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央帝國”正處國無寧日之時，這於澳門商人並非是好的兆頭。資深的外交官馬努埃爾·迪·薩爾達尼亞被派赴北京覲見康熙大帝。以從其口中得到能有穩定的保證和能同中國通商的不易的許諾。馬·迪·薩爾達尼亞在其微妙的使命的末期棄世；但他已得康熙的恩寵，康熙以給予其最傑出的大臣的禮儀安葬了馬·迪·薩爾達尼亞。
1368-1644年是中國一個較輝煌的時期。輝煌、光榮是“明”的譯義。明朝在當時統治著社稷。
明朝是朱元璋建立的，但在永樂(1402-1424)時方達其頂峰。那時，“中央帝國”的文明在政治、外交和藝術上均得到發揚廣大。它擴大了疆域，派使臣走訪了從安南至阿拉伯和索馬里海岸的遙遠地區，美化了新都北京；精於瓷器。(1)玉器和象牙的匠人在美化形象和色彩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編篡了工程浩瀚的《永樂大典》，以記錄和研究中國文學，開鑿了大運河以方便北京的供應，儘管當時皇帝按藏學崇尚佛教，還是加強了對孔夫子的崇拜及其經典著作的研究。拉圖雷特(2)對永樂時期作了這樣的歸納: “在他治下，明朝達到了其權力的頂點。他大力維持和擴大了中國在海外的聲望，並強而有力地對帝國作了治理。”
然而，頂峰總是轉瞬即逝的，偉大文明很快就開始弱化了前人雄心勃勃，努力向上地為該文明作貢獻的品質。
繼永樂黃金時期的，是迅速走下坡路的陰暗的萬曆(3)年間。太監和妃子統治著帝國，但他們受到預感帝國瀕臨崩潰的文人學士們的無用的抗議。感覺到帝王手中權力削弱的日本人，捲土重來中國海岸，膽大妄為地向高麗滲透，在豐臣秀吉將軍冒險的頭腦裡做著征服整個帝國的美夢。萬曆因其無恥受到上蒼的拋棄，飢餓的日子來臨了；農田沒有播種，水稻不長了，可怕的滿族軍團已開始從東北威脅下來……。
澳門是當時傳教士的溫床: 他們在那裡為宣教、點化支那人的艱鉅使命作準備，他們從那裡出發參加神聖的十字軍--也即是葡萄牙的十字軍。他們用了種種辦法來打破圍著牢不可破的城牆的帝國。
受到利瑪竇點化的一位中國名流保羅·徐光啟為澳門葡萄牙人出點子，讓他們向正受滿族韃靼人無情打擊的沒落皇朝提供軍事技術的服務。當時，我們在阿媽閣省由馬努埃爾·塔瓦雷斯·博卡羅(4)主持的鑄炮業已經十分發達。向北京提供大炮，並由耶穌會傳教士隨炮去教練操作武器的主意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南京(5)光祿寺少卿李之藻即是其中之一。
李對反對直接介入戰爭的謹慎的伊那西奧派教士們説: “神父們，但願此事不要使你們惊惶失措，因為我之所以需要這個軍事計劃只是像裁縫一樣，他們一旦以針帶線縫製好衣服後，就把針放過一邊了；你們這些大師是遵國王之命行事，武器也就變成了書寫用的鵝毛筆了。”
就這樣，帶著葡國徽記的首批大炮起程赴明軍服役。
僅幾年之後，1629年時，因滿族人加緊攻擊，大舉進逼北京，崇禎皇帝決定再向耶穌會傳教士請求新的援助。稍後，澳門市政廳就利用這一要求組成了一支光彩奪目的武裝。當然，對我們來説其中有大量的物質利益，而澳門葡人在聲望、安全以及在中國搞精神滲透上所得到的則更多，更為珍貴。
現由塞密多神父來説明是怎麼經過千變萬化而組成這支武裝的: “訓練了400人，200個是士兵，其中很多是葡萄牙人；一些人出生於葡萄牙，另一些人則是那裡(澳門)出生的，而大部份是當地人，他們是支那人，但在澳門出生，在葡萄牙人中間成長，隨葡人的風俗習慣，是一些好士兵和好槍手。”
每個士兵有一個由國王的錢買來的小伙子服侍，士兵們餉銀甚豐，武裝，披掛之餘，還發了大財。
