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此，我們經歷、體驗并看到了一切。
--托美. 皮爾斯(Tomé Pires)
地理大發現的航行產生了報導這種海外探險的各類型文獻: 這不僅僅是面對新大陸和新種族眩惑，更是航行的困苦和不定所決定的。
這些文獻記載顯示出各種不同特點: 從大發現的狂喜到迷失的恐懼，神作為全能去全知的主體顯現著，保護并決定人的命運，他的意志是這些人所服從的。
一般地説，這就是這類文獻的背景，儘管價值和志趣不同，這些文獻卻極大地違反了正統的書寫模式: 它們是作為生活經驗的報導，置於真實性和實錄性的旗幟之下。當然，這也因為對新大陸的敍述沒有可供模仿的現成樣板。當時的寫作主張，一種文學乃在於模式的豐富性，建構於模仿和突破之上，而這種另外的寫作方式不能被看成文學寫作，不僅由於它直接的記錄性質，而因為它缺少模式，使文稿變成一種“粗糙而村野的文體”，正如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言。
對於它以前的著述，旅程報告書於是作為重要的革新而出現的。和構成西方傳統基礎的偉大的神話遊記(從聖經的《出埃及記》到吉爾伽美什(Gilgamesh)和尤利西斯(Ulisses)的遠行)不同，也和中世紀美妙的旅行(從聖·布蘭當(São Brandão)的航海到曼德維勒(Mandeville)的航程)(1)不同，地理大發現的航行面對的是一個親身經歷的世界，這種寫作試圖記錄下眼下所見到的一切。但是，如果視覺領域是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主要論题，這些旅行報告就作為一種原則而推翻模仿論，因為與其抄襲古代的作品，寫作不如圍繞著模寫世界的意向而建立，即是説，臨摹現實。
和整個歐洲一樣，葡萄牙發生過一種復興古典作家的人文主義運動，這使葡國的藝術家、思想家、作家以及科學家廣泛地接觸了意大利和法國。但在接觸這種人文主義和古典主義潮流的同時--這種思潮就是著名的“文藝復興文學”--地理大發現則徹底改變了國民的思想，以一種意味深長的方式改變了葡國對古代遺產的關係。
若奧·德·巴洛斯(João de Barros)，當時的史學家，在他的一部作品中(Ropica Pnefma， 1532)寫道，如果托勒密(Ptolomeu)，埃斯特拉邦(Estrabão)，普林尼(Plínio)和蓋倫(Galeno)復活的話，葡萄牙的地理大發現會使他們羞慚無地而又困惑不已。他們看到，目前所知的世界要比過去古人所分的三個部份大得多。巴洛斯以對古代地理學家的戲謔作結，評論道:
最感困惑的當屬托勒密，對他的星體分級感到尷尬: 這就像經過亞力山大里亞城(Alexandria)，用賀拉修(Horácio)給予詩人和畫家的那種許可令描繪出它們。(2)
當時的著作中這種和那種思索揭露出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作家意識到在書本知識、古人訓誡和實際經驗之間有矛盾，雖然這不至於造成對傳統科學的立即揚棄，但僅僅祇作為書上的説教而學習了。因此，出現了一種調和權威和經驗的嚐試，儘管經驗作為不可推翻的實證和獲得真理的途徑。這種觀點在智慧的航海家杜亞特·巴謝科·佩雷拉(Duarte Pacheco Pereira)的名言中表露出來: “經驗是萬物之母。”(載其作品《Esmeraldo》中，它是16世紀初即1505-1508年的著作)(3)
巴謝科·佩雷拉的話成為葡萄牙經驗主義的一種標誌，其特點是缺乏一種科學方法以論證所有的經驗材料。儘管從這種“看清所見的一切”的狂喜中產生了各種各樣的錯誤，葡萄牙經驗主義的貢獻卻促成了資訊的驚人拓展，并更正了很多地理觀念(主要是神話的)，這些觀念自古以來流傳甚廣，以至當時一位最重要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佩德羅·努諾斯(Pedro Nunes)下結論説: “葡萄牙人消除了我們很多的無知。”
我們可繼續引用有關古代人和近代人相衝突的著作文獻，特別是當證實了地球同在中世紀處於權威地位的古代描述大大不同時引起的巨大震驚。
