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歷史上的旅遊業發展(1553-1961)

澳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開放的港口。根據明朝史書記載，澳門最早稱“蠔鏡”，古時澳門蠔(牡礪)多，南北兩個海灣水靜灣圓，宛如明鏡，故又稱“蠔鏡澳”。又因為澳門地屬香山縣(今中山市)，亦稱“香山澳”。此外還有“濠江”、“海鏡”、“鏡湖”等别名。早在葡萄牙人據澳之前，中國居民已在澳門世代居住和生活，著名的媽閣廟就是在明成化年間，由在澳門生活的福建莆田、泉州以及廣東潮汕等地的漁民集資興建而成。據說葡國人稱澳門為“馬交”(MACAU)，日本人稱澳門為“阿媽港”，皆得源於此。

葡人據澳與旅遊業的萌芽

葡萄牙在1510年佔領印度果阿，1511年佔領東方最早的世界市場馬六甲之後，就一直對中國有所窺伺。1535年(嘉靖十四年)，“市舶提舉司移至澳門徵税，允許外國商船入泊，蠔鏡成為互市之地”(1)，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門停靠碼頭，進行貿易的便利。

1550年(嘉靖三十年)，中葡兩國協議每年在廣州舉行兩次交易會，於是葡國人獲得了中日兩國貿易的權利。(2)為防止外國商賈侵擾內地，廣東市舶司選定離澳門二十八哩的浪白滘作為外國船隻的泊口。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國人藉口航船在附近海域觸礁下沉，進貢物品浸濕，申請借地晾曬，通過賄賂中國官員登陸澳門。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定居，建樓房，築砲台，修城牆，葡萄牙人所説的“開埠”，由此而始。1572年，出於一個偶然的事件，葡萄牙人開始每年向中國政府交納“地租銀”500兩，後增至515兩，直至1849年才停止。

葡萄牙人租居澳門後，在當時的明朝政府的管轄下，積極開展東西方貿易，使澳門很快從一個漁村發展成為繁榮的商業城市。(3)到1563年，居澳的中國商民已經超過4,000人，葡國人也增至900人，另外還有葡萄牙人從非洲、東南亞等地掠買來的奴僕數千人，澳門作為一個商旅中心城市已經初具規模。從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近一百年漫長的帆船時代，雖然其間有盛有衰，但澳門一直是東西方國際貿易往來的中轉貿易中心，一度壟斷了歐洲與中國的海上貿易，這一情況在香港開埠前後才慢慢改變。

對於原來居民甚少的澳門來説，早期的經濟繁榮是與旅遊業的發展相伴而生的。如果我們把旅客定義為“在外作客、旅行或從事商務、公務活動的人”，那麼在澳門開埠到城市逐漸形成，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處於萌芽狀態的澳門早期旅遊業也一直在不斷演進，地位舉足輕重，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些在澳門發展史上留下足跡的旅客中，絕大多數并不是觀光客。來澳的主要有五類旅客，最多的是第一類人，即來自中國內地的商賈、小販、工匠和漁民；第二類是以葡萄牙人為代表的，用軍艦、槍砲武裝起來到澳門貿易的外國商旅；第三類是以傳敎為目的宗敎人仕；第四類是以觀光、瞭解文化習俗為目的的旅行者，這部份人為數不多，但影響頗大；第五類是作為官方的代表，到澳門進行公務活動的政府官員或政府的代表。

由於當時交通不便，那些遠道而來的旅客不得不在澳門停留較長的時間，少則數月，多則數年，很多旅客不知不覺中在澳門滯留下來，成為澳門的早期居民。由於季候風的原因，當時澳門-果阿-里斯本的航線和澳門-日本的航線每年通常祗能走一個來回。有些葡商以“貨久未脱”為由，長期滯留，有的甚至到冬季尚未駕船回國，中國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允許其上岸暫住，待其貨物銷完駕船離去時，再拆去臨時建築。(4)

澳門旅遊業的早期繁榮(帆船時代)

一、商務旅遊

早期的澳門旅遊業主要分為三類: 商務旅遊、宗敎旅遊和文化旅遊。澳門的旅遊業始於商務旅遊。從葡萄牙人租居澳門之後，到澳門來貿易的外國商賈和商販一直沒有間斷。按照現代的概念，這些來澳門經商的人仕實際上就是商務旅客。葡萄牙人利用其海上的優勢，以澳門為據點，刻意開拓澳門與印度果阿、日本長崎、菲律賓馬尼拉及歐洲和美洲國家的貿易，使澳門發展成為遠東最大的貿易商港、中西方貿易的第一個中繼站。

海外的商務旅客是通過三條重要的航線往來澳門的。1)澳門-印度果阿-葡萄牙里斯本航線。葡萄牙商人用每艘載重量為600至1,600吨、可容納500至600人的大帆船，將胡椒、象牙、檀香和銀子等運到澳門，交換來自中國的生絲、絲綢製品及各種手工製品，獲取70-200%的利潤。(5)在明崇禎十四年(1641)荷蘭人把葡萄牙人趕出印度切斷澳門與果阿的交通之前，這條航線一直為葡萄牙人所壟斷。2)澳門-日本長崎航線，由於明政府實施海禁，嚴禁中國商人與日本通商，葡萄牙商人得以充當中日貿易的中介角色，開闢了澳門與日本之間的重要貿易航線，1585-1640間，每年經這條航線由日本輸入澳門的白銀平均達到1,350,000兩，成為葡萄牙經營的所有航線中最賺錢的一條航線。1640年，日本幕府全面禁止葡萄牙人到日本貿易，葡萄牙商人利用中國船員和中國商人繼續與日本保持貿易關係。3)澳門-菲律賓馬尼拉-墨西哥航線，這是16-17世紀世界上線路最長的大三角貿易航線，行走這條航線的除了葡萄牙人之外，還有西班牙人。據史書記載的資料統計，每年約有三艘大帆船經澳門到菲律賓馬尼拉，載重量250噸左右。

