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想通過探討，爭取澄清中葡早期關係史中的兩個問題。一是有無西草灣戰役，因為有的專著或論文認為從驅逐西蒙到俘獲別都盧的兩年間中葡武裝衝突都是屯門戰役的組成部份。二是有無西草灣這個地方，因為有的學者認為沒有這個地方，或是新寧縣的“南草灣”，“甫草灣”，或是新安縣的“茜草灣”。
所謂“寇新會縣西草灣”之役是否為屯門之役的一部份?
清初編寫成書的《明史稿·佛郎機傳》和正式的《明史·佛郎機傳》都介紹中葡間發生過西草灣戰役。它的來源很可能就是從明代萬曆年間人士何喬遠的《名山藏》。《名山藏》中的<王享記東西夷·滿剌加>就有“入寇新會縣西草灣”等話，情節相同。(1)日本現代學者藤田豐八就曾認為是《明史稿》所本。(2)另外，明代後期編成的《明實錄·世宗實錄》也在嘉靖二年三月條下記載: “遂寇新會縣西草灣”等話。清代以來，各史著多稱有“西草灣之役”。但本世紀30年代，周景濂在《中葡外交史》中提出懷疑。由於無人評論其是非，沒有引起史學界重視，有的簡直置之不理。
80年代中，港臺學者林天蔚先生對《中葡外交史》中的懷疑，舊話重提。順著這個話題進一步發揮，認為中葡間不存在新會西草灣之役，其戰事內容不過是屯門之役而已，否認《明實錄》和《明史》這一記載。推翻得對不對，我以為可從明正德帝去世，嘉靖帝繼位後的幾次戰爭中分析，求得確切結論。
戰役的有無與西草灣的有無，和西草灣應是何處，互相關聯在一起。讓我們從前者入手。
中葡間歷史上第一次武裝衝突是明正德十六年即1521年驅逐西芒·德·安德拉德(Simão de Andrade)為首的一伙海盜或商人。19世紀瑞典籍史學家龍思泰所著的《早期澳門史》一書指名敘述，説他“於1518年帶領一艘大船和三艘中國帆船到達該港。(……)西芒的性格是貪婪、偏執和專橫的。這種性格使他樂於支持強盜、綁架者和各類邪惡行為。他建築了一座堡壘，完工時僭稱對該地擁有主權。他擅自判處一名水手死刑，并付諸執行。這一公開的敵意行動，及拒絕撤離該島，使他惡貫滿盈。一隊中國士兵圍攻這座堡壘。如果不是一次對他極為有利的風暴非常及時地颳起，西芒將會死於饑餓。他利用這個時機，帶著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3)文中所稱的“該島”應是指葡人所稱的“屯門島”，即筆者所考定的“南頭島(大濠島)”，亦即今香港地區大嶼山。
西芒是《明實錄·武宗實錄》中所指“其留候懷遠驛者，遂略買人口，蓋房立寨，為久居。”也就是《明史·佛郎機傳》所説: “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為久居計。”要指出的是該兩文獻，搞錯了地點。懷遠驛是指設在省會廣州城邊的外賓招待所，它是供接待外國貴賓貢使的，當時葡使者佩雷斯(又譯比留斯、比萊資)在交涉上北京見正德皇帝時，就住在那裡。但是隨來的商船隊及其船員包括後來的西芒·德·安德拉德是駐泊在離廣州城約二百九十里珠江口外的南頭島。所謂“築室立寨”“剽劫行旅”都是在那裡進行的，在省會賓館中不需要也不可能由葡人蓋房子築碉堡。關於西芒結局，另有與上述從島上帶了艘船逃跑説法不同，是《澳門經濟年鑑》所説: “正德十六年，西蒙在屯門不守中國法律，(……)明朝下令驅逐，西蒙亦在廣州被拘入獄，謂之‘西蒙事件’。”(4)既然率船逃跑并逃到滿剌加，那就無所謂在廣州被捕入獄了，不知這種迥然不同的結果陰錯陽差於哪裡? 還有第三種説法，是80年代戴裔煊在《佛郎機傳箋正》中提出來的。他寫道: “卡爾佛是在這一年奉派來代替西芒的。他來後，西芒就回去了。”(5)這與前述情況也有性質的不同，是先被廣東海防軍圍剿之情況下，利用有利氣象奪命逃回的，不是甚麼平常換崗來了新任人而調回去的。
