁63-66以及文德泉的《澳門的起源》，澳門文化司署，1990年，頁11-12，見75。
(102)關於四百年前建立的那些接觸，今天讓保留著深刻的痕跡，甚至還有雕像，我們可以認為Tensho傳敎團(1582-1590)是這些接觸的頂峰。儘管這些緊密的關係建立在嚮往、互相尊重及文化技術交流的基礎之上，--這些關係主要在該島國南方，尤其是在九州島--，西方人--尤其是天主敎徒和葡萄牙人--後來被認為是擾亂和威脅已建立起來的秩序的份子，這導致“朝陽之國”向西方關閉，即1641年至1848年之間的關閉的時代。關於14和15世紀葡萄牙旅行家和傳敎士進行的最早的接觸，他們對日本的期望和看法，參見若奧·保羅·奧利維拉·科斯達的《葡萄牙人對日本文明的發現》，澳門文化司署-海外歷史博物館，1995年；Michael Cooper的<日本最早的耶穌會敎士與佛敎>及Helmut Feldmann的<路易斯弗洛依斯和若昂羅德里格斯對聖·方濟各和日本和尚及貴族之爭鬥的描述>，摘自《葡萄牙前往亞洲的旅行和日本的復興時期》國際研討會上的論文。Sophia大學，東京。1993年9月24-26日，葡萄牙駐日本大使館文獻集，頁146-161和286-297。這是《文化雜誌》<16和17世紀時期的葡萄牙和日本，交匯之描述>，澳門，第2系列，(17)1993年10-12月。如果需要關於葡-日關係的書目參考，尤其是關於澳門和Venceslau de Morais的資料，見三語(葡、日、英)目錄《葡萄牙和日本，Wenceslau de Mtreds死後的六十年》，澳門文化司署澳門中央圖書館，1989年。
(103)鑒於本文這部份談論的內容廣泛，祇作一般論述，所以我們對傳記性的資料不作評論，以免篇幅太長，因此僅限於我們認為最近代發現的內容。為了稍微詳細地瞭解澳門人物傳記資料，請讀者參閲<澳門歷史: 對世界的貢獻>。《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4/5月號，頁102-122。
(104)見若奧·保羅·德·奧利維拉·科斯達的《葡萄牙人與日本》，由薩爾瓦多·卡埃達諾出版，1993年，頁5，和博克塞的《澳門的大船》，澳門，第4版，東方基金會-澳門海事博物館和研究中心，1989年，頁148-149。
(105)這是從1505年開始葡萄牙國王授予印度太守和總督的從好望角到遠東地區的政治、經濟、金融、行政、司法、軍事、宗敎以及商站、城堡及貿易線路的葡萄牙權力總稱。
(106)見潘日明的《殉難的使團》，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第2版，第13頁和博克塞的上著《……大船》，頁146-147。
(107)見博克塞的《遠東的貴族，1550-1770，古代澳門的業績和傳説》，澳門，東方基金會-澳門海事博物館和研究中心，1990年，尤其是第3章<貴族與武士>和第6章<第一位總兵頭>，頁43-60和103-117。從上述《……大船》一書中，有關“前往日本的總兵頭的特權和義務”的文獻更有其特殊意義，頁151-156。而更加現實化的觀點和參考資料是維托爾·L·R·羅德里格斯的<日本航線上的總兵頭: 社會經濟觀點>·摘自上著《匍萄牙人前往亞洲和日本的旅行……》頁208-227。
(108)<聖方濟各>，摘自《葡萄牙歷史詞典》，若埃爾塞隆編，波爾圖，Figueirinhas書店出版，1990年，第6冊，頁353，參閲93條。關於耶穌會在日本比較全面的資料請見曼努埃爾·費雷拉·達席爾瓦的<基督敎徒旅行之航線>，見《葡萄牙人前往亞洲和日本之旅行》，頁228-265，同樣是若奧·保羅·科斯達在同一研討會上所作的論文<耶穌會敎士在日本(1549-1598):統計學分析>，頁298-333。
(109)這一基地作用對於日本來説很明顯。1623年，在聖保羅敎堂旁邊建造了聖伊納爵神學院，以培養在該島國傳播福音的敎徒，在那裡對傳敎士進行敎育，并於1597年授予第一批日本人以神父頭銜。還有，富商兼醫生、把歐洲醫學通過大名傳入日本者、長崎敎堂的創立者(約1525-1583)、著名的耶穌會敎友路易斯·德·阿爾梅達(約1525-1583)就是於1579年在那裡被授予敎職的、該神學院還接待了被驅逐出日本的傳敎士和天主敎徒們，尤其是耶穌會神父吉奧萬尼·尼科拉奧，他是屏風畫學校的創始人，後來又在澳門繼續從事屏風畫的工作，至今澳門仍保存著幾幅那時的屏風畫，例如聖·若瑟神學院的聖徒米格爾像。還不能不提及若奧·羅德里格斯在澳門的逗留，他是《日本敎會的歷史(1620-1633)》一書及日語語法辭典《日本文字之藝術》的作者(1604)，他後來在本市去世，自然也長期將大名們的使節送往敎堂，其中一位曾於1614年在澳門避難。見文德泉的著作《日本人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葡萄牙地理大發現委員會，1993年。