陸路的商務旅客主要來自中國。這部份人一直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卻是來澳商務旅客的主體。每有外國商船入港停靠進行貿易，負責“抽分”的官員、載貨前來交易的商人、供應各種生活用品的小販、裝卸搬運的僱工，以及通曉外語的通事便紛至沓來，給平日平靜的蠔鏡澳增添不少繁榮景象。史籍對來澳中國商民的記載不多，但可以從澳門人口的變遷側面瞭解，1563年，澳門有葡人900人，中國籍者4,100人，另有各地掠買來的奴隸數千人。(6)至清朝林則徐於1839年清查澳門人口時，總人口達到245,149人，中國人達到239,803人(7)。在這二百七十七年中，平均每年增加人口851人。若以來澳門的中國商旅中有10%的人最終在澳門定居的比例推算，平均每年來澳門的中國旅客的數量達到8,510人。

澳門成為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市場的門戶，英國和美國商人最初就是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市場的。1635年，即明崇禎八年，葡印總督特許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號商船赴澳運取100門火砲和銅材，這是首艘抵澳英輪。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抵澳，開創中美通商的歷史。

二、宗敎旅遊

隨著澳門的開放、商務航線的開通，世界各地來澳旅客的不斷增多，帶來了他們不同的宗敎信仰和風俗習慣。中國人信奉佛敎和道敎，葡萄牙人帶來了他們信奉的天主敎，英國人帶來了基督敎等等，世界各地的宗敎人仕紛紛到澳門這一遠東最繁華的港口城市遊學傳敎，各種宗敎流派在澳門匯聚，使當時的澳門成為天主敎遠東地區的傳敎中心。

天主敎在澳門的地位超然，澳門成為傳敎中心表現在，澳門是天主敎傳敎士向中國內地傳敎的跳板，是向遠東各國傳敎的基地，是被逐傳敎士和天主敎徒的避難所。據施白蒂的澳門編年史記載，澳門是通往中國和日本的大門，1578-1740年期間，先後有463位耶穌會修道士從里斯本前往澳門；1579-1981年，有一百三十位修道士經澳門進入中國。(8)

早在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之前，傳敎士貢薩爾維斯在1555年由滿剌加敎會派往蠔鏡澳居留，營造澳門第一座草屋敎堂，耶穌會神父巴雷托也於同年末抵澳。1558年，天主敎設立馬六甲敎區，敎區範圍包括澳門，木結構的聖安東尼敎堂(花王堂)在這一年建成。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奉葡萄牙國王之命來中國傳敎的耶穌會傳敎士開始抵澳。奧斯定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修會傳敎士陸續抵達。1575年1月，澳門脱離馬六甲自設敎區，澳門敎區管轄中國、日本和安南(越南)的傳敎事務，成為遠東的第一敎區。此後，在1594年，羅馬耶穌會意大利神父發起在澳門建聖保祿敎堂(大三巴敎堂)，聖保祿神學院培養了大量的傳敎士，這些傳敎士成為天主敎在日本、中國及中印半島傳敎的重要力量。1800年，在原聖約瑟神學院址成立王家學院，兼收中、葡學生，敎授葡語、拉丁語、算術、修辭、哲學和神學等。當時派往中國、日本、安南和朝鮮傳敎的傳敎士大多轉道澳門，這些地方的不少敎徒也紛紛到澳門學習或避難。可以認為，澳門在鴉片戰爭之前一直是遠東地區的宗敎旅遊中心。

英國人佔領香港之後，隨著香港逐漸繁榮，澳門的宗敎中心的重要性不斷喪失。1841年，羅馬敎廷將香港劃為宗座監牧區，脱離澳鬥主敎區。1842年香港開埠後，1840年由美國傳敎士布朗在澳門開辦的西學學校馬禮遜學堂，隨即遷往香港，其它飽受葡萄牙人和天主敎徒排斥的倫敦傳道會、浸信會及馬禮遜敎育協會等基督敎派的敎會也紛紛遷往香港。雖然澳門的宗敎活動，各種宗敎流派延續至今，但昔日的輝煌卻一去不復返了。

來澳門的宗敎旅客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傳敎士，以傳敎為目的到澳門或經由澳門到中國內地或所屬敎區的其它地區，如越南、日本、韓國等地傳敎的傳敎士。第二類是因為鄰近地區發生宗敎排斥，而不得不到澳門避難的敎友。在早期澳門的歷史上，曾經有不少的日本敎徒和中國敎徒到澳門避難，如1614年，日本取締一切宗敎，傳敎士被逐，大批日本敎友避難澳門。澳門現存的大三巴牌坊，即聖保羅敎堂遺蹟，據説在建造時日本的避難敎友作出了不少貢獻。(9)另據施白蒂的澳門編年史記載(見頁112)，1727年由於中國皇帝繼續進行宗敎迫害，使澳門成了所有傳敎士的避難地，來到這兒的不少於四十人，包括幾位主敎。第三類是到澳門來學習宗敎的敎徒，如中國畫家吳歷和陸希言(1680)曾在聖保祿神學院學習，韓國人金大建(1837)也曾在澳門攻讀神學、哲學并從事傳敎活動。

 

表1：澳門宗敎旅遊大事記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傳敎士貢薩爾維斯由滿刺加敎會派往蠔鏡居留營造第一座茅寮敎堂
嘉靖三十六年（1555）	經保羅四世敕封澳門被劃歸馬六甲敎區隸屬於果阿受葡萄牙敎區保護
嘉靖三十九年（1560）	第一批耶穌會士到澳門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奉葡萄牙國王之命來華傳敎的耶穌會士抵澳/奥斯定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修會傳敎士陸續抵達澳門
隆慶二年（1568）	尼塞亞主敎唐·貝爾希奥·加爾內羅在澳門後來擔任署理主敎
（1571）	耶穌會士在其住宅旁創辦澳門第一所學校
萬曆三年（1576）	1月23日馬六甲和澳門分離各設敎區 澳門葡萄牙敎區管轄中國、日本、韓國和安南（越南）及其所有毗連島嶼的傳敎事務成爲遠東的第一敎區
萬曆六年（1578）	9月6日耶穌會印度敎團視察員范禮安抵達澳門 在澳門住至1579年7月7日并於7月25日到達日本。
（1582）	由范禮安巡視主組織第一批從東往西的耶穌會遠征隊從長崎出發前往歐洲  同年到達澳門  1584年先後到達里斯本和馬德里  1585年到達羅馬使團中有两名年輕的日本王子和两名貴族  1588年8月11日回到澳門
萬曆十年（1582）	8月7日意大利傳敎士利瑪竇抵澳并擬由澳門進入中國
萬曆十六年（1588）	日本從澳門敎區分出
萬曆廿二年（1594）	羅馬耶穌會意大利神父發起在澳門建聖保祿敎堂（大三巴敎堂）聖保祿神學院開辦
萬曆廿五年（1597）	澳門主敎逝世  果阿大主敎任命奥斯定會士桑蒂斯署理主敎
萬曆四十二年（1614）	一批日本天主敎徒逃到澳門
（1617）	耶穌會士湯若望抵達澳門以後到北京居住
天啟六年（1626）	日本官府嚴禁澳門來長崎的葡萄牙商船帶傳敎士赴日
天啟七年（1627）	初夏葡萄牙傳敎士自澳門赴安南傳敎
順治十五年（1658）	羅馬敎廷將澳門和中國內地敎區劃開
嘉慶五年（1800）	8月8日在原聖約瑟神學院院址成立王家學院兼收中葡學生敎授葡拉丁語算術修辭學哲學和神學等
道光十四年（1835）	聖保敎堂在颱風中被大火焚燬
道光十七年（1837）	韓國人金大建在澳門攻讀神學哲學并從事傳敎活動後成爲韓國首位天主敎神父
道光二十年（1840）	美國傳敎士布朗開辦馬禮遜學堂成爲中國近代第一座傳播西學的學校
道光廿一年（1841）	香港開埠羅馬敎廷將香港劃爲宗座監牧區脱離澳門主敎區
道光廿二年（1842）	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

