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葡萄牙傳敎團在中國
早在上世紀末就有一位愛國者對在東方的各葡萄牙傳敎團的前途表示憂慮，並就此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不到一百年後的今天，這些問題已由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作出了十分富有智慧的結論性回答。(1)
實際上，東方葡萄牙傳敎團是由約翰三世在16世紀創立的，旨在以宗敎的力量來服務於國家的海外擴張政策，具體説來便是在遠東設立一些新的傳敎團體，因為當時遠東地區十分嚴密的文明結構狀態阻礙着我們在外交和貿易領域的滲透。
雖然葡萄牙在1641年同日本中斷了貿易往來(2)，但那時卻還在印度炫耀自己的軍事實力，還可在那裡輕易地建立敎會團體，而在中國，葡萄牙敎團的政治影響巳日益顯露出來。葡萄牙人在澳門站住腳跟之後，不久便確定了在中華帝國的哪些地方成立敎區和派遣傳敎士的戰略。
即使在中國宮廷中充滿著強烈的排外氣氛的時候，我們的耶穌會傳敎士通過千方百計的努力，終於獲得了接納，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有時甚至被安排在某些級別很高的職位上。(3)
當然，葡萄牙傳敎士常常不是以公開傳敎的方式進入中國內地的，而是作為鐘錶師、晝家、天文學家或醫生去到那裡的。當他們做出傑出成績後，便獲准在中國建立四個敎區，僅在北京就修建了四座雄偉壯觀的敎堂。(4)
從某種意義上説來，耶穌會士適應異常陌生的他鄉環境的策略早在1582年就由利瑪竇開始使用了。葡萄牙神父們祇不過在繼承這一策略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罷了。比如在修建敎堂，在裝飾上頭，甚至在禮拜儀式之中都摻入了某些中國的成份。這種做法後來竟然引起了在華各天主敎會團體之間的巨大衝突，也就是後來名為“控告中國禮儀”的衝突。(5)
所有這一切，不僅反映了葡萄牙傳敎士們胸懷傳播福音的仁慈目的，還反映了他們打入中國宮廷的政治興趣，因為他們注意到這是在一種獨裁政體的國家中，或者説在“天子”的身邊建立起有影響力的渠道之唯一手法。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不惜經常遭受迫害和被清洗。
由於具有這種精神，在經歷了葡萄牙耶穌敎會在塞巴斯蒂昂·德·若澤·德·卡瓦略·伊·梅洛的內閣時期被解散所引起的動蕩局面之後，馬麗婭時期擁有強大實力的部長馬蒂紐·德·梅洛·伊·卡斯特羅又向北京派去了一位新主敎，他是方濟各會會士，名叫湯士選，葡萄牙王國授予他的職權是以使節的身份在中國的首都保護葡萄牙人曾經在那裡以及澳門所擁有的宗敎利益和商業利益。(6)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東方葡萄牙傳敎團的活動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可是後來有關“控告中國禮儀”的衝突使它大大地削弱了，一方面是由於駐北京的各外國敎會團體無休止的令人乏味的爭執消耗了它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由於它在中國宮廷中建立的陰謀網絡的脆弱，以致有關消息泄露到了羅馬。(7)再加上由於來自其它商業大國的歐洲神父對葡萄牙敎團的不信任，於是我們的傳敎士們便策劃陰謀反對他們，特別是反對那些散播與我們傳播的福音不同的敎義、充滿對無數深受壓迫的底層人們之同情的那些外國人。
到18世紀末期，東方葡萄牙傳敎團已經表現出不可挽回的衰落趨勢，儘管湯士選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延緩了這一趨勢。在他死後，情況便急遽惡化，甚至他的繼承人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被阻止進入中國，於是北京敎區便祇能由澳門主敎代管，這為在北京開展工作帶來種種無法克服的困難。在這種條件下，北京敎區不得不如葡萄牙在中國的其它敎區一樣，於1841年撤銷，唯有澳門這個上帝聖名之城的敎區還繼續存在。(8)
