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中葡關係的起點: 上、下川島
Tamão新考

湯開建*

中葡兩國人民的首次接觸,據文獻記載應是公元1511年7月,當時葡萄牙艦隊進泊馬六甲,發現港內泊有五艘中國帆船,並與其船上的中國人建立了友誼(1)。但這一次接觸是在馬六甲,而非中國。中葡兩國第一次在中國境內發生關係則應是在1514年。據著名葡萄牙歷史學家巴羅斯(J. de Barros)在其《亞細亞》一書中記載:

有一位名叫Jorge Álvares的葡萄牙人比Rafael Perestrello早一年來到Tamão,也就是説,Alvares是在1514年抵達那裡的。他在島上豎起了一根刻有葡萄牙王國紋章的紀念石柱,其目的當然是要紀念他對中國的發現。他的一個兒子已死去,便葬在Tamão島。七年以後,他在又一次訪問中國時病故,他本人也就葬在這根石柱下面。(2)

公元1516年,葡屬馬六甲總督第一次遣使中國,但這次出使失敗。公元1517年,再次派使臣往中國成功,這是中葡關係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官方接觸。巴羅斯在《亞細亞》一書中記載:

總督決意再遣Fernão Perez de Andrade 往中國,船上滿載胡椒。於1517年6月17日起程,……8月15日抵Tamão島。該島距中國大陸尚有三海浬,外國商船往廣東(Canton)者,皆須寄泊於此。

1518年(原文誤作1515年)8月,總督遣Simão de Andrade至Tamão,代其兄Fernão Perez d'Andrade。

Simão de Andrade統率葡人起壕障,虐待Tamão島土人,故中國人對葡人至是變為惡感……三月後,帝死(《明史·武宗紀》載武宗死於正德十六年三月,是為公元1521年),新帝即位,諸臣請殺葡萄牙使者,皇帝不聽,命送使者回廣東……同年,Simão歸,Diego Calvo代之。皇帝死耗達廣東,中國官吏令葡人退出Tamão島,葡人不從,中國艦隊進攻,葡人大敗而退,損傷頗多,時為1520年6月也(應為1521年)。(3)

無疑,巴羅斯的記載是目前我們所見關於中葡早期接觸的最早的也是最權威文獻,其中多次提到了Tamão一地。但Tamão究竟在何處? 東西方學者在這一問題產生了極大的分岐。西方學者多依據葡萄牙文獻進行考訂,將Tamão置於上川島西北之地,(4)而東方學者則多依據中國文獻將Tamão考訂為“屯門”一地。這兩種説法在東西方學者之間如此界線分明是十分罕見的,究竟是什麼原因? 究竟哪一種説法是正確的? 迄今尚無定論。

Tamão為“屯門”説,最先是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先生提出來的,(5)其論後基本上為我國學者接受,周景濂先生《中葡外交史》,張天澤先生《中葡通商研究》,張維華先生《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戴裔煊先生《明史佛朗機傳箋證》及以後各種澳門史及中葡關係史論著均採此説。林天蔚先生雖然不同意藤田之説,但仍持Tamão為“屯門”,他認為,Tamão不是藤田所指今香港地區屯門灣這一狹義之“屯門”,屯門應是泛指,包括屯門鎮與屯門澳,葡萄牙使者到達的應是大嶼山,當時稱為“屯門島”。(6)

將Tamão考訂為“屯門”,從對音上講是不存在問題的。但如果僅從對音而言,則還可譯為大門、大茅、大澳等,何健民先生就認為Tamão應譯為“大茅”,在今廣東順德縣境內,(7)黃文寬先生則認為Tamão應為“大澳”之閩南語的對音,大澳一地在廣東沿海有多處,張星烺先生則還曾將Tamão譯成“大門”(8)。可見,僅從對音是無法將Tamão定為“屯門”的。根據巴羅斯《亞細亞》所載原文,Tamão有三個這樣的條件:1)Tamão是一島嶼。2)Tamão島與中國大陸相距三浬。3)該島是當時外國商人經常在這裡進行貿易的地點,甚至被稱為“貿易島”(Veniaga,馬來語“市場”之義)。(9)