這些士兵由兩位上尉帶隊從澳門出發，一為彼得羅·科爾迪羅，另一位為安東尼奧·羅德里格斯·迪爾·坎波，還伴有少尉等軍官。他們到廣州報到時，大事張揚，用毛瑟槍鳴槍示禮，使支那人受到驚嚇。
支那人向他們提供船隻讓他們舒舒服服地渡江，穿越全省，每到一城一村，當地官員向他們饋贈雞、肉、果品、酒漿、大米等。
他們越過廣東和江西兩省交界的山脈(江西距另一條江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他們人人都騎馬，連最普通的傭人都騎馬。
一到山的那一邊，他們再次乘船，沿江而下，幾乎穿越江西省全境，直抵省城(南昌)。那時我在那兒生活，照料著一大批基督徒；他們在那兒駐足，進城觀光並留宿。許多貴族邀請他們去作客，以便鑒賞他們的風俗習慣，以及其他許多在這些人看來似是怪異的東西。這些貴族極為殷勤地款待了他們，對他們讚賞備至，只是對衣服上的洞眼、衣縫未加讚賞，因為他們難以理解，怎麼會有人在一塊全新的衣料上多處剪裁作為裝飾(6)。
結果，如此好的開頭卻未持續許久。廣東和北京之間的爭執使這次遠征歸於流產。但是，儘管如此，皇帝還是給予一些有關成員以最高的禮遇。
廣東方面怕我們一方凱旋，皇帝作為補償就會向葡萄牙人開闢港口通商。因為，直至那時，廣東的省城是同澳門的唯一連接，省裡的一些高官利用這一聯繫中飽私囊。
1643年已是明政權最後的時刻，在兩廣總督的請求下，從澳門發去了一門鐵鑄大炮和一條炮船以充實廣州的防務，還派了三名炮手赴南京。此項服務的報酬很快就來了: 在啦叭(Lapa)島(7)給耶穌會傳教士以一小幅土地。
在韃靼人已幾乎完全統治中國的時候，澳門還匆匆地援助在南方反抗並控制廣東廣西兩省的永曆。已敗皇朝的武士能勇戰保衛桂林，多半是仰仗一支300人組成的葡萄牙分隊的支援。但此次征戰十分神秘，人們甚至懷疑是否有過這一征戰(8)。
澳門的葡萄牙人當時在很多事情上出頭露面。而明朝卻無可救藥地垮台了；在北京和全中國的上空到處飄揚著滿清的旗幟。
若不是有歷史(9)給予大量的佐證，海盜高辛加的生涯和作為會成為中國神話大全的一部份。
高辛加海盜以“中國是中國人的”這一原則的名義，反抗能征慣戰的滿清新興皇朝。説得通俗一點，這一原則仍是從門羅格言中摘取而來的。
高辛加是中國人與一日本婦女所生的兒子，初時充任其無畏的航海家父親的副手。其父時常襲擊洋人盤躆的本國沿海，高辛加將荷蘭人從福摩薩驅走，發誓要為其被滿清處決的父親和兩個兄弟報仇。他以本人及其中國家屬的名義，在他的帆船杆上掛起了黑色旌旗，以一種令人可怖的狂怒打劫並與可憎的入侵者拚搏。
《路易斯·達·伽馬神父日記》(10)的才華橫溢的作序人寫到: “如此人不是這般早就在於其凱旋之中，一定會把已經統治幾乎全中國的韃靼人置於可悲的境地。”
面對高辛加在南部的連續攻擊，攝政大臣們以韃靼皇帝康熙的名義，下令沿海居民撤至內地，以使海盜難於取得補給，此法令頒於1661年8月，其中明令禁止沿海城市進行海上貿易。“以神命名的城市”(即澳門)遂即經歷了困頓的時刻。
亞德里阿諾·格雷斯龍在《韃靼人統治下的中國史》(11)一書中，清楚地介紹了我們當時的處境: “須知澳門位於僅是一彈丸之地的，半島上，葡萄牙人在那裡除了幾個產少量蔬菜的菜園外別無寸土耕地，因此，全部必需品均須從中國進口，而澳門同中國僅以一幅又小又窄的土地相連，在這塊窄地中間立了一堵設有關閘的高牆作為兩者的分界。禁止通商之前，此關閘門每日均開，近處村民可自由來澳門售貨，使澳門萬物不缺；而韃靼人企圖迫使葡萄牙人離開該港口進入中國，因為他們不能忍受洋人在其帝國的邊境定居，並在那裡擁有城堡和大炮，韃靼人開始設卡把守城牆，下令除在命定的時日外不得開放關閘。初時每月開放一次，後來開始對我們迫害，此嚴令到了過分的地步，有時數月都不開放一次開閘……”
