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汝賢《東夷圖說》中的葡萄牙及澳門史料
《東夷圖說》，又作《東南夷圖說》，明蔡汝賢撰。該書分為兩卷，圖像一卷，圖說一卷，成書於萬曆十四年(1586)。關於該書的真偽，拙已另文詳辨，於此不贅。(1)本文主要介紹該書中所涉及的有關葡萄牙及澳門資料。
一
明代文獻中有關葡萄牙及澳門史料雖不算很少，但零零散散，且多重復。幾十年來的中葡關係史及澳門史研究，其中大部份明代史料已被學者們發掘利用，可以説，未被人利用的明代葡萄牙澳門史料已經不多了，但《東夷圖説》卻是從未被人利用的一種，故謹將該書有關葡萄牙及澳門史料全部摘錄分佈如下:
東夷圖總説
……占城、西洋、真臘、滿剌加、蘇門答剌、三佛齊、回回、錫蘭山，皆大國也，囿於夷，莫能相尚，列而存之，昭無外也。浡泥、彭亨、百花、呂宋，小夷也，序於爪哇、佛朗機、日本之上，蓋嘗事我中國，有獻琛之誠焉。天竺、咭呤、甘坡寨、順嗒，不能貢而通市，安知無慕華之思? 原之斯錄之也。爪哇戕我天使，佛朗機獵我華人，夷而獟矣，退之示創。……粵有香山濠鏡澳，向為諸夷貿易之所，來則寮，去則卸，無虞也。嘉靖間，海道利其餉，自浪白外洋議移入內，歷年來漸成雄窟，列廛市販，不下十餘國，夷人出沒無常，莫可究詰。閩粵無籍，又竄入其中，累然為人一大贅疣也。……萬曆丙戍孟冬日，東海蔡汝賢書。
呂宋
呂宋，在海之西南，其風俗服食、婚姻與佛朗機大同小異。……使回，廣東布政司管待，今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
天竺
……先是，嶺南香山有澳曰濠鏡，為諸番互市之地，夷商雜處，財貨充溢，其勢必至於爭矧。夷性嗜利，尤易狺也。天竺僧自彼國渡海遠來，歷三年始達濠鏡。諸夷信其法，遂奉之以要束諸夷。諸夷事之惟謹，不敢或違，固怵於輪迴果報之説，乃僧之戒行，亦足動人哉。以不通朝貢，故廣東布政司不列管待。蓋來不拒，去不追，王德體然也。
咭呤
……地產胡椒、蘇木、豆蔻、象牙，時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
甘坡寨
……地產降真、豆蔻、象牙、犀角，時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
滿剌加
……正德中被佛朗機仇殺，王退休陂隄兵去復國。……
回回
……宣德中遣使貢獻方物，使回，廣東布政司管待。今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原注: 濠、胡刀切，音豪，水名，在鐘離。)
錫蘭山
……正統天順間猶來朝貢，使回，廣東布政司管待，今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
浡泥
……每貢使回，廣東布政司管待，今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
彭亨
……使回，廣東布政司管待，今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
百花
……使回，廣東布政司管待，今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
順嗒
……地產胡椒、象牙、丁香、豆蔻，時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
佛朗機
佛朗機，在海西南，以不通中國，未詳何種，與滿剌加同道，循之可至。其國民多富饒，鉅室一家胡椒有至數百斛，犀角、象牙、珠貝、香品，蓄貯無筭。其俗不尚鬼，信佛，喜誦經，每六日一禮拜佛。先三日食魚為齋，至禮拜日則雞豬牛羊不忌。國人髡首，貴者戴冠，賤者頂笠，見尊者撤去之為敬。薙髭鬚，貌類中國。上著衫，腰穿長胯，下垂至脛。足有皮屨，衣服極潔，用瑣袱、西洋布瑣哈喇或中國絲綿綢段為之，顏色惟意。手持一紅杖而行，其他則否。飲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麪，貧與奴僕食米。婚娶論財，無媒妁，家世相敵，即詣佛前相配，以一僧為證，謂之交印，遂携婦歸。男聘以十四，責女之奩資常數倍。奴囝有五六房者，故外家非千金不以嫁女。構木為居，設舶為市。牙儈交易，搦指節以示。數千金貿易不立文字，指天為約，卒無敢負。相會則交捫其心；誤捫其首，則勃然忿爭。罵詈止及其身，雖甚辱不校；若罵子孫及其父祖，罵奴及其家長，輒以死闘。故傭奴以土著為上，為其能扞主也。貧民頗事剽掠，獨客過，殺而奪其貨，遇巡徼官執而戮之，王亦不詰。人積家財，臨死時遺囑，若干與妻孥，若干捨入廟，悉如其言。若無囑書，即一半付子，一半歸王，無有競者。大都夷性兇狡嗜利，善製火銃，一發中人，無不立死，名曰佛郎機。中國倣製以禦敵。正德間，假作貢獻來，至近廣，恃火銃設柵自固，擄嬰孩烹食之。守臣率水兵攻之，乃遁。又與滿剌加互市爭，恨其囚執哪噠，歸訴治兵，突至滿刺加，大被殺掠，整眾滿載而歸。其產有犀象、珊瑚、眼鏡、瑣袱、天鵝絨、瑣哈剌、蘇合、番段之屬。入明來，以不預朝貢故，廣東布政司亦無管待，蓋疏而不親，聖王制馭蠻夷之道如此。
黑鬼
黑鬼即黑番鬼，號曰鬼奴，言語嗜欲不通性欲，無他腸，能扞主。其色如墨，目圓髮卷而黃。有牝牡，生海島中，食生物腥穢，與以人肉，生啗之，火食則洞泄，過此則易畜矣。絕有力，一人可負數百觔，臨敵不畏死，入水可經一二日。當見將官買以衝鋒，其直頗厚。配以華婦，生子亦黑。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為諸夷所役使，如中國之奴僕也。或曰猛過白番鬼云。
二
《東夷圖説》中保存的葡澳史料在明代文獻中應是較多的一種，特別是由於該書完成於萬曆十四年，距離澳門開埠時間不長，故這些早期葡澳史料就顯得更為珍貴了。
(一)該書從另一角度報道了澳門開埠的一些情況，為我們研究澳門開埠史提供了新的史料。
關於澳門開埠的最基本的原始中文材料主要是《明史·佛郎機傳》、《明熹宗實錄》、嘉靖四十三年的龐尚鵬<撫處濠鏡澳夷疏>、嘉靖四十四年的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萬曆三十年郭棐《廣東通志》、萬曆四十一年王以寧<條陳海防疏>及《日本一鑒》諸書。中國學者大都贊同郭棐《廣東通志》卷六九<澳門>條中“嘉靖三十二年”葡商進入澳門説。特別是還有部份學者極力反對《明史·佛郎機傳》及《明熹宗天啟實錄》卷六中記載嘉靖十四年濠鏡澳即已成為各國夷人貿易之所的記載。《東夷圖説》的記載恰好可以證明《明史》及《明實錄》為不誤。《東夷圖説》稱:
粵有香山濠鏡澳，向為諸夷貿易之所，來則寮，去則卸，無虞也。嘉靖間，海道利其餉，自浪白外洋議移人內，歷年來漸成雄窟。