(110)為此，1994年10月到12月在澳門舉行了一系列的活動紀念其建立四百週年，尤其是由文化司署舉辦的討論聖保羅神學院歷史的宗敎與文化國際研討會，該研討會的文章即將發表。儘管如此，在這方面的主要題目仍然是耶穌會敎士多明戈斯·毛里西奧·多斯·桑多斯的論文《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該論文最初於1968年發表，1994年由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再版，并增加了中文和英文譯文。
(111)文德泉在其著作《……日本人》頁5、8和11中説: 無論是中國文字與日本文字的同樣的書寫方式，還是把菊花日本的象徵--用在大三巴敎堂的大門上，都證明了這一觀點。許多與葡萄牙人結婚的女人及她們的子女，從1587年起都在日本受到了迫害和驅逐，直至1639年斷絕關係，并來澳門避難。
(112)根據議事會的決定，澳門市獻出其在日本財富的0.5%重建大三巴敎堂，這樣兑現了其為拯救一艘失蹤船隻而作的承諾。
(113)我們不想也不敢闡述在方面眾多的參考書目，包括已被學術界和對此有興趣的人們所熟悉的有關研究史及耶穌會敎士在東方的活動的著名專家及資料，我們祇能，而且也擔心是否能成為重要的貢獻，因為這些還沒有廣泛傳播的著作，如Edward Malatesta和Gao Zhiyu合作的著作《Departed，Yet Present Zhalan，the Oldest Christian Cemetery in Beijing》澳門文化司署-利馬寶學會，洛杉磯大學，1995年。和《文化雜誌》對該論題的專刊《耶穌會敎士，澳門和中國，東西方之交匯》，澳門，第2系列，(21)1994年10-12月。
(114)就海上活動而言，這種葡萄牙語部份地取代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航行的水手們使用的以馬來亞語和阿拉伯語為主體的交際用語言。路易斯·菲利浦托馬斯的上述著作《從休達……》頁653-655描寫了這些通用語言及其互補性，強調指出馬來亞語在亞洲各島國內部海上運輸網絡、沿海貿易和本地區人民關係中從未失去其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葡萄牙語是作為印度洋遠距離貿易網絡使用的語言出現的，也作為南洋居民與亞洲其他地區見聞中使用的語言。
(115)路易斯·菲利浦·托馬斯(上著頁659)把作為海上貿易網絡語言的這種葡萄牙語的發展總結為三個階段: 開始，它是一種當地社會的交往語言，因為使用它僅僅出於與中國人交往的需要；第二階段，在城市和半城市地區使用，在有賴於海上貿易網絡，這種狀況使它成為這部份居民的語言，特别在皈依天主敎的地區使用。第三階段，失去海上霸主地位和隨之而來的海上貿易網絡被打破之後，它作為一種交際語言仍然在狹小的社會圈子內使用，這種現象往往與某種社會-宗敎文化有關。在這方面，尤其對於研究最後階段來説--進行這項研究的突出人物有艾倫·巴克斯特和肯尼恩·戴維·傑克遜--，一個主要的參考作品出自馬利亞·伊莎貝爾·托馬斯: 《東方的克里奧爾式葡萄牙語，書目》，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但是，遵循傳統的觀點，應提及早先戴維·洛佩斯的著作《葡萄牙文在16、17和18世紀在東方的傳播》，Barcelos，Portugalence出版社出版，1969年，第2版；路易斯·德·托馬斯的<葡萄牙文--東方的通用語言>，摘自“東方各省的記錄”，2，(81)海外調查委員會，1968年，11-23頁；. J·M·布拉加的<東方通用語言之評述>，摘自《復興》，澳門，第1冊，(4)，1943年4月，頁404-412。
(116)有記載的約四千個字，其中有些限於長崎等地區使用，另一些則已不再使用，它們表明當時建立的接觸的類型。請看伊莎貝爾·托馬斯的短小但有趣的文章<從歷史到語言葡萄牙語在日語中的影響>，見《澳門--種子島，葡-日歷史的舞台》，澳門，敎育司，敎育暨敎學法輔助中心，1991年，頁22-24。
