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化的特色、優勢與前景
澳門文化已有四百多年歷史，與廣東、港台比較，有其相同的一面，亦有其獨特的一面。若能掌握其獨特性，好好利用它發揚它，那麼在1999年之後，在兩岸四地之中澳門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否則有被同化和吞併的危險，而消逝於雷同之中。
澳門文化，狹意來講，包括種族、宗敎、語言、敎育、文學、民俗、建築、園林、音樂、美術、戲劇、飲食、博彩等。廣義來講，還包括法律文化、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總之它包含了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是勾畫本地面貌以區別於其它地區的主要標誌。
從地域來説，澳門文化同屬嶺南文化，並具有嶺南文化的開放性、重商性、多元性、兼容性等特徵，而其開放性和兼容性表現得更為突出和強烈，尤其在種族、語言、法律等方面，與其它地區有顯著不同，茲不一一贅述。
從歷史上看，澳門是最早開放的經濟特區和文化特區，是四百五十年來東西交往的特殊橋樑。
在16-17世紀，澳門曾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據點，西連南亞、非洲和歐洲，東連日本、東南亞和南美。海上貿易的興盛也促進了文化交流。澳門當時成為遠東最早的傳敎中心並由耶穌會建立了遠東第一座西式大學，即聖保羅學院，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精通漢語和中國文化並懂得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西方傳敎士，例如意大利的利瑪竇，德國的湯若望，葡萄牙的徐日昇，法國的金尼閣等，同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國學者一起，將西方的文化和科學技術，如天文、數學、曆學、醫學、物理學、建築學、軍械學、語言學、哲學、音樂、美術等傳入中國，後來也傳到日本和東南亞各國。
與此同時，這些傳敎士又將中國文化的精華，例如“天人合一”、“民為貴”等哲學思想、重農思想、考試制度、中醫中藥學、中國文學、中國手工藝、中國茶道、中國建築、中國畫等，以西方各種文字介紹到歐洲。
這種雙向的文化交流推動了社會變革。在西方則引發了啟蒙運動，並導致了後來的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革命，也推動了工業革命，在藝術上則形成了具有東西合璧獨特風格的“羅科哥”派。
在中國，由於西方文化的傳播，使中國社會的先知先覺者，從太平天國的洪秀全，鴉片戰爭的林則徐，自強運動的魏源，重商主義的鄭觀應，變法維新的康有為、梁啟超，直到辛亥革命的孫中山，都或多或少從澳門傳入的西方先進思想中吸取了變革社會的精神養料，而且促使中國的傳統文化開始呈現出多元性，推動了科技、經濟和敎育的發展。
致力於培養雙向文化交流人材的聖保羅大學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是澳門值得珍惜的文化遺產。1994年我們慶祝聖保羅學院成立四百週年，並邀請東西方學者參加研討會，共同研究如何繼承和發揚該學院努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精神，希望這種精神能千秋萬代流傳下去。
聖保羅大敎堂雖經幾次大火的摧殘，但其門牆至今仍屹立不倒，成為東西文化交融的歷史見證，今經修復，已面目一新，希望永遠成為澳門的城市標誌。
其實，在近代史上，兩次世界大戰和抗日時期(當時澳門隨葡萄牙保持中立)，以及後來鎖國和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澳門仍保持其溝通中外的橋樑作用。到了1978年，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澳門成為中國引進資金、技術、信息和管理知識的第二個窗口，而且也是兩岸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另一橋樑。
由於澳門這種特殊地位，使它在歷史上免受戰火和極左思潮的衝擊和浩劫，並使其文化遺產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華人社會中屬於道敎、孔敎、佛敎、伊斯蘭敎，媽祖崇拜的數十間大大小小的寺廟以及閩粵一帶的民俗和舊傳統，仍然保留得完整無缺，甚至中國其它地方已絕跡的，在澳門仍可找到。屬於西方文化的，有古老的天主敎和近百年興起的基督敎，有十多間敎堂及其所屬的各類學校和社會福利機構，華人中亦有幾萬名信徒。屬於東西方宗敎中間帶的巴哈伊敎，在近十年內有較大發展。這些宗敎在澳門的歷史都有詳細記載，收藏在敎會、寺廟和政府的圖書館或檔案館內，供後人參考和研究。
