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們知道，葡萄牙被一種獨裁政治統治了50多年，在這種政治體制的最後13年裡，在其非洲的三個屬地中，有兩個發生了殖民戰爭，直到1974年“4·25”革命才終結了這種局面。在這漫長的幾十年中，葡萄牙男性居民的大部份經歷了三種模式的銳減，這在社會上給葡國婦女的境遇和兩性的社會關係造成了極大衝擊。我説的是男性士兵遠征非洲殖民地，對大量逃兵役的青年男子的政治流放，和這個時期流向歐洲富裕國家的大批移民。葡國男性的這種逃離給婦女的社會文化境遇帶來了意味深長的變化，從前對婦女關閉的機會向她們打開了大門。例如，在農業上婦女承擔起從前祇有男人才做的工作；服務行業新的職位開始提供給她們，甚至在大學裡，年輕的男性軍官因遠征異地，留下的空缺給女孩子，她們開始可以輕而易舉地升學。
在1974年“4·25”革命之後，葡國的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有了重大變化。其中對婦女生活最具有意義的改變，肯定是新憲法和新民法的通過。這些文獻規定了兩性權利的平等。我要説的意思是，除了刑法典的個別條款之外，自70年代末，男女司法權利的平等獲得了承認，這一點在西歐大部份國家尚未能做到。從更高一級的職業層面來説，在公職和自由職業領域，在藝術和教育方面，出現了明顯的革新氣象，這點不僅體現在真正的平等上，甚至在數量上和各行各業的就業上，產生了新形式的不平等現象，這就是説，婦女相對於男性佔有微弱的優勢。
例如，最新的有關婦女在大學就業情況的統計資料(1)表明，同歐洲其它國家相比，葡國社會對婦女有著更高的開放性，婦女的參與性更加廣泛: 女學生和女教師的數量大大增加了，她們當中很多人佔據領導職位。1990-91年度的資料顯示，大學55.5%的注冊生是女性，65.9%的畢業證書是簽發給她們的。從這些數字的整體中，將女性所獲各學科學士學位的比例單列出來，很重要，因為這些學科以前幾乎全部由男性包攬:
醫學:71.3% 數學和電腦:56.7%
應用科學:67.4% 法學:56%
城市規劃:33.9% 工業生產:67.9%
工程學:30.3%
我們如考慮到同一時期，女性獲得博士學位的資料，就會看到，在精密科學中佔總數的42.4%，在人文社會科學中佔總數的29.7%。現今，在90年代，大學報名的女性所佔百分比似乎有所增加，增加規模甚大，佔總數的68%(這很令人感興趣，似乎已引起葡國教育部的擔憂!)。同樣，在藝術和文學領域，毫無疑問，多類的獎項在頒發上絲毫沒有性別歧視。
然而，雖然具備所有這些開放性，產生了這一切變化，現今的葡國社會，仍保留著各式各樣沿襲幾個世紀之久的男權思想，或者説，是一種公然的大男子主義，因為儘管法律構成社會變革的基礎工具，但祇依靠法律本身，並不能改變人們的思想。不能否認，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無論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無論在中等和低等的薪酬方面或專業工作方面，這些不平等現象可以説微不足道，但卻是實實在在的。
顯然，在政治須域內這一男權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態度更加明顯。在政治領域，婦女的參與和肩負責任就差得太遠了(4)，這明顯是因為實際權力在政治上處於競逐衝突之中。在這個權力的領域，男人依然主宰一切，並且似乎還要繼續主宰下去。一旦婦女肩負政治職務，這確在90年代發生了，毫無疑問，其所佔據的職位不僅僅乏人問津且無重要性，更常常是由男性所分配下來的。
