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在亞洲強有力的擴張始終沒有跨越馬六甲海峽。海峽以內的地區，現實環境慢慢發生著變化，不僅在溝通方面表現出差異，甚至連最基本的語言交流也存在著障礙。
在印度洋的沿海區域，商業用語和外交用語通常是阿拉伯語，甚至是希伯萊語。而遠東和美洲一樣，葡萄牙人在這裡遇到的文化，受其語言限制，使雙方的溝通沒有一個共同的語言載體。
雖然馬來人和華人——馬來人的混血兒在許多時候可充當翻譯，但這並非長久之計，而且在處理敏感事務的時候還會帶來風險，因為翻譯也許擔負著不可告人的使命，或者會走露風聲。
因此，在當地為外交活動培養翻譯已成為當務之急。處於兩個權力中心的澳門在外交方面需要同中國官吏和宮廷打交道，但雙方都各自使用自己的語言並一絲不苟地按照各自的禮儀行事。
一方面，必須幫助葡萄牙的外交使團開展同中國的外交活動；另一方面，應該為澳門與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進行有效的對話創造條件。
不該忘記的是在瞭解中國宮廷繁文縟節方面，被北京宮廷重用的耶穌會教士貢獻良多。
澳門政府在處理與當地社會的內部關係時，總會遇到語言造成的麻煩。由於中國人依舊受到中國政府的管治，因此他們與澳門政府在司法和行政方面的接觸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葡人社會和華人社會進行溝通僅限於個人事務。
1849年，阿馬拉爾政府使澳門的政治地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僅結束了主權分享制，而且把澳門所有的居民納入了葡萄牙的管治範圍。
然而在政治和行政的語言溝通方面卻出現了一個尖銳的新問題，即如何在日常行政司法運作中保證政府與講廣東話的居民進行對話，同時不能忘記按照中國的禮儀同講官話的中國政府保持聯繫。
自1849年開始情況有所好轉。雖然社會在文化特別是在語言方面依舊表現出雙重性，但在政治上已是一個整體，但這一整體化是以華人社會仍然按照自己的習慣和司法慣例行事為前提的。
1822年，澳門政府建立了一個特別法庭，處理華人社會提出的訴訟。此外，澳門政府也理所當然開始行使按照葡萄牙的法律懲處犯法的中國人的權力。
這種情況又涉及到在處理政治、行政和司法的事務時如何與華人社會溝通的問題。除此以外，鑒於歐洲的殖民政策日益表現出明朗化，澳門政府還面臨著進一步擴大其統治範圍的問題。
於是在1865年，考慮到澳門的形勢，澳門政府同中國政府的關係以及澳門居民的特殊情況，負責海軍和海外事務的部長達班德拉命令建立一個中文翻譯部門，以承擔應有的工作。
這個部門由一位一等翻譯員，一位二等翻譯員和兩位“見習翻譯員”組成。見習翻譯員每人每月可領取不少於20雷伊不多於30雷伊的津貼，但他們必須效力澳門檢察院或政府的秘書處。翻譯部門吸收學生參加為日後成立翻譯學校打下了基礎。
1905年7月22日頒佈了預算法令，雖然這一法令的效果是值得懷疑的，但它正式宣佈了建立一座以澳門政府公務員為對象，“旨在培養中文翻譯並教授中文書面語言和廣東方言的學校”。1914年葡萄牙成立了第一共和國，當時的海外屬地部長再次命令成立一個“培養年青的中文筆譯員和口譯員的學校”。學校“將來屬於華人事務處並在該處所在地授課”。學校設兩個班級，一個為二等翻譯班，學制5年；另一個為一等翻譯班，學制3年。
設立二等翻譯班的最初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掌握中文書面語言和口語的常識，使他們對中國的地理、歷史、政治和禮儀都略知一二，以便為以後進入一等翻譯班打下基礎。學校的教學內容包括了中國哲學，目的是讓學生對儒學(《四書》)和後儒學(主要是孟子的思想)有所瞭解。
學校還向學生講解對葡中關係始終十分重要的知識-中國現行的官方禮儀。此外，還讓學生們學習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和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所謂“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1887年簽署的《葡中條約》。這一切表明，學校的目的是為外交活動培養幹部。華人事務處自己的章程也清楚地表明，建立翻譯學校的目的是為了向葡萄牙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和駐上海及廣州的領事館提供中文翻譯。
