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遠流長的日中關係史上，兩國之間劍刀武器及其實用技術的交流，是一項值得深入探索的內容。對此，筆者以往曾有專文做過考述(1)，而最近又發現，明清兩代的日中劍刀貿易活動中，澳門曾起過重要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説，日本劍刀曾通過澳門轉銷到內地。有關情況，目前所獲資料尚不足言其詳，我們的初步認識，主要是借助對某些間接資料的分析獲取的。顯然，研究還有待於深化。在這篇短文中，筆者僅就目前認識所及略陳陋見，疏謬之處，懇請方家不吝賜正。
一
先大略介紹一下歷史上日中劍刀貿易的淵源。
歷史上日中兩國劍刀武器的交流和貿易活動，歷時悠久，其過程大致上可分為兩個大階段：從周、秦到北宋初，是第一個階段；北宋直至明清是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裡，主要是中國劍刀向日本列島輸出，第二階段則是日本劍刀向中國輸出，並終於形成明清兩代日中之間大規模的劍刀貿易活動。
中國的劍刀製作工藝，以春秋戰國到兩漢之間最稱精良，當時，中國劍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受到日本武士的喜愛。特別是由戰國長劍演變而來的漢代鐵質環首大刀，刀體輕利，鍛造精純，戰陣實用之效甚高，傳入日本後，對日本刀的製作工藝，刀的形式及實戰技藝，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日本稱用刀之法為“劍道”，即源於漢代(2)。兩漢，直至隋唐時代，中國的長刀及其它形式的短兵器仍源源不斷東傳日本。三國時，日本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遣使與魏國通好，魏國回贈的禮品中有當時軍中盛行的“五尺刀”(3)。日本九州熊本縣江田船山古墓出土了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大刀(4)。日本正倉院保存的唐刀陌刀原物及《獻物帳》所載“唐式大刀”、“唐刀”等名目(5)，都證明了中國劍刀的優勢一直保持到唐代。
情況的變化約出現於北宋初期。
據《宋史·日本傳》載，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日本名僧然遺弟子喜因奉表來謝，在喜因獻給宋朝的方物中，有日本製作的“鐵刀”。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證明有日本在劍刀製作工藝方面已趕上並超過中國，開始變輸入為輸出。北宋時，日本劍刀確已通過民間貿易渠道流入中國，中國的喜好者不惜重金購求，競相佩帶以炫利器，這個情況曾引起歐陽修的注意，於是產生了他那首膾炙人口的《日本刀歌》(6)，並引出了宋以後吟哦聲不絕於耳的數十首《日本刀歌》來。據日本《宇治拾遺物語》中説，“以太刀十腰(把)為質，則可自唐人(指宋代中國人)借來六七千匹之物”，足見自宋代始，刀劍就成了日本對華貿易的一項重要商品。
到了明代，日本刀的製作臻於極精，通過民間交流和倭寇侵擾活動，使其不斷傳入，博得中國軍民廣泛愛重。因此，明代的日中貿易中，日方始終以劍刀為主項之一。當時，日本劍刀進入中國主要通過兩個途徑，其一，日本王室對明廷的進獻。這種進獻自建文帝三年(1401)開始，第一次的進獻方物中就包括“劍十腰，腰刀一柄”(7)。自此以後，所獻刀劍越來越多，每次均在百把以上，實際上是一種變相貿易。其二，貿易活動自明成祖開始，日本商人以“朝貢”為名，經常“攜帶私物”以進行貿易，而所帶“私物”中尤以刀劍居多。對此明朝政府雖一再加以禁限，要求每次“入貢”攜帶劍刀“毋過三千把”，並制定勘合制度，規定“十年一貢”(8)。然而，由於輸出劍刀獲利甚高，“日本刀之值八百文或一貫文一把，攜至明土則值五貫文”(9)，故日本商人並不遵守勘合制度，所攜劍刀有增無減。據記載，第四次勘合貿易船，帶刀三萬把，第六次帶刀三萬六千把。僅有記錄可徵的十一次勘合船入舶，共向中國輸入劍刀二十多萬把(10)，這還不包括大量的走私劍刀。