與其它地區不同，這些宗敎在澳門表現出來的兼容性特強，能夠和平相處而沒有發生過公開或流血的衝突，每年的耶穌神像遊行可以和慶祝媽祖誕或關帝誕的拜神求福活動並存，有時一人參加幾種活動。政府的大型建設，往往請敎會主敎和禪院大師一起主禮。
從並存到交融，在種族和民俗中尤為明顯。葡人和華人或其它東方人通婚，在澳門已有幾代，形成土生葡人階層，具有自己的“混合”文化。即使在純華人社會中，有不少採取中西合璧的婚禮，即白天進敎堂，晚上擺酒席。政府也充份照顧到這種華洋雜處的習俗，把雙方的傳統節日一律列為公眾假期，出現了澳門的公眾假期多於香港的現象。
這種華洋雜處、中西合壁的現象還表現在語言和飲食方面，而在建築方面則更為突出。拉丁風貌與中國風格相結合的建築在澳門半島原建築面積中就佔了五分之一。不少建築已列入政府文物保護範圍之內，自1976年已立例對這些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進行了修復，保持其外貌，更新其內部，使澳門得以避免像香港那樣遭受地產商業化的衝擊，不少文物都變為高樓大廈。澳門的文物保護受到聯合國的重視，且已列入澳門基本法中。
澳門這種東西合璧的博物館式社會，既看得見也摸得著，並已成為今後發展文化旅遊的重要資源。隨著澳門機場、鐵路、高速公路的逐步建成，以及工商業活動中心逐漸向離島及填海區轉移，有不少人在動腦筋把澳門半島建成活的博物館，不但將原有的東西加以修復、充實和提高，還考慮建立新的、具有澳門特色的大型人文景觀，以吸引遊客，並與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旅遊景點連接，形成遠東地區獨具風格的文化旅遊專線，從而減少澳門對博彩業的過份依賴，而且有不少人認為澳門在這個文化旅遊專線中可以發揮龍頭作用。
在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澳門製造業已日益衰落的今天，許多有識之士提出以澳門文化上的優勢彌補澳門在經濟上的劣勢。
顯然，由於澳門地域狹小，人口少，敎育落後，人材缺乏，在技術和管理方面不及鄰埠香港，在經濟上很難與香港及內地迅速崛起的縣市競爭。但它畢竟仍是華南地區第二個自由港，在金融、信息方面與外界保持密切聯繫，特別是與歐共體的聯繫方面，仍保持一定優勢。因此它在近期仍可以為珠江三角洲特別是其西部地區，繼續起服務中心的作用；而從長遠來看，它還能成為中國包括台灣和香港通向拉丁世界的特殊橋樑。這是一種潛在的、大有發展前途的特殊功能，它所憑藉的就是澳門在文化上的優勢，也就是以葡語為基礎的行政文化和法律文化，以及由此體現的拉丁文化特色。
從語言上講，葡語與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羅馬尼亞語，同屬拉丁語系，彼此基本上不用翻譯就可以聽得懂或看得懂。葡語在其中又是保留古老語法傳統最多的，因此由葡語再學其它拉丁語種並不太困難。
雖然在澳門懂葡語的人祇佔人口極少數，但因它是官方語言，在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門中仍佔主導地位，近幾年澳門華人學葡語的也逐漸多了起來。
語言和法律是通向拉丁世界的主要工具，而澳門完全俱備這一條件，這是香港或內地任何一個地方所不能取代的。拉丁語系國家包括南歐、非洲和拉丁美洲，約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目前多數仍處於發展中階段。中國同這些國家的來往不及同英語國家來往多，而對中國的對抗往往來自英語國家。應該説，今後中國同拉丁世界的來往會大大加強，而澳門為此提供了最快捷、最方便的通道。近年來，澳門與歐共體簽訂的多方面合作協議，實質上已為此鋪平了道路。
問題是善不善於利用這種便利條件為中國的現代化服務。要鞏固和發展這些條件，還必須做大量的工作，需要內地各方面的人士協助解決。
1)首先要扭轉“大香港，小澳門”或“大珠海，小澳門”的錯誤觀念，充份認識到澳門的特色和優勢及其不可替代性。
2)協助澳門做深入的調查研究，從人類學、社會學、史學、法學、經濟學、建築學、神學、文學、美學等多種學科進行科學分析和綜合研究，發現和總結其獨有的發展規律，創立與鄰近地區有別的澳門學。
3)協助澳門培養各方面的人材，尤其是人文科學方面的人材，編寫有關澳門的各種敎材，普遍實行公民敎育，以加強澳門人的歸宿感和使命感。
4)鼓勵澳門人多學外語，尤其是葡語及其它拉丁語種，並協助澳門大學成立拉丁文化研究中心，為全面展開與拉丁語國家的聯繫打下基礎。
