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澳門歷史槪述

冼麗莎*

我把幾年前在澳門一個類似場合--即1990年6月在澳門東亞大學召開的“澳門歷史的匯合”--中有機會向公眾發表過的觀點,在這裡重新提出,並對上次的論文加以發展和深入,在第一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上,提供一些反思,研究心得和經驗。

這個與澳門歷史問題緊密相關的重要構思經過多年籌劃,只是到了今天才有可能真正落實。

正如1990年提到的,我的發言,並非對那些給我們留下無法否認使用價值的著述,及獻身於澳門歷史研究的人士所作出的鉅大努力進行抵毀,只是想再闡明,正像其他領域一樣,在歷史領域中,問題應該由一個全面的,符合有關標準,概念,方法論及合時的科學技術等方式加以接近和研究。

另外還想説,我的論文只參攷了那些以西方語言撰寫(或譯成西方語言)的著作,儘管我明白到由此而產生的限制。因為有些很實際的問題令我不得不這樣做,一來我無法使用中文資料,二來我也無法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澳門歷史的問題在不同的側面引起我們反思,由此我提議做一個集中在六個方面的總括,當然不會是全面的。

1. 歷史編撰法

2. 方法論

3. 歷史研究及歷史編撰成果

4. 文獻

5. 教學

6. 宣傳

歷史編撰法

顯而易見,這個歷史編撰法的分析不能涵蓋那些包括許多事實、描述、報告及各個時代之陳辭的所有著作。同樣,這篇論文所涉及的範圍只限於西方語言撰寫的著作。我的研究,報告了那些無論是在時空角度上,還是在因果角度上,其結構方面已使用了分類和實用概念的各種著作。這就自然地從一個相對和有差異的方式對那些描述、解釋和提出問題的領域加以條件化和目標化了。正如一個著名的葡萄牙歷史學喬阿京·卡爾瓦留(Joaquim Carvalho)(1)所闡述的,在編年史和科學之間存在著一個嚴格的區別。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擁有的有關澳門歷史最近的著作,是蒙塔多·傑蘇斯(Montalto de Jesus)(2)的《歷史上的澳門》,1902年初版(3),1926年和1984年再版(4),並在不久前才翻譯為葡文(5)。儘管其過時,以及概念和形式上的局限和各種錯謬及缺陷,仍是一本必讀之作。

這本書從必須加以分析的方法論出發,並以當時歷史編撰法為依據的著作,希望修正隆格斯特(Ljungstedt)的“錯誤”。它同時也是一個包括中文在內的各種資料(雖然大部份是二手和不盡正確的)匯合的研究成果。此書表現出一種天賦的批評精神,儘管有時依靠太多的直線式或主觀的立論。另一方面的局限是,作者對澳門過去的分析和描述,脱離了當時世界環境和局勢。當然,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錯誤。

《歷史上的澳門》儘管有一些解説和比較的意圖,仍然是一本以描述為主,並由歷史學者產生的作品。根據作者面對的時代主流精神,他認為,與其視該書作為一門科學,不如把它看做是一種社會參與和教化的手段。

這裡不打算提對該書的反應。作為世界細微部份的澳門,那時正處於一個異常困難的時刻。在分析處於該時代之中的蒙塔多·傑蘇斯精神面貌的研究中,並沒有發現有關我曾披露過的一個想法的事情(6)

由那個時候退回近一個世紀,我們見到了由一個外國人所做,並充滿描述內容的撰寫澳門歷史的努力和嘗試。

這是一本由提過的瑞典人隆格斯特(7)所寫,並在他死後的1836年出版的著作,名為《葡萄牙人定居中國史綱及羅馬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傳教》。這個波士頓的版本匯集、修改和發展了由隆格斯特本人先前1832年和1834年在澳門和廣州發行的兩本小冊子的內容。這是一本稀世珍本(澳門歷史檔案館幸有保存)。1992年由香港維京出版社重印,並打算在澳門發行(8)

