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國地圖
L. J. 巴布達，1575
在鴉片戰爭前的中西關係史中，中國與葡萄牙的關係明顯迥異於中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關係。葡萄牙人不但是世界殖民主義興起後，中國海商在東南亞接觸的第一批西方人，他們也是第一批到達中國的西方人，而且還是唯一被允許長期在中國建立貿易據點的西方人。從17世紀初直到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多年中，各西方殖民國家不遺餘力地以政治、經濟、軍事手段，試圖在中國建立貿易點，取得在中國自由貿易的權利，但無不遭到中國政府的嚴拒。唯有葡萄牙人在中國政府的容許下保有其在澳門的貿易基地，比較自由地進行直接對華貿易，本文論述明代後期中國與葡萄牙關係的特點，探討葡萄牙人如何能在中國取得特殊地位的原因。
一、以和平通商為主的中葡交往
以往的中國歷史學者均不加區別地抨擊早期西方各殖民國家在中國的擴張活動。但我們認為，早期的中葡交往以和平通商為主。葡萄牙是最早進行殖民擴張的西方國家，從13世紀後半葉開始就向海外進行探險和貿易活動。在15-16世紀中，葡人從歐洲向東方擴張，相繼在非洲及亞洲的印度、東南亞建立一連串殖民地，作為其東西方貿易的基地。在葡萄牙的東方擴張中，歐洲傳聞中富庶的中國是其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在1509年葡人斯奎拉(Sequeire)率艦隊到達馬六甲之前，他就已同時擔負調查中國市場的情況。(1)數百年來活躍在東南亞的中國華商接觸的第一批歐洲人也是葡萄牙商人。斯奎拉所率的葡萄牙遠東擴張先遣隊於1509年10月在馬六甲遇到中國商船的善意接待。1511年7月，斯奎拉艦隊在五艘中國商船的協助下登陸馬六甲。(2)進而擊敗馬六甲蘇丹，從此葡人與中國海商結下長達二百多年的貿易合作關係。
1513年，斯奎拉派遺阿爾法拉斯(Jorge Álvares)一行，攜帶一批貨物乘中國商船到達廣東珠江口外的伶仃島。(3)廣州地方當局准其貿易，但不許上岸居住。葡人在中國商人的協助下推銷貨物並收購回程船貨，在珠江口沿海逗留了半年後才離去。(4)1517年，果阿葡萄牙殖民總督派遣安德萊特(F. P. de Andrade)率艦隊前往中國。葡人先據屯門，後駐廣州懷遠驛，力圖建立與中國的通商關係。廣東布政使吳廷舉許其進京朝貢。(5)1520年，葡人使團在華商通事的協助下到達南京，朝見因“宸濠之亂”到了南京的明武宗朱厚照，成為第一個受到中國皇帝接見的西方朝貢使團。從1513年葡人第一次到達中國至1655年才被允許前往北京朝貢。英國人1637年首航廣州虎門。被廣州守土官逐出。此後中英關係屢起風波，直至1 7 9 3年，英使馬嘎尼(L o r d Macartney)才獲准朝覲乾隆皇帝，中間更間隔了150多年。西班牙艦隊於1598年自呂宋到達廣東，索請入貢，被地方守土官逐出。(6)直至鴉片戰爭，終無西班牙人被許入貢。
葡萄牙人佔據屯門四年期間，在屯門構築炮台，城濠，聚集軍艦，炫耀武力，終於不能見容於廣東官府。1521年，明朝海軍進攻屯門，葡軍不敵，大部被殲，餘者逃回馬六甲。(7)這是中國政府與葡萄牙殖民者之間唯一的一次大規模武裝對抗，以葡人完全失敗被逐出廣東水域而告終。從此以後，葡人一直對中國官府採取低姿態，不敢再以武力對抗的方式推動其中國貿易。
葡人被逐出廣東後，轉向閩浙沿海尋求貿易機會。其時明朝厲行海禁，不許人民出海貿易。海禁政策既引起外國商人的反對，也違背中國海商和沿海居民的利益。在中國海商的配合下，大批葡人來到中外走私商人聚居的寧波附近的雙嶼港，以其為基地從事走私貿易，在閩浙沿海亦商亦盜。1548年，浙江巡撫朱紈派兵圍剿雙嶼港，使昔日繁華的國際貿易港成為廢虛。是役有800葡人喪生。(8)有人認為朱紈進攻雙嶼港是為了圍剿葡萄牙海盜，具有反侵略性質(9)。實際上這是明朝圍剿以中國海商為主的中外海上武裝走私集團戰役的組成部份，是明朝以武力推行海禁的軍事措施，其主要目標是中國武裝走私海商和倭寇，並非主要針對葡萄牙人。