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
中葉澳門作爲葡萄牙與日本交往的中介

江瀅河*

葡萄牙商船到達日本長崎

典型的卡諾風格屏風畫 大阪“南蠻”藝術博物館藏

葡萄牙若望一世(1643)時期之西印度洋地圖
八幅國際地圖之第一幅 I. C. Satema收藏於里斯本

15世紀末16世紀初,懷著對東方商品的嚮往和渴求,葡萄牙商人率先沿著新航路開闢的路線相繼東來。與之同行的是為了傳播福音而紛紛東來的大批傳敎士。他們先後抵達印度、馬六甲、中國、乃至更遠的日本。在中國本土葡萄牙人於16世紀中葉開始入居澳門,經過他們的努力經營,澳門無論在商業貿易上,還是傳敎事業上都成為了當時東方一大都會。在澳門連接的亞、歐乃至美洲的商業航線中,又以與日本的航線最為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講,澳門的繁榮主要依靠於廣州-澳門-長崎的貿易。同時,日本作為傳敎士開闢的一個重要傳敎區,也由澳門源源不斷地為其提供傳敎士和培養基督徒。本文試簡述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澳門在葡日交往中的地位。

首先有必要作為背景材料簡述一下澳門由一個小漁村一躍而成世界上一個富庶貿易港和東方傳敎中心的客觀條件及過程。澳門是廣東省香山縣南面的一個半島,又名濠鏡澳、香山澳、濠江、馬交等。它位於珠江三角洲最南端,北連大陸,南臨海洋,與珠江三角洲各地水陸相通。海路則北通福建、浙江等省;出洋則通於外國,東北遠至日本,西南則達南洋諸地乃至印度。澳門的地理條件十份優越,清初文學家屈大均在他的<澳門詩>中稱“廣州諸泊口,最是澳門雄”(1)。自1516年葡萄牙商人斐來斯特羅(Rafale Perestello)抵中國始,葡萄牙人先後在廣東屯門島、浙江寧波、福建漳州等地貿易,均遭中國軍隊驅逐。他們在選中澳門半島之後,於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通過賄賂手段獲准在澳門岸上晾曬貨物,後又於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開始在澳門築室居住,從此,葡萄牙人便在澳門安定下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與中國官員周旋,力求保住這個唯一的中國通商港,另一方面努力經營澳門,通過澳門大力發展國際間轉手貿易,使之發展成為了當時一個富庶繁榮的貿易港。與此同時,天主敎耶穌會士陸續進入澳門,並以澳門為據點,在中國和日本等地開展了艱苦而富有成效的傳敎活動。從1576年(明萬曆三年)起,澳主敎的轄區,遠及安南、緬甸、柬埔寨、日本等國,澳門不僅成為了天主敎在中國傳敎的中心,而且也成為了在東南亞、東亞的傳敎中心,其對日本的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

有明一代推行的海禁政策雖然隨著政治形勢發展變化而時鬆時嚴,但其總的指導思想始終沒變,特別是到嘉靖時期,由於“倭寇之患”日趨嚴重,海禁也更加嚴厲。明初設置閩、浙、粵三市舶司,而至1523年(明嘉靖二年)罷市舶司,停止寧波、泉州、廣州三大口岸的對外貿易。但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一方面澳門憑藉獨特的條件,“粵有澳門定例,准番船入口貿易”,到明末的近一個世紀裡,“一切貿易均在澳門進行”(2)。這樣,澳門就發揮其作為廣州外港和西歐國家在東方貿易中繼站的作用;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刻意經營澳門,大力發展轉手貿易,使澳門對外貿易迅速發展,這也是葡萄牙通過澳門對日本貿易的一個重要條件。澳門很快就發展成為了一個“高棟飛甍、櫛比相望”(3),“不愈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4)的商業繁榮的港口。由澳門聯結的重要貿易航線有三條: 即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而從商業貿易的利益來看,澳門的繁榮主要依靠於廣州─澳門─長崎的貿易,就是葡萄牙商人通過澳門而開展的與日本之間的貿易。有中國學者認為,“假如葡萄牙人能將對日貿易的這種繁榮情況延續二十年的話,澳門可能真會像所羅門時代的耶路撒冷一樣,獲得大量的黃金白銀,蓄積起無窮的財富”,(5)應該説不無道理。