雖然這一危機還在日益加深，東方葡萄牙傳敎團仍透過葡萄牙表示願聽命於梵蒂岡和其它殖民大國的方式來頑強地掙扎著。在君主立憲的困難時期，以謹慎的策略繼續生存下來，在第一共和的人們反敎權主義的動蕩中，又因新國家的誕生而使他們對傳敎事業充滿新的希望。但是，即使是薩拉查政權也沒有能振興這一早已處於沒落狀態的衰老的宗敎組織。的碓，20世紀為葡萄牙帶來了其它一些權力中心，然而我們的統治者並沒有調整好外交策略，結果使我們國家在國際上處於一種無足輕重的地位，它的聲音很少能使外界聽見，也使我們在本文一開頭就提到的愛國者發出了令人感到內心絞痛的呼籲。
本世紀，歐洲前殖民地紛紛奮起獨立，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非宗敎化，葡萄牙的政治外交及宗敎外交活動也日益開明化。在這些大背景下，東方葡萄牙傳敎團最終在本世紀60年代消亡了。
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
雖然如此，但東方葡萄牙傳敎團這個存在了如此漫長時期的政治及宗敎組織的歷史，在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的傑作中仍然有新的資料提供出來，這些資料將可以證明這一宗敎組織所經歷的光榮時刻，將可向世人展示這一組織的英雄們和烈士們的可歌可泣的事蹟，以及這個組織的正式代表之幕後指揮者的一些秘密。在這部作品中我們尤其是可以看到葡萄牙在北京敎區的最後一任主敎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的情況。
18世紀末耶穌會士被龐巴爾驅逐出葡萄牙帝國，聖·維森特·德·保羅敎會取代了耶穌會。(9)
如前所述，西方的神父祇要他們表現出不僅擔負著傳播福音的職責，而且還擁有繪畫、天文學、醫學和鐘錶製作等方面的知識，北京朝廷是可以接納他們的。這就是為甚麼有些傳敎士能在當時北京宮廷的學術機構中擔任級別很高的職務，甚至被封為宮廷大員的緣故。一旦他們有了這樣的地位，他們便享有更大的自由。儘管這種自由始終是有限度的，但他們至少可以自由地從事傳敎活動。
在這些葡萄牙傳敎士中，聖拉撒路敎派成員，也就是聖·維森特·德·保羅敎會的神父們站在第一線，因此他們有極好的機會阻止驅逐耶穌會士，從而使東方葡萄牙傳敎團的耶穌會士們在18世紀未和19世紀初的一段時期內一直充滿著繼續保持他們昔日在北京之影響的希望。
1785年時，馬蒂紐·德·梅洛·伊·卡斯特羅已任命方濟各會會士湯士選主持北京這個大敎區，以保護葡萄牙人的利益。(10)面對堆積如山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又因創立韓國傳敎會而進一步加劇)，面對世紀之交，新來的主敎請求給他一名助手，希望這名助手不僅能在工作中助他一臂之力，而且還可成為他的接班人。結果他的請求得到同意，派人到葡萄牙傳道神學院去，從熟悉東方事務的神父中為他物色一名助手。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時年三十九歲的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被挑中，他也接受這個榮譽頭銜，表示願意作北京敎區主敎的助手，從而使其未來的接班人有了保障。(11)他於1804年乘船來澳門。原打算在澳門做短暫停留後便赴北京，殊不知結果成了遙遙無期的等待。
1801年，駐遠東的各天主敎傳敎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羅馬敎廷因為越來越不信任東方葡萄牙傳敎團，甚至單方面任命一些主敎去跟東方葡萄牙傳敎團唱對臺戲。(12)在發生這一連串的衝突和宮廷內的銘心鬥角的四年之後，又出現了另一次對在華基督敎徒進行令人恐怖的迫害。(13)