這一逼人離澳的經常性威脅此時真的懸於葡人頭上了。為了避免離開澳門，在一些物質和精神貧乏的淒慘時期，人們做了交易，搞了賄賂。
耶穌會教士路易斯·達·伽馬日記是那一段倒霉日子的畫卷。為了維護我們的領地，打下基礎的人們進行了令人可憐、讓人墮落的交易，他們的名字不能列入葡萄牙的比比皆是威赫象徵的英雄史卷。然而這有恰當的解釋: 遙遠而為帝國京都的遣忘的澳門使用一切武器來保衛自己，為了擺脱風暴作了超人的努力。
費朗西斯科·波門特爾神父在其《薩爾達尼亞出使中國皇帝的記事》一書中寫到，“這一貿易禁令於1662年到達澳門，皇帝在禁令中命令其整個帝國不許有一塊木板入海，不得同洋人通商，違者處以極刑。由於本市居民無半點生根的財產，也無巴掌的葬身之地，取消他們通商猶如奪走他們的生命；他們在頭幾年還用原來掙得的一些財物維持日子，冀望皇帝能看到肥豬仍像過去無中國協約時那樣茁壯，能瞭解這一野蠻的法令對其臣屬和租金的危害，冀望皇帝能明白此禁令無害於敵而有害於己，有害於其臣屬，從而能解除此禁令。但是他作為暴君，怕害怕失去篡奪來的帝國，繼續嚴厲實施他的這一黑色法令(12)。1667年11月(13)，澳門人堅持要求印度總督聖·維森特伯爵若昂·努內斯·達·庫尼亞先生能派遣一位大使，以葡萄牙國王名義赴清廷晉見皇帝，向其陳述本市的慘狀，並請求皇帝能允許代理做點生意以便謀生，因祇有此路還閃耀著能救這般惡境的希望。印度總督一度未能找到一個敢於承擔如此艱巨使命的人物，後來找到了馬努埃爾·迪·薩爾達尼亞先生。馬努埃爾出於熱誠，在這一帶主要從屬於維持本市的工作，他為葡王效勞而非出自其他什麼私利，在大病未十分痊愈的情況下從果阿上船，一路歷盡艱險，死裡逃生，終於在8月4日帶病袛達澳門市，並帶病立即搭船赴省會廣州市，在那兒被府台們扣留了兩年多，原因我後面再講，直至聖旨到命令務必立即起程赴清廷(14)。”
該大使的生平為人所知的不多。從多明戈斯·迪·那瓦雷特修士《條約集》(15)一書得知，薩爾達尼亞參加過1638年托雷伯爵對巴西那次失敗的遠征。當船隊於1639年在帕爾布釋被荷蘭人擊敗。在復國戰中以騎兵上尉身份作戰。1657年，聖·傑曼公爵的軍隊攻擊奧利文薩廣場時，馬在管治該地，他交出了廣場。因行為不大符合其所佔據的職位，馬努埃爾·迪·薩爾達尼亞被判流刑去印度，此事與葡萄牙英勇的造反精神不符。當他自願投身於這一冒險的使命時，他是否抱有贖前過的意思呢?
中國編纂的《中國對外關係》集子內的時日與皮門特爾神父著作的時日合不上。或許，錯误來自對中曆的計算法。那裡面説薩爾達尼亞在澳耽了一年。但實際上應是如旅行(簡述)所説。該大使並非如皮門特爾所描述的，他並沒有馬上登船，而是在三個半月後帶病上廣東省會(澳門市政廳文件)。澳門所列的為薩爾達尼亞出使開支單(16)中列明: “馬努埃爾·迪·薩爾達尼亞大使於1667年8月6日從印度抵澳門市，於同年11月21日赴廣州”
這兒抵達的日子仍同《簡述》不相吻合，但此中僅有兩天之差。
蒙塔爾托·迪·耶蘇(17)一定是以澳門市政廳文件為依據來描述大使一行和當時在場的人物的。是蒙塔爾托帶這些人去廣州和北京的，而費用，都由神命名的城市--澳門來負擔。
出使《中央帝國》的外交使團不得不裝扮得十分華麗隆重。有時使團長還不得不穿上錦緞外套和厚絲絨，又是披風，又是大氅。與悶潮、壓抑、磨人的嚴酷氣候很不相適，使團長們作出了不小的犧牲。
隨員班子的龐大，服飾的鮮亮，使得這為蠻夷的使命在中國人眼中受到重視，儘管這位蠻夷是被視為向其皇帝來進貢的。如塞巴斯帝昂·羅多爾福·迪爾加多(18)所述，陪同馬努埃爾·迪·薩爾達尼亞的是中國海軍上將(19)艾登。
聖·阿戈斯蒂尼奧派的修士西蒙·達·格拉薩作為隨團教士；澳門市公民和居民平托·貝雷拉·迪法里亞(20)充任秘書。另一個澳門人瓦斯科·巴爾博薩·迪·梅格感其對支那人打交道的經驗，在同支那人的事務上出謀劃策。