那麼葡萄牙人又是如何抵達日本的呢? 東方金銀島的傳説在西方流傳已久,其地點因時而變,或言在印度,或言在馬六甲,至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問世,西方人才將其視線投向世界最東端的日本。馬可·波羅生動地描繪了東方金銀島--Sipangas(日本)的富庶,這無疑對西方探險家是一個巨大的誘惑。歐洲人和日本人的初次接觸是在1511年,偉大的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將在馬六甲遇到的一群人稱為“倭人”(6),這是歐洲人最早接觸到的這個島國上的居民。而直至1542年才有葡萄牙冒險家發現日本,“一場暴風雨把從暹羅前往中國途中的安東尼奧·達·摩特(Anthony Da Mota),弗朗西斯·賽姆斯(Francis Zeimoto)及安東尼奧·潘謝德(Anthony Peixodo)吹到了日本的Saxuma國的Congoxima港“(7),從此開始了葡日之間的直接交往,這種交往是在葡萄牙人前往中國途中無意地被風暴帶到日本而產生的,葡萄牙商人在日本很快就代替了以前中國的走私商。(8)

葡萄牙商人在最初的對日貿易中採取了對華貿易類似的手段,他們通過大量慷慨的送禮使日本官員和大名獲得好處從而贏得好感,而日本商人則在日漸盛行的葡日貿易中獲得鉅利。這樣,葡萄牙人進入日本的任何港口都受歡迎。(9)在日本,王公貴族競相把葡萄牙商人運輸貨物的大船(Great Ship)招致到自己的港口。每年從澳門開出的大貨船到達長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日本貿易的最重大事件,日本許多重要商業組織和富豪都是從與葡萄牙商人之間的貿易中發財致富的。1569年,Ouira的大名(Daimio)甚至將長崎讓與葡萄牙人,以便他們有一個永久性的停泊地。

葡萄牙人利用澳門不受海禁限制的便利,大規模的發展對日貿易。其對日貿易的利潤主要來源於用中國的絲綢換取日本的白銀。中國對白銀有一種似乎不能滿足的需要,而日本的銀價相對較低;日本人儘管自己也能生產絲綢,但對質地優良的中國絲綢仍舊大量需求。(10)這樣,葡萄牙商人便通過澳門這個港口,利用中國和日本不同的需求為自己創造了巨額財富。

在博克薩《來自阿媽港的大船(1959)》的附錄中有一份關於一艘由澳門開往長崎貿易船的貨單,清單上列有350至400噸貨物,共值165,000兩白銀,其中絲綢佔總價值的三分之二。(11)在龔克斯特《葡萄牙人留居中國史略》中載: “在大船Nau上,澳門葡商經常先放1500至1600Peculs的生絲和絲團,再放來自歐洲和印度的各種毛織品、棉布、藥材、香料、酒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奇珍異物,他們開始沒意識到這種貿易如同在Liampo(寧波)一樣有200%到300%的利潤。”(12)葡萄牙人對日貿易中賺取200%到300%的利潤,其獲利之鉅是可想而知的。

葡萄牙人從長崎送回澳門的貨物主要是白銀。明萬曆十四年,周元瑋曾有過記載: “廣屬香山(澳)為海舶出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13)而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記載“自倭回者(……),日本無貨,衹有金銀。”(14)據外文資料統計,從萬曆十三年至崇楨三年(1585-1630),平均每年由長崎輸入澳門的白銀達1,354,454兩。(15)而1636年,號稱對日貿易衰竭時期,由長崎赴澳門的葡萄牙船四艘,仍舊載有2,350,000萬兩白銀,佔貿易隆盛時期日本輸出白銀總額的二分之一(16),由此亦可推見葡日貿易之繁榮。

葡萄牙商人用這些白銀在澳門換取了更多的中國絲綢及其它物品後,便開始了前往果阿直至里斯本的航行,從而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1637年,日本基督徒發生叛亂。日本幕府於1639年將葡萄牙人全部驅逐出境,1640年正式禁止葡萄牙人在長崎貿易。至此,澳門─長崎的貿易遭到沉重打擊,但葡日貿易並未因此而完全中斷。中國和荷蘭商船依舊來往於長崎,葡萄牙人便利用這些途徑,偷偷地與長崎貿易。而葡萄牙在日本的影響也並未因此而中斷,17世紀初所有從歐洲開往東方的英國或荷蘭輪船上,都要有一位葡萄牙文敎師,懂葡萄牙文是任何前往這些地方的商人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在葡萄牙通過澳門對日本開展了近一個世紀的繁榮貿易的同時,大批傳敎士也東來傳敎,澳門成為東方傳敎路線上的一個港口,到後來發展成為東亞的傳敎中心,在日本基督敎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它“發展成為傳敎士和日本敎士的一個激發靈感之地,最後又成為被逐的日本基督徒之家,以及許多日本殉道者安息之所”(17)。澳門是日本基督敎發展的策源地和庇難所,儘管葡萄牙傳敎士在日本的事業最終以失敗結束。

