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大陸現當代女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

周文彬*

在大陸現當代小説創作中,活躍著陣容可觀的女作家。她們以自己作品的特質,顯露各自的才華。這些別具筆緻的清越之音,與男作家作品的泱泱雄風媲美,從而豐富了中國現、當代文學藝術的畫廊。

在中國現當代小説創作中,有相當一部份是反映婦女生活的。而女作家的小説,又往往以體察入微的感受,摯切的柔情,對人生、人性、人情的細緻描繪而別具一格。由於她們特別擅長於使用敏感、委婉而又細膩的筆觸,因而,在她們筆下的女性形象和作品的藝術風格,均有別於男性作家,這也是為讀者所公認的。

“五四”以來,不少作家都在努力描寫婦女的痛苦和不幸。尤其女作家更關注婦女的命運。可以説,描寫婦女被壓迫被奴役,受污辱受損害的不幸命運,是中國現代文學婦女題材小説的主題之一。“五四”時期,冰心、廬隱是“問題小説”的主要作者。她們從反封建的時代要求出發,冷靜地觀察社會,深入地思考人生,在自己的作品中較早地提出了婦女問題。

冰心,原名謝婉瑩,(1900-),曾就讀於教會學校和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冰心以散文、詩歌和兒童文學稱著於文壇。然而她的文學活動,卻是以“問題小説”開始的。

“五四”愛國運動和洶湧澎湃的新思潮,強烈地沖擊著冰心,並把她捲出了家庭。當時,冰心以熱切的情意關注現實,逐漸看清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種種問題,並在小説中表現出來。初期,冰心的“問題小説”多以知識份子生活為題材。1919年她發表的處女作<兩個家庭>和<去國>,就接觸到歸國留學生的出路問題。<兩個家庭>採用對照的寫法,在提出家庭問題的同時,也通過女主人公亞茜的愛來改革舊家庭的弊端,向人們提示改造舊家庭、建立新生活的必要。

關注普通勞動婦女不幸命運也是冰心小説的重要題材。<秋風秋雨愁煞人>就寫封建包辦婚姻毀滅一個有抱負有才能的少女雲英的悲劇。<最後的安息>寫兇惡的婆婆活活打死14歲童養媳翠兒的慘劇。兩篇作品都表現了傳統思想、封建習俗對婦女精神上摧殘,反映了冷酷無情、鄙俗黑暗的社會現實,與“五四”反封建鬥爭是緊密相連的。

冰心的小説創作有一種“滿醮著溫柔,微帶著憂愁”的藝術境界。1921年以後,冰心的小説著重抒寫“愛”的主題。她用“滿醮著溫柔”的筆墨,描寫婦女所受到的封建婚姻、家庭的摧殘,兒童所受到的戕害,以及知識份子的“時代苦悶”,並表達自己悲憫和憐惜的感情,作品充滿了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可是,冰心的“愛的哲學”在現實中祇能給人們以撫慰,卻不能真正解決苦悶。於是她內心非常矛盾,甚至陷入更深的苦惱煩悶之中,因而她的作品就不得不“微帶著憂愁”了。

廬隱也是“問題小説”的倡導者,早年的短篇小説<靈魂可以賣麼?>是一個悲慘故事,14歲的童養媳翠兒竟然慘遭兇惡的婆婆活活打死。作品通過這個弱女子的慘死,暴露了資本剝削的殘酷性。

現代文學婦女題材的小説,不僅反映了婦女的苦難,而且更多的是描繪了婦女尋求解放的艱苦歷程。在這裡,既有覺醒者的知悟,又有幻滅者的探求,也有革命者的奮鬥。各種類型的女性形象,都在現代小説中不同程度地再現出來。

“五四”高潮過後,新的女性如何進行苦悶的探索? 在廬隱、丁玲的小説中都得到鮮明的表現。廬隱的作品多寫“五四”退潮後青年男女知識份子找不到出路的苦悶情懷,帶有濃厚的感傷色彩。她的代表作<海濱故人>以女主角露沙為主,穿插寫了五個青年女性在歧路彷徨的經歷。她們都曾是覺醒者,但又都是幻滅者,並在幻滅中來探索“人生的究竟”。作品中感傷情調觸目可見。

1927-1937年,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歷程上叫做“第二個十年”,“左翼十年”,“左聯時期”。這一階段是現代小説創作空前繁榮時期。1927年革命遭受挫折,社會動蕩不安,使本來就苦難深重的祖國大地,更加災難重重。歷史給中國現代小説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它去揭示血腥的社會現實,喚起廣大群眾的新覺醒,以推動革命鬥爭向前發展。

在時代的暴風雨中,廬隱受到震蕩,思想有了轉變。短篇小説<風欺雪虐>和<曼麗>雖然都寫了大革命時代青年女子的幻想和失望,但兩個女主人公最後的結局卻大相逕庭。<風欺雪虐>裡的青年女子梅痕,被未婚夫拋棄之後,感受過夜幕的可怕,也經歷了歧路的徘徊彷徨。但她不甘心受命運的擺佈,決心要“自造運命”,尋找新的前程。<曼麗>中的主人公曼麗天真純潔,她認為,中國像個沉寂荒涼的沙漠,需要努力去開墾,方能成為綠野芊綿的肥壤。可是,兩位革命女子所見到的革命情景都令人失望。面對不如意的現實,梅痕是積極奮進的;曼麗卻得了神經衰弱症,住進了醫院。由於廬隱感受了時代的風雨,把戀愛和革命一起寫進小説裡,因此,從“苦悶彷徨焦灼的熱情呼號”進而到了“第二次的‘轉向’”(1),從而在讀者心目中贏得了新的聲譽。

展現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生圖畫,揭示精神受創傷的各種人物的深層心理,描繪人物複雜的精神世界,是這一時期女作家作品的又一特徵。丁玲的小説雖然以寫彷徨苦悶的知識女性稱著,但她比廬隱更著重於對人物的內心世界的刻畫。

丁玲,原名蔣冰之,1904年出生於湖南灃縣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在“五四”思潮推動下,1922年春進入陳獨秀、李達等人創辦的上海平民女校讀書,次年入上海大學中文系,1924年到北京自學,1927年秋開始以“丁玲”為筆名進行寫作。她的作品著重展示和描繪人物思想、感情和意志,抒情味濃,善於以流暢的文筆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含蓄、深沉、蘊藉地刻畫人物、敍事描景。1927-1928之交,丁玲先後在《小説月報》上發表了<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有意無意地與第一代女作家陳衡哲的英文名字同名。<夢珂>描寫一個沒落中的地主官紳階級的青年女子。當她接觸“五四”新思潮和上海資本主義生活時所表露出來的意識和性格。<莎菲女士的日記>則表現一個舊禮教叛逆者,當她心靈上負載著時代苦悶的創傷時,所發出的個人主義的絕叫。這些小説創作,反映了小資產階級青年女性的追求和苦悶,引起讀者廣泛注意。

