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槪每五百年便與匈奴、蒙古、滿洲等游牧民族結盟，領土拓展了不少，甚至超越喜馬拉雅山，遠征到裏海及印度。從印度引進了不少資源，以充實林、牧業、文化和藝術。中國吸取了西方及隣國的宗敎和藝術，並且化爲已有，而不失掉它的固有特徵。
淸朝乾隆時期(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的景泰藍壺
眞理需要另一眞理補充，自由生責任，消化生熱能，前提導出了結論: 個人和民族生來皆有合羣的本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而長成，因此，國家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的進步，有賴國際間經濟的貿易和各類物資的交流。
縱使某些國家能成爲國際間的超級大國，然而没有一個國家絕對不靠國外引進。中國是千年古國也逃不了這定律，任何一個朝代，即使是最短暫的時刻，中國與鄰國從未完全斷絕邦交，爲此，中國曾多次改革，以求恢復繁榮安定的正常生活。
羅馬人的諺語: 「強暴的環境不會持久」。這是我們即將瀏覽中國古今的歷史文化而取得的敎訓，它從十五世紀到今天，最爲人所認識的，也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西方人士在硏究中國文化的時候，感到很驚訝，因爲中國的藝術和思想源遠流長，難以探測。
加上，西方人士承受了希臘及拉丁式的古典派敎育，亞里士多德及多瑪斯學派的思維方式，更難正確地品嚐遠東文化的精髓。幸好，我們這些西方人士也熟悉古代的美學派系，因此，較易認識一般藝術的共同點。這些共同點在創新的過程中、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甚至融爲一體。
中國的文化與命運的起源，肖似美索不達米亞古居民、埃及、印度谷、「天賦江河」尼羅——希臘歷史學家黑洛德度(Heródoto)稱它爲法郎王領土。中國廣大而肥沃的領土，飽受着洶湧澎湃的黃河之水的滋潤。印度河把中東和遠東分開，因而中東的希臘、猶太和基督徒的文化，較接近西方，而遠東則完全異於歐洲及亞洲西面。中國數千年來均以農業立國，在近代史中，太監鄭和揭開了海上交通新的一頁。
公元三六六年，在中國北部的敦煌、雲崗、天龍山和龍門，我們發現了亞洲中部典型裝飾的主要部分，希臘的片葉和爵床(葉)裝飾了柱頭的素描，很明顯是屬於印度的特徵。
公元前二二一年，中國在國土邊疆高築了萬里長城，彷彿要與世隔絕，在這明顯的孤立中，中國仍以極大的忍耐和毅力，創下歷史上最獨創性的文化。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在靑銅器、繪畫和思想中充分表現出對大自然的響往，人和宇宙間的和諧與及對家庭生活的依戀。從外表看來，中國似乎很孤寂，實際上，中國大槪每五百年便與匈奴、蒙古、滿洲等游牧民族結盟，領土也拓展了不少，甚至超越喜馬拉雅山，遠征到裏海及印度。從印度引進了不少資源，以充實林、牧業、文化和藝術。中國吸取了西方及鄰國的宗敎和藝術，並且化爲已有，而不失掉它的固有特徵。
我們舉例說明、中華民族把本國的主要文化與外地的文化融滙貫通。
㈠史前的仰韶和龍山文化的根源，我們暫且不提，但我們知道漢代(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一年)吸取了蒙古南部及柯爾都(Ordos)民族的動物化石及幾何圖形裝飾的技巧，而創作了美術及雕刻的新形態。絲綢之路崛起，名聞遐邇，經歷了數世紀，仍是中西文化和中外貿易交滙的主要途徑。
水路方面，中國與歐洲也有聯繫，猶太人在巴比倫作俘虜時，潛入了中國及朝鮮。公元一六六年東漢桓帝，羅馬使臣安東(Marco Aurélio Antonino)經過紅海和印度洋第一次抵達中國南方邊境安南，給東漢桓帝進貢象牙和犀牛角等物，這些不是羅馬產品。事實証明、在他遠征之前，希臘人已認識了由印度南部可抵達安南東北部的峴港。
㈡公元二二一年至六一七年是六朝最紛亂的時期，佛敎從印度傳入，給廣大的中國引進神修和藝術的一個新動向。
