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澳門史料

歐卓志*

一、前言

在澳門文化研究會的計劃推動下,一個有關澳門歷史的研討會在今天,1994年1月13日,在這裡召開了。一切對與葡國歷史有密切關聯的澳門地區的過去感興趣的人們,都非常歡迎這個計劃,以及許多同類型的活動。這個事實也反應出,近幾年來,不僅在專家中,同樣在市民大眾之中,對歷史的興趣愈來愈大。1987年11月份,在澳門文化學會和澳門海洋研究中心的等共同策劃下,在南灣的澳督府禮堂召開了題為“15及16世紀航海科學和航海技術”研討會。它屬於葡萄牙海洋航行五百週年慶祝活動的一部份,這是一件以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指揮的艦隊從大西洋至印度洋的遠航為重要標誌,從而打開了東方之路的歷史事件。在同一個世紀內,從不同的方向,從東方到西方,以航海家鄭和為標誌的遠航,也書寫了中國航海的史詩。我相信,葡國和中國的研究者可能是第一次以有組織的形式相聚在澳門,並討論這些海洋史詩的重要風貌及其歷史和人民。令人高興的是,機會接踵而來了。1990年6月,我參加了澳門大學葡語系舉辦的“澳門歷史的會合”研討會,並提出了一篇類似的論文。1991年10月,第六屆印度─葡萄牙歷史國際研討會在澳門召開。眾多不同國籍的學者們亦發表了重要論文。沒過多久,去年11月,澳門文化司署舉辦了“澳門與亞洲族群參雜性國際專題研討會”,雖然該研討會與人類學、人種學及社會學等學科有更多的聯繫,但仍然引起歷史學者的興趣,因此歷史的成份無時不在。

我的論文涉及“澳門史料”的主題。因此我將對一些失傳或現存的文件之狀況做一些評論和簡短提示。其後,我會指出在中央圖書館和歷史檔案館中那些主要的第二手和第三手資料,以及它們如可被保存,技術處理和進行宣傳利用。

二、澳門及其史料

雖然澳門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但其第一手和第二手史料相對來説,卻都是貧乏的。澳門是歐洲的傳教士、大使、商人和旅行家所尋求的落腳點,是遠東歐洲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之一,並擁有大量的教堂、修道院、學校和遠東歐洲式的第一間大學。儘管澳門有如此豐富的和無可比擬的過去,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澳門地區的史料,特別是其早期的,即是18世紀之前的,是不足夠的。澳門歷史檔案館根據27/79/M號法令,在1979年9月28日成立。這是一個擔負起歸納、保存和處理數世紀以來由澳門各個機構分管之文獻的部門。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澳門總檔案館。考慮到澳門四百年的歷史,像這樣一個對有關澳門歷史的文件進行保存、技術處理和宣傳利用的重要機構,從成立時間來说,實在是太晚了。

歷史檔案館保存的各類文獻,總數約有一百萬份,分屬於各檔案分庫,來自本地區不同的公共和私人機構。其中最古老的,是那些仁慈堂和市政廳的。仁慈堂的文件共有358套檔案資料(卷宗、抄本等等),其中兩包括館中兩套最古老的十五世紀末的檔案,是由最早從1459年開始授予仁慈堂的特許狀、執照及權利記錄的一些手案本組成。除此之外,還有五本其最早年份為1592年的古舊手抄本。市政廳的文獻最早是17世紀的,如1630年,説到這裡,同時也為證實本澳現存資料不足的情況,這裡我引用為今歷史檔案館的始創者辛耀華先生的一段話。他説:“我知道,不幸地,大部份市政廳檔案,由於人們的疏忽和惡意,已陷於毀壞、被挪用和惡化的環境之中。”(1)

説到屬於市政廳的文獻,人們還記得,菲雷·若些(Freide José de Jesus Maria)利用了“由1740至1745年間”的大部份資料,撰寫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名為《中國和日本》。此書後來失傳。1889年,若奧·佩雷拉(João Pereira)重新發現它。這本共有351頁本文,16頁前言、插頁及索引的鈔本,是一本有特別歷史價值的,包括了澳門自開埠至1745年歷史的著作。正如潘日明神父在該書第二版的序言中所説,書中第76至97頁,是該著作第二卷的第八分冊,包括了市政廳舊檔案庫中最古老的手寫文件。雖經風雨蟲蛀,作者仍盡力發掘和利用。市政廳的古老文件也同時為澳門的一個不知名研究者撰寫其著名的《澳門名城歷史事件薈集》提供了幫助。這是一本從1553年至1748年有關澳門歷史的編年目錄,發表於1964年《澳門教區教會報告》之中,成為澳門土生學者若瑟·布拉格(José Braga)的研究對象。