關於卡爾佛船隊駛來珠江口，中國文獻《武宗實錄》正德十六年七月: “至是廣東覆奏海洋船有稱佛郎機國接濟使臣衣糧者，請以所齋番物，如例抽分。事下禮部，覆言: ‘佛郎機非朝貢之國，又侵奪鄰封，獷悍違法，挾貨通市，假以接濟為名。且夷情叵測，屯駐日久，疑有窺伺，宜敕鎮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寫到《明史·佛郎機傳》為: “其年七月，又以接濟朝使為辭，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詔覆拒之。”兩文獻均未記葡人姓名，但30年代張維華在註釋<佛郎機傳>中已正確記明此次到廣東的“海洋船”是指卡爾佛(Diogo Calvo)率領的船(6)。據巴羅斯(Barros)説: “同年(指1521年)Simão de Andrade歸，滿剌加總督遣Diogo Calvo代之。皇帝(指正德)崩耗達廣東，按照中國國殤制度，外國人應退出國境，中國官吏令屯門島葡人退出中國。葡人不但不從，反而向中國開火，中國艦隊遂攻之，葡人大敗而退。時為1521年6月。”(原文誤為1520年，與正德十六年不符，故糾正。)據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説一艘來自葡國的船，船主為政府官員，還有已來過的阿爾瓦雷斯(Jorge Alvares 或譯歐華士、歐華利斯、歐維士)的帆船，以及其它幾艘因到滿剌加太遲而未趕上上次西芒船隊。初到時，因廣東地方官還未接到朝廷之旨意，仍照常讓他們在屯門港和廣州內港貿易。但四月正德帝逝世和三月驅逐葡使回廣州的消息及禁止外國人貿易、外國人應離境的命令傳到廣州，廣東地方官要他們離開，他們抗拒。於是地方官將瓦斯科·卡爾沃(Vosco Colvo)及其它賴在廣州城的葡人拘捕。接著約在五月間，以優勢軍艦將滯留在屯門港和南頭島的卡爾佛的共約八、九艘武裝葡船包圍起來。6月27日，葡人杜瓦爾特·科爾奧(Duarte Coelho，或譯杜阿特、庫爾胡)又領兩艘葡艦抵達增援。後又有雷戈(Ambrocio do Rego)領兩船從滿剌加抵屯門，葡船會合與中國官軍作戰，用銃轟擊。海道副使汪鋐在前線指揮作戰，起初以50艘戰船包圍攻擊，未能取勝。戰事進行40多天，經採取火船焚攻和潛水鑿葡船船底，并以倣製火銃還擊。葡方僅有三艘船於9月2日乘夜逃脱。次晨被中方官兵發現後，又展開一場激戰，殘餘葡人最後乘暴雨之機，逃離廣東。(7)科埃略、卡爾佛等10月末逃抵滿剌加(8)。阿爾瓦雷斯則病死，埋於南頭島即他們所稱屯門島。(9)除上述已被關押在廣州監獄的葡人以外，已別無與中國軍民較量的葡方一兵一卒。因此，從軍事學觀點看，計劃要肅清的敵方目的已達到，進行三個月由幾次戰鬥組合的戰事已告結束，可謂一個完整的戰役已完成。戰役始於1521年6月，終於9月初。
據葡方史料，1522年4月，葡官方組織一支由四艘武裝商船組成的中國之行艦隊，由葡王命末兒丁·甫思·多·滅兒(Martim Affonsio de Mello Coutinho)任艦隊長，率其兩個兄弟和迪奧戈·多·滅兒(Diogo de Mello)及別都盧·奧門(Pedro Homen)等乘四艘艦船和一、兩艘中國式的船，載著三百人和貨物，於1522年7月10日離開滿剌加來中國。同來者有上年屯門戰役敗回的科埃略和雷戈兩人，顯然有報復企圖。雖然聲稱來與中國訂立“和平條約”，卻要求在“屯門島或其它合適處建堡壘”。他們於9月抵達廣東，先到新會縣西草灣(當時葡船等西方船來珠江口是從西南方駛來，航路當然先經珠江口西側，而非直接跨海東駛屯門)，就遭到由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率領的廣東艦隊攔截。他們一面還擊，一面強向他們擅名的“屯門島”方向駛去。雙方戰因説法不同，但結果説法相同，中方捕獲葡船兩艘和一批武器，俘葡人42名。艦隊長末兒丁率餘眾敗逃滿剌加。