地理大發現展現了一個新世界，革新了人們的空間和時間觀念。這不僅僅是地理學的一種擴展和對地貌輪廓的更為精確的描摹，改變的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 球體的循環性表明地球是單一的，人類雖分佈不同卻共享這種統一。因此，古代流傳下來的神怪和傳説性的宇宙觀就被另一種宇宙觀取代了，這種宇宙觀注重場景的表現(即視覺的奇妙性)，並通過一系列反映地理大發現的普遍的心曠神怡的文獻呈現在我們眼前。
隨著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關注客觀記錄的科學寫作的形成，湧現了其它的航海報告，除了報導航程中的各種事件，旅行家的眼睛掃視沿岸的風光，描繪了新大陸及其居民的外貌，不僅對其奇異更對其相似表示了不斷的驚奇。終於，他們經過的地方并不是世界深淵的邊緣，其居民也不是怪物，而是同發現者相同的人類--這一定是思索人類的統一性和歧異性的揮之不去的驚奇和原動力。
除此之外，對消息傳佈的巨大關心，使這些報告按照一個讀者的心理而寫成，因此，細節描寫幾乎總是依賴當地新聞。這就是説，這種敍述以其互補性為特點: 隨著探險航行的推進，報告便減少或忽略已知的行程，而把注意力放到尚未發現的事物上面。在確認航線和沿岸之後，重要的則是大陸的探索，因此描繪--壯觀的圖畫--則凌駕於敍述之上，像《弗雷·加斯帕爾·達·克魯茲的中國紀事》(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 de Frei Gaspar da Cruz)所做的那樣，旅行的過程已忽略不寫了。因此，後來的報告將以前的報告作為風光和已知道路的描繪，這樣，就建立了一種強烈的互文關係(relação intertextual)。
還可以看到，這些報告(編年史、航程圖、航海日記、書信和大陸的描繪)的不一致性則由強烈的直接驗證的環節統一起來: 這種描述是由旅程/航行所決定的，因之，敍述將空間的時間化而在描述和敍事之間建立一種緊密的關聯。
這樣，正如我們所説，航行報告構成了尋找眼睛所發現的一切所得以表達的文詞的巨大的詩意性冒險。在此意義上，它們乃是作為無先例可以仿效的語言發明而出現的。所以，它們沒有劃一的模式，而是百花齊放，因此，這些作品匯合了一種文類的雜多性，其中沒有任何文類來源於中世紀。
這也是這些作品最令人感興趣的所在: 現實主義的傾向面對的是一個依然受神話和虛構世界觀念所主宰的生活世界，因此，航海家描寫著他們認為是在內心世界所暗示給他們的界限中看到的東西。這樣，儘管這些是有關景物和人種的發現和報導，當時的讀者還是將這些作品中所發生的事物當成是現實的虛構來閲讀，對於他們來説，這些新世界即便是真的，仍是作為虛幻的東西而表現出來的。
二
那裡的婦女打扮得花枝招展……
--托美·皮爾斯
這個開場白是為了對構成這類作品的某些主題作一背景介紹--主要是現實與想象之間這種特有的轉換--此種轉換是由這種對視覺的執著以及作為追求此種視覺的復原的寫作之樣式所造成的。不錯，婦女的形象也是在這種二元性中剪裁下來的，這種二元性搖擺於清晰的所見和一種有條件的所見之間，後者由寫作所加之於它的一種時間性和界限所制約。這種情況發生在所發現的新大陸上的婦女形象中，這些形象乃是作為風景特色的一種令人留戀的輪廓而出現的。
阿爾瓦羅·魏洛(Álvaro Velho)的《華士古·達伽馬艦隊印度首航記》(Relação da Primeira Viagem à Índia da armada chefiada por Vasco da Gama)是當時這類第一批遊記中的一種，寫於1497和1499年。在本書中，作者一邊敍述航行中的各類事件，一邊驚訝地觀看沿岸的情況，描繪其風光和種族。作者多次採用對比的手法以使其敍述更接近當地的新聞報導，如他描寫聖地牙哥河(rio de Santiago)的一段:
這個地方生活著棕色人種，他們祇吃海狼(lobos marinhos)的鯨魚，羚羊和草根；身穿獸皮，皮衣上綴有當地特色的套邊。他們使用的武器是一些烤製的獸角，穿到一些橄欖木杆上；他們養著很多狗，這些狗和葡萄牙的狗一樣，同樣吠叫不止。此地的鳥和葡萄牙的相同，有鸕鶿、海鷗、斑鳩和雲雀等等其它很多的鳥類。(4)
