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安德特人不是後冰川時期唯一的人種。事實上,在第一武木時期,東方的西伯利亞(Afontova)和中國(資陽、麒麟山和柳江)就已經有了比其更進化的人類。(見維加·費雷拉·埃·曼努埃爾·萊唐: 《史前的葡萄牙》,歐美出版社,第二版)
彩繪陶盆
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
學者Yuan K`ang(公元一世紀)認為中國文明可以分四個歷史時期: 以使用石器為特徵的第一時期,以使用玉器(磨製石器)為特徵的第二時期,第三時期為銅(青銅)器時代和最後的鐵器時代。這種思想比C. J. 湯姆森(C. J. T h o m s e n)(1836)提出人類史前歷史分為打製石器、磨製石器和金屬三個時期的思想早若干世紀。
Yuan K`ang,在區分石器和玉器時,把一般的磨製石器歸入後者,而在磨製石器中,玉器佔有突出的位置。(1)
根據這位中國學者所説,正是在傳説中的黃帝時代,中國出現了最早的玉器。
黃帝是公元前三千年遙遠的夏朝的三位傳奇皇帝(Augusto)中的第三位,關於他的歷史祇在傳説中有所記述,而關於夏朝,直至20世紀70-80年代,仍然沒有找到任何歷史遺蹟。根據最近在中國北方的遼寧對一個具備了有組織的崇拜和明顯社會階層劃分的古城的考古發掘,可以認為夏朝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較為發達的時期。(2)
但是,由於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至今發掘的考古資料缺乏,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研究不多,因此,對這一時期知之甚少。
當前,經過對西方和東方史前歷史所作的比較,可以發現,歐洲的武木後冰川期相當於中國的大荔人即中國太古智人(前二千五百年)時期。
目前,由於缺乏地質學、古氣候學和植物化石的研究,很難想象在像中國這樣廣大的地域中,更新紀的人類居住地區的自然環境如何。人們知道,當時亞洲大陸內地的風造成了今天的黃土高原和大片的干旱地區,並且,氣候的變化和人類行為漸漸地成了人類定居的障礙。
毫不奇怪,某些在我們今天看來人類不可能在那裡通過狩獵和採集維持生存的地區,從前卻有人群在那裡定居下來,並孕育了較少遺蹟的新石器文化。但是,就在位於秦嶺支脈的半坡(陝西)挖掘出了人類最早的遺蹟,並於1953-1957年間在那裡發現了中國迄今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群落。
這些年代在公元前五千至三千年的考古遺蹟,向我們提供了中國最早的較大的農耕社會的最具體的景象。房屋是半穴居式的,屋頂用植物覆蓋著。這是一些直徑或邊長為五米的圓形或方形建築。半坡村的群落生活集中在14×21米的大於其它被稱為人類住房的長方形建築中。村外有100×200米,深5-6米的壕溝,除了可用於防衛之外,還可以排洪並灌溉附近農田。除壕溝外,還在兩處發現了長方形墓地,一個是女性墓地,另一個是男性墓地,這似乎表明了某些喪葬規定的存在,最明顯的就是不同性別的人分開。兒童被裝在陶罐中,埋在屋裡或屋子附近的地下。
在我們今天較為瞭解的這個時期以前,中國出現了一個約為十萬年的空白,這使我們不禁產生許多疑問,在舊石器時代後期,直至最早的新石器時代居民出現的(D.& V. Eliseeff,1979)這片廣大地域發生了甚麼情況?