胡宗憲的《籌海圖編》卷五對於此役有詳細記載: 明軍先是“與賊(中國海上武裝集團)戰於九山大洋……大敗賊眾”，然後就乘勢包圍雙嶼港這個走私商人的老巢。當天夜裡，海霧彌漫，港裡海商武裝集團趁月黑逸巢而出，“官兵奮勇夾攻。大勝之，俘斬溺死者數百人，賊首許六、姚大總與大窩主顧良玉、祝良貴、劉奇十四等皆就擒”。明軍進入港內，燒毀“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賊巢自此蕩平。”從以上記載看來，葡萄牙商人既非明軍攻剿雙嶼的主要目標，也未對明軍進行有組織的武力抵抗。
16世紀30年代以後，廣東已部份開放海禁，重開朝貢貿易，廣東市舶司遷往澳門。葡人重返廣東沿海活動，於1554年以後獲准進入澳門貿易，並逐漸在澳門泊船築屋，建立定居點。這些行動得到廣東地方官府的默許。十數年間，中外海舶群集澳門，儼然一繁榮貿易港。葡人還在澳門設行政長官、治安判事及公民會所，管理澳門市政事務與對外貿易，但澳門主權仍操中國政府之手。葡人須遵守中國法令，每年需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和商税。廣東地方政府派遣“守澳官”及軍隊駐扎澳門，管理港口船舶出入。重大司法案件仍由香山縣衙或其派出官員審理，(10)這種格局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前。
相對於其他西方殖民者以武力為後盾向中國的擴張，葡人自屯門戰役後，不再採取以武力對抗的方法謀求對華貿易。即使在雙嶼港有800葡商殉難後，葡萄牙殖民當局不敢也無力採取武力報復措施，而用恭順的態度和行賄的手法來爭取廣東地方官府的好感，以便在華取得立足之地。他們在被逐出屯門30多年後重返廣東，“完全拋棄了任何武力對抗，轉而在中國採取賄賂與討好的政策。”(11)在17世紀初，葡人藉防御荷蘭人而在澳門築城樓、建炮台廣東地方政府對此作出反應，封鎖澳門。葡人派出一個“據説是最謙卑的代表團到廣州百般解釋，多方行賄，才平息了事態，”(12)由於中葡兩國司法制度不同，中國政府在澳門行使司法主權時常引起中葡雙方官員的爭執。但無論何種程度的爭執，只要中國官員堅持，澳門葡萄牙當局總是不得不讓步。這種狀況仍繼續到清代。1748年，澳門兩名華人被葡人殺害，兇犯被葡軍司令藏匿，拒不交送香山縣衙門。廣東地方政府以“停交易，出居民”威脅澳門當局，葡人被迫交出兇犯。葡軍司令還因觸怒中國政府而被葡萄牙果阿總督解職。(13)1773年，在澳門的英國人殺害一名中國居民，葡人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所迫而包庇兇犯，但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也不得不交出兇手。
由上可見，葡人怯於軍事力量弱小，又貪圖中國貿易厚利，在對華關係上一直小心翼翼，儘量與中國官府保持良好關係，以便保持在華的立足之地。同時又盡力利用中國海商拓展對華貿易，從而使澳門貿易持續了一百多年的繁榮。而後來侵入遠東水域的西方殖民者，則多憑藉其武力，或是與中國政府武力對抗，或是殘害海外中國華商。荷蘭人於17世紀20年代以武力侵佔澎湖，被明軍逐出後再佔領台灣。1740年又在巴城對華人大開殺戒。呂宋西班牙殖民政權於17世紀到18世紀中五次大規模屠殺菲律賓華商。英人憑藉船堅炮利，多次拒不遵守中國法令，或擅往北京，狀告廣東海關，或率兵艦經入虎門，或縱容商人水手在廣州行兇。在中國政府眼中，葡萄牙人相對溫順，而其他西洋人則“傲桀不馴”，(14)葡人獨得中國政府的青睞也在情理之中。
澳門--明朝政府對外政治與經濟關係的緩衝地