此外，還有一些隨員職務名單。讓我們繼續看市政廳的文件: “多明戈斯·達·西爾維拉充任首席秘書。另一位為中文秘書，十二個斯文君子，為了顯得更有權威，他們個個都是莊重人，其中有幾個是貴族後裔。有七個侍者服侍大使。一列二十人的短槍隊，外加隊長，二位客廳主持官，一位管家，一位侍從，二位門房，二位中文譯員，二位管理員，二位號手，一位鼓手，一位外科醫生，二位主事和二位木匠。
贈送廣州高官和皇帝的禮品清單佔了手寫本好幾頁: 鑲有寶石的金劍、多屜櫃、珊瑚、銀盒、黃金和象牙底座的葡國王肖像、地氈、加工琥珀線、象牙、焚香、葡國名貴葡萄酒、安息香和荷蘭石竹、鏡子、印花布、緋布和長袍。總之，是一筆財富，用來在東方炫耀，方便葡國大使過往(21)。
薩爾達尼亞雖然身染重病，一定仍感到這次循西江旅行很有意思，河渠兩岸低平，稻田如滔降。男男女女挑著竹扁擔(22)迅跑，人像天平一樣在尋找平衡，擔子則很重。那一切離他們緩緩航行的帆船很近。岸上路人的談話、嘆息均能聽得分明，航船以竹杆撐起帆，在夕陽下金光燦爛，像秋天笆蕉樹的葉子。
然後就進廣州了，一大堆花花綠綠的，掛旗的舢舨船: 遠處是顏色灰暗的，悽悽切切的低矮小屋，牆上還寫著色彩鮮艷的中國字。面對那被滿天潮氣遮陰的景色，他的心定然會到對遠方氣候宜人的葡萄牙的懷念，而這裡的潮氣猶如章魚的觸鬚將這個西方人的心都勒緊了。無論是血紅耀目的落日，還是其金色中帶紫蘿藍色的塵埃，都難以淡化他對祖國海灘的大西洋紅日光采奪目地入海的記憶。而在那裡，他帶病的軀體同中國土地接觸時，一定融化在來自環境的鄉愁，沉浸在為敬神而焚燃的神香的香甜的煙氳之中，陶醉在如痙摩的靈魂垂死掙扎時那帶喉音歌聲中，陶醉在異響的樂曲中，此中弦調顫出的不是反抗而是苦痛的不和諧的吶喊聲。薩爾達尼亞有勇氣面對漫長的北京之行旅途中的千難萬險，並有在兩年漫長的時日裡談到其進入紫禁城天地的耐心。
“大使先生於1670年1月4日在廣州城登舟(23)。排場與其身份和權威相當。身穿鑲銀邊的紫紅綾羅、帽飾、腰帶和頸鏈也均是銀質的。隨身帶去了舖有在中國十分珍貴的地氈的整個大廈的地板。帶金絲流蘇的帷褥由珠母紅的花緞(24)做成，帷褥下邊就是圖書和國王的肖像。還帶去了兩副帶同樣花緞的食櫥，正面珠母紅綾羅有金絲流蘇；八把珠母紅絲絨座椅，流蘇和鑲邊都是金色的；六把一式的絲絨，低椅，兩旁是流蘇；一扇廳堂大門，花緞的門帘有金絨絲線的流蘇。”
碼頭上擠滿了來觀看這豪華使團起程排場的人群，廣東省總督和提督--省府軍司令(25)都下令打開其官邸的窗戶，以便不失身價地悄悄欣賞這位奔赴朝廷的蠻夷的風采。
此時跟隨大使的已非從澳門帶來的全部隨從人員，而只允許他有1 2名葡萄牙人伴隨。
皮門特爾在其《簡述》一書中寫到: “走在前面的是官船，船拋錨時打著國王的旗子和徽記，就這樣他們穿越了這整個大帝國，直至抵達北京；還按中國習慣帶著一面黃色旗幟，上面寫著照神父們主意寫的話: 這是葡國王的大使，率向中華皇帝朝賀。”這位耶穌會教士還寫道。“這個國家能同意在旗幟上不寫‘進貢’二字，是這位傲氣的大使先生以其謹慎和風度所能得到的最大勝利。這正如這些神父所説的，他打破了這個帝國延續一千多年的習俗，在這個帝國裡沒有一個不以‘納資者’稱謂的使節能夠得到接待。”
這離1656年荷蘭使團逃不脱那種污辱性的對待一事還沒有多少年頭，(26)整個沿途使團受到親切接待。狹窄的運河裡擠滿了帆船和舢舨，猶如一座水上城市，儘管要通過有困難，大家還是留神為“西洋偉大王國”的大使讓路。比如有一次在北京省內遇到福建王的船隻，他拒絕在詢問朝廷之前放下牽繩，在發生複雜的先後順序問題時，天意安排了一場暴風雨解決了這一如此困難的禮賓問題，為馬努埃爾·迪薩爾達尼亞的帆船開了道。