<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於1928年2月,這是丁玲前期小説的代表作。作品中的莎菲,是一個為“五四”精神所喚起的小資產階級叛逆女性,是一個在黑暗中找尋光明,追求個性解放的女青年。大革命失敗後,許多本來追求個性解放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陷入了苦悶彷徨之中。莎菲正是其中的一個,她不滿家庭、不滿現實、不滿社會,她渴望人們真正“瞭解她體會她”、她渴望純真的友誼,追求靈與肉的理想的兩性生活,希望“享有我生的一切”。作品採用日記體裁,以內心獨白的形式,表達了莎菲要求個性解放和在大革命失敗後的苦悶心理。

本來,老實的葦弟誠心誠意追求她,但他精神貧乏思想平庸,並不理解莎菲。南洋花花公子凌吉士體態優美風度高雅,曾引起莎菲“美的夢想”和愛的傾慕。但她終於發現這位公子哥兒在“高的美型裡,是安置著如此的一個卑劣的靈魂”。現實社會是那樣丑惡,周圍的人是那樣粗俗淺薄虛偽。莎菲意識到“在這個社會裡面是不會准許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我的欲望”。由於得不到真正幸福的愛情,她處在理想與現實的極端矛盾中,靈魂深處充滿了感情與理智的衝突。於是,陷入了更深的迷惘、苦悶和彷徨之中,甚至希望自己“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

這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形象。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所指出的那樣,莎菲性格的複雜性,使她成為“‘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問題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2)

從莎菲這個藝術形象我們可以看到,她時而理智、堅定,時而懦弱、動搖,在與封建禮教作鬥爭的時候,她很容易從廣泛流行的資產階級思潮中,找到個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武器。但一旦受挫,就在靈與肉,愛與憎的矛盾衝突中,簡直難以自拔了。她孤寂絕望,與她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氣息是相互感應的。作品通過對莎菲女士內心世界大膽坦露細緻逼真的描寫,生動地記錄了她進行自我搏鬥的曲折歷程,抒發了時代性的苦悶,揭示了時代的創傷,當時強烈地震動了許多青年讀者的心弦。因此,莎菲女士的形象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她可以幫助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在尋找正確人生道路時,去認識那“黑色染缸一樣”的社會,因而使這部作品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這一時期,冰心擺脫感傷情調,創作也有了轉變。1931年,她寫了短篇小説<分>,通過兩個剛剛降生的嬰兒的對話,表現兩個家庭的不同境遇和前途。這篇作品是冰心文學創作的分水嶺。此後她的小説創作改變了“微帶著憂愁”的狀態,情調和以往的作品有了很大的不同。

羅淑,原名羅世彌,1903年生,1938年因產褥熱去世。羅淑在成都讀女師時,就受“五四”新思潮的熏陶,成為反封建的新女性。她用自己的作品,出色地表現了那時候農村的貧困生活和農民的悲慘遭遇。羅淑的第一篇短篇小説,就是1936年發表在《文學季刊》上的<生人妻>。這篇小説的題材和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相似。柔石寫了“典妻”這一陋習,而羅淑則寫了“賣妻”的悲苦。兩篇都是正面描寫當時中國農村婦女的悲慘遭遇,並揭示了造成這種悲劇的社會原因。

<生人妻>描寫了川西沱江流域的一對山區青年夫婦,他們以打草賣草維生。在走投無路時,沉默忠厚的丈夫考慮要放妻子一條生路,不得不將妻子賣給有錢人家。當天夜裡,“賣草的女人”不能容忍新丈夫的辱罵和其弟弟的調戲,連夜逃走。誰料到,當她天亮回到舊家時才得知,因為她的逃回,丈夫已被抓走。作品通過賣妻這一血淚故事,真實地表現了舊社會勞動婦女的悲慘命運。

“賣草的女人”雖然在苦難深淵中掙扎,是個不幸者,可是其性格卻很倔強。這比<為奴隸的母親>中的春寶娘那種逆來順受,委曲求全,落後而又不覺悟的奴隸形象要進了一步。小説的主題思想要比<為奴隸的母親>寫得更積極、更深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羅淑在藝術上也發揮了自己的個性,顯露了才華。她在淒慘的悲劇故事中寫出了中國農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1937-1949年,人們在習慣上把這12年稱呼為中國新文學發展的“第三個十年”。這一階段社會情況極為複雜,全國分為國統區、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抗戰期間的上海“孤島”地區和淪陷區。從文學發展來看也極不平衡,各地區均呈現不同的歷史特色和藝術特色。然而,在八年抗戰時期,文學創作多以民族解放為宗旨,在各地的抗戰文藝也或多或少地得到發展。

丁玲於1933年5月14日被捕入獄,1936年獲釋,以後,到過上海、北京、西安等地。1936年進入陝北。她在延安時期的作品如<淚眼模糊中的信念>(<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等,在揭露侵略者罪行,表達中國人民抗日要求的同時,也細膩地繪描了女知識份子在新天地裡的生活和思想變化。<淚眼模糊中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時候>都寫了被侵略者蹂躪的婦女。前者寫一個陳老太婆不僅自己被日寇姦污,而且還目睹了其它婦女同胞被蹂躪的慘象。她不甘屈辱,爬回村子裡,揭露日寇滅絕人性的獸行。用仇恨的火種激發了眾人強烈的復仇情緒,使人們樹立“新的信念”。後者寫一個偏僻鄉間的女子貞貞,落入日寇手裡,受到村裡人的嫌厭、嘲諷、鄙視。在痛苦的日子裡,她艱難地支撐著,一直為游擊隊送情報,打擊敵人。儘管人們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可是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已經出現,最後,組織決定送她去延安治病。在這裡,丁玲提出了“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3),這就是應該用甚麼樣的態度對待被污辱被損害的女子?