根據上述三個條件,今香港之屯門(青山灣)是不俱備的,屯門既不是島嶼,亦不可能距中國大陸三海里。更重要的是,屯門不可能是外國商人在此走私貿易的常駐點,而是明王朝重要的駐軍地點(10)。林天蔚先生廣義屯門之説,即屯門指今香港大嶼山。僅從第一個條件是合適的,第二個條件,雖然大嶼山不管是距南頭還是九龍半島,之間相距遠遠超過三海里,但如果將古人對海洋距離的誤差算在內的話,還勉強可以説過去。最不相合的是第三個條件,大嶼山在明代並沒有成為外國商人在此貿易的據點。這裡根本不俱備將Tamão稱之為Veniaga的條件。翻檢明代的中國文獻,至少在目前我們還未發現外國商人在大嶼山建立貿易點的証據。(11)

Tamão這一地名是葡萄牙史學家記錄的中國地名,事實上,葡萄牙人關於中葡早期通商的記錄遠比中國文獻的記錄要詳細得多。因此,對於葡萄牙史學家和依據葡文材料完成的西方史學家的有關論述(這一點,我們東方史家的先天不足是不能不承認的,包括藤田豐八先生亦不識葡文)決不可輕易否定,應引起我們的重視。著名葡萄牙史學家Danvers在《印度的葡萄牙人》一書中記載Tamão時説:

(Tamão)係上川島西北海岸有名之港口,中國及外國商賈,各為販賣其商貨而會於此。(12)

A. Ljungstedt《葡萄牙人在華居留地史綱》:

1522年,葡人Martin Alfonso de Mello Coutinho奉葡王之命,率艦六艘,東來與中國和好。廣東大臣要求三事: 一、Simon de Andrade須無反攻上川之意。二、禁葡人不得與中國人互有往來。三、葡人船隻禁載中國軍士。時(1522)葡船數艘,向上川之Tamão港駛行,中國水兵阻之,抗不受命,後經長時抗禦,始行屈服。(13)

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稱:

1517年,Fernão Perez de Andrade率葡萄牙船和馬來船各四艘,在上川島(Shang-Chuen)下碇,那島現在叫聖約翰島,是聖方濟各最後到達的地方。(14)

H. Bernard(裴化行)《天主敎十六世紀在華傳敎誌》與上述觀點有所不同,認為Tamão是下川島的港口。

斐南柏來斯來華,以公使名義入朝進謁,1517年8月15日來到Tamão(下川島之港口)……1518年9月底,用他的兄弟西蒙柏來斯代替,此人豪橫傲慢,欺官凌民,並在下川修築堡壘。(15)

認為Tamão在上川島的還有Volpicelli氏(16),認為Tamão在下川島的則還有Jesus氏。(17)

這些西方史學家的著作多依據當時葡文資料完成,且其言之鑿鑿,如無鐵證,葡人史家Tamão為上川島西北一港之説似難否定。從中文記載亦可旁證葡人早期確實在上、下川島一帶進行貿易活動。曹學佺《廣東名勝誌》新寧縣條載:

上川,左右為大小金門,又西南二百里番舶往來之衝,是為寨門海。

《籌海圖編》卷三:

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為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處,……崖門、寨門、海方斛山、綱州等而西,而望峒澳尤甚,乃番舶停留避風之門户。

郭棐《廣東通誌》卷一:

上川山之左曰大金門海,右曰小金門海,諸夷入貢,風逆則從此進;其西南曰寨門海,而番船舶往來之衝。

明萬曆《粵大記》卷三十二<廣東沿海圖>在三洲山(上川)、柳渡山(下川)西北標有“番船澳”和“番貨澳”之名。“番船”與“番貨”之名即可證上、下川島及西北海域確有外商活動,而且完全可能是葡萄牙商人的活動(詳證見下)。