在這種形勢下，諸如拷打、死亡、背叛和沒收敎士財產等一類悲劇頻繁發生，甚至下令限制天主敎神父在敎會內行動，不讓中國信徒進入敎堂，禁止進行任何形式的傳敎活動，違令者便要受到嚴懲。這大概就是若阿金副主敎一時不能進入中國、祇能在澳門等候的首要原因。
其實，這時甚至連北京敎區主敎湯士選本人也感到日子難受，不得不利用昔日他同中國宮廷重要官員之間保持的良好的私人關係來保護自己的生存。當他收到他的助手於1805年11月從澳門寫給他的信後，他衹好回信極力安慰他: “……或許閣下已經知道這裡發生的迫害和其它種種令人不快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您顯然難以來到北京宮廷，不過不要氣餒，要相信北京的暴雨一定會過去的。”(14)翌年8月，當時仍處於極端困難境地的主敎在給其助手的信中，仍然用許多激勵的話語鼓舞他的士氣: “……閣下千萬要有耐心，我堅信您來北京的日子已經不遠了。”(15)
然而，這種狀況不僅一直拖到湯士選主敎1808年逝世，而且直到若阿金·薩賴瓦本人1818年去世時也未能有所改變。之所以造成這一結局，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可能確是因為來自歐洲各大國敵視東方葡萄牙傳敎團的各個天主敎傳敎會在中國宮廷中千方百計地搗鬼製造種種障礙加以阻攔的結果，也可能確是因為上述的大約到1806年才結束的對葡萄牙耶穌會士進行殘酷迫害的結果，但也可能是由於湯士選本人實際上對其助手並不信任的緣故。何以這樣假設呢? 因為在澳門和中國的大量耶穌會不動產，對此有兩個敎會團體都想擁有，其中一個是北京敎區，另一個便是若阿金·薩賴瓦所屬的傳敎會。因此，湯士選擔心，若讓薩賴瓦來中國內地，而在他本人死後，薩賴瓦很可能會給他的密友努內斯·里貝羅神父帶來不便，這位努內斯神父當時在宗敎界很有影響，經常穿梭於北京、南京和韓國各地區之間，而且也垂涎主敎職位。除上述種種可能的原因之外，也可能是因為澳門的各敎派之間玩弄政治遊戲同中國要人相互勾結不讓他進中國而造成的結果。總之，或許由於這一切緣故。若阿金神父始終未能跨過澳門的關閘，因而祇得從澳門遙控領導他的敎區，這一狀況毫無疑問會使他陷入日益難以解決的重重困難的包圍之中。(16)
事實上，湯士選於1808年死後，在叛逆者康寶賽(Kam-Pau-Sai)〔張保仔〕被監禁在澳門後，以及在關於將這個叛逆者交給廣東總督的談判以後，若阿金·薩賴瓦已經有望進入中國了。這時已經隱退到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葡萄牙攝政親王約翰本人也相信葡萄牙正式奪回昔日失去的北京敎區交椅可能性很大。然而，這一可能性最終未成為現實。(17)
那時，澳門總督歐華齡嘉(Lucas de Alvarenga)同權勢很大的市政特別法官米格爾·德·阿里亞加(Miguel de Arriaga)操縱的澳門市政廳之間的政治鬥爭和私利鬥爭，使若阿金成了他們的犧牲品。一會兒這方面指使他同攝政親王打交道，一會兒另一方又讓他對付中國官員，以至於他從來就沒有抽出機會來認真解決他自己的事情。(18)
直到1810年若阿金還抱有希望，不想觸怒那些有權勢者，相信問題會很快得到滿意的解決。即使當他收到努內斯·里貝羅的一封信(其中説，即便在對耶穌會士的大迫害結束後，北京朝廷也將不會再接納更多的傳敎士了。)即使在思想上受到沉重的打擊時，他進入中國的期望也沒有完全破滅。(19)甚至在他得到關於意大利傳道會在中國宮廷中不斷誹謗詆譭他時，他仍然懷有一線希望。
若阿金主敎繼續通過努內斯·里貝羅代理人遙控中國內地的傳敎活動，與此同時又頻繁地收到攝政親王的來信，詢問他關於解決這一複雜問題的進展情況。不過，這時他已開始預感到官方的一些報告對他隱滿了問題的真相，似乎要重新部署北京敎區。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還沒有完全絕望。衹是發生了他同他的中國代理人努內斯在關於傳敎策略問題上出現嚴重分岐之後，他才開始感到失望、自責並請求辭職，因為他已意識到新的人選來代替他的職位，傳敎工作將會取得更大成效。(20)