公元三六六年，在中國北部的敦煌、雲崗、天龍山和龍門，我們發現了亞洲中部典型裝飾的主要部分，希臘的片葉和爵床(葉)裝飾了柱頭的素描，很明顯是屬於印度的特徵。
從佛像我們發覺到根德納(Gandhara)「在印度北部以當地名稱而命名的一所希臘佛學院」的希臘式風格，發展成爲狹義的印度風格。
在衆多新穎的石窟中——敦煌已有96個石窟和龕，皆充滿民間傳說的印度神話總滙的索引。
佛敎把建築廟宇的藝術傳入中國，輾轉數十朝代，直到今天，除了從印度傳入穴居式的廟宇外，寶塔或紀念碑(帝皇陵墓)的興起，也是印度佛敎的影響，如同印度的思都巴(Stupa)，它的來源在史前喪失了。此外，中國的廟宇還依從世界形質論的標記主義，它的主權，象徵宇宙的軸心，也是天人合一的標記。
佛敎把建築廟宇的藝術傳入中國，輾轉數十朝代，直到今天，除了從印度傳入穴居式的廟宇外，寶塔或紀念碑(帝皇陵墓)的興起，也是印度佛敎的影響，如同印度的思都巴(stupa)，它的來源在史前喪失了。此外，中國的廟宇還依從世界形質論的標記主義，它的主權，象徵宇宙的軸心，也是天人合一的標記。
約在公元前八二○年，中國和印度的神話有同一的根源，隨後數世紀內，又有占星式的神話出現。約在公元前六○四年的老子時代，新的神話廣傳民間，到公元前五百至一百年間的戰國時代，又出現新激情和創新，但在公元七五一年，土耳其西部的達尼斯河(Rio Talas)，伊斯蘭敎的阿拉伯人打敗了唐朝軍隊，取得勝利。到了宋朝，神話日趨式微，從此就一厥不振了，因此中國神話是否出自印度，那就很難確定了，例如: 龍的神話，「納格(Naga)的敬禮、水蛇、屈曲的十字架卍-一個梵文的萬字」，正是如此。
佛敎的藝術，在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中，保持着超越的特點，例如蓮花，手結契印，佛像手勢等，此外爲了適應當地的文化型態，無論在形式及內容方面，都有相應的改變，而且佛敎當時是沿着通商路線廣傳開去。
印度笈多王朝，是由印度東北部康肅(Kansu)(亞歷山大曾攻佔了這塊次大陸的五個省分之一)的遊牧民族形成，民間盛傳佛祖肖像。魏朝時代佛敎由土耳其軍隊傳入中國北方，後傳入韓國及日本。
首批思都巴(Stupa)紀念碑，是孔雀王朝(公元前三二七至一八七年)阿育王建立，其後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入侵印度。巨型石柱刻有佛敎的輪迥敎義標誌及阿育王朝盛行的貴族堡壘標誌，充滿古波斯的模式。至於大象、馬、獅、牛等獸身，更富希臘色彩。在比冷(Beram)近嘉布(Kabril)的地方，有第二和第三世紀的人工製品，具有希臘、埃及和叙利亞的形態。
中國古代的神話是否出自印度，那就很難確了，例如: 龍的神話，「納格(Naga)的敬禮、水蛇、屈曲的十字架卍-一個梵文的萬字」，正是如此。
佛敎的藝術，在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中，保持着超越的特點，例如蓮花，手結契印，佛像手勢等。
1《觀音像》，陳列於柏林人類學博物館
2《飛天》，敦煌壁畫，公元前三六六年
馬都那(Mathura)和亞馬華(Armaravati)的藝術中心，把佛敎略爲改變，並將這宗敎的藝術提高到完美程度，不過，在公元六一八至六二六年間，伊斯蘭敎傳入中國「廣州(Cantão)、楊州(Yang Chow)和鄭州(Ch'uan-Chou)，加上公元二百年摩揭陀的死亡，導致佛敎在印度沈寂了。公元二二六年，東方羅馬帝國商人靖龍(Tsin-Lun)抵達東京，順昌地方長官派他會吳帝。第三世紀下半葉，阿拉伯和波斯人把素馨製香茶法傳入廣州。
㈢公元六一八至九○六年的唐代，中國的邊疆拓展到印度和裏海，當時中國人的足跡已伸展至波斯及埃及。
在古都長安(西安)，有道敎、儒敎、佛敎、景敎，其後還有伊斯蘭敎。一六二五年，葡籍耶蘇會士馬奴爾(Pe. Manuel Dias S. J.)神父把著名的中國、叙利亞式的紀念碑文譯成中文，並推定那石碑是在公元八四五年九月三十日，仇敎令頒佈後不久被埋没了。那石碑相信是由撒氏(Zazdbozed)景敎傳敎士在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正月初七建立的，他生於土耳其的巴卜(Balk)城。在石碑頂上的十字架，刻有九個字，分三行刻着: 「中央政府，崇高法令碑」。公元六三五年，艾樂賓(Alopen)從大食來到長安，唐太宗派親信房玄齡熱情款待他。房玄齡信奉景敎後，助他傳敎，並奉太宗御旨，於公元六三八年，一座修道院得以建成，艾樂賓被推舉爲皇室宗師。長安的石碑，除了刻有一千七百八十個字外，在石碑下面，還刻有用叙利亞文寫成的史事，這是景敎從六三五年至第九世紀上半葉在中國的歷史大網。