5)落實對澳門土生葡人的政策，因他們是拉丁文化的天然繼承者，採取各種有效措施使他們繼續安心地為澳門的穩定繁榮服務，與華人友好相處，取長補短，長期合作。
6)改變對澳門的移民政策，即由輸出文化素質低的勞工，改為有計劃地輸出技術和專業人材，包括吸入大量留學生，提高澳門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以利於保存和發揚澳門的文化特色。
7)鼓勵澳門立法會和政府在文化各個領域內立例，以保護澳門的文化遺產，使澳門文化的拉丁色彩在1999年之後不致於淡化或消逝。
祇有四面八方，包括澳門人自己，都能立足於維護澳門的文化特色並發揚其優勢，那麼澳門在下個世紀才有可能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並在同鄰近地區的競爭中保持其自主性，在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長遠目標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嶺南文化與澳門
一、對“嶺南文化”的界定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嶺南文化的範圍與界定仍存有爭議。有不少人認為從地理位置上看，嶺南地區就是指以南嶺為界，長期與中原隔絕的廣東、海南和廣西大部份地區，甚至縮小到廣東地區或廣府地區。筆者認為這種界定還不夠科學，局限性大，因為它著眼於十多萬年前在粵北、粵中地區生息的“馬壩人”原始文化為起點，發展至後來的百越文化以及近兩千年的廣府文化，與中原文化相對獨立發展。其實，自唐、宋以來，中原的漢文化通過幾次大的南下移民潮以及陸路交通的發展，對嶺南地區比較落後的“南蠻”文化不斷進行衝擊，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原文化基本要素的嶺南文化，是整個漢文化的一個支流，亦可稱之為地域文化或離中央政府較遠的邊陲文化。
自明、清以來，由於遠洋交通及東西方貿易的發展，嶺南地區成為海外移民的出口以及東西方文化碰撞和交匯處，因此它帶有明顯的華僑文化、外來文化、以及邊陲緩衝文化，與中原地區較為純粹的漢文化確實有所不同。從族群和方言的構成來看，它早已衝破以廣府文化為主這個局限，而加雜著其它文化，例如來自北方的客家文化、來自福建的潮汕文化，以及介乎閩粵之間的海南文化。
因此不論從地域(五嶺以南的邊陲沿海地區)或方言來看，現代概念的嶺南地區也應該包括福建省和台灣省，因為在地理上閩粵之間並非以嶺相隔，兩地族群之間早就相通，而台灣人大部份又是從閩南和粵東移民過去的，屬福佬文化和客家文化，因此整個地區的文化更確切地説應稱之為“華南沿海文化”，與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相適應。換句話説，原來的“嶺南文化”是屬於範圍更為狹小的歷史概念，而“華南沿海文化”是內涵更為廣闊的現代概念。
自從1978年國內改革開發以來，中央政府首先把廣東與福建兩省列為特區，五個經濟特區亦設在兩個省內，在後來增加的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中，本區又佔了一半。
從近十年的發展來看，閩、粵、桂、瓊與港、澳、台的經濟整合正在加速進行，華南地區超越地域界線的經濟圈正在形成。
因此從海洋文化、移民文化、邊陲文化這個共性來看，不宜從狹義來理解和界定嶺南文化，並不宜向後看，而應向前看，研究在下個世紀這個地區(即兩岸四地)的文化在推動和發展中華文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這個地區絕不會以廣府、福佬或客家方言作為互相溝通的語言，而自然會以普通話和現代漢語作為互相聯繫的紐帶。
這個地區固然存在不同族群文化，包括少數民族(瑤族、黎族、苗族、僮族和高山族等)的文化，隨著經濟、交通、電視、特別是電子傳媒的發展，以及他們之間更頻繁的交往與通婚，族群間的差別會逐漸淡化，當然，不能採取強行同化的辦法促其統一。
但是從行政劃分來説，粵、閩、桂、瓊、港、澳、台各部份均長期保持其行政相對獨立性，在文化上的區別亦會長期存在，而且應當保留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多元中求統一。
二、嶺南文化的共性及其與中原文化的相互作用
整個華南沿海地區最早面向海洋，處在東西方經濟與文化交流的前哨，因此它具有與中原文化不同的若干特徵:
1. 重商性和科學性
