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少數葡萄牙學者一直在對自18世紀下半葉起在北京的耶穌會傳敎士的情況進行一些膚淺的研究。他們有一種所謂完美(實為不完美)的意見認為: 從那時起，我們葡萄牙的傳敎士在中國的土地上便沒有甚麼大的作為，甚至幾乎銷聲匿跡，在中國的基督敎世界和宮廷中就再也沒有扮演過甚麼宗敎、文化或政治的角色了。(1)其實，這種看法完全沒有根據。
在清朝偉大的乾隆皇帝執政的六十年中(1736-1796)，共有六十七個葡萄牙耶穌會士、三十四個法國耶穌會士、十一個德國耶穌會士、七個意大利耶穌會士、六個波希米亞耶穌會士、五個奧地利耶穌會士和一個波蘭耶穌會士在中國傳過敎。(2)
1773年，羅馬敎皇克萊孟特(Clemente)十四透過發佈簡短的通諭Dominus ac Redemptor解散耶穌會。這一年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六個葡萄牙耶穌會士，他們分別是: 若奧·塞薩斯(João Seixas，1710-1785)，傳作霖(Félix da Rocha，1713-1781)，高慎思(Joséde Espinha，1722-1788)，張舒(Inácio Francisco，1725-1792)，索德超(José Bernardo de Almeida，1728-1805)和安國寧(André Rodrigues，1729-1796)。在湖南省有馬努埃爾·莫塔神父(Manuel da Mota)，在湖北省有阿戈什蒂紐神父(Agostinho Avelar)，在江西省有若澤·德·阿勞若(José de Araújo，1721-1780?)和伊納西奧·皮爾斯(Inácio Pires)。此外還有六個中國耶穌會神父，其中有些人曾在法國留過學；他們感到幸運的是贏得了中國基督敎信徒的理解，得以在那裡的信眾中傳播福音。
由於人們對上述西方傳敎士瞭解實在太少，我在這裡衹好放棄對他們的某些個人情況作詳細介紹。根據已有的資料，可知他們雖然長期居住在離祖國和親人十分遙遠的異國他鄉，但始終在艱苦的條件下，有時甚至是在得不到信任的情況下，堅持不懈地傳播基督敎義。他們忠實地繼承先輩的優良傳統，全心全意為上帝服務，為自己祖國的國王服務，同時也為中國的皇帝服務。由於本文是談論葡萄牙以及葡萄牙傳敎士的，所以讓我們在這裡忽略不談曾於1773年在中國傳敎的十五至十七位其它國家的耶穌會士。
若奧·塞薩斯生於里斯本，1742年到達澳門。傳作霖神父在1776年3月23日從北京寫給澳門主敎唐·亞歷山大·佩德羅薩·吉馬良斯(D. Alexandre Pedrosa Guimarães)的信中説: 塞薩斯神父“來澳門時是個年輕的戰士，在那裡他加入了耶穌會，曾兩次去馬尼拉學習深造過，但學習得並不好，儘管時常裝著很有學問，實際上很無知，頭腦簡單”。(3)其實，塞薩斯並非如此無知，譬如説他曾用中文寫了一部共四卷的钜著，書名為《照永神鏡》(Zhao Yong ShenJing)。
若奧·塞薩斯神父是1752年隨葡萄牙使節弗蘭西斯科·德·阿西斯·帕謝科·德·桑帕約(Francisco de Assis Pacheco de Sampaio)來到北京的，他一直在中國朝廷工作，直到1785年逝世。
傳作霖生於里斯本，1735年抵達中國。他先在澳門獃了兩年，於1737年到北京，其時他還不是神父。他先任欽天監助理，並兼任弗蘭西斯科大使的傳譯員，後來陞任清朝官員，官級由六品陞至三品。他還是地圖繪製員，於1756年起程赴中亞繪製今天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交界地區(準噶爾)的地圖。1774和1777年他還先後繪製了今中國四川西北地區(金川)的地圖和鄰近該省的西藏山脈地圖。傳作霖的工作受到中國乾隆皇帝的高度評價，他於1781年在北京逝世。