丁玲的另一篇作品<在醫院中>寫一個從上海到延安的青年醫生陸萍,在新建醫院工作的感受和遭遇。她朝氣蓬勃、態度熱忱,對工作既有科學的精神,又認真負責。然而,由於周圍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因而閒言閒語總是沒完沒了。這樣一來,陸萍就難免與其他人發生矛盾。作品揭示了小生產習慣勢力同現代科學技術之間的尖銳矛盾。在小説的結尾,作者用富有哲理的語言,申明意旨: “新的生活雖然開始,然而還有新的荊棘。人是要經過千錘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艱苦中成長。”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大家庭淪落的小説,是一個重要方面,抗戰期間,這類題材多出於上海作家的手筆。早期的海派小説,在描寫上海的新一代男女社交生活時,產生了非家庭化的現象。而40年代,在上海文壇有一位女作家張愛玲,其作品卻出現了另一種趨勢,那就是走向家庭。當時,張愛玲和馮和儀(蘇青)、周鏈霞是齊名的女作家。

張愛玲,1921年在上海出生,曾就讀於香港大學,唸到三年級時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復居上海,隨即開始寫作。她常對大變動時期微不足道的生命,予以深切的關注,並善於把普通人的小事情、小心理、小活動、甚至是小煩惱、小不如意等細細地描摹出來。不過,由於她先後經歷了豪門家庭的崩裂和國土的淪喪,常感受到現有的文明即將逝去,因而在她的小説世界裡,呈現出一種蒼涼感。

1943-1945年孤島淪陷時期,張愛玲在上海文壇上崛起。1944年張愛玲在上海出版了小説集《傳奇》,她在讀書的扉頁題辭上寫道: “書名叫傳奇,目的是在傳奇裡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裡尋找傳奇。”在這裡,她作品的“傳奇性”是指因人與時代脫節,人與時代錯位而導致的荒唐故事。顯然,她是想從這些荒唐的故事中去寫出“普通人”的人生;又從“普通人”的生活中,尋找令人愕然而又悚然的奇情怪事。

張愛玲的小説,是從兩性關係、婚姻關係的角度切入的。她説: “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關係,有怕致負責,但求輕鬆一下的高等情話,有回復到動物的性慾的嫖妓。--但仍然是動物式的人,不是動物,所以比動物更為可怖。”(4)因而,在她的小説中,就寫了一些鄙瑣的兩性關係和婚姻關係。通過普通人“傳奇式”的兩性關係、婚姻關係,來描繪滬、港兩地的“洋場社會”。

<金鎖記>是《傳奇》中的力作。小説裡曹七巧是麻油店鋪老板的女兒,嫁入了簪纓望族,在顯赫的姜公館裡,朝夕與害骨癆的殘廢丈夫相伴。為了生存,她把自己鎖在黃金的枷鎖裡,陪葬了青春,也壓下了情慾和希望。她滿懷怨懟,心理扭曲,性格變態,導致她用變態的兇殘,怪戾地報復小叔,折磨子女。

《傾城之戀》寫一位28歲的離婚女子和一個32歲的華僑富商之子,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的瞬間遇合。出身於式微舊家庭的白流蘇,為了追求花花公子范柳原,採用了“以身發財”的辦法,儘管對方指責她把婚姻看成長期的賣淫,她仍不回轉。範、白倆人本來就有曖昧關係,如今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中誰也離不了誰,終於做了一對平凡夫妻。然而,四周都沒有一點兒喜慶的景象,整個環境是灰冷的,氣氛是悲涼的。

從張愛玲這兩個作品中,我們可看到財產和金錢對於人的婚姻兩性關係的支配和播弄。在金錢勢力播弄下的世界,人物內心都是蒼涼的,充滿了沒落感的。張愛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揭示滬港百年來男男女女的悲歡離合,又與現實串結起來;既描摹都市人生,又展示了普通人的傳奇故事。她給予讀者的是蒼涼的啟示,是輕聲的嘆息。然而,張愛玲畢竟祇是注意了生活中的某一個方面,而整個民族戰爭、整個慘烈悲壯的時代,幾乎都沒有在她的小説得到應有的表現。

蕭紅,1929年當她在哈爾濱市立第一女中讀書時,就看了不少文藝作品,並受到影響,開始愛好文學。1935年底,寫了中篇小説《生死場》,這是文學界最早反映東北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生活和鬥爭的作品之一,小説展示了東北農村帶著原始色彩的風俗畫面,刻畫了一批農村婦女群像,表現她們在宗法思想與制度控制下的掙扎。

《生死場》的問世,轟動了當時的文壇,顯示了蕭紅的創作才能,也奠定了她的文學生涯的基礎。這個中篇曾收入魯迅編的《奴隸叢書》。魯迅親自給小説寫了序言,他指出: “北方人民的對於生活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緻,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

蕭紅於1940年到香港,同年寫完《呼蘭河傳》。1941年12月日寇攻陷香港,在戰亂的環境中,蕭紅患病日重,次年病逝於香港。《呼蘭河傳》是蕭紅一生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作品,無論從作者對生活的獨特感受,還是從藝術上的個性追求來説,都標誌著它是蕭紅藝術風格的力作。小説猶如一幅多彩的風俗畫,作者通過蕭紅自己童年生活的回憶,為讀者描繪了20年代東北小鎮呼蘭河的生活。作者以散文式的筆調,通過疏淡的抒情,細膩地描寫了呼蘭河多姿多彩的鄉土風情。

小説也是一曲不幸命運的悲歌。作者在充滿感情色彩的回憶中,通過一雙小女孩的眼睛把小城的舊事加以聚光,再折射出來。真實地展現了20年代沉滯落後的舊式生活,以及舊中國的社會風貌。小説裡的人物,“都是些甘願做傳統思想的奴隸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憐蟲”,小團圓媳婦雖然違背做童養媳的封建傳統,但也在極為殘忍的迷信儀式中,讓婆婆活活地折磨至死。蕭紅作品流露出來的灰沉氣氛,掩沒了原先那種新鮮的反抗的朝氣。這恐怕與蕭紅當時在香港陷入孤寂的境地,感情上的一再受傷,以及內心苦悶、情緒低沉、心境寂寞有關。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宣告無條件投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飽受戰爭動亂折磨的中國人民無不感到歡欣鼓舞。這時描寫抗日戰爭的文學作品較多。這類作品描寫了時代風雲,故事性強,情節驚險曲折,主人公經歷了激烈的鬥爭,勇猛剛強,樸實真切、有血有肉,吸引了不少讀者,尤引起廣大青少年讀者的濃厚興趣。女作家袁靜與其丈夫孔厥合寫的《新兒女英雄傳》,就是其中的一部。小説以冀中白洋澱為背景,以牛大水和楊小梅的悲歡離合故事為線索,在章回體結構形式中,描寫了在八年抗戰中敵後地區的整個對敵鬥爭過程。女主角楊小梅是從保定逃難到申家莊她姐夫黑老蔡家的。她飽受苦難,生活坎坷。後又由娘作主嫁給了為漢奸何世雄家“護院”的地痞流氓張金龍,更掉進了火坑。然而,在可歌可泣的對敵鬥爭中,她愛上了英勇頑強,堅貞不屈的抗日英雄牛大水。小説圍繞黑老蔡、牛大水、楊小梅刻畫了一群中華民族新兒女的英雄群像,譜寫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壯麗的英雄史詩,並通過牛大水、楊小梅的最終結合,深化了主題。