但是學校一開始就難以招收本地學生，除了1925年招收了7名本地學生外，平均每年只有4名學生入學。在所有的學生中，因刻苦學習中國文化而出類拔萃的是路易斯·貢薩卡·高美士(Luiz Gonzaga Gomes)。
奇怪的是，高美士從來就不是一個優秀的學生。他在1930、31學年完成了二等翻譯班的課程後升入一等翻譯班學習，但在頭兩年，他的期末成績只是及格。在第3年，也就是最後一年，他的中文口語和寫作都不夠水準，因此沒有獲得考試委員會的通過。但是他沒有被留級，原因是政府的司法事務顧問出面干預，認為根據學校章程，考試委員會應根據“每個學生中文的平均總分數和英文，法文的的分數來決定他的升級或留級”，雖然英文和法文並不是必修課程。但這件事沒有風平浪靜地過去，考試委員會委員之一傑克·布拉加聲明: “學校章程要求參加考試的學生應該熟練地掌握中文。”不過他接受上級對學校章程的理解。另一位考試委員會委員安東尼奧·費雷拉·巴塔亞也説得很明白: “根據考試成績，該名學生是應該留級的，因為學習好中文是翻譯員應有的基本素質；不過作為一名嚴守紀律的公務員，我遵照上級的指示行事。”最後結果是高美士以及格分數通過了考試。
雖然如此，高美士卻是一名自律甚嚴善於學習的學生，他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持之以恆的自學精神，使他獲取的知識遠遠超過了學校的要求。他後來不僅是一名翻譯，而且成為一名漢學家，擅於詮譯和闡述中國事務的神秘性，為全面理解澳門複雜的歷史過程進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他的成就可以通過他撰寫的種類繁多的大量著作來證明。
需要為葡萄牙的外交使團培養幹部，除此以外，幫助澳門的政府部門與中國人進行溝通是鴉片戰爭之後翻譯學校得以發展的原因之一。事實上，葡萄牙40年代的政治動蕩和爾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大大削弱了它同中國關係的重要性，這使翻譯員的前途變得不再樂觀，特別是對專業文案更是如此。從1944年開始，翻譯學校不再具有吸引力，甚至每年連4名學生也招收不到，這曾是翻譯學校自本世紀初建校以來每年招收學生的平均數字。因此，出現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情況，翻譯學校17年之中沒有招收1名學生!
這種情況在70年代得以改變，1976年，翻譯學校易名為技術學校。1986年進行的改革使這一學校更能夠滿足今日的社會需求和專業需求。
翻譯學校成為熱門明顯地和雙語人材就業機會升高有關。特別是這個時期，澳門的經濟生機勃勃，葡萄牙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而在澳門的過渡時期內，兩種文化和語言的共存在《中葡聯合聲明》中得到了明確的保證。
1986年的改革使翻譯學校組成一個令人滿意的框架，以便回應維護澳門多元化文化特性的需要，值得強調的是，學校更注重文化課的教學，增加了葡萄牙歷史、中國歷史、澳門歷史的課程，使學生可以了解各國人民進行溝通時的文明背景。
也許今天我們可以反省一下歷史所經歷的波峰浪谷和抉擇，反省一下翻譯學校為提高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所起到的作用，同時也應該看一看社會溝通方面的進展和今天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對澳門社會生活的影響。
雖然翻譯學校在社會生活中並不活躍，但是我們盡量肯定它的作用，我們認為，它的意義和貢獻會使它在葡中交流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姚京明譯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科英布拉大學歷史學學士，澳門歷史教授，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