這裡有必要簡述一下在遠東開敎的聖沙勿略在日本傳敎的情況,儘管他未能親眼見到遠東敎務的盛況。沙勿略於1542年抵果阿,後於1545年到馬六甲,並準備去中國傳敎。在他留居馬六甲期間,他遇到一位日本人,於是便乘機向他打聽日本國風俗民情以及其它對於傳敎有關的信息。之後,他決定先去日本開敎,然後再去中國和韃靼傳敎。沙勿略在預備去日本傳敎的過程中受到很大的阻力,但憑著對天主事業的熱忱,憑著心中不滅的信念和一種大無畏的精神,他於1549年留給敎友最後一句話“讓我們在中國,在日本或是在天堂裡再見吧”(18)之後,毅然登上了一艘前往日本的中國式海盜船,歷盡艱險於1549年8月15日抵達日本,在日本居住二十七個月。然而他的傳敎計劃在日本一點也沒實現,他沒能按原計劃一直到天皇面前傳敎,也沒能到日本的大學裡宣講敎義,最後於1551年11月20日離開了這個使他受盡磨難的地方。但他的心裡仍充滿了希冀和快樂,因為他發現對日本最好的傳敎方法是先到中國傳敎,“因為它(中國)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19)。沙勿略於1551年來到中國開創他的傳敎事業,他到中國的願望從來沒有如此迫切,因為他相信只要能把中國勸化,日本一定會受中國的影響而自動歸向天主。但他的確太樂觀也太急切,他抵達中國後始終沒能進入中國內地傳敎,而於1552年12月2日逝世於上川島。

沙勿略懷著對天主敎事業的無限熱忱而遺憾地客死他鄉,但他勇往直前的精神被一大批後繼者繼承,他們在以後的歲月裡,以澳門為駐足地,辛勤而富有成效地開創了日本的傳敎事業。

葡萄牙商船的到來,不僅給日本帶來了中國的絲綢和各種珍奇物品,而且一並帶來了天主敎的福音。當時日本幕府從發展經濟、溝通國外貿易出發實行開放政策,歡迎葡萄牙、西班牙商船來日通商,同時對天主敎的傳播也持默許態度,有時為了貿易的利益,還要依賴傳敎士在幕府和商人之間的中介作用。此外,各地大名為了經濟上的鉅利,爭相邀請葡萄牙人到自己的領地上定居,而一些葡萄牙人也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在日本的一些主要口岸娶了最富的日本人的女兒為妻,這樣以血緣為紐帶形成的社會關係,大大鞏固了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地位,也有利於天主敎在日本的傳播。經過傳敎士的辛勤工作,到16世紀90年代,日本基督徒達三十萬人,佔日本人口總數的1.3%,有不少戰國的大名,如末後國的大友宗麟,肥前國的大村純忠、有馬晴信,攝津國的高山石遼等人都成了耶穌會的忠實信徒。(20)

在如此蓬勃的傳敎事業中,澳門起了甚麼樣的作用呢? 日本敎區的繁榮一度使日本的傳敎士感到無力應付,而澳門就在日本和印度之間充當著供應敎會組織和事物發展之用的駐足地。它一方面給前往日本的傳敎士加授聖職;一方面利用當地的神學院培養大批日本的基督徒以便將他們輸回日本。

一般東來並前往日本傳敎的耶穌會士均要在澳門停留一段時間,熟悉遠東的環境和工作,並在澳門接受聖職。被譽為最重要的日本傳敎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1561-1633),在日本傳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在日本居留達三十三年(1577-1610),曾任代表印度總督使團的范禮安的主要翻譯,因而得到豐臣秀吉的賞識。他被選為官方翻譯並一直延續到家康時代。1597年3月20日,豐臣秀吉決定,除陸若漢和與澳門的貿易必要的人員外,驅逐長崎所有的神甫,而陸若漢可以自由選地點作為居所。後德川家康任命其為駐長崎的貿易代理,這些都充份説明了他在日本的顯赫地位。陸若漢於1596年4月至7月間,回到澳門與其他五位耶穌會敎友一道被佩德羅·馬爾丁斯(Pedro Martius)神甫任命為牧師,然後重返日本繼續工作。他在1610年被迫離開日本,後來到澳門,至1615年成為澳門敎區大主敎的佈道者、顧問兼敎區總管的助手。另一耶穌會士路易斯·德·阿爾梅達(Luís De Almeida),作為一名醫生、傳敎士和商人,他被譽為“那個國家(日本)最偉大的傳道者之一”,在長崎他的墓碑上刻有“1567年到達長崎的第一個葡萄牙人”,而日本大分(Oita)最大的醫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日本一方面從事傳敎工作,一方面將歐洲的醫學介紹給日本人,在日本產生很大的影響。阿爾梅達敎士於1579年同其它三個耶穌會敎友一道被耶穌會巡視員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從日本派到澳門接受神甫聖職,並於1580年返回日本,繼續傳敎。