50年代,解放戰爭勝利結束,新中國已經成立。由於有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政府和社會也為作家的寫作提供許多有利條件,作家可以安心地從事文學創作。因而,這一時期的小説創作成就最大的是反映革命戰爭和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

50年代初期,在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中,不少是以家庭婚姻問題為題材的。如趙樹理的<登記>,馬烽的<結婚>、<一架彈花機>,谷峪的<新事新辦>、<強扭的瓜不甜>,王安友的<李二嫂改嫁>,高曉聲的<解約>等。有的反對封建婚姻制度、宣告與舊的封建陋習和倫理觀念決裂;有的描寫新思想、新道德、新面貌。這些作品,皆出自男作家之手。不過,新中國成立以後,文學作品描寫愛情生活、家庭生活也實在是不多。即使寫到了,也往往遵循“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針,把愛情作為政治的附屬物。

然而文藝服務於政治的因素,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公佈以後,甚至在“干預生活”創作主張提出之後,有所沖淡。用作品圖解政治的現象,也有所減弱。這時,在創作上出現了一批突破禁區,揭示矛盾的短篇小説和特寫。其中,有兩類作品較為突出。一類是表現愛情生活;一類是批評官僚主義作風。在描寫愛情生活的作品中,宗璞的<紅豆>是一篇富於藝術感染力的小説。

宗璞,原名馮鍾璞,1928年出生於北京一個世代書香門第,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同年開始發表作品。她經歷過離亂和動亂,但一直以真誠的女性情懷來探索曲折的人生之路。她寫作遵循兩個字: “誠”和“雅”。這既是她的寫作宗旨,又是她三十多年來文學生涯的高度概括。<紅豆>發表於1957年,這是她的成名作。這個短篇以北平解放前夕的學生運動為背景,描寫在社會進步力量與反動勢力殊死搏鬥中,在大學校園裡,江枚和齊虹的愛情悲劇。他們愛情是真誠的,也是痛苦的。作者通過他們在政治立場和生活哲學上的根本分歧,描寫了女主人公江枚思想感情的豐富性,在理智與感情,政治與生活之間徘徊的複雜性,以及愛情難以彌合的痛苦感受。從而揭示了他們的愛情必然決裂的根本原因。小説本著對藝術的真誠,以細膩的筆觸,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寫出了知識份子特有的氣質、品味、性格內涵,以及生活方式,取得了一定的藝術成就。然而這篇小説卻在1957年反右擴大化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1958年,楊沫的《青春之歌》問世,打破了男性作家在鬥爭題材長篇小説中一統天下的局面。楊沫,原名楊成業,1914年生於北京,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主要從事婦女工作和宣傳工作,1934年開始發表作品,抗戰期間曾寫了不少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的小説。1958年,她發表長篇小説《青春之歌》,次年拍成同名電影。小説曾翻譯為多國文字,深受國內外讀者歡迎和喜愛。

《青春之歌》是中國當代文學長篇小説創作的重要收獲。小説用44萬3千字的篇幅,反映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這一段歷史,形象地描寫了30年代一群知識青年的追求與苦悶、覺醒與分化、前進與沉淪,及其所走的不同道路。展現了當時社會的概貌。作品的主題思想,主要是通過女知識青年林道靜的成長過程來表現的。小説生動而又細膩地描寫了林道靜如何擺脫封建家庭,追求個性解放,又如何拋棄個人奮鬥在革命鬥爭中鍛煉成長。

林道靜是一個從小失去生母飽受封建家庭折磨的女學生,她的道路要比“五四”時期的子君、莎菲等先進女性所走的道路更光明先進。不過她所經受的思想決裂也比子君、莎菲等更痛苦。作品對林道靜與余永澤相愛、同居、分裂過程的描寫,就生動而深刻地表現了她感情世界的變化過程。當她在北戴河投親不遇,跳海獲救後,被余永澤這個多情而又有才學的青年所吸引,無疑地余永澤就是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於是,她自然而然地投入他的懷抱,在溫馨的小屋裡做一個溫順的妻子。可以説,最初同居的這段日子應該説是幸福的。

後來,由於社會思潮的影響,兩人思想的隔閡和性格上的差異,林道靜逐漸發現余永澤祇把她變成懷中的“保護品”,變成他心目中的一隻美麗的“花瓶”。以前的“騎士”,竟然是那樣的自私、平庸、鄙瑣,於是她感到很失望。兩人彼此的思想裂痕逐步擴大,感情日漸疏離。終於,林道靜擺脫“對於愛情的軟弱、纏綿”(5),與余永澤徹底決裂,投身到外面轟轟烈烈的世界中去。然而,由於她在投身革命時仍帶有小資產階級羅曼諦克的色彩,因而仍需經歷漫長的磨練過程,在多次鍛煉中逐步成長。林道靜這一人物所具有的審美價值和認識價值,的確是有別於“五四”以後新文學中各個進步的女性。

在反映革命戰爭的短篇小説創作領域裡,也有幾個女作家加盟。其中茹志鵑的《百合花》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條條框框,為當代文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茹志鵑,浙江杭州人,1925年生於上海,曾在部隊文工團工作,1950年開始發表作品。50年代,她帶著微笑來看生活,喜歡在廣闊的生活場景中,截取一片微瀾,摘取一朵浪花,加以精細的開掘和描繪。她常用一種清淡柔和、耐人尋味的抒情調子,描寫社會角落中極其普通平常的人物,描繪現實生活在他們內心所激起的細微的甚至是隱蔽的感情波瀾,抒寫人與人之間的純真而溫馨的關係,歌頌人民大眾的人情美,抒發清新俊逸的時代詩情。即使描寫戰爭題材,她也不是通過尖銳激烈的面對面搏殺,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塑造英雄形象。而是通過一些小插曲,從某個側面進行描寫。