自舊石器時代前期,在中國出現了種類相當多的早期人類活動。但是,現在的考古發現表明存在一個古人類網,其密集程度比人們憑藉為數不多的遺蹟所能估計到的要大得多。
自中更新紀結束和整個舊石器時代前期(公元前約五十萬至二十萬年),北京人居住在黃河流域今天中國首都的附近地區。他們使用的工具與阿舍利人所使用的工具類似,雖然簡單,卻已經過火的加工或燒煉。20年代,在周口店洞穴中發現了他們的最早遺址。在較長的時間內,他們被認為是中國唯一的原始人群。今天看來遠遠不是這樣,因為不論在中國的北方如陝西,還是在南方,都發掘了大量遺址。自60年代起,考古發掘成倍地增加,現已發現了若干北京人祖先的化石(吳新智,1991)。
據一些人類學家認為,在已經變得炎熱而潮濕、適合各種方式的生活,特別是適合“自發性”農業的南中國的居民的影響下,居住在黃河流域的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緩慢地自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演化。也許正是在那裡,蒙古人種具備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獨特特點。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出現在其北方即匼河-丁村,它派生於舊石器時代後期的元謀文化(賈蘭坡,1980)。
事實上,中國舊石器時代後期智人自本世紀20年代就已為人知了,他們的遺蹟在周口店的上層洞穴中被發現。但在此之後的50年代,中國一些省也發現了此類遺蹟。這些似乎在中國土地上大約平行進化的人類在未及對他們作出明確結論的時候便消失了,直至他們帶著蒙古人的地方特點和公元前三千至一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以現代人的面貌重新出現,在身後留下一個巨大的考古學空白。
在中國,還不可能找到關於來自狩獵和採集經濟作物向生產型經濟緩慢演進的線索。
黃河流域和渭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遺蹟似乎是突然出現的,在這些人類和他們使用打製石器的祖先之間留下了一個幾千年的空白。
根據北京學派,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佈中心應當像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的肥沃的土地上那樣,位於中國北部的廣大平原。
但是,除了科學給予我們的知識和這些知識尚不足以解釋中國人自打製石器向磨製石器的生物和文化進化之外,關於他們最早的城市-國家以及世界和人類的起源的傳説卻在中國歷史上代代相傳。
在中國的太古時代,即公元前數千年中,“地母”和生殖崇拜起著穩定母子關係即保證人種延續的關係的作用,忽視同伴關係和在後來的儒家倫理中受到極大珍視的父子關係。
女性是母親。父親是不確定的陌生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的作用祇是生育。(3)在古代,婦女不使用自己家的名字,例如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的劉先生的妻子就叫張氏和鄧氏(Denyse Verschuur Basse,1993)。
在遙遠的時代,在中國的許多故事中英雄總是女性。事實上她是母親,是生殖和家族延續的象徵,在太古中國的精神生活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
如果可以把散布於廣闊領土之上、在儒學影響之下轉變為一個父糸社會之後仍然為財富和土地而爭鬥的後來取得統一的古代諸國稱為中國的話,似乎女性的作用在古代中國極其強大,以至於在公元7世紀一位以其聰明才智領導了男性的世界的女皇被載入史冊。當時,儘管女性的社會地位極其低下,但是仍然出現了許多贊美女性的著名詩人如李白寫的詩詞(Libbrecht,1985,Meyer,1986)。
然而,越來越強大的儒學影響終於贏得勝利並最後將女性投入黑暗之中,把她們置於一個絕對屈從的地位。這種狀況在理論上一直保持到民國的建立(1911),然而實際上一直保持到幾十年以前。
父母不希望有毫無用處的女孩子。溺死女嬰成了司空見慣的事,(4)由雙方家庭做主的婚姻使女性像具有生殖功能的物品似的歸夫家所有,對自己的家庭則無大的益處。在中國,家庭關係的所有規則作為社會秩序的組成部份而被嚴格制定。
在幾百年間,女性從神的位置下降到真正奴隸的地位。
除了反映女性在太古中國的形象的考古發現之外,神話使我們看到,也許由於當時女性的優越地位而使其作為女始祖扮演著重要角色。
但是,需要指出,由於在中國(通過地方文獻關於鬼神的記載而知的)神話的概念相當新,對中國神話學的研究不能像研究希臘人和羅馬人留給我們的神話學那樣輕而易舉,因此,所有詮釋必須極其謹慎。
就連今天的中國人要從他們的古老神話中得出結論也感到非常困難,這主要是因為基本上經儒學思想培養的學者總是表現出對神話的厭惡,因此使得這些違反正統價值觀的人鬼混淆的故事流傳至今時失去了連貫的內容,並且有時甚至是矛盾的。
可以肯定,唐代故事(618-906)、元劇(1280-1368)和明代長篇小説(1368-1644)都包含了有趣的傳説內容。但現在為時已相當晚,記載已經失去了最初的活力,文學的作用僅僅是與古老的信仰保持綿長的聯繫。正如一個中國格言所説: “一條河的顏色、力量和面貌在源頭和在海口是不一樣的”(Rémi Mathieu,1989)。