高慎思神父於1722年出生在拉梅古的維拉爾托平鎮，1749年抵達果阿，他可能就在那裡開始擔任敎職，1751年到澳門，同年來到北京。1756年他同傳作霖一道去繪製地圖。後來他擔任欽天監副監正，從1781年起陞任監正，為清廷四品官員。1775年澳門主敎亞歷山大·吉馬良斯任命他為北京敎區代理主敎。這一任命，因涉及敎區財產的管理權而導致當時居住在中國首都北京的各國傳敎士之中產生了激烈的衝突。高慎思於1788年在北京逝世。
張舒於1725年出生在科英布拉的孔拉里亞鎮，1752年隨葡萄牙大使弗蘭西斯科·德·阿西斯·帕謝科·德·桑帕約來到中國。他先在河北省通州(Dongzhou)傳敎，後在宮廷中擔任醫生。1792年在北京逝世。
索得超神父於1728年出生在科英布拉的佩內拉鎮，1755年到澳門，並在這裡開始擔任敎職。從1759年7月直到1805年逝世，他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四十六年。他是牙科醫生，也是藥劑師。他之所以能在中國朝廷中長期工作，是由於他很快就學會了如何才能博得中華帝國有權有勢者的歡心。1799年他擔任當時清廷中的四位閣老之一，並任國務總理大臣和珅(He Shen)的私人醫師。這位閣老常同乾隆皇帝一道處理國家大事，並秘密地同老皇帝一起分享床第之樂。後來，乾隆終於發現他同香妃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原來香妃是第一個睡在他身邊的女人。在1793年，即當英國馬戛爾尼勳爵率領的英國使團到達北京時，那位總理大臣以皇帝的名義任命當時兼任欽天監監副的索德超為英國使團的首席翻譯官。這一任命使他獲得了最有可能毒化中英兩國關係的機會；當時，在中英這兩個帝國之間、兩種不同的文明和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正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誤會。(4)
安國寧神父1729年出生於莫爾塔古阿，1759年到達北京。他是天文學家，在清朝天文館工作，並為朝廷欽天監監正之一，而且兼任英國使館傳譯員，1796年在北京逝世。(5)
至於我們至今所以對馬努埃爾·達·莫塔(1720-1782)、若澤·德·阿勞若(1721-1776?)、伊納西奧·皮爾斯(1724-?)、阿戈什蒂紐·阿維拉爾(1725-1788)等敎士的瞭解之所以較少，是因為他們分別在中國內地各省工作。儘管這樣，正如安東尼奧·維埃拉神父所回憶的那樣，我們仍知道“他們都出生在葡萄牙的大地上，也都逝世於異國他鄉”。
耶穌會被解散的消息是1774年傳到澳門的。應龐巴爾侯爵的請求，澳門主敎方濟各會士懷著對耶穌會毫無同情心的態度寫信給市政廳，強調“強烈希望所有下屬都要忠誠於上級，都要服從於上級的決定”，並表示希望“將居住在所有君主國家的、被解散的耶穌會會士所幹的主要壞事向中國的傳道團體公佈，其至可以向中國的皇帝通報”。(6)
澳門市政廳對中國的情況以及對同中國人打交道的方式遠比主敎熟悉，所以在給亞歷山大·佩多羅薩·吉馬良斯主敎的回信中這樣寫道:
(……)有關指控耶穌會士的文件已從葡文譯成了中文。對於其中內容，無論過去和現在，我們都沒有發現有甚麼問題，祇是發現其中説，中華帝國幅員遼闊，在其皇帝的周圍服務的都是耶穌會會士，他們都是宮廷官員，都受到中國皇帝的寵愛，同廣大中國官員之間有著深厚的友誼，同時受到他們的尊敬；當然，耶穌會士們也贈送給他們大量禮物，以滿足他們的私利和貪慾。
在回函末尾，市政廳很巧妙地把問題的解決推回給主敎本人的身上:
如果閣下今後還有別的甚麼材料，我們隨時都願為閣下效勞，一旦有新的材料，請盡快交來，以便及時譯出通報中國。(7)