這本參攷了那些今天已失傳文獻的著作,儘管充滿了描述及存在一些錯誤,然而其對澳門歷史系統化和綜合化所做的首次嘗試功不可沒。身為瑞典商人的作者,在澳門和廣州大約生活了37年。他感到有必要對如何系統地撰寫小城歷史這一關鍵點進行深究。(9)我自然也要提到澳門地區的主權問題,儘管幾年前已得到最後明確的解決,但是通過一個概念、理念及政治的分析,對得以解釋葡萄牙人定居澳門近四百年的論據來説,仍是一個普遍有用及易於評論的主題。

“第一位”澳門史學者隆格斯特(Ljungstede)錢納利作,美國皮波地(Peabody)博物館。

這篇論文的長度不允許我舉出太多有關澳門歷史的書籍為撮要的事例(24)。有時這種撮要也太過一般性、描述性或批評性的。道種形勢正像布拉格(José Maria de Braga)於1943年在一篇題為《我們需要歷史學家》(25)的文中所告誡的一樣。儘管先後出現過許多有研究成果的著作,這兒僅舉出一些著者的名字,例如:博克塞(Charles Boxer),布拉格,路易士·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弗雷達斯(Jordão de Freitas),阿杜爾·高美士(Artur Levy Gomes),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文德泉(Manuel Teixeira),還有更早的安東尼奧(António),若望·佩雷拉(Joã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以及賓度·弗蘭薩(Bento da França)。然而人們有一個共識,即應以一個科學和技術的合乎時代要求的方式來重新撰寫澳門歷史。即使在我們的前路上充滿困難,正如安東尼奧·列古(António de Silva Rego)在1946年提到的一樣。

澳門歷史上最著名的歷史學者之--布拉格(José Maria Braga)香港Chatham家庭圖書館的相片

方法論

這個針對概念和方法論問題有關澳門歷史編撰法的簡短分析告訴我們,現存極其豐富的特別是從文獻的觀點上看的研究成果,正如我們提到過的一樣,又非常分散,沒有做過甚麼問題化的處理和解釋。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實証的和敍述性的著作在本地區的歷史編撰成果中四處充斥。它們僅側重於史實的搜集。當面對不同的類別,和以理論為基礎的概念時,不去進行闡釋,也不去分析史料相互關係。在這些著作中,無論在結構、政治和經濟的領域,或在精神及通常生活研究的領域,都幾乎缺乏諸如:循環的,結構和局勢的,社會和定量歷史的,整體歷史的,以及近來流行的“小歷史”等一系列的問題。

這裡還要提到纂述的問題。正如人們所見,我們並非從某些人熱衷的工作中去尋找路向,因為如果要求助史料的支持,特別是歷史編撰的史料,中文資料不是不存在的,至少也是缺乏的。總括來説,從確定的分析目標上對那些結構和局勢的重大問題進行問題化處理和解釋,引起觀點和史實的交鋒,深究多種意向,運用概念進行研究和討論,才是其真正主要職能。

另一方面,今天澳門也有興趣書寫它自身的歷史,編撰史書和收編史料的提議也到處涌現。

在短期之內,澳門地區將以特別的條件轉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治,澳門即結束其歷史的漫長循環。如果瞭解到如下事實,即葡萄牙人因於1999年不再治理澳門而產生了強烈願望去紀錄和保存其歷史的回憶並去解釋即將發生變化的澳門的過去,那麼就須明白到澳門在1999年不會完結。如果我們希望的話,澳門歷史的研究、反思及其有關回憶的紀錄,也會長期地維持下去。

由此,我不是想説,這個有關澳門歷史的重要研究不再進行了,而是應該以更深入,更深思熟慮和更大有結構性的方式進行。我們必須以一個冷靜的和科學的方式完成它。

眾所週知,沒有一種可確定不變的歷史,也沒有哪一些分析不帶主觀性。正因為如此。在歷史之中,決不存在著第一手新聞之報紙式匯集的危險。因為主題不會枯竭;因為所生的各種事情,對事物的認識及我們的自身等種種活動決定了它:最後,因為歷史分析的範圍是如此之廣闊,以致得以為此創造了先決條件。即使是一本有關澳門歷史的基礎參攷著作,其中指出了某些已不存在的和必不可少的事情,都不能當做是唯一的。它即使是很完全很周詳的,也都對其所包涵的主題永遠打開一道可進行更深入細緻的研究和反思之門。我以前曾強調過這一點。