眾所週知,耶穌會士很早就來到澳門,並即著手進行一個很有意義的編輯活動。最初1556年在果阿,其後在澳門這裡,更準確地説,是1588年在附屬於聖保祿教堂的學院,向東方介紹活版印刷技術。1588年7月28日,瓦里格南努(Valignano)神父從果阿給澳門帶來了這種印刷術。之前十年。即1578年9月6日,印度耶穌會傳教士的訪問者第一次在澳門登陸,目的是去廣闊的中國及日本傳播福音。不久,1579年7月,他們到達了日本。1578年12月1日,他從澳門寫給埃勿臘的主教勃拉甘薩(Bragança)説,“我要求帶一部印刷機帶去日本,在那印刷一些有選擇的適合日本情況的潔本書籍。”

1588年夏天,瓦里格南努神父來到澳門,帶來了打算運去日本的重要印刷機。他這才知道,在前一年,日本的豐臣秀吉將軍已下令驅逐傳教士及禁止基督教崇拜,因此,在1588至1590年間,那部打算運去日本的印刷機就留在澳門,印出了今天來看是頗為珍貴的書籍。得益於這部印刷機和源源不斷運抵的圖書,聖保祿學院圖書館同果阿一樣,成為遠東儲存歐洲圖書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在澳門印刷的圖書雖然不一定與澳門的史料有關,卻是該圖書館中從圖書角度來看十分重要的部份,並且也在澳門印刷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然而這些書籍現在本澳已不復存在了。這也是説明本土文獻如何隨漫長歲月而消失的更多一個實例。有關這些,下面我要對其中最早的一些圖書資料做一簡介。

1. 若奧·邦尼法修(João Bonifácio):《基督教學童的教育》,澳門,耶穌會,1588年。薩拉曼加(Salamanca)(1575),哥多巴(Córdoba)(1578)和布爾古斯(Burgos)(1588)等處的版本都早於澳門。澳門正好也是在1588年印刷。

該書有252頁,在瓦里格南努神父的指導下再版,現今僅在里斯本亞朱達(Ajuda)宮圖書館有唯一的存本(2)

2. 《日本使節在羅馬法院的使命及歐洲見聞》。此書始於1589年印刷,1590年完成。今天,該版本僅有12本存世。由瓦里格南努神父根據達繆斯(Dáimios)的四位教皇使節和隨員為他而作的報告和敍述而寫成,山德(Sande)神父在拉丁文方面做了潤飾,正如約瑟夫(Joseph)神父所説。山德神父在前言中並説這部著作將要譯成日文,這多半是真的。因達尼爾(Daniele)神父肯定,此書的日文版在日本分發了1000本。(3)

1862年,在里斯本的《彼多列斯古(Pitoresco)檔案》之第六卷中,出版了其摘要。1935年,在日本重印。1961年,澳門重版。潘日明神父和若瑟·布拉格做了序言和註釋。另外,還有其他的許多著作提到了這位使節,可以參看注釋中提到的文德泉神父在《文化雜誌》發表的《澳門印刷四百年》。

3. 羅格里傑斯(Rodrigues)神父:《日語文法》,澳門,耶穌會,1620年。

該書只印了100本。傳世的僅有四本,分別存放在倫敦國王學院的瑪斯頓(Marsden)圖書館,里斯本的亞朱達宮圖書館,馬尼拉的聖多明古(S. Domingos)修院檔案館和聖湯瑪斯(S. Tomás)大學之中。澳門沒有任何一本。(4)

由於聖保祿圖書館儲存了許多本澳印刷及來自果阿、葡國和其他國家的圖書,因此,它是那個時代的重要圖書館。1746年,一個澳門居民,若奧·阿爾瓦雷斯(João Álvares)告訴人們,該圖書館有藏書4200本(5),存放在修道院大廳內的一個鉅大房間之中(6)