(資料來源：摘自《澳門大事記》(10)、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三、文化旅遊

開埠之初的澳門確實是文化的沙漠，澳門本地文學的崛起是近幾十年的事，在這之前的四百年左右的時間裡，澳門本地出名的文學家寥若寒星。現在澳門經常以具有“四百年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處”作為宣傳口號，這些口號其實也從一個側面説明澳門的文化是舶來的文化。

所謂中西文化的交融，是指具有中西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客，因為客居澳門而將彼此的文化水乳交融，形成了澳門獨特的文化特質。除了中國人和葡萄牙人之外，在澳門生活的還有來自歐洲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英國人、德國人，來自亞洲的日本人、韓國人、印度人、馬來西亞人、越南人，以及來自非洲的黑奴。各民族都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習俗生活，東西方文化不僅在澳門和平共處，而且得到交流、交融。在澳門各民族通婚極為普遍，來自西方的天主敎與東土的佛敎、道敎在澳門共存，風格迥異的建築物比比皆是。

早期的繁榮促進了文化旅遊的發展，使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澳門成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處，是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內地的窗口，也是東方文化傳播西方的通道。廣義地説，宗敎也是一種文化，我們且把討論限制在狹義的範圍之內。狹義的文化旅遊在澳門有悠久的歷史，雖然從整體上看，既不活躍，也不顯著。

早在16世紀中葉的1555年，葡萄牙旅行家平托已經來到當時稱為蠔鏡的澳門，并到廣州和浪白澳等地活動。1556年，葡萄牙大詩人賈梅士(Camoes)流放澳門，在澳門居住三年，寫下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即《葡國魂》)，至今澳門仍有賈梅士公園，6月10日賈梅士紀念日是澳葡政府法定的公眾假期。寫下著名戲劇《牡丹亭》的明朝大戲劇家湯顯祖曾經在1591年途經澳門，留下了若干詩作，在其不朽劇作中也有男主角到澳門遊歷的描寫。1800年8月8日，澳門在原聖約瑟神學院舊址成立王家學院，兼收中、葡學生，敎授葡語、拉丁語、算術、修辭學哲學和神學等。1825年，旅澳英國著名畫家錢納利抵澳。

從總體上看，澳門的文化旅遊充滿著宗敎的氣氛，有時頗難界定兩者的差異。例如，早期的中國藝術家到神學院學習，學習的內容從神學、哲學到西方藝術，究竟把這樣的例子列入藝術的範疇還是宗敎的範疇，我們沒有作刻意的劃分。

 

表2 早期澳門文化旅遊大事

弘治十一年（1498）	葡萄牙人華士古·達·伽馬繞好望角至印度發現東方航線
（1555）	在廣州和浪白澳等地活動的葡萄牙旅行家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來到澳門  他給果阿敎會學校校長的信成爲西方第一個爲人所知的提及澳門的文獻  耶穌會神父貝爾希奥·努內斯·巴雷托來澳門向近三百名葡萄牙人傳敎
嘉靖三十五年（1556）	7月葡萄牙詩人賈梅士流放到澳門
萬曆十九年（1591）	明大戲劇家湯顯祖經澳門
崇禎八年（1635）	澳門天主敎徒鄭瑪諾前往羅馬學習神學成爲中國首位去西方學習的留學生
（1636）	著名旅行家彼得·蒙迪(Peter Mundy)訪問澳門并對澳門作了詳細描述
康煕十九年（1680）	畫家吳歴和陸希言隨傳敎士來澳門并入聖保祿神學院學習
康煕二十年（1694）	1月10日法國籍耶穌會士白晉自澳門回國時帶300卷精印的中國圖書
嘉慶五年（1800）	8月8日在原聖約瑟神學院地址成立王家學院兼收中葡學生敎授葡語拉丁語算術修辭學哲學和神學等
嘉慶二十年（1815）	英國傳敎士馬禮遜等在澳門編《華英字典》
道光五年（1815）	里斯本試辦葡萄牙至澳門的航海郵政
（1825）	旅澳英國著名畫家錢納利抵澳

(資料來源：摘自《澳門大事記》、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四、公務旅遊

從澳門開埠之後，派往澳門的進行公務活動的葡萄牙和中國官員就沒有間斷過。西方國家，尤其是葡萄牙派往中國的官方使者，大多數要經由澳門。其中較龐大的是1793年約翰二世的使節馬卡尼勳爵訪京，他率領隨行人員有九十五人，從當年6月21日離開澳門，不經廣州直接往北京，7月25日在渤海口的大沽港上岸，9月14日使團進入韃靼，前往熱河皇宮，1794年1月22日回到澳門。也有不少經湊門到中國的傳敎士甚至在中國擔任官職，據施白蒂《澳門編年史》記載，他們中間較著名的有利瑪竇(1582)、湯若望(1617)、南懷仁、曾德昭(1658)、徐日昇(1708)、徐懋德(1743)等等。