中國朝廷對“被解散的耶穌會會士所幹的壞事”一點也不理解，因為，連中國皇帝都對其身邊的這些歐洲科學家所進行的工作感到十分滿意，而且對其中的一些人還贈送了禮品，頒發了獎賞。1774年，當一場大火燒燬了南堂或稱聖母大敎堂後，乾隆皇帝親自下令借給耶穌會兩萬兩銀子來重建敎堂。其重建工程於1776年竣工。
北京以前有(現在也還有)四間敎堂。我們的傳敎士就居住在這些敎堂的附屬區內。南堂(又名聖母馬麗亞敎堂)和東堂(又名聖約瑟敎堂)為葡萄牙敎堂。至於北堂(又名救世主敎堂)和西堂(又名悔罪敎堂)，它們是由法國神父主持的。(8)
每個敎堂都監管幾個位於市郊的小禮拜堂，並管理一個建於北京城牆以外的墓園。耶穌會神父們還在位於北京城西北部的海淀區頤和園附近分別有一座別墅和一處夏日避暑地。
葡萄牙傳敎士的經濟條件寬裕，每間敎堂都靠出租店鋪和房屋的收入以及出租位於京郊的農場和菜園的收入來維持運作。這些不動產中，有些是17世紀初首批來到中國朝廷的葡萄牙耶穌會士購置的，有些是中國皇帝恩賜的，因為皇帝認為這些歐洲人作為天文學家、數學家、畫家、建築師、金銀首飾鐘錶師、眼鏡製作師、醫師、機械師為自己盡心工作，有需要獲得富足的生活條件。
唐·約翰(D. João)五世的妻子、奧地利王后馬里亞納(D. Mariana)在1754年逝世前留給了在中國的敎團每年為六十萬雷阿爾的遺產；這筆款項存入銀行後每年可獲利息三萬克魯扎多。不過，這些錢從未到達獲贈人手中，而是被挪作它用了。(9)
於是，北京的耶穌會士便衹有靠他們直接管理的不動產的收入來維持開銷。雖然他們在果阿和澳門也有房屋出租，但其租金並不總是能輕而易舉地到達中國首都的。
耶穌會被解散時，澳門主敎要求北京的耶穌會士把關於在中國首都的每個敎堂所擁有的財產清單寄給他。由於這些文件從未公開過，因此我相信實際上至今還沒有甚麼人見過，所以我想在這裡抄錄兩份於1775年10月從北京寄出的關於南堂和東堂的財產清單。(10)
北京葡萄牙神父的聖母馬麗亞敎堂會社財產清單
第一、有一間店鋪或出租用房，是中國皇帝贈送的，另外邏購置了164間房屋，每間每年通常可收到317,200雷阿爾的租金。
第二、有兩個農場，是皇帝恩賜的，它們的年收入大約為250,000雷阿爾。
第三、有三塊菜園，其年收入為228,000雷阿爾。
此外，還有一些可能是私人在得到會長的同意之後所購置的財產，其目的在於用這些財產來使自己的身份與清朝官員的體面身份相若，以及用來滿足中國某些達官貴人對禮品和財寶的貪婪慾望，以便他們的家庭能得到這些人物的庇護。但是，好在這些私人財産在其主人死後，都統統歸公了。
耶穌會社這個大家庭目前負擔著下述這些人的費用: 前海外省官員、葡萄牙神父高慎思；德國神父、北京宮廷畫家艾啟蒙(Inácio Sichelbart)(11)；前欽天監監正傳作霖神父；前檢察員索德超神父。此外還有三個中國神父，兩個已參加過兩次宮廷考試的神學院耶穌會士學員。另外還負責對在中國其它省份工作的四個葡萄牙神父和四個中國神父以及在京城內外工作的八個傳道師提供費用。此外，耶穌會社還僱用一些僕人，還有四十多輛公用馬車以及一些馱畜等。
前海外省官員高慎思神父
前海外省檢察員索德超神父
1775年10月2日於北京
北京耶穌會葡萄牙神父的聖約基敎堂財產和收入清單
目前這間敎堂負擔著以下人士的費用: 三位葡萄牙傳敎士，他們是: 安國寧神父，前傳道會會長，現任宮廷欽天監第三監正；若奧·塞薩斯神父，任基督敎會會長，該敎圑每年平均約有1,600位基督敎信徒；張舒，前檢察員，時任敎團管事；兩個中國神父傳敎士，他們每年在清亭府(Chin Tim Fu)敎團培養大約8,000個基督信徒，在濰縣(Wei Sien)敎團培養大約2,000個基督信徒，在保定縣(Paoti Sien)培養大約2,900個基督信徒。這裡還住著四個學習拉丁文和倫理學的神學院寄宿學生以及兩個由敎堂支付費用的傳道師，五個由他們在京城外的敎團支付經費的傳道師和二十個領薪酬的僕役。另外，敎堂還負責馬車、馱畜、禮品、房屋保養和維修等方面的所有費用。由於這些房屋大部份都是木質的，經常遭火災襲擊，所以需要對住在裡面的歐洲人予以適當的關照。