聖·布拉斯(São Brás)以同樣筆法描繪:
這裡的牛軀體龐大，像葡國阿蘭特茹(Alentejo)的牛一樣，而且肥碩。神奇的是，它們性情溫順，全被閹過，有些牛甚至沒有角。那些最為肥碩的黑牛，帶著一些馱物架，就像加斯特拉(Castela)的牛一樣，并帶著一些木棒，你於是可以坐到木架上，騎著牛前行。(5)
阿爾瓦羅·魏洛對船隊所經之處的婦女形象也作了描繪，夾雜在風景的描繪中:
這裡的女人一般都長相醜陋，身裁瘦小、脖子上帶著很多珠寶金飾，手臂上帶著無數手鐲，腳指上套著嵌有寶石的環。(6)
與對卡萊庫特(Calecute)婦女這種索然無味而簡短的敍説相反，佩羅·瓦斯·德·卡米那(Pêro Vaz de Caminha)，在《巴西記行書簡》(Carta do achamento do Brasil， 1500)展示了他對這些“美好的野蠻人”(7)的婦女軀體的眩惑。這些描繪顯示著的不僅僅是印第安婦女的真實形象，而且是面對這些婦女毫無掩飾的裸體的歐洲式驚奇眼光。確實，當時的葡語文獻對軀體特別是女性的身軀表示了一種莫大的驚嘆。
這封信以日記體寫成，作者在九天逗留期間對印第安人的身軀作了形形色色的描述，這種描述隨著葡國人一種漸漸深入的接觸成為可能時就越為詳盡。然而，如果説印第安人“漂亮的軀體”給卡米那以深刻印象的話，則女性尤其是赤裸的女性抓住了他的視線:
他們之中有三、四個青年女子，極年輕也極友善，頭髮漆黑而長，皮膚堅實；其羞處極高極突出而又少毛，我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她們對我們毫不羞怯。(8)
往後則有一段與歐洲婦女的比較:
其中的一個姑娘全身皮膚黝黑，從頭到腳都是深色，這種深色的皮膚確實使她長得極其標致，如此渾圓，她的嬌羞之態如此優雅，絕無我國無數婦女的羞怯，看到她那麼綽約的風姿，我為我國的婦女沒有像她那樣的美態，早已覺得羞愧無地了。(9)
我們在這封書簡中看到的是視覺的重要性，它凌駕於所有其它感官之上，并導向對新世界的領會。然而，這篇文章是一種新的思想框架的極好範例，令人破除了中世紀的宇宙觀並尋求一種新的參照物去理解世界。顯然，我們遇到了一種現實與它的表象之間的折衷，這是15世紀人的思想局限性所造成的。最突出的是語言缺乏彈性，詞匯貧乏，令這種描寫縮減為一種風土人情的有限整體。
無論如何，卡米那的書簡是一種次要的文本，當時並未發表，而祇在1817年才公之於世，令此對異地風光的清晰無遮的看法一直明珠暗藏。(10)
托美·皮爾斯和杜亞特·巴波沙(Duarte Barbosa)作品中展示的婦女形象雖沒有瓦斯·德·卡米那描繪的富有表現力，卻構成新大陸及其居民特徵介紹的一個基本主題。
托美·皮爾斯的《遠東記行》(Suma Oriental)約成書於1512年和1515年間，用阿爾曼多·科爾特桑(Armando Cortesão)的話來説，此書是“16世紀上半葉有關遠東的描寫最重要而完整的作品”。(11)然而，在當時這部報告僅僅以意大利文發表了一部份，收入拉摩西奧(Ramusio)主編的叢書之中(《航海與旅行》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 Veneza， 1563)，而在1945年，僅當於巴黎圖書館發現了此書的一份手抄本後，阿爾曼多·科爾特桑應 Hakluyt Society 之邀出版了此書的全本，但以英文翻譯版發行。葡文版僅於1978年問世。(12)
此書分為6卷，以地理分區的標準劃分，描述了從紅海至馬六甲的航行見聞，包括邏羅、中國、琉球群島(Léquios)、日本和菲律賓的情況。此報告是寄給堂·曼努埃爾(D. Manuel)國王的，主要敍述經濟方面的事務。儘管以商業角度的敍述導致文詞枯燥，卻突出地描述了土地和居民的情況，主要是當時對歐洲來説瞭解較少的國家，如中國和日本。
由於托美·皮爾斯在中國逗留的漫長歲月中寫下所有文獻均已失散，當從馬六甲覲見中國皇帝的使團失敗，致使皮爾斯及其同伴被囚禁，終於在不甚清楚的情況下死去，(13)《遠東記行》就成了他最廣為人知的文獻了。
同其它作者一樣，此書對東方諸地的描述包括了婦女的情形，如身材、衣著和習慣的描繪。請以勃固(Pegu)為例:
婦女要比男人更白皙，雖然她們的身材同他們一樣。與其説她們坦蕩，不如説她們美麗。她們梳中國髮式，這種髮式將在描寫中國時敍述。這些馬萊婦女對勃固人的到來興高釆烈，對他們表示極大的友好，因此她們顯得溫柔嬌媚。她們確實非常可愛。(14)
回溯描寫新大陸旅行的作品，其中未知和已知的對比構成接近新現實的方法。這種方法在托美·皮爾斯來描寫中國婦女時也加以應用:
這裡的婦女皮膚棕褐色，穿著百褶裙，腰帶和裙擺比我國的要長。長長的頭髮以一種優雅的方式梳在頭頂，用許多金釵束住，有錢的婦人還飾以寶石，頭上佩載珠寶金飾，耳朵和脖子上珠光寶器，臉上塗著厚厚的脂粉，濃妝艷抹。她們穿著錦鞋，手持團扇，面容同我們一樣白皙。有些人眼大，有些人眼小，鼻子則如常。(15)
杜亞特·巴波沙(Duarte Barbosa)在東方進行了漫長的旅行，看見並聽聞“各種事物”，“覺得妙趣無窮而新奇無比”，在他的著作中記錄下來。這部著作1813年前未在葡國刊行。然而，據作者序言所述，此書完成於1516年，以意大利文出版，像托美·皮爾斯的著作一樣，收入拉摩西奧的叢書中。
在介紹東方各地的知識方面，主要是那些構成葡國人商業戰略的知識方面，從好望角到中國，包括紅海和奧姆茲灣(Golfo de Ormuz)杜亞特·巴波沙展示出每個民族獨性特徵的一種富有地方色彩的整體觀察，例如，對婦女的描寫: 不僅是衣著方式的意見(“有極其引人注目而又極其美麗的女子，衣著華麗而講究。”(16))，也是對習俗的描寫(“此地(阿拉伯福地)當她們的女兒年紀尚幼或剛剛出世時，將其生殖器官縫合起來。這樣，她們直到結婚並委身於她們的丈夫之前，一直要保持貞潔。其時要將她們那塊有如生來便結合在一起的肉割開。”(17)，甚至是社會規章(“納依爾種性的婦女同樣要求自己照婆羅門和納依爾的規定去做，不可越雷池半步。她們不能同低種性的人同眼共枕，否則就要被處死。”再往後則有: “從此往後，姑娘的母親則去找尋並請求一些納依爾少年去證實她女兒的貞操，因為這些少年認為在他們中間有一個處女是一件肮髒而不光彩的事”。(18)
我們可以繼續引用旅行家隨著風景的展現而介紹的婦女形象。這是以簡練的方式所作的描寫，介紹膚色、衣飾、髮式和社會行為。無論如何，像所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觀那樣，婦女是作為觀賞物而表現出來的，這和《遠行記》正好相反，在門德斯的作品中，這些異國它鄉的主體佔有一個特別的地位，因為敍述者賦予這些事物以言説。
費爾羅·門德斯·平托很少描述人體外貌，其描述興趣主要在風景敍述上，無論是自然的壯麗奇瑰，還是人類工程的巧奪天工: 宮殿、城牆、客棧、耕地、船隊等等，而女性的聲音卻有獨特的音調，以複調音樂的類型顯現出來，而仿佛與敍述的主要內容背道而馳。
三、《遠行記》: 不諧和的女性之聲
在遊記這個門類中，《遠行記》因其結構的繁複及其記述內容而佔有一個特殊的席位。它不僅僅講述了一次漫長而事件紛繁的旅程，也表示了隨旅程的進展所發生的敍事主體的轉換。因此，這是一部自傳，雖然敍事者多次退隱並讓另外的人物佔據文章的大部份畫面，作者則變成純粹的敘事者、歷險的跟進者、外界事件的受害者、觀察者或單純的記錄者，這類事件或來自作者所讀或為作者所聞，卻全部嵌入這種表面看來毫無關連而散漫的邏輯中，如此構成《遠行記》的結構。
其實，那種令敍述具有統一性的是敍事者的內在意識，它選擇並造就諸事的相互關聯，使閲讀產生一種意向性，這種意向性可以在全書226個章節的混雜之中喪失殆盡，但卻在每個事件的精微聯繫中顯現出來，成為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的統一線索。在這開始和結束的兩章中明確了這次遠行的宗教和反思性的含義，主人除了再次造訪各地之外，讓其內在的意識漫遊。這是痛苦的漫遊，讓他去追逐財富以便滿載而歸，而今別人明瞭其不厭其煩地宣揚的那種貪婪的危險。
此時，這種敍述不僅是痛苦的展示: 在展示傷創與痛苦的同時(中世紀式的哀悼類型)，在文章的側面則對無與倫比的神性知識進行某種讚頌，在拯救人類的路途上安置多少勞作。