三洲是上川,柳渡是下川,寨門當為今台山縣寨門港,即今鎮海灣南面海域,望峒則在今台山縣廣海灣內。如將上引數條資料綜合起來看,我們即可看出,明代上、下川島與今台山境內的廣海灣、鎮海灣正好形成一個大灣,包圍寨門、金門、望峒、諸澳,與番船、番貨諸澳相連,成為一片船舶避風的港灣區,亦成為當時外國商船在中國沿海最主要的貿易區,故阮元《廣東通誌》卷一二四<海防略>稱: “廣海寨,壤連山海,其大澳,橫山,上、下川山等處為商漁聚集防守最要之區。”正因為這一片海域在當時均是外國商人經常進行貿易的地方,而其中尤以上、下川島最為知名,故葡人到中國來者,凡在這一地區進行貿易,均呼作上川或下川。利瑪竇《中國札記》即云: “在澳門城興建之前,上川島是中國和葡萄牙人貿易的地點。”(18)可見,葡人將上川島稱之為“貿易之島”是有充份依據的。

不僅上、下川島是當時葡萄牙及東南亞商人在中國的貿易區,而且在上、下川島西北稍遠的海陵之閘坡與電白港灣也是當時葡萄牙及東南亞商人在中國的貿易區。我們來看一看一條曾經被許多專家們否定的史料。《明史·佛郎機傳》載:

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

《明實錄·熹宗實錄》卷六天啟元年六月丙子載:

先是,暹邏,東西洋,佛郎機諸國入貢者,附省會而進,與土著貿遷,設市舶提舉司税其貨。正德間,移泊高州電白縣。

過去,絕大多數史學家均對這一條材料表示懷疑,認為廣州市舶司從未移至電白,東南亞及西方商人同中國貿易也從未移至電白。(19)故有人認為,此電白恐為“浪白”之訛。(20)

首先須説明的,不管是《明史》還是《明實錄》,這一條材料並未言移市舶司於高州電白,從文意理解應是指外國商隊“移泊”高州電白。《天啟實錄》中的“移泊”二字已可証明,是指外國商船移泊高州電白。明代電白縣在今電城鎮,明又設神電衛於此。有學者認為: “中國與東南亞南海諸國貿易,船舶到來,灣泊有定所。新寧廣海、望峒,新會奇潭,香山浪白、蠔鏡、十字門,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都是指定灣泊的地點。從未見過有任何記載提到電白。電白偏遠,交通不便,不是互市之地。”(21)這裡列舉的外國商船停泊地點出自黃佐《廣東通誌》卷六六<外誌>。這裡確實無電白之名,但須明白,該誌成書於嘉靖四十年(1561),內中所見之事均為嘉靖中的事,確切一點説,應是嘉靖八年(1529)林富上疏重開海禁以後的事,並不能説明正德年間無番舶進入電白附近海域進行貿易。明郭棐的《粵大記》卷三二<廣東沿海圖>中有這樣的圖標,在電白縣連頭山稍東南即有一澳名“番船澳”,並稱“可泊南風船三十隻”,又在電白縣稍西南有一澳名“番貨澳”,並稱“可寄泊”,在緊靠電白縣的海灣中還注明“泊北風船三十餘隻”。《粵大記》雖成書於萬曆年間,以“番貨”“番船”作為海島的名字出現在地上,可以反映兩點: 一是這裡“番貨”屯積多,“番船”經常停泊且對這一地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二是這裡屯積“番貨”停泊“番船”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不然決不會作為具有相對穩定意義的地名出現在地圖上。《粵大記·廣東沿海》所載的“番船澳”和“番貨澳”在什麼地方呢? 以圖中所標方位推之,在電白縣東南的“番船澳”,當指今陽江之海陵島,其西南角之閘坡舊名“戙船澳”,是良好的深水港灣,也是海陵島上最早的船隻停泊的港灣。阮元《廣東通誌》卷一二四載:

明初,陽江、海朗、雙魚三所各設備倭官一員,每年駕船訊海,劄泊海陵、青洲、戙船澳等處。

“備倭”官的設立,除有防止倭寇之意外,還有對外國商人的管理職責,故凡是有外國商人出入的沿海港口,多設有“備倭”一職。明人霍韜言:

若欲知備倭以下官賢否,觀其處置番夷入境,略見之矣。(22)

