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本刊上期詩歌專輯之後，這一期《文化雜誌》將奉獻給妙思的另一偉大的藝術──音樂。
澳門地域狹小，歷來偏重於求取生存空間和商業活動，未及給在音樂藝術上具備高超天份的那一代人創造有利的條件。然而務須切記的是，趣味、敎育和音樂修養是過去尤其是19世紀中葉至本世紀50年代土生葡人大家族的高貴標誌。在這方面，澳門土生葡人社會較有敎養的階層採納並創造了一種西方社會的主流風格。其黃金時代從18世紀一直延續到整個19世紀，在19世紀最初幾十年達至頂峰。
澳門土生葡人的這種生活方式，有待於黃鍾大呂之作來描寫，可收集的材料驚人地豐富。那是我上面提到的整個時期內散佈在澳門出版物中的各式消息和招貼海報詞語。在外來音樂團體和劇圑所表演的節目中，一定加進了無數本地演奏家和樂師的音樂演出和獨奏節目。祇有一部有關樂團和演奏家的歷史，才可以填補澳門音樂史最歡快和趣味盎然的篇章。
堂·佩德羅五世劇院(Teatro D. Pedro V)、音樂文化之友(Circulo de Cultura Musical，該會有音樂迷高美士參加)和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Academia de Música S. Pio X)的暫短歷史，足以充份説明——澳門有着一個豐富的音樂傳統。
毫無疑問，澳門國際音樂節、音樂學院的擴大和音樂舞蹈專科學校的顯著增長、澳門藝術節以及青年音樂競賽等等，使澳門在音樂藝術的階梯上取得了輝煌成績。
澳門在歐洲和中國之間擔當了一種音樂價值觀互補的決定性角色。此種象徵意義在本期的封面設計中獲得形象性的解釋。在西方具備音樂才能的人們中間，正是耶穌會士們得以在中國皇宮中贏得成功，他們所陪伴的那些皇帝，對音樂標音技術的新方法和神奇的自動音樂機械裝置的製造特感興趣，以至瘋魔了當時的京城居民。
很久之前，西方漢學界就展開了有關音樂技術之優越性的爭論。拙文在這裡不宜對此追根溯源，為17、18世紀西方人在北京取得的那些成功的原因作出正確的描述；我們祇想指出，如果對與畢達哥拉斯(公元前3世紀)這個古希臘奠定音樂技術之幾何學基礎的學派大致同時期的中國音樂的處理方法(參閲司馬遷《史記》)有所認識的話，我們就可以確知，中國音樂傳統的起源之記載可上溯到三皇時代最後一個皇帝——黃帝時代，即公元前2677年。其時黃帝的一個大臣伶倫制訂了音樂十二音階的八音分位法，叫做十二律。
中西方兩種音樂傳統的不同演進，以及西方音樂特別是自15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之文化革新所具有的“優越性”，乃是這個問題的首要原因。這裡，根據著名漢學家謝和耐(Marcel Granet)的説法(《中國思想》，頁178)，如果説中國音樂藝術未能奠定在一種嚴格的純幾何原理之上，那則應歸因於中國古典文化之前提及其知識精神迥異於西方而決定的。
對於原始的中國文化來説，數字並非抽象的符號和簡單的數量單位，而是數字性的象徵或富有功效的標記。數字在本質上具有神靈價值(在西方傳統較為古老的時期，“nume”這個詞根乃是“número”(數字)這個詞的基礎，意思是神性的單元)。在一種統一的宇宙視野中，以及一種萬物互相呼應和諧的認識裡，它不僅僅具有一種純技術的功用，更具有節律和禮儀的可操作功用。
無論如何，本期已將澳門音樂藝術的一些出色的東西記載下來了。顯然，本期中文版和葡文版(包括英文版)，正好側重中西兩個方面的現有稿件，可供互補專業論者之所需，看來兩者是同樣值得重視的。
最後，正如本刊的文化和歷史篇章的許多論題所表明的那樣，中西人文交流是一個永恆的主題，永遠佔有突出的地位——澳門在歷史上曾是文化的交匯點和傳播站，這不僅在過去如此，在未來的世紀亦將一如既往，甚至無遠弗屆。
《文化雜誌》總編輯 官龍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