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18-19世紀葡萄牙傳教士在中國北京教區

亞卡西奧·費爾南多·德·索薩*

北京主教若阿金·德·索薩·薩拉依瓦

導言

16世紀,隨著葡萄牙在東方的政治和貿易擴張,宗教界也派出了傳教士。傳教士由兩類人組成: 一種人懷著純潔的理想和對傳播福音的信心來支持所謂異教人民皈依“最高真理”,而另一部份則著重於實用主義的意識,目的是爭取建立“友好”的當地人核心,以利於這些剛剛到達的人站住腳。

1498年,葡萄牙人到了印度,兩年之後就確認,那裡根本不像原來想象的那樣存在有代表性的基督教群體。於是,在軍事上站住腳之後神職人員接踵而來,先是耶穌會會員和聖方濟各會會員,後來是多明我會修道士,他們通過馬拉巴爾海岸、科羅曼德爾海岸或者孟加拉灣和馬六甲向外瀰散。

早在16世紀中葉,這些西方的新開拓者們就在利用澳門之前和方濟各·沙勿略死後試圖通過寧波、漳州和上川島等地在中國沿海扎下根。有消息説,1556年傳教士加斯巴爾·達·克魯茲得以進入中國傳教,隨後是一群群葡萄牙或外國的神父們前往中國,但他們都受當時那些僅有的已在這裡立足的歐洲人保護。

鑒於需要建立起傳教機構并監督其進程,唐·若奧三世在1558年使保羅四世教皇承認了葡萄牙東方傳教會。該會儘管正式受不可觸動的教皇的精神監護,但從管理觀點來看卻是一個直接聽命於葡國國王的宗教部門,即服從葡國的海外政策。葡萄牙取得了確定在何地傳教、由誰傳教和怎樣傳教的專有權利。

在這裡我們不想敍述該傳教會的整個歷史,只想説明它在很短時間內導致產生了兩個其他情況: 一個是神父和修士們以其恭順的感情。尤其是通過耶穌會會員的科學知識,漸漸在“天子”的宮廷爭取到了產生影響的地盤,雖然屢經大進大退——即有時受到最好的對待,也有時遭受禁止和折磨。另一個情況是,其他有意與中國進行往來,尤其是商業往來的歐洲強國也設法不通過葡萄牙東方傳教會把其傳教士派往北京。

在很短時間裡,幾個傳教團在那裡建立起來,隨後它們之間就爆發了衝突。時間延續最長、最氣勢洶洶、對天主教的形象及其和平地站穩腳跟產生災難性影響的衝突是圍繞有名的“中國禮儀”問題進行的。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葡萄牙耶穌會會員和聖方濟各會會員在這個問題上以實用主義態度作為適應戰略,而正統的多明我會修道士以及後來的法國聖拉薩路會會員和意大利傳教士則針鋒相對,指責前者允許讓中國傳統攙雜進禮拜儀式是一味退讓和放任自流。

北京教區與澳門

北京葡萄牙教區是1690年建立的,但是,一百年以後,教區管轄權大大削弱了,這是因為天主教各傳教團不停地爭鬥,也由於幾年以後教學在皇帝宮廷失去影響造成耶穌會會員突然離開,還有“中央帝國”的自我孤立的政策造成的對外國人的定期清洗。當然,葡萄牙神父保住了數學院的主要領導職位(1),但影響不斷減小,并且各外國傳教團不遺餘力地宣揚葡萄牙東方傳教會已經垮台,對其造謠中傷,説北京教區教長只是澳門利益的代言人,澳門的情況也不妙,等等。

從政治和行政自治方面看,18世紀是葡萄牙方面節節倒退的世紀。澳門受中國司法直接干預,而澳門本身又取銷了王室大法官職位(2)。這一切都是因為軍事崩潰、澳門商人利益衝突,並且與廣州商人和中國官員在貿易上出現分歧(3)