《百合花》是茹志鵑創作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青年戰士小通訊員的英雄形象,與此同時,也成功地塑造了農村少婦“新媳婦”的形象。這是一個美麗嫻靜、純潔善良的女性,在戰亂貧困的日子裡,她結婚的唯一嫁妝就是一床百合花被子,這床被子對她來説,無疑是珍貴的。作品從兩件事情上對她的行動進行了對比,一是最初她捨不得借出百合花被子,當她瞭解部隊困難後又樂意借出,最後還親自用自己的新被為通訊員裝殮遺體;二是從她最初羞於為傷員護理,到最後為犧牲了的通訊員拭身,並細心地為他補好衣肩破洞。作品通過她態度上的變化,令人信服地刻畫出她像百合花那樣純潔、美好的心靈。在茹志鵑的筆下,不僅是《百合花》中的新媳婦,還有<三走嚴莊>裡的收黎子,<春暖時節>中的靜蘭,<靜靜的產院>裡的譚嬸嬸等,都是在纖巧優美、含蓄委婉的綿綿詩情中,流露出內心世界細微的波瀾起伏,從而反映了時代巨流大波的。在這些作品和藝術形象中,都體現了女性作家特有的陰柔美。

在50-60年代的小説創作中,茹志鵑的作品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這就是文學評論家候金鏡稱為的“委婉、柔美、細膩”,和著名作家茅盾所讚賞的“清新、俊逸”的藝術風格。茹志鵑獨特的藝術風格,雖受到名家的熱烈讚揚和讀者的喜愛。可是,在當時卻受到某些人的非議,以致她無所適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更是擱下文筆,停止創作。直到新時期才重拾文章,冷峻地對逝去的那段日子進行反思。

新時期,很多文學新秀登上了中國文壇。其中女性作者佔了很大的比重,相當令人囑目。粉碎“四人幫”後,小説創作的題材掙脫了“左”傾思想的束縛,擺脫了清規戒律的約束,突破了人為圈設的禁區,不少是女作家開始涉足婚愛題材,勇闖愛情題材禁區。她們用自己多彩的文筆,描寫和歌頌這一古老而又永恆的主題。其中,以張潔的短篇小説<愛,是不能忘記的>尤為突出。

張潔,1937年生於北京,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先後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已出版小説散文集《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中短篇小説集《祖母錄》,長篇小説《沉重的翅膀》,散文集《在那綠草地上》,此外還有《張潔小説、劇本選》。她的作品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茅盾文學獎”等多項獎勵。

<愛,是不能忘記的>這篇婚愛小説是一齣纏綿而傷感的愛情悲劇,作品由女兒的婚事引出了母親的愛情故事。母親鍾雨是個作家,她刻骨銘心地愛著一個老幹部,愛得那麼痴心,那麼深沉,那麼堅貞。那種強烈的心戀,以及執著的苦戀,可真是感天動地。可是老幹部卻是有妻室的人,當初,他的婚姻出於道義、感恩,雖然沒有愛情,但幾十年來也能和睦融洽地共處。因此,鍾雨為了合乎道德規範,不得不哀婉地把愛情深藏於內心,經常淒愴悱惻、低徊長嘆,以至憂傷地遺憾終生,最後,她祇能寄希望於“天國”,寄希望於來世。

這篇張潔的成名作,描寫了鍾情男女數十年如一日的悠悠情思,蘊含著“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悲劇意識。作者以輕柔的筆觸,把鍾雨的追求與克制、思念與回避、希望與無奈、甜蜜與痛苦等各種感情衝突的心底波瀾,鋪陳渲染得淋灕盡致。張潔通過這場有悖世俗之見的“婚外戀”,來探索婚姻、家庭、倫理道德問題,揭示了: “祇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這一嚴肅而又深刻的人生主題。一石激起千重浪,一下子觸動了倫理、感情的千年積習,社會反響十分強烈。不論新派和舊派都同時關注,曾引起了較大範圍的爭論。

80年代初,張潔成功地創作了第一部長篇小説《沉重的翅膀》,及時地反映了四化建設起步階段的重大矛盾和鬥爭。在寫完這部“和歷史的進行取得同一步伐”的力作以後,當年年底,她又完成中篇小説《方舟》。《方舟》是一部描寫當代中年知識女性生活和命運的作品。在這裡,張潔以女作家特有的敏感,寫了電影導演梁倩、理論工作者曹荊華、翻譯柳泉三個中年寡居的女性。她們在愛情和婚姻問題上,不再是鐘雨般“痛苦的理想主義者”,而是為事業而奮鬥的新時代知女性。俗話説“寡婦門前是非多”,要單槍匹馬地闖世界,談何容易。作品寫她們婚姻的不幸,人格的受辱,更寫她們對事業的追求不被人理解,其奮鬥價值也不被承認,簡直把她們寫活了。的確張潔對這類婦女的追求及其艱辛太瞭解了。寫作時,她“把自己的心掏出來,在磨盤裡磨,把自己的膽汁吐出來醮著去寫”。因而,梁倩們內心世界的酸甜苦辣,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使她們在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尤其是婦女的形象系列之中,獨放異彩”。(6)

1982年,張潔創作了中篇小説《七巧板》,塑造了金乃文這種軟弱、善良、麻木、僵化的又一類型的婦女形象,繼續關注著當代中年知識女性生活和命運。

如果説,張潔在描寫愛情婚姻方面,對中年女性情有獨鍾的話,那麼,張抗抗所關注的卻是青年女子。隨著歷史的偉大轉折,社會生活從扭曲轉為正常,人們從狂熱轉為平靜。在融融的春風中,人們開始回顧歷史,反思歷史。文學新秀們也用自己的作品塑造“思考的一代”,並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的價值及愛的權利等問題。張抗抗就是其中的一個。她在<愛的權利>、<淡淡的晨霧>、<夏>等作品中,創作了一組積極追求的新人的形象。引來了人們異樣的眼光。

張抗抗,1950年生於西子湖畔的杭州,初中畢業時到“北大荒”農場支邊8年。在漫長的勞動鍛煉期間,她憑借茅屋油燈,一直從事自小就喜愛的寫作。1972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説,已出版的作品集有《夏》、《張抗抗中篇小説集》、《塔》和長篇小説《隱形伴侶》等,短篇和中篇均曾獲獎。她的作品常追蹤生活前進的步伐,捕捉現實生活中為人們所普遍關注的題材。多視角地反映現實生活和當代青年生活,展示新時期青年一代的思想軌跡,具有鮮明的現實感和時代感。