葡萄牙人開埠澳門時，正值明朝地方官員強烈要求開放海禁。兩廣、閩浙地方官吏從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出發，以增商税補軍餉、沿海人民出海為生等理由，要求中央政府改變祖宗成法，同意開放海禁。雖然1567年明朝政府部份開放海禁，允許中國商人出洋貿易，但所有中國商舶需在福建漳州的月港發舶，對日貿易仍在禁止之列。而允許前來廣州貿易的祗有中國政府認定的朝貢國。明朝政府的這種貿易政策導致以下結果: 首先，廣東沿海自古是出入口商品的集散地，而中國帆船卻不能在廣州揚帆，出口中國商品。其次，不在朝貢國之列的國家或地區，如西屬呂宋，葡屬馬六甲等地不能前來廣洲交易。再次，15世紀後期到17世紀初，中國絲綢的最重要市場是日本，而日本是中國市場急需的白銀的最主要來源地。日中貿易有極大的互補性，卻因人為原因而不能正常進行。然而，這些嚴重的後果卻因澳門和葡萄牙人在華的特殊地位而緩解。澳門開埠以後，中國商人可到澳門貿易，運去海外市場所需的各種中國貨物，藉葡人和在澳外國商人之手輸出，比廣東商船前往福建掛單出洋更方便。1578年以後，葡人從中國政府方面獲准特許。能前往廣州參加貿易集市。1580年以前。廣州這種集市每年有3-6次，1580年以後，每年有2次。(15)這意味著葡人享有在華直接貿易的特權，澳門成為廣州對外貿易的延伸部份，這種直接對華貿易權是西班牙、荷蘭及後來的英國人長期夢寐以求而最終仍不能得到的。葡人在華的特殊地位使澳門貿易迅速崛起，成為繁榮的國際貿易港口。大批華商、外商齊聚澳門，澳門葡人“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16)澳門的崛起，使在實行海禁和部份海禁時期扭曲的中外貿易得到一定程度的舒展。葡船和其他國家的商船從澳門運出海外市場所需的中國貨物，如白絲、綢緞、棉布、被單、帷帳等紡織品、金、銅水銀等金屬品，麝香、茯苓、樟腦、大黃、甘草等藥材，各種粗、細瓷器和手工藝品等；運入中國市場所需的白銀、鉛鍚等金屬品，胡椒、檀木、檳榔等香料，琥珀、象牙、珊瑚等裝飾品。(17)澳門對中國社會的經濟功能，遠不止提供了商税、地租，補充了廣東庫藏，更重要的是緩和了明朝閉關自守政策對中外經濟交流的阻礙，使中國市場通過澳門，在一定程度上納入了東西方直接貿易所形成的世界市場。在明朝實施全面海禁時期，從浙江，福建到廣東沿海地區海盜群起，這些“海盜”大多是冒禁下海的中國海商武裝集團和沿海因海禁而破產的居民。所謂“倭寇之亂”，大多數“倭寇”仍是中國沿海居民。澳門的興起與福建月港開放的直接後果是中國沿海海盜活動劇減與中外貿易的繁榮。從這個意義上，澳門貿易在一定程度上也緩和了海禁對中國海外貿易的危害。
葡萄牙盤據澳門在客觀上還延緩了其他殖民國對華軍事和經濟擴張。與較為“柔順”的葡萄牙人不同，後來的西班牙，荷蘭及英國殖民者均試圖以武力為後盾打開中國市場。澳門為中國南大門，是各殖民國家對華經濟擴張的首選目標。1598年，西班牙的馬尼拉總督派艦前往澳門，試圖強行建立貿易基地，澳門葡萄牙當局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驅逐了侵入澳門的西班牙艦隻。(18)1601年，荷蘭艦隊在范萊克(Van Neck)的率領下，首到達澳門沿海，襲擊澳門，葡人拒絕荷人登陸，范萊克派上岸的21名水手均被葡人扣押，其中17人被絞死(19)。1622年，13艘荷蘭船與2艘英國船隻組成艦隊聯手進攻澳門，葡軍在澳門中國軍隊的協助下擊退了英葡聯合艦隊。(20)葡萄牙人為了獨佔對華接貿易，千方百計阻止其他歐洲國家在中國立足，建立對華直接貿易的基地。明朝為多事之秋，明朝政府不願傲桀不馴的西方國家騷擾中國沿海，亦希望藉萄人之手將其拒之國門之外。澳門客觀上緩解了歐人在向遠東擴張時與中國的直接武裝衝突。明朝中國政府與葡萄牙澳門當局常攜手對付其他歐洲殖民者對澳門的覬覦，就在於維護澳門的即定地位對雙方均有實際利益。
三、中葡共同的經濟利益藉澳門貿易而實現