1582年從日本出發，第一批從東方往歐洲的耶穌會遠征隊，使團中有兩名年輕的日本王子和兩名貴族，來回途中都經過澳門。1620-1630年，明朝政府為了購買西洋大砲，四度派出官員到澳門，其中較出名的有徐光啟和姜雲龍。崇禎三年和傳敎士陸若漢一起來澳的中書姜雲龍，不但購買了西洋大砲，還召募一支由200名士兵和200名僕役組成的砲隊。

澳門是中國領土。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政府一直對澳門行使主權。清朝政府建立之後，多次派出官員到澳門巡視。康熙五十三年，五名清廷官員來澳，澳葡當局的官員按清廷禮儀“恭請聖安”，獲免地租銀一年的恩典。影響最大的一次中國官員巡視澳門事件，是1839年9月3日，林則徐偕兩廣總督鄧廷楨統率官兵巡視澳門，當時澳門的民政長官率領100名士兵和4名軍官到關閘恭迎，“番樂齊作”，林則徐等還於蓮峰廟傳見澳葡官員，并遍查澳門戶口。巡視途中，中國居民扶老攜幼，夾道歡呼，就是葡萄牙居民也惟恐落後，大三巴、媽閣、南灣等炮台在林則徐途經時還鳴放禮炮19響，以示敬意。(11)

澳門曾經是鴉片貿易的中心，鴉片戰爭前後，中國與西方列強許多重大的外交活動就發生在澳門。1844年7月3日，顧盛與耆英在望廈普濟禪院簽訂中美<望廈條約>。8月，法國專使拉萼尼率8艘兵艦抵澳，與耆英談判通商事宜。1857年，英、法、美三國公使髡集澳門，商討三國公使備忘錄。令人嘆息的是，這些在史書中記載的，可被視作公務旅遊的活動，有的令人感到自豪，有的令人感到屈辱。

表3：早期公務旅遊大事記

（1582）	由范禮安巡視主組織第一批從東往西的耶穌會遠征隊從長崎出發前往歐洲同年到達澳門1584年到先後到達里斯本和馬德里1585年到達羅馬使團中有两名年輕日本王子和两名貴族1588年8月11日回到澳門
泰昌元年（1620）	明朝派員向澳門葡商詢購西洋火砲
天啟四年（1624）	明朝廷派游擊張燾往澳門卜加勞鑄砲廠購砲四門
崇禎二年（1629）	徐光啟赴澳購西洋大砲十門
崇禎三年（1630）	朝廷派中書姜雲龍傳敎士陸若漢赴澳門購西洋大砲并召募一支由200名兵士和200名僕役組成的砲隊
康煕五十三年（1714）	澳葡當局在五名來澳清廷官員面前按禮儀“恭請聖安”獲免地租銀一年的恩典
雍正五年（1727）	經澳葡當局奏請葡萄牙使臣麥德樂經澳抵京向雍正帝行三跪九叩禮呈獻大批珍貴禮品懇請清廷保護寓澳葡人利益
雍正七年（1729）	雍正皇帝派出“觀風整俗使”焦祁巡視澳門
（1793）	6月21日約翰二世的使節馬卡尼勳爵在這一天離澳門不經廣州直接往北京1793年7月25日在渤海口的大沽港上岸9月14日使團進入韃靼前往熱河皇宮1974年1月22日回到澳門隨行人員九十五人包括龍騎兵炮兵和步兵組成的衛隊和五位德國樂師
（1807）	两廣總督吳熊光蒞臨澳門
嘉慶十二年（1809）	两廣總督和廣東巡撫到澳門視察防務
嘉慶十四年（1811）	两廣總督松筠臨澳巡視重申嚴禁鴉片走私
嘉慶十六年（1836）	義律出任英駐華商務總監常駐澳門推行强硬貿易政策
道光十六年（1839） 道光十九年（1842）	9月3日林則徐偕两廣總督鄧廷楨巡視澳門於普濟禪院傳見澳葡官員并遍查澳門户口此後粤海關監督豫坤廣州知府余保純署理海防同知蔣立昂先後赴澳
道光廿四年（1844）	7月3日顧盛與耆英在望廈普濟禪院簽訂中美<望廈條約>  8月法國専使拉萼尼率8艘兵艦抵澳與耆英談判通商事宜
道光廿九年（1849）	廣東主考清翰林院修編何紹基入澳考察
咸豐二年（1852）	赴九龍任大鵬協理副將張玉堂入澳考察
咸豐七年（1857）	英法美三國公使聚集澳門  年底俄國駐華公使來澳活動
光緒十三年（1887）	9月3日廣東巡撫吳大澂親率炮船五艘對澳門半島氹仔路環進进實地履勘

(資料來源：摘自《澳門大事記》(10)、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早期旅遊業的衰退和澳門賭博業的興起

一、早期商務旅遊業的的衰退

貿易的發展帶動了商務旅遊的發展，貿易的衰退也影響了商務旅遊的衰退。貿易帶動的早期商務旅遊在崇禎十三年(1640)已見端倪，此後有起有伏，總的趨勢是逐漸衰退。黃啟臣、鄭煒明總結了澳門對外貿易衰微的六個原因:1)清朝政府對外貿易的制約；2)日本驅逐葡萄牙人出境，使澳門失去東方最重要的航線；3)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切斷了澳門與果阿、馬尼拉的貿易航線；4)葡萄牙本國日益衰落；5)澳門葡萄牙人的內訌；6)澳門港口水淺港窄，不能適應近代輪停泊的需要。其中最後一個原因是致命的。

澳門早期商務旅遊得以發展的前提條件有三: 澳門本身的水路交通便利、葡萄牙人開拓了澳門與印度果阿、日本長崎、菲律賓馬尼拉及歐洲這三條重要的海上航線，以及明、清政府對澳門對外貿易採取特殊的扶持政策。當這三個條件不再滿足時，澳門的正當的商務旅遊也就走到了盡頭。

澳門屬於淺水港口，水淺港窄，適合帆船停泊，加上澳門本身水路交通便利，東行可致汕頭、廈門、寧波、上海、天津、大連、日本長崎，西行可通緬甸、斯里蘭卡、印度果阿、繞過印度洋好望角通往歐洲，南行可達馬尼拉、雅加達等東南亞大港，由澳門內港濠江可通往廣東珠江三角洲各地，這些天時地利造就了澳門16-17世紀帆船時代的繁榮。18世紀60年代產業革命之後，出現了機器輪船，要求停泊的港口水深港闊，水淺港窄的澳門港就不再適應機船時代的需要了，被其他條件更為優越的港口所取代祇是時間問題。

