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

常紹温*

澳門地處南中國海沿岸,明代屬廣東香山縣境土,又名蠔(或濠)鏡澳或香山澳,是祖國南大門廣州的門戶。原為小漁村,曾是海盜出沒之所和船舶的避風港。明中葉後葡萄牙人東來,最初在浪白澳進行貿易後來入據蠔鏡,築屋建寨,成為葡萄牙國殖民地,迄今四百餘年,逐漸發展成為都市。四百多年來華人與葡人共處,華人後代受到葡國教育和文化薰陶,融合中葡文化,形成為一種具有兩者特色的地區文化,積累了不少有關澳門的資料,值得發掘和研究。

從晚明到清初,西方天主教傳教士特別是早期耶穌會士來中國,大都經過澳門。最早的是西班牙人沙勿略。1552年8月,他第二次來到澳門外海的上川島,欲赴廣州未成,同年12月逝於島上。據耶穌會士的記載,他對中國抱有好感,他的病逝,對後來的耶穌會士有一定影響,1555年,葡萄牙司鐸巴萊多來中國,曾至上川島祭墓,並在浪白澳建草屋數間,成立傳教所。以後有耶穌會士多人來到澳門,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582年抵澳門,次年進入中國內地的意大人利馬竇。利馬竇之前的會士來華,都抱有使中國“歸化”的思想,但都不得其門而入中國內陸。利馬竇的目的也是來傳教,但認為為此必須先瞭解中國主要的人情風俗,學習中國語言,和士大夫結交。他在當時中國知識界官紳中結交了一些有開明思想的人物,因而傳入了當時人們尚未知或所知甚少的西方科技知識,並介紹了某些中國學術著作到歐洲,從而促進並擴大學術文化交流的領域,也促進了彼此的瞭解。他的後繼者有一段時間繼續這樣做,對明清之際中國科技人才的出現,產生過一定的推動作用。而澳門是他們進入中國內地的要道,也是瞭解中國的重要居留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橋樑作用。

回顧西方人所稱的“漢學”(又譯華學或中國學,日本則稱支那學)和東方學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早期研究多見於傳教士向教會的報告和信札,目的在於協助推行殖民主義國家的東進政策以擴大自己的宗教勢力,因而其研究成果亦多帶岐視中國的殖民主義色彩。其後法國、荷蘭、德國、英國和美國的學者們加入進來,研究逐步細緻深入並拓寬領域。19世紀後這些國家相繼在各自的一些大學中設立了“漢學”講座,研究中國語言、歷史、考古、人種等學科的專題論著紛紛印行,雖然其中部份研究仍帶有歧視色彩,但也有一些是為探索學術問題而撰作的。至於歐美所稱的東方學則範圍很廣,以地區而論,有埃及學、敍利亞學、巴比倫學、印度學、蒙古學、漢學等。總之是西方人對“落後的東方”提出的學科稱謂,屬於研究者對異國研究的稱謂。

至於對中國本身的區域研究以某地為額的“學”,最著名的有“敦煌學”,而這是在斯坦因、伯希和等騙取了珍貴的敦煌文物,發表了研究成果之後出現的,而且是對一種古代文物的文化遺存提出的稱謂。此外,據聞晚近香港建立了“香港學”,其涵意如何,由於未見到有關材料,不敢妄言。但據國內現今對區域研究的提法,是以地區文化特色區分的,如晉文化、吳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潮汕文化等,既各有地區或時代特點,又同屬中國文化形成和發展、分裂和組合過程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以各民族地區命名的文化也一樣,是統一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份。就澳門而言,既然是明清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和匯合點,又積累有豐富的研究資料,援香港例建立以“澳門學”為名的區域研究學科,固然未為不可,但覺這個“學”(ology)似不若“文化”或“歷史文化研究”含容廣而概念明確。例如,逕用這次大會的名稱,以“澳門(或澳門地區)歷史文化研究”或類似的概念、名目,是否可行或較好。

關於如何建立有關研究機構問題,我以為應在學科名稱確定之後,成立總的領導或指導機構,擬定所屬機構和專題研究規劃,並加強與外地學術機構的合作交流和信息聯繫。這裡想提出:一是與全國文化中心北京及澳門鄰近地區廣卅和香港重要學術部門的聯繫,逐步視研究規劃的需要再擴大;二是在當地或外地學術機構中設立“澳門研究”講座、研習班等,學者互訪講學並研討課題,開展研究(含翻譯外國論著);三是加強與國外的學術聯繫,有計劃地培訓葡文翻譯人材。與此相關,葡文語法、葡中和葡英辭典等工具書,也望能在某些大城市中上市。四是研究成果的發表、出版等問題。

管見倉促草成如上。是否得當,供參考。

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閉幕式後合影

*常紹溫,暨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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