第二次珠江口戰爭發生在爭議的地方。《明實錄·世宗實錄》嘉靖二年三月條: “佛郎機國人別都盧寇廣東，守臣擒之。初，都盧持其鉅銃利兵，劫掠滿剌加諸國，橫行海外。至率其屬疏利世等千餘人駕舟五艘破巴西國。遂寇新會縣西草灣。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率師截海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眾兵齊進，生擒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俘被掠男女十人，獲其二舟。餘賊末兒丁·甫思·多·滅兒等，復率三舟接戰，先焚所獲舟，百戶王應恩死之，餘賊亦遁。巡按都御史張嵿、巡按御史涂敬以聞，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誅戮梟示。《明史·佛郎機傳》張註指出《明實錄》所記的嘉靖二年是指嘉靖帝批覆廣州總督懲處被俘人員時間，這是中肯的。周景濂《中葡外交史》中也正確地指出這個錯誤的年份，但他把這個戰役與前一屯門戰役混為一談。分析如下:
第一、交戰雙方將領不同。西草灣之役，葡方的將領，《明世宗實錄》和《明史》提到的為別都盧(Pedro Homen，有的中文譯作比特洛荷孟)、疏世利，此兩人名對不上屯門之役將領名。《中葡早期通商史》稱: 疏世利，疑即別都盧所駕駛的船名Syseiro，從音近來説，不無道理，但我認為不合邏輯，因《世宗實錄》記載的戰報中提到“生擒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生擒後將領必經訊問，核實姓名(報朝廷批覆，有充份時間)，不易發生將船名誤作人名這樣的事，可信是一實在人名。《世宗實錄》中載另一葡方將領末兒丁甫恩多滅兒，有的簡譯為哥丁霍，即葡方史料中的Martin Alffonso de Mello Coutinho。而屯門之役，葡方將領，如前述是卡爾佛、阿爾瓦雷斯、科埃略、雷戈等。後兩人雖在西草灣戰役中也出現，那是他倆在上一戰役逃回滿剌加後又跟卡爾佛來的。就中方將領言，西草灣之役前線主要是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而屯門之役，主要是海道副使汪鋐，還有東莞縣巡檢何儒。
第二、出力的向化人不同。西草灣之役為潘丁苟，他奮勇先登敵陣，廣東海防軍眾齊進。屯門之役，則為楊三、戴明，他們的貢獻主要是倣造葡人火銃武器。
第三、時間不同。西草灣之役為1522年。
第四、船數不同。西草灣之役，葡方來的船艦是四艘加一、二艘中國式船。而屯門之役多。
第五、戰果不同。西草灣之役，中方戰果是生擒敵42人，斬首35人，俘被掠者10人，俘船2艘。中方主將王應恩戰死。而屯門之役，俘、斬人數不詳，但知每條葡船上祇剩8人，祇剩3艘船。
第六、起因不同。屯門之役是因盤踞多年者犯下種種罪行再加新來者拒不遵國殤離境。後一戰役則是剛來寇犯即行狙截。
雖然，按J. M. Braga著作中説法，西草灣之役，由於多滅兒命他的艦隊強行駛向屯門，作為在西草灣截擊的廣東海防軍也隨之追剿到筲洲，在筲洲海域結束戰鬥。(10)即使如此，兩者不同也難抹煞。林天蔚先生論文把兩者混淆了。
綜上所論: 應為兩次戰役。
那末，後一戰場“西草灣”位於哪裡呢?