這位大使的不平靜的旅程，受到越來越多的劫難的衝擊。在離京城還有20公里處，葡遠東傳教會的教士來拜訪了他，向他傳遞了前程所需的新聞。(27)
三天後，即六月的最後一天，薩爾達尼亞在一滿清禮部官員的陪同下進了北京。
在多天熬人的期待中，接連模仿著帝國禮儀那雜亂的步伐。
首先，大使向禮部遞交國書和阿豐索六世國王的肖像。然後是一連串的疑問和問題“國王的文件上為什麼緣故沒有‘臣’字? ”大使馬上沉著而鄭重其事地答道: “歐洲國王之間信函往來時沒有自稱為對方‘臣’的做法和習慣”(28)。這是使團最敏感的問題。此前，薩爾達尼亞帆船上飄揚的黃旗上傳統的“進貢”兩字已被耶蘇會教士改為“進賀”，中國當局倒並未抗儀。這樣，“賀”字取代了污辱性“貢”字。
禮部的人還想瞭解，葡國國王是否還要派使團來中國。薩爾達尼工答稱不知。(29)
因臥病在床，薩爾達尼亞直至7月30日才和他的全體隨員去禮部學習覲見皇帝時所慣用的禮儀。我們的人懂得了分三步屈膝跪拜禮和磕頭至帽沿著地的程式，但從不脱帽，脱帽對支那人來説是“很粗魯和無禮的”(30)他們還極和顏悦色地通知大使在覲見皇帝時不應帶劍，但薩爾達厄亞對此末予理會。鑒於如此奇怪的拒絕，雙方又進行了會談。最後出於崇高的敬意和仁德，最後同意了這一拒絕(31)。
現在讓我們繼續讀皮門特爾神父有關中國之主--“天子”接見的描述:
“引日，大使初次進宮，身穿波斯里駝毛絨服，鑲銀邊，因不是絲織的，支那人感新奇，故十分珍重；帽飾、短劍、腰帶、頸鏈全是銀的；所乘坐的比轎子小一點的肩輿未帶轎蓬，這是因為轎篷是金紅的布料做的，帶金縐紗的轎簾。滿清官員對他説，帶這樣的轎蓬不能進宮，因為這些顏色是屬皇帝專用的，除他之外別人不得使用。如果大使有別的轎蓬，即使比前一個更華麗，滿是珍珠鉆石的，只要不是這種顏色的，都可以使用。很快我們瞭解到他們對我們講的屬實: 因為凡是皇帝的用物都這類顏色的。連瓦都是金黃琉璃的。皇帝的近親(父親血統的)用黃腰帶，遠親(母親血系的)用紅腰帶。
進了宮，大使和我們在廷院里向皇帝行慣常的禮節，同樣在這個廷院里五千多位滿清大員向皇帝行禮，因為只有他們才能進入廷院。在皇帝設寶座的大殿對面，同一院內有一廳，有各種樂器在演奏，大家伴隨著樂聲向皇帝行禮。
像大車伕用的一些馬鞭一響，作為禮儀開始的信號，但這些鞭子出奇的大，沉得都難以從地上提起，響聲如手槍鳴響，為使十家不行錯禮，不亂了禮節，始終有一位滿清大員在高聲示意，何時下跪，何時磕頭，何時平身等等，使得大家行動合拍一致。大殿非常之大，整個都由金、藍和紅色的雕刻來裝飾。殿內七十根柱子分成兩行，將大殿分成三道通廊，如同我們古老的教堂。人們由五層雕刻精美，白如漢白玉的石階從廷院登昇至大殿，與里斯本的霍斯比塔爾教堂在洛西爾廣場的景象相似，只是，這兒是殿殿相通，而在那兒各殿堂均自有正面門戶。
“大殿有三扇門通向平台對著中間正門的是木質的皇帝寶座，精工雕飾，高高在上。皇帝坐處既無帷褥、華蓋，也無點支靠之處，倒像是一張桌子，兩邊是兩條龍--該帝國帶迷信色彩的徽記，兩條龍盤成兩枝嬌美的花紮，從叢中露出坐著的皇帝。如我們沒有太弄錯的話，皇帝的雙腳也在這桌上交叉著，説他沒有靠背或支靠，是因為從我們行禮的廷院裡我們只看到從腰部以上的皇帝。在他背後，陽光和空氣從與正門相對的另一廂的大門中進來。我寫得如此瑣碎是因為要以文字描寫一幢建築是一椿極為困難的事情。……”
這位耶穌會教士做得好呀，他在其文筆並不美妙的文章裡給我們留下了北京皇宮的光彩奪目和韃靼皇帝接待使團場面的奢華和隆重。
在這冗長的禮節之後，皇上召見了薩爾尼亞，他和藹而敬重地同薩進行交談，命人學説的最著名的皇帝，其生涯和業績列入了全世界的史冊；一位具文化素養和智慧令人敬仰的耶穌會教士，他在那兒崇高地代表了西方的科學；那位親手將歐洲各國偉大民族介紹給“中央帝國”並使之敬仰的國家的使節。這一群體是我們在偉大中國傳佈宗教和文化的工作的象徵。