中華文化以中原的內陸性文化為本，以儒敎的重農抑商為傳統，小農經濟的價值觀長期佔統治地位；而華南沿海地區自唐、宋以來同海外已開始有貿易往來，商業已開始衝破小農經濟的束縛。到了明末，這一地區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商品經濟逐漸發展。泉州是鄭和7次下西洋的據點，帶動了閩南的經濟發展。廣州在明、清鎖國時期成了南方唯一的通商口岸，與澳門這個最早的經濟特區一起帶動了珠江三角洲經濟的發展。到了近代，港澳雖帶有殖民地經濟的特徵，但它們始終是華南地區的自由港，在最艱難的戰爭年代和鎖國時代，仍然是中國大陸通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到了今天亞洲的經濟現代化水平較高的“四小龍”，有兩個在本區，成為整個區域趕超的目標。而澳門按人口平均產值計，早已進入“四小龍”行列。毫無疑問，華南地區已成為中國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自由競爭觀念已逐步代替了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性，現代化的管理制度正在逐步代替小農的封建家長制和宗法傳統。
現代化經濟的發展自然要求閩粵培養大量各方人材。因此這個地區普遍重視敎育，尤其以台灣、潮梅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更為突出。老百姓敎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助於擺脱落後的小農經濟的愚眛和迷信，而增強現代科學意識。與商品經濟相配合的科學性，還表現在務實性和開拓性，勇於實踐，勇於創新，而少具保守性或空想性。這就是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能夠走在全國前列的重要文化因素。
在港澳台，由於自由經濟比較發達，公民已逐步擺脱封建的等級特權制和儒家的“三綱五常”，而樹立民主制意識，要求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建立所有的人不分種族、不分宗敎和政治信仰、不分官與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社會。這種法治意識亦擴散到珠江三角洲等地區，許多人意識到法治的建立是市場經濟得以健全發展的重要前提。
同時人們也注意到，一些地區由於法治不健全和公民敎育落後，使“一切為了名利”的“金錢掛帥”意識泛濫，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現象漫延，黃、毒、賭在“通俗文化”，“享受第一”的幌子下大行其道，而置基本倫理道德於不顧。這些消極面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
2. 開放性和兼容性
華南沿海地區的海洋文化，經過數百年與外界的頻繁接觸，形成了與內陸的閉關自守的文化心態完全不同的具有高度開放性和兼容性的特徵。從人口結構來説，這個地區，尤其是僑鄉，有海外關係的居民佔大多數，而如今全世界三千多萬華僑和華人中，來自閩、粵、瓊、桂、台者亦佔了絕大多數，他們或多或少同祖籍還有親戚來往。
港澳台及海外華人是在華南地區投資最早和最多的，並由他們帶動了其它海外投資及開展海外貿易關係。這些華人還在家鄉投資興辦學校、醫院、圖書館、文化館等，並建了大批西洋式的住宅和樓宇，引進了帶有中西合璧特徵的“華僑文化”，使本地區的文化更具多元性和開放性，並形成了本根文化與外來文化相結合的新文化，表現在語言、建築、美術、音樂、文學、民俗、飲食、工藝方面，與北方的中原文化具有不同的風格和氣派，在美術、建築、文學方面形成獨特的嶺南派。這種中西合璧的現象在港澳因直接受外國統治多年，而更為明顯和深刻。
在近代史上，華南地區除了在抗英、抗日時期以武力對付侵略者外，一般對外來文化採取兼容的態度，與北方採取長期抗拒和對抗的態度有所不同，最明顯的是對伊斯蘭敎、基督敎的傳入以及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表現了開闊的胸襟，不把它們當作異端邪説加以排斥，而是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在鴉片戰爭之後，在嶺南地區開辦了許多西式學堂，傳播西方的先進知識，並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創立了變革社會、救國救民的學説。
華南地區既然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前哨，在交融過程中有個不斷篩選的問題，凡是有助於推動社會進步、豐富文化生活的都應吸納，反之那些有害於社會、敗壞社會道德或已過時的東西，都應摒棄，否則嶺南文化將失去其先進性，成為一堆垃圾。