另一方面,澳門也擔負著為日本培養基督敎神職人員的使命。耶穌會士在澳門創辦的聖保祿神學院,其主要目的就是培養傳敎人材,不僅為中國,而且為日本等地輸送了大批的神職人員。1597年,日本敎區主敎佩德羅·馬爾丁斯的副手路易斯·塞爾凱拉在澳門為第一批日本人加授神職,這些日本人均在聖保祿學院研讀過。澳門聖伊納爵神學院則是一位日本神甫保羅·多斯·桑托斯出資3,000兩白銀與一位耶穌會神甫弗朗西斯科,帕切科於1623年建立。該院就有日本修士研讀,學成後派往日本傳敎。1622年有馬尼拉到澳門的西班牙籍方濟各修道會士胡安·馬丁·克利門特神甫就曾經提到過這所日本和交趾青年人接受神職訓練的神學院。根據博克薩的記載,伊納爵神學院的創辦人保羅·多斯·桑托斯曾捲入日葡糾紛,博克瑟解釋原因道: “……日本人最為惱怒的是,保羅·多斯·桑托斯是在募集錢財供養在澳門的十二名日本青年基督徒,以便日後暗中將他們遣返日本傳敎,而無視幕府發佈的命令。”(21)由此可以推斷,澳門的確為日本培養和輸送了為數不少的基督敎神職人員。

由於天主敎勢力在日本的日益壯大,威脅著日本幕府統治的穩定,德川家康及其繼承者自然不能容忍用上帝的神靈來代替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到17世紀初,便開始了迫害天主敎徒、驅逐傳敎士和禁止天主敎的行動。此外,由於荷蘭人的妒忌心理導致其從中作梗,使葡萄牙在日本的勢力於1636年遭到致命打擊。是年荷蘭人聲稱在截獲的一艘開往葡萄牙的船上發現一封由日本基督徒摩洛(Moro)寫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的信,信上聲稱在歐洲軍隊的協助下,日本會從偶像崇拜中解放出來,而人數已經很多的日本基督徒會促成這個計劃的實現。(22)儘管此信的可靠性值得懷疑,但它仍舊決定了葡萄牙人在日本的黯淡前途,遂至1639年葡萄牙人被全部驅逐出日本。大批受驅逐的葡籍耶穌會士紛紛來到澳門,繼續從事傳敎活動,而大量遭受迫害的日本基督徒也來到澳門,把它當作庇難所,澳門甚至還成為了許多日本殉道者的安息之地。

隨著葡日交往的中斷,澳門的繁榮自此又失去了一個重要因素,從而宣告了澳門作為葡日交往中介的黃金時代已接近尾聲。

這裡需要補充的是,在日本的耶穌會傳敎士與葡萄牙商人之間相互依存,結成了一種對雙方都有利的同盟,而不同於來至中國的傳敎士如利瑪竇等,力圖避開與葡萄牙商人之間的關係,以便能更順利地在中國傳敎。這是因為在日本,商船的到來不僅對那些喜歡商品的領主和大名是一個鼓舞,也為使大批農民隨領主皈依天主敎提供了機會,而商船不來就會使人們恢復以前的信仰,因此日本一位傳敎士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在《東印度省事物概述》第17章<關於吸收和保持基督徒的方式>中寫到,“繼上帝的恩賜和恩惠之後,過去和現在對我們的主要幫助就是航海船”,商人和傳敎士的不同目標由於類似的途徑而一致起來。最初,在日本的傳敎活動十分依賴於商人的貿易,到後來,傳敎士們直接參與到貿易中來,以便解決維持傳敎事業的財政問題。他們的行動曾使葡萄牙王室和耶穌會內部有不同的反應,以致出現禁止或允許這種貿易的態度多次反復,一直維持到17世紀,説明這個問題的解決並不容易。日本的傳敎士仍舊繼續著這種主要通過澳門的絲綢貿易,這在日本古代藝術中特有的“Namban-Byobu”直譯過來為“南蠻屏風”中明顯反映出來,最典型、最普遍的南蠻屏風的內容只有一個--一艘葡萄牙船抵達日本,乘客和船員下船,日本人和傳敎士則在陸地上迎接。(23)這説明葡船的到來一方面受到日本人的歡迎,另一方面又是傳敎士的企盼。