因此,如果充份利用最近數年來的辛勤工作以及連同新的研究成果,來考慮撰寫澳門當今的歷史,我會主張,優先的工作應是收集、保存及保護好這些充滿記憶的文件。

如果這種熱心確實有用及有益,這可能是一個好的機會,以反思其產生的原因,重新確定戰略以及對不斷變遷的形勢,進行再思考。

在這個前景之中,我認為集中在澳門歷史上的問題,除了經常提出疑問的那些之外,也應考慮到其他的側面,如歷史的研究、歷史編撰的成果,文獻、教學和宣傳。

同時,上述的各個方面既是互相聯擊,它們又以其各自的面貌和問題,與不同的實施計劃相配合,以達致一個各司其職,各盡所能之效果。

歷史研究和歷史編撰的成果

在歷史編撰的成果及歷史研究的層面上,正如我已指出的,主要的路徑之一,是位於方法論和概念的範疇之中。澳門歷史必須從被定為個別人物和事物的概念中放出來,必須確實地納入世界歷史進程的背景之中。在歷史編撰的範圍裡,當然也不能輕視本地的地區間的以及一個廣泛地理區域(27)內歷史愈來愈強的聯繫,更具體地説,澳門歷史亦必須納入葡萄牙人在東方居住的整體形勢和環境之中。

只有這樣才能更真實地反映出數世紀以來澳門歷史的原貌,並有助於加強對本地區自身特點及形成國際認可的認識。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殊堪讚賞的政治目標,並以一個真正實現的期望為其認識基礎。然而,如果不向本地區以及我們希望建立友誼和合作關係的國家和地區民眾,通過教育和宣傳之實用及有方效方式進行工作,這方面的努力就會白費。下面還要提到這點。

在歷史編撰的成果和歷史研究的範圍內,我要指出兩條可行的途徑:

1)根據歷史編撰的新概念,以小型專題研究的成果為基礎,提出各種假設,這就是問題化的處理。

2)嘗試提出結構方面的,以及與澳門歷史實況息息相關的各種主要問題,並在國際及地區背景完全不同的事物間建立連結,以求完成這樣一本提出問題的,有斷代的所需撰述。

應該通過對同一事物之不同來源史料來做盡可能多的解釋,給公眾提供一幅綜合的,多樣的又是相對的圖畫,使他們去進行觀點的交鋒,並思考不同問題和事件的相互關係。這就是此時進行工作的目的。

因此,應該優先考慮葡萄牙人在澳門居留這一問題在周圍地區環境中所處的位置,當然也要顧及到這一問題在歐洲和亞洲,尤其是葡萄牙及其屬地歷史上的位置(28)。我認為,這些觀點必須盡可能地深入和相對地去分析,至少應參照中國歷史編撰法的觀點和解釋。

在那個以澳門歷史為主題(29),並涉及到印度、中國和葡國歷史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已提出了的初步構思,只是到現在才得到部份的落實。

這個具有共通性和基本性的計劃(30),尤其應從對澳門歷史編撰的主要爭論點上得到旁證。如:葡人在澳門定居的問題,本澳地區各種機構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精神的及種族的共存和共處問題,葡萄牙和中國之間的條約和協議及對抗和衝突問題,中國人的仇外問題,以及葡萄牙人貿易壟斷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絕不應該從多重結構問題的相互交插中脱離出去,除此之外,還要留意到與每個時期世界局勢的聯繫。比如:

1. 中國外部政治的變化和變遷。它自身面對著許多問題,如:內部衝突,地區局勢(如廣州)、宗教滲透(如耶穌會)及列強進入(如18世紀的荷蘭人和19世紀的英國人)。

1685年,廣州的外部貿易開放,其後擴展到全中國。三年之後,在澳門設立了第一個中國海關。隨後1691年,不但向澳門的葡萄牙人徵收船隻停泊税外,還提高了他們在澳門的地租。同時不可忘記,馬六甲在1641年被荷蘭人拿去,菲律賓被西班牙人佔有,廣州的中英貿易已進行了五十多年。另一方面,正如彼列·紹努(Pierre Chaunu)(31)所説,荷蘭人對馬六甲的征服,除了符合其控制海路的政策,還與澳門在中國的關係上的特權有關,其香料貿易反而不是主要的。

2. 中國本身的生產需求和節奏。這個問題應放在國際特別是葡萄牙商業環境中分析。中國通過澳門(當然還有其他地方)向外輸出其工業及農業產品。這就不能不與日本、印度、帝汶和馬尼拉的航路有關。其後澳門歷史亦不能與歐洲國家在遠東和香港的聯繫截然分開。

3. 澳門地區平行的司法審判權的共存及協調不但要看到兩個民族共存的現實,也要考慮各種力量從已往迄今的表現,同時也不能脱離葡萄牙海外政策和印支國家中介關係的背景(32)

此外,關閘的設立,地租的繳納,廣東官吏年貢的收受,停泊税,澳門的中國海關以及在澳門不同社會種族圈中的自身立法等等都應納入到這個問題範圍之中。

4. 不同社會圈中文化、宗教、精神和政治的平衡關係。如:禮儀,12.3事件,來自澳門關閘的中國移民,苦力,以上問題不能當做是孤立和特殊的,它們必與本地區主要的邏輯思維方式、利益、行為和精神活動相配合。

對這些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歷史著作,除了較早的張天澤(33)和博克塞的之外,近期還有滿京(Manguin),帕塔克(Roderich Ptak),蘇沙(Bryàn Souza),黃啟臣,鄧開頌以及已經提過的霍啟昌,潘日明和喬治·弗洛雷斯(Jorge Flores)等人的。

除了歷史研究領域,我還想強調這樣一個事實,澳門並沒有一個建立在多學科和多文化基礎上以系統性和連續性為指導的研究中心。

文獻

由於澳門將由當今已有的自身社會和生活方式中發生轉變,因此,毫無疑問,在澳門的過渡時期中,愈來愈難以供給我們進行研究的資料和文獻,其中包括手書、印刷、口述、影音和圖表的各樣種類。暫且不提那些由著名的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做了開端,現正由中央圖書館在《澳門圖書報告》中系統地刊出的,現存於澳門的圖書資料。(34)

然而我要指出,蒐購世界各地的有關圖書,登錄澳門各種文獻(包括當今的),以及蒐集中文資料等方面建立雙重檔案資料的必要性。

人們已付出了努力,根據專題和分類的標準去編輯第一手和第二手的資料文件,去系統地登錄那些可用於研究澳門的史料,以一次性地確定和保存那些歷史財富。可喜的是,澳門文化司署承擔起這個重任,從1988年成立的,名為“澳門歷史比較資料搜集及出版計劃”系統地開始,近兩年之內由我專門負責,在文化司署和其他機構之間的合作上,已邁出了重要步伐。(35)下面我們還要提到這點。

根據澳門今天的現狀,這個決定,以歷史編撰的觀點來看,即使不唯一有效的,也是基本和有需要的。

然而,無論在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能夠做到的,我認為優先的應是以下各點:

1. 依從國際標準的規範和適當立法,對澳門歷史檔案館中現存的所有澳門歷史文獻,無論公開出版的,還是私人的,也無論是用何種語言書寫的,統統加以編目和編纂。這些文獻包括:政府檔案文件、仁慈堂的、教區的、商館的、立契官及公證處的、家族的、教區登記的、民事和物業的,及學校的等等。

澳門雖有適當的立法,但我擔心這個編纂過程會受到干擾。應該向公眾展開一個説服運動,使他們明白到,他們的這些文件對後代來説的重要作用。對這些文件的保存和使用,不僅可用作研究的基礎,並可以滿足那些不時之需。

