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尋找基督徒和香料
——達. 伽瑪
葡萄牙最著名的航海家之一瓦斯科·達·伽瑪1496年從葡國出發,順利繞過好望角,1498年到達印度。好望角的發現不僅標誌著航海探險達到的艱危頂點,也揭開了歐洲在東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的序幕,整個殖民圖謀或許可以壓縮成一句簡括的話:“我尋找基督徒和香料”。它道出了意識形態的誘惑和經濟上的冒險有共生關係。
在中國明代的閉關鎖國時期,馬六甲貿易站的司庫喬爾格·阿瓦雷斯於1513年6月以葡萄牙國王的名義到達Tamang島(現在叫大嶼山)。據説他是第一個踏上中國土地的葡萄牙人。阿瓦雷斯的到達標誌著中央帝國首次接觸伊比利亞“異類”的重大會合,也導致嗣後澳門之被“佔據”為宗教中心和貿易前哨。阿瓦雷斯無疑是連接西方和東方的先驅。他為利瑪竇、聖芳濟、伊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等有影響的耶穌會士的來華舖平了道路,同時也給馬可孛羅帶回故土的關於中央帝國何等富庶的“異聞奇談”增添了可信性。1953年樹立在澳門南灣顯著位置的喬爾格·阿瓦雷斯的塑像可以説蘊含著兩重用意:一是紀念打開明朝中國“鎖國”政策的偉大使命,一是慶祝“露西塔尼亞盛世”(1)思想的勝利,這種思想主張基督教團結和商業擴張,正是推動葡萄牙人向東航行的兩大動力。
一般認為,1557年是葡萄牙人開始永久居留澳門的年份。明朝政府容許他們居留,主要由於兩個因素,一是徵收税款的實用的互市立場,一是防禦海盜和當地亂民的實際海防考慮(福克,1991:328)。福克指出,明朝對付葡人在澳門的舉措的政策稱之謂“澳門方略”,是很貼切的。然而容許葡人滯留,從未明確地説是一種方略見諸任何官方文書。再説,這個政策本身顯然偏離明朝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對待與別國的貿易及關係的慣例,而並未獲得皇帝的直接認可(福克,1991:342-3)。葡萄牙既未被承認為明朝中國的屬國,澳門也從未割讓給葡萄牙作殖民地。因此,葡萄牙人宣稱澳門是中國皇帝賜給他們的,顯然不確,他們雖在澳“居留”了四百來年,卻從未通過正式認可獲得澳門的主權。關於有問題的主權方面,林啟興作研究。他發現:
説葡萄牙人是靠征服或者皇帝的慷慨而取得澳門的,這也不確,因為葡萄牙人不過是因中國地方政府的軟弱、腐敗和政策搖擺等因素的湊合而保持其在澳門地位的“擅居者”(林,1970:828)。
葡萄牙人通過入侵、暴力而獲得別的殖民地,澳門的情況不同於從征服到殖民地化的通常模式,它是通過反常的方式被佔而“殖民地化”的。
澳門的主權,長期以來一直是有爭議的問題。早在1832年,瑞典人安特斯·龍斯兑特(1759-1835)就發表了研究澳門史的著作,這是第一本用英文寫的斷言澳門是中國領土的著作。他更無情地指出了葡萄牙人的自大和虛偽,特別是當他們還在遵照中國的要求每年為澳門的使用權支付五百兩地租的時候,就荒謬地聲稱自己是澳門主權的主人。他寫道:
由於並無和平協議或條約公諸於世,葡萄牙人冒稱征服該島(澳門)最後甚至絕對無法確定……一座以媽祖神命名的城市在半島上逐漸興起,並非出於任何一位中國皇帝的雅量與讓步,因為這已被否認,而是由於葡萄牙武備的勝利(龍斯兑特,1992:8)。
該書問世後作者受到葡萄牙史學家們的猛烈攻擊,認為他斷言謬誤。可是在1992年版的前言裡,馬紐埃爾·兑克賽拉神父,一位著名的耶穌會士史學家,卻譴責這種攻擊,高度讚揚龍斯兑特在澳門史方面嚴肅而公正的工作。龍斯兑特關於澳門主權的斷言,是研究了歷史文獻和手稿後作出的。他懂葡文,大大方便其利用葡文獻編寫第一部英文的澳門史。他之所以遭到葡萄牙評論家的蓄意反對,主要是因為他的歷史著作推翻了葡萄牙宣稱的對澳門擁有合法主權的主張。
帶著另一種情緒編寫的另一部澳門史,出版於1902年,晚於龍氏的著作70年,它的作者叫奧古斯托·蒙泰托·德·耶穌,是位出生於香港的多語通(1863-1927)。他的《有史記載的澳門》第一版受到熱烈的稱讚,澳門議院甚至建議為這部巨著授予他皇家榮譽。跟龍斯兑特認為葡萄牙人在澳門沒有甚麼權利的主張相反,蒙泰托提出:“葡萄牙人是中國人請來定居在澳門的,早期並無地租”(蒙泰托,1984:Vii)。作者登時被葡萄牙社群奉為英雄,因為他的歷史著作得到澳門政府的寵愛,更因為他給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不大合法,作了公開平反。