“戙船澳”有備倭的定期訊守,反映這一地區確有外國商船出入,其地又正在電白蓮頭港之東南,因此我認為《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之“番船澳”當為海陵島之“戙船澳”。海陵島在<廣東沿海圖>中未標,可能是巳標“番船澳”之名,故無海陵之名。否則像海陵這樣的大島決不會在<粵大記,廣東沿海圖>這樣詳細的海圖中遺漏的。

至於“番貨澳”,我認為是明代電白城西南的“博賀港”。《道光電白縣誌》卷七:

蓮頭山西五里為博賀港。

白蕉南三里為雞籠山,濱臨大海,遙對大小放雞山,南門、博賀兩港中分,為海舶必經水道。

《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之“番貨澳”之位置正在“連頭山”之西南。“番貨”之“番”古音亦可讀作“博”之音,故疑“博賀”是“番貨”二字的轉讀。考之今之博賀鎮亦建於明代,故疑《粵大記·廣東沿海圖》電白縣西南的“番貨澳”即“博賀港”。“澳”者,港灣也。《道光電白縣誌》卷十一還有一條材料:

正統五年(1440),都指揮張演奏設備倭隸神電衛。

張甄陶《澳門圖説》亦載:

先是,海舶皆直泊廣州城下,至前明備倭遷於高州府電白縣。(23)

電白有倭患,始於隆慶,而正統五年電白設備倭一職,亦可證,明前期這一帶常有外國商船出入。如此,我們可知,前引“電白偏遠,交通不便,不是互市之地”的結論未免武斷。在電白海面出現“番船澳”和“番貨澳”這樣的港口名就足以雄辯地證明,電白海面不僅僅是互市之地,而且其對外貿易還表現得相當活躍。從葡文史料記載的情況來看,葡萄牙商人最初是在上川島及其西北海面貿易,時間是1514年到1517年間,即正德九年至正德十二年,而電白海域不論從地域還是時間均與葡文史料相合。因此,我認為,《明史·佛郎機傳》及《明實錄》關於正德年間葡萄牙人進入電白海面進行貿易的記錄是可信的,是不容輕易否定的。

綜上所證,可以看出,在明正德年間,西起電白海面,東至上、下川島這一區域已成為對外國商船的重要貿易區。也許有人會問,葡萄牙人為什麼選擇這麼一片遠離廣州的地方進行貿易呢? 我想,應該是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葡萄牙商人從馬六甲航海到中國,從航線上看,是經海南島東部進入南海海域,而進入南海海域後,最先進入的即西起電白,東至上、下川島這一海域區,由於這一片地區有較多的良好港灣,又是番舶的必經之道,因此,那些對中國情況還完全不熟悉的葡萄牙商人很自然地就將這一片最先接觸到的且又靠近中國大陸的海域作為自己的貿易駐點,這就是情理中的事了。二是正因為上川、電白一帶距離設有專門管理外國商人的市舶司的廣東省城較遠,而這一帶歷來又是中國“商漁聚集”之地,在這裡進行民間走私貿易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我想,這應是葡萄牙商人為什麼會最早選擇電白-上川這一區域作為他們對華貿易基地的重要作用。

搞清了這些問題,我們再回過頭看看Tamão一詞的對音問題。很明顯,Tamão既不能與上,下川相對,亦不能與電白相對。查《蒼梧總督軍門誌》卷五<廣海輿圖>,在三洲之西,烏豬山之西南有一山,名“大澳”,又查阮元《廣東通誌》卷一二四《廣東海防圖》上川島西北有一港灣即名“大澳灣”,此地即名“大澳”,直到今天仍稱“大澳”。《蒼梧總督軍門誌》之“大澳”當即阮元《廣東通誌》中的“大澳”,亦即葡人言之Tamão在今上川島西北。前引阮元《廣東通誌》: “廣海寨,壤連山海,其大澳,橫山,上、下川山等處為漁商聚集,防守最要之區。”區中的“大澳”亦即指此,大澳與Tamão對音相合,大澳在上川島西北岸,距大陸最近處不過數十里,如不拘泥於古人所言之海洋距離,其距離大致亦相合。葡人在此港登陸聞“大澳”之名,故以Tamão稱之,後來漸將Tamão一名泛指上下川島一帶。