以上已就明初澳門對中國的經濟功能略作説明，下面再以絲綢貿易為例説明中葡雙方的經濟利益如何通過澳門葡人之手而實現。明初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絲綢，中國絲綢最重要的消費市場是日本，其次是歐洲和美洲。而中期以後，明朝政府嚴禁通商日本，中國海商敢冒禁直接運絲到日本者不多。徐光啟説，“我邊海亦真戒嚴，無數通倭者即有之，亦渺小商販，不足給其用。”(21)日本市場及部份歐洲市場所需的大量絲綢及其他中國商品主要由葡萄牙人從澳門轉販。葡萄牙人在東方的主要貿易據點是印度的果阿，馬來半島的馬六甲，中國的澳門和日本的長崎，以澳門為貿易樞紐，以中國絲綢為中心貿易商品。葡人從歐洲帶來白銀和歐洲產品，在果阿和馬六甲交換熱帶產品，再用白銀和熱帶產品到澳門或廣州交換中國貨物，運往日本交換白銀。再把白銀運回澳門，購買中國商品，然後到馬六甲購買熱帶產品，再啟程回歐洲。據估計，葡人的遠東貿易利潤為300%(22)。據日人矢野博士估計，葡人每年在販賣中國絲綢於日本的生意中獲得235萬兩白銀，作為他們購買回歐洲的中國貨物的資本。(23)葡人如何在東方貿易獲巨大利潤的秘訣也為其他歐洲國家所悉，但由於他們不能直接對華貿易，只能假手葡人或海外華商購買中國商品。雖然荷蘭、英國艦隊常在外海襲擊葡船，掠其船貨，但這種海盜行徑既不能保證得手，更不能保證正常的中國貨物來源，其貿易竟爭自然遠不如葡萄牙人。
在中國方面，很大程度上藉葡人之手實現的對外貿易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明代後期對外貿易的發展導致大量白銀流入中國。17世紀末，日本白銀產量佔世界四份之一。據估計，明朝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在17500萬兩以上，其大部份是經澳門貿易流入中國。此外，葡人從歐洲輸入中國的白銀很可能也達2345萬兩。(24)明中期以後，白銀成為中國市場的主要通貨，由於中國白銀產量不足，“銀荒”現象日益加劇。大量白銀內流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其次，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僅為沿海居民提供了謀生之路，而且刺激了中國商品經濟，特別是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由於海外市場的開闢，大量手工業品，特別是絲織品、瓷器日用百貨行銷海外。手工業行業的發展還導致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第三，澳門是明朝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主要通路。隨著基督教從澳門傳入中國，大批傳教士從澳門流往中國各地，他們帶來當時西方的科技知識，製造工藝乃至西洋藝術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結論
明代中期以後，西方各殖民國家相繼進行對華軍事與經濟擴張。明朝政府長期實行的閉關自守和海禁政策阻礙了中外關係和海上貿易的正常發展。由於葡萄牙人在對華關係中較早地放棄武力封抗，對中國政府表現“柔順”的態度，並得到中國海商的合作，因此，成功地在中外政治、經濟衝突中起了緩衝作用，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扮演了媒介的角色。儘管葡人也偶爾進行海盜活動，但仍然得到中國政府的青睞，成為唯一在華立足的西方殖民者。一直到鴉片戰爭前，由於中葡雙方出於各自政治、經濟利益的需要，都注意維持中葡的特殊關係和葡人在華的獨特地位，葡人也繼續成功地扮演其緩衝和媒介的角色。鴉片戰爭以後，葡人假西方列強之威，將澳門闢為殖民地，中葡關係從此迥異於前。
〔本文基本觀點的形成受到居住在澳門的劉月蓮女士的啟發，特此致謝。〕
【註】
(1)在葡王1508年1月給斯奎拉的指令中，就要求他瞭解中國商人攜帶何種商品，其國家是否強大，其宗教。風俗情況如何。見: T'ien-tse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e》，P.34，Leiden，1933。
