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簡況
廣東省是中國最早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地區之一：1533年葡萄牙人租佔原屬香山縣的澳門，1841年英佔領原屬新安縣的香港。在西方殖民主義統治下，香港、澳門經歷了與廣東省其它地區不同的發展過程，逐步形成“西方外表、東方內心”的獨特個性；然而，省港澳三地人緣上骨肉相依、地理上山水相連、政治上息息相關、經濟上共存共榮，構成一個特殊的歷史關係。同時，粤港澳三地既是中西文化交匯點、東西貿易的國際港，又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活動舞台，因此，在中國近代史中佔著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相當長的的一段時間裡，卻少有國內學者研究香港、澳門的歷史，至於粤港澳關係史的綜合研究，迄今為止尚是一片未被開墾的處女地。80年代初中英關於香港問題和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相繼開始，港澳史的研究也逐漸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並很快成為國內社會科學界的一個熱門研究課題，陸續撰寫了一批涉及港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新聞、工運及考古等方面的專著、論文，整理出版了港澳史資料匯編等工具書籍，出版了幾本關於香港或澳門的史話，還有幾種科學學術著作即將出版或正在撰寫中。作為港澳史研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的粤港澳關係史尚未有專著問世，僅在有關港澳史的論著中可窺得一些零碎的、不全面的研究成果。
目前，國內研究港澳史的學者主要集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關係史第二研究室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近年來國內發表的關於港澳史論著中相當一部份是由他們撰寫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均有一些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二、研究成果
1·專著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即將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參加人員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劉蜀永、北京大學張寄謙和香港大學霍啟昌。該書援引了大量的中外文檔案和書刊資料，對19世紀的香港史進行認真的學術探討，內容涉及這一時期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方面，對香港與廣東的歷史關係也作了一些分析。
費成康的《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作者廣泛地收集和參考舊存的中外文澳門史籍及有關資料，對其進行認真的考訂和研究。該書鈎劃出400年來澳門的歷史脈絡，對各個歷史時期廣東與澳門的關係也進行了比較研究。
黃鴻釗的《澳門史綱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該書為高等學校歷史教材，從澳門開埠前一直寫到1987年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簽訂，以及關於澳門過渡時期制定基本法等問題。對葡萄牙逐漸佔領澳門的經過，歷史上中葡多次涉及數百年來內地與澳門的關係均有涉及。
黃啟臣的《澳門歷史遠古-1840年》和鄧開頌的《澳門歷史1840-1949年》已編排完畢，即將在澳門出版發行。這兩本書是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書中授引了大量的歷史檔案和地方史誌的資料，對澳門歷史進行認真、嚴肅的學術探討，內容涉及葡萄牙進居前的澳門地區歷史、葡萄牙租居澳門地區的經過和葡佔以來400多年整個歷史時期的澳門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宗教、社會生活等方面，並對廣東與澳門的歷史關係、香港與澳門的歷史關係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論述。
追溯歷史，清乾隆年間由印光任、張汝霖撰寫的《澳門記略》可謂國內外第一本有關澳門的專著，書中史實廣為國內外學者引用，然而該書篇幅有限，且對澳門歷史的演變語焉不詳。本世紀30年代以來，又陸續出版了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張維華的《明史佛郎機、呂宋、荷蘭、意大里亞傳説釋》、張天澤的《中葡早期通商史》、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機傳>箋正》、黃文寬《澳門史鈎沉》和趙春晨的《<澳門記略>校注》等。他們多是收集明清著作中有關澳門的記錄，注重援引外文資料，但是，這些著作尚不是澳門整個歷史的專著，而是偏重於對明代澳門研究。然而，它們對於研究早期澳門歷史、粤澳關係史和明清時期中外關係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廣東省社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的《粤港澳關係史》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劉存寬、劉蜀永主編的《二十世紀中英關係與香港政制史》均在編撰之中。