3. 邊陲性和反叛性
華南地區既然以五嶺與中原相隔，遠離中央，在歷史上形成一種邊陲地帶，鞭長莫及，中原的傳統文化到了這些邊陲地帶自然淡化，而對於外來文化的吸納就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納力，中央難於控制。對中央政府來説，它亦形成天然的緩衝地帶，允許外來文化立足並在此地做試驗，觀其後效，對其激進性設有緩衝的餘地。這種邊陲性和緩衝性對傳統文化的發展帶來了莫大的好處，使它在更寬容的範圍內得以改進和創新。這也説明為甚麼明、清以來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和革命家，如鄭成功、林則徐、鄭觀應、洪秀全、容閎、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朱執信、孫中山等等，都出自這一帶。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對於推動中國社會變革、促進中國走向近代化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們勇於擺脱封建束縛、學習外國先進、大膽創新的精神為後來尋求救國之道的年輕人所欽佩和仿效。
在某種意義上説，他們提出的新主張，往往帶有反叛性，反叛舊傳統中已經過了時的、陳腐的東西，向舊權威挑戰。這種反叛性具有合乎時代要求的合理性，因而取得本地居民的認同和支持，而不斷形成一種要求變革和更新的浪潮。這就是嶺南文化得以生存和具有發展生命力的所在。
有人害怕廣東被“香港化”，福建被“台灣化”，實質是害怕舊條條框框被來自海外的新鮮空氣所吹垮。實踐證明這種杞人憂天是多餘的。我們要佩服鄧小平的遠見和膽略，把五個經濟特區設在華南港澳台之鄰，目的就是讓港澳台帶動特區，再由特區向全省、全國幅射，波浪式地推進市場經濟並逐步建立法治。這就是華南沿海文化向中原文化輻射的過程，近十年來僅僅是開始，離現代化目標尚遠。既然在華南地區可以試驗成功，就沒有理由不推廣到全國。
當然，推廣需要時間，其速度比國民革命軍自廣東北閥還要緩慢得多，因這涉及中原文化深層結構的變化，欲速則不達。關鍵在於普及敎育，培養大批既懂中國傳統文化，又懂西方文明的人材，並讓他們深入研究嶺南文化的規律性，吸取其成功之處，向全國推廣。在推廣的過程中既要保存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同時吸納外來文化一切先進的因素，既不忘本，也不保守。看來百多年來中國知識界中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問題，還要長期爭論下去。
三、澳門文化的獨特性和作用
從地域上説，澳門文化同屬嶺南文化，具有嶺南文化的上述重商性、開放性、邊陲性等特徵，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現得更為強烈和突出，但由於長期受葡萄牙管轄，以澳門為通道進行的中西方文化交匯的歷史已有450年，比香港還長，因此形成了與鄰近地區不同的獨特性，即:
1. 濃厚的拉丁色彩
與香港的盎格魯薩克遜傳統不同，澳門受拉丁文化的影響較深，表現在種族、語言、法律、行政、建築、民族、飲食等方面。
在種族方面，葡人四百多年來同華人，東南亞人、印度人、非洲人、日本人通婚後在澳門定居的後裔，尤其是同華人通婚後的後裔，統稱土生葡人。他們有的與祖籍雖已失去聯繫，但仍沿用葡人的姓名，受葡語敎育，但在家中或社會上講粵語，在風俗習慣方面同本地華人並無兩樣，但大部份人仍信天主敎，在語言、飲食方面具有中葡混合的特徵。他們有恐共心理，在1949年和文化大革命反葡的“12·3”事件後，大量移民美、加、澳洲等地，但留下的至今仍有一萬多人，他們比華人更有強烈的歸宿感，在政府部門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不懂華語的葡人同不懂葡語的華人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樑。他們是繼承和傳播拉丁文化的中介人，他們的利益受中葡聯合聲明的特別關照，並受到基本法保護，希望在過渡期中提高他們的語文和專業水平，讓他們在1999年之後繼續發揮作用。