日中劍刀貿易以明代中晚期達到鼎盛，直至入清以後才逐漸衰落下來。日本劍刀的大量湧入，對明代軍械裝備、兵器製作，以及軍旅和民間的劍刀武藝，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在中國兵器史上，明代的短兵體系以引進和仿製日本劍刀為一大特點，這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歷史文化現象。
二
由於日本劍刀大量進入中國，加上在長期困擾明朝政府的倭寇戰爭中，日本刀的優越性能和倭寇的高超刀技，曾使沿海軍民深受其害，所以，日本刀和日本刀技，不僅成為明朝軍事將領和民間武術家們認真研究和引進的對象，也成了文人墨客們經常吟詠的題材。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收錄的鄭以偉《泰西水法序》一文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永樂時，神機火槍法得之安南；嘉靖時，刀法得之佛狼機，鳥嘴砲法得之日本。
我以為鄭以偉所謂得之於佛狼機的刀法，並不是説得到了葡萄牙的刀法，而是通過葡萄牙人——準確地説是通過澳門得到了日本刀法，這裡的“佛狼機”應視為澳門的代名詞。我這樣理解是基於兩點理由。
首先，在明代史籍和官私武術資料中，從未發現過中國軍民曾經向葡萄牙人或其它歐洲人學習西洋刀法的記載，在保存至今的民間在古典武術技藝中也設有任何痕跡可尋。總之，迄今在中國武術史學界，還沒有人提到過這個問題，甚至連一點口碑材料都沒有。
其次，明嘉靖末年和嘉靖以後，中國軍民確曾認真學習和引進過日本刀法。經過改造加工了的日本刀法，成為明以後中國武術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至今猶被極少數傳統武術家族所習。
戚繼光是引進日本刀和日本刀法的代表人物之一。嘉靖三十九年(1560)戚的真學名著《紀效新書》問世，戚在書中寫道：“長刀，自倭犯中國始有之，彼以此跳躍光閃而前，我兵已存氣點，倭善躍，逆足則丈餘，刀長五尺，則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難接，長器不捷，身多兩斷! ”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刀法，大多數成了“只好看，上陣無用”的虛花武藝。所以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收取了民間長、短兵各家武藝精萃唯獨沒有收取刀法，他不無遺憾地寫道：“刀法甚多，傳其妙者絕寡，尚候豪傑續之。”第二年，即嘉靖四十年(辛酉)，戚繼光終於在浙江對倭作戰中得到日本刀法的“習法”，“又從而縯之”，後來便以《辛酉刀法》之名收入他重新刪訂(改十八卷為十四卷)的《紀效新書》中，並以其技術訓練過士兵(11)。
戚繼光之外，民間武術家浙江劉雲峰從不同渠道學到了日本刀法，傳給明末安徽休寧的程宗猷(衝鬥)，程以《單刀法選》的譜名收入其《耕餘剩技》一書中。另一位江蘇籍武術家石電(敬岩)也掌握了日本刀法，崇禎年間傳給弟子陸桴亭、吳喬等人。入清以後，枯守遺民志節的吳喬(又名吳殳，字修齡)寫了《耳刀圖譜》，收在他的《手臂錄》一書中。
如上所述，可見嘉靖以降，學習日本刀法，並著書傳世者不一而足，而學習的途徑各有不同，戚繼光是得自於“戰陣之上”，劉雲峰、石電的途徑就不甚清楚，更何況還有許多傳習者已在歷史上徹底消失，我們無從考察其傳授淵源。這期間，不能排除有人得刀法於澳門，是通過澳門的葡萄牙人間接地學到了日本武士不輕易傳人的日本刀法，然後傳入內地，並曾產生重要影響，不然鄭以偉不能以“刀法得之佛狼機”七個字來概括其事。這經引進者值得我們加以考求，我將於另文申述拙見。
明朝文人以日本刀為題材的詩文作品較多見，例如，參加過抗倭戰爭而又深明武藝之道的唐順之(荊川)寫過《日本刀歌》(12)，稍晚於唐氏的宋懋澄寫過《日本刀記》(13)，遊蹤到過澳門的劇作家湯顯祖也寫過《倭王刀子歌》(14)。明末清初，有“嶺南三家”之譽的廣東詩人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三人，都有關於日本刀的詩文作品存世。這三家的作品使我們從認識到澳門與日本劍刀的關係，進而聯想到澳門在日中劍刀貿易中所起過的作用，及明朝人通過澳門學習到日本刀法是可能的。