1979年秋,張抗抗寫了短篇小説<愛的權利>。這是她創作初期較有影響的作品。談到這篇作品的寫作,她説“十幾年的動亂,使許多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忍痛拋棄了自己愛好、興趣、願望、理想,以及各種美好而甜蜜的夢。人們幾乎忘記了自己還有愛生活、愛事業、愛人的權利。愛的權利與社會環境的衝突帶給我許多本質上的啟示。小説描寫的儘管不是我個人的遭遇,但滲透了我對生活的感情,傾注著我心中全部被新時代喚醒的愛。”(7)小説寫一個女青年舒貝,她既愛生活、愛藝術、愛人,也需要人愛。然而,由於她的父母曾遭受迫害,因而不敢去追求、去愛。後來,她終於在新的生活中,獲得了作為人應有的愛的權利。作品通過主人公舒貝和李欣坎坷曲折的愛情,展示了廣泛而又複雜的社會內容,歌頌了人情美和人性美。

<夏>的主人公岑朗是一個性格開朗、思想敏捷、充滿自信的女大學生。她的出現對當時的“兩個凡是”,以及由現代迷信衍生出來的清規戒律和道德觀念,是一個衝擊。這個有著自己鮮明個性的女子敢於向板滯的生活挑戰,她認為,“所謂‘四個現代化’,就是意味著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在這種新的生活中,人們將從傳統的舊思想、舊觀念中解放出來。”所以,她無拘束地與男生一起唱歌,甚至坦然地把自己泳裝照片送給別人。

1981年,張抗抗發表<北極光>,標志著作者對青年題材的新開拓。這篇小説通過女主人公陸芩芩對愛人的選擇,表現了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引發了大陸當代文壇不同的反響。女青年陸芩芩在婚愛問題上,對戀愛對象反復比較,幾經選擇,她先與渾身散發著市儈氣的傳雲祥決裂,再與每天都在沉思而不付諸行動的費淵分道揚鏣,而最終尋找到的理想伙伴是曾儲,祇有他那種對信仰的執著,“充滿信心地生活”,才深深打動陸芩芩的心。作品通過陸芩芩尋愛求索的過程,以及她多次的選擇,寫出了女主人公在兩性關系上那種更高的精神追求。也反映了當代青年不同的人生態度和所追求的生活目標,寫出了當代青年人生觀、價值觀的新變化。作品在對愛情的價值取向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在現實社會中,第三者的介入卻是生活中常見的問題。女作家航鷹的《東方女性》就寫了如何對待和解決這麼一個問題。《東方女性》寫於1983年。小説裡的林清芬是一個具有“東方女性美”素質的新型女性。當第三者闖進時,她強調了婚姻的責任和義務,恪守東方傳統的道德觀念,認為“離婚總是一件不好的事”,因而沒有提出離婚。當“情敵”臨盆時,林清芬不僅連夜用自行車載她到醫院分娩,搶救她們母女的性命,而且還主動認領小朵為女兒。作品強調了林清芬“本色的、心靈的美”,描寫她的“寬容精神”和忍讓的自我犧牲,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和討論。有的認為,她“不僅沒有失去人的尊嚴,反而贏得了人們加倍的尊敬”(8)。有的認為,作品把東方傳統的道德觀念凝固化、抽象化,套用到一切人一切時代上去,“犯了保守倒退的錯誤”(9)

愛情小説發展的又一層次是對性愛的展露。80年代中期,大陸一些作家熱衷於性愛小説,形成了一個小小勢頭,引起社會的較大注意。王安憶的性愛“三戀”(包括《小城之戀》、《荒山之戀》和《綿繡谷之戀》)也是其中引人注目的系列小説。作者以細膩的觸角和表現才能,描寫了性意識、性心理、乃至性生理,但也由此而引起一些異議。

一般來説,新時期的女作家能以女性特有的視角,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底層,細緻入微地描繪人物的內在心靈,生動地展示出當代女性豐富而復雜的情感世界。諶容就是其中的一個。

諶容,原名諶德容,祖籍四川巫山,1936年生於湖北漢口,北京俄語學院畢業後,曾任翻譯、編輯和中學教員,1975年開始文學創作,力圖“把人間的悲喜劇放在一定的歷史範疇,探索決定人物命運的歷史淵源,寫出更深刻、更本質地反映歷史面貌的作品。(10)1980年初她發表了《人到中年》,以一個弱女子的命運震驚世人。”

陸文婷是一個樸素文靜、純潔善良的眼科女醫生。她不是黨員,無職無權。雖然當了18年的眼科大夫,卻無名無位,至今仍不是主治醫生。而且生來苗條纖細,看似弱不禁風。然而這樣一個不惹人注目的女性,正是我國當代中年知識份子的優秀代表。作品借鑒了外國小説中時空錯位的“意識流”手法,糅合了中國傳統小説的表現手法,通過陸文婷在昏迷狀態中的意念、夢幻、潛意識,展示了她十幾年如一日,鞠躬盡瘁,獻身醫學的動人事蹟。也表現她由於長期超負荷運轉,身心俱疲而心肌梗塞,差點喪命的悲劇性的遭遇,從而描繪出當今社會百廢待舉、騰飛艱難的時代縮影。

小説從事業和家庭兩個方面,塑造這個富有悲劇色彩的藝術形象。其中,在愛情與家庭方面,對她的深廣豐富精神世界進行了細膩的描寫。陸文婷仰臥病床,迷惘、飄忽中好像從九天之外飄來丈夫傅家傑親切、溫柔的聲音,這使她回憶起過去一段愛情生活。在醫學院,嫻靜娟秀的陸文婷把青春慷慨地奉獻給一堂接著一堂的課程,一次接著一次的考試,愛情似乎與她無緣。畢業後當了四年住院醫生的她,已經28歲了,這時,學冶金的傅家傑闖進了她那寧靜而又刻板的生活中,是裴多菲的詩句給她帶來甜蜜的愛情,這遲到的愛情使她感到生活的美好,愛情的柔美。是天真活潑的兒女佳佳和圓圓,為他們生活增添了樂趣。她多麼愛他們那個狹窄卻溫暖的小家。

然而,多少年來她一直在生活的道路上奔波勞碌,沒有時間停下來回顧過去,咀嚼和回味甘苦。諶容在小説中動情地寫道: “這時,祇有在這時,在昏沉沉迷惘的幻夢中,在死亡之河的岸畔,陸文婷--這位幾乎把全部生命和力量都奉獻給了病人的光明與幸福的人,才能為自己贏得一點空隙,來思索一下那逝去的年華,難堪的匱乏,沉重的艱難和無邊的情愛。”作品通過委婉細膩的心態描寫,描繪陸文婷整個純潔身心的感受,展示一個普通、平凡的女知識份子的聖潔靈魂,為讀者描繪了一軸感人的寫意畫。與她出色的工作、高尚的精神相映生輝。作品通過陸文婷的形象,及時地提出了搶救中年知識份子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表現和探討“人的價值”,顯示當代婦女意識的開放,是繼“人學”復蘇後的又一新的開拓。在女作家的筆下,這種表現多是帶有女性的感情和女性的意識的。在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張辛欣。如果説,在諶容筆下的人物是循規蹈距、順從聽話的話,那麼,在張辛欣的筆下的人物,則在當今社會中進行生存競爭。