過了一些時候,蒙泰托對澳門和葡萄牙的關係深感失望。他著手準備該書的第二版,新加了幾章內容。正是這新加的幾章使他頃刻之間從民族英雄墮落到骯髒的叛徒,第二版問世於1926年,語調令葡萄牙人感到刺痛:
從根本上説澳門的毀減是由於葡中雙方的痼疾,以及香港的特別是其初期的致命暗算……(同書:510)
為了挽救這塊三面受害的殖民地,這顆昔日的“東方之珠”免遭預見的致命打擊,他説:
除非幸而出現意料不到的轉機,離析中的澳門只會隨著命運的波濤漂流直至完全崩潰,要末遲早淪為拖累葡萄牙的死包袱,更可能是對數百年徹底疏忽與失治的公正懲罰。嗚呼,這就是等待著來自力更生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悲慘命運,它以國家的盾牌作特許的紋徽,它引以自豪的訓言是“無比忠誠”! 如此殘酷的贖罪,如此被負的忠誠,在殖民歷史中幾乎找不出先例子。文明只會驚愕於命運的這般嘲弄,驚愕於默忍達數世紀之久的苦難。顯然要有大禍臨頭的震盪喚起瞌睡中的民族(葡萄牙)的責任心來面對事實的嚴峻邏輯和命運的不爽報應(同書:506)
在對澳門政府絕望的同時,蒙泰托又對國際聯盟抱有烏托邦式的幻想,希望它能使澳門避離崩潰。他把國聯理想化,把它看成“真正天賜”的機構,寄一切希望於它的救世主般的干頂。他從來沒有夢想到被棄的昔日的“東方之珠”會在本世紀末被中國收回。要是想到有這一著他會再寫一章,論證讓中國來保證對澳門的關注。
現在的最後一章被視為全書的贅疣,對無能的葡政府的公然挑戰。這當然激起了澳門政府的暴怒,特別是作者無情地鞭笞了葡人,説他們對澳門極少瞭解極少關心,不能滿足它的要求,倒不如扯下國旗,讓國聯來管理這片土地。澳門政府立即譴責新版是“邪説”,悉數收來當眾焚燬,命令購得該書的人繳出銷燬(同書:ix)。
看來龍斯兑特和蒙泰托兩人都是葡方官員的叛徒。前者是瑞典人,後者是香港公民,但都用英文寫澳門歷史,英文本顯然不衹為葡萄牙讀者,而是旨在更廣泛流傳。值得一提的是,葡語中的História一詞既指歷史也指故事,英語在19世紀前也是如此。不管它記載真相還是杜撰,只要不站在政府一邊,必定難逃檢查或取締的厄運。華爾脱·本傑民説得好,歷史本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本傑民,1968:257)。歷史不但要反映主宰的統治力量,也要跟勝利者和合法統治的意識形態妥協。龍氏的書遭到污蔑和無情打擊毫不足怪,因為他寫的歷史未為葡人歌功頌德,反而揭露了不可容忍的真相。可是到了1922年,他的書被看作研究澳門歷史的寶貴泉源,他的聲譽也得到平反。現在,他因寫了第一部英文的澳門史而由叛徒轉為英雄。至於蒙泰托,儘管因為第二版激起的暴怒曾一度由英雄而被打成叛徒,他的著作是研究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葡人定居史所不可或缺。總之,這兩位史學家都是在葡萄牙殖民意識下身不由己地捲入雅努斯(2)式英雄與叛徒的老套戲裡的。他們因著作而被時褒時貶,搖擺在殖民統治的“良民”和“莠民”的對立兩端。
1987年中葡發表聯合聲明之後雙方都空前關注澳門四百年歷史及其合成文化。過去中文的澳門史常作為一章或一部份列在廣東省歷史裡(3)。然而1988年7月,用繁體字排印的《澳門史略》在香港出版。中國也不失時機地在1988年9月出版了簡體字的《澳門四百年》。作者在跋裡承認自己從未到過澳門,他的研究根據檔案可能不全面,看來他是突然熱衷於撰寫澳門史的。這兩本中文著作可能是代表中方觀點的一面之辭。
1992年潘日明神父出版了一本葡文著作,中譯名叫《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流》,內容是澳門四百年的歷史及其文化的形成。這本書在中國觀點之外提供了對澳門的另一種看法,讓讀者聽到不同的聲音。書裡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二。第一是作者重複了如下觀點:按照一些官方記載和澳門總督1846年的一封信,澳門事實上是“永遠”贈給葡萄牙的,“不必付年租”。這是明朝嘉靖皇帝(1522-1566)在1557年左右的一道“金箚”(4)中的旨意。不幸金箚的下落是個“謎”(蒙泰托,1984:23),它可能在19世紀初丢失了(潘日明,1992:93-110)。