屈大均以博學多識而聞名，他在《廣東新語》卷十上“器語”中，記述了日本刀的情況，這大概是明清兩代中國文獻開於日本刀的記載中最稱周詳的一段，茲節錄如下以備考察：
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聞其國無論酉王鬼子，始生，即以鑌鐵百斛，淬之溪中，歲凡數十煉，比及丁年，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為度，長者五六尺為上庫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時，殺牛馬以享刀師，刀師卜日乃冶，以毒葯入之，刀成埋諸地中，月以人馬血澆祭。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氣色陰晴不定，每值風雨，躍躍欲出有聲，匣中鏗然，其刀惟刻上庫字者不出境，刻漢字或八幡大菩薩、單槽雙槽者，澳門多有之。……其軟者，以金銀雜純鋼煉之，卷之屈曲如游龍，首尾相連，舒之勁直自若，可以穿鐵甲……刀頭凡作二層，一置金羅經，一置千里鏡，澳夷往往佩之。
需要指出，屈大均之外，清人范端昂在其《粤中見聞》卷二十四，李調元在其《南越筆記》卷六，都有與上引文字相類或相同的記述，但范文是剪裁屈文而成，如改“澳夷往往佩之”一句為“澳番常佩之”之類，並未增加新的內容。李文則全抄屈文，更無價值可言。
屈大均對日本刀從製作到類別、到實用技藝(我們節而未引)的詳細描述，顯然來自於他的特殊興趣和長期觀察，這表露了這位明亡之後恢復之志耿耿於懷者的深曲用心，亦可説明日本刀在明清之際的廣東是多見之物。尤值得注意的是，屈大均的遊屐曾踐澳門之土，他説日本刀“澳門多有之”，又説可以伸捲自如的軟性日本刀“澳夷往往佩之”，這都是親眼目睹，可信程度甚高。這不僅説明屈大均的日本刀知識有得自澳門的成份，而且可使我門想到日本刀法通過澳門流入中國，使我們推知“澳夷”喜歡佩帶日本刀，就理應包括喜歡其實用技術。
關於“澳夷”喜歡佩帶軟性日本刀的現象，在屈大均之後，印光任、張汝霖在其《澳門紀略》中也曾提及。他們説，澳門佛郎機所佩之刀，“有手盤曲如帶者”，“刀頭二層，一置羅經，一置遠視鏡”。其所述形制，與前引屈大均的描寫完全一樣，足見也是日本產品，只是印、張二人疏於説明其產地而已。但我們注意到，印、張在《記略》卷下記述日本國時，引錄了陳恭尹的《日本刀歌》(15)。陳詩所描寫的重點便是日本刀中可以伸屈自如的“軟者”，詩句“鑄為寶刀能屈伸，屈以防身伸殺人”可以為證，印、張二人算是間接地交待了這個問題。他們二人久在澳門任事，時日本刀澳門多見和“澳夷”喜歡佩帶日本長刀的現象，也一定有較深印象，不然何以要引陳恭尹《日本刀歌》作為認識日本的輔助材料呢?
屈的另一位好友梁佩蘭也寫過一首《日本刀歌》，其內容倒是值得玩味。梁詩載《六瑩堂集》卷之三，詩甚長，僅節引部份詩句如下：
市中寶刀五尺許，市中賈人向予語，
紅毛鬼子來大洋，此刀得自日本王。
紅毛得刀來廣州，大船經過海若愁；
攜出市中人不識，價取千金售不得。
梁詩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即廣州市面上有“紅毛鬼子”推銷日本劍刀。其刀是否如賣家所言是得自日本國王，是否價值千金，這些都出自詩人虛擬，不足徵信，惟值得注意者，是日本刀作為一種聲價甚高的特殊商品，不只是日本人在賣，西洋人也在賣。至於“紅毛鬼子”，明清時代一般是指荷蘭人，但有時亦泛言“西洋諸夷”。荷蘭也出產質地優良的刀劍，明代曾向中國推銷，這在明人張燮《東西洋考·紅毛番篇》中有記載，屈大均《廣東新語·器語》也提到“紅毛西洋番刀”。所以我懷疑梁佩蘭詩中所説的出賣日本刀的“紅毛鬼子”不是荷蘭人，而是從澳門到廣州販賣日本刀的葡萄牙商人。詩人不同於史家，詩中用詞不必準確無誤。