“新會縣西草灣”應是廣海衛“南草灣”或“新寧縣甫草灣”嗎?
明代廣州府新寧縣廣海灣對比圖
(採用廣東海域地名誌底圖)
日本研究中國海外交通史的學者藤田豐八在其著作中認為: “西草灣之名，現刊地圖均未之見，但在廣海寨稍西即有南草灣。載籍既言新會縣之西草灣，則似指此而言者。”(11)但我一再尋找有關地方誌輿圖和明代海防圖籍，都未查到“南草灣”地名。根據他提供的“廣海寨”參考系，很可能是廣海灣中甫草灣字訛，因為“南”與“甫”字形相近，易訛。
趙春晨先生《澳門記略校注》一書中註曰: “西草灣根據黃文寬先生考證，似即今廣東台山縣甫草灣，‘其地望在廣海衛城之西南方，地名甫草村之南。甫草灣之南，其海上即為上川島及下川島，故西草灣疑即為甫草灣之訛，以西、甫二字形近似也。’(《澳門史鈎沉》第204頁)”(12)我在北京找了國家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沒有收藏《澳門史鈎沉》一書，以致未能讀到黃先生全文。不過，基本理由已經清楚了。
此後，這個“西草灣疑即為甫草灣之訛”轉手到第二層次作者筆下，已紛紛改為肯定語氣了。新近編寫出版的大型工具書《港澳大百科全書》在註釋西草灣事件的地點時説: “西草灣，澳門附近古地名，即廣東台山縣的甫草灣，甫、西二字形近，故《明史》，《明實錄》均誤作西草灣。其具體位置即在今上川島、下川島北面之海灣。1523年(嘉靖二年)葡萄牙人別都盧率海艦5艘，部屬1,000餘人入侵廣東新會縣西草灣。明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等率軍反擊，擒其首領別都盧、疏世利等42人，斬首35級，繳獲葡船2艘，均按海賊罪處死。西草灣之役，明軍獲全勝。另説指香港大嶼山之茜草灣及新界屯門之茜草灣。”(13)無獨有偶，《台山古今概覽》一書，在<事紀略>中也説: “嘉靖元年(1522)八月，葡萄牙遠征隊開到甫草灣，與中國巡邏隊激戰，葡人大敗。”(14)同一作者在此之前已在另一書中肯定此主張(15)。一部大型工具書和兩本新方誌同聲肯定《明史》和《明實錄》中所稱“西”是“甫”之誤，但都未提出依據和申述理由。
我認為西草灣即應是甫草灣的主張，比起指在珠江口外東側要合理些，因為它處於西來船舶的先經地的珠江口外西側。但即使如此也難接受。
第一、今台山縣境從隋唐乃迄明弘治十二年前，均為新會縣境，但到明弘治十二年(1499)已成立為新寧縣。就是説，在嘉靖初年發生西草灣海戰時，早已是新寧縣(直到民國初即1914年才改稱台山縣)。(16)若事件發生在該地，明代文獻包括戰報、奏摺、地圖、地方誌、明實錄自當記為“新寧縣甫草灣”，即使“甫”字誤成“西”字，難道縣名也一起錯誤? 從兩字的音、形看，差別很大，把“新寧”誤成“新會”可能性極小。從嘉靖時記事和此後編輯實錄，再用前幾朝已改變行政區劃前的舊縣名的可能性，幾等於零。
第二、萬曆九年版《蒼梧軍門志》海圖所標“西草灣”概位於今珠海市境十字門、大橫琴島間，連西邊三灶島、南水島也未超過。查現台山縣廣海灣略西確有“甫草”地名(17)，對照古今地圖，“西草”與“甫草”兩地相距很遠。故把三灶島以東地點對號在上川島附近以北海灣，實難令人信服。
第三、當代地名普查成果，未承認有其事。由廣東省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省海域地名志》説: “甫草灣，北緯21°53′，東經112°43′。在台山縣廣海灣西部，上雞罩山角西側。因近甫草村得名。灣呈三角形，口向東南，口寬3.5公里，縱深1.37公里，面積3.3平方公里，灣頂有一溪注入。(……)灣內大部為沖積泥灘，乾出0.1-1.6米。灣口外水深0.3-1米。”(附圖)(18)沒有提到所謂“甫草灣之戰”。從這裡介紹的港灣自然情況分析，甫草灣是著名的廣海灣內一個很小的海灣，向不聞名。如果事件果真發生在那裡，勢必以“廣海灣”名之，很難想象會以“甫草灣”名之。甫草灣內大部為乾出的泥灘，一旦潮落，船舶就會擱在乾出泥灘上，誰也動彈不得。未乾出處，水也太淺，遠洋帆船也不便航行。廣海灣內有的是良好岸線、水域、錨地，葡船怎會捨優而就劣自陷於泥潭呢? 官兵的船又怎麼能迎擊或追擊於其間呢?