潘日明又指出,在龍斯兑特1832年出版《史略》的時候,金箚就已丢失。可是,證明澳門是贈與的這個如此關係重大的證據竟會丢失,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第二是在同一章的末了,作者把阿瑪拉爾吹捧成“英雄”,因為他迫使中國放棄地租,並且把中國海關趕出聖城(澳門)。然而關於阿瑪拉爾被中國人刺死以及梅斯奎塔入侵白沙嶺這樣的事件都隻字未提。再則,澳門奴隸貿易這段骯髒歷史在潘日明的書裡也全然不見。總之,在他的行文裡,殖民地的過去被蓄意調排,篩去了見不得人的事件。他的澳門史是經過潤飾的。他對澳門政府的同情昭然若揭,毋須追尋。
1987年,成立於1982年9月的澳門文化司署空前地用葡、中、英三種文字創刊了《文化雜誌》。這是一份關於澳門文化與歷史的季刊。編者説,這一文化項目的宗旨是“為澳門文化和葡萄牙在東方的存在服務,報道葡中兩大民族間最密切的關係”(《文化雜誌》,創刊號,1987:2)。1988年,文化司署出版了三種語言的圖集《澳門的文化遺產》,全面展示了澳門各種類型的建築。此外,東方基金會、澳門基金會等機構也相繼成立,宣傳澳門的文化傳統。
衹是在澳門的歸宿變得明朗以後,中葡雙方才異乎尋常地並且空前第一遭地注意澳門在預計的1999年“殖民結束”之前的演變。澳門現在是一處懷舊的地方,人們懷念它合成的文化遺產和它擔當的獨特的歷史角色。人們對澳門的多情的興趣似乎印證華爾特·本傑民的一個論點:只有行將消失的東西才作為偶像。澳門現在彷彿是個不久於世的人,讓他在最後的一段日子恣意渡日。十年前,人們完全無法想象中、葡雙方會出版這麼多關於澳門的東西。中、葡兩國人民似乎總是愛好弗洛伊德所稱的“逆幻覺”(5),平時視而不見,一旦被鬧鐘(1987年的聯合聲明)震醒,才意識到澳門作為葡萄牙的最後一個殖民前哨即將消失。他們見到這塊長期被忽視的“逆幻覺空間”的獨特之處,便突發狂熱來作跋懷舊,或者説出版各種東西來談論它的每一個方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1987年4月13日公佈的聯合聲明不但公佈中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而且也意味著澳門行將脱離不正規的殖民治理,實現實際的和象徵的非殖民化。這其實是模擬的非殖民化,因為真正殖民化的證據並不存在。(6)
然而阿瑪拉爾的騎馬銅像卻被看成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偶像。阿瑪拉爾雖被葡萄牙人歡呼為英雄烈士,卻被中國人視為侵略者、壓迫者。他在不同文化的談論中也成了時而英雄時而侵略者的雅努斯式的人物。(7)銅像成了殖民束縛的陰影,也使中國人想起不堪回首的遭人瓜分的痛苦過去。因此,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要求拆除銅像的“上諭”顯然有政治思想的作用:它表現出中國的否定痛苦的過去、忘卻昔日的恥辱的政治覺悟。澳門的歷史對中國人是創傷。於是,“掃除殖民標記”就成了反抗文化的任務之一,因為中國人強烈感到,恢復超過殖民歷史時期的舒暢的民族秩序,是本世紀末的一項“使命”。
阿瑪拉爾銅像的拆除,基本上出於政治原因,也包含文化的因素。據説銅像妨礙新起的中國銀行大廈的“風水”。從大廈的入口看,阿瑪拉爾的馬鞭看來在抽打整座建築;從對面的銅像看,那匹馬像是要踐踏銀行。所以銅像完全破壞了澳門最高的建築物中銀新大廈的風水。人們會爭辯説,銅像的樹立早在大廈興建之前,如果大廈面朝銅像有礙風水,設計的時候完全可以換個方向。風水這個文化現象在這裡成了為在1999年回歸之前“提前”抹去政治標記的政治藉口。
中銀大廈不僅是中國政府擁有的摩天辦公樓,它也代表一種新興的力量,是立在澳門的一座里程碑,標誌著四百年來外國的治理之後中國的隱約的權威和影響。如果騎馬銅像象徵葡萄牙的殖民勢力,那麼中銀大廈就代表中國在殖民環境中的稍稍“還不到時候”的壓倒權威。1992年10月28日銅像之被推倒,公然標誌著“殖民環境中提前的非殖民化”的進程。當澳門還處在葡萄牙治理之下的時候,去掉帝國主義的殖民偶像,是時機尚不成熟的慶典。它之所以亂了時序,就因為中國政府已“提前”行使了殖民後的力量,肅清殖民偶像的污染,來恢復新的文化秩序。這種特殊的類型可以名之曰“未到時候的非殖民化”,給通向殖民後的直線進程帶來了時序問題。“殖民主義後”一詞的構立,是為了沿著“殖民前”,“殖民主義”,“殖民主義後”,“新殖民主義”這一時代進程,給歷史標出一系列的階段。“殖民後”,這個詞具有蘊含歷史事件的進程的時間的含義。