2. 對存儲於澳門歷史檔案館(或其他有關檔案館)的全部文件進行縮微處理,一來為著便於利用,二來可以存放在葡國,以保證那裡的學者或有興趣者利用。

文化司署、東方基金會和熱帶科學研究所已簽定了一個三方有關協議,但要該計劃和協議得到真正執行和落實,仍必須有嚴格保證方可。

3. 將所有澳門地區以外的文獻本地化。

這雖然是一個難鉅費時及難以完成的工作。但是,在收集縮微菲林方面已有了不錯的成果。這些菲林現已存放在澳門歷史檔案館中(36)。在蒐集圖書資料方面也成績斐然,這些資料也已被編錄在“支援研究資料庫”內。與此同時,文化司署的調查研究辦公室內的幾位學者也正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4. 通過口述及影音資料來整理、收集、處理、保存和宣傳澳門的歷史記憶。

澳門文化司署已研究了我先前對收集整理澳門史料的建議,並會很快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教學

正如我曾提到過的,除了研究者、學者和有興趣者的狹小圈子外,很少人去努力研究澳門歷史,除非他們為了用來提學歷所需。

眾所週知,在澳門學校裡使用葡文、中文和英文三種語言來向學生介澳門歷史的資料(37)。我認為,這是一項基本和優先的工作,在多種宣傳手段中也是唯一有效的。在這方面,我只瞭解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38)一本仍未完成的,名為《澳門歷史元素》的著作(39)

無論使用何種語言教學,情況都是一樣。從1923年起就説很快會有一本澳門歷史的教科書,但至今仍未實現。

在向青年學生進行宣傳教育的層面,維拉(Alice Vieira)所寫的《澳門:從傳説到歷史》(40)一書值得一提。它雖然不是一本學校教科書,但可替代它成為學生的補充教材。

宣傳

近年來,由於政府和私人的可嘉努力,澳門涌現出許多宣傳建築文物和風俗人情的著作。對此我不能盡數不漏,但有一個大致上的瞭解。

另一方面,那個博大豐富的地區官印局在宣傳方面擔任了重要角色。它出版的圖書雜誌包括:《大西洋國》、《復興》、《澳門教區教會報告》、《澳門檔案》、《賈梅士學院學報》,以及後來的《文化雜誌》和《澳門》,都是殊堪登錄的。這就為研究者和學者奠定了一個極好的,值得贊許的工作基礎。

人們可以在《定期出版物資料庫》中(41),更好地獲得這些資料。那裡更收藏有19世紀的全部資料。

簡而言之,如果説我們不缺乏那些圖片,建築和澳門風景宣傳的書籍的話,那麼,對有關人種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當然還有歷史學書籍的系統宣傳就差得多了,有時就根本沒做過甚麼。

總括來講,澳門歷史的研究及重撰在任何一個涉及的工作範圍內都沒有完成。如果允許它這樣的話,則不僅否定了歷史的進程,也抹殺了歷史的科學屬性。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如果我們成功地以所擁有的豐富和廣袤資源,來承受過去,並以一個協調、科學、現代及連續方式得出的研究成果貢獻予澳門,那麼,每時每刻都會為更深入和更多產的研究,創出新的探索途徑。

東波譯

【註】

(1)《從編年的歷史到科學的歷史》,里斯本,地平線出版社,第3版,1979年。

(2)蒙塔多·傑蘇斯,(1863-1927),香港出生,他一直在那裡住到在悲慘中去世,他出身在一個生根香港和上海的澳門土生家庭,也是承擔起撰寫這本有關澳門歷史鉅著重任的具有葡萄牙血統的唯一作者。他在幾間總部設在各大國首都的外國公司任職。在那裡,其語言的使用能力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他至少懂得英文、葡文、西班牙文和法文,這就使得他成為一個專業的翻譯家。他也是一個和各種報紙合作的,具有一定國際(英、美、葡、巴西,當然還有香港、上海等)影響的作家。一個自覺的共和主義者,直率、些少浮躁、有天資、古怪、蒙塔多·傑蘇斯是里斯本地理學會和里約熱內盧地理學會的會員·並與有名望的皇家亞洲學會的中國分部保持聯繫。