2·論著
近年來，國內學者發表關於粤港澳史研究的論著大致可分為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考古史、香港與近代中國的關係等方面。
(1)政治史
A·領土問題：
陳勝粦的《香港地區被迫“割讓”和“租借”的歷史真相》(上、下)(《學術研究》，1983年第2、3期)、丁名楠的《英國侵佔香港地區的經過》(《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余繩武、楊詩浩的《中英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問題》(《人民日報》，1983年10月10日)、劉存寬的《英國租借九龍新界始末》(《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沈符的《一八九九年東莞、寶安人民反對英國侵佔九龍半島的鬥爭》(《史學月刊》，1959年第12期)等論文，論及香港地區的領土主權問題，指出香港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高度讚揚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為了維護祖國的領土主權完整，進行反劃讓、反租借和反佔領的鬥爭。
戴裔煊的《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陳祖源的《明代葡人入居濠鏡澳考略》(《歷史學報》，1935年10月第1期)、程明的《鴉片戰爭前明清政府對澳門的管理》(《港澳研究》，1987年第3、4期合刊)、粟明鮮、黃清薇的《近代以來中國政府對澳門主權的維護》(《港澳研究》，1988年第3、4期合刊)等論文，論及澳門地區的主權問題，駁斥了關於澳門起源於“葡人驅盜得澳”的謬論，闡述了1553年後葡人逐漸佔領澳門的歷史經過，論證了明清以來中國政府為維護澳門的主權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
B·工人運動
章洪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蔡洛、盧權的《省港大罷工》(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溫小鴻的《省港罷工與廣東商人》(《廣東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元邦建的《香港工人運動歷史的幾個特點》(《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論著，對省港大罷工的歷史背景、經過、組織籌備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研究，同時考察、分析了廣東商人對省港罷工的態度，香港工運與內地工運互相支持等問題。
C·港澳與辛亥革命
陳錫祺的《關於孫中山的大學時代》(《孫中山研究論叢》第一集)、陳華新的《香港是孫中山思想學説的發源地》、(《孫中山研究》第一集)、賀耀夫的《輔仁文化與興中會關係辨析》(《孫中山研究論叢》第二集、劉蜀永的《香港與辛亥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論文，指出香港是孫中山進行革命宣傳、籌集經費之地，又是發動起義的基地。有的文章分析了孫中山早期改良主義政治思想以及孫文學説的理論基礎與香港的關係。
陳樹榮的《孫中山與澳門》(《廣州文史資料》第45輯)一文指出，澳門是孫中山熟悉的地方早期發表革命言論的論壇、行醫濟世和參加社會活動的地方，同時又是孫中山安置家人居住的地方，澳門與孫中山一生有著密切的關係。由盛永華、趙文房、張磊主編的《孫中山與澳門》圖錄(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書中，張磊在代序《一個巨人與他的外向門戶和活動舞台》中更明確指出澳門是孫中山通向世界的門戶和踏入社會的舞台。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為澳門書寫了光輝的歷史篇章，使澳門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起了獨特的歷史作用。
D·港澳與抗日戰爭
江敏銳的《港九獨立大隊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書，記述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動員群眾，組織隊伍殺敵鋤奸的英雄事跡，以及在搶救全國民主和文化人士、搶運武器和物資支持國內抗戰等方面的貢獻。曾生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與東江縱隊》(《軍史資料》，1987年第6期)。以及黃建新、莫振山的《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抗戰文化活動》(《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6期)等文章，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香港抗戰文化活動，認為香港是抗戰時期華南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陣地之一。
