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1年12月3日凌晨，聖·方濟各·沙勿略在上川島(Sanchoão)去世。自此以後，35位耶穌會教士、22位方濟各會修士、一位多明我會修士和一位聖奧斯定會修士曾極力想在中國內地定居，但都沒有成功。1564年，其原因通過廣州吉爾·德·戈伊斯(Gil de Góis)的使館信函彬彬有禮地告知給耶穌會弗朗西斯科·佩雷斯(Francisco Perez)神父: “他們不懂中文。”
因此，當羅明堅Pompílio，(後改為Miguel Ruggieri)和利瑪竇(Matteo Ricci)分別於1579年7月20日和1582年8月7日來到澳門之後，便開始努力地學習難學的孔夫子的語言。當時，在今天大三巴遺址附近，有一所聖馬迪諾(S. Martinho de Tours)新信徒學校，它是在一位意大利商人的捐助下於1580年建立的。在這個被曾於1565年建起澳門第一個耶穌會會友之家的佩雷斯神父稱為“上帝盛名之港”的澳門的官方翻譯中，菲力浦·馬修斯(Filipe Mateus)被選中擔任他們的第一個中文教師。
羅明堅是在利瑪竇之前的偉大先行者，他曾在教友本涅拉(Matias Penela)陪伴下多次前往廣州(1580年4月3日前幾天、1581年4月3日前去過兩次、1582年4月至5月間與耶穌會的桑切斯〔Alonso Sanchez〕一起)和肇慶。1582年5月中旬，羅明堅和本涅拉曾受到身擁三百多官兵組成的衛隊的知府或地方行政長官王泮(Wang P'an)的接見。王泮從寶座走到羅明堅跟前，對他表示喜愛和親切，甚至還摸了摸他的鬍子。
1582年12月27日，羅明堅在耶穌會教友巴范濟(Francesco Pasio)的陪同下又來到肇慶，并於1583年1月10日在那裡舉行了第一次彌撒。8個月以後的1583年9月10日，他帶來了利瑪竇，同一天，他們獲准在兩廣總督的夏宮所在城市居住。於是，兩位傳教士穿起了僧袍，剃了頭髮，剪掉鬍子，然而，他們并沒有意識到在當時的中國，佛教正處於低潮。這個錯誤直至8年以後才由利瑪竇在韶州(Sio-Chow)改正過來。佛教禪宗“六祖”(Lôk-Chou)惠能於1713年76歲時於韶州去世，他是廣州附近新興人，有五個弟子。由印度僧人菩提達摩創立的教派於明朝末年傳入日本，一直沿襲到今天。(1)
最早的中文著作和文化滲透
羅明堅在澳門出版的第一部木版印刷的中文書是《十誡書》。
1581年，羅明堅在澳門以中文出版《教義問答》。1584年11月底以前，他在一個來自福建的儒生的幫助下對此書進行了修改。這位儒生已經結了婚，是一家之父，他通過了皇家考試於1584年5月開始與兩位意大利神父同住。1584年10月21日，弗朗西斯科·卡布拉爾(Francisco Cabral)神父為他施行了洗禮，並給他起了保祿這個名字。之後，保祿就成了耶穌會教徒。不久，《教義問答》被印製幾千份，一直流傳到交趾支那。
1595年，利瑪竇編寫了一部“更有針對性和更有條理”的教義問答，並於1609年以《天主實義》(“T'ien-Chu Shih-i”)為書名出版。
1584年，利瑪竇還需要翻譯，即陪他去肇慶(Shiu-Hing)的中葡翻譯菲力浦·門德斯(Filipe Mendes)。1585年，他不用翻譯便可讀書與寫作了。1595年，他第一次嘗試將艾比克泰德和西塞羅的著作譯為中文。曾德昭(Álvaro Semedo)神父卻寫道，在進入中國之後10年，他仍需一位儒生的幫助。“其實，他並沒有出現飛躍……”