而對這種狀況,根據唐·馬利亞一世女王的葡萄牙海外政策的總改革,她的國務秘書馬爾蒂尼奧·德·梅洛·卡斯特羅簽署了一系列命令,成立印度葡萄牙州,包括澳門、葡萄牙東方傳教會以及北京教區。

總的思想主要是政治性的。必須為葡萄牙在中國南海岸這塊小小的地盤上的存在打下根基,對“天朝”和覬覦這一地區的歐洲列強採取“謹慎和平衡”政策,而這些列強的軍事力量是葡萄牙無法與之相比的。為此,任命了一位新總督,授權他逐步削弱葡萄牙王室認為過份自治的市議會的權力: 還任命了位新的大法官(4),同時又任命了駐北京的大主教唐·亞歷山大·戈韋亞。

任命這位聖方濟各會會員時對他的作法下達了嚴格的指令,讓他作為駐帝國宮廷的代表葡國利益的大使,同時,面對外國的種種企圖,應恢復教區長和葡萄牙東方傳教會的權威,但在教義上可以表現出和解的姿態(5)。另一方面,因為葡萄牙在中國的三個教區(澳門、北京和南京)傳教的地區廣闊,缺乏神父,況且除了短暫的容忍時期外往往禁止宗教教育——這種情況沒有在澳門發生——,除了由於其繪畫、天文、外科和製造鐘錶的知識而被北京宮廷接受的神父外,其他人經常冒著受迫害甚至殉道的危險,於是問題變得更加嚴重(6)。於是,在主教看來,繼續由具有同樣科學水平的人代替耶穌會會員迫在眉睫。

確實,在中華帝國首都,聖維森特教團使耶穌會的退卻停止下來。該教團成立剛剛幾十年,急於發展。它的成員不僅以傳道和濟貧為人所知,而且以其數學知識聞名,他們源源來到這裡取代耶穌會會員,往往因為其廣博的知識、尤其是編制高精度的曆書而被皇帝封為官員。確實,在18世紀與19世紀交接期間,聖拉薩路教派成員一度是葡萄牙東方傳教團恢復其在北京的影響的希望。

這時候,其他列強政治性威懾力越來越強,而葡萄牙在這方面卻日漸衰微,處境越來越孤立。於是,唐·亞歷山大對各傳教團之間的衝突引起的危機窮於應付,這使他對“天子”的影響越來越弱。

有鑒於此,他於1803年派遣使者前往葡萄牙,要求委派傳教團的一位神父來協助他完成北京教區越來越困難的任務和組織不久前成立的朝鮮傳教團區(7)。被選中的是年僅39歲的年輕神父若阿金·德·索薩·薩拉依瓦。無論是王室的建議還是教皇的任命敕書都對他進行有益的工作寄以厚望,立即對他冊封名譽稱號,讓他去北京協助,並保證他將來繼承教區長職位。(8)

新主教進北京受阻

本指望他在澳門稍作停留之後前往北京,結果卻是令人心焦的永無行期的等待。確實,早在1801年已經預感到遠東各傳教團之間的緊張關係將再次加劇。因此,亞歷山大·戈韋亞主教府屢次請求派遣更多的葡萄牙神父和主教,從第一次就語氣懇切(9),并且駐東京的神父們也報告説,西班牙的傳教團佔了上風,羅馬背著葡萄牙東方傳教會任命了一位主教(10)

在這種氣氛下,遲早發生嚴重問題就順理成章了,並且問題似乎已經發生。根據一位“目擊者”的報告,正是各教團之間的爭鬥導致了在中國對耶穌教的“殘酷迫害”(11)

若奧·戈麥斯神父目睹了阻止若阿根進入其主教府的過程是如何開始的。他説,一切都是由在北京的各外國傳教團互不信任造成的,還有,福音傳教士亞德奧達托神父竟然利用一個澳門信使傳送一幅教區省圖,這些省份本應歸葡萄牙東方傳教會,奇怪的是福音傳教會仍提出要求(12)。即使天主教神父們能夠忍耐與外國的通訊也受到嚴密監視,因為絕對禁止地圖流往國外。確實,帝國宮廷一直懷疑傳教背後隱藏著政治動機,所以對傳播基督教加以嚴格限制。