如果説這種反思性含義可以推定對文本的全面理解，然而敍事表層則由一系列冒險行動構成，其主要部份是暴力。如此，女性的形象則被植入一種合乎邏輯的重點敍述之中，而強調反思的意義: 女性乃是男性暴力行為的反面，不僅因為她們脆弱而成為戰爭的無力的受害者，更因為她們是激情的形象，隨時為弱小者和受壓迫者請命。因此，女性的呼聲和行動構成了作品文本的多重音調，使作品的觀點多重化，儘管敍事者對葡萄牙冒險家過度的貪婪和對賦予他們的神聖使命的遺忘觀點得以加強。
門德斯·平托從未批評過葡萄牙人的商業目的，也未批評過他們的殖民戰略(例如，對琉球群島的著名描述，作者的目的在於輔助葡萄牙國王意圖攻佔該地的計劃)，然而，卻堅守強化十字軍遠征精神的需要，這最終也是《盧濟塔尼亞人》所展現的情景，那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葡萄牙尚未表現出來的精神。
因此，在《遠行記》中，由於強調其脆弱和犧牲性，女性構成了不諧和之聲。阿魯(Aaru)女皇就是這類形象之一，以此譴責葡萄牙人的失誤。
鑒於蘇丹·阿拉丁(Sultão Alaradim)的命令，國王死後，女皇決定為國王報仇，但她面對強敵，並且知道自己不夠強大，便向馬六甲求援，她在那裡呆了幾個月之久，終於未能説動佩魯·德·法里亞(Pêro de Faria)艦隊司令履行其曾經許下的諾言。
作者轉述了女皇同艦隊司令的對話，她引用宗教的論據(“請以悲天憫人的基督徒眼光看看我的孤苦無助吧”(19))，用以批評葡萄牙人對其盟友欠缺互助之誼。她用盡所有的論據以取得支持，儘管佩魯·德·法里亞向她反復申明許下的諾言，而女皇已不再相信了。作者描繪她雙手向天，眼望教堂説:
潔淨的源泉屬於上帝，他居住在受人膜拜的教堂，他的口宣示著所有的真理，可是塵世之人卻是污泥濁水，出於本性他們繼續在癲狂和失誤中死去，因此誰要相信了他們嘴裡的哈欠就該受到詛咒。(20)
門德斯·平托經常運用這種手法，讓其東方的角色思考這個上帝，而葡萄牙人口頭上尊崇卻以其行動褻瀆。這同樣發生關於中國兒童的一番議論中，安東尼奧德·法里亞(António de Faria)攻擊了他的父親，而加蘭普魯(Calemplui)島上虔誠的徒所講的一番話，同樣對那些以上帝的名義進行殺戮和掠奪人們的宗教進行了質問(76-78章)。除了批判的意義之外(婦女、老人和兒童是此種批判之聲的主要代表)，從作者所轉述的東方人的談論中出現了一個唯一而普遍的神的形象，根據其至高無上的旨意而進行拯救或懲罰。
在琉球群島的事件中，他們在一次沉船事故後抵達該島，作品記錄了這種海上悲劇，正是女人的悲憫之心拯救人葡萄牙人，她們作為實現神意的工具而出現。女人們“説著話，流著淚，對我們的不幸示以極大的同情”(21)，她們在城市請求施舍這些俘虜。請注意其演講的宗教含義:
遵從上帝律法的人們呀，上帝(如果可以這樣説的話)對我們是多麼慷慨，給我們財產，請從你們的院落中出來看看我們被上帝威力無窮的手所懲罰的骨肉吧，請用你們的施舍援救他們吧，這樣上帝那偉大的悲憫心腸就不會像對待他們那樣對待你們了。(22)
往後，正是她們去請求不要處死葡萄牙人，他們被控以偷襲和欲行不軌的罪名。審判作為一種司法行為的表現開始，法官對葡萄牙人的判辭簡直是一篇諷刺妙文: “你們難道會否認誰佔領了而不掠奪? 誰逞強而不殺戮! 誰奴役而不引起反抗? ”(23)。他們本人承認集體的錯失，儘管如此，請求仁慈: “我們回答説，大人非常有道理，因為您清楚，人類的罪乃是其所作所為的主要原因。”(24)
然而，正是婦女們的介入使葡萄牙人終獲釋放，這一舉止被他們理解為神恩的顯現。法官豁免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則感謝上帝，豁免辭插到有關塵土苦難描寫的段落中: “那裡除了勞作沒有休息，祇有痛苦和巨大的悲傷。”(25)這與通向上帝的道路的“永恆的快樂的休憩”正好相反。
上帝意旨的不可測性多次由婦女的聲音宣示出來，例如，盧果灣(Lugor)與摩爾人交戰後幫助門德斯·平托及其戰友的婦女(37章)。那是作者旅程開始時的一椿事件，這個角色的話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以至使葡萄牙人接受其惡運:
然而永遠是在你們的逆境中才能體味上帝之手的成功，因為祇有在這口為之懺悔心為之虔信的真理中，帶著堅定與純淨的信念，才能經常贏得我們勞作的獎勵。(26)