第一、皇帝贈送的房屋或完全經皇帝認可後購置的房屋中，有大小住房65間，它們均已包括在我們的全部財產清單中。這些房屋通常都出租給一些富裕程度不同的人仕居住，每年更新租賃契約，每間房每年平均可收到174,300雷阿爾租金。
第二、所購置的永久性土地共1,000畝，如果不發生水災或旱災的話，每年可以有170,000雷阿爾的收入。
第三、至於以可贖回契約方式購買的土地，共1,300畝，每年的收入為183,000雷阿爾。
除上述公有財產之外，還有少量的私有財產，其所有者是經當時的會長批准後購買來供自用的，以及為了使自己的身份能與中國的一些大官員的體面身份相稱而認為有需要才購買的。
以忠誠於上帝的信念保證，以上情況絕對屬實。
會長安國寧
前檢察員張舒
1775年10月22日於北京
從抄錄在上面的兩份文件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當時住在北京的葡萄牙傳敎士的經濟條件是寬裕的。這兩份文件同時也向我們顯示，錢這種東西永遠都不會嫌多的。當時他們要那麼多錢，就是為了要使自己的身份與中國那些高官的體面身份保持必要的相稱，還為了滿足那時直接控制着我們的傳敎士們的那許多朝廷高官對禮品及金銀財寶的貪婪胃口。
耶穌會被解散後，住在北京的歐洲耶穌會士們都感到十分懊喪、疑惑和徬徨。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傳敎士，特別是意大利宣道會的傳敎士們便企圖乘機霸佔耶穌會士的財產。
高慎思神父在1776年5月6日自北京寄出的一封致澳門主敎唐·亞歷山大·吉馬良斯(D. Alexandre Guimarães)的信中這樣寫道:
(……)由於陛下過去在這裡沒有不是耶穌會士的傳敎士，那些屬宣敎團的學員便曾經盤算著在耶穌會被解散後和我們被放逐之後將屬於耶穌會的全部財產都弄到自己的手中。(12)
為爭奪耶穌會財產的鬥爭很尖銳。以前的耶穌會士也試圖將屬於集體財產據為已有。為此，各方都耍陰謀，施詭計，鉤心鬥角。
為此義憤填膺的高慎思神父於1777年10月18日致信澳門主敎。他在信中談了他的意見:
(……)烏了不激怒那些鳥龜王八蛋，為了避免出現混亂的局面，根據我們廣大信徒同胞的意見，我決定暫停同他們爭執，以等候歐洲方面傳來新消息。(13)
後來，歐洲方面傳來的新消息就是在耶穌會士唐·波利卡波·索薩死後委任一個葡萄牙主敎主持北京敎區。該主敎作為所有傳敎士的最高負責人，當然有權掌管其敎區的財產，並有權下令管理這些財產。
可是，在這個問題上，羅馬敎廷搶在里斯本的前面了。
1777年2月4日，梵蒂岡的紅衣大主敎卡斯特利(Castelli)致信意大利奧古斯丁敎士、在中國宮廷任畫家的約塞·達馬斯塞諾·薩魯斯蒂(João Damasceno Sallusti)，通知他敎皇任命他為北京敎區主敎。(14)卡斯特利紅衣大主敎和薩魯斯蒂神父都是屬於意大利宣道團的。
然而，缺乏敎皇任命的訓諭。由於北京敎區屬東方葡萄牙傳敎團，這些文件須經里斯本、果阿和澳鬥寄來，所以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寄到中國首都北京。還在1779年，達馬斯塞諾便決定提前接受聖職，於是在沒有敎皇訓諭的情況下，就在北京由德國方濟各會敎士、山西和陝西敎區代理主敎唐·納特哈納埃爾·布格爾(D. Nathanaël Bürger)主持舉行了聖職接受典禮。(15)