從行文之間可以明確看出，“嘉靖間”是指澳門開埠的時間，那麼“嘉靖間”之前的記載，則應是指開埠之前的事，也就是説，蔡汝賢認為，在澳門正式開埠之前，“香山濠鏡澳”已成為“諸夷貿易之所”。以文中“向為”二字，更可説明，濠鏡澳成為“諸夷貿易之所”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蔡氏這一段話並非無憑。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六<番夷>:
布政司查得遞年暹羅國並該國管下甘蒲沰、六坤州與滿剌加、順搭、占城各國夷船，或灣泊新寧廣海、望峒，或新會奇潭，或香山浪白、蠔鏡、十字門，或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2)
上份文件係年於林富嘉靖八年上疏之後，可以反映，“蠔鏡澳”在嘉靖初即已成為各國夷船灣泊之所。《明熹宗天啟實錄》卷六:
至嘉靖十四年，指揮黃瓊納賄，請於上官，許夷僑寓蠔鏡澳，歲輸二萬金。(3)
《明史·佛郎機傳》略同，又可反映到嘉靖十四年時，已有各國夷人在蠔鏡澳展開貿易。嘉靖四十四年吳桂芳上<議阻澳夷進貢疏>稱:
非我族類，……據澳為家，已逾二十載。(4)
這就是説，各國夷商在嘉請二十四年以前就進入了蠔鏡澳貿易。上述材料，均可證明在澳門未正式開埠之前，各國商人均已在此展開了貿易，即如蔡汝賢所言: “粵有香山濠鏡澳，向為諸夷貿易之所。”但這一時期的貿易還完全是一種臨時性的搭棚貿易，“來則寮，去則卸”，即是反映這一時期貿易的性質。
至於蔡氏所言: “嘉靖間，海道利其餉，自浪白外洋議移入內。”據索烏薩1556年1月15日的信，議從浪白移入蠔鏡是在1554年(5)(嘉靖三十三年)，而正式從浪白遷入蠔鏡則在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博卡羅《東印度各要塞、城市和居民點圖冊》(簡稱《要塞圖冊》)稱: “1555年貿易移於浪白澳，1557年由此轉移至澳門。”(6)嘉靖四十三年(1564)龐尚鵬<撫處濠鏡澳夷疏>亦稱: “往年俱泊浪白等澳，……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7)從1557-1564年為七年，稱“近數年”，亦大致相合。既可證，從浪白移入蠔鏡是在1557年即嘉靖三十六年的事，則更清楚説明，在葡人正式入居澳門之前，蠔鏡澳早已成為各國商人貿易之所了。祇不過我們對早期的“蠔鏡澳”一詞不要狹義地理解為澳門半島就是了。(8)總之，蔡汝賢所稱: “香山蠔鏡澳，向為諸夷貿易之所”一段話，又為我們準確理解澳門早期開埠歷史提供了新資料。
(二)該書介紹了部份東南亞國家及西亞國家參予澳門國際貿易的情況。
東南亞國家參入16-17世紀澳門國際貿易的資料，在葡文文獻及檔案中反映很多，如施白蒂《澳門編年史》言:
(1595)澳門與中國內地、日本、馬六甲、印度以及暹羅、東京、交趾支那、帝汶、文萊、勃固、阿默達巴德、錫蘭等大規模通商。(9)
然而，關於這一方面的通商材料在中文文獻裡反映甚少，僅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有載:
香山嶴乃諸番旅泊之處。海岸去邑二百里，陸行而至。爪哇、浡泥、暹羅、真臘、三佛齊諸國俱有之。(10)
反映東南亞各國商人均參予澳門貿易。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亦載:
馴至近年，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11)
這裡的“各國”明顯包含東南亞國家的商人。萬曆三十八年王以寧<請蠲税疏>稱:
諸夷互市於澳門。(12)
萬曆四十一年王以寧<條陳海防疏>:
濠鏡澳夷來自佛郎機諸國。(13)
諸多材料均可證明，早期入住澳門的外國人並非祇有葡萄牙人，而應包括東南亞各國商人及部份西亞國家商人在內。故蔡汝賢亦言濠鏡澳“向為諸夷貿易之所”。又稱: “香山有澳曰濠鏡，為諸番互市之地”。其在<東夷圖總説>中還稱:
……歷年來漸成雄窟，列
市販，不下十餘國，夷人出沒無常，莫可究詰。閩粵無籍又竄入其中，累然為一大贅流也。
閩粵商人進入澳門，這在文獻中反映甚多。值得注意的是，蔡氏作為當時廣東布政司的負責官員稱在澳門“列市販”的國家有“十餘國”，這應是一個較可信的數字。這就是説，在萬曆年間，直接進入澳門並在澳門展開貿易的國家有十餘國。
我們再看一看該書中關於各個國家的具體記載，即可發現，萬曆年間來廣東貿易的外國商船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外國商船來，由廣東布政司接待，一種則是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屬於前者有: 安南、占城、西洋、真臘、暹羅、滿剌加、蘇門答剌、三佛齊、爪哇；屬於後者則有回回、錫蘭山、浡泥、彭亨、百花、呂宋、咭呤、甘坡寨、順嗒等。而且文中還説明屬於後者的國家過去也是由“廣東布政司管待”，祇不過到萬曆十四年記錄時已發生了變化，“今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這一份由廣東左布政使蔡汝賢公佈的資料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萬曆初期的廣東對外貿易是分兩種形式進行的，一種是外國商船仍保持原來的貿易形式，直接進廣東省城貿易，故由“廣東布政司管待”。還有一種貿易方式則是在澳門進行，即“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這份資料所透露的訊息十分重要，對我們認識早期澳門之貿易史有很大幫助。