若阿金主敎的請求未得到接受，北京敎區照樣如一艘沒有船長的船，可是這時北京方面仍然不准許他進京，為此他感到痛心疾首，於是終於在1818年2月18日上午4時30分因患中風離開人世，終年五十二歲。(21)
若阿金死後，曾經任命過其它主敎，比如韋里希莫·蒙泰羅·塞拉(Veríssimo Monteiro Serra)等，可是這些任命都沒有獲得批准。這樣，北京敎區祇能走向自己的末日，伴隨而來的便是東方葡萄牙傳敎團的沒落，從此它就再也沒有能在中國確立自己對於其它外國傳敎團體的優勢。
終於在1841年11月25日又任命唐·若奧·達·弗蘭薩·德·卡斯特羅(D. João da França de Castro Moura)為北京敎區主敎，可是他本人最後拒絕到中國去工作(22)，結果這便成了葡萄牙對那個敎區主敎職位所做的最後一次努力。
儘管這樣，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的業績並沒有因他的周圍始終籠罩著政治陰霾而被我們的歷史所遺忘。他作為敎授，他的名字已經同澳門聖約瑟神學院緊密聯繫在一起，而且他至今還安息在那裡。他作為澳門歷史學者，他的名字已載入了龍思泰(Andrew Ljungstedt)(23)出版的澳門早期歷史之中，該書刊登了這位作者發現和轉抄的若阿金主敎當時的舊手稿，儘管這些手稿直到不久前人們才找到了它的下落。(24)
通過對這些文件的研究，許多珍貴的資料得到重新確認，發現不少從未發表過的有關葡萄牙在中國境內的傳敎團的歷史文獻。這些資料相當詳細，不僅記載了在中華帝國傳播福音的敎士們所遭遇的種種不幸，也記載了對到中國去的傳敎士們進行日常生活指導的一些意見。
儘管作為主敎的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在澳門期間所扮演的角色至今還很不清楚，但是他通過自己的行為把自己同澳門的歷史不可分割地連在一起了的事實則是不可磨滅的。
關於作為北京敎區最後一任主敎的這些文件資料是上面所述的龍思泰最先提及的。不過從那以後，似乎就再沒人提及這些文件了。(25)
直到最近，這些文件才在里斯本重新得到確認，這首先要歸功於文德泉神父的一個新的提示，他説澳門主敎唐·若澤·若阿金·佩雷拉·米蘭達可能於1854年命令將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主敎的一些文件的抄件寄到了里斯本，並説這些文件是若阿金主敎在世時捐贈給聖約瑟神學院的，直到米蘭達主敎任職時都還放在那裡，不過這些文件當時就已經被蟲蛀得不像樣子了，無人管理，字跡很難辨認，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把它讀完。(26)
或許這些抄件，經過無數次的傳抄和週轉，在許多年後最終轉到了里斯本國家圖書館。至於若阿金先前親手抄寫的文件的原本可能存於海外歷史檔案館。關於這些文件的命運和下落，可能就要數保存它們的佩雷拉·馬克斯父子(父親安東尼奧和兒子若昂·費利西亞諾)最有發言權了。
馬克斯·佩雷拉父子
19世紀40年代，澳門華人事務秘書安東尼奧·馬克斯·佩雷拉是澳門史的著名學者，也是本澳的傑出人物。由於這一原因，他若想要接觸那些文件，決不會有太大的困難。事實上他真是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機會。他同當時的澳門主敎唐·若澤·米蘭達始終保持親密的關係，直到如今，人們沒有發現在兩者的關係中曾經有過任何障礙。
這位華人事務秘書很推崇費雷拉·亞馬留(Ferreita do Amaral)等澳門總督的思想，他甚至可能作為葡萄牙外交使團的秘書參與1862年條約的起草工作，其中葡萄牙主權原則首次被提了出來。