(117)我們這裡指的是在英國各殖民地和美洲禁止黑奴之後從1851年開始發展起來的販賣“苦力”。販賣“苦力”1845年左右在廈門開始，很快蔓延到黃浦、澳門香港等港口，每年有數以千計的人從這些地方被運走，在大部份情況下他們受到非人的待遇。主要目的地有秘魯、古巴、德海拉拉、波旁島、澳大利亞、夏威夷、菲律賓、加里福尼亞、瓜達盧佩和馬提尼克島，“苦力”們到了那裡幹的活計是種甘蔗、收甘蔗、做家務、修鐵路和造工廠，主要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在澳門，販賣“苦力”是由在本地區營業的外國公司開始并發展起來的，但澳門土生若澤·維森特·若熱(1803-1858)也被認為是參與初期活動的人。見我們引證的文德泉的文章: <澳門的所謂奴隸貿易>，賈梅士學會學報，澳門第10卷(1-2)，1976年春-夏，頁75-97。葡萄牙的統治者們很早就對這個問題表示擔心，因為它在現代社會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尤其是在60年代(例如馬爾格斯·佩雷拉的立場)。販賣“苦力”於1873年被禁止--當時不僅承認允許那樣做是個錯誤，而且承認其經濟利益方面特別有利於香港，還承認販賣“苦力”造成了不人道行為。多次作出旨在減少用暴力威迫“苦力”的規定，例如1853、1855、1859、1860年，而後又在1868、1871、1872和1873年明令禁止葡萄牙人參與，但我們相信這些規定都效果不大。為了瞭解那個時代的情況，請參閲安德拉德·科爾沃: <苦力移民>，《文化雜誌》，澳門(7-8)，1988年19月-1989年3月，第49-53頁，以及施白蒂最近的著作《苦力移民--1851至1894年的澳門敎區》，澳門，東方基金會，1994年。
(118)關於涉及澳門的這種地域空間的衝突，請參閲施白蒂: <果阿與澳門之間: 葡萄牙與荷蘭在十七世紀的對抗>，見上著《葡萄牙人前往亞洲和日本》，頁116-133。澳門間接地反映了這一對抗的方方面面。除了上述事件之外，我們以西望洋山為例。前往日本的葡萄牙船員許下願，如果途中不受荷蘭人襲擊，就建一座敎堂，該敎堂便是他們為還願而建造的。
(119)見註55。
(120)一般把中國與英國在1839至1842年的一系列衝突以及後來在1856年至1860年重新燃起的衝突統稱為鴉片戰爭。但是，1842年8月29日簽署了南京條約，其結果是，把香港割讓給英國、鉅額賠款、承認從此以後各國有直接通商的平等權利，這對天朝的孤立政策是個致命的打擊。
(121)潘日明，上著《使團》，澳門，頁17。關於這一問題，參閲喬治·布賴恩·蘇澤的上述主要作品: 《帝國的生存》。
(122)他於1846年4月就職，1849年8月22日被幾個中國人暗殺。他與澳門的中國人結怨是由於為了開闊新街道而下令搬遷望廈區的墳墓。
(123)關於葡中外交問題，就其整體來説，并從在西方佔主導地位的新角度來看，最早的線索見<澳門建立後葡中外交的前十年>，《文化雜誌》，澳門(19)，1994年4-6月，頁7-12，若熱·多斯·桑托斯，及其在該文中提到每個使團，為了讀到更多的描寫文章，除了上述作者之外，愛德華多·布拉藏的作品仍然是很有用的資料來源。
(124)參見註120。見卡蒙依斯·C. K. Tam: <中-葡關於澳門主權歸屬的爭論和從國際法角度看中國葡萄牙之間的通商條約>，《文化雜誌》(19)，1994年4-6月，頁80-88。我們不想就不平等條約進行理論方面的爭論，祇想強調指出，這是亞洲歷史編纂學中幾乎無處不在的課題，這一點在最近於1996年5月20-24日在曼谷舉行的亞洲歷史學家國際協會第14屆會議上看得很清楚，另外，在此之前，與1995年11月13-15日在澳門舉行的關於澳門及葡中關係慣例討論會上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125)開始時每月開一次，後來改為每天開。這不僅是一種監督澳門與中國之間人員和商品流動的形式，而且是為了阻止前者的領土擴張和滲透。
(126)參見安東尼奧·曼努埃爾·埃斯帕尼亞令人鼓舞的前瞻性作品《澳門體制及法律史概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該作品試圖并且成功地把本地區的法律體制的架構納入葡萄牙海外帝國更廣闊的整體來考慮。
(127)關於這個從現實和革新的角度來看不久前還研究得不夠充份的問題，應當特別出的是安東尼奧·瓦斯貢塞羅斯·德薩爾達尼亞發表的研究文章，這些文章是正處於完成階段的一個關於澳門問題的宏大計劃的組成部份。
(128)1966年末至1974年任澳門總督，該大橋的建造應歸功於他。1994年，在現總督韋奇立任期內，建成了友誼大橋，這座橋也是連接澳門和氹仔的。
范維信 喻慧娟譯
*Tereza Sena，中文名冼麗莎，澳門葡籍女學者，現任澳門文化司署研究和出版處暨澳門歷史資料比較研究和出版項目統籌顧問。文學院歷史學士，社會及人類科學院19-20世紀葡萄牙歷史學碩士，葡萄牙14-20世紀歷史敎師。其著作《奧埃拉斯和龐巴爾家族:國家，領主和遺產》獲得1994年的龐巴爾侯爵基金獎。曾獲古本江基金會獎學金，擔任過葡萄牙18世紀研究學會的領導成員。曾發表過多篇關於領主制政治-經濟結構、宗敎裁判所、精神新生、西多尼奧主義和葡萄牙復興對澳門之影響等歷史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