我有機會生活在葡國政治生活上男性行動變得最為典型的具體環境中:1979年，瑪麗婭·德·勞爾德·品達西科(Maria de Lourdes Pintassilgo)夫人任總理，她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的擔任過此職的婦女。可以看到，面對女性執政時，男人的一種反應。令人感興趣的是，那是一種“正常化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不滿和恐懼，粗暴而(幾乎)總是非理智的批評。這種反應在政治和社會的不同層面(黨派、社會傳媒等)出現，並使人懂得了那種造成全國半數的男性公民憤慨和混亂的東西；帶有明顯的女性特點的另外一種治理方式，將治理看作是一種“服務”。當時，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這種政治以某種方式重現了“權力的烏托邦”，主要是一種不採用政治的共同見解或控制的革新氣象，將其自身推向缺乏安全感的邊緣，以至令男人們無法忍受，表現出對這種狀況不可調解的拒絕態度。
我們可以自問，如果男人(特別喜歡駕馭一切的人除外)對政治的傾情，並不是主要針對這種即興式的、不可控制的情狀的畏懼，那麼，當婦女進入“男性領地”並擔當權力時，他們就會背叛自己，明顯地將一種業已受到承認的男性治理風格置於受人質疑的地位。
觀察一下最近幾十年的情況是極有興味的。首先，女性政治家的數目明顯增加，而後這一數目卻在同樣地減少著。最近的研究表明(或許這種研究尚不完全精確，卻一樣意味深長)，業已肩負政治職責的女性(女部長，女國務秘書，女議員等)正漸漸對此種職務表失興趣。(5)這出於政治體制、政府和政黨的結構以及政治運作的整體方式(嚴格的等級觀念、官僚作風、本位主義、權威崇拜、等等)和各種各樣的制度。除非在這一層面發生徹底變革，否則婦女就不會過早地表現出重新介入政治的熱情--當然，要排除規則所確證的所有例外。
然而，在各個部門中擔任領導性的重要職位、在大學(女學生經常取得優良成績)(6)，目前有大批婦女存在的事實令我們不禁對最近幾十年葡萄牙社會的男性-女性關係作出如此的質詢: 男性(我們是説在10年或15年之內)還能保持今天所保有的權力嗎! 量變產生質變，我們至少從馬克思那裡懂得這個道理。或許，在不遠的將來，在擁有如此之多的高質素女性的葡萄牙社會，即便是在政治領域，必須杜絕今天那樣的唯一一種“語言”: 女性的統治。用巴西女作家羅西斯卡·達西·奧里維拉(Rosis Ka Darcy d’ Oliveira)的話説，我們會不再“使用男性用語，無論有沒有我們自己的用語”，以便也開始“説女性用語”。從大多數男性的角度看，這仍然是一種無能的表現，也就是説，無論在何種層次上，都是女性對“男性規則”的一種“特別説法”(Sotaque)。不過，大量婦女向決策性職位的進軍，文化和政治的用語、結構、規則將會“非男性化”，這意味著，將不再講述唯一的“用語”，而將使用“雙語”，如此，將展開生活方式和生活表達的新空間。“女性用語”將是另一種主體性的解蔽，或者是另一種身份--女性的表達。這向男性主宰的模式宣佈，女性自身的聲音昇起了，這聲音表現在態度和決定權上，表現在財產分配或地位分配上，表現在生存的意義上，並表現在“與他人的共同在世的存在上”，如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言。
二
為此，我們希望從葡萄牙文學新近產生的作品中對此變化的跡象略窺一斑。這是因為，和其它事物相比，藝術作品作為如此所是的現實的明鏡而湧現--無論這鏡是扭曲的或者是再創造性的和闡發性的。還因為在某個點上，藝術和文學以某種方式預示著處於萌芽狀態的未來現實。
葡萄牙1974年4月之後的小説，在男性作家但主要是在女性作家中(7)，表現出另外一種認同性--一種女性認同性的痕跡，祇是這種新風貌尚未完全展示出來，幾乎為公眾所不能覺察。