最後,剩下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中國文獻中關於正德年間葡人佔據屯門的記載。我認為,中國文獻最原始的記載與葡文記載並不矛盾,祇不過較後的文獻多將葡人初入中國通商的幾件事混在一起記載,且沒有各事的確切年代,故造成了很大的混亂。當時的實際情況應是這樣,據巴羅斯《亞細亞》中所載,Fernão Perez de Andrade到Tamão(上川之西北港口)後,繼續向廣州進發,即文中所載:

葡人欲往廣東,中國官吏不許,Andrade 強駛入內河,放炮舉敬禮。抵廣東後,國使Thomas Pirez與隨員登陸,中國人接待頗優,擇安寓以舍之。(24)

《籌海圖編》卷一三引顧應祥之言與巴羅斯所載相合:

正德丁丑(正德十二年,1517),予任廣東簽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郎機國進貢。……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

當事人所見,並無佔據屯門之説。《蒼梧總督軍門誌》卷二九載云:

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為之奏聞。

很多文獻均有此載。“突入東莞縣界”,與巴羅斯所載並不矛盾。從上川島進廣州,必由珠江口入,而入珠江口即進入東莞縣界,且又是強行駛入,還要鳴炮致敬,故時人稱之“突入東莞縣界”,並未説佔據屯門。但《東西洋考》卷五所引《廣東通誌》則開始混淆:

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為名。撫按查《會典》無舊例,不行,乃退泊東莞南頭,蓋房樹柵,恃火銃自固。

這種記載還見於《殊域周咨錄》卷九。此載是將兩件事混記一處,“至廣州澳口”發生在正德十二年,而“退泊東莞南頭”則發生在正德十六年。《廣東通誌》則將正德十六年事併入正德十二年事下,故誤。為什麼葡萄牙人會有退泊東莞南頭之舉呢? 《明史·佛郎機傳》載:

明年(1521)武宗崩……絕其朝貢。其年七月,又以接濟朝使為辭,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詔復拒之。

《蒼梧總督軍門誌》卷二九:

朝廷准御史丘道隆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境,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餘黨聞風攝遁。

正是由於明朝政府正式斷絕與葡萄牙商人的交往,拒絕其進貢,又下令將葡人驅逐出境,原留在廣州及當年又來進貢的葡人才有“退泊東莞南頭”之舉。這一點可從陳文輔之<都憲汪公遺愛祠祀>一文中獲得清楚的證明:

近於正德改元,忽有不隸惡彝號為佛朗機者,與諸狡猾湊雜屯門、葵涌等處。(25)

正德改元,即指武宗駕崩,為正德十六年(1521)。這裡的確記載,佛郎機人到屯門是正德十六年之事,“忽有”二字表示甚明,這是當時人記當時事,可信程度甚大。又有史澄《廣州府誌》卷三八稱:

汪鋐……正德十六年任巡道,番夷佛郎機假朝貢,佔據屯門海澳。

屯門,即古屯門鎮、治所在南頭。《天下郡國利病書》之廣東下<海寇>載:

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

史澄亦載,佛郎機佔據屯門是正德十六年。但我國明清時期很多文獻(特別是地方誌)往往將葡人正德十二年進廣州之事與正德十六年佔據屯門混淆,記為一件事,以至於造成了很大的混亂。試舉一二例。郭文炳《東莞縣誌》卷十四<外誌>一載:

正德十一年(為十二年之誤),佛郎機人始入廣州,謀據邑南頭,副使汪鋐逐之。

靳文謨《新安縣誌》卷十一<寇盜>:

正德十一年(為十二年之誤),番彝佛郎機入寇,佔據屯門海澳,海道汪鋐討之。

上述兩誌均將正德十二年葡人入廣州之事與正德十六年佔據屯門之事混為一談,前引《東西洋考》及《殊域周咨錄》亦是混記。關於早期中葡關係的中文史料,這種現象甚多,(26)使用時不可不辨。