正德末嘉靖初，中葡關係全面惡化後，廣東政府下令“並絕安南、滿剌加諸番舶”(14)，並稱“凡番舶之來，私自行商，盡皆逐去。”(15)因此，過去來廣州進行貿易的東南亞及西亞各國商船均離開廣東到福建漳泉一帶進行貿易，造成“廣之市井蕭然”(16)的局面。嘉靖八年林富上疏要求開通海禁，故多數東南亞及西亞國家商船又返回廣東海面，其中有一部份就在香山之浪白、蠔鏡、十字門地區進行貿易。前引多種文獻即可證明，在澳門開埠之前與澳門開埠初期，許多東南亞國家如爪哇、暹羅、真臘、三佛齊諸國均在“濠鏡澳”貿易，並與葡萄牙人共同開發了早期的澳門國際港口，故王以寧稱: “濠鏡澳夷來自佛郎機諸國”。但開埠不久，由於葡萄牙商隊大批地進入澳門，正如嘉靖四十三年龐尚鵬所言: “故舉國而來，負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幾許，夷眾殆萬人矣。”(17)據葡文資料，1556年澳門的葡萄牙人近三百人，1562年澳門葡萄牙人已達800人，到1569年時，稱澳門約有5000-6000基督徒。(18)由於葡萄牙人的勢力在澳門越來越大，再加上葡萄牙商隊的專橫，原在濠鏡立足的東南亞各國商人逐漸退出澳門，正如《明史·佛郎機傳》所言: “久之，其來益眾。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為所據。”(19)於是，來中國廣東貿易的外國船隻就出現兩種情況，一類是不依附於佛郎機的東南亞國家船隊就去廣州貿易，而另一部份依附於佛郎機或與佛郎機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就在澳門進行貿易。而《東夷圖説》中列出的九個國家回回、呂宋、錫蘭山、浡泥、彭亨、百花、甘坡寨、咭呤、順嗒均是在澳門進行貿易。清初詩人尤侗《外國竹枝詞》之<默德那>詩第二首之注: “回回識寶，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20)當即源出於蔡氏之《東夷圖説》。
(三)該書是最早全面介紹來華葡萄牙人民情風俗的中國文獻之一。
在中國文獻中第一個為葡萄牙人立傳者為嘉靖《廣東通志》的作者黃佐，其在卷六六<番夷>中列有<佛郎機國>專傳，成書時間是嘉靖四十年(1561)，第二份<佛郎機傳>則是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卷九所載，成書於萬曆十一年(1583)。這兩篇<佛郎機傳>所錄文字均較蔡汝賢的<佛郎機傳>多，特別是後者，更比蔡氏傳多出幾倍的文字。但這兩篇佛郎機傳主要內容均集中介紹葡萄牙人來華之過程及中葡外交關係的變化，並涉及佛郎機銃及蜈蚣船的介紹，但基本未對葡萄牙人本身的情況進行介紹。蔡氏所錄<佛郎機傳>文字內容與黃氏及嚴氏傳文完全不同，乃是一篇全面介紹葡萄牙人民情風俗的專傳，然很少涉及中葡關係。
然而，蔡汝賢並非最早介紹葡萄牙民情風俗的中國人，嘉靖四十四年完成《賢博編·遊嶺南記》的葉權則是最早介紹葡萄牙民情風俗的中國人。(21)如若將萬曆十四年蔡氏所記錄的葡人風俗與嘉靖四十四年葉權所記錄的葡人風俗進行比較的話，就可以發現葉氏所記錄的是他在澳門親眼所見居住於澳門的葡人(包括土生葡人)習俗；而蔡氏所記，則是他從在廣州貿易的葡萄牙人瞭解到的居住在葡萄牙本國的葡人習俗。故此，兩者有相同之處，但亦有很大的不同。
在《東夷圖説》之後的明代文獻中，對來華葡萄牙人民情風俗進行介紹者還有陳錫仁的《皇明世法錄》(22)、茅瑞徵的《皇明象胥錄》(23)及《明史·佛郎機傳》三種，前二書均完成於崇禎年間，其有關“佛郎機”的文字記錄，二書幾無一字之異，但不知誰抄誰的。為了能準確説明蔡汝賢《東夷圖説·佛郎機傳》的史料價值，我將上述四種書與《東夷圖説》中介紹葡萄牙人民情風俗的文字列表加以比較:
| 書名 |
賢博編 |
東夷圖説 |
皇明世法錄 |
明史佛郎機傳 |
| 序列
1. 身貌
|
其人白，潔净，鼻隆起,眉長而低，眼正碧。
|
貌類中國。 |
皇明象胥錄 身長七尺，高鼻，白，鶯嘴貓眼。 |
其人長身，高鼻，貓睛鷹嘴。
|
| 2. 鬚髮 |
髡髮多髯。 |
國人髡首，薙髭鬚。 |
鬚卷而髮近赤，多髡首薙鬚。 |
拳髮赤鬚。 |
| 3. 頂戴 |
頂紅帽，天稍寒則戴氈笠子。 |
貴者戴冠，賤者頂笠，見尊者撤去，為之敬。 |
貴者戴冠，賤者顶笠，見尊長撤去之。 |
貴者冠，賤者笠，見尊長撤去之。 |
| 4. 衣着 |
着褲襖，以撒哈剌為之，或用雲彩綢緞鑿梅花八寳之類於其上。富者用紅撒哈剌，以紫剪絨緣領，婦人華鬘被首，裏以幅布，或用錦鏽…… |
上著衫，腰穿長褲，下垂至踁。衣服極潔，用瑣袱、西洋布、瑣哈喇或中國絲綿紬段為之，顔色惟意。 |
着衫褲，垂至踁，衣服用瑣袱、西洋布、瑣哈剌，最華潔。 |
衣服華潔。 |
| 5. 履杖 |
足登革履，俱勾身為便利， 以軟皮為指套，套掌上。左 手持念珠，右拽一杖。 |
足有皮屨。手持一紅杖而行。 |
皮履。手持紅杖而行。 |
（無載） |
| 6. 居住 |
其屋室四面板壁，從脊下出，地藉軟草，坐胡床及櫈。 |
構木為居 |
（無載） |
（無載） |
| 7. 飲食 |
火食，飲西洋酒，味醇濃，注玻璃杯中，色若琥珀。無匙箸，用西洋布方尺許，置小刀其上，人一事手割食之。 |
飲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麺，貧與奴僕食米。 |
飲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麺，貧與奴僕食米。 |
（無載） |
| 8. 宗敎信仰 |
事佛尤謹，三五日一至禮拜寺，番僧為説因果，……其所事神像中懸一檀香赤身男子，長六七寸，掌掛四支，釘着手足，云是其先祖為惡而遭此苦。…… |
其俗不尚鬼，信佛，喜誦經，每六日一禮拜佛，先三日食魚為齊，至禮拜日則雞豬 牛蓂不忌， |
俗信佛，喜誦經，每六日一禮佛，先三日食魚為齊，至禮拜 日，雞豕牛羊不忌。 |
初奉佛敎，後奉天主敎。 |
| 9. 婚姻 |
（無載） |
婚娶論財，無媒妁，家世相敵，即詣佛前相配，以一僧為證，謂之交印，遂携婦歸。男聘以十四，責女之奩資常數倍，故外家非千金不以嫁女。 |
婚娶論財，責女奩資數倍。無媒妁，詣佛前相配，以僧為證。謂之交印。 |
（無載） |
| 10. 喪葬 |
唯有喪者衣青長衫，戴青帽，不用他顔色 |
（無載） |
人死貯布囊以葬。 |
（無載） |
| 11. 遺産 |
（無載） |
人積家財，臨死時遺囑， 若干與妻孥，若干捨入廟，悉如其言。若無囑書，即一半付子，一半歸 王，無有競者。 |
（人死）所畜半入僧室。 |
（無載） |
| 12. 交易 |
（無載） |
設舶為市，牙儈交易，搦 指節以示數，千金貿易，不立文字，指天為約，卒無敢負。 |
市儈互易，搦指節示數，累千金不立文字，指天為約，無敢負。 |
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契約。有事指天為誓，不相負。 |
| 13. 爭鬪 |
（無載） |
相會則交捫其心，誤捫其首則勃然忿爭。駡詈止及其身，雖甚辱不校。若駡子孫及其父祖，駡奴及其家長，輒以死鬪。 |
相會則交捫心。誤捫首，勃然忿爭，或詈辱及子孫父祖家長，輒死鬪。 |
（無載） |
| 14. 劫掠 |
（無載） |
貧民頗事剽掠，獨客過， 殺而奪其貨，遇巡徼官執而戮之，王亦不詰。 |
（無載） |
恃強陵轢諸國。 |
| 15. 奴僕 |
役使黑鬼，番人多者養五六人，女子多者十餘人。 |
奴囝有五六房者。傭奴以土著為上，為其能扞主也。 |
（無載） |
（無載） |