除了圖書館,還有個資料豐富的檔案館,其文件由奧·阿爾瓦雷斯複寫。當由彭包爾(Marquês de Pombal)發起的對耶穌會的逼害浪潮即將波及澳門時(7),早在1565年起即定居於澳門的若奧,以無比的毅力,把聖保祿學院裡的文件重抄一遍,捆紮成箱後運去馬尼拉,最後又運去了馬德里。這是一個有遠見的措施。若不如此,一切就會毀於聖保祿教堂1835年的大火之中,該教堂早在1602年就開始興建了。這些檔案的複製本現存於里斯本國家圖書館、海外歷史檔案館及亞朱達宮圖書館的亞洲耶穌會分部等處。

澳門的珍貴文件以各種方式在不斷地消失,我們也到處在搜得有關它們的各種資料。澳門歷史不倦的多產研究者若瑟·布拉格在其名為《過去的聲音》(《澳門教會報告》1964年出版)中提到,他重新發現了一本名為《澳門名城歷史事件薈集》的古抄本(先前在談及市政廳文獻時已提到過),其中許多有關澳門的部份都可在葡萄牙的檔案館中找到。關於此抄本,更早期的若奧·佩雷拉(João Pereira)在其1899至1904年,於里斯本寫的論文系列中,也做過論述,稍後,並以《大西洋國》的名字出版。佩雷拉講述出這樣一件事情:其父,即安東尼奧·佩雷拉(António Pereira)有該書的兩本複寫本,並根據它們,寫出了《澳門歷史大事記》,並於1868年出版。至於此書的最初版本,研究者都一致認為存放在市政廳之中。

若奧·佩雷拉還提到了有關澳門史料的另一著作,其中包涵了澳門史上對其研究者來説一段最困難的時期(1644-1702)。當然,尋找這段時期的史料同樣困難重重。這本著作的作者是耶穌會的路易斯·加瑪(Luiz da Gama)神父,寫於1665-1671年間。據若奧·佩雷拉説,這本書是通過他的一個作家朋友奧古斯都·李彼羅(Augusto Ribeiro)而到他手上的。李彼羅在一個拍賣會上買到了該書。用李的話説,“這種拍賣會經常舉行,它們使那些想阻止珍品流入外國人或無知者手中的真正收蒐集的願望落空。”(8)

1836年,一本由瑞典人隆格斯特(Ljungstedt)所著《葡萄牙人定居中國史綱》出版。他1813至1835年間在澳門居住,並於最後一年在此逝世。這本著作雖然長期以來,因作者對本地區的某些觀點與官方的或與葡國歷史學者不同而不斷引起爭論,但仍是一本歷史學者廣泛使用的第二手資料。

幾乎一個世紀之後,蒙塔多·傑蘇斯(Montalto de Jesus)出版了關於澳門的重要專著,名為《歷史上的澳門》(1926)。從中我們可以到,他多次地引用了那個瑞典人著作的內容,其後的許多著作也是這樣。然而,人們也應該記得,1804年9月16日卓亞京(Joaquim)主教來到澳門,想利用他苦心搜集來的大量資料寫一本澳門歷史的著作。但這個願望,始終未能實現,因為他在1819年離開了這個世界,據隆格斯特本人説,他和主教的接觸給了他一個得以收集資料的可能性。神父擁有可供研究之用的文獻十分重要,有助於隆格斯特撰寫預備工作的進行。1832年,該書(《葡萄牙人定居中國史綱》)先在澳門出版:1836年,即隆死後的一年,在波士頓出版。在該書前言的尾段,隆格斯特提到了卓亞京主教。“在他定居澳門的期間,付出了鉅大努力,來搶救那些瀕臨毀滅之有關澳門歷史的重要文件。然而,那些歷盡滄桑的文件卻大多支離破碎,蟲孔累累,甚至已成齏粉。”作者在這本現存於市政廳檔案館的著作前言中斷定,人們再也無法見到那些澳門歷史的原始資料了。

澳門的文件隨時間的流逝而不斷消失。1851或1852年,澳門政府得到消息説,葡國現有人感興趣來編撰有關澳門歷史的書籍。這個消息傳到馬忌士(Marques)紳士那裡,當時他是賈梅士洞穴的主人。他馬上把所有有關本地區的史料,有些是關於詩人賈梅士的,整理裝入在三個箱子裡,交給澳門政府,並加速運去里斯本作為編寫那本歷史著作必不可少的援助。