在殖民主義消亡之前拆除騎馬銅像,好像劃出了一道通向新時代、結束荊棘叢生的歷史時代的途徑。可是這也為給澳門史定出一條從殖民主義到非殖民化到殖民主義後這種直線的年代進程造成困難。因此,就澳門的情況來説,歐洲中心的課程中的分期和理論與實際的關係就顯出矛盾和有爭議的地帶。銅像的物質消失象徵葡萄牙殖民勢力的削弱,也使葡萄牙存在的連續性處於含糊的境地,使它的殖民言論失去連貫。此外,這也標誌著1999年12月20日正式非殖民日期的提前開始。如果把推倒銅像看成意味著殖民主義現在已經過去,那麼其後一段澳門的歷史還不是殖民後的。澳門現在正怪誕地處在歷史上和理論上都成問題的過程之中,從現在到1999年之一段時間或許可以稱之謂“殖民主義後的前夜”。這提法雖然笨拙蹩扭,卻正好道出了澳門獨一無二的殖民後前夜的氣氛,在那裡,中國已經提前施展它的“合法”影響。
總之,澳門的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的過程可以説簡直反常,因為它不合各國理論家認為殖民化對應於征服,非殖民化對應於革命的信條。此外,西方的文化課程所立的殖民主義─非殖民化─殖民主義後的線性進程也不適用於澳門,因為澳門顯然不合這些名目的線性分期。有意思的是,它正處在“殖民後的前夜”。
【文獻目錄】
1. 本傑民·華爾脱:《照明》,紐約蕭根書店,1968。
2.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 福克,K·C·:“明代關於如何安置葡人的爭議以及澳門方案的出現”,文化雜誌,第13/14期·1991。
4. 開爾·路易斯:《喬爾格·阿瓦雷斯,第一個前往中國的葡萄牙人》,澳門文化司署,1990。
5. 林啟興:“16至18世紀作為中國土地上葡人居留地澳門之研究”,香港大學未發表的博士論文,1970。
6. 龍斯兑特·安特斯:《葡人在中國的居留地史略》,北歐海盜,香港出版社,香港,1992。
7. 蒙泰托·德·耶穌,C. A. :《有史記載的澳門》,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84。
8. 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文化司署,1992。
9. 元邦建,袁桂秀編著:《澳門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
10. 《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司署,創刊號,1987。
葉蜚聲譯
【註】
(1)露西塔尼亞是羅馬人給葡萄牙起的舊名。“露西塔尼亞盛世”脱胎於“羅馬盛世”。按照韋氏詞典的解釋,“盛世”(pax)是指世界史上由於某一政治權威的優勢而無大的戰爭,國際事務總體平穩的時期(在19世紀的“大不列顛盛世”,建立了龐大的貿易王國)。
(2)雅努斯是古代拉丁的諸神之一,通常被描繪為長著面朝相反方向的兩張臉。因此,雅努斯有截然相反的兩個方面。
(3)例如澳門的歷史只是下列著作的一部份;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香山縣誌》卷八,彭琪端等:《香港與澳門》
(4)金箚是中國官方的用金字寫的文書。葡方一向聲稱得到那個寶貴文書,作為澳門讓給葡方的莊嚴表示。
(5)由於幻覺是指見到不存在的東西,逆幻覺就指見不到明明存在著的東西。
(6)1976年,憲法給澳門規定了一個特殊地位:“葡萄牙治理下的中國領土”。按照這個提法,就不宜説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也不能把非殖民化的概念用之於澳門。這確是個獨特的提法,既否定澳門的殖民地地位,又承認葡國的治理。
(7)喬恩·瑪麗亞·費雷拉·多·阿瑪拉爾是1846至1847年間澳門的反覆無常的總督。他上任後推行了一系列強硬的改革,目的在使澳門擺脱中國的干預。他的強硬政策最後導致被中國人刺殺。
*鄭妙冰(Cristina Cheng Miu Bing),香港大學博士生。本文原文標題是一MACAU:A“PRE-POSTCOLONIAL”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