| 16. 富賈 |
（無載） |
其國民多富饒，鉅室一家胡椒有至數百斛，犀角、象牙、珠貝、香品、蓄貯無筭。 |
相傳其國頗富饒，多蓄犀角、象牙、珠貝、胡椒。 |
好經商，無所不往。 |
| 17. 物産 |
（無載） |
其産有犀象、珊瑚、眼鏡、瑣袱、天鵝絨、瑣哈喇、蘇合、番段之屬。 |
（無載） |
所産多犀象、珠貝。 |
通過上表我們即可清楚地看出，明代文獻中關於來華葡萄牙人民情風俗的記錄主要來源祇有兩處，一處是葉權的《賢博編·遊嶺南記》，另一處則是蔡汝賢的《東夷圖説》。葉權完全是站在民間的角度以私人筆記的形式去細緻地描寫來華葡人的身貌衣着、飲食起居，而蔡汝賢則是代表廣東政府去全面介紹來華葡萄牙人的民情風俗。葉權的介紹細緻但有偏重，而蔡汝賢的介紹粗略但較全面。可以説，這兩份文獻均是明代介紹來華葡萄牙人民情風俗最重要的原始資料，其餘文獻中的有關介紹大多來源於此。
由於葉權著作屬私人性質的著作，在當時流傳並不廣，很可能在當時並不一定為人所知，故後人介紹葡人風俗時主要用蔡氏之著作。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皇明象胥錄》中所錄葡萄牙人風俗資料除了第1項“身貌”及第10項“喪葬”取材於別處，第2項“鬚髮”部份取材於別處外，其餘文字全部錄自蔡汝賢《東夷圖説》，祇是在表述中《皇明世法錄》及《皇明象胥錄》進行了部份刪改，內容則完全一致。對於蔡氏書中的誤記，後者亦未接受，如蔡氏稱葡人“貌類中國”，他自己在《東夷圖説·佛郎機圖》中已畫出了葡人的容貌完全與中國人不同，但在文中卻又稱“貌類中國”，我認為蔡書這一句有可能是刊刻的訛誤，故後者均未採納。《明史·佛郎機傳》的藍本，不論是尤侗本、萬斯同本或王鴻緒本(24)關於葡人風俗記錄基本上是照抄《皇明世法錄》、《皇明象胥錄》的文字，僅保留了其中一小部份，其中並對葡人信“佛”之記錄進行訂證，稱“初奉佛敎，後奉天主敎”。其實，明人稱葡人信“佛”，是指的另一種宗敎意義之“佛”，並非中國傳統佛敎之“佛”，這一點在明人的心目中認識還是清楚的。開始認識也許有些模糊，但到明末天主敎已在中國內地頗有規模地傳播開來，但明人仍稱葡人信“佛”，仍稱他們的傳敎士為“僧”。《明史·佛郎機傳》這樣一改，反而成了一個錯誤，來華葡人一直信奉天主敎，並無“初奉佛敎，後奉天主敎”這麼一個宗敎改變。《東夷圖説·佛郎機傳》雖然不是中國文獻中的第一份<佛郎機傳>，但卻是一份最早最全面介紹來華葡萄牙人民情風俗的最重要的原始資料，並是《皇明世法錄》、《皇明象胥錄》及《明史·佛郎機傳》中關於葡人風俗記錄的史源。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研究
研究澳門史，除對中葡舊文獻資料的關注外，澳門古圖亦應是我們要花大力氣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據粗略統計，現存於世的中西文字澳門古圖不下百幅，其中有許多古圖內容十分豐富，以資料性而言，其含金量甚高，有待於專家們潛心開採。
雍正《廣東通志》，清兩廣總督郝玉麟監修，雍正八年(1730)設局纂修，九年五月書成。該書卷三《輿圖》中保存了一幅極為珍貴的<澳門圖>。
該圖可以說是中國古地圖中第一幅以繪畫形式詳細繪製澳門地理及建築的澳門地圖。從形式上看，該圖繪製精緻，線條細膩，山海島嶼、船舶關津、殿堂廟宇，均呈立體狀，還十分注意各類建築的中西區別，這一點，在現存的中國古澳門圖中，這是第一幅，也對以後乾隆、道光年間出現的澳門圖產生重大影響。有些圖則幾乎完全是照搬此圖。而從內容上講，該圖函括極廣，從歷史、地理、政治、宗敎、民俗及貿易等問題均有涉及，有許多資料首見於該圖。可以說，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是第一幅全面介紹澳門的中國古圖，其價值不言而喻。下面擬分幾個方面對該圖的內容展開一些粗略研究。
澳門地名
圖中記錄的澳門地名有: 望廈村、青洲、沙梨頭、馬郊石、十字門，其中望廈村、青洲、十字門，在此圖之前的郭棐《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及康熙《香山縣志·濠鏡澳圖》即已有記錄，但沙梨頭和馬郊石則首見於此圖。
沙梨頭，為澳城西北海邊一地名。據章憎命《澳門掌故》稱: “沙梨頭鄉，初本一漁村，漁民蛋戶，群聚而居。”(25)乾隆、嘉慶間詩人李遐齡《勺園詩鈔》中有<沙梨頭海邊晚步>詩二首，中有“垂楊深處釣舟横，兩三蛋女團圍坐”(26)之句，可證沙梨頭實為漁村。沙梨頭開村始於何時，文獻無載，據民國十三年<沙梨頭永福古社重修碑志>稱: “永福古社建於明季”。以1632年雷曾德的<澳門平面圖>看，當時整座澳門城全被城牆圍住，而城牆之外西北海邊並無房屋村落之痕跡。而荷蘭人於17世紀60年代繪製的<早期澳門地圖>則可看出，在今沙梨頭海邊已出現一排房屋建築，並有道路與望廈村相連。(27)由此反映，沙梨頭之建村時間應在明末清初，故在雍正<澳門圖>上第一次出現“沙梨頭”之名。
馬郊石，他處又作“馬蛟石”。圖中在澳門半島東北海角近觀音堂處標有“馬蛟石”一名。《澳門記略·形勢篇》稱: “(蓮花山)北麓有馬蛟石，橢而磽，無趾，三小石承之，相傳浮浪至。”丘逢甲《澳門雜詩》中有“馬交石上看潮立，十萬軍中戰水犀”之句，注云“馬交石為觀海最勝處。”據《澳門街市手冊》: “馬交石，此名指本市馬交石山東北斜坡之區。此區近海之一端，有石一塊，上有臺，中國人稱之為圓臺仔。”又據章憎命《澳門掌故》稱，馬交石在澳門東北角海濱，石上刻有明朝人書寫“馬交石”三個擘窠大字。今不見。
澳門炮臺
圖中記錄了澳門六座炮臺，為東炮臺、西炮臺、嘉斯蘭炮臺、南灣炮臺、媽閣炮臺及三吧大炮臺。在中國文獻中，第一次全面介紹澳門炮臺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入澳的陸希言，其<嶴門記>稱:
至於炮臺亦不一，其大而可名者，曰漫地炮臺〔三巴炮臺〕、其亞炮臺〔東望洋炮臺〕、法蘭濟斯炮臺〔伽思蘭炮臺〕、蓬巴而底炮臺〔燒灰爐炮臺，又稱南灣炮臺〕、罷辣炮臺〔媽閣炮臺〕、西紐爾擺炮臺〔應即西望洋炮臺〕。各佔山頭，據要害，架炮數十(28)。
之後，杜臻在其《粵閩巡視記略》一書中提到澳門兩處炮臺。(29)康熙《廣東通志》、康熙《香山縣志》及屈大均《廣東新語》等清朝初期有關澳門文獻中均未介紹澳門之炮臺。此圖所載炮臺與陸希言<嶴門記>所載相合，共六座，均為“大而可名”的炮臺，有些小炮臺就未記錄於其中。圖中將東望洋炮臺稱“東炮臺”，“西望洋炮臺”稱“西炮臺”，將三巴炮臺稱之為“三吧大炮臺”。諸炮臺方位大體準確，唯“南灣炮臺”圖中標位疑有錯誤。圖中在南灣處繪有三座炮臺，東端標明為“嘉斯欄炮臺”，中間標明為“南灣炮臺”，而西端繪一炮臺，卻未標名。這裡的問題，位於南灣中部的炮臺是否稱之為“南灣炮臺”?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三章介紹澳門炮臺稱:
在南灣的中間有一座聖彼得小炮臺(the little fort of St. Peter)，南灣炮臺(the fort Bomparto)--很久以前是為了獻給順產聖母而命名的(30)。
南灣炮臺實際上是指位於南灣西端的燒灰爐炮臺，而不是指南灣中部的聖彼得小炮臺。這一點對於當時不諳葡文之中國官員來説，確實極易混淆。
澳門的敎堂
圖中記錄的澳門敎堂有痲瘋廟、醫人廟、嘉斯蘭廟、支糧廟、板帳廟、龍嵩廟、風汛廟、花王廟、大廟、唐人廟及三吧堂。
(清)郝玉麟《(雍正)廣東通志》卷三<澳門圖>
中國文獻最早全面介紹澳門敎堂者首推康熙《香山縣志》，該書卷十<澳彝>稱:
奉天主敎尤謹，樂施予，以故建等獨多。有三巴寺、賣家私寺、大寺、飛來寺、發瘋寺、風汛等、板樟寺、龍鬆寺、醫人寺、尼姑寺、望人寺、花王廟，而崇閎瑰麗，以三巴寺為最。
這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記錄。賣家私寺當即嘉斯蘭廟，龍鬆寺即龍嵩廟、三吧堂即三巴寺。飛來寺即龍嵩廟，望人寺即大廟。(31)兩處相較，康熙《香山縣志》較此圖多出“飛來寺”、“望人寺”及“尼姑寺”，而少了“支糧廟”。然而，圖中沒有記錄“飛來寺(龍嵩廟)”及“望人寺(大廟)”的原因是由於兩者相重，故圖中不載。又“尼姑寺”雖然圖中未有文字標識，實際上敎堂已繪於圖中，不知是刊刻的遺漏，還是其他原因，文字沒有標上，但在“尼姑廟”之上還留有一處空白，明顯是準備標文字的，但在今刊本上卻沒有文字。完全照搬雍正<澳門圖>的乾隆《廣州府志》之<澳門圖>，在這一空白處就標了“尼姑廟”三字。反映此圖所載澳門敎堂，遠較康熙、乾隆兩部《香山縣志》全面準確。
康熙十九年到澳門的陸希言在<嶴門記>中記錄:
天主聖堂之不一，曰聖伯多祿堂、聖保祿堂、聖多明我堂、聖方濟各堂、聖奧斯定堂、聖安多尼堂、聖老楞佐堂、聖辣匝羅堂。……又有聖母堂者，以慈悲為名，專為收育遺嬰，並憐惜貧而無告者。又有別一堂，以病院為名。(32)
聖伯多祿堂當即大廟即主敎座堂，<嶴門記>稱:
聖安多尼、聖老楞佐，皆統於聖伯多祿(33)。
聖保祿堂即三巴寺，聖多明我堂，為多明我會所建院所，因其初經濟貧乏，用木板建堂，故名為“板樟堂”或“板帳廟”。聖方濟各堂，為方濟各會會士所建，即嘉思欄廟。聖奧斯定堂，為奧斯定會士所建，因其堂初建時頹圮，後在屋頂上蓋了一層茅草，故俗呼“龍鬆廟”，又稱之為“龍嵩廟”。聖安多尼堂，奉祀葡國聖人安多尼，葡人婚姻以聖安多尼作主保，該堂亦多為葡人主婚敎堂，故名花王廟。聖老楞佐堂即風汛廟，聖辣匝羅堂即痲瘋廟。聖母堂即支糧廟，別一堂作病院者即醫人廟。與圖相較，陸氏所記澳門敎堂，此圖全部記錄，且較陸氏多出“唐人廟”。故可知，該圖是目前所見中國文獻中最早的一份最全面介紹澳門敎堂的資料。
圖中標識的各敎堂方位地望亦大致準確。痲瘋廟，圖中標在澳城之外；大三巴之東北，望廈村之南。《嶴門記·澳蕃篇》稱: “東南城外，有發瘋寺”。發瘋寺即痲瘋廟。痲瘋廟，葡人稱“聖拉匝祿堂”，又稱“望德堂”，今在西洋墳場稍南，即在舊澳城之外，地望相合。醫人廟，圖中標在澳城之東，痲瘋之南。醫人廟即聖辣法耶醫院，又稱白馬行醫院，今已拆毀重建為一金融機構，在伯多祿局長街尾與水坑尾街交界處，正在望德堂之南，地望相合。花王廟，圖中標在澳城西北近沙梨頭處。花王廟，又名聖安多尼堂，今在白鴿巢前地南，近沙梨頭卷，地望相合。三吧堂，圖中標在澳城正北，三吧大炮臺之側。三吧堂，即三巴寺，又稱聖保祿敎堂，敎堂已燬，僅存前壁，地處大炮臺山下，地望相合。嘉斯欄廟，圖中標在南灣之東頭，嘉斯欄炮臺之下。嘉斯欄廟，今地在南灣花園處，未填海前，此處正位處南灣之東頭，地望相合。支糧廟，圖中標在議事亭前地。支糧廟即今之仁慈堂，今亦在議事亭前地，地望相合。板帳廟，圖中標在議事亭之北。板帳廟稱聖母玫瑰堂，在今市政廳(議事亭)之北，地望相合。龍嵩廟，圖中標在澳門半島南面，與風汛廟相近。龍嵩廟，又稱聖奧斯定堂，位於崗頂前地，未填海前，近南灣西端，地望相合。風汛廟，圖中標在半島南部偏北灣海邊。風汛廟，又稱聖老楞佐堂，近下環街，內港未填海前，此處即靠近北灣海邊，地望相合。唐人廟，圖中標在澳城東北，關部行臺税館之北。唐人廟，葡人稱Nossa Senhora do Amparo，中譯為安白露聖母堂，又稱阿巴羅寺，華人則稱進敎圍。《澳門記略·官守篇》稱:
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為進敎寺，專為唐人進敎之所，建於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擴大。
稱進敎寺在三巴寺下。林家駿《澳門敎區歷史掌故文摘》稱:
耶穌會士在大三巴山腳初建蔭庇之母小堂。現在澳門關前後街，葡名Rua Da Nossa Senhora Do Amparo，即蔭庇三母街。(34)
文德泉在《三巴牌坊》一書中稱:
明崇禎七年(1634)，日本區敎務視察員巴未羅神父在三巴學院與敎外人住屋相連一帶建了一座唐人聖堂，名安白露聖母堂。(35)
關前後街即清代粵海關澳門關部行臺駐地。可知圖中標唐人廟之位置十分準確，今無遺存。唯圖中“大廟”所標方位似乎有誤，圖中在三吧堂毗隣之屋宇處標有“大廟”之名。大廟，其意當即主敎堂，又稱大堂。《澳門記略·澳蕃篇》稱: “大廟者，在澳之東南。”道光《香山縣志》亦稱大廟在澳之東南。然三吧堂即聖保祿敎堂，地在澳門城之北，與東南相去甚遠。今之大堂，建於1622年，在今俗稱為“大廟頂(即大堂前地)”的地方，與聖保祿敎堂相距甚遠，而與板樟堂、支糧廟相距甚近。再查《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及嘉慶十三年吳熊光<澳門形勢圖>，大廟近南灣、近板樟廟，均不與三巴寺相鄰。可證，此圖標“大廟”有誤。由於此圖首誤，後之抄者，如乾隆《廣州府志》之<澳門圖>、《澳門記略·側面澳門圖》、道光《廣東通志》之<澳門圖>均將大廟誤標。在此有必要加以分辨指正之。
澳門華人廟宇
圖中記錄了三座華人廟宇，即觀音堂、娘媽新廟、亞媽閣。這三座華人廟宇均為中國文獻中首次記錄。
觀音堂，圖中標在望廈村之北，馬郊石之南。觀音堂，後稱普濟禪院。據章憎命《澳門掌故》稱觀音堂有石壇刻“天啟七年吉日立”字樣，又有重修祀壇石碑稱: “澳門望廈村之觀音堂，創自明末天啟年間”。如記錄準確的話，則知觀音堂應創建於明天啟七年。又據章氏稱:
及至後來之大汕法師，營繕廣州之長壽寺及清遠之峽飛寺後，乃來此觀音堂重修，擴建為一所較大的寺宇，並稱之為普濟禪院。
