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至6月，我通過在葡國里斯本國家檔案館實習的機會，親自接觸並整理了存放在那裡的有關澳門歷史的中文資料。這些資料沉睡在國家檔案館已超過一百多年，期間除了方豪神父和卜新賢先生於1952年前後略加編號，再沒有其他人整理過了。
由於年代久遠，再加上當時保存條件不好，不少文件已被蟲蛀，破損或首尾分家，整理工作十分困難。
我逐份逐份地加以檢閱，並以中葡兩種文字做了摘要，同時重新編號，共得出1502份。其中1324份是當年廣東各級官員寫給澳門政府的公函，66份為澳門政府履信的中文留存底稿，112份是民間的各種信函文件。
這些中文資料所屬的年份，是為1701-1851共150年。第一份文件是1701、1702年間一個位於中國北方的傳教士飯堂的賬本，最後一份是廣東官府於1851年發出的“漁戶執照”。而有正式的公函來往則從1741年至1848年，共108年，其中36年沒有文件保存下來，故實有公文來往的年數為七十二年。高峰時期在1791-1826年間，共有291份，佔全部文件的86%。
18世紀中葉，中國政府管理澳門的衙門是為“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副知府級)和“香山縣丞”(副縣級)，前者駐在前山寨，澳葡習慣上稱做“白屋”(Casa Branca)，後者則進駐於澳門的望廈村。這兩個機構就擔負起代表中國政府在澳行使權力的責任。因此，對此一千三百多份的官方文件(大部份由該兩個機構發出接信者通常為“唩嚟哆”，即葡文Vereador，是市政委員或民政長官之意)加以分類辨析，即可看出那個時期中國政府與澳門在行政管理和司法治安等方面的密切聯繫。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1992， 鄧思平攝
首先，出巡澳門是每一位新上任的中國地方主管官員的慣例。逢有大事同澳葡當局磋商，兩廣總督也會親臨澳門巡視。他們通常受到澳門當局列隊鳴炮的迎接。通告巡澳的公函有86封之多，以有公函留存72年來計，平均每年有1.2人次來澳巡視，可見中葡雙方在治理澳門方面，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接觸和聯繫。
向澳葡當局徵收每年五百十五兩地租(五百兩為地租，十五兩為養廉銀)是香山縣方面的重要任務之一。里斯本國家檔案館保存了51份香山縣當局向澳葡追討地租之公函和收繳地租後的收據。第一封由1768年始，尾封至1848年止。
取得澳葡當局的合作，香山縣丞在澳門至少進行過六次人口普查工作。
中國香山縣當局還就在澳建造官邸和公所，同澳葡方面進行過多次聯絡和協商。
為了確保城市的秩序和加強管理，香山縣方面還和澳葡配合，多次派兵丁拆毀在澳門城市中私人潛建的寮屋。這樣的公函有十五封。
除此之外，還有十二封公函提到了要求澳葡當局管束士兵和“黑奴”，不准他們越過邊界而騷擾民居。
當時的香山地方政府還擔負起，通過澳門的介紹，向北京朝廷輸送傳教士，以及其後遵旨遣送其出境(當然也是經過澳門)的工作。有大量信函(共98封)提到此事。奇怪的是，雖然可以向北京介紹傳教士，但不允許澳門的中國人信教，也不准傳教士入內地傳教，有關的公函共有13封。
澳門自奠建始即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的重要港口。中國當局在澳門設立了海關總口，在給予葡萄牙人貿易上的優惠同時，也制定了各種規定加以管理。如對葡萄牙貨船“丈抽”(即按照貨船的大小尺寸來定税額)僅按中國貨船而不是按對西方各國商船的標準進行，但又限制葡人貨船數量不能超過25艘。有一百份公函是關於與澳葡當局交涉而解決“丈抽”所產生的各種問題。
對於其他西方國家來華的商船，為著便於管理，中國當局只准他們前去廣州，而不能在澳門貿易，有109件文件提到了要澳葡當局令西方貨船上省的事情，佔全部1324份文件的8%之多。
查禁走私，也是中國當局的重要職責，尤其對於危害中國安全的物品如硫磺，更是嚴禁私自入口，這類文件有58份。
在司法和治安方面，有許多文件反映出中國當局是與澳葡合作之中，來解決各種案件和問題。如發生在中葡人士之間的錢債糾紛，中葡當局首先進行相互的協調和調查，得出結論後，各自負責向本國居民或追究責任，或追討欠款，然後交給對方。這樣的文件有75份。在查決鬥毆，失竊案件時(前者有68份後者39份)基本也採用上述同一原則來解決。
與此同時，禁賭、禁煙、特別是查禁鴉片，也在多份文件中有所提及。
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南中國海岸受到海盜的頻繁騷擾，嚴重影響了中國與澳門葡萄牙人的商業活動。在澳葡當局自告奮勇的參與下，中葡雙方組成了數目龐大，火力猛烈的聯合船隊，對海盜進行了多次攻剿，並取得了輝煌戰果。從現存的81份有關文件中，可以看到中國的地方官員如何到澳門與澳葡官兵一起，在媽閣誓師出發，及獲勝之後如何犒賞葡人官兵的情形。
中國方面在靖剿海盜的戰鬥中，還多次向澳葡當局借來大量威力巨大的火炮，購買品質優良的火藥，在有關的31份文件中也有上述事實的記載。
1808年，英國以保護澳門不受法國侵佔為借口，在澳門登陸。在澳葡當局向中國方面緊急求助和在中國當局的嚴陣抗拒下，英人終於撤離澳門，共有12份文件提及上此事。
66封澳葡當局的信函(中文底稿)，也反映出他們就管理澳門在行政、貿易和治安諸問題上與中國官員進行的磋商和合作。
112封民間書信文件，是為一些合同、借據、擔保書及投訴，其中有一信是由在葡王家花園種茶華工寄回，內裡提到，所種茶葉“枝枝可生，國王甚歡喜”。
除上述1502份中文文件外，還有一封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緒皇帝於1890年發出，祝賀葡國王登基的國書。此件於1992年曾在澳門展出。
因時間與篇幅關係，僅能對上述1502份保存在葡國家檔案館的中文資料，做一極簡要介紹。如要深入研究，恐需數年時間，並得出幾本書的結果。當務之急，是盡快對這些文件進行全面修復和翻譯出版，令更多的中葡學者可以使用。相信對中葡歷史的研究是一件極有價值和極有意義的大事。
(1994年1月9日)
*鄧思平，澳門文化司署高級技術員，澳門文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