張辛欣,1953年生於北京,15歲就步入社會,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80年代以來,發表了<在同一地平線上>、<最後的君子蘭>等二十多篇中短篇小説,其創作本意是“不斷擺脫我們的茫然感,面對前進的生活,重新尋找更加切合實際的,更有建設性的理想”。(11)在新時期青年女作家中,她具有自己的特性。

<我在哪兒錯過了你>、<在同一地平線上>、<最後的停泊地>等,是一組透女性心靈世界的心理系列小説。作品主要描寫青年女性對事業的執著追求挫折,以及獲取或受挫後的心理。其中,中篇小説<在同一地平線上>抒寫了女性在社會生活中要求與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線上”的自我意識。作品採用雙線複式結構,讓女導演和她的丈夫在相互對話中,從內心深處迸發出生存競爭的呼喊。他倆曾傾心相愛過。而今,男主人公為了出版畫冊,處處不擇手段,伺機謀利。他只顧自己個人奮斗,從不關心家庭和妻子。逐漸變成一隻自私、冷酷的“孟加拉虎”。而女主人公最初為了丈夫的事業,甘願犧牲自己。後來,她在生活的激流中受到撞擊,從痛苦的“非我”中掙脫出來。她不安於當助手,做後勤,她要上第一線,靠自己的力量去抗爭、去獲取。於是她勤奮地學習,辛勞地伏案寫作,積極製作和導演小品,甚至寧可拋棄家庭而投奔電影學院,最後終於與庸俗自私的丈夫辦理離婚。

在這裡,作品為我們指出,在現代社會裡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溫情面紗常常脫落下來,剩下的祇是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生存競爭、相互角逐。因而,夫妻雙方的爭執、衝突、不平衡,甚至離異,都是不足為怪的。這篇小説通過發生在知識份子家庭的矛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問題。也明顯地表露出張辛欣創作的生存競爭意識。

諶容和張辛欣都把眼光放在當代社會,而王安憶則用自己的作品探尋歷史,以女性的視角關注文化尋根問題。“當作家們把現實的社會變革同我們民族的歷史、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傳統相聯系的時候,一種巨大的歷史感就從新時期小説中升騰起來”。(12)王安憶和其他“尋根”作家一樣,用自己的筆觸來探索深固的民族傳統文化,並把其融合到變革時期的生活圖景中。

王安憶,1954年生於江蘇南京,初中畢業後曾在淮北農村插隊,後到徐州文工團工作,1978年調回上海。王安憶從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她的小説注重人物的言行和心理上來刻畫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自80年代以來,她的創作取得令人囑目的成就。主要作品: “有雯雯”系列小説、性愛“三戀”系列小説、知青系列小説、都市化小説、文化尋根小説共60餘篇,還出版了長篇小説《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這些作品題材寬廣、人物多樣、故事性強、藝術手法新穎嫻熟,尤其以細膩的女性心理刻畫見長。

王安憶的創作有個發展過程,從雯雯(<雨,沙沙沙>)迷朦純真的世界到歐陽端麗(<流逝>)對人生價值的重新思考,意味著她從“少女世界”衝出“自我抒發”的狹小天地,逐漸加強對社會世態人情的觀察。而《小鮑莊》的創作,則是她在本土文化的深層尋根,這是她對生活靜默觀察的藝術結晶,被認為是作者“生活經驗與審美意識的蟬蜕。”

《小鮑莊》採用了網狀式的結構,寫一個凝固、閉塞的村莊裡幾對婚姻愛情故事。小鮑莊是個幾近孤立和靜止的山間窪地,歷史文化背景、共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凝聚了鮑氏宗族,形成了牢固的群體意識。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仍冷漠、呆滯、封閉,與外界隔絕。小鮑莊“真是個重仁重義的莊子,祖祖輩輩,不敬富,不畏勢,就是敬重仁義”。於是,作品就在“重仁重義”之中,經緯交織地展示了鮑秉德、二嬸、小翠子等幾戶農家的婚姻戀愛、生老病死、天災人禍等原生形態。

鮑秉德的妻子又美麗又溫順,贏得了丈夫對她的十分喜愛。但是因連生死胎,卻給丈夫帶來無限的煩惱。鮑秉德雖然沒有聽從旁人的勸説,對她提出離婚。可是,斷子絕孫的現狀和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使他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心理總覺得“怪怪的”。終於,他的妻子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壓力,患了精神病,他自己也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可是他還是從“仁義”出發,悉心照料他的妻子。後來其妻終於自殺身亡,為的就是不拖累丈夫,所講的也就是“仁義”。

二嬸與年輕的馮拾來自由戀愛,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儒家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二嬸是個有四個孩子的中年寡婦,本來,“老一代的封建婚姻,父母包辦、童養媳、離婚、寡婦改嫁、一夫多妻等給婦女帶來了血和淚,她們祇能以靜和順從為婦德,任人擺布,沒有抗爭”。(13)可是,二嬸卻自覺“擇婿”,這就強烈地衝擊著封建宗法觀念和家族意識,更令人們不安的是她選擇了外姓人,打破了“干干淨淨的鮑姓”這一族世體,因而被認為是“百把年來小鮑莊頭一樁丑事”。雖然他們曾遭到小鮑莊人們的反對和毆打,但終於在鄉政府的支持下成了親。

然而,儒家傳統觀念不僅嚴重地影響了鄉民,而且也異常頑固地影響他們自己,馮拾來認為“這個家他作不了主”,因而比較自卑,沉默寡言,甚至無所事事,“任她使喚”。就連二嬸本人也“總覺得自己這個男人不是明門正道的,自己心理先虧了三分理,便再也嚷不出去”。小説著重寫了傳統倫道德對他們思想的負面影響。這是在新時代大潮的衝擊下,傳統儒學的根深蒂固。