他作為華人事務的代理人，在科埃略·亞馬留(Coelho do Amaral)和柯打(Ponte e Horta)兩位總督執政期間，曾參加過帝國當局批准上述法規的審議，也參與過阻止中國在澳門市周邊再設海關的活動。由於他們對澳門事務瞭如指掌，始終為澳門能擺脱中國的桎梏而奮鬥，並非常仇視鄰近的中國官員，所以遭致那些一心想同某些腐敗的中華帝國官員勾結和妥協、以達到既能保持同葡萄牙王國一般關係又能同中國朝廷保持親密關係的人們的切齒仇恨。(27)
1868年柯打總督卸任。新任總督蘇沙(Sérgio de Souza)在政策上來了個大轉彎。這樣，馬克斯·佩雷拉便成了他的仇人進行大肆報復的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覺得離開澳門去英國殖民地香港較好。他於是帶著自己的兩個兒子去了那裡，後來他又將兩個兒子送到里斯本上學。在香港，他著手撰寫他的《澳門中國海關》一書，以記述他經歷的事情。之後，他先後擔任過駐暹羅的領事和駐加爾各答的領事，最後死於加爾各答。
他的小兒子名叫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離開澳門時才六歲。然而正是他這個兒子繼承了他的志向。若昂·費利西亞諾一生中都很崇拜他父親，也非常熱愛他的出生地澳門。
他雖然在大學時攻讀的是文學專業，但他畢業後卻在外交部工作，然後又到海外部工作，並先後擔任過澳門的議員和帝汶的議員。
如他父親一樣，他的知識非常淵博，對生育他的土地澳門深有研究，不愧為父親的繼承人。他曾尋找機會同里斯本的多家報章合作，撰文宣揚澳門，還在1899-1903年間先後在《大西洋國》雜誌第四期上發表文章介紹澳門的重要情況。
他於1908年逝世，但遺憾的是沒有接班人。他的十分寶貴的文件資料後來存入了里斯本綜合圖書館的綜合檔案資料庫，編號從9444-9448。(28)這筆財富無疑是屬於他個人的。從中人們可以看到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主敎手稿的抄件。這份珍貴文件，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正是在《大西洋國》雜誌(29)的創刊號上寫到他本人曾親眼見過。所有這一切似乎使人相信，這些抄件可能就是米蘭達主敎托付給他父親安東尼奧·馬克斯·佩雷拉保存的，後來他父親又將這些文件轉交給他保存。
這些文件與在華的各傳敎團體
關於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在其文章中所提到的那些保存在國家圖書館的珍貴文件資料文本，我們已通過各種努力有機會親眼見到了它們。我們特別對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主敎的手稿進行了分析研究，以便弄清哪些由他抄，哪些由他親自撰寫。(30)
而在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留下的那些珍貴的抄件中，我們發現其中主要是《在華傳敎會記事》，共計有對褶紙二十八張，以及《1746年以來基督敎漫遊中國概況》，共計有對褶紙十六張，另外還有一個<附錄>，共計為對褶紙十張。(31)
雖然僅進行了初步翻閲，但我們已經感到很有興趣進一步弄清，這些文件究竟有多少是從未發表過的；由於它們是抄件，我們還想弄清其原作者究竟是誰，其歷史價值又如何。
事實上，《在華傳敎會記事》的作者完全繼承了經典作家們關於向遠東傳播基督敎義的記事手法，當然主要是以馬努埃爾·德·法里亞·索薩為指導，因為這位歷史學家在其著作《中華帝國與他的福音文化》中總是強調耶穌會在東方的存在，認為它是東方葡萄牙傳敎團的整個架構中無可比擬的堅強支柱。
當我們知道了該書首次出版於1731年時，我們不能不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既然我們要弄清的那些文獻資料是繼承了這部經典作品的記事手法，那麼他肯定寫成於這個日期之後。