在1779年3月時，北京總共有28個天主敎傳敎士。他們分成兩派，一派支持塔馬斯塞諾接受聖職，另一派對此持堅決反對立場。支持的敎士共十二人，其中包括意大利聖衣會會士約塞·德·聖特勒薩(José de Santa Teresa)，法國前耶穌會士文塔旺(Ventavon)、賀清泰(Poirot)和梁棟材(Grammont)、西西里島前耶穌會士路易斯·西波拉、葡萄牙前耶穌會士傳作霖、德國方濟各會士納特哈納埃爾·布格爾以及四個中國神父，他們的名字分別為劉皮埃(Pie Liu)、林弗蘭西斯科(Francisco Lan)、劉保羅(Paulo Liu)和劉托馬斯(Tomás Liu)。反對新主敎的一共十六個敎士，其中包括意大利方濟各會士歐熱尼奧·德·西塔德拉(Eugénio de la Citadella)，意大利修道士潘廷璋(Panzi)，葡萄牙前耶穌會士高慎思、若澤·塞薩斯、張舒、索德超和安國寧，法國前耶穌會士晁俊秀(Bourgeois)、錢德明(Amiot)、德奧利耶(d'Olliéres)、科拉(Collas)和韓國英(Cibot)，德國前耶穌會士伊納西奧·希塞爾巴特(Inácio Sichelbarth)以及中國神父和敎友保羅·索埃羅(Paulo Soeiro)、保羅·雅辛托(Paulo Jacinto)和馬特烏斯·基凱爾(Mateus Sequeira)。
唐·達馬斯基諾·薩魯斯蒂要求掌管北京各敎堂大部份財產。可是，反對他的神父們拒絕承認他在沒有敎皇訓諭的情況下接任主敎。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澳門主敎唐·亞歷山大·吉馬良斯早在1775年便任命了高慎思神父為北京敎區代理主敎。
總之，為爭奪北京各敎堂的財產和傳敎使命的領導權，在歐洲敎士中出現了尖銳的分歧和幾乎是徹底的分裂。
支持唐·達馬斯基諾·薩魯斯蒂的意大利神父賀清泰、文塔旺和梁棟材決定尋求中國朝廷對意大利主敎一派的支持。但是，中華帝國當局拒絕捲入與他們無關的外國人之間存在的衝突之中。當時，年屆七十六歲的乾隆老皇帝好像大致地説了如下的一些話:
如果你們這些來傳播你們主之聖經的人都不能相互和解，怎麼能試圖使我們相信你們傳播的那一套呢? (16)
在1708和1781年前幾個月，歐熱尼奧·德·西塔德拉神父、德奧利耶神父、韓國英和科拉神父、伊納西奧·希塞爾巴特神父，以及我們的傅作霖神父，還有納特哈納埃爾·希格爾和北京主敎唐·達馬斯塞諾·薩魯斯蒂神父均先後去世。
在達馬斯塞諾·薩魯斯蒂逝世三天後，羅馬敎皇任命他為合法主敎的訓諭才到達北京。
里斯本這時瞭解到了北京敎區發生的一切。於是，在1782年7月，任命方濟各會士湯士選為北京敎區主敎。(17)
當時僅有三十一歲的年輕主敎直到1785年1月19日才抵達中國首都北京。
他聰明能幹，辦事穩重，有遠見卓識，所以很快就平息了敎士們的情緒，解決了他們之間的分歧。接著，他便根據北京的兩個葡萄牙敎堂的前耶穌會士的意見，逐步引導敎士們走上了上帝指引的正軌，並逐步統管了中國首都各傳道會的大量財產。
黃徽現譯
【註】
(1)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指出: “(1742年)羅馬敎廷禁止‘中國禮儀’所引發的對‘禮儀的控告’導致所有的傳敎士都幾乎被驅逐出了中國。”請參見其作品: 《葡萄牙歷史百科詞典: 葡萄牙人在中國》，里斯本，Alfa出版社出版，卷一，頁124。Jorge Manuel dos Santos Álves認為: “耶穌會士神父(於1738年正式)離開北京和帝國朝廷無論對澳門外交還是對葡萄牙王國來説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請參見其文章: <葡中外交第一周期的性質>，該文刊登在《葡中關係歷史研究》上，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年，頁196-197。Isabel Pina指出: “傳敎活動在18世紀中葉完全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請參見其作品: <歷史機遇與在中國的傳敎活動: 對基督敎在以瓷器聞名於世的中國的象徵和形象的思考>，CNCDP，1996，頁138。