也正是通過這種記述，葡萄牙獲知為甚麼海盜果讓·阿森(Coja Acém)如此痛恨他們: 因為正是葡萄牙人殺了他的父親和兩個兄弟，這解釋了這個摩爾人對他們發起的凶殘而血腥的攻擊。
另一個擔當此等宗教意義的女性之聲是托美·皮爾斯的女兒茵納斯·德·萊莉婭(Inês de Leiria)。除了表現對葡萄牙人悲慘處境的憐憫之外，作者帶有某種謹慎預備對基督徒的境況作相互的承認: 首先是上帝的參照系統，“極力勸導我們不要從事漫長的旅行，而上帝賦予的生命卻如此短促”(27)，然後是十字架的信號，在古代基督徒的時代，這是在聖父這個詞之後，婦女所認識的唯一的葡萄牙文詞匯，最終則是造訪其聖堂的邀請(“來吧，天涯海角的基督徒們，同這位虔信耶穌基督的你們真正的基督徒姐妹一道來吧! ”(28)。
這是一段重要情節，它不僅僅使幻想同歷史記載的聯繫成為可能(茵納斯·德·萊莉婭講述他父親托美·皮爾斯遠征的失敗，以及廣州之囚的幸運)，更因為在中國對這個基督徒女性的承認是宣揚福音的宗教使命有待履行的跡象，這是葡萄牙擴張所表現的主要目的。
另一件與擴張的宗教目的有關的女性形象的情節是布萊斯特·若奧(Preste João)的母親的到訪。我們明瞭這個形象的魅力，在神話和歷史之間，她是基督教的化身，而多種遠征艦隊就是按照她的要求而派遣的。這個神秘而威力無窮的國王，在東方統領著一個基督徒的王國，在葡萄牙向印度擴張的戰略中是一張基本的王牌。真實抑或傳説，門德斯·平托所述的阿基科港(Arquico)的情節在當時重新成為廣為傳播的一個神話。
作者詳述同布萊斯特·若奧的母親這位公主的相遇，並傳抄了接待她的演説:
你們其它人，真正的基督徒的到來對於我是太高興了，這已是我永遠望穿秋水的事件，真正讓我榮幸備至，有如清新的花園期待著夜露甘霖。(29)
在訪問的最後，公主詢問葡萄牙人的基督徒身份和為甚麼在同土耳其敵人交鋒時會輕忽基督徒王子。作者將這個情節放在《遠行記》開端(4章)，成為作品敍事所附加上去的宗教內涵的一個指南，除此之外，作為基督王國所能夠履行使命的其它地區的象徵，如中國，而主要是日本。
如此，女性之聲在敍事的簡潔性中以一種共同而追訴式的功能性表現出來；當暴力的不諧調聲音佔據主要畫面，引入了一種反思性的維度，而這最終卻是作品文本所提供的一種主要意義。
為加強這種意義，女性作為無能為力的受害者的境況出現，正如在屠殺馬塔望(Matarvão)女皇的情節中所突現的那樣。作者描述了婦女們哀悼被獨裁的國王下令絞死的女皇的大遊行，“所有這些悲痛的女子，大部份是18歲到25歲的年輕人，她們極其出眾極其秀美，髮辮有如黃金”，(30)，留下了女皇同其孩子們一同死去的慘絕人寰的一幕。
她請他們給她一點水喝，他們立即給她取來，她含水口中並分給她懷中的四個小兒子。(31)
通過這種視覺語言的描寫，讀者肯定分享到了民眾的反應，他們“高聲鼓噪，那聲音震得大地在他們腳下顫抖”。(32)
另外兩個女性形象最終以一種不諧調的方式提及: 邦果(Bungo)王國的小公主代表著對葡萄牙人的諷刺，另一個是被安東尼奧·德·法里亞(António de Faria)所劫奪的新娘。在第一例中，該強調笑料的反思性作用(這種笑趣在一部充滿淚的作品中是多麼罕見)，通過笑嘲諷了總是追求商業目的葡萄牙人的鄙吝。展示這一笑劇之後，作者表達了葡萄牙人富有怨恨的困惑，然而最終以小公主請求皈依基督，結尾變得對西方人有利。
最後，請讓我敍述安東尼奧·德·法里亞劫奪的新娘，法里亞這個人代表葡萄牙人最好和最卑劣的行徑。他有面對任何危難的大無畏的勇氣，對發現新世界的冒險的熱愛，對基督的死敵毫無條件的怨恨，但是他也有貪得無厭的慾望，對上帝及其懲罰缺乏畏懼，因此，這是一個受到詛咒的角色，並神秘地消失在大海之中。他的死令敍事的一個範圍得以終結，在這個敍事範圍内，門德斯·平托的目的變得豐富起來了。在這前80章裡，我們讀到書中大部份的戰爭和劫掠場面，而隨後則會看到在中國的偉大的贖罪歷程，令作者對人類的苦難和正義進行各種各樣的思索。
新娘被劫的情節安排在安東尼奧·德·法里亞及其同伴無恥地進行掠奪和多行不義的敍事範圍內。看到一艘可疑的船，艦隊司令以有可能是敵船的藉口將它截停下來。然而，作者以一種巧妙的方式指出，這是一種凌辱，這種凌辱卻因安東尼奧·德·法里亞斯下令將老年婦女放到陸地上而得到加強，對她們毫不加以救助，而留下新娘，其命運不言自明。