1591年，利瑪竇在中國儒生的幫助下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張居正(Cháng ChuCheng)，萬曆皇帝漫長的統治期最初10年中偉大的內閣大學士為此書寫了註釋。
肇慶(1583-1584)的教團有4個人: 利瑪竇、羅明堅、巴爾塔薩爾(Baltasar或Gonçalo)和中文翻譯菲力浦·門德斯，其中，只有菲力浦·門德斯穿歐式服裝。
1583年(2)7月或8月，一名叫若奧·陳的新教徒給基督徒的真正的上帝起了“天主”這個中文名字。這個名字得到了傳教士的認可並一直沿用至今。道家弟子使用的是眾神之神(Devapati)的名字。在佛教被引入中國之前，這個詞對於中國人來説，是秦朝的始皇帝頂禮膜拜的八大神之一(地神、戰神、陽神、陰神、月神和四季神)。這個詞起源於公元前12世紀末。只有利瑪竇在很久以後瞭解到它可能源於佛教或世俗意義的來源，但是，這種用法既然已使用，便無須改變它，以免造成人們心理上的混亂。
1585年5月在肇慶完工的歐式教友會是羅明堅在澳門籌集的資金，這項工程共花去了20萬銀元或6000金幣。
知府王泮為教友會題寫了匾額，匾額被保存至今。最初的聖母形象(天主聖母娘娘)被救世主的形象取而代之，以免發生混淆。房頂上樹立了一個木頭的十字架。
在客廳裡，擺著中國人稱之為“自鳴鐘”的鐘錶，許多銅製的地球儀、渾天儀、太陽鐘、威尼斯稜鏡(無價之寶)，羅馬、菲律賓、西班牙和日本送來的西方繪畫、裝幀精美的建築學和宇宙論的書籍、金色封皮的八卷本多種文字的聖經，以及送給萬曆皇帝的兩座鐘錶和1608年利瑪竇當時最好的世界地圖。但是，利瑪竇從未見過皇帝。
自1583年9月10日至1589年8月1日，神父們只為80人施行了洗禮，其中只有2人屬於顯赫人物。
教友會裡常常擠滿了來自肇慶拜訪總督的官吏，但是，來訪者卻不小心損壞了玻璃和窗戶，這使利瑪竇漸漸失去了耐心，失望地回到澳門。在梅爾基奧爾·卡爾維羅·萊唐(Melchior Carneiro Leitão)神父的勸説下，他終於返回了肇慶。
利瑪竇的想法是“不放棄平民百姓，集中全力於中國社會的領導者和文人。”然而，這是一個古老又新鮮的文化滲透方式，就像聖保祿的“一切為了所有人，以保所有人信奉基督”(3)或“進來時帶著各自的特點，離開時帶著我們的特點。”沙勿略在日本以及范禮安(Valignano)、恩里克·恩里克斯(Henriqu Henriques)、諾比(Nobili)、若奧·德·布里托(João de Brito)和其他人在東方也同樣用的是這個方法。
加深並採用各種文化實際存在的全部內容，從不將西方外在的模式強加於人，吸收但不違背基督徒的信仰和道德，這是各個時代偉大的軍事征服者對民族擴張的唯一變通方式。(4)
轉至韶州或曲江和文化滲透的進展(1589.8.29-1591.4.18)
廣州總督吳文華(Wu Wen-Hua)已調赴南京，1587年由廣西巡撫吳善(Wu Shan)接替，然而，吳善因年事已高，幾個月後便去世了。接替的人是劉節齋(Lau Chi-Chai)，一個凶殘、野心勃勃、貪財的人，他一上任，立刻下令全面修繕其去世前任住過的房子。
1589年8月1日，他聽信對歐洲傳教士的許多非議，驅逐他們，沒收了他們的房子，但允許他們出發去廣東省北部的韶州或曲江。