第四、如果照《港澳大百科全書》等書説法是《明史》、《明實錄》將“甫”字誤作“西”字，那麼成書早於《世宗實錄》，更早於《明史》的《蒼梧軍門誌》等為甚麼也都寫的是“西草灣”呢? 難道它們也偏偏錯成一樣? 哪有如此巧合的事? 若真有這樣巧合，要寫出確證而不是臆測。
“新會縣西草灣”應為“新安縣茜草灣嗎?
《蒼梧軍門誌》廣東沿海圖
明代萬曆三十年版《粵大記》之濠鏡澳(澳門)、西草澳圖
80年代，港臺學者林天蔚先生在有關葡人16世紀事件的論文中，除了重提30年代《中葡外交史》上述西草灣之役乃屯門之役的內容外，并對“新會縣西草灣”這一地點加以否認，考出一個新地點。他説: “茜草灣戰役的所在地亦非在新會縣，而是在屯門島(大嶼山)”，“此次戰役乃在屯門澳(屯門島即大嶼山)”，“《明實錄》載茜草灣戰役發生在新會縣，恐是新安縣之誤。”他提出在新安縣境內，計有三處茜草灣: 一在青衣島，一在九龍半島鯉魚門附近，一在大嶼山。而“西”應是“茜”。此役戰地: “殲佛郎機人於茜草灣，非大嶼山內的茜草灣莫屬。”最後斬釘截鐵地斷定: “《明實錄》以新安為新會，一字之差而已。”(19)
林的新主張也被另一部份第二層次史作者採用。例如，1985年出版的《古廣州風雲》一書就寫作: “茜草灣，按志書説在新會縣。近年香港史學界有人參照中外文資料考訂，認為應在大嶼山，上面所説的新會是‘新安’的筆誤(明萬曆以後，今香港地區屬新安縣)。”(20)又如《香港大辭典》也把驅逐西芒的屯門之役和西草灣之役都包括到“屯門之役”中，并稱: “嘉靖元年，廣東海道副使汪鋐親督師船(……)與敵艦激戰於新安縣(《明史·佛郎機傳》誤作‘新會’)大嶼山茜草灣一帶，前後歷經三四個月苦戰，明軍生擒別都盧等敵寇官兵42人，(……)明軍奪回屯門。”(21)
珠江口中葡早期軍事衝突地望圖以1983年廣東省航道局製珠江三角洲航道圖、1982年廣東省測繪局縣圖集為底圖
(自製)
林文及其引用者的見解，很有商榷的必要。第一，與上述林文説：佛郎機所據之屯門(……)與大嶼山(屯門島)遙遙相對，且佔據海島，很明顯是指“大嶼山”，這就意味著大陸岸邊的屯門和島嶼的“屯門島”都在葡軍的佔據之中，形成南北鉗形之勢，把屯門水道都控制起來。這種形勢估計既不合事實，也不合情理。第二、新安縣是在明萬曆元年(1573)分東莞縣置，而發生西草灣戰役是在嘉靖元年即1522年，即在誕生新安縣前50年，記錄事件時尚無新安縣地名，何從説起“會”乃“安”的一字之差? 除非能證明《世宗實錄》在以後編輯時脱離嘉靖時的地名而串用後代縣名，才有可能犯將“安”作“會”的錯誤。第三、如應為新安縣茜草灣，則因南頭島早在前幾年就曾被葡人佔為根據地，《明實錄》等就不會當作初次發生事記作“寇新安縣茜草灣”的。第四、説此役戰地是在大嶼山茜草灣，并無證據。既查不到包括明代有關海圖標繪和明代地方誌、《明一統誌》在內的文獻記載，也無考古文物佐證。相反，明代的官員個人和官方機構編的文獻及兩份海防圖卻明言有“新會縣西草灣”或“西草灣(澳)記載(見圖)”。第五、大嶼山茜草灣是在清代嘉慶間編的《新安縣志》上才新出現的地名，距“西草灣戰役”時間遲二百幾十年，且叫“茜草”，音同而形、義均不同。總之，此説不能成立。
西草灣(澳)有其地當在十字門澳之東北發生此役
1. 明代應有西草灣其地。理由如下:
第一、在明代有關的海防地圖上有西草灣。如萬曆九年(1581)版，應檟《蒼梧軍門誌》廣東沿海圖上，在珠江口西側的横琴山(島)、三灶山(島)、十字滘洲、石門烽堠之間海域，標有“西草灣”。萬曆三十年版(1602)郭棐《粵大記》的廣東沿海圖中，在十字門附近海域標有“西草灣”。按灣、澳有時通用，如山東青島市今名“膠州灣”過去亦名“膠澳”，外交文件和書名“膠澳志”即是。《蒼梧軍門誌》海圖，不但編製年份接近西草灣戰役發生時間，而且它是海防著作，對曾發生過外國人來犯戰役的戰地，自然特別重視，可信性當然大。《粵大記》雖是綜合性著作，但沿海圖也同《蒼梧軍門誌》海圖一樣是著眼海防的，作者又是廣東省地方誌作者，掌握的知識和資料豐富，亦較可信。
第二、《明世宗實錄》對西草灣地名有明確記載。據查也是萬曆年間根據嘉靖史料編的。
第三、明萬曆時人何喬遠編寫的《名山藏》中，如前述明言有西草灣之地。雖説此人引述的史料有不符事實的名聲，但此言有上述有力的在他之前就有的文獻證明，就沒有理由説他所言也會無中生有。
第四、我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圖書館查閲過清後期《新會縣誌》，確實找不出明朝有在該縣海域中發生西草灣戰役的記載或西草灣地名。但是在道光版該《誌》卷十五<事略上>所引的《香山海防志》有“嘉靖二年，佛郎機寇新會之草灣”一語。引語中顯然是指西草灣而脱落“西”字。為甚麼在《新會縣誌》中找不出“西草灣”地名呢? 我認為，這是由於此時編的《新會縣誌》已隔事件幾百年，而且縣境已有變動，朝代也換了，縣志編者疏於歷史考證。況且，歷史上，地名消失和變更是常有的現象。
以上證明，珠江口外西側有西草灣(澳)地名，在萬曆之前兩代嘉靖時是有的，至少在萬曆時還很流行。
2. 當在今十字門澳東北、東一帶海域
第一、在《蒼梧軍門誌》中，西草灣位置的上下左右參考標已如上述外，它的旁邊註有“十字門澳，夷船泊此澳內。”而在它自己名下，註有“此澳大。可泊東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上虎頭門二潮水；至雞公頭一潮水”。《粵大記》沿海圖上的“西草澳”位置標在澳門半島之南，十字門之裡，橫琴山東北角的亞婆尾之北。由這些圖示和説明，我們可以判斷明代西草灣(澳)地當十字門澳東北、東一帶。80年代後期，筆者應邀參加中央水利部組織的珠江水利資源考察團在這一帶海域乘專艇航行過。相信在這一帶進行小規模海戰，迴旋餘地是不成問題的。
第二、關於它的行政區劃歸屬，從兩圖直觀看，似屬香山縣境。但古代木版地圖繪製是形象圖，遠沒有現代按比例實測準確，故不能按直觀論斷。但利用其上下左右相對地名對照今標準地圖，仍可確定在當時香山縣與新會縣交界海域。人們也許要問，為甚麼明代《香山縣誌》并無此地名反映，而且在後來的《香山海防誌》中又推説是新會縣的，而新會縣誌又未認賬。我想除前述原因外，需要補充指出兩點: 一是當時縣界的海域并未劃分，或尚無能力和必要作精確劃分；二是今天大陸邊上海域以外的島嶼和近海，在當時卻被視為“外洋”。如今天珠海市雞啼門的南水島，嘉靖時人的奏疏中就稱其地為“外洋”。因此，所謂“新會縣西草灣”是一種模糊地理概念。我們雖然不十分滿意，但歷史上有的事祇能以斤計，而無法以兩以錢細算。我認為根據嘉靖本《廣東通誌初稿》提供的香山縣包括大小橫琴山、三灶山、九澳山(仙女澳)等島及零仃洋、九星洋等(22)，西草灣(澳)應屬香山縣。
3. “轉戰稍州”考察
《明世宗實錄》和《明史·佛郎機傳》都説戰爭在西草灣發起後，轉戰至稍州，在那裡結束戰役。但“稍州”地望何處，未見有説明。今結合考慮葡方史料説他們的艦船不顧明軍的攔截，強行向珠江口東側他們曾經佔用過的“屯門島”駛去，甚至説有的船已搶抵那裡。那麼追擊的明軍必然也尾追到江口東側。筆者在明嘉靖時編印的《籌海圖編》的<廣東沙山圖>上，找到小磨刀山以左上角，有“稍井山”一小孤嶼地名，其稍遠處有一座“大奚山”。大奚山就是航海圖書上的南頭島，普通地圖上的大濠島。那麼這個“稍井山”當是所謂“稍州”即“稍洲”。