根據這一線索，我們又接連查閲了好多作者的著作，然而，無論怎樣努力，始終都沒有找到一個作者提到我們要弄清的手稿。不過這一事實正好令我們相信它們是從未出版發表過的。如果我們不從傳統的編年史角度來關心這個問題，而是著重從敘述客觀事實的角度來關心的話，那麼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它們更具有歷史價值(32)，正如我們將從《1746年以來基督敎漫遊中國概況》這份珍貴資料中所獲得的收獲所證明的那樣。
在這份資料裡，我們找到兩篇不同的文章，一篇講述18世紀下半葉發生在中國的迫害耶穌會傳敎士的事件，從而弄清了誰遭監禁，誰遭拷打折磨，甚至大體弄清了他們各自的經歷。另一篇文章著重談到了在中華帝國的各國傳敎團體關於中國禮儀的爭論問題，有人擔憂，若在禮拜中採納某些中國的禮儀會導致各敎派的禮拜儀式千篇一律。
關於那些傳敎士受迫害的真正原因，儘管難以一一弄清，但很多原因都涉及帝國朝廷內政紛爭，或涉及同歐洲各大國的關係策略。這份《概況》對於這些歷史信息表現出了明顯的興趣。
而在《附錄》中，有一份資料是“對蒙泰羅神父的建議”，其中對新到中國的傳敎士的禮儀、日常生活和衣著等提出了種種忠告和建議，以求他們能更好地融入中國社會，更好地認識敎會的社會政治策略，盡可能搞好葡萄牙天主敎會同它所在的當地社群之間的關係。實際上，這是一份對表面上看來差別很大的各種文化共存意識觀念的詳盡而生動的表述，傳敎士們為了同當地人建立起相互合作和理解的融洽關係，他們善於超越種種文化障礙去尋求他們之間的共同交匯點。
無論是通過研究有關遠東葡萄牙傳敎團的主要著作資料，還是通過分析埃武拉區檔案館和里斯本的檔案館為我們提供的有關亞洲敎會團體的文獻，都十分清楚地證明了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手稿記事的真實性，即是説，18世紀中國政界和宗敎界之關係是相當融洽的；儘管這些資料至今沒有出版，但理所當然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
因此，這些資料的確值得深入瞭解，而且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去弄清它們的作者究竟是誰。
根據筆跡的分析，毫無疑問，這些文件的撰寫者不是別人，正是《葡萄牙人在華記事》的抄寫者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葡萄牙人在華記事》這份文件的抄寫工作是澳門主敎要他做的。儘管保存在海外歷史博物館的薩賴瓦手抄的原件中，沒有這份《記事》，也沒有另外一份原來應包括在內的資料，但我們並不難相信，他抄這些《記事》，是為了繼續做完他已經開始了的工作，省得再到其它地方去尋找。
在19世紀40年代唐·若澤·米蘭達擔任澳門主敎時，葡萄牙正處於充份自由的時期，儘管之前不久由於迫害敎士的政府執政，敎會的行動受到極其嚴重的限制，不過，即使那時也不是給耶穌會唱輓歌的時候。
另一方面，在19世紀初，因為那時龐巴爾侯爵驅逐耶穌會士，東方葡萄牙敎團仍萎糜不振。於是聖拉撒路敎派傳敎士取代了耶穌會士的地位。不過他們也知道他們並不是能夠爭得過耶穌會士的傳敎團體，所以主張在中國和在澳門的聖拉撒路敎派成員應當成為耶穌會士的繼承人，包括繼承他們的財產。(33)
1804年，當唐·若阿金·德·索撒·薩賴瓦乘船來澳門時，正值馬麗婭和馬蒂紐·德·梅洛·卡斯特羅在政治上反對龐巴爾內閣的時期。為此耶穌會受到極大的鼓舞，從而增強了他們重新在亞洲合法存在的信心。於是，東方葡萄方傳敎團成為實現此目標的中堅力量。
我們感到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唐·若阿金·薩賴瓦或許就是編撰在華傳敎會歷史的主將，是他將其前輩耶穌會士的活動生動地記錄了下來。不過，他撰寫的那些原件可能都已經下落不明了。
現存於國家圖書館的那些關於在華葡萄牙傳敎團的手稿都是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的功勞。如今該圖書館就是缺乏一份對這些手稿進行分析的歷史背景材料。這份材料的分析應當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從耶穌會士當時在中華帝國傳播福音所經歷的政治和社會滄桑變化出發，不能僅局限於基督敎徒和非基督敎徒之間存在的種種矛盾衝突之中。