姜伯勤先生亦有言稱: “大汕重修普濟禪院，亦將此地建成一明末遺民諸文士的雅集之地。”(36)汪宗衍先生更稱: “頃重遊普濟寺，寺為大汕建”。(37)查大汕從安南回國到廣州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而成鷲(釋迹刪)有詩稱: “丁丑(1697)夏客澳門島普濟禪院贈劍平師”(38)。可證，在大汕回國之前，觀音堂即已有重修之舉，普濟禪院之名，亦在大汕回國之前即已有之。至於今普濟禪院祖師堂供大汕法師之畫像，及其傍有“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月照蓮峰”之對聯，均祇能説明，普濟禪院在禪宗內的派別及對大汕之推崇。時至目前為止，我們還找不到任何一段扎實的資料可證明大汕重修普濟禪院，更遑論創建。包括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嘉慶戊寅(1818)趙允菁的<重修普濟禪院碑>及咸豐戊午(1858)曾望顏之<重修普濟禪院碑>均未提及大汕創建或重修普濟禪院之事。至雍正時，圖中仍以觀音堂為名，而未標普濟禪院，可知，當時觀音堂之名較普濟禪院更為流行。
娘媽新廟，圖中標關閘稍南，望廈村之西處。以其地望即今之蓮峰廟。《澳門記略·形勢篇》稱該廟為“天妃廟”: “出閘，經蓮花山下，有天妃廟”。道光《香山縣志》卷四<海防>亦稱“天妃廟”。二書均晚於雍正《廣東通志》，可知，天妃廟即娘媽新廟。該廟創建於何時，章憎命《澳門掌故》認為:
考天妃廟，原是一所小小廟宇，不知建自明朝何代，相傳該廟址，本屬順德縣龍涌杜姓鄉人旅澳廢祠。因當時有一遊方僧人寄宿廡下，每日則到龍田村為人治病，以其能擅醫術，且均着手成春，故募獲頗多，並得祠主施與，遂將破祠改建，闢為一所小小廟宇，是為蓮峰廟之始。
章氏稱該廟創自明代，但並未舉出文獻或碑石資料為證。據現今廟中保存的兩塊古匾，一塊題為“中外流恩”，右刻“萬曆歲次壬寅年”，左刻“創建值理崔吟翰敬春”，一塊題為“恩光浩大”，題匾時間是康熙元年。這兩塊匾是很值得懷疑的。“中外流恩”匾題署時間是萬曆壬寅年即萬曆三十年(1602)，給一座廟題詞“中外流恩”，當可反映此廟決非一般小廟，必是具有相當規模並具有極大影響的廟宇，方能稱之為“中外流恩”。萬曆三十年時，澳城北部的望廈村一帶，應該説該處的華人居留建村時間並不很久，能否出現一座如此規模及如此影響的廟宇? 再者，匾上題曰: “創建值理”，創建時即已有“值理”之制，亦可見其規模，決非章氏所言為“一所小小廟宇”。值理之制，始於何時，本人未予詳考。明萬曆時，是否實行“值理”制，是大可疑也! “恩光浩大”匾稱題於康熙元年，而康熙元年正值香山地區認真實行遷海之時。據康熙《香山縣志》卷一，當時香山地區九星洲山、金星山、大、小橫琴山、深井山、三灶山、大、小十字門均在“康熙元年奉遷”。望廈村亦在內遷之列，康熙《香山縣志》之<濠鏡澳圖>稱望廈村為“原望廈村”，表明望廈村在康熙修志時已不存。連居留之地都保不住，難道還會在這時來重修“天妃廟”，還會題匾稱“恩光浩大”嗎? 拙以為，此斷不可能。章氏據民間傳説稱明代在這裡創建過一座小廟，倒可相信，因此圖稱“娘媽新廟”，則以前還有一舊廟，很可能即章氏所言初創之廟。陳樹榮先生稱: “據史料記載，蓮峰廟初時因陋就簡創設於1592年。”(39)不知是據何史料，希望能盡早公佈原件，以釋該廟創建之種種疑竇。娘媽新廟之“新”乃康熙末年將該廟重建。據<蓮峰山慈護宮序>:
獨澳為夷人所居，未有廟壇以隆祀事，居者行者，恒歉於心。歲在壬寅，澳中諸君數十輩，偶集於入澳之蓮峰山，覽其奇勝，謀建廟於側，以為二聖(指天后與觀音)香火。因筮得吉，復得襄事有若而人，遂平基裂石，……不日告成。其外為天后殿，其內為觀音殿……統曰“慈護宮”……
壬寅，為康熙六十一年(1722)，即慈護宮的創建時間，建成則在“癸卯”，即雍正元年(1723)。乾隆十七年(1752)之<蓮峰觀音大士殿宇記>:
惟兹蓮峰慈護一宮，……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餘載矣。(40)
雍正元年所建為“慈護宮”，內含二殿，一為天后，一為觀音。如果雍正元年之前，蓮峰廟沒有建過廟的話，則蓮峰廟不可能被稱之為“天妃廟”或“娘媽新廟”。《澳門記略·形勢篇》:
出閘，經蓮花山下，有天妃廟。
可見，印光任、張汝霖是依據舊材料修纂，故稱其為“天妃廟”，因雍正元年建成的慈護宮禮天后、觀音二聖，故不可能將慈護宮稱之為“天妃廟”。天妃廟一名的保存，正可説明，在慈護宮建成之前此處原有一廟祀天后，故名“天妃廟”，圖中稱“娘媽新廟”，娘媽即天后，“新廟”則是針對舊“天妃廟”而言。
亞媽閣，圖中在媽閣炮臺左下一建築物旁標“亞媽閣”三字，很明顯，此即今日澳門之“媽祖閣”。關於媽祖閣的起源問題，學界爭論甚大。但討論者均忽視了嘉慶二十一年到澳門的鍾啟韶的記錄。《聽鐘樓詩鈔》卷三<澳門雜事詩>之三:
海覺天妃廟，三成石作梯。
青洲迴望合，綠浪捲來低。
碑省前朝識，途應七聖迷。
山僧渾忘卻，支語到雞棲。
其自注云:
天妃廟，土人稱媽祖閣，亦曰娘媽閣。石磴三折至頂，峭壁刻“海覺”兩大字，字丈餘。青洲山在海口，海水深綠色。明天啟間，閩賈寓此立廟。初問寺僧不知，讀碑知之。(41)
《澳門記略·形勢篇》稱: “相傳明萬曆時，閩賈……立廟祀天妃”(42)。《澳門記略》稱“天妃廟”建於萬曆年間，但僅稱“相傳”，並不肯定。今媽閣廟內神山第一亭正面石横樑上有“明萬歷乙已德字街眾商建”文字，神山第一亭神龕背後石壁有“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税務兼監鹽法太監李鳳建”。李鳳於萬曆二十七年二月至四十一年十月出任廣東税監。考古資料則證明，此“神山第一”亭創建年代為明萬曆之時。(43)為甚麼鍾啟韶則稱“天妃廟”創建於天啟時呢? 如果是一般之敘述，可視作傳聞。但鍾氏明言: “初問寺僧不知，讀碑知之。”詩中亦稱: “碑者前朝識”。可見，鍾氏對天妃廟之創建是經過調查研究，並且親自看見了廟中的碑刻記錄為“明天啟間閩賈寓此立廟”，決不能視作虛妄之言。現存數通媽閣碑，有兩通提到“明”，但未言“天啟”。(44)可知，鍾氏所見之碑，今已不存。這一問題實為極複雜的問題，今僅提出，暫不作深入探討。鍾氏提供了當時人對媽閣廟的幾種不同稱呼，“天妃廟，土人稱媽祖閣，亦曰娘媽閣。”可見，天妃廟就是當時媽祖閣的正式名字，《澳門記略·娘媽角圖》中的“天妃廟”(45)之規模已與今日媽祖閣差不多，而該廟正門横匾正式名稱是“天妃廟”。可知，乾隆以前，媽閣廟之正名應是“天妃廟”，而其他土稱則有“媽祖閣”、“娘媽閣”，雍正<澳門圖>又提供了另一俗稱“亞媽閣”，道光《香山縣志·濠鏡澳全圖》則有“媽祖廟”。(46)而“亞媽閣”則是我們目前所見最早的今媽閣廟的古名，有利於我們更深入地展開媽閣廟起源歷史之研究。