公元六一八至九零六年的唐代，中國的邊疆拓展到印度和裏海，當時中國人的足跡已伸展至波斯及埃及。
在古都長安(西安)的，有道敎、儒敎、佛敎、景敎，其後還有伊斯蘭敎。
周昉和張璪兩位畫家受唐德宗任命，根據西遊回來的人所叙述，把西方(羅馬)的地勢和民族的外貌繪畫出來，可惜這些畫却被當代編年史者所遺忘。公元六四○年，一位君士旦丁堡大使帶來紅色和綠色的玻璃手工藝品，獻給唐太宗，唐太宗也以絲綢衣服回報他。
唐代，有十萬個外國人居住在廣州，在京都長安有四座拜火敎廟、兩座景敎敎堂。有一百萬人口的洛陽，當時是文化的所在地。自從波斯的阿拉伯人入侵後，薩贊皇室成員，大量波斯商人和亞洲古國人民均定居於長安，在那裏掀起了對薩贊銀器的熱潮。
唐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但它的兩座京城——洛陽和長安，屢遭浩劫，以致面目全非，只有日本奈良，當地的華僑在公元七五九年，建立了東大寺，它給予人和諧、莊嚴的感覺。須知道，當時日本古都奈良，是完全仿效長安的模式建成，外形雄偉壯觀。
在文化極盛時代，中國享有的榮華富貴與歡樂，是難以想象的，那時的男女服裝極盡奢華，眞絲長袍及鑲嵌了象牙、水晶、天藍石、翡翠、金的腰帶和佩劍，還有流行的緬甸音樂，斯里蘭卡的少女侍酒及羣集天井和後院的黑奴、馬來亞人等。不過，外國人不能穿中國禮服，也不能與漢族通婚。賽馬由波斯傳入中國，是當時貴族和皇室(包括美艷得寵的楊貴妃)所喜愛的運動。
日本Shosoin廟珍藏着三千件唐朝的產品，全屬與唐玄宗同代的(公元七五六年駕崩)日皇所有。雖然唐代帝皇對外特別開放，但由於儒敎的組織嚴謹，並且滲透一切，中國尊重先人的傳統又不讓其失却統一的特徵。唐朝末期，公元八四三至八四五年間，佛敎因屢遭浩劫而逐漸消失了。
㈣公元九六○年，趙匡胤代周稱帝，建國號宋。公元九六○年至一二六九年，決定統一中國，恢復原有特色。中國不力求自我擴展而使鄰邦受損，反而致力於文化發展，使成爲一股新的衝勁。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哲學家，詩人及畫家的偉大時代，文學昌盛。高深的禪宗，精煉且浸潤着神修的藝術。北宋的徽宗好與道華苑學院(Academia de Thou Houa Yuan)成員討論美學和哲學難題。
宋朝保持中國統一達兩個世紀，公元一一二六年，韃靼人入侵北方，把宋朝領土局限於南方，首都從開封遷到杭州，杭州處處陽光充足，景色怡人，有世外桃源之稱，馬可孛羅爲此造訪及景慕它。歷史上商朝第一個達到靑銅階段、周朝達到翡翠階段、宋朝製作精美的陶器，加上翡翠色的粙彩，給予人們一種簡樸，典雅和甘飴的感覺。
佛敎中的萬神論受中國的神話及傳奇性人物的影響，因而有所變異力。觀音菩薩原是印度王子，但在中、日的畫像和雕像中，卻扮演爲女士。
眞言宗派出現，是日本的禪宗派之祖，後者產生瘋癲詩人Mou K'i，又稱著名風景畫大師。
㈤元朝時期(公元一二七九年至一三六八年)，喇嘛敎滲入，西藏早期的生氣說和印度佛敎，特別在中國北方相混合。如果我們不提「翠洲夏宮」、北海公園和楊熹公Yong He Gong在北京的顯敎式的客廟，則喇嘛敎在中國文化上，没有留下顯著的記錄。公元一三○○年後，佛敎的藝術已大爲失色，迄今還具有影響力的，只有非禮儀式的宗派及在日本的眞言宗派。
唐代，有十萬個外國人居住在廣州，在京都長安有四座拜火敎廟、兩座景敎敎堂。有一百萬人口的洛陽，當時是文化的所在地。自從波斯的阿拉伯人入侵後，薩贊皇室成員，大量波斯商人和亞洲古國人民均定居於長安，在那裏掀起了對薩贊銀器的熱潮。
公元一二七五年，威尼斯兄弟們馬菲奧(Maffeo)、尼各魯(Nicolau)，特別是馬哥孛羅到達北京而名聞於世，此事很多書籍均有記載，並介紹歐洲人認識中國。孟高維諾(一二四七——一三二八)，(João de Montecorvino)率先負起東來傳敎的責任，後來成了北京首任總主敎。他單獨地工作了十一年，渡過了三十四年傳敎生涯，八十一歲那年便與世長辭了，他皈化了很多中國皇親國戚，元朝國君也曾派遣使節拜訪敎宗。當時北京和福建約有七個敎區和三萬敎友。