又過了幾年,歷史書沒有出版,文件也沒有了消息。紳士先生是那些文件的主人,他要求里斯本歸還那些文件,因為以前的計劃已經放棄。回答是:那些文件連同箱子不知所蹎。

1883年7月10日,澳門政府秘書長若瑟·列奧(José Real)寫信給市政廳主席説,“在里斯本存有一些有價值的文件,一部份是由海軍部在1875年買入,屬於多列斯(José Torres)書店,不知是否為馬忌士紳士寄來的那部份文件,不知何時變得無人理睬,也不知其目的地為何處。”

教會行政處檔案隨時間流逝而逐漸殘破,政府秘書處檔案也由於1874年的颱風而引起的水災破壞,而無一倖存。

人們也應記得,1844年澳門地區的行政從葡萄牙印度脱離,澳門與帝汶和孛羅群島組成了一個獨立省份。澳門的許多有歷史價值的原始資料,運送到果阿。今天還可以在果阿歷史檔案館中找到。

後來,市政廳檔案館和靠近市政廳會議廳的國立圖書館的設施,在著名的1966年12月的“12·3事件”中,成為了搶掠和破壞的目標。許多文件從市政廳的窗戶擲出街外,而遭損毀。文德泉神父説,這裡保存的文件大約有三份之一,在這場動亂之中被毀壞。

總括來講,澳門已不再擁有數世紀以來,由不同的人物和機構產生,構成其歷史資源的大部份文獻了。在這些不復存在的文獻中,一部份因帶去了外國,一部份由於遺棄,還有一部份因為天氣惡劣和白蟻的吞噬。

中央圖書館和歷史檔案館的第二手資料

下面將對中央圖書館和歷史檔案館中,用西文撰寫的主要著作,列舉出一個簡目,並加以一些評論。

1. 中央圖書館

甲)澳門室─這裡儲存的中央圖書館文件中,對那些對葡國在東方的開拓和定居史感興趣的學者來説,是最有意義的一部份。較突出的有高美士翻譯成葡文的《澳門紀略》。因為該書是由兩個中國官史以不同於葡國的觀點寫出,因此,這是一本瞭解18世紀澳門的重要著作。對該本著作的中文研究最近經已完成。

我們也不能不舉出對葡萄人在東方的開拓及定居歷史有重要參攷價值的一些書籍和著作。

布拉格(José Maria Braga)─超過七十種著作,在不同的期刊,如《梅瑟(Mosaico)》、《復興》、及《澳門教區教會報告》中出版,這些期刊在澳門室中均有保存。

博克塞(Charles Boxer)一從這個葡萄牙開拓史的著名研究者的眾多重要著作中,可以特別提到的是:

-《十七世紀的澳門》,香港,黑涅文(Hei neman),教育圖書,1984年。

-《1718-1720年列里謝拉(Ericeira)總督伯爵時代的葡萄牙亞洲》,澳門官印局,1970年。

-《澳門來的大船》,里斯本,1963;澳門,東方基金會和海洋研究中心,1989年。

-《遠東的葡萄牙傳教士和中國禮儀之爭》澳門官印局,1948年。

他的著作已列入東方基金會名為《全著》的發行計劃之中。

-巴波沙(Duarte Barbosa)-《東方見聞錄》,里斯本,1928年,AGC出版社。

-博加盧(António Bocarro)-《城堡植物誌》,里斯本,第二卷,IN-GM出版社,1992年。

-拉布曾(Eduardo Brazão)-《賓度的中國之行:1603-1607年》里斯本,AGU出版社,1954年;《1667-1670年,撒烏丹那(Saldanha)出使中國》,澳門官印局,1948年。

-科倫班(Eudore Colomban)-《澳門歷史綱要》,澳門,曼達林印刷廠,1980年(1927年第一版)。科倫班為囂維克斯(Gervaix)神父所用的筆名。

-法蘭薩(Bento da França) -《澳門歷史的輔助材料》,里斯本,1888年。

阿杜爾·高美士(Artur Levy Gomes):《澳門歷史略圖1511-1849》,澳門,1957年。

路易士·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澳門歷史日誌》,澳門,1954年。他的許多著作都在《復興》月刊,“澳門文化圈”的刊物《梅瑟》、《澳門雜誌》、著名的《澳門新聞》以及《賈梅士學院學報》中刊出。