衹要我們充份根據上述文獻，即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的手稿，顯然是有可能撰寫出這樣一份分析材料的，因為這些手稿中包含的信息資料，從根本上説來無疑是真實可靠的。
為此，我們將繼續深入研究這些手稿。
黃徽現譯
澳門慶回歸海報展作品
(澳門) 吳衛鳴設計
【註】
(1)我在此指的是由一個愛國者所著的《東方葡萄牙真正的傳敎團: 宣敎會》，里斯本，Minerva出版社出版，1885年。關於這一問題還可參閲安東尼奧·達·希爾瓦·雷戈著作: 《東方葡萄牙傳敎團和它的歷史(1838-1950)》，里斯本，Ac. Port. hist. 出版社出版，1978年，頁40-43。
(2)葡萄牙同日本的官方接觸終止於長崎附近的Deshima鎮。眾所週知，在這之後，澳門的葡萄牙人一再試圖恢復同日本人的貿易，但都遭到慘敗，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葡萄牙人同日本人之間的一些貿易都是通過中介人間接進行的。關於這些情況請參閲我們的文章<澳門與日本: 禁止交流時期的貿易>，《文化雜誌》，第17期(第二部份)，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1-12月號，1993年。
(3)有幾位神父，因為他們的努力得到北京朝廷接納，並獲得官階，其中一些甚至被委任為欽天監的高級官員。比如，湯士選(Alexandre Gouveia)曾擔任過欽天監監副，最後一位耶穌會士索德超(JoséBernardo)甚至當過欽天監監正。
(4)在中國的第一個敎區是1575年建立的澳門敎區。1690年建立了東京敎區、南京敎區和北京敎區。
(5)我們祇是沒有肯定這是主要原因，因為事實上政治問題總是存在的。關於在華的首批耶穌會傳敎士中，我們可以説是羅明堅(Miguel Ruggieri)和利瑪竇最先從1582年進行帶有禮拜儀式的文化宣講實踐活動的。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閲Benjamim Videira Pires的文章<利瑪賓和若奧·羅德里格斯>，《文化雜誌》，第18期(第二部份)，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3月號，1994年。
(6)Manuel Múrias: <對北京主敎的指示)，Lx. Ag. Gr. Col. ，1943年。
(7)東方葡萄牙傳敎團的黃金時期在進入17世紀不多久就結束了。駐東方的各傳敎團之間的鉤心鬥角徹底葬送了這一大好時期，以至於在17世紀初派了他的一個使者紅衣主敎Mailard de Toumon來解決矛盾。他先到北京，後來從北京去澳門，不幸的是他最後慘死在澳門了。
(8)1841年，唐·若奧·達·弗蘭薩·德·卡斯特羅·莫拉拒絕了羅馬要委任他的敎職，因為是讓他代理，沒有正式確認他為主敎，結果導致北京敎區的消亡。
(9)這些神父同樣以聖拉撒路敎派傳敎會的神父而聞名。由於他們也是傳敎士，而且同耶穌會士差不多，都對科學有濃厚的興趣，所以從18世紀末開始取代了耶穌會士的地位。瓦倫特神父是聖拉撒路敎派傳敎會的先驅之一，他甚至親自赴埃武拉去找唐·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關於這些情況，請參閲我的碩士論文《唐·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 對歷史的貢獻》，澳門大學，1993年。
(10)如上述那樣，這位主敎的指示顯然是一位政治使者的指示。
(11)梵蒂岡機密檔案: Processus Consistoriale，編號為207，對褶紙頁573-582。