康熙皇帝利用葡使團在宮廷的機會，不顧帝國全部舊習，晉升南懷仁為數學監察官員。圍牆中的帝國允許我們傳教會的人在那片已數千年的圍牆上打開缺口。神父們的文化素養，他們的觸覺和説服力，在摧毀著似能向時間和人力挑戰的屏障。在播揚基督之言和顯示歐洲文明精神財富的人們的口中，那個派遣他們去同勇敢的發現者一起的國家(指葡萄牙--譯按)的光采也得到了發揚光大。隨著傳教士的滲透，葡國的聲望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擴大。
然後是滿洲式的宴會，宴會上我們的人對血淋淋的牛豬馬和雞鴨肉感到噁心，都不大想碰這些東西。《簡述》一書未提及中國北方的烈酒，但照東方的舊習，在這類宴會上多半都會灌得酩酊大醉的。
此後不久，第二次覲見康熙: 宮裡嬪妃中流傳著關於那些“洋夷”客人長相英俊的傳聞，因此，這次覲見儀式安排得可讓那些嬪妃從壁縫中欣賞夷客的外相。嬪妃們看慣了韃靼人的醜陋長相，我們似乎聽到了那群嬌弱風流的中國婦人忍俊不住地對我們品頭評足。她們身穿薄綢旗袍，體態嬌美，步履輕盈，丹鳳眼中流露出不易為人察覺的甜蜜的眼神，但這可以從她們身上嬌弱的軀體的微喘中預感到。這一禮賓安排變化的意圖未能逃過《簡述》作者，聰明的耶穌會教士感覺。
葡國大使此時進入了其艱鉅使命的最重要的一節。他從澳門帶來了一份陳述我們同胞為皇帝效勞的報告書，其中有葡人勇敢地驅赶荷蘭人，在那片海域里追擊海盜等等。但隨團的神父們早就向薩爾達尼亞指出，向皇帝遞呈這份報告是冒風險的。
當廣東有人問他時，薩爾達尼亞説他此次赴朝廷是為了向康熙朝賀。如果現在那麼明顯地暴露其出使的隱情目的，必然會引起對其的誤解。而且，一旦向滿洲人打開那記述澳門葡人英勇業績的羊皮紙文件，是會在那些滿人心中引起疑懼的。這在荷蘭人身上已是有前例的，皮門特爾神父是這樣記述的: “韃靼人曾准許他們有兩處通商地，一處在南京，另一處在福建，條件是荷蘭人必須幫助他們趕走還盤踞在浙江省附近的幾個島嶼上的那些帶髮的支那人。荷蘭人接受了條件，帶來了十四條艦隻，可以設想，他們的勇敢和高技術是相當有名氣並受到尊重的，而且那時同這些韃靼人交友好處十足，荷蘭人使出了他們最大的豪勇，儘管喪失了三艘艦隻，還是打敗不少敵人，佔領了這些島嶼，並讓韃靼人立即控制了這些島嶼。誰能料到，荷蘭人的這一行動竟然使他們永遠失去了中國，在那裡普遍受人仇恨、討厭的人是不會受人尊重的: 神父們説，參加那次戰爭回朝的韃靼人，一到朝廷，就做出吃驚不淺的樣子，得手指頭塞進口中，滿街喊叫，小心哪，像這般好勇鬥狠輩，讓他們滾蛋吧；這是向胸中點火，是引虎入室。這樣，荷蘭人原本是想交朋友的，到頭來卻招來了大的仇恨，很快他們就受到不好的對待，不僅未給他們所許諾的通商地，而且把他們連控告帶痛罵地趕了出來。現在我來看看澳門，他們陳述自己以武器英勇來效勞的後果又會怎樣呢? 在朝廷裡生活著那些懼怕朝內多次説到的澳門大炮的韃靼人。”(32)
雖然受到傳教士的忠告，薩爾達尼亞毫不猶豫，繼續做其要做的事，但在那次會見中，即是他最後一次覲見康熙--該使節仍然陳述了“澳門的難處。”這就夠了。皇帝先已聽了耶穌會教士的意見，合稱: “這些都已經知道了”。
在處理如此敏感的問題上是否還能做得更巧妙點呢? 我們完全認為是不可能更巧妙的了。從該大使方面説，他已經謹慎地聽取了懂得手段的人的意見，而且聽取了懂得葡國最高利益同時又受到皇帝親信的人的意見。
薩爾達尼亞充份表現出其少有的外交天賦，最好地實現了這次出使的目的，而且他不將榮譽歸於一己，他協調了各方面的努力，從其需行動的環境中得到教益。
確實，康熙大帝拒絕“頒發反對澳門的法令，儘管有許多人這樣請求他，因這樣做會開罪前不久剛給其朝廷帶來榮光的國王和國家。”(33)