這是一次艱苦的旅行，於當年8月15日開始。耶穌會的麥安東(António de Almeida)神父，一個“具有善良美德和崇高熱情的青年”曾陪同羅明堅去過浙江和廣西，此時因病重返回澳門，并一直住到1589年年底。1591年10月11日，他在韶州又一次病倒了，於八天之後去世。他的遺骨可能於1593年12月移至澳門。(5)
傳教士們先來到光孝寺，這裡居住著1000多僧人，埋葬著我們稱為“六祖”的佛教禪師惠能。利瑪竇在這裡住了一夜，瞭解了各種情況，第二天，向比肇慶大得多的城市出發了。
經范禮安同意，傳教士們決定不用“和尚”這個稱呼，留起了鬍子和頭髮，改穿儒服，在拜官吏時穿絲服，並按照中國的式樣建造一座住宅和一座教堂。工程於1590年10月至1 2月間完成。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1591年1月1日，這一行人中有了第一批中國澳門耶穌會教友，這在後來給了他們很大幫助: 鍾鳴仁(Sebastião Fernandes)，他在耶穌會的意大利人龍華民(Nicolo Longobardi)面前用葡語宣讀了誓詞，另一個是黃明沙(Francisco Martins Wong Meng-Sa)，此人後來於1606年1月20日為了他的信仰在廣州去世。
自1月至6月，利瑪竇致力於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的翻譯，在徐保祿(Paulo Siu KuanChi)的幫助下，這個工作直到1606年8月至10月間得以完成。
在韶州招收新教徒的工作進展緩慢，至1592年12月15日只為22個人施行洗禮。這時，他們找到了“神父”(不再用道士來稱呼神父)、“主教”、“歐洲”、“大西洋”、“羅馬”和其它許多詞匯的中文術語。
1591年12月，利瑪竇開始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這項工作至第二年11月15日完成。
耶穌會的石方西(Francisco de Petris)神父大約於1591年12月20日抵達，於1593年11月5日去世。接替他的是郭居靜(Lázzaro Cattaneo)神父。
自1591年11月至12月間起，利瑪竇第一次用中文講解伊納爵(Inácio de Loyola)的《靜修》(Exercícios Espirituais)。
因此，在向北京進發的途中，利瑪竇和他的同伴，包括於1596年在南昌加入他們行列的耶穌會的蘇如望(João Soeiro)的語言能力和文化瞭解不斷得到了加強。
1592年9月4日，利瑪竇成為中國傳教團團長。1600年3、4月間，他在南京見到了上海郊區人儒生徐光啟。徐光啟後來成了對他幫助最多的儒生之一。
利瑪竇注意到廣東的儒生與中國內地的儒生不同，他們否認靈魂不死。他認識到，新的儒學思想已用客觀而純物質世界的理論代替了從前的道家觀念(理和智)。
在南京與道學家三淮(黃洪恩，1545-1608)和在北京與太子朱常洛(1582-1620)的屬下黃輝的辯論中，利瑪竇認識到: 中國人的推理不是以絕對定義為依據，而是以實際的描述為基礎。
毫無疑問，利瑪竇、耶穌會教士和他們的後來者在地理學、星相學、數學、藝術政治領域為中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利瑪竇去世的1 6 1 0年，中國內地已有1 6位耶穌會教士(6位神父和8位中國教友)和2萬5千名天主教信徒，其中還有一些著名的官吏。