其他中外建築
圖中還記錄了其他一些中外建築或機構: 關閘、關部、税館、亞媽寨、議事亭、十八間等，其中除關閘見於前述澳門圖外，其餘均在中國古圖中首次著錄，亞媽寨與十八間則首見於中國文獻。
關部與税館。圖中在澳門半島西面海傍標有“關部”與“税館”字樣。關部，當指粵海關澳門分關在澳門的駐地。税館，即指澳門分關屬下主持抽税工作的機關。據《清聖祖康熙實錄》卷一六: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丁丑，户部等衙門遵諭議覆: 福建、廣東新設關差，祇將海上出入船載貿易貨物徵税。(47)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1685年，中國海關(關部)在前一年已在澳門設立。(48)
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設立澳門海關在康熙二十三年，但關部行臺正式建成於何時，文獻卻無交代。圖中所繪“關部”，前樹高柵，後則有一相當規模的建築群，反映了至少在雍正初時，澳門中國海關已全部建成，其規模與乾隆之時《澳門記略·關部行臺圖》中的關部行臺差不多。圖中的税館，即後來的“大馬頭税口”。值得注意的是，圖中僅有税館一處，而《澳門記略》及《澳門圖説》中均提到共有大馬頭、南灣、娘媽角三個税館(49)，即南環税館與娘媽角税館為圖中所缺，亦可證，南環税館與娘媽角税館設置時間在雍正九年之後。據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南環税館建於1732年(50)，娘媽閣税館未見建置時間，則可斷娘媽角税館設置時間在雍正十年(1732)至乾隆十六年(1751)間。
亞媽寨。圖中在媽閣炮臺後山繪有幾幢房屋，並在旁注明為“亞媽寨”。此名又見於《澳門記略·側面澳門圖》稱“娘媽寨”，阮元《廣東通志·澳門圖》亦稱“娘媽寨”。(51)此地名在文獻中尚未見載。拙意以為，澳門半島南端媽閣廟一帶自明末以來即有大批華人聚居，這“亞媽寨(娘媽寨)”大致是指當時華人在這一帶形成的一個聚落，故稱之為“亞媽寨”。
議事亭。圖中在澳門半島東南近南灣處標有“議事亭”。中國文獻中最早記錄議事亭則有崇禎十年的檔案<失名會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
曾到澳，會同香山縣寨差官及提調、備倭各官，喚令通夷事目〔當為夷目、通事〕、攬頭等，至議事亭宣諭。(52)
據乾隆《香山縣志》卷六<王綽傳>:
綽卒，設位議事亭，番人春秋供祀焉。(53)
王綽為明萬曆時人，可證，議事亭當設於明萬曆之前。故《澳門記略·形勢篇》稱:
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輯行署，今唯議事亭不廢。
吳歷《三巴集》詠儀事亭詩之自注云:
凡海上事，官紳集議亭中，名議事亭。(54)
龔翔麟《珠江奉使記》:
澳中議事亭，蕃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市，經四人議，眾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55)
據此可知，議事亭應是中國政府設立的一官方機構，用作同澳葡夷目商議海上貿易之事。故《澳門記略·議事亭圖》清楚繪出，議事亭為一純粹中國庭院式建築。直到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澳葡議事局判事官J. J. Mendes da Cunha向中國方面承購議事亭地段，於1784年建成了澳葡之議事局(56)，即今之市政廳。
十八間。圖中在風汛廟對開處繪一長廊式房屋，標名為“十八間”。十八間之名，其他如《澳門記略》之<正面澳門圖>及<側面澳門圖>均有著錄，阮元《廣東通志·澳門圖》亦有著錄。但文獻中不見有關於“十八間”的詳細記錄，亦不知作何解釋。拙疑此“十八間”當即被稱之為東印度公司舊址的“十六柱”。李鵬翥《澳門古今》:
“所謂十六柱，原為一座洋房，即在風順堂對面。”(57)
風順堂即風汛堂，與圖中地望相合。康熙二十三年開海禁後，英國東印度公司來廣州貿易，在澳門設分公司，租賈梅士花園及十六柱為其辦公處。(58)拙疑“十八間”之原意即指這一洋樓有十八間房，而十六柱則是這一洋樓門前有十六根石柱，均為同一樓房的不同俗稱。
【註】
(1) 湯開建《中國現存最早的歐洲人形象資料--<東夷圖像>》，載臺灣《歷史月刊》1999年第5期。
(2) 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六<番夷>。
(3) 《明熹宗天啟實錄》卷六天啟元年六月丙子條。
(4)(11) 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二<議阻澳夷進貢疏>。
(5) 羅理路(R. M. Loureiro)《澳門尋根--文獻匯編》附文獻之三<列奧內爾·德·索烏薩給路易斯王子的信>，澳門海事博物館中譯本，1997年。
(6) 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東印度各要塞、城市和居民點圖冊》，載羅理路(他處又譯作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16和17世紀文獻選集: 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澳門《文化雜誌》第三十一期(葡文版)，1997年。
(7)(17) 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一<撫處濠鏡澳夷疏>。
(8) 參閲湯開建<澳門諸名芻議>，載《文化雜誌》第二十三期，1995年。
(9)(18)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ha)《澳門編年史》，澳門基金會，1995年。
(10) 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12) 王以寧《東粵疏草》卷一<請蠲税疏>。
(13) 王以寧《東粵疏草》卷五<條陳海防疏>。
(14) 《明世宗嘉靖實錄》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已巳條。
(15)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九<佛郎機>。
(16) 黃佐《泰泉集》卷二○<代巡撫通市舶疏>。