(2)據説此時馬六甲蘇丹準備扣留港內中國商船用於與鄰邦作戰，中國商人轉而與葡人合作。(C. R. Boxer. 《Notes on Chinese Abroa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Manchu Period，Compiled from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urces，1500-1750》，in《T'ien Hsia Monthly》(1939)，NO.12，p.450.
(3)Sir 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 I. p.180，Hakluyt Society，1915。
(4)據葡萄牙文獻，葡人到達的地點為Tamao，即屯門(島)，現伶仃島見: J. M. Braga. 《The Tamao of the Portuguese Pioneers》，in 《T'ien Hsia Monthly》(1939，No. 11，p.422.
(5)鄭曉《吾學編》卷25，《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6)金光祖《廣東通志》卷28，番夷。
(7)岋鰫
椌爤屁唌A參見: C. A. 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 International Tracts，Old and New》，p.9-10，Macao，1926: T'ien-tse Chang，p.56-57: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9，佛郎機條。
(8)這800葡人是在35艘葡船和42艘中國帆船上被燒死的。T'ien-tse Chang. P.78。
(9)黃鴻釗《澳門史綱要》5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10)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上卷，官守篇。
(11)T'ien-tse Chang，P.90。
(12)《澳門史綱要》75頁。
(13)《澳門紀略》上卷，官守篇。
(14)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20，林富奏疏: 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明經世文編》卷400。
(15)T'ien-tse Chang，p.102。
(16)(《澳門紀略》上卷，官守篇)。
(17)關於澳門的進出口商品，參見: C. R. 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p.136-182，Lisbon，1959: 全漢升: 《明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載: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學拫》第五卷，第一期。
(18)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注釋》83頁，1982年上海。
(19)詳見: Leonard Blussé，《Brief Enconter at Macao》，in《Modem Asian Studies》(1988，vol.22，No.3 p.655-656。
(20)W. Y. Bontekoe著，姚楠譯《東印度航海記、》，73-74頁，中華書局，1982年。
(21)《徐光啟文集》卷1，“海防迂説”。
(22)(荷)包樂史著，(中)庄國土譯，《中荷交往史》30頁，荷蘭，1989年。
(23)百瀨弘，《明代中國之外國貿易》，包遵彭主編，《明代國際貿易》第56頁，台北，1968年。
(24)莊國土《論明季海外中國絲綢貿易》，聯合國科教文1991年《“海上絲路與中國”國際討論會文集》，1991年。
*莊國土，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