傳佈福音的工作雖不能説成績斐然，卻像一棵大樹那樣，從此扎下了堅實的根，並將結出果實。
陸若漢(João Rodrigues，1561-1633)，翻譯
耶穌會的米歇爾·庫珀(Michael Cooper)在他的傳記寫道，陸若漢是最重要的日本傳敎士。大約在1561年，陸若漢生於塔澳拉河邊一個叫塞南塞利的小鎮。小鎮距上貝拉省的拉美戈市約25里。他有可能是10世紀小鎮古堡的女主人弗拉木拉·羅德里格斯(Flâmula Rodrigues)的後代。
他從12、3歲時離開葡萄牙，從此再也未回去。因此，儘管他在亞洲生活了50多年，提起家鄉仍充滿了熱愛與思念。
他可能是乘坐多明弋斯·蒙特羅(Domingos Monteiro，1577年7月4日)的船經硫球群島抵達日本的長崎。在對澳門的短暫訪問之後，陸若漢在日不落的國家連續度過了33年。
當時，日本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織田信長(Oda Nobunaga)，他控制著當時66個省的一半，並大有統一全國的趨勢。後來，這個任務經過關原之戰(Sekigahara)由德川家康(Tokugawa Yeassu)完成了(1600年10月21日)。
1580年，19歲的陸若漢開始在府中(Funai)學習日語，并與12位日本青年和8位葡. 國人一起，開始在臼杵(Usuki)依靠僧人的俸金在范禮安的指導下研習耶穌教。1581年秋天，他開始為期兩年的希臘-拉丁人文學研究，之後學習哲學，直至因外交使命不得不中斷學習。在長崎，同樣因為外交使命，他也中斷了神學的學習。
在與豐臣秀吉(Hideyoshi)的關係中，他是代表印度總督使團的范禮安的主要翻譯，因得到豐臣秀吉的賞識，他被選為官方翻譯並一直延續至家康時代。
1596年4月至7月期間，在澳門，35歲的陸若漢和5位耶穌會教友被佩德羅·馬爾丁斯(Pedro Martins)神父任命為牧師。7月21日，他與一同被任命的牧師乘坐路易·門德斯·德·菲格雷多(Rui Mendes de Figueiredo)的船回到長崎。
11月16日，他陪同主教去距宮右(Meaco)3、4里的伏見(Fushimi)城堡見豐臣秀吉。
1597年3月20日，豐臣秀吉決定，除陸若漢和與澳門的貿易必需的人員外，驅逐長崎的所有神父。陸若漢可自由選擇任何地方做為住所，并關注、安慰了1597年2月5日事件的26位聖者。
1598年4月在宮右，關白(Taiko或Kwampaku)對陸若漢顯出特別的恩寵，并於1 0月2 0日將平戶(Hirado)聖菲力浦號船上沒收的一個十字架、一個象牙十字架和裝飾品及貨物送給他。
37歲時，他成為長崎擔任了17年教區長、在日本居住了2 1年的耶穌會神父安東尼奧·洛佩斯(António Lopes)的4個顧問之一。
年老的神父們(特別是奧爾甘迪諾〔Organtino〕)對陸若漢那些對於神職和與澳門的貿易都十分有用的外交生涯不理解。
他最後一次見到豐臣秀吉是在他的病榻前，他對豐臣秀吉談到永生和施洗，并接受了絲綢和服。1595年9月16日，偉大的關白在作了下面這首思鄉詩之後去世了:
啊，我像一滴露珠跌落了，
我像冰一樣溶化!
大阪的古堡
是一個夢，
一個夢中之夢!