葡語和漢語是澳門的官方語言，1999年之後仍然如此。葡語目前主要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佔主導地位。在社會上儘管祇有3%的人懂葡語，但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華人學葡語，其使用範圍僅次於英語。按基本法規定，既然要在1999年之後繼續保留原有的政治法律制度五十年不變，而且如果澳門要成為中國同歐洲及拉丁世界溝通的特殊橋樑，那麼葡語及其它拉丁語種的使用範圍將會繼績擴大。用葡文寫成的歷史檔案、資料、報刊、書藉等，內容非常豐富，至今保存得很好，是研究澳門歷史、中葡關係史、東亞和東南亞歷史的寶貴資料。尤其是四百年前耶穌會的傳敎士通過澳門開始將西學東傳，又將中學西傳，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其偉大的歷史功積和精神仍值得後人讚賞和繼承。
澳門的現行法律是百多年來在本地全面實行的屬於歐洲大陸法系的葡國法律，同在香港實行的海洋法系不一樣，同時它吸收了過去清末民初在本地實行的中國民法的一部份。這些法律經過一番清理、增刪、翻譯，並經本地立法會通過後就準備在1999年之後繼續使用，為此需要培養大量的雙語法律人材。
澳門的拉丁文化還突出表現在建築風格上，如敎堂、砲台、酒店、辦公樓、俱樂部、住宅、庭院等，佔澳門半島建築面積五分之一，與中式的廟宇，商店，茶樓等形成澳門的文物群，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由政府專門機構負責維修，避免受商業化浪潮的破壞。應該説，澳門的文物古跡比香港多，而且保存得更好，受聯合國關注，並已寫入基本法內，旨在實行長期保護。它們是澳門極其重要的旅遊資源，在經過一番挖掘、清理、優化後，同即將興建的富有特色的大型人文景觀一起，使澳門得以在1995年建成新國際機場後，有可能變成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旅遊“龍頭”，擺脱它長期淪為香港旅遊附屬的劣勢，而且有可能使澳門博彩旅遊比重下降，文化旅遊的比重提昇。
2. 中西文化交融的和諧性突出
澳門自16世紀建埠以來，一直是華洋和平共存的社會，極少發生流血衝突，同香港英人用武力佔領的方式不同。祇有在鴉片戰爭後，葡人借清朝的衰勢，才擴大其佔領，並曾有販賣奴隸(“豬仔”)的黑暗時期。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又有“12·3”暴力事件發生。除此之外，兩個民族基本上是和平相處的，兩種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直至19世紀後半期長期共存，沒有發生衝突。
值得一提的是佛敎、伊斯蘭敎、天主敎、基督敎等，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世界許多地方，都發生過互相之間的激烈衝突，唯有在澳門一直保持互相尊重和寬容。直至今日，不少市民信兩種敎或參加兩種敎的活動而不受干預。天主敎的主敎及佛敎的大師常同時出席各種大型慶典，肩並肩為一些大型建設祝福。兩個民族的節目均列為公眾假期，令澳門的公眾假期比香港還多。
葡萄牙在1974年發生推翻薩拉沙獨裁統治而建立民主政制後，澳門亦設立立法會，允許華人參政，甚至比香港更早實行立法會的部份直選。在立法會中，葡人議員與華人議員之間基本上能夠協商共事，未發生過大的衝突，即使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仍然如此。
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不像香港那麼複雜、曲折和拖延，而能夠迅速達成協議，中葡聯絡小組內亦沒有香港那麼多爭議和激烈衝突。
可見兩個民族、兩種制度、兩種文化長期和平相處的模式可以稱之為“澳門模式”，它不同於充滿衝突的“香港模式”。此兩者的區別值得好好分析和總結，從中找出其規律性和值得推廣的經驗。
當然在澳門還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例如行政效率低、敎育相對落後、公民意識和法治意識差等等，需要向香港和鄰近地區學習。況且澳門地域狹小，人口少，經濟長期處於劣勢，因此祇有充份發揮此地在文化上的特色和優勢，才能在今後同鄰近地區的競爭中生存和發展，並在整個華南地區發揮澳門應有的作用，為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為促進亞太地區和歐洲及拉丁世界更密切的交往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澳門松山燈塔
(中國畫)
謝 舸作
*魏美昌，現任澳門政府文化司署副司長，兼任澳門政府《行政雜誌》社長助理，澳門文化研究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