(12)AN/TT. 傳敎會檔案第1138號。1801年，東京葡萄牙神父向努西奧(Núncio)訴苦説為何不任命葡人擔任主敎。
(13)1804年，北京出現了對天主敎神父的新迫害。這次迫害完全是由各傳敎團體之間的陰謀詭計和鉤心鬥角釀成的。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閲Joào Pinto Gomes的作品: 《簡述對神聖的天主敎的殘酷迫害》，波爾圖，1839年，頁9-10。
(14)(15)關於亞歷山大·戈維亞給他助手的信，請參閲文德泉神父的作品《澳門敎區檔案》第三卷，澳門，1956-1961年，頁71-72。
(16)唐·若阿金在感到去北京敎區的所有希望都破滅後，陷入極度的氣餒之中，他於是在澳門以各種方式表述自己不能再繼續任職下去。關於此情況，請參閲北京主敎在1812年給攝政親王的信，此信刊登於文德泉神父的作品《澳門與澳門敎區: 韓國傳敎會》，澳門，1979年，頁150-153。
(17)同上。《澳門敎區檔案》，頁98-99。
(18)海外歷史檔案館: 《澳門》，第二十八箱，文件第四十八號，<若阿金給攝政親王的信>，1811年，此信在我們上述的論文中引用過。
(19)(20)文德泉: 上述《澳門敎區檔案》，頁121；98-99。
(21)同上，頁140-141。文德泉神父發表的《雷特神父新聞日記注釋》。
(22)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 《大西洋國》，卷一和二，1899-1900年，頁8。
(23)龍斯泰: 《葡萄牙人在華活動以及羅馬天主敎會及其傳敎團體在華活動的歷史概況》，波士頓，1836年。其中提到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所從事的收集和抄錄那些絕對有丟棄危險的舊文件的浩繁工作。
(24)請參閲上面已提到的我的論文第二章。我的碩士研究論文恰恰對里斯本國家圖書館綜合庫第944-948號手稿進行集中研究。這些手稿中包括若阿金·薩賴瓦手抄的部份和他親手撰寫的現存於海外歷史檔案館作品《葡萄牙人在華記事》之中。這份文件無編號。
(25)(26)同上。我們在這裡指的是這種混亂情況是因為Jack Maria Braga在《澳門敎會報》卷LVIII1964年7、8月號發表他的作品《昔日之聲: 各種史實集》之後引起的。該作品以同名於1987年由澳門文化司複影印再版。作者把發表的文件當成薩賴瓦的了，這顯然是不對的，因為這些文件是18世紀的手稿。這一弄錯導致以後的其他研究人員出錯。事實是，早在馬克斯·佩雷拉知道這些真正的文件之前，這些文件就已經為人所知了。
(27)請參閲我門的文章<一本關於柯打總督記事的書>，《澳門》雜誌，第十二期，第二部份，1993年4月。
(28)這些文件集中在兩本手抄古籍中，分別為對褶紙305張和256張。第一集中的資料可能是龍斯泰寫作時的參考材料和其他一些我們已經在我們的論文中確認了的未發表過的文件；第二集中的材料是用來撰寫本文關於在華葡萄牙人傳敎團的資料。
(29)(30)參閲上面已經提到的我們的論文第二章。
(31)同上，這些文件祇是現在才進行過初步研究。
(32)同上。我們在這裡指的是文德泉神父為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唐·若澤·米蘭達的信件而作的注釋。在該封信中，那位澳門神父有意隱去了一些細節，以保護耶穌會神父的良好形象，文德泉肯定地説至今還無人知道這封信的下落。
(33)同上，第一章。北京敎區主敎湯士選給他副手的信。該信由文德泉神父發表在上述《澳門敎區檔案》之中，頁77-72。信中，那位主敎在接收耶穌會士的財產問題上對唐·若阿金·薩賴瓦表現出某些不滿，因為他感到若阿金·薩賴瓦關心他自己的聖撒路敎團的財產勝過關心北京敎區的財產。
*Acácio Fernando de Sousa，葡萄牙-亞洲歷史研究碩士，現任葡國萊里亞市公共圖書擋案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