1598年，陸若漢被任命為使團總管，並於1601年在長崎莊嚴就職。他的任命書還保存在羅馬(Ass. Lus. Ⅲ，24頁)。
德川家康任命他為駐長崎的貿易代理，這一職務給他招致了更大的不幸、嫉妒和辱罵，迫使他於1610年離開日本前往澳門。
路易斯·塞爾克拉(Luís Cerqueira)主教是他的主要批評者，村山(Murayama Toan)和左兵衛長谷川(Sahyõe Hasegava)則是他的主要敵人。據巡閲使弗朗西斯科·維埃拉(Francisco Vieira)，他們對他的迫害，“迫使他在49歲時離開了日本。”(6)應當記住的是，還是陸若漢將村山推薦給家康的! 他雖身居高位，仍有時間和精力寫出了240頁的《日本語言藝術》，寫作自1604年開始，於1608年結束。
這本書和1620年他在澳門所著的《日語精要》充份顯示了他對於這種較難語言的深刻瞭解和廣博的閱歷。這部書分三部份:1)名詞、代名詞的用法和動詞的變化；2)語言的八個基本部份:3)語言的句法和結構。他注意到日語不是一個詞尾變化較多的語言，它沒有格，動詞不變位。
按拉丁文和葡文字母的方式，日語的發音規則早於現在的赫伯恩(Hepburn)羅馬字母規則。
現代日本語言學家對陸若漢的著述給予認可。
第二部份即語法部份是最有特點的(外國人通常的語言學錯誤和葡-日文對譯時的難點)。他指出，首都的語言是最好的，應當在發音和詞匯上予以推廣。在這方面，耶穌會的加斯帕爾·維雷塔(Gaspar Vilela)神父有專門的研究。
他還將中國的詩歌譯成日文，介紹中國的佛教、道教和儒學以及其它有用的信息。
1615年，陸若漢成為澳門教區大主教的佈道者、顧問兼教區總管的助手。
自1613年6月至1615年7月，他週遊中國，深入地考察了中國教派的理論以批駁它們。因此，他便涉足於利瑪竇和他的後人一直傾心的文化滲透領域。
他可能訪問過5個耶穌會會友之家，并於1615年到達北京。
儘管陸若漢對於得到中國士大夫幫助的利瑪竇和其教友採用的術語持批判態度，但並未能提出自己的觀點。嚴重的禮儀問題其實是在耶穌會教士所用術語上發生的衝突問題；直到1932年，教皇庇護第九才批准了利瑪竇所用的術語。
1620年在澳門出版了他的《精要》之後，根據巡閲使熱羅尼莫·羅德里格斯(Jerónimo Rodrigues)和日本教區主教帕切科(Francisco Pacheco)的要求，陸若漢開始編寫《日本教會史》。他的工作得到了阿豐索·盧塞納(Afonso Lucena)、馬蒂尼奧·阿拉(Martinho Hara)、馬托斯(Matos)和皮雷斯(Pires)的幫助。1620年開始的此項工作在當年完成了第1部份的寫作；兩年以後，完成了1549至1570年近20年歷史的寫作，一直寫到1590年的情況，以後的部份遺失了。
1628年，他重新出現在中國，《日本教會史》尚未完成。
1633年，陸若漢突然去世，留下一部未完成的書。
我們不再論及他與巡閲使安德烈·帕爾梅羅(André Palmeiro)在一隊明朝軍隊的幫助下在中國的最後一次冒險；我們的講述到此告一段落。
蔚玲 譯
1558年羅明堅神父在澳門出版的第一部書的扉頁。
【註】
(1)Alan W. Watts，《禪之路》(The Way of Zen)，第13版，Penguin Books，110-115頁。
(2)《利瑪竇全集》(1579-1615)，耶穌會神父德利賢(M. D'Elia)編輯並注釋，羅馬1942，Ⅰ卷，p s. CV-C Ⅻ ，186，注釋193-194。
(3)《新約》，使徒書信2-Cors.9,22。
(4)查理·E·羅南(Charles E. Ronan)和鮑奈。B. C(Bonnie B. C.)編輯，《耶穌會教士在中國，1582-1773，東方看西方》，聖·羅耀拉大學出版社，芝加哥，1988。
(5)德利賢，《利瑪竇全集》Ⅱ，第224頁。
(6)M. Cooper，O. C. 第260頁。
同上。第220-238頁。
*Benjamim Videira Pires，S.J.，葡萄牙文學和哲學學士(里斯本大學)，葡萄牙在東方歷史和耶穌會士在亞洲歷史的指導人和研究者，亞洲歷史學會國際協會主席，葡萄牙歷史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