小翠子與二嬸相比,雖然言行不大一樣,但同樣顯示了新舊思想意識的交替演進。小翠子被鮑彥山家收為童養媳,但她不願嫁給老實交巴的老大建設子,在將要圓房時出逃到外幫工。但一旦建設子娶了媳婦,她又回來與從前在勞動中相愛的老二文化子結婚。在這裡也包含著“仁義”。雖然小翠子掙脫了封建意識的藩籬,然而,也曾為文化子不是家庭中的長子而遺憾過。由此可見,在新觀念的萌芽中,也留有傳統觀念的殘餘。

在這裡,作者對悠遠的民族文化傳統在平民百姓中的深層心理積澱,進行了探討,體現了她對民族文化的沉思。正因為小説從歷史意識和哲學意味上,描寫了幾家農戶在婚姻家庭方面所負載的封建色彩因素,從而使小鮑莊這個特殊的村莊,帶有普遍意義。

與王安憶一樣,鐵凝也是經受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又都在“廣闊天地”裡接受過鍛鍊,如今,也都是新時期中國文壇中富有青春活力,影響較大的青年女作家。她1957年生於北京,1975年發表作品,1979年調保定地區文聯工作。她的少年時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渡過的。幾年後,又到農村插隊鍛煉,自步入文壇後,她的文學創作,顯示了不尋常的才華。1980年即結集出版短篇小説集《夜路》,頗為引人注目。其作品集還有《沒有紐扣的紅襯衫》、《鐵凝小説集》等。她的短篇小説、中篇小説曾多次獲獎。

鐵凝擁有一顆童稚的心,她的文學創作,善於從繁複雜亂的生活中,攝取情趣盎然的人和事,通過女性作家感受生活的特殊情感與方式,提煉出質樸自然而又充滿詩意的東西來。她的小説清新質樸、流暢明麗,具有較為深廣的社會生活涵面,贏得讀者的喜愛,也曾受到孫犁、茹志鵑等前輩作家的由衷讚賞。與王安憶一樣,鐵凝曾對閉塞、落後的農村進行描寫。然而她所要表現的,是生活在閉塞環境中的人們,對喧騰的現代化憧憬和舉步。<那不是眉豆花>刻畫了一幅古樸農家生活圖景。熱情而又認命的嫂子,具有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她與憨實而又帶有傻氣的哥哥生活在一起。然而沒有文化的愚昧卻影響著他們和諧的生活,給質撲、善良的美好心靈留下了淡淡的悲衷。她渴求知識,鼓勵小叔子報考大學。雖然帶有買賣性質的婚姻使她感到痛苦,但她仍向往著美好的生活。這是一齣婚姻的悲劇,又是一首中國女性美好心靈的頌歌。

<哦,香雪>也是寫了現代化的聲浪對閉塞環境的扣擊。台兒溝是個寧靜的小山村,與80年代的社會生活相比,這裡實在顯得太落後了。是新鋪設的鐵軌把載有現代文明的火車送進深山。小説中的香雪,是這個小山村裡唯一的中學生。她為換回一個帶吸鐵石的鉛筆盒,在夜幕中登上開動的火車。

香雪的追求,代表了新一代農村青年對現代文明的迫切渴望。這列濃縮著現代文明的列車,在某個方面來説,是連接外界喧騰社會的綠色長龍,它的到來給台兒溝帶來了新的時代氣息,為山村姑娘們帶來了歡樂與希望。這是一篇具有較高思想和藝術價值的短篇小説。受到讀者一致的好評。

而更引起轟動的是中篇小説《沒有鈕扣的紅襯衫》,寫一個16歲的女孩子安然的“不安然”。安然是個正在成長的中學生,她天性活潑愛動,個性鮮明,又勤學好思。她敢於抵制老師不正確的教育方法,寧可評不上“三好學生”也要穿那件沒有鈕扣的紅襯衫。在新時期文學中,這是一個既具有真誠的童貞心態,而又帶有時代色彩的少女形象。小説通過她那顆萌動的心和新的追求,以及她與老師、同學、父母、姐姐的一系列矛盾衝突,折射出現實生活中許多發人深思的問題,集中表現出生活中新舊價值觀念的較量。

1984年,鐵凝創作了<麥秸垛>,作品以其深廣的文化心理內容和價值觀念引人注目。人們認為,這篇小説與王安憶的《小鮑莊》一樣,可以稱為文化小説中的優秀之作。

在處理女性題材時,鐵凝一直力求擺脫純粹女性的目光,她説: “我渴望獲得一種雙向視角或者叫作‘第三性’視角,這樣的視角有助於我更準確地把握女性真實的生存景況。”她認為“在中國,並非大多數女性都有解放自己明確概念; 真正奴役和壓抑女性心靈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己。當你落筆女性,祇有跳出性別賦予的天然的自賞心態,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會更加可信。進而你也才有可能對人生、人的慾望和人的本質展開深層的挖掘”。(14)正因為這樣,有位評論家認為,她的一部關於女人的長篇小説,“為女性心理學和女性社會學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15)

90年代,鐵凝的中篇小説集《對面》問世,所寫的大多數也是不同女人的故事。她正嘗試以“一種雙向視角”來把握女性真實的生存景況,在描寫婚姻、性愛的現實形態方面,寫出新意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代推移、歷史衍變、社會發展,大陸現、當代女作家的小説創作,也在不斷變化發展。在女性形象的塑造、發展和開拓方面,成績是喜人的。

【註】

(1)茅盾: <廬隱論>

(2)茅盾: <女作家丁玲>,《茅盾論中國現代作品》1980,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3)孫瑞珍、尚俠、王中忱整理: <丁玲談自己創作>(論文經丁玲審閲)《新苑》1980年第4期。

(4)張愛玲: 《流言》,1968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5)楊沬: <談談林道靜的形象>,《文藝論叢》1978年2月。

(6)楊桂欣: <張潔論>,《當代作家論》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86,頁349。

(7)張抗抗: 《從<太陽眯眯笑>到<淡淡的晨霧>》,《中國青年》1981年3期。

(8)萬慶華: <美哉,“東方女性”>,《文學報》1983年11月3日。

(9)藍舒平: <《東方女性》有明顯缺陷>;楊文虎: <林清芬能夠成為一種道德規範嗎?>,《文學報》1983年11月3日。

(10)諶容: <奔向未來>,《文藝報》1981年第15期。

(11)張辛欣: <必要的回答>,《文藝報》1983年第6期。

(12)華中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編寫組: 《中國當代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三冊,頁99。

(13)趙樂牲: <讀《喜福會》>,《喜福會》(美)譚恩美著1994年11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14)鐵凝: <創造女人>,《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1995年3月,頁30。

(15)同上。

*周文彬,女學者,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本冊第 121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