(3)香港,Kelly&Walsh印刷出版社。

(4)以《歷史上的澳門,在舊中國及新中國的國際特色》為題。澳門,Salesian印刷公司暨商業印刷廠。並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於1984年再版。

(5)澳門·東方書局,1990年,瑪莉亞·阿絲(Maria Alice Morais Jorge)翻譯。在發行時刻,此書觸動了我的心弦。隨後,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蒙塔多·傑蘇斯:從爭論到歷史》,刊登《澳門》雜誌,1990年10日號,第54-58頁。

(6)參照注釋5。

(7)1759年3年23日,在Li nkopi ng出生。1798年乘搭東印度瑞典公司(1731-1813)的大船到達廣州。當時他已為該公司工作了大約一年,之前的1784-1794年問,他曾在俄國居住並以教書為生。1802年,他作為瑞典公司的僱員第一次來到澳門。1813年,該公司關閉後,他以鴉片貿易為生,並因此而致富。稍後,他把部份財產捐給慈善部門。1820年,他成為瑞典駐中國第一任榮譽總領事。此時,即1851年,他已擁有了其國家頒授的瓦薩皇家騎士級勛章。在澳門時期,據文德泉神父説,他住在南灣,並在1835年11月10日逝世於此地。他的遺體葬在本澳的基督教墳場。

(8)隆格斯特爵土/瑞典皇家騎士/補充章節/廣州城市的描述,根據出版者同意,由“中國收藏處”再版,波士頓,1836年。

(9)他本人承認,其使用的大部份資料都來自北京主教薩萊瓦(1765-1818)的收集和保存。同時,文德泉神父説、宮廷葡語和拉丁語教師澳門土生作家佐謝·利馬也提供了幫助。同時那從1806年起設立在澳門的東印度公司豐富的圖書資料,也為他提供了幫助。

(10)除了安東尼奧·列古神父無以倫比的重要著作《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里斯本,1946)外,烏些利斯(Usellis)的《澳門的起源》(芝加哥大學1958年)最為接近專題性的研究。根據我得到的消息,霍啟昌的博士論文《澳門公式:從16世紀中葉至鴉片戰爭時期西方人的中國式管理的研究》,寫於1978年,但遺憾的是仍未刊行,這是一篇對問題極有用貢獻的論文。

(11)霍啟昌在第一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中也強調了分辨理論與實踐二者之間的區別。

(12)我們擁有這同一本著作的一種葡文版本,然而其中有相當大的差異。

(13)澳門官印局,1909年6月,131-224頁。

(14)里斯本官印局,1921年,322-481頁。

(15)參看蒙塔多。傑蘇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93-294頁。

(16)佐謝·蘇沙(1807-1860),出生在果阿,是一個葡萄牙阿爾加維人上校的兒子·他跟隨其父的足跡,1824年始在大芒(Damão)服兵役,1859年升為中校。他擔任過無數的民政和軍事職務。第一個職務為1836-1838年印度總督薩布羅素的助理。1841年擔任澳門總督賓度的顧問秘書赴中國公幹。1846年任命為媽閣炮台的司令,直至1851年。其後返回印度。

(17)“根據葡國及外國的著作重新編寫,並加上一些官方文件及古代抄本的資料。還有各種場面,公共建築的繪圖以及一些中國人習俗的有意思的插圖。”澳門施利華和蘇沙印刷廠,1845年。

(18)賈梅士學院報,澳門,第七卷,1973年冬·第333-393頁。

(19)法國人,喬維克斯神父(1873-1940)是巴黎外國傳教會的成員·其後退出。1898年前往廣州。1919-1925年間住在澳門,教授法語和希臘語,並寫成《澳門歷史綱要》,並為澳門的外國報紙勤勉地寫作。1925年從澳門去北京大學教授法文,大約1931年離開回巴黎,並一直生活到1940年去世。