在路易斯·達·加馬神父的日記裡也會感覺到對澳門的威脅緩減了。圍困慢慢解開了，讓吃夠苦頭的葡萄牙人所需的每日必需品進澳門，儘管所進物品談不上充足。
8月2 1日，大使從禮部接到了皇帝的答覆，這在帝國裡是不多的；就在當天下午，光采的葡國使團開始回程了。坐著由8名身穿紅色長袍的轎伕肩抬的金紅色的肩輿，薩爾達尼亞衣著華麗地走了，他身穿繡金的青綢服，街上老百姓熙熙攘攘，來觀看這一光采奪目的隊伍，在看熱鬧的人群中，還有一些騎馬，按其種族禮儀剃頭的婦人，這些醜陋的婦人使葡使節的隨行人員目瞪口呆。
全部船隻裝點得極為華麗: 在大使的官船上。“朝賀”的黃旗並未為“朝貢”所取代。行程自8月7日開始，但薩爾達尼亞很快結束了這次旅行，他的病驚人地加劇了。10月21日，在當時被黃河水淹沒的江南(譯音)省份的淮安府，葡萄牙的這位使節在中國土地上經過極度的勞累後魂歸天國。
儘管在薩爾達尼亞屍骨未寒就發生了秘書本托·佩雷拉·迪法利亞的發難，此人是狹隘的地方政治的象徵，他馬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企圖替代大使，但這已不能夠泯滅該使團的光榮。
奧利文薩地方的逃兵最終的其崇高的精神向祖國作出貢獻，彌補了其過失(34)。
中國、韃靼皇帝御旨令牌譯文
御旨令牌命令廣東省長圖登以及該省其他滿清官員按對待滿清大員的習俗向馬努埃爾·薩爾達尼亞大使的遺體行三拜禮(35)致哀。
“朕令汝等諸大臣，向葡國國王派到吾帝國來的使節的遺體致敬，他在吾帝國棄世: 出於對他的深愛，朕令汝等代朕向他致哀，超渡他的靈魂，以便向他表示，朕對馬努埃爾·迪·薩爾達尼亞逝世的巨大悲痛。他來自如此遙遠的地方。做了如此多的工作，在其此次出使達到目的之後，他在朕的帝國逝世: 朕心有所感，心有所痛。因此我命令你們向的遺體敬禮，為朕慰藉他的靈魂；請接受朕的敬禮。康熙於執政第10年2月。”(36)
中國韃靼皇帝在馬努埃爾·迪·薩爾達尼亞出使中國時致葡國王唐·阿豐索六世的信函(譯文)
“朕要使歐洲的阿豐索國王知道，在您所在的遙遠的歐洲土地上，自從世界開闢鴻濛直至現在，在朕的記憶裡從未來過您的大名，朕的名字也從未到過您的記憶: 祗有現在朕方得到了您通過您的官員馬努埃爾·迪·薩爾達尼亞給朕送的禮品，他的隆重的禮儀和好心腸向朕表達了您的愛心和善意，朕對此十分欣賞和欣慰，現輪到朕以更大的愛心和謝意向您作一還報；朕謹向您寄上蛇飾，三件雕品，三塊絲絨，一件金器，五件雙色，五塊精繡的藍絲綢料，五塊藍色的平紋綢，五塊毛料，三件青馬掛，三百錠銀子。朕以此向您表達吾巨大的愛，請您以吾向您表達的同樣的愛收上這份禮品，以便永遠增添您的喜意。友誼和忠誠，而朕亦因此永感欣慰。願上蒼保佑，朕是為此而寄這封信的；朕所啟年七月七日。1670年8月21日用我們的文字寫成)康熙”(37)
【註】
(1)在洪武之子，永樂(1402-1424年)統治時期，純白色瓷十分流行，在他統治時制作的幾種這類白瓷幾乎變成帶神話色彩，從而受到廣泛的模仿。--威利·霍尼的《中國的瓷器藝術》第99頁。
(2)《中國人，他們的歷史和文化》第3版287頁。
(3)有關這個皇帝統治時期的瓷器製品，鮑尼(在所述作品99頁)寫到，“……多年的萬曆統治時期，在很多方面繼續了嘉請年間流行的風格，但其藝術活力有所消減。”
(4)見《援明反清的葡軍事遠征-1621至1647年》C. R. 博克塞上尉著。
(5)見塞密多，S. J.-《中國偉大而著名的君主國史》232頁起。
(6)塞密多的所述作品104頁。
(7)澳門檔案1，第381頁。
(8)見博克塞的所述作品20頁起。
(9)見愛露娃斯·托科特·希伯特的《中國的康熙皇帝》119頁起。
(10)刊載在《大西洋國》雜誌第1卷31-41頁，113-119,181-188頁，305-310頁，第2卷第693-702頁，747-763頁。