《濠江風雲兒女--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國事跡》(澳門星光書店，1990年出版)一書以大量的歷史資料，忠實地反映了澳門愛國團體從1937年一1941年間為拯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積極進行籌款募捐、宣傳動員、慰勞將士等活動，並先後多次組團回廣東內地前線服務的愛國行動。
(2)經濟史
金應熙、施漢榮的《別了，殖民時代--論香港怡和財團的興衰及其啟示》(《廣東社會科學》，1984年第1期)一文對怡和財團一百多年來在華活動進行考證，分析了其興衰變遷的原因，闡述了怡和財團在本世紀50年代以前的“百年昌盛”對香港政治上的影響。金應熙、劉澤生的《試論香港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廣東社會科學》，1985年第1期)一文簡要地勾勒出香港的經濟發展歷史面貌，分析了古代、轉口港時代和工業時代香港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特徵，提出了經濟變化發展的界標問題。鄭天祥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網絡的形成、分佈和變遷》(《以穗港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網絡》第二章，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編，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論述了珠江三角洲經濟網絡形成的歷史過程，認為鴉片戰爭以前廣州、澳門雙中心並峙；鴉片戰片爭到1949年前，港澳易位，確立廣州、香港的雙中心地位：1949-1978年穗港獨立發展和澳門的轉機；1978年後變成穗港澳三中心並存。該文對我們研究歷史的粤港澳經濟關係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李泰初的《香港紙幣與廣州物價關係之初步研究》(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商學院經濟研究室，1936年》一文論述了廣州與香港的金融關係。
屬於經濟史範疇的還有：劉存寬的《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九龍海關及其有關交涉》(《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一文，考查了香港鴉片走私與九龍海海關設立的關係以及美國強租新界後迫使中國撤關的經過及後果。鄧開頌、陸曉敏的《九龍海關的設立與赫德》(《廣東社會科學》1991年)，對九龍海關設立的背景與經過以及赫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作了介紹，闡述了粤港澳三地面對珠江口外等猖狂鴉片走私活動採取的一些對策，認為九龍海關的設立具有使海關勢力擴大，又有使清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的雙重意義。
黃啟臣、鄧開頌的《明嘉靖至崇禎年間澳門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山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和《明清時期澳門海外貿易的興衰》《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楊仁飛的《簡論明清之際的澳門海上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1992年第1期)、鄧開頌的《清代澳門的對外貿易及其特點》(《清史研究通訊》，1985年第4期)、余思偉的《論澳門國際貿易的興起、早期發展及明王朝的管轄》(《學術研究》，1983年第2期)等論文，闡述了澳門作為廣州的外港、中外國際貿易的中繼港，在明清時期興衰的歷史過程及原因。鄧開頌的《鴉片戰爭前澳門的鴉片走私貿易》(《學術研究》，1990年第3期)和《澳門的苦力貿易及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廣東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康大壽的《近代澳門的苦力貿易》(《史學月刊》，1988年第4期)等文章認為澳門是鴉片走私和苦力貿易的罪惡基地，鴉片走私給近代中國人民，特別是廣東沿海人民帶來無窮的災禍。苦力貿易可以説是西方殖民勢力掠奪華人勞動力的一個縮影，大量的華工出國，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明清王朝及廣東政府曾多次嚴令禁止鴉片走私和苦力貿易。鄧開頌、余思偉的《拱北海關的建立及其特點》(《廣東史誌》，1989年第3、4期)考查了澳門鴉片走私貿易與拱北海關設立的關係，實行鴉片税厘並徵及其後果。楊仁飛的《論清代澳門海關的管理》(《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論述了澳門關口在粵海關中所處的重要地位。