(20)1922年11月至1925年9、10間,可能曾在《澳門教區教會會刊》中以法文刊行。

(21)“被查辛圖·莫拉深入地充實了一些內容。”澳門,貢謝聖印刷廠,1927年。

(22)澳門,景達林印刷廠。

(23)當時政府給予的評價是“……書中對葡國歷史和澳門歷史中的有關事件缺乏有機的聯繫……沒有澳門地圖……有些不確的事實…教會部份過多……書中沒有一句話提到遠東葡萄牙社會的起源……阿馬留政府時期的歷史基本點和意義被歪曲。”然而·賈捷達承認該書的價值,他在1993年10月2日的《澳門人報》上説,“批評是容易的·編寫是是難的。”

(24)除了那些更富解釋性和包含性的著作外,我不能不提到那些專題研究的文件目錄編輯的書籍,如:天文曆書、官職簡介、圖書資料等等。當然我在此不能盡數出來。我還要提到由施白蒂編撰的《澳門歷史編年》已出版了第二卷。澳門,教育司出版,1992及1993。

(25)刊於《復興》之中。澳門,1943年,第二卷,72-75頁。

(26)“在葡萄牙人海外史中,澳門歷史是最難寫的。除了難寫,也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在很長時間內,澳門是兩個不同世界中兩種截然不同文化的交匯點,並同時直接受到這種差異的各種影響。這些文化及世界觀的差異必定在這裡磨擦衝突,直至達至和諧為止。”所引著作,107-108頁。

(27)從《文化雜誌》,1991年13-14期,喬治·弗洛雷斯名為《1500-1800年亞洲的海洋》一文中,我們可以得到數目上的參考。

(28)不要過份擔心,會闖入到比較主義的領地內,以至變成太一般化的分析,而應著重本地和地區間先後存在的聯繫。這個論點在第一屆澳門歷史文化研討會中也受到重視。

(29)在1989年2月於印度柯欽召開的第五屆印度--葡萄牙歷史討會上,我提出了這個建議,並在1989年10月的第一次前殖民地歷史及檔案會議上再次強調出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提到,1991年10月22-26日在澳門召開的第六屆印度-葡萄牙歷史研討會。由於在柯欽所建立起的聯繫,會上獲得了一些有關澳門歷史情況的重要研究成果。

(30)喬治·弗洛雷斯於第一屆澳門歷中文化國際研討會的題為《澳門的歷史,16至17世紀:一些公開調查》。論文中提出了一些很具體很有意思的線索。

(31)《知識歐洲的文明》,里斯本,1985年,第一卷,第74頁。

(32)是一個由1505年開始,從好望角到遠東的廣闊地區內、在葡人統治下的各個地區商業居住地和要塞等處,由葡萄牙國王授與葡印總督的那些政治、經濟、財政、行政、司法、軍事和宗教權力的總稱。

(33)《中葡早期通商史》,1934年,黎登(Leiden)出版。

(34)澳門有些展覧的圖書樣本也有很用,特別是由中央圖書館舉辦的那些。可參看歐卓志在第一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上題為《澳門歷史史料》一文。

(35)《澳門的圖書資料》,澳門文化學會,1987年。

(36)參看辛耀華在第一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的論文《海外現存的澳門歷史資料》。

(37)這個問題在教育司1991年1月16日舉辦的“澳門歷史教學”會議中曾經提出。可參見東方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維拉之作品《澳門:從傳説到歷史》。

(38)只出版了第一卷,造成出版停頓的原因與作者的意願無關。

(39)澳門教育司1986。

(40)參看註釋(37)。

(41)出自澳門文化司署,通過澳門中央圖書館,和東方葡萄牙學會簽定的協議。

*Tereza Sena,澳門文化司署調查研究處處長,澳門歷史比較史料搜集暨出版計劃負責人,古典大學歷史系畢業,里斯本新大學19及20世紀葡萄牙史專業碩士,《奧維拉和彭巴爾大屋:狀況,主人及遺產》一文作者,高秉根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及18世紀葡萄牙社會研究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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