1640年前後，澳門三條對外貿易的重要航線幾乎在同時間受到嚴重打擊，澳門商務旅遊進入低潮。1641年(崇禎十四年)，荷蘭人佔領滿刺加，奪取了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把葡萄牙人趕出了印度，葡萄牙人操縱經營的澳門-果阿-里斯本的商務航線逐漸衰退。澳門-馬尼拉航線也在1640年之後中斷，為了爭奪這條航線，佔領菲律賓的西班牙與葡萄牙頗多歷史恩怨，但葡萄牙人一直壟斷這條貿易航線，1640年澳葡總督囚禁西班牙使臣、驅逐西班牙人，使得西班牙國王採取報復措施，宣佈立即停止馬尼拉與澳門的貿易往來，這條重要的國際貿易航線從此中斷。在此前後，澳門-日本航線雖然未完全中斷，但也遭毀滅性打擊，事因葡萄牙的天主敎徒在日本發動叛亂，1639年底日本政府“將葡萄牙人全部驅逐出境，使葡萄牙的希望遭到破滅”(12)，澳門與日本的官方聯繫從此結束。雖然此後葡萄牙商人仍利用中國商人繼續經營澳門與日本長崎之間的商務航線，雙方的貿易并未完全中斷，葡萄牙人也多番努力企圖重新恢復由葡萄牙人直接到日本貿易的做法，但終成泡影，澳門日本商務航線再也沒能恢復舊觀。

葡萄牙人租居澳門期間，中國政府一直對澳門的商務活動在政策上加以扶持，給予特殊的優惠。明朝將海禁政策寫入《大明律》，清朝政府時緊時鬆的海禁政府，使得澳門葡商有機會壟斷海上貿易，獨攬南洋貿易之利。

清雍正年間南洋海禁之戒令撒銷，澳門之商務旅遊業逐衰退。至乾隆九年(1744)，澳門葡萄牙商船由清廷1725年額定的25艘減至16艘，到1748年祇剩下13艘。鴉片戰爭之後，無能的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迫開放通商口岸，1842年<南京條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1858年<天津條約>又增加了營口、煙台等十個通商口岸，1860年<北京條約>開放天津口岸，1870年<煙台條約>開放宜昌等四個口岸。到19世紀90年代，全國開放的通商口岸增至三十餘個，澳門作為中國對外貿易中轉港的地位日趨下降，澳門商務旅遊的早期繁榮消亡。

二、黑色商務活動的興起

從17世紀4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澳門早期的商務、宗敎旅遊經歷了二百年漫長的衰退過程，澳門逐漸被擠出重要的國際商埠的行列。澳葡當局和在澳葡萄牙人在經濟上陷入困境，祇得另謀生計，試圖實現某種形式的轉型出現了由正當生意向偏門生意轉向的傾向。鴉片戰爭之後，由來以久的販賣苦力、鴉片走私交易、賭博等黑色商務活動漸次抬頭，并一度成為澳門經濟的主導。之所以稱之為黑色商務活動是因為按照傳統的道德準則，這些活動涉及頗多不道德、不人道、不光彩的成份。

澳門史上有記載的鴉片走私始於雍正七年(1729)(13)，當時中國尚未禁煙，葡萄牙人將鴉片從土耳其販運到澳門，每年約200箱左右，他們幾乎是當時唯一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出口商。葡萄牙人為了彌補貿易衰退的損失，致力於發展鴉片走私生意，獨佔鴉片貿易市場，澳門逐漸成為主要的鴉片貿易市場，1767年輸入澳門的鴉片已達到1,000箱。英國人私運鴉片入中國是從1786年開始的，最初亦是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市場。1800年清政府正式禁止鴉片輸入，1838年清廷派林則徐到廣州禁煙，1839年6月3日在虎門銷煙，同年到澳門視察。鴉片戰爭發後，香港被英國割讓，1859年香港取代澳門成為鴉片的主要集散地。

葡人販賣人口(苦力)由來已久，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新會縣志》記載“番舶泊厓門祠廟，數為穢瀆，奸民多掠良家子女賣之”(14)。明萬歷四年(1613)郭尚賓在他的<防澳防黎疏>中寫道: “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貲，每歲不知其數。而藏身於澳夷劃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15)。為此，明朝政府在萬曆四年，清朝政府在乾隆十四年(1749)，分別下令禁止販賣人口。但葡萄牙商人并未就此收手。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澳門公開設立所謂招工館，苦力貿易更加猖獗，成為當時最大的苦力出口港之一。據廣州英國領事館通事梅輝士估計，在1865年，澳門有8-10家招工館，1866年增加到35-40家，到1873年發展到300多家，經營苦力貿易的商人，達三、四萬人之多(16)，許多澳門居民以此為生，澳門於是成為中國沿海苦力貿易的中心。

葡萄牙人及其爪牙用拐騙、綁架、介紹工作為名，將大量無辜的平民百姓拐擄為苦力。根據陳翰笙的統計(17)，1856-1873年的十七年間，從澳門出發的華籍苦力人數為18.25萬人，平均每年1.07萬人。澳門現在的大三巴街，就是當時招工豬仔館的集中地。香山縣誌云: “是時秘魯、古巴等國，買華人回國供役，日豬仔，在澳門設立招工館，姦人藉以為利，誘騙華人出洋，澳夷坐收其税。”(18)澳門政府每年通過苦力貿易，約有二十萬銀元的財政收入，相當於1845年澳葡海關税收總數的5倍。葡萄牙人正是通過這種血腥的買賣，獲取8-10倍的利潤，維持了澳門經濟的虛假繁榮。直至1874年3月，由於中外人仕的一致反對，在葡萄牙政府的干預下，澳葡當局被迫禁止華籍苦力自澳門出洋，澳門大規模的苦力貿易始告結束，苦力貿易有關的各種行業速迅萎縮。不過，被拐掠或是“自由”的華工經澳門出洋的情況并未絕跡。(19)澳門經濟陷入絕境，然而賭博業的興起使澳門經濟絕處逢生。