該信使返回時被截獲,而亞德奧達托神父又不肯招供以解脱其他人,於是報復隨之而來。若奧·戈麥斯神父還説,酷刑、處死、沒收僧侶財產、教徒退出教會,在這種氣氛中,禁止了傳教書籍的印刷和流通,(13)1805年皇帝下詔書驅逐亞德奧達托,並把神父們的活動限制於在北京的教堂之內,不准中國信徒參加。(14)這樣,再次禁止天主教教義在中國傳播,違者嚴加懲處。表面看來傳播福音的結構被摧毀,只允許伊斯蘭教、喇嘛教和佛教存在。

當然,若奧·平托·戈麥斯神父所説的這些情節是禁止天主教的導火線和不准若阿金·德·索薩·薩拉依瓦進入北京的借口,但也存在著更加深刻的原因。

在國內,嘉慶皇帝(1796-1820)在保持幅員廣闊的帝國方面遇到困難,這個帝國從來沒有在向滿清中央集權提出要求的地方勢力讓過步,所以在南方各富裕省份及西藏和蒙古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問題。在國外,與鄰近的進貢國關係方面,並不總是相安無事,由於各經濟強國的步步緊逼,形勢日益惡化而各經濟強國不僅限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原有的野心,而且增加了法國、英國、美國和俄國尋求利益,它們都設法控制海上貿易,壟斷茶葉珍珠以及鴉片走私。

在這種總體形勢下,中國中心主義和排外主義被宦官和滿清官僚所利用,很容易地掀起了對外國人的仇恨,在很多情況下不僅在政治要求上咄咄逼人,而且在日常社會交往上也趾高氣揚。政治、經濟和宗教領域之間的界限再模糊不過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駐北京的傳教團被視為施加政治影響的機構,給亞歷山大·戈韋下達的指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15)

由於這些原因,若阿金滯留在澳門,等待去佔據他的教區的機會,以在任大主教在1805年寫給他的信中的話聊以自慰: “閣下已經知道迫害的情況和閣下前來本首都宮廷的不適宜和困難,但閣下不應當因此而氣餒…我們正在等待北京的風暴平息”(16)。信中還提到皇室幾位王侯的保護,説等不在北京的皇帝回來之後一切都能解決。

第二年8月,又寫信安慰他説: “閣下要有耐心,直到時間到來,我認為為時不會太晚。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學習一些北京式的中國字。”(17)然而,這一希望一再落空,直至亞歷山大逝世以後。在澳門,若阿金住在已經屬於傳教會所有的神學院,於是神學院得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哲學課和數學課教師。

這樣,若阿金幾乎被現實政治所遺忘,並且故意沒有擔負起他的前任兼任的外交職務。若阿金留在澳門耐心地等待著去北京的時刻到來。1808年至1810年,他曾經滿懷希望,但很快又發現希望成了泡影。實際上,那兩年他情緒十分激動,但又猶豫不決。

在這一時期,有消息説如果若阿金幾度被邀請到參議院委員會積極活動,這或許能使他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也許能導致產生一個對中國當局有威懾力的政治戰略,迫使中國當局允許他進入北京(18)。最後,若阿金選擇了靜觀事態、謹慎從事、相信在一切問題上採取中立態度最有利於他在中國當局眼中的形象。

從澳門管理北京教區

1808年9月,若阿金得知亞歷山大·戈韋亞已於頭一年7月逝世,於是他就任北京主教(19)。1808至1810年間,澳門總督華齡嘉被重重陰謀搞得焦頭爛額,議會被王室法官亞里亞加幕後操縱,葡萄牙王室和嘉慶皇帝在廣東的代表商談捉拿叛亂者張保,這使主教和葡萄牙王子本人也相信重新掌管北京主教府的問題將正式談判,很快就有可能達到目的,但這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20)