《香妃像》意大利畫家朗世寧作
明初，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九年間，因爲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洪武迫害公敎會，有些主敎爲了殉道而犧牲，現今仍留存着方濟會士光榮的遺物計有: 一本十二世紀的拉丁文聖經，是耶蘇會士高神父(Pe. Couplet S. J.)在漳州(Chang Chow)一位外敎人家裡獲得的，現存於佛羅稜斯圖書館，還有一個聖爵也許是同一時代的。衆所皆知，公元一五八三年，九月十四日，耶蘇會士利瑪竇在肇慶建立傳敎事業，後來在北京傳敎，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恕不贅述。
㈥在結束前多寫幾句有關「景泰藍」的藝術，它在西方是最受推崇的，在中國卻差不多被遺忘了，也許它較遜於靑銅、瓷器及玉石製品的緣故吧。另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没有興趣，也没有系統地硏究過，所以文章及文件均很少記載。
公元一四五○年至一四五六年，明朝景泰時代獲得優質景泰藍瓷器，初時人們以爲它的產地來源是外國，故以西名Fa-Lang-K'an或Kuei Kuo稱之。在中國一定有此藝術的先驅，例如在公元前四八一年至二二一年間，戰國時代的金銀鑲嵌品，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一年間的漢朝，及後的唐朝和宋朝的瓷器，而特別的技術肯定來自西方，十四世紀蒙古時代，可能由景敎敎徒，方濟會士及阿拉伯人傳入。淸初，T'sa Ming-Chung寫的Ko Ku Yao Lun一書，謂景泰藍一詞是法國人命名的，來自Fo-Lin或Po-Lin中國人認爲字意是君士旦丁堡，確定遠在淸朝乾隆時代(公元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這門藝術已達到爐火純靑的境界。
總結此文及回答本論文的題目，可以肯定中國對外常常開放，並且把握世界各地最先進的科學、藝術和技術來配合自己的需要以達到成長，各個朝代差不多也是這樣。可是，有幾次，特别是宋朝、明朝初年，中國由於地大物博，種族複雜，過去多次流於模仿他人動作，如同一條巨蟒捕捉一隻瞪羚，需要頗長的時間把牠消化。
總結此文及回答本論文的題目，可以肯定中國對外常常開放，並且把握世界各地最先進的科學、藝術和技術來配合自己的需要以達到成長，各個朝代差不多也是這樣。可是，有幾次，特別是宋朝、明朝初年，中國由於地大物博，種族複雜，過去多次流於模仿他人動作，如同一條巨蟒捕捉一隻瞪羚，需要頗長的時間把牠消化。
陳仲德神父 譯
書籍彙誌:
Chefs-d'oeuvres de l'art(III-De la China à l'Inde Moghole)，Librairie Hachette，1963年，Beurdeley，Michel著；
The Chinese Collector through the Centuries，Diana Imber 譯，Fribourg Suisse 出版，1966年；
In “Historia de la Cultura Oriental”，Labor，S. A. Barcelona 出版，Roger Goepper著，329-409頁sobre a China；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Enamel Ware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台灣台北；
Pratica da perfeicão ou o livro de 老子《道德經》戈振東神父譯，1987年，澳門，31-35頁。(bibliografia sobre a influência dos Judeus na China)；
Macau e a sua Doicese第二卷，文德泉神父，澳門官印局，1940年，11-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