三、賭博業的與起

澳門被稱為東方蒙地卡羅，是個世界聞名的賭城，旅遊業與賭業結為一體，而賭業又處帶動地位。

澳門賭博業由來已久，早在清同治、光緒年間，賭博這個特殊行業已開始在澳門流行。18世紀中葉，雖然澳門禁賭禁娼，但澳門賭博和娼妓在澳門已頗為常見。清乾隆十三年(1748)，長汝林等起草的<澳夷善後事宜條議>(20)十二條經廣東督撫核准後，用中葡文刻成石碑，分別立於香山縣丞衙署和澳門議事亭。其中第五條是這樣的:

一禁夷匪夷娼窩藏匪類。該夷目嚴禁藏匿內地犯罪匪類，并查出賣姦夷娼，勒令改業，毋許窩留內地惡少賭博偷竊。如敢抗違，除內地犯罪匪類按律究擬外，將藏匿之夷匪照知情藏匿罪律科斷。窩留惡少之夷娼男婦，各照犯姦例治罪。如別犯賭博竊盜，其罪重於宿娼者，各從重擬斷，并將失於查察之夷目一併處分，知情故縱者同坐。

可見當時澳門有賣奸夷娼設賭吸引內地惡少到澳門賭博，以致要專門立法，對賭博之惡少和窩藏惡少之賣姦夷娼按律予以治罪。1815年兩廣總督蔣攸向朝廷陳奏澳門娼煙賭情形，嘉慶帝御批嚴懲。

鴉片戰爭之後，香港為英國人所割佔，香港開埠，大批英國商人和其他國家的商人離開澳門赴香港定居。香港開埠之初，港英當局從澳門大量招募勞工，購買物資，促進了港澳之間的交通。由於當時香港沒有賽馬場地，1842-1844年香港英籍人士舉辨首三屆賽馬均在澳門進行，賽馬給澳門帶來短暫的繁榮。

1845年，葡萄牙女王宣佈澳門為殖民地自由港，拆毀中國海關，中國商民紛紛離開，澳門進一步衰落，淪為世人所説的“藏污納垢”之地。據《澳門史略》記載，葡萄牙人在1847年以前就曾在澳門宣佈賭博合法化。(21)

19世紀50年代後期，澳門的苦力貿易空前繁榮，從事不道德的苦力貿易生意的人多達三至四萬。這批黑道商人、人販子、地痞、流氓、打手嗜賭成性，是澳門賭博業興起的土壤。當時，利用賭博作為欺騙手段，製造陷阱，設局誘騙華人入彀，令人局之人傾家蕩產無法還債，最後強迫華人賣身，就是人販子的常用伎倆。賭博的主要方式有“骰寶”、“山票”、“鋪票”、“字花”、“字膽”、“白鴿票”等。

在貿易急劇衰落的情勢下，湊葡當局在1864年開始招商開賭，向賭場收“賭餉”。“賭餉”和鴉片煙税，使澳門每年的財政收入激增到二十餘萬圓，并能結餘四萬圓，上交葡萄牙國庫，葡萄牙人第一遭嚐到賭博業的甜頭。香港禁賭也使澳門得益非淺，1872年港英當局開始嚴厲禁賭，大批香港賭客不時結伴前往澳門賭博，使澳門賭場生意更加興隆。鄭觀應在《盛世危言·澳門窩匪論》中估計，在19世紀60-70年代，澳門的“番攤”賭館共達200餘家。

1875年夏，在廣東經營“闈姓”(22)的賭商來到澳門。闈姓是利用當時的科舉考試制度來進行賄博的方式，是當時廣東規模最大的賭博方式。清政府因為“闈姓”賭博破壞考試、病國蠹民，屢次嚴令禁止。闈姓賭商無法在內地立足，於1875年夏移往澳門。在澳葡當局支持下，“闈姓”賭商在澳門設局收票，從內地來澳門投買的賭徒蜂擁而至，使澳門的博彩第一次達到了巔峰。1877年，澳葡當局訂立番攤賭博規則，開放番攤，并從中抽税。澳葡當局每年坐收“闈姓”賭餉100,000圓，財政收入大為增加。

1885年1月，清政府鑑於軍餉緊缺，允准在廣東重設“闈姓”，於是“闈姓”賭商紛紛離開澳門，使澳門當局的賭餉收入大為減少。不過除“闈姓”外，“番攤”等其他賭博方式在內地依然受到查禁，因此，來澳賭博者仍舊很多，賭餉仍是澳葡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有史料為證，光緒十三年(1887)廣東巡撫吳大潋在給光緒帝的奏書中寫道:

澳門居住葡人，官無善政，商無善賈，工無善藝，惟借賭館娼寮，包私庇匪，收受陋規為自然之利。(23)

可見當時的澳門，以賭業、妓院、走私收受“陋規”已成為收益的主要來源。

1896年7月10日起葡萄牙禁止賭博，但澳葡政府并沒有嚴格禁賭，澳門的博彩業在法律的邊緣繼續生存和發展，賭博活動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面對賭檔林立、各派江湖人馬混戰的局面，澳府在同年對賭博立例管治，具體做法是由民間競投，價高者得到博彩專利權，投得者須與澳府簽訂合約，在指定地點開賭，并依法納税，民間聚賄及私開賭檔一律取締。最早獲得此專利的是港商盧九。(24)1930年，盧九聯合港澳商家十人，組成“豪興”公司，再次奪得賭場專利權。

賭博税從此開始成為澳門地方税收的來源之一。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主張對澳葡政府採取抵制措施的官員認為“宜普勸箇人自治，不赴澳門遊冶賭博吸煙，彼澳門之地方税無從出”(25)。1937年傅德蔭、高可寧組成的泰興娛樂總公司與澳門政府簽訂專營合約後，每年向政府交納賭税約葡幣1,800,000圓，成為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26)

現代澳門博彩旅遊業經歷了一個由準合法化到合法化的過程。1864-1960年是準合法期。這一時期，澳葡政府在澳門公開招商開賭，但合法性并不完整，葡萄牙政府雖未明令禁止澳門開賭，但也未明確准許澳門開賭。1937年泰興娛樂總公司與澳門政府財政廳簽訂專營合約，標誌著準合法化時期現代博彩旅遊業開始進入高潮，由泰興娛樂總公司在中央酒店、福隆新街、十月初五街開設三家賭場，經營番攤、骰寶和百家樂等幸運博彩項目。