他的著作資料已全部被系統地妥當處理,刊登在中央圖書館1987年出版的《圖書目錄》之中。

傑蘇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第一版),香港Kelly&Walsh出版社。

對有志獻身於葡萄牙開拓及在澳門定居史研究的人來説,這是一本必讀之書。

據1926的版本,該書於1990年9月在澳門,第一次由東方書局出版葡文版。

隆格斯特(Anders Ljungstedt):《葡萄牙人定居中國史綱及羅馬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傳教》,波士頓,1836年。近來,1992年,香港的維京出版社再版了此書。在澳門的報紙上也登載了譯成葡文的部份內容。

安東尼奧·佩雷拉(António Pereira):《澳門歷史大事記》,澳門,1868年。

若奧·佩雷拉(João Pereira):《大西洋國;葡葡牙遠東的檔案和記錄》,里斯本,1899-1900年。

潘日明神父-中央圖書館1992年出版的《圖書目錄》中提到的許多重要研究著作的作者。

帕塔克(Roderich Ptak)-對澳門有濃厚興趣的德國漢學家和嚴肅的研究者,也是與本地區有關的重要圖書資料的著者。

施白蒂(Beatriz da Silva):《澳門歷史編年》,第一、二卷,澳門教育司,1992-1993年。該書不僅是一本簡單的大事記,而且包括了16-18世紀澳門歷史上許多有意思的細節。

文德泉神父-寫過許多著作。其中大部份已收在中央圖書館1992年出版的《圖書目錄》之中。

乙)市政廳圖書館-該圖書館收存了許多有價值的圖書資料,包括澳門的期刊。其中最古老的一本是為1822年出版的《中國蜜蜂》。除此之外,下列資料對澳門歷史及葡萄牙人在東方定居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阿爾布克爾克(Diogo Albuquerque):《1586至1811年葡萄牙印度國家政府傳達皇室誥命之字母及編年索引》,新果阿,1918年。

巴羅斯(João de Barros)-《……的亞洲》第六版,海那尼(Hernani)註釋,里斯本,1945年。

拜克(Júdice Biker):《十八世紀末葡萄牙印度國家與……國王所訂和約文件之蒐集》,里斯本,1881年。

博加羅(António Bocarro)-《印度歷史130年》,里斯本,1876年。

加斯丹涅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葡萄牙人發現及征服印度史》,科英布拉,1928。

沙佳斯(Pinheiro Chagas):《葡萄牙人……大發現的歷史……》,里斯本,1899年。

科爾特森(Armando Cortesão)-《十五至十六世紀葡萄牙繪圖及繪圖者》,里斯本,1735年。

科圖(Diogo do Couto):《亞洲的數十年》,里斯本,1736年。

巴圖(Raymundo Pato):《印度來件或季候風書集》,里斯本,5卷,1884年。

蘇薩(Manuel Sousa):《葡萄牙人在亞洲》,里斯本,1666-1675年。

尼古拉斯(Nicolaus):《中華王國之描述》1639年。

2. 歷史檔案館

閲覽圖書室-這個小而豐富的圖書室基本上是由高美士私人藏書室的圖書組成。下列圖書對澳門及葡萄牙人在東方史來説,都是較為重要的二手資料:

阿爾瓦連加(Lucas Alvarenga):《1809及1810年澳門政府援助中華帝國出征回憶錄》,里約熱內盧,1828年。

安德拉得(José Andrade):《1815至1835年間印度中國來函》,里斯本,1847年;《澳門人對抗中國海盜回憶錄》,里斯本,1815年。

阿雷斯(Christovam Ayres):《平托與日本》,里斯本,1906年。

亨利(Bernard Henri):《中國的海港》,天津,1933年。

加拉都(AdelinoCalado):《印度和日本見聞錄》,科英布拉,1957年。

瑪菲(Giovani Maffei):《東印度歷史》,威尼斯,1559年。

山達林(Visconde de Santarém)-《澳門創建回憶錄》,里斯本,1879年。

近來,歷史檔案館購進了一批圖書,對於研究葡萄牙人在遠東的開拓史研究者來説,都是很重要的。

諾埃爾(Alexandre Noel):《中國多明我傳教士神父之禮贊……》,一卷兩冊,1699,意大利文。

科徹(Kircher):《中國前耶穌會傳教士論孔子及先人崇拜……》,1700年(法文)。

麥林(Mairan):《北京耶穌會傳教士巴連寧神父的信件……》

以及《有關中國崇拜爭論的回憶錄》,1700年,意大利文和《中華帝國概貌》,1639年(意大利文)。

羅馬的耶穌會歷史所搜購了下列對研究葡萄牙東方史必不可少的著作:

維奇(Wicki):《印度耶穌會史》,18卷。

察科伯斯(Jacobs):《印度新加坡耶穌會史》,3卷。

維奇:《沙勿略書信》。

察科伯斯:《南蘇拉威西耶穌會史》。

斯科特(Schütte):《日本耶穌會史》。

瓦里格南努(Valignano):《為日本人改教使用的傳教法》。

四、第三手資料

高美士的《澳門圖書資料》和《澳門手抄本目錄》,是澳門歷史重要的第三手資料。前者是有關澳門的,即使與澳門無關,但是在澳門印刷的出版物報告。後者由里斯本海外歷史研究中心編輯,1960-1916年間刊登於葡萄牙《海外電影資料學報》,提供給我們一個澳門市政廳和民政廳1611-1924年整個檔案抄本的索引。

高美士於1973年停頓下來的澳門圖書資料的現代化工作,須優先進行。中央圖書館1988年即開始了一部名為《澳門圖書目錄》新著的準備工作。這本著作分為專著和期刊兩個系列,列舉了那些以歐洲文字和中文出版的各類文獻。

1988年由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內容包括有關的系列、專著和期刊的《澳門圖書目錄》,對過去的圖書資料(即1945-1988年間出版的中西文獻)進行了整理。頒行於1800至1944年的文獻全卷的出版工作也已準備就緒。同時,一個有澳門的報刊資料的新系列在今年開始出版,以完成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這個系列最初的幾期是從澳門19世紀20份最早報紙中收集而來的文章。現在這些報紙存放在澳門市政廳圖書館,其中最早的五份是《中國蜜蜂》(1822-1823年)、《澳門報》(1824-1826年)、《澳門誌》(1834-1836年)、《貿易記錄》(1836-1838年)及《中國的葡萄牙人》(1839-1843年)。

《澳門圖書目錄》新系列出版之前,現存於市政廳圖書館的《澳門寫作出版資料庫》可視為資訊方面的第三手資料,裡面收集了許多由1822年起至本世紀中葉,在本地區報刊中登載的文章和消息,可供研究澳門歷史的學者使用。

《澳門檔案》也是重要的第三手資料,它在1929年至1931年間出版。正如1929年5月27日的268號訓令指出,“目的在於介紹本地區檔案中所有有歷史意義的文件。”1941年,出版了第二集。經過數年的停頓,1964年又再發行。1979年歷史檔案館成立之後兩年,出版了新的一集。稱作《歷史檔案館報告-澳門檔案》。1991年,新一期的《澳門歷史檔案館報告》第一號(1月-6月)出版,上面登有1762-1927年市政廳檔案館的文件目錄清單。

由中央圖書館和歷史檔案館出版,名為《亞洲的耶穌會士》的圖書目錄,以及對那些研究澳門歷史的著者,如:布拉格、高美士、潘日明神父、列古(Rego)神父、文德泉神父及利斯(Femando Reis)等人的圖書資料進行系統整理的圖書目錄,也同樣是重要的。

東坡譯

【註】

(1)《澳門歷史檔案館告》1991年,1-6月,第5輯。

(2)若奧·佛雷達斯(João de Freitas):《澳門的活版印刷》,刊於《葡萄牙圖書檔案誌》科英布拉,1915年第211頁起。

(3)文德泉:《澳門印刷四百年》刊於《文化雜誌》,1988年第6期。

(4)傑克·布拉格(Jack Braga):《澳門印刷之起源》,刊於《澳門教區教會學報》,1965年。

(5)多明古斯(M. G dos Santos Domingos):《澳門-遠東西方的第一所大學》,刊於《歷史葡萄牙學院誌》第二輯,第二卷第106頁。

(6)隆格斯特:《葡萄牙人定居中國史綱》香港維京出版社,1992。

(7)彭包爾的命令在1762年到達澳門的耶穌會,教宗則是1773年癈除耶穌會的。

(8)《大西洋國》:《葡萄牙遠東檔案及文獻》,里斯本,1899-1900。

*Jorge de Abreu Arrimar,歷史系畢業,文獻學專家,澳門中央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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