然而，新娘給新郎的信的轉抄則構成了一種奇崛的對比並富有出人意外的效果，新郎之言把安東尼奧·德·法里亞的船弄混了。這封信是一篇愛意的訴説，是唯一的貫穿《遠行記》中的訴説，它與當時的環境簡直是大相徑庭；新娘在信中要求新郎來探望她，這在一種暴力的場景下乃是一件不穩妥的事情。信如此開頭:
若脆弱和女性的品質令我從居留地去親你的臉兒，否則就是我誠實生命的污蹟，請相信我的身體可以高飛遠舉去親吻你步履維艱的雙腳，就像饑餓的蒼鷹首次振翅高飛。(33)
那個向所愛聲明匍匐於他的腳前的女人，同為門德斯·平托提供寫作樣板的騎士小説中的遠方的高貴女性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是，通過表現這種殘酷環境下的愛和對自己的男人完全的傾心，以及通過作者運用的形象語言的描繪，東方的敍説就呈現出異樣的風光，這貫穿在東方其它女性的形象之中，令人想到貢果拉(Gongara)的風格。例如: 琉球婦女致國王母親的信如此開頭:
深海的珠貝孕育珍貴的珠寶，晶亮的星星大放光彩，金色的髮辮編上玫瑰的花環，你高高在上，立於眾人之巅，有如無價的紅寶石尊貴無比……(34)
轉抄或是發現，通過這種聲音和令人反思的形象構成作者要向我們--這些對這外部世界困惑不解的讀者展示作品的潛在意義。費爾男·門德斯·平托用這種寫作技巧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的內心之旅，讓我們發現外部世界原來是歐洲式的，上帝的法律在那裡是用鐵和火寫就的。
我們不想完備地敍述地理大發現時代旅行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所有女性形象，祇是想展示一下土著婦女如何作為風景敍説的一部份，因此而成為新大陸特徵的一種輪廓。在《遠行記》中，作為肖像畫的女性，費爾男·門德斯·平托令女性的聲音擁有一種特異功能，將之融入敍事結構的邏輯之中；通過對女性的描寫(並通過對老人和兒童的描寫)，文本就向著一種對話性和視覺性敞開，這就構成了寬廣的平面，令作者的意識能重新展現出來，而且令作為征服者的葡萄牙人的集體意識可以思考其貪婪之罪和對信仰的遺忘。
呂平義譯
【註】
(1) 作為旅行和寫作之間的歷史關係的一種觀點，請參考莫南特·阿蒂卡(Menant Artigas)所著《論旅行和書》(Des Voyage s et des Livres，Paris Hachette，1973)。
(2) 若奧·德·巴洛斯(João Barros)《Rópica Pnefma》， I. S. Revah出版，第2卷，里斯本，1955年，頁42。
(3) 研究杜亞特·巴謝科·佩雷拉(Duarte Pacheco Pereira)作品《Esmeraldo de situ orbis》中葡萄牙的經驗主義，請閲若阿金·巴拉達·德·卡爾瓦留(Joaquim Barradas de Carvalho)的重要研究著作《葡萄牙的文藝復興一追尋特性》(O Renascimento Português: em busca da sua especificidade， Lisboa: INCM，1980)和《葡萄牙文藝復興特點研究》(A la recherche de la Spécificité de la Renaissance portugaise，2 vols，Paris: Gulben kian，1983)。并請閲路易斯·菲利蒲·巴萊托(Luís Filipe Barreto)研究杜亞特的專門著述《杜亞特·巴謝科·佩雷拉和經驗論的次序》(Duarte Pacheco Rereira e a ordem do discurso empírico)，載《地理大發現和文藝復興》頁161(Descobrimentos e Renascimento. Lisboa: INCM， 1983)。
(4) 參閲《華士古·達伽馬艦隊印度首航記》(Relação da Primeira Viagem à India pela Armada chefiada par Vasco da Gama)，載《地理大發現時期的旅行》(Viagens dos Descobrimentos)，由約瑟·曼男埃爾·加爾西亞(Jose Manuel Garcia)編輯、作序和註釋，里斯本，時代出版社，1983年(Lisboa: Editorial Presenca， 1983)，頁161。