40年代澳門曾開辦跑馬、跑狗，雖然熱鬧一時，但好景不常，很快就停辦。民間也有傳統的鬥蟋蟀賭博，但從未正式注冊。由於葡萄牙禁賭，這一時期澳門博彩專營制度并未得到葡萄牙政府的認可，處於法律的邊緣，合法性受到質疑。

1961年2月，葡萄牙海外部頒佈新法令，確定澳門(包括氹仔、路環)為旅遊區，特准在澳門開設“博彩娛樂”。澳門的博彩業從此進入合法階段，迅速開創了澳門旅遊業的新紀元。1962年初，在原賭商傅德蔭等創辦的泰興娛樂總公司輕敵的情況下，由霍英東、何鴻燊、葉漢、葉德利等組成的澳門旅遊娛樂公司投得經營賭業專利權，1962年6月30日在澳督府正式簽約。從此澳門旅遊業踏上了高速發展的軌道，以“世界三大賭城之一”、“東方蒙地卡羅”聞名於世。

澳門早期旅遊業發展的特點

澳門旅遊業的發展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帆船時代，從澳門開埠到鴉片戰爭香港開埠止，澳門商務、宗敎旅遊經歷一個發展、繁榮到衰落的過程；第二階段是蒸汽輪船時代的早期博彩旅遊階段，從香港開埠到1960年約一百二十年時間，澳門在摸索中發展，經歷了鴉片交易、苦力貿易、色情行業等黑色商務旅遊活動之後，最終落腳於博彩旅遊，由民間聚賭發展到政府招商開賭；第三階段，現代博彩旅遊階段，1961年葡萄牙准許澳門將博彩業作為一種“特殊的娛樂”，澳門博彩業合法化得到葡國的確認，開創澳門旅遊業的新紀元。我們把第一和第二階段的旅遊業稱為早期旅遊業，從前幾個部份的情況看，澳門早期旅遊業具有四個鮮明的特徵，在發展的整個過程中交替發生作用。

一、週期性

週期性表現在兩個方面: 季節性和更替性。從一開始，澳門旅遊業就有鮮明的季節性，帆船時代商務和宗敎旅遊的季節性是由季候風所決的。每年5-10月是商務活動的旺季，春夏之交，外國商船乘風而來，秋盡冬來，外國商船便離澳門去，時起時伏。蒸汽輪船代替帆船之後，這種季節節性逐漸減弱。在很長時間裡這種週期性的表現形式由海上轉到了陸地。18世紀末之後，每年來華的外國商船多至百艘，但按清政府的法令，外國婦女不得進入廣州，所以來華的外國商人、船員及領事的妻女祇能留居澳門。到了冬天，仍留在中國的外國商人還必須在澳門“住冬”，澳門的冬季因此變得熱鬧。

澳門早期旅遊業的週期性還表現在旅遊的項目具有很強的更替性，盛衰的生命週期明顯。最早的商務、宗敎旅遊發展至極盛的壟斷時期之後很快衰落，以“住冬”為代表的旅居娛樂業在鴉片戰爭之後風光不再，苦力、鴉片貿易相伴的黑色商務旅遊也由極盛之後緩緩沒落。早期賭博業由長期以來的民間聚賭，發展到澳葡政府“合法”開賭，在設立“闈姓”賭博之後至極盛，又因“闈姓”賭商返回廣東由高峰滑落。

二、邊緣性

所謂邊緣性是指澳門早期旅遊業，通常介於正邪之間，具有道德上的弱點和不正當的傾向，缺乏正義性。從葡萄牙人用欺騙、賄賂手段據澳、租澳到鴉片戰爭之後強行佔澳毫無公義可言。宗敎旅遊客觀上溝通了中西文化，促進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傳入中國，但在當時傳敎還是一種邊緣的違法行為，中國政府明令禁止外國傳敎士向中國居民傳敎。

帆船時代結束後澳門漸次出現并興旺起來的黑色商務活動，如鴉片貿易、苦力貿易、賭博、娼妓等活動都具有違法性和不道德性，這些活動不僅為中國政府所禁止，有的也一度是葡萄牙法律所禁止的，如賭博和苦力貿易。澳門早期旅遊業的這種邊緣性是由澳門地緣和政治管轄的邊緣性所決定的，無論是中國的法律，還是葡萄牙的法律，因為澳門本身的特殊性，而出現很法律的盲點和漏洞，使之無法得到徹底的執行。

三、依賴性

澳門早期旅遊業的發展對中國政府的特殊的優惠政策有依賴性。早期的壟斷性海上貿易就得益於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明朝政府重農抑商，將海禁政策寫入《大明律》。嘉靖元年，明朝政府封閉泉州、寧波二港，廣州成為中國唯一的對外口岸，鄰近廣州的澳門因此受惠。清政府在1655-1684實行海禁二十九年期間，准予澳門與廣州進行陸路貿易，使澳門實際上成為中國與西方貿易的唯一通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廢除海禁，開放松江、寧波、泉州、廣州四港口為對外貿易港口，在澳門設立粵海關澳門總口，對葡萄牙商人的船隻減免船鈔四分之三。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下令禁止商民往南洋各國貿易，但經葡人請求，給葡萄牙商人以特殊優惠，准予往南洋貿易，使澳門葡商得以獨攬南洋貿易之利。這些優惠政策一旦改變，如廢除海禁，澳門商務旅遊就會受到影響。

另外，清政府禁止外國婦女進入中國的禁令和外國商人必須在澳門“住冬”的政策也間接促進了澳門旅居業的發展，18世紀末，來華的外國商船逐漸增多，來華的外國商人、船員及領事的妻女祇能留居澳門，到了冬天，仍留在中國的外國商人還必須到澳門“住冬”，使澳門一度成為在華外國人的旅居中心。這種情況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開放門戶才有所改變。

 