1974年之後的小説，無論男作家還是女作家，我們看到有一種對這些年中葡萄牙社會政治文化現實的特別關注，以及對歷史題材，無論古遠還是近代的獨特興趣。反映4月革命、殖民戰爭、移民、移民歸國、政治流放犯、軍人或衡量評估民族認同感的作品，構成了最近30年來葡萄牙小説的最大篇幅。所有這些作品，有的以親身經歷的方式重塑現實，或者以一種魔幻現實主義的敍述方式闡發虛構現實。可以説，男作家和女作家圍繞著相同的題材在寫作。
和西方其它國家的文學正好相反，葡萄牙女作家在描寫婦女--描寫其私人或集體生活時，很少表現出自我中心的傾向(這肯定是葡萄牙4月25日革命以及缺乏意義深遠的婦女運動的結果)。女性作家的文本，揭示出的觀點，理解方法，注意力，知覺和感性的方式，對純理性的一種邏輯性的喜愛，諸如此類等，可以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找到。
請看以下例子:
在許多女作家中，我們發現一種寫作和生活、生活和肉體的緊密結合，而這種結合在男作家的文本中則罕見。由此，可以見到如魏特·仙丹奴(Yvette Centeno)在其小説《源泉》(Matriz， 1988)中的敍説:
我祇記錄那執著於我的事物……它富有穿透力，可以説在我的血液中濾過，而不會寫令我停止生活的東西(P.102)。
而蒂歐琳達·傑爾桑(Teolinda Gersão)在《寂靜》(O Silêncio， 1981)一書中寫道:
所説的話語，源於肉體，受到肉體的啟迪(PP.115-116)。
瑪麗婭·伊莎貝·巴蓮諾(Maria Isabel Barreno)在《安娜的財富》(O Inventário de Ana， 1982)一書中説:
女性感受事物的一種特定方式: 沐浴的時候，愛撫著，所有的手指均殷勤周緻，撫遍每個稜角、平面和尺寸……我們保有著這一切: 在我們的手中、掌上，有命運和生活的絞路。婦女的人格中留意那些細微的事物，以手輕撫。她們擔憂拈量緊張的企圖，説話和行動前的左顧右盼，都是秩序井然的思索: 同哲人散步於幽徑以挖掘和清理思想等值，那是在尋找同樣的謎底。在皮膚那優雅的圖案中，整個宇宙銘刻的循環將得到承認(P.95)。
在特萊莎·莎萊瑪(Teresa Salema)和瑪麗婭·加布里埃拉·蘭索(Maria Gabriela Llansol)以及許多女作家的作品中，也時常顯露出一種對現實的多元理解，一種以所有感官來捕捉實際的感性色彩，我們從《虛無之地》(O Lugar Ausente，1991)和《有限》(Finita， 1987)兩書中分別選出兩段來説明女性的一種感覺、一種敍説或描寫的特記或原型:
歷史由皮膚上迅疾即逝的一種光澤、一種獨一無二的感覺的清香、一種瞬間擱置的記憶所界定(P.21)。
混合著皂液，布料浸入水中，那是包裹並保護身體各不同部位的布，或者是窗和傢俱的一種補充；在溶合了香噴噴而細膩的皂液的水面上，浮起了污漬；
迷惘地映照在玻璃和蠟燭上，她的手慢慢晃過，在木板上留下了一抹光芒；
清掃地面是聯接家裡每個房間、聯接白天和黑夜的路徑；對所有吵鬧、氣味和燈光閉上雙眼，讓它們各安其命；
安娜留在這間震顫不寧的會客室中，希望有人進來，該是期待中的來客: 里爾克、孟澤爾，可憐的傢伙……
我們還在這樣和那樣的女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種類似的模型，將其焦點集中在秘密的行為和事件上，它們表面上毫無意義，卻是面對生活最深層的態度的揭示。在利迪婭·若治(Lídia Jorge)的《絮語之岸》(A Costa dos Murmúrios， 1988)裡， 作品令我們思索殖民戰爭中男性軍人所遭受的改變/變形的過程。小説告訴我們，她作軍官的丈夫，在里斯本原是一名出色的數學系大學生，卻將眼光轉向了莫桑比克的戰爭，當它是一種英雄主義的事業。她告訴我們，因為他喜歡在夜裡照鏡，看到他的傷疤堪與他的上司相媲美，那是他不惜一切代價要倣傚的模範將軍:
他帶我看他的傷疤，有如向人展示一片風景，一處幽隱之地，好像是走向觀景台拍照。“看到了嗎! ”他説。而她暗自想著: 你再不是我曾相戀的人，儘管我愛，直到海枯石爛(……)你不再是同一個人。我們並排躺在沙灘上，但是尉官的傷疤將我們彼此分開了(PP.66-67)。
有趣的是，在男性作家的小説中，主要是自1974年起，也可以看到一種有關女性形象的改變。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人物，跟同類的女性作家的小説不同，她們渾身充滿一種新生命力，這種生命力賦予無論個人還是集體的生活以一種微妙的優先權，使她們創造出同他人、自然、際遇和所有事物的新型關係。我們知道，這些人物孕育著處世態度和表達用語層面上的道德與審美革新。她們秉承著一種遠古的知識和秘密的力量(這種知識和力量男人無法企及)，與男人共圖生存(這類人物無論是不是敍述者本人甚至男作家本人)；她們以多種途徑追求一種精神更有內涵更有意味的生活，不僅為她們自己，更是為了所有的人類。(8)
我認為，這些描述在數量和質量上所揭示的東西構成了一種新的跡象，這表現在作為寫作主體和客體的婦女身上，表現在歷史的真實的女性創造者的身上，它照亮了一種公民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新意識。總之，這些女性、女小説家作為生活的一種新維度、一種新倫理、一種新的價值序列的承載者湧現出來，這--誰知道呢? --將能夠在不久的將來變成現實。這將能夠給葡國的集體認同性帶來一種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注入: 這肯定是更加豐富的民族認同性，因為包括著女性的聲音，而這聲音直到目前為止，在世界和生活的重大選擇上(幾乎)是寂靜無聲的。
顯然，祇有時間可以證明這一點。
呂平義譯
【註】
(1)此處所有引用的統計資料為1990-1991年度的，轉引自婦女平等和權利委員會(Comissão para a Igaaldade e os Direitos des Mulheres)於1994年發表的研究報告《葡萄牙婦女的處境》，里斯本，CIDM出版(Portugal: Situacas das Mulheres，Lisboa. CIDM)。
(2)同上，P.9。
(3)1960-1961年度，幾乎祇有女性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79-1980年度:71%的文學博士，70%的精密科學博士，53%的醫科博士。女性博士總百分比的發展情形如下:1960年5.1%；1970年18.1%:1980年33.7%。
(4)1994年，證實有大約2%的婦女在地方權力的頂峰，7%的女性議員任職於國會，有2名女部長和4名女國務秘書。
(5)請參閲現職女議員馬加莉達·席爾瓦·佩萊拉(Margarida Silva Pereira)和安娜·貝坦考(Ana Bettencout)1995年初編纂和發表的書《女政治家及其事業》，里斯本: 柯德勞出版公司(Mulheres Políticas，As Suas Causas， Lisboa，Quetzal Editora)，書中有國會許多現任和前任女議員的供述。
(6)近年女學生一直考取高分數，即便在理論物理課程中也是如此。
(7)最近20年，葡萄牙女作家和男作家的數量幾乎相當。
(8)請參閲約瑟·薩拉馬科(José Saramago)、阿爾梅達·法里亞(Almeida Faria)、卡多佐·比爾斯(Cardoso Pires) 、魏爾吉里奧·費雷拉(Vergilio Feneira)及其它作家小説中的某些女性人物。
*Isabel Allegro de Magalhães，里斯本新大學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