如果我們是這樣來認識中國文獻關於正德十二年至十六年葡人與中國接觸之事的話,那東西方文獻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也就不會對任何一種文獻作輕易的否定,而對原始文獻表示應有的尊重。事情就可以這樣解釋--

Tamão一詞在葡文史料中所表示的是一中國地名,但在中文之中所應表示的原始意義卻應有二: 一是大澳,一是屯門,其譯音均為Tamão。巴羅斯《亞細亞》一書中記載了四次葡人使團到達Tamão,前三次即1514年的Jorge Álvares,1517年的Fernão Perez de Andrade及1518年的Simão de Andrade,這三人所到之Tamão,均是指上川島西北之大澳。1521年葡人使臣Diego Calvo第四次來中國時,由於被中國政府拒絕而遭驅逐,沒有進入廣州,遂退泊Tamão,而這一Tamão,即是中國文獻中的“東莞南頭”或“屯門”,最後在屯門澳中葡之間爆發一場戰爭,葡人被趕出屯門。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中國與葡萄牙最早接觸的地方是在上、下川島。正如Ljungstedt所言“這是葡萄牙人在中國海裡的第一個商埠,在東邊的叫作上川,在西邊的叫做下川”。(27),時間約在16世紀初,葡萄牙商人即在這一帶地方同中國商人展開了活躍的商業貿易,他們“將香料運到中國(實際祇到了上、下川島及電白一帶),所獲利潤與載往葡萄牙所獲利潤同樣多”。雖然“中國人不許他們登陸(實際上居停之地均在上、下川及電白一帶)(28),但他們仍從這裡獲得大量關於中國的訊息。因此,我們可以認為: 中葡兩國關係發展的起點即在上、下川島及其附近海域。

阿媽港,1607年 (256×332mm) 版畫作者:狄奧多爾·德·比利

此乃歐洲最早見之一幅澳門鳥瞰圖。繪畫者將方向左旋了90°,原來北面與中國接壤的邊域轉向西邊去了。版畫以布呂格爾畫法描畫了當時澳門日常生活的細節: 騎馬的紳士、抬轎或撐傘的僕役、使用披肩的婦人和在石牆街一帶的耕作者。沿海岸則有漁船和在港灣停泊的歐洲大帆船。其中建築物風格主要是北歐樣式,如敎堂鐘樓。然而不少單層簡樸的住宅則是葡萄牙人在海外殖民時期常見的建築樣式。遠處可見一座中國風格的建築物,興許是為了給畫面增添點異鄉情調。狄奧多爾·德·比利(1527-1598)為他的地圖繪畫題名為<旅途縮影>。此圖即為作者逝世後由他的家人在美茵河畔法蘭克福拉丁出版社出版的《旅途縮影》的八幅作品之一。

【註】

(1)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第二章<中葡早期通商關係>,頁37,姚楠譯,中華書局,1988。

(2)巴羅斯《Do Asia Decada 3》第二卷第六章,轉引自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頁38。

(3)巴羅斯《Do Asia Decada 3》,這一段譯文引自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

(4)白樂嘉(J. M. Braga)先生認為Tamão是屯門,見《Tamão des Pioneiros Portuguese》,頁21。

(5)藤田豐八<葡萄牙佔據澳門考>,載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

(6)林天蔚<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蹟考>,載《香港前代史論集》,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7)見何建民譯藤田豐八<葡萄牙佔據澳門考>之注釋,《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頁377-378。

(8)黃文寬《澳門史鉤沉》第三篇<地誌考>,頁199-202,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

(9)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頁44。

(10)《蒼梧總督軍門誌》卷五載: 南頭寨,該寨兵船往劄屯門,又《全廣海圖》在屯門澳下標有“南頭兵船泊此”之語。又《明實錄·英宗實錄》卷二六一載: “(景泰四年八月戊子)移廣東廣州府東莞縣官富巡檢司於屯門村”。