(5) 同上，頁165。
(6) 同上，頁184。
(7) 請閲伊莎欠爾·阿萊格羅·德·馬加良絲(Isabel Alegro de Magalhães)的文章《佩羅·瓦斯·德·卡米那信中的“美好的野蠻人”:16世紀一個歐洲男性的眼光》(A《boa selvageim》n'A Carta de Pêro Vaz de Caminha)，載《海洋，海上的婦女》第25期，1995年1/3月號，頁26-31(Oceanos, Mulheres no mar salgado， no.25， Janeiro/Março， 1955，PP .26 31)。
(8) 請閲佩羅·瓦斯·德·卡米那(Pêro Vag de Caminha)《書信》(Carta)，載《地理大發現時期的旅行》，由約瑟·曼努埃爾·加爾西亞(José Manuel Garcia)編輯，作序并註釋，里斯本，時代出版社，1983年(Lisboa: E ditorial Presenca，1983)。
(9) 同上，頁251。
(10) 此信為何來出版的理由，請閲若奧·羅莎·平托(João Rocha Pinto)的著作《旅行: 記憶和空間》(A Viagem: memória e espaco)，里斯本，薩·達·高士達書店出版，(Lisboa: Livraria Sá da Costa，)1989。
(11)阿爾曼多·科爾特桑(Armando Cortesão)為《托美·皮爾斯<遠東記行>和林蘭西斯科·盧德里克的著作》(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e o《Livro》de Francisco Rodrigues)所作的《導言》(Introdução)，科類布拉大學出版，1978年，頁3(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78)。
(12)同上。
(13)關於該使團的各種經歷，請閲清日明神父《殉難之使》(A em baixada martir)，澳門文化司署，1987年(Macau: ICM，1987)。
(14)請閲阿爾曼多·科爾特桑的著述，見前引書的插圖杏縮略版。
(15)同上，頁253。
(16)請閲《杜亞特·巴波沙在東方的見聞》(Livro do que viu e ouviu no Oriente Duarte Barbosa)，收入葡萄牙海外擴張文庫(Biblioteca de Expanção Portuguesa)，由路易斯·德·阿布克爾克教授(Luís de Albuquerque)主編，里斯本: 阿爾法出版公司，(Lisboa: Publicações Alfa，1989)，頁39。
(17)同上，頁11。
(18)同上，頁93。
(19)請閲《遠行記》(Peregrinação)，費爾男·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著，1952年阿多爾夫·加扎斯·蒙太羅(Adolfo Casais Monteiro)轉抄本，里斯本: INCM版，(Lisboa: INCM)1983第29章，頁91。
(20)同上，第30章，頁92-3。
(21)同上，第139章，頁516。
(22)同上，見注(21)。
(23)同上，第140章，頁521。
(24)同上，第140章，頁523。
(25)同上，第142章，頁524。
(26)同上，第37章，頁118。
(27)同上，第91章，頁316。
(28)同上，第91章，頁317。
(29)同上，第4章，頁13。
(30)同上，第151章，頁595。
(31)同上，第152章，頁598。
(32)同上，見注(31)。
(33)同上，第47章，頁153。
(34)同上，第141章，頁527。
*Ana Paula Laborinho，里斯本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