表3 清朝政府對葡萄牙商人的部份優惠政策

康煕三十八年（1699）	清府規定英法等國商船須先在澳門税關領取牌照後才能泊入黄埔貿易
康煕五十五年（1719）	廣州官府擬將廣州的洋行遷往澳門遭澳葡當局反對未付實施
雍正十三年（1735）	8月4日清官府建議澳門開放成爲各國來商船貿易港遭澳葡當局拒絕
乾隆十一年（1746）	3月9日葡萄牙國王頒佈不許英法荷等國商人來澳貿易居住的命令
（1746）	李省督下令禁止歐洲婦女在廣州居住  此項禁令早已發佈過爲的是不讓歐洲商人在廣州定居婦女們應當留在澳門
（1757）	高定玉總督維持對外國人在澳門定居的王室禁令  祇有在進行其貿易期間或路過此地等待交通工具時才可在此停留  但是禁止有人以此爲偽裝在年度貿易會期間從廣州來澳門休息和玩樂
（1757）	廢除反對外國人的各項法律澳門成爲歐洲在亞洲的中轉站
（1760）	乾隆皇帝爲外國貿易立下新規定強迫外國商人到澳門找滯留地在進入廣州之前所有外國船隻必須拆除武器  商人不得在廣州長期居留在通商季節結束時必須把交易作完  償還債務  信貸不得拖到下一個季度  商人應保在其貿易管理區內祇可在規定的地段和時間內外出散步任何歐洲人均不得進入廣州城內  外國人得知這此新規定後馬上把目光投向澳門  把澳門視爲避難港1761年通商季節後法國公司和荷蘭公司到澳門設立固定駐地  隨後是丹麥人和瑞典人英國人是1770年才來的
（1843）	清官府維持對寓澳葡商的優惠政策  對原額定的25隻商船仍比其他國籍商船減收三成船鈔  華商販貨來澳不受限制允許建屋

(資料來源：摘自《澳門大事記》、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可惜的是，由於澳葡當局目光短淺，不但沒有用足用活清朝政府給他們的優惠政策，反而拒絕了很多有利於澳門發展政策的實施，使澳門喪失了再次繁榮的機會。澳葡當局反對廣州官府擬將廣州的洋行移往澳門，反對將澳門開放成為各國來華商船貿易港建議(參見表3)，便是明證。

從澳門四百餘年的發展史看，澳門旅遊業的發展具有在夾縫中求生存、夾縫中求發展的特徵。經常是為其它地區所不為，為其它地區所不易為，越是在戰亂紛爭的環境下，越能漁翁得利。澳門的旅遊業與周邊其它地區發展趨勢有逆向的傾向，雖然一般而言，同一區域不同地區旅遊業的發展共進共退，但澳門有其特殊性，往往周邊地區限制發展旅業，或者周邊地區發生動亂、限制某些旅遊項目開展時，如禁賭、禁止販買苦力、採取宗敎排斥手段時，澳門的旅遊業反而會受益。

帆船時代後，澳門的博彩、娼妓、苦力和鴉片貿易的興起和發展，無一不是在周邊地區的狹縫中發展的結果。在明清交替之際，為避戰亂，大批漢人通過澳門出亡海外，來澳旅客大量增加，僅1645年底就有三千人，乘坐七艘葡萄牙船經馬來西亞前往印度。(27)日本或內地(28)對天主敎進行排斥，大量的敎徒輾轉到澳門避難，反而促進了宗敎旅遊的繁榮。這一特徵在鴉片戰爭前後表現得更為突出，葡萄牙人以中立為名，左右逢源，坐收漁利，大發中國的國難財，將澳門作為英軍官兵的遊覽、休假之地、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基地。正如費成康先生所描述的那樣，“在中英兩國劍拔弩張之際，澳門的對外貿易不僅未受影響，甚至因英國商船被禁止進入廣州，更多的貿易在澳門進行，而顯得格外興盛”。

澳門在政經環境惡劣的情勢下成為避難所而在夾縫中受益的類似例子很多。光緒二十六年(1900)內地暴發義和團運動，大批官吏、富紳逃避至澳門；1941年底日軍攻陷香港，葡萄牙宣佈中立，澳門宣佈收容一切難民；1949年大批逃避戰亂的官紳、平民及撤退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來澳，這些避難潮帶來了資金和人材，直接促進了當時澳門的繁榮。

夾縫性決定了澳門難以與周邊地區同舟共濟，周邊地區的發展，會導致澳門相關行業的衰亡。典型的例子是，以貿易為主要內容的商務旅遊在19世紀90年代，內地開放的通商口岸增多後，迅速衰落，來澳外國人旅居中心的地位也為香港、上海所取代。

【註】

(1)黃漢強、吳志良《澳門總覽》頁11，澳門基金會，1996年。

(2)(7)黃漢強《澳門經濟年鑑》頁4；頁20。澳門華僑報，1986年12月。

(3)(5)黃啟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頁9；頁15。澳門基金會，1994年6月。

(4)(6)(11)費成康《澳門四百年》頁15；頁220；頁270。上海人民出版社。

(8)施白蒂《澳門編年史》頁30，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

(9)李鵬翥《澳門古今》頁4，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澳門星光書店，1986年11月。

湯開建<澳門大事記>，《港澳大百科全書》頁816,1988年。

(12)Tien-tse Chang, Sino-Portuguess Trade from 1514-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p.138，Leyden，轉引自注3，頁20。

(13)同注(3)。

(14)(15)(20)黃文寬《澳門史鉤沉》頁97；頁113；頁154。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

(16)彭家禮《19世紀開發西方殖民地的華工》，世界歷史1980年第1期。

(17)陳翰笙《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四輯頁555。

(18)布衣《澳門掌故》頁76，廣角鏡出版社，1977年。

(19)費成康《澳門四百年》頁3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1)元建邦、袁桂秀《澳門史略》頁1 7 1，中流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88年7月版。

(22)“闈姓”於清道光年間始於廣東，事先由賭商公佈科舉考試入闈應試者的姓氏，賭客從中選擇二十個姓投買一票，每1000票為一簿。考試發榜後，以簿為單位，以猜中中試者姓氏多少來計輸贏。

(23)《清季外交史料》，轉引之黃文寬《澳門史鉤沉》頁182。

(24)霍英東、冷夏《澳門賭場風雲》，頁150，名流出版社，1997年6月

(25)勘界維持總會張督院致高欽使意見書，《香山縣續志》，轉引自黃文寬《澳門史鉤沉》頁192。

(26)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廣東省文理學校出版。

(27)費成康《澳門四百年》頁1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8)施白蒂《澳門編年史》頁109，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年。

*徐永勝，廣州暨南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