(11)黃佐《廣東通誌》卷六六<外誌>載: “布政司案,查得遞年暹羅國,並該國管下甘蒲沰,六坤洲與滿刺甲、順搭、占城各國夷船,或灣泊新寧廣海、望峒,或新會奇潭、香山浪白、蠔鏡、十字門,或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海澳,灣泊不一。”Ljungstedt《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綱》,稱葡人始入浪白貿易在1522年(嘉靖元年),被中國政府允許其在浪白貿易在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據《明史·佛郎機傳》,葡萄牙人入香山澳貿易在嘉靖八年(1529)。林富上疏之後,混入蠔鏡是嘉靖十四年(1535)。據陳吾德《謝山存稿》卷一<條陳東粵疏>:“佛郎機滿剌甲諸夷……先朝絕不與通。一向因當事者利其數世之資,乃開濠鏡諸澳以處之。”“當事者利其數世之資”當指嘉靖八年林富上復通市舶之疏,故知上述外國商船停泊處皆在嘉靖八年之後,屯門亦當如此。黃佐所言之屯門,亦僅指為外國商船的停泊港口,並無稱屯門為互市貿易之處,乃避風港,中途站耳。

(12)Danvers, Fred. Charles 《The Portuguese in India》,1894年倫敦版。

(13)(27)A. Ljungstedt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頁6-7,1831年波士頓版。

(14)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三章,頁45。張匯文等譯1963年商務印書館版。

(15)H. Bernard《天主敎十六世紀在華傳敎誌》上編第二章,頁49-50,蕭濬華譯,1937年商務印書館版。

(16)Volpicelli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7)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頁2-3,1902年香港版。

(18)Mathew Ricci(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二卷第一章,頁128,何高濟等譯,1983年中華書局版。

(19)(21)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證》,頁59-61,1984年中國社科出版社版。黃文寬《澳門史鉤沉》亦持此説。

(20)費成康《澳門四百年》頁11-12,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22)(明)霍韜《霍文敏公全集》卷十<兩廣事宜>。

(23)(清)張甄陶<澳門圖説>,載陳灃《香山縣誌》卷八。

(24)巴羅斯(Do Asia;Decada 3),這一段譯文引自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

(25)(明)陳文輔<都憲汪公遺愛祠祀>,見靳文謨《新安縣誌》卷十二<藝文誌>。

(26)(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九<佛郎機>。

(27)同(13)

(27)意大利人Andrea Corsali,1915年1月6日致Duke Giuliano de Medici的信,轉引自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頁39。

(28)正德十六年(1521),中葡爆發屯門之戰,葡人退出屯門,嘉靖元年(1522)又爆發新會西草灣之戰,葡人再次敗退。Morse 《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載: “1522年奉派朝見中國皇帝的專使(Alfonso Martins de Mello到達聖約翰島(上川島),所有在他船上的人員幾乎喪命;少數倖免的逃到浪白澳(Lampaco)。他們在那里建立的一個葡萄牙貿易站,一直存在了半世紀之久。”可見,西草灣戰役同時,上、下川島一帶亦遭明朝軍隊襲擊,葡人在上、下川島乃至電白海面的貿易活動停止,而轉往東面的浪白澳。Triganet《中國基督敎傳敎史》又載: “葡人之再至Tamão通商,始於1537年。惟當時僅於上川島上(又名聖約翰島)為臨時貿易,即每屆貿易時,張搭天幕,構建茅屋,為臨時商場。及貿易終了,則撤去之,例以為常。蓋彼等明知其貿易之不穩固,故不能如Simão de Andrade之建造城寨為久居計也。”1522年上川島一帶貿易停止後,1537年(嘉靖十六年)又開始恢復。又據Samuel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及Ljungstedt (Historical Sketorical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記載,1542年後,葡萄牙人被允許在浪白澳(Lampacao)貿易,代替被關閉的上川(Sancian或Sanchan),1550年有500或600外國商人在該島上居住。”可見,至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上川島之貿易再次停止。但葡萄牙人在上川島一帶的活動並沒有完全結束,如1551年沙勿略神父及1553年阿洛戛高瓦修士在上、下川島的活動。

*湯開建,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港澳室研究員,歷史學敎授。

本冊第 131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