屬於經濟史專題的論文還有鄧開頌、黃啟臣的《澳門與珠海經濟交往的歷史回顧》(《濠鏡》創刊號，澳門社會科學學會，1986年出版)，司徒尚紀的《澳門歷史性質及其對珠江三角洲社會經濟的影響》(《港澳研究》，1988年)、楊道匡的《廣東大陸與澳門的經濟及發展前景》和余積慧的《試論澳門與內地貿易往來的發展》等論文，均論述了歷史上澳門與廣東的經濟關係及其影響，同時揭示這種關係形成的原因和現實意義。
(3)文化史
劉蜀永的《十九世紀香港西式學院歷史評價》(《歷史研究》，1989年第6期(一文認為香港的西式學校一方面被外國勢力利用，影響中國的民族獨立，另方面又成為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渠道，推動中國社會前進，具有雙重歷史作用。)蔣剛、潘一寧的《馮平山與新會教育》(《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86年第2期)一文高度評價愛國港商馮平山在家鄉新會興辦教育的行動。劉蜀永主編的《文化交流八十載一一香港大學國內校友文集》(香港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書，包括論文、回憶錄和在內地的著名港大畢業生傳略等，記述了孫中山與港大的關係，港大畢業生對祖國經濟、文化建設的貢獻，港大與中國內地的學術交流以及港大作為中西文化匯合點所起的作用、劉蜀永的《19世紀香港主要英文報刊》(《新聞研究資料》，總第47期)和《19世紀香港中文報刊簡介》(《歷史教學》，1990年第5期)、陳華新的《近代香港報刊述略》(《廣州文中資料》，第45輯)等文章，對香港報刊的社會作用和對近代中國報業的影響均有評述。
黃鴻釗的《澳門的開埠與中外文化交流》(《澳門研究》，第1期)和鄧開頌的《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東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特點》等論文，從基督教、西洋槍炮、科學技術(天文學、地圖學、西醫藥學、機械學和西洋藝術文化等)三方面論述了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指出西方科技文化就是透過澳門這一渠道傳入廣東再傳到內地的，因此，澳門和廣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有著不可忽視的歷史地位。鐘紫在《澳門的新聞傳播事業》一文中對1602年以來澳門的主要中、葡、英文報刊作了簡要介紹，反映了澳門報刊的社會作用和近代中國報業的影響。
(4)思想史
黃榮輝的《辛亥革命時期香港的知識份子》一文認為香港的特殊環境與社會使香港知識份子覺醒較早，較快走上革命道路，在辛亥革命整個時期愛國熱忱表現突出，這是主流：但是，由於社會的局限，也有相當部份知識份子在革命潮流面前徘徊不前、動搖、甚至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劉蜀永的《“資政新編”與香港》(《浙江學刊》，1991年第2期)一文，通過對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的經歷及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分析，認為太平天國洪仁玕提出的施政綱領“資政新編”主要是在香港醞釀成熟的，是從香港移植到中國內地的思想之花。熊同之的《何啟、胡禮垣民權思想簡論》(《江海副刊》，1986年第5期)和馮天瑜的《洋務派與改良派思想交鋒的記錄》(《江漢論壇》，1987年第1期)等文章認為何啟、胡禮垣是最早在中國宣傳“公平”思想的人，最早把民主思想擴大運用於反對民族壓迫的民族主義。
(5)考古史
楊式挺的《香港與廣東大陸的歷史關係》(《嶺南文史》，1983年第2期)是作者三次赴港考察後的作品。文章通過對粤港兩地歷史文物古跡的對比分析，指明自古以來香港與廣東大陸在民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一脈相承。文章著重指出南丫島、深灣、大灣等地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中期遺址與深圳、珠海及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中期遺址為同一文化系統，從而否定了深灣遺址下層文化是受越南“和平文化”影響的觀點。
《珠海拱北新石器與青銅器遺址的調查與試掘》(《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文是廣東博物館與珠海市圖書館的考古工作者在珠海拱北與澳門相接處考古發現的記載，該新石器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石斧、石奔與石網墜等物與香港南丫島、深灣遺址出土的形別相同，青銅斧和陶器花紋也相同，説明珠江口東西兩岸當時存在著聯繫，同時也説明古代先民開發珠江三角洲的活動領域已擴展到澳門半島範圍。
(6)香港與近代中國的關係