若阿金仍然企圖通過由他任命的代理人努內斯·里貝羅遙控教區,此人早在若阿金的前任時即在北京居住。就是這位努內斯·里貝羅在1809年5月寫信説,北京宮廷想把歐洲人完全趕走,這次的理由是,既然傳教士們沒有子女,他們在帝國得到的財產就會被運回本國,而這有害於接待他們的國家(21)。這對於想重建教區管轄權的人懷有的微弱的希望是又一次沉重的打擊,并且有種種跡象表明重建的希望很快將灰飛煙滅(22)

臨時在里約熱內盧居住的葡萄牙攝政王預感到他的傳教團一個最重要的教區即將垮台,經常從那裡寫信詢問北京的情況,而參議院的覆信總是開脱説,談判正在迅速進行,但至少在1811年澳門議會已接到帝國代表明確的答覆,肯定拒絕允許若阿金·薩拉依瓦到中國首都,因為傳教已被禁止,只需科學幫助,宮廷不再需要外國數學家。然而,在澳門,人們懷疑這一態度會不會與最近重新非常接近皇帝的意大利傳教士的干預有關(23),所以,越來越猜想北京葡萄牙教區即將結束。

整個形勢進一步惡化,若阿金和他的代理人努內斯·里貝羅在如何更好地支持由於亞歷山大·戈韋亞的推動從1800年起滲入朝鮮的新基督徒方面產生了分歧(24)。問題嚴重,兩位神父主張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如此一來,兩個人都無法支持,於是1812年主教第二次寫信給國王,要求辭職,并派遣另一位神父秘密進入中國,因為他已經為人所知,而教區無人就近管理不僅不能有效地進行傳教,而且傳教士們極易陷入無紀律狀態。(25)我們不知道這封信是否有回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儘管主教顯然已經放棄教區,但他並未辭職。

北京教區像一艘沒有舵手的船,教區長越來越無能為力,在澳門愁苦不堪,甚至不知道1817年10月發出第二年三月才到達澳門的幾封信件,信件告知中國的迫害由於教會支付了四、五千銀元而結束,還提到清政府新官由張保帶給亞里亞加的幾份命令,再次要求歐洲數學家到宮廷(26)。若阿金竟然未能得知這個喜訊,因為“1818年2月18日凌晨四點半,北京教區主教閣下因患腦溢血逝世,終年52歲”。(27)

若阿金埋葬在澳門聖約瑟教堂。他死後至1841年,又任命了幾位主教,但沒有一位獲得認可。維利希莫·蒙特羅·塞拉已經進入中國,於1818年被選為若阿金的繼承人時向皇帝請求前往歐洲。這一請求得到批准,但條件是不再返回中國,後來確實有去無回。當時,他與意大利傳教會的衝突再次加劇,於是賣出了北京教區的幾個地產,湊足6000銀元,改為從澳門管理教區。(28)

北京教區走向沒落,葡萄牙東方傳教會也日漸衰敗,在其他外國的東方傳教團已無優勢可言。最後,於1841年11月25日任命了若奧·達·弗朗薩·德·卡斯特羅·莫拉,而他由於羅馬教廷拒絕承認他為主教而只冊封他為代理主教而不肯留在中國,這是葡萄牙在該教區最後一次所為。(29)

范維信譯

【註】

(1)王室法官,即有學位的法官,1785年前的近60年間澳門此職位空缺。

(2)貿易上的衝突加上葡萄牙軍事力量弱小和滿清的新政策導致中國當局於18世紀在澳門地區重新存在。

(3)這位王室法官是拉扎羅·達·西爾瓦·費雷拉,他帶著與總督一起行使權力以控制議會的新職責而來,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

(4)馬努埃爾·穆里亞斯——《給北京新主教的指示》,里斯本,Ag. Gr. 殖民地出版社,1943。

(5)有很多文件證明北京宮廷對天文學家、數學家、外科醫生和畫家感興趣。儘管中國曆法與西洋曆法不同,但宮廷顯然高興看到他們編曆書、預報月蝕日蝕和製造鐘錶。很能説明問題是香山縣令於1800年10月5日的文書請求澳門派遣3名天文學家前往北京,使卡埃塔諾·皮雷斯·若澤·努內斯·里貝羅和維利希莫·蒙特羅·塞拉得以去北京。見國家檔案館《中國文書》第372號,或者早在1785年4月28日北京主教的請求書,該文獻現存於國家檔案館《傳教會檔案》第502號。