因此，所謂“西草灣之役”發起於珠江口西側西草灣(澳)，向東轉戰到珠江口東側的稍井山海域，解決戰鬥。
【註】
(1)〔明〕何喬遠: 《名山藏》(八)，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影印頁6217。
(2)〔日〕藤田豐八: <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載《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3)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 《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9。
(4)《澳門經濟年鑑1984/1986》，澳門日報社出版頁6《歷史大事年表》。
(5)戴裔煊: 《明史·佛郎機傳箋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頁18-19。
(6)張維華: 《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頁16。
(7)張天澤: 《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中文版頁60-62。
(8)《明史·佛郎機傳箋正》頁19。
(9)同前《歐洲四國傳註釋》頁20。
(10)轉引《明史·佛郎機傳箋正》頁21。
(11)同前藤田豐八: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頁374。
(12)趙春晨: 《澳門記略校註》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版頁124註(7)。
(13)陳喬之主編: 《港澳大百科全書》，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頁649-650。
(14)黃劍雲: 《台山古今概覽》，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頁14，<事紀略>。
(15)黃劍雲: 《廣東省台山縣地情通覽》，暨南大事出版1990年版頁4。
(16)(17)《廣東省縣圖集》，廣東測繪局1982年版第23圖台山縣及説明。第12圖珠海市、新會縣。
(18)《廣東省海域地名誌》，廣東地圖出版社1989年版，頁43-44。
(19)林天蔚: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蹟考>，載《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81-84、89。
(20)何維鼎: 《古廣州風雲》，廣東人民出版1985年頁105。
(21)《香港大辭典》，廣東出版社1994年版頁6。
(22)戴璟、張岳: 《廣東通誌初稿》，嘉靖版膠卷。
*施存龍，中國交通部水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