赴澳門之日本人,為數也不少。由於日本國內豐臣秀吉鞏固自己權力之前進行了一系列內戰,使日本低層人民生活條件及社會條件機其惡劣,許多人把子女甚至將自己賣給在日本的葡萄牙人作奴隸,有許多便跟隨主人來到澳門。隨著澳門日本人數漸多,而且他們又在葡萄牙人的操縱之下,“澳中私蓄倭奴,且私築城垣,抗殺官兵”(24),十分囂張。明史佛朗機傳引張鳴岡之言謂: “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這樣廣東地方政府便覺非加以驅逐不可,並於1614年(萬曆四十二年)見諸實行。按《澳門記略·官守篇》中載有萬曆四十二年海道副使俞安性條具五事,勒石永禁,與澳夷約,其第一條即曰: “禁畜倭奴。凡新舊夷商敢有仍前畜養倭奴順搭洋船貿易者,許當年歷事之人前報嚴拿,處以軍法,若不舉一并重治。”(25)

後日本禁天主敎,又有大批日本基督徒逃往澳門。1636年,嫁給葡萄牙人的日本婦女及其子女共287人被流放至澳門。這些來澳門的日本人便因此定居下來,而終老於斯。他們也曾參加澳門的建設,著名的大三巴敎堂的建設就有日本工匠參加。

日本於1637年爆發島原天主敎徒起義,使幕府加緊執行禁敎政策,屠殺敎徒,同時決心閉關鎖國。1639年,幕府下最後“鎖國令”,禁止與外國貿易,各國商人敎士等都被驅逐,只許中、荷兩國在長崎通商。而葡萄牙人在失去與日本的直接聯繫後,為了重新打開局面、恢復貿易和傳敎自由而曾採取過幾次行動,但均遭失敗。第一次1640年,澳門議事會派遣四位卓越人士出使日本,調解矛盾。他們抵日本長崎後,日本當地商人拒絕了本應屬於他們的四十萬兩白銀,而這些使者連同其餘五、六十人一道被處死,只有十二人保全性命返回,將此噩耗帶回了澳門。第二次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派使臣斯奎瓦(Gonçalo de Siqueira)出使日本通報其登極一事,日本政府下令不准對使者有任何傷害,但命令其安靜地離開,此次又一無所獲。最後一次於1685年,是年有十二名日本商人被風暴吹到了澳門附近,被葡萄牙人救起,澳門議事會欣喜地將此事看成是上帝關於將在日本重新開始傳敎和貿易的旨意,於是派專人護送十二人回國,但得到的是更嚴厲的答覆: 葡萄牙船隻不准再以任何藉口在日本海岸出現。(26)這樣,日本嚴格地執行著鎖國令,直至被殖民者用槍炮打開大門。

澳門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澳門與長崎之間的貿易。到17世紀中葉,隨著兩地貿易的結束,澳門的黃金時期也已接近尾聲。但在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澳門無論作為商品貿易港還是東方傳敎中心,它在兩國間所起的中介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註】

(1)《澳門記略·形勢篇》

(2)《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 Andrew Ljungstedt,1836,Boston,頁83°C

(3)《澳門記略·官守篇》

(4)《南海縣誌》卷12劉延元。

(5)《澳門史》頁111,黃鴻釗,商務印書館,1987。

(6)《“東印度的艦長”--偉大的阿·德·阿爾布奎克論集》第3部份第18章,里斯本,1576。

(7)同注(2),頁116。

(8)同注(2),頁118。

(9)同注(8)。

(10)From Portugal to Japan: Macau'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Trade(《從葡萄牙到日本: 澳門在世界貿易史上的地位》),R. D. Cremer載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Edited by R. D. Cremer,1987,Hong Kong.

(11)同(10)。

(12)同(2)頁119。

(13)《涇林續記》頁3。

(14)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3。

(15)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Old Japan Trade1555-1640.

(16)同(2)頁119。

(17)<澳門的日本人>,文德泉神甫,載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3年第17期。

(18)《天主敎16世紀在華傳敎誌》,裴化行著,商務印書館,1937,頁65。

(19)同(18)頁69。

(20)《簡明日本古代史》,王金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48。

(21)同(17)。

(22)同(2)頁119。

(23)<葡萄牙在日本的影響面面觀(1542-1640)>,查理斯·鮑克塞爾,載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3,第17期。

(24)《野獲編》卷30<香山澳>。

(25)《澳門記略·官守篇》。

(26)同(2)頁120-121。

*江瀅河,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本冊第 147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