明代的倭患曾經嚴重影響到日中勘合貿易，所以日本以“貢獻”為名向中國大批出口劍刀武器，主要是在倭患尚末大規模形成的明朝前期。及至嘉靖、隆慶之際，倭患正烈，戰事頻仍，勘合貿易陷於停頓，以“貢獻”形式向中國輸入劍刀的事情不復見於史籍。但我以為劍刀貿易並未停止，原因是這時明朝軍隊的需要量更比明朝前期為多。以抗倭主將戚繼光而言，他在嘉靖四十年(1561)前後統率“戚家軍”備倭東南之時，也即他編纂《紀效新書》之時，雖然已注意到日本刀和日本刀法的優勢，但他的軍隊尚末系統裝備日本長刀。到了隆慶五年(1571)他的另一部兵學名著《練兵實紀》刻成時，也即他被調任薊鎮總督防御蒙古人時，他所統率的數萬大軍都已裝備了日本長刀及各式倭刀。這一點《練兵實紀》中記載甚詳，一目瞭然，這反映了明朝軍隊對日本劍刀的需求有增無減。當然明軍所用“倭刀”有相當一部份是明朝兵仗局的仿製品，並非全用舶來之物，但仿製品質地粗劣，遠不及日本產品輕利堅韌。明朝官私大量需求，使劍刀貿易仍舊有利可圖。於是，除了走私之外，經澳門轉銷也是銷售渠道之一，這就出現了梁佩蘭詩中所描寫的“紅毛鬼子”在廣州市場出賣日本刀的一幕。不然，以澳門這樣一個黑子彈丸之地，日本刀何以成為多見之物，這個現象恐難僅靠“澳夷”喜歡佩帶這一點來給予解釋。
“嶺南三家”之外，另一位明末廣東遺民詩人王邦畿(番禺人)也寫過一首《日本刀歌》，其歌云：
北風刀氣腥，南風刀氣青。
曾佐帝王子，殺人奪人城。
殺人論功不及刀，寶刀爾亦空徒勞。
風乾人耳一百斤，為君致謝日本人!
這是一首紀實性的詩。據黃海章先生解釋，“帝王子”指清軍，遭殺的自然是在廣東境內堅持抗清的南明軍民(16)。亦可見直到清朝初期，即南明殘存力量還在廣東境內同清軍作殊死之戰時，大量存在於廣東的日本刀，又轉而成了清八旗軍隊手中的利器，在平定抗清力量中產生了作用。有趣的是，清朝軍隊曾得到過“紅毛鬼子”的支持，在屈大均的“廣東三忠”之一的張家玉所寫的《文烈張公引行狀》中(17)，記載了這一事實。李成棟所率清軍與張家玉戰於新安西鄉(今深圳市南)，《行狀》云：
虜(指清軍)以紅毛鬼子數百為先鋒，人持雙倭刀，擁花
，跳蕩而來，中軍參將趙省一揮其以銛竿刺之，並得其昆侖舶，虜遁去。
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史實，需要進一步考證底蘊。現僅就其文字表面而言，所謂“紅毛鬼子”應指澳門和廣東境內的葡萄牙人。屈大均本人在其《澳門傳》中曾將澳門的葡人稱之名“紅鬼子”、“大紅毛”，這與《行狀》的用詞相一致，而非專指荷蘭人。再者，只有佔據澳門的葡人當局才因其利益攸關而介入明清換代之戰，並且能組織數百人的軍隊(這個數字可能有誇大)。最後，“人持雙倭刀”的作戰方式，也似乎只有澳門的葡人才有其技術能力，並非當時所有的“西洋諸夷”都能做得到。這一點，對我們前面關於“刀法得自佛狼機”的解釋又多了一條佐證。
〔注〕
(1)：拙作《歷史上中日兩國劍刀武藝的交流》，載《體育科技》1980年第五期。
(2)：《漢書·藝文誌》有“《劍道》三十八篇”，是“劍道”一詞的出處。
(3)：《三國誌·魏誌·東夷》。
(4)：見《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一書。
(5)：《考古》1964年12期載日本學者小野勝年的講話。
(6)：見《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五。
(7)：日本瑞溪周鳳(1391-1473)《善鄰國記》，轉引自汪向榮《明史日本傳箋證》。
(8)：汪向榮《明史日本傳箋證》。
(9)：過善之助《中日文化流史話》。
(10)：參見《明代倭寇考略》、《中國日本交通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等。
(11)：參見《紀效新書》，1988年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的馬明達點校本“序”。
(12)：見《荊川文集》卷二。
(13)：《九竽集》卷二。
(14)：《湯顯祖集》卷七。
(15)：詩載陳氏《獨漉堂集》“增江後集”。
(16)：見黃海章《明末廣東抗清詩人評傳》。
(17)：見《張家玉集》附錄三。楊寶霖點校本。
*馬明達，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