(6)亞歷山大·戈韋亞於1800年以“人員委員會”的名義建立了朝鮮傳教團。

(7)國家檔案館《敕書》第58卷第3號。

(8)亞歷山大上述請求書,存於檔案館《傳教團檔案》第502號。

(9)1801年,菲里貝·多·羅薩里奧神父等人曾向教皇聖使要求派一名葡萄牙主教到東京。見國家檔案館《傳教會檔案》第1139號。

(10)若奧·平托·戈麥斯神父: 《一個目擊者所作的關於北京宮廷在中華帝國對天主聖教進行殘酷迫害的簡要報告…》,波爾圖,1939,9-10頁。在這本書中,作者敍述了他所看到在1805年禁止天主教活動的原因,讚頌了亞歷山大·戈韋亞的美德,説他早在1800年就在設法把天主教擴展到朝鮮半島。

(11)同上。

(12)同上。

(13)V. C.0: Verenigde Oostindinsche Compagnie。

(14)馬努埃爾·穆里亞斯上述著作。

(15)文德泉神父: 《澳門教區檔案》第一卷,澳門,1970,亞歷山大·戈韋亞致若阿金·德·索薩·薩拉依瓦的信,第69-70頁。

(16)同上,71-72頁。

(17)《澳門檔案》第3組第4卷,官印局1965,373-381頁。

(18)文德泉神父: 《澳門教區檔案》第73頁。

(19)由馬爾蒂尼奧·德·梅洛·卡斯特羅,簽署的馬利亞二世1783年的幾項女王命令,是為了對以前的龐巴爾的葡萄牙海外政策進行改革。由於種種並非都是可信的原因,這些改革在澳門引起深刻的反響。例如,失寵的總督盧卡斯·若澤·阿爾瓦林加就曾以它們為旗號,并在《1909和1910年澳門政府派人救援中國帝國回憶錄》中公佈,里約熱內盧,1829,第44頁及以下各頁。

(20)文德泉神父: 《澳門教區檔案》第121頁。這一理由只不過是為了避免傳教團代理人存在的勉強的借口,即中國當局認為它是一種難以控制的新意識。

(21)關於這個問題,有一些零散的記載。文德泉神父斬釘截鐵地對我們説,他看到過證明文獻,但這些文獻已經丟失。

(22)《澳門檔案》第1卷第5號,澳門,1929年10月,283-284頁。

(23)文德泉神父: 《澳門及其教區: 朝鮮傳教團》,第16卷,澳門,1979,150-153頁。

(24)同上。若阿金哀嘆由於主教不在其應在的地點而造成的在中國的神職人員無紀律的狀況。

(25)同上。《澳門教區檔案》138-139頁。這是萊依特神父在《新聞日報》上透露的情況,它似乎印證了不可懷疑的若澤·伊納西奧·德·安德拉德的著作: 《澳門人打擊中國海盜的功續和英國人強行進入澳門市回憶錄》,里斯本,1835第26頁。此書透露了張保被俘後所受的優待,這又一次證明那些認為張保不是個一般的海盜而是一個最終歸順滿清政權的政治反叛者的人是正確的。

(26)若阿金·若澤·萊依特在《新聞日報》上的文章刊登在《澳門教區檔案》上,第113-273頁。據文德泉神父説,今天已不知道原稿落到何處。

(27)同上,第141頁。

(28)同上: 《澳門及其教區》第3卷692-693頁。

(29)若奧·費利西亞諾·馬爾克斯·佩雷拉: 《大西洋國》,第1組第1和第2卷,里斯本,1889-1890,第8頁。

*Acácio Fernando de Sousa,澳門大學葡萄牙-亞洲問題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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