劉蜀永的《從香港史看西方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史學集刊》，1991年第2期)通過香港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等許多典型事例，論證西方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從國家主權和民族關係角度論證香港是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基地，給中國帶來民族災難；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言，香港產生了華人商業資產階級，出現了一批像洪仁玕、衛韜、何啟、胡禮垣、孫中山等傑出的知識份子代表，他們先後投身於變法維新或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對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命作出貢獻；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也通過香港傳入內地。劉澤生在《香港與近代中國史研究若干問題芻議》(《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一文中，從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角度列舉了香港與中國近代關係密切的許多歷史現象，論證香港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具有某種特殊意義。
三、幾點看法
香港、澳門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久的將來便要回歸祖國，粤港澳門三地的關係也將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為了豐富港澳史、中國近代史和廣東地方史的研究內容，為了吸取粤港澳門關係的歷史經驗教訓以確立今後粤港澳的全面合作、共同繁榮的新關係，為了中央在港澳實行“一國兩制”構想的實現，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於1991年提出研究粤港澳關係這個新課題。目前，它已被列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八·五”規劃的重點項目。
我們意識到，這個研究課題現實意義很大，但是難度也較大，並且極具挑戰性。對如何理順和解決粤港澳三地錯綜複雜的歷史關係和如何進行這個課題的研究的問題，我們提出下列幾點不成熟的想法，請專家學者們不吝賜教。
第一、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把學術研究與實地調查結合起來，務求史料翔實、觀點鮮明。準確、真實是歷史科學的生命，可靠的材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凡是依據未經考證的材料去主觀地塑造歷史，肯定在科學舞台上站不住腳。有關香港史、澳門史、廣東史的史料用不同的文字記載，浩如雲海，分散於世界各地，幾年來，我們收集到不少歷史文獻、檔案、回憶錄、書信、族譜、帳冊、契約、碑刻等材料，必須把它們與實地調查、訪問、回憶等結合起來進行篩選、分析、研究、務求用歷史事實反映當時歷史問題和歷史特色。舉個例來説，有關港澳的歷史起源問題，就有過多種説法，有的簡直是奇談怪論。像香港有個所謂“新石頭記”説：“香港百多年前只是海洋上的一堆石頭”(鄭郁郎編《香港實況》)，也有外國學者提出“香港歷史實際開端是在1841年英國人到來的時候”(C. B. 安德葛：《香港史》，第4頁)，這是既沒有科學根據也不符合歷史的提法。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在香港考古發掘證明，五千多年前已有先民在此生活，與廣東居民一脈相承，秦漢時期，更有大批移民從中原來到這塊土地生息繁衍。到鴉片戰爭前，香港已是一個漁業發達的優良港灣，成為我國南方海上交通的要衝，文化水平也較高，據史料統計，單新界鄧、廖、文、彭、侯五大族所創設的書院學舍就有廿五所之多。又如澳門的開埠，伯希和在《澳門起源説》中提出澳門“在1557年-1565年間逐漸產生發展起來，在此以前尚為荒地”一説，認為澳門是葡人發現並開發的。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於1641年出版的《中國及其鄰近地方傳教誌》一書中提出葡人“驅逐海盜得澳”説，這些觀點都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據考古發掘證明，澳門是珠江口西岸的半島，在五千多年前已有先民在此居住，並且一直隸屬廣東管轄，直至葡人1553年進居澳門之後，廣東香山縣依然對澳門執行管理職能。而所謂葡人協助中國“驅盜得澳酬勞”的提法是為殖民主義者開脱罪行而歪曲史實。首先，在中國和葡萄牙的官方文書、檔案中均未見記載；第二，首先提出“酬勞説”的曾德昭於1637年離澳返葡編《中國通史》，此時離葡人來澳已有80多年，他並不是時人和事件目擊者，其説法純屬傳聞：第三，葡人確有協助明朝政府驅逐海盜，但都是1564年發生的“潮州府柘林兵亂”，葡人接受明將俞大猷事後將“重賞其目”及“許免抽分一年”的條件出兵。第四，外國學者提出的海盜張西老亦查無此人，日本史學家藤田豐八認為張西老即張璉，瑞典學者思泰則認為張西老為鄭之龍之誤，兩種提法均屬指鹿為馬：張璉是廣東饒平烏石村人，1558年領導山區農民起義，1562年被鎮壓，從未稱過張西老之名：鄭之龍則是明末人士，距葡人入澳已近百年之久，且活動於福建沿海，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第二、嚴格掌握歷史發展線索，解決粤港澳關係史的歷史分期問題。