(11)《1674年的巴黎》第303頁起。
(12)阿儒達宮藏書《耶穌會教士在亞洲》第12卷Cod、49-62-C. R. 博克塞和JM在布拉加1942年於澳門。
(13)在《簡述》出版者注中説，日期應是1666年，因為該大使是於1667年5月14日自果阿起程的，並於8月抵澳門，同年11月21日起程赴廣州(13頁)。但似乎存在的錯誤在中國消息來源中也有，我們現有的《中國對外關係》手抄英譯本中寫道: “1667年(康熙6年)果阿總督以葡國國王名義指任了另一位使節赴中國調查，此事，冀望他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子和辦法。該使節在澳門登陸並在那里逗留了一年多。他於1670年(康熙9年)抵京。”
(14)那瓦雷特在《條約集》中確認在廣州的逗留是2年。
(15)1676年的馬德里-364頁。
(16)澳門市政廳檔案--博克塞和布拉加出版的《簡述》的附錄中月刊載。
(17)《歷史上的澳門》-《世界各國遊歷者在新老中國》1926年第2版第119頁起。
(18)《葡萄牙-亞洲匯編》第1卷18頁起。
(19)若塞·迪·耶蘇·瑪麗亞修士在其作品中説，艾登是廣東省的海軍將令，作品的部份在《大西洋國》雜誌上轉刊，後來又通篇在博克塞的《澳門主教區的教會小報》上刊載。
(20)市政廳的上述文件。
(21)在《Chin Tin to-Ching Hui Tien Shi Li》一書的貢品篇中，第401卷第1頁起，有整套禮單。
(22)在中文裡叫擔杠。
(23)在路易斯·達·加馬神父的日記裡寫到，我們的大使於1月4日自廣州起程赴京廷。
(24)《簡述》作者是想寫作Nacra，在澳門方言里是“紅的”意思。
(25)提督相當於我們的將軍(見查爾姆斯的第2頁)。
(26)蒙塔爾托的所述作品的120頁。
(27)《簡述》所述版本第16頁。
(28)《簡述》所述版本第17頁。
(29)《簡述》第18頁。
(30)《簡述》第18頁。
(31)有關對使團的中國禮儀，見S庫貳樓的《禮儀》284頁起。
(32)《簡述》所述版本38頁。
(33)《簡述》40頁。
(34)如前所述，關於薩爾達尼亞生活的敍述不多。我們所知的陳述僅限於: 《愛利塞拉伯爵彼得羅二世的復國的葡萄牙》第一篇第24頁: 阿儒達宮圖書館鈔本第201件51-V-10: 里斯本國家圖書館海外部，第4篇195頁背面dois Consultas mistas。
(35)鞠躬致意-德爾加多的《葡萄牙-亞洲匯編》2卷第326頁。
(36)此牌轉載在阿拉比多·若塞·迪·耶穌。瑪麗亞修士的《中國和日本的亞洲》第8篇V章，其手蹟有一部份由請克塞少校發表，在澳門的《復興》雜誌上，現在澳門的官印局印刷。
(37)《中國和日本的亞洲》第8篇第VI章。
*Eduardo Brazão愛德華多·布拉章，外交官和作家，生於1907年，曾任葡萄牙駐香港領事，在那裡他發起創辦卡蒙斯學校和香港葡萄牙協會，辦了一種快報，還出了其他作品(如此文就載於一本冊子上)。他搞了一段文學後，又從事歷史研究，他潛心於葡萄牙外交史的各個題目，就此發表過巨著。曾是葡史學科學院院士(1 938年)和葡及外國的其他團體的成員(如:馬德里王家史科學院)。此文由香港葡萄牙學會(歷史部)以同一書名在《小冊子再版》上刊載，1948年在澳門官印局印刷。所以，今天的讀者會在這一作品裡遇到一些事實，看問題的角度和風格的不合，這作品以其價值是值得重新發表的，我們對一些原文的書寫按今天的寫法作了更正，但文中中國地名和人名的羅馬字原標準的拼法我們未作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