(19) 張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機傳>。
(20) 尤侗《西堂全集》第十一冊<外國竹枝詞·默德那>。
(21) 參閲湯開建<葉權與澳門>，載《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
(22) 陳錫仁《皇明世法錄》卷八二<佛郎機>，明崇禎間刻本。
(23) 茅瑞徵《皇明象胥錄》卷五<佛郎機>崇禎己巳刊本。
(24) 關於《明史》佛郎機傳的纂修，最早為尤侗修《明史·外國傳》，繼萬斯同《明史稿》及王鴻緒《明史稿》均增修佛郎機傳。尤、萬、王三氏修佛郎機傳多取材《皇明世法錄》及《皇明象胥錄》而不採蔡汝賢《東夷圖説》，恐怕亦同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者否定蔡書之意。
(25) 章憎命《澳門掌故》，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澳門日報》連載，以下所引章氏文，均見《澳門日報》，不另注。
(26) 李遐齡《勺園詩鈔》卷一<沙梨頭海邊晚步>。
(27) 參閲湯開建<明代澳門地區華人居留地鈎沉--兼談媽閣廟、望廈村及永福古社之起源>，載《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一期。
(28)(32)(33) 陸希言<嶴門記>，載殷藩《開天寶鑰》，康熙四十四年刊本。
(29)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二，孔氏岳雪樓影抄本。
(30) 龍思泰(A. Ljungstede)《早期澳門史》第三章，東方出版社譯本，1997年。
(31) 祝淮《新修香山縣志》卷四<海防>:“龍嵩廟在澳西南，即飛來寺，暴志(即暴煜《香山縣志》)另載飛來寺，誤。大廟，在澳東南，即望人寺；暴志另載望人寺，誤。”祝淮修香山縣志時，經過實地考察，知前志將龍嵩廟與飛來寺、大廟與望人寺復載。康熙《香山縣志》同暴志，亦重復，不知龍嵩廟與飛來寺、大廟與望人寺為異名一體也。《澳門記略·澳蕃篇》亦重復大廟與望人寺。
(34) 林家駿《澳門敎區歷史掌故文摘》第一輯，澳門天主敎敎務行政處編製，打印本。
(35) 文德泉(M. Teixeira)《三巴牌坊》，轉引自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五章。
(36) 姜伯勤<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載《文化雜志》第13-14期，1993年。
(37)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頁47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8) 釋迹刪《咸陟堂詩集》卷一四<丁丑夏客澳門島普濟禪院贈劍平師>，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39) 陳樹榮<四百年古剎蓮峰廟>，載《紀念林則徐巡閲澳門150週年紀念特刊》，澳門蓮峰廟慈善值理會出版，1989年。
(40) 以上所錄之碑均見章憎命之《澳門掌故》。
(41) 鍾啟韶《聽鐘樓詩鈔》(又作《讀書樓詩鈔》)卷三《澳門雜事詩》之三，清道光刊本。
(42)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形勢篇>。
(43) 參見譚世寶<澳門媽祖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載《文化雜誌》第29期，1996年。
(44) 參見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二章引<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及<媽祖閣
興堂碑記>。
(45)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附<娘媽角圖>。
(46) 祝淮《香山縣志》卷八<海防>附<濠鏡澳全圖>。
(47) 《清聖祖康熙實錄》卷一六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丁丑條。
(48)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中文版)，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
(49) 張甄陶<澳門圖説>，載賀長齡《清經世文獻》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
(50)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中文版)，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
(51) 阮元《廣東通志》卷一二四<海防略>。
(52) 《明清史料》乙編第八本《兵部題<失名會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
(53) 暴煜《香山縣志》卷六<人物·王綽傳>。
(54) 吳歷《三巴集》之<嶴中雜咏>。
(55) 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一<香山澳>。
(56)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中文版)，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
(57) 李鵬翥《澳門古今》，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年。
(58)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中文版)，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
*湯開建，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所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