(2)根據Joseph Dehergne的著作: 《1552-1800年間中國耶穌會士資料匯編》(Répertoire des Je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羅馬，歷史研究所，1973年，頁401及其後幾頁。
(3)海外歷史博物館: 《澳門》，第十箱，文件四。
(4)關於索德超在這一使團中所扮演的角色，請參見我本人即將出版的作品: 《北京天主敎湯士選與馬戛爾尼勳爵使團》(1793)，原為我本人在歐洲中國研究協會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巴塞洛納，Pompeo Fabra大學，1996年9月4-7日。
(5)關於所有這些葡萄牙耶稣會士更詳細具體的傳記，請參閲Louis Pfister的經典作品《在古代中國的傳道會耶穌會士傳記及其有關參考資料》，上海，天主敎傳道會印刷，1932年，以柔本注釋2中引用過的Joseph Dehergne的《資料匯編》。
(6)海外歷史檔案館: 《澳門》，第九箱，文件十一。該信也曾刊登在《澳門檔案》雜誌上，卷XVI，第三期，1971年9月，頁162。
(7)海外歷史檔案館: 《澳門》，第九箱，文件十二。
(8)海外歷史檔案館: 《澳門》，第九箱，文件六。
(9)Joá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 《葡萄牙傳道會在中國的財產》，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頁13。該作品雖然早在1915年就首次發表，但它提供的一系列資料對於研究19世紀在中國的歐洲傳敎團體的情況至今都還非常有用。
(10)這兩份清單現存於海外歷史博物館。請參閲《澳門》部份，第十箱，文件九。
(11)艾啟蒙於1708年出生在波希米亞，1745年到達北京，任宮廷畫家，乾隆皇帝將他提陞至三品官員，1708年逝世於北京。
(12)海外歷史檔案館: 《澳門》，第十箱，文件二十七。
(13)海外歷史檔案館: 《澳門》，第十一箱，文件二十八。
(14)這封信由A. Thomas發表在他的《北京傳道會歷史》中，巴黎，Louis Michaud出版社出版，1923年，頁443。
(15)有關這一複雜過程，請參見Georges Mensaert的作品: 《宣敎會方濟各會士在北京》(Les Franciscains au Service de la Propagande dans la Province de Pékin)，弗洛倫薩，Quaracchi出版社出版，1958年，頁280-285。
(16)請參見A. Thomas的上述作品，頁449。
(17)湯士選修道士1751年生於埃武拉市，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是該大學按照龐巴爾主張進行改革後培養出的第一位數學博士。正因為他既是數學家又是天文學家，所以被任命為北京敎區主敎。他不僅是以敎士身份、而且還是以科學家的身份進入中國宮廷的，在那裡他擔任欽天監監正。湯士選主敎在北京敎區共工作了二十三個春秋，1808年中風逝世。有關他的傳記，請參閲本人文章<北京主敎湯士選>，該文刊登在《歷史雜誌》上，1992年5月，第152期，頁26-35。
*António Graça de Abreu，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助理敎授，東方學家，曾任職北京大學外語系敎授葡萄牙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