歷史分期是“粤港澳關係史”一書框架結構的關鍵所在，也關係到如何研究粤港澳三地在不同社會制度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展，尤其是關係到對三地歷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評價問題。要解決這個歷史分期問題，首先要掌握分期的標準。粤港澳關係中顧名思義是指粤、港、澳三個各具獨特歷史發展道路而又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各方面密切相關的地區之間的關係。我們知道，香港從1841年後成為英國殖民地，它的獨特歷史由香港與中國(特別是廣州)的關係、香港與英國的關係以及香港的外國人和中國人的關係等三條互相交錯的主線組成；而澳門歷史的獨特性其中有一條是表現在對廣東的依賴關係上，這種關係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1553-1849年前葡人租居澳門，接受明清政府的管轄，依賴關係強；1849-1887年，澳葡當局逐漸侵犯中國對澳門的主權，這種依賴關係成為對峙雙方相互要挾的武器；1887年後澳門成為葡人殖民地，對廣東的依賴關係減弱。因此，我們認為粵港澳關係史的分期既有同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史分期大體相同的一面，又需有其特殊的發展階段劃分，重點應放在後者。甚麼是劃分這些特殊的發展階的依據? 我們認為要嚴格掌握三方面，即侵略與反侵略、共存與競爭、分離性與凝聚性。英葡殖民主義者利用港澳對廣東及至中國進行經濟、文化的侵略，粵港澳三地的中國人對此進行了一系列的反侵略活動，港澳原是廣州的外港，在英葡的刻意經營下，很快發展為國際性商業中心，使粵港澳三地之間的經濟充滿競爭，但由於特殊的環境和依存關係，三者又得以合作和協調;港澳雖然脱離廣東省的行政管理，但三地同屬一個文化系統，居民之間的親緣關係更是一帶同袍，血濃於水。總的説來，研究粤港澳關係中既要看到三個地區之間的共性和聯繫，也要注意到三個地區之間的異性和分離性，它們的關係可謂是充滿矛盾而又和諧的複雜體。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嘗試把粤港澳關係史劃分為八個歷史階段：
1)鴉片戰爭前的粤港澳(遠古-1840)：粤港澳三地同為中華國土。1553年葡萄牙人進居澳門後的活動以及明清政府對澳門的管理。英國窺視香港的活動。
2)屈辱的開端(1840-1860)：這時間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打開。英國劃佔香港、葡萄牙侵犯澳門主權。粤港澳三地人民共同進行反侵略的鬥爭。香港崛起和廣州、澳門逐漸衰落使三地經濟關係開始發生變化。
3)列強侵華深入形勢下的發展(1860-1989)：政治上英國“接管”新界，葡萄牙佔領澳門；經濟上三地圍繞殘酷的苦力貿易和非法鴉片走私進行活動。同時，維新運動在三地同時開展。
4)新舊交替的時期(1989-1926)：清朝覆滅前政治風潮席捲省港澳。辛亥革命以港澳為活動基地。五四運動、省港大罷工在粤港澳。
5)相對穩定的十年(1927-1937)：三地經濟關係得到進一步加強。陳濟棠請求港澳支持，形成良好的政治氣氛。
6)八年抗戰，共赴國難(1937-1945)：粤港澳三地人民為拯救中華民族而共同戰鬥。港九大隊的抗日鬥爭。澳門人民支援內地抗戰。在特殊的政治條件下，港澳經濟、文化的發展。
7)國民黨統治的最後三年(1945-1949)：粤港官方互訪與重勘界址。廣東政治、經濟激變對港澳的影響。走私加劇，金融混亂，廣東大批企業遷港。達德學院創辦、華商報復刊對廣東影響很大。
8)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5)：粤港澳關係起了新變化。香港三一事件、澳門關閘事件、邊境偷渡事件不斷發生以及粤港澳經濟關係中斷，但民間往來和文化交流依舊繼續。
第三、加強國內與海外學者，特別是與港澳學者的合作與交流，開展多種學科相互配合的綜合性研究。目前國內的港澳史研究尚屬初創階段，粤港澳關係史的研究更是剛剛提出的新課題，這一切都遠遠未能適應社會對這一學科的客觀需要。因此，加強與國內外學者，特別是與港澳學者的合作和交流顯得十分必要。過去我們已經有這樣做了，從中獲益匪淺，希望能進一步加強。
粤港澳關係史研究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領域，而且還同中英關係史、中葡關係史、華僑史等也有密切聯繫。我們認為，國內外各個研究機構應該建立起緊密的聯繫，各個學科通力合作，更多地聯合舉辦學術討論會，互通有無，從不同學科角度探索，以期取得突破和進展。我們著手進行粵港澳關係史研究兩年來，感到難度很大，困難很多。首先是我們必須提高史學理論與方法的認識水平去解決研究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比如像粵港澳關係中這樣一個政治性和現實性強而又十分敏感的問題如何才能做到既實事求是地研究歷史又同中國政府對港澳政策的步調一致? 還有，如何解決資料不足的難題? 尤其是與港澳雄厚研究實力相比，更顯勢單力薄，還有待進一步充實隊伍。總而言之，萬事開頭難，我們已經跨出了第一步，取得了一些進展，我們相信，只要我們虛心向海外同行學習，踏實工作，不斷提高研究水平，粤港澳關係史研究的前景一定光明。
以上幾點意見，請同行們多多指教。
(1993年於廣州)
*鄧開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