最近,一些學者試圖將中國的神話匯編成集,以便對其結構進行研究,從中獲得一些有關太古中國的思想和社會構成的資料。但是,這項工作是艱巨而有風險的,因為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許多思想接受了外來的影響,古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原有的風貌。
然而,在我們看來,流傳至今的中國古老的神話中,一位年輕的女媧的神話特別有意思。非凡的盤古創造了世界之後,女媧按照自己的樣子摶土造人,創造了人類。
對於中國現代學者來説,女媧是一個女神。對於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來説,她是宇宙的創造者盤古的妹妹(Chu Binjie,1989)。他們認為女媧對世界的美麗所感到喜悅是不容置疑的。天上有明亮的太陽、月亮和數不清的星星,地上有山川、河流、茂盛的花草樹木,那裡鳥類和其它動物繁衍生息。
但是,在她看來,這個巨大的工程中似乎缺少了甚麼。需要有一種類似神靈的模樣、比其它動物更聰明、能夠自身繁衍並管理天下所有生物的新的生命。(5)不然的話,女媧想,儘管風光可能更美麗、各種生命的數量會增加。但是,世界仍將與從前一樣荒涼而寂寞。
經過思考,女媧從地上摶起一撮撮粘土,按照自己的樣子做成一個個能夠站立在地上、會走路、會説話的小人。女媧興致勃勃地造出了無數男男女女的人,他們在她的周圍跳躍、呼喊。
女媧給這些新的生命起名為人,這是一個象形字,表示直立、兩隻腳穩穩地踩在地上的意思。
但是,女媧發現,儘管自己已經造出了無數個人,他們卻不能遍佈整個地球,於是,為了加快製造的速度,她拿起一根繩子,在繩子的兩端繫上一塊大石頭,將石頭沾上粘土,不停地甩起來。甩出去的粘土神奇地變成了一個個呻吟著降生的小人。
數不清的、各種各樣的人就這樣被造了出來。
為了使他們不斷增加,女媧教會了他們建立婚約並組成家庭。
這樣,女媧成了人類慈祥的創始人和母親,她後來又一次挺身而出是在火神和水神因糾紛而爭鬥致使支撐天空的四根柱子之一倒塌。當時,大地震動,滾動的石頭相互摩擦引出的火星燒著了田野和森林,而從地下噴湧而出的水又將這些田野和森林淹沒在洪水之中。
情況危急。
住在大地之中的女媧被這場大災難震動了,她用五彩石修復了天空,因此而製造了彩虹,並將人們失去的和平還給他們。由於天地失去了平衡,宇宙的中心傾斜了,結果出現了四季,使田野變得更加繁榮而美麗。
因此,那場可怕的洪水的倖存者的後代感謝仁慈的母親並對她頂禮膜拜(Chu Binjie,1989)。
關於女媧,眾説紛紜。在中國古代的一些記述中,儘管認為她是一位女性,卻把她與傳説中三位最早的皇帝之一的伏羲混為一談。另一些記述則認為,她是這位傳説中的國王的妹妹或妻子。在漢代(前三世紀-公元三世紀),女媧的形象是蛇身人首,纏繞在中國人認為創建了夏代第一個王國的伏羲的身上。
女神-母親還有更多的功績: 她發明了笛子和河流(Rémi Mathieu,1989)。
根據中國古代的這些神話,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應自公元前9000-6000年時候的伏羲開始。但是,在甚麼地方……?
據傳説記載,中國的歷史自伏羲開創了中國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由著名的神農氏續寫下去,他教會了人們耕種,並有後來的黃帝延續,當時已經出現了最早的有組織的城市-國家,即與蘇美爾、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並列稱為古代四大文明的中國文明。
黃帝應生活在約五千年前。但是,至目前為止,沒有考古資料能夠證明這種與在地球的其它廣大地區觀察到的那些文化同時代的文化在中國土地上的存在。在中國,證明具有政治、藝術和宗教生活、有組織的城市的存在的最古老的資料僅能追溯到公元前12世紀,即一個相當晚的時期。
80年代初,在遼寧西部靠近內蒙古赤峰地區,發現了一處古代文化遺蹟,即以山脈名稱命名的紅山文化,在那裡發掘出了第一批關於以國家形式組織的最早的中國社會的證據。由此看來,傳説中的黃帝和夏朝不僅僅是一個神話,因為遼寧的紅山關於這種豐厚的文化的遺蹟極其豐富。那裡除發現了飾以黑色的紅陶器之外,還有大量用石頭打製和磨製而成的大型農具,以及可能為統治階層使用的石頭磨製的飾物。在發掘出的農具中,一付巨大的石犁和一把大石鋤尤為引人注目,它們似乎説明了農業在那個地區的重要性及其達到的較高水平。
最近,在同一個地區,發現了墓地和與生殖崇拜相關的女神廟遺址,以及一個線條非常優美的長26厘米的墨綠色玉龍。在內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這條玉龍是中國最早的代表作品,使其象徵性的起源從以前人們所掌握的時間向前推了約兩千年。但是,在發掘出的文物中,最有意思的就是5-8厘米高溫燒製而成的懷孕女性裸體陶塑。這些塑像與今天人們所瞭解的歐洲和近東的奧瑞納維納斯具有顯而易見的一致性。
不過,這種在中國唯一發現的塑像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而在綠色岩片上雕刻的最早的歐洲同類塑像可以追溯到三萬七千年至二萬九千年前。
對於一些人來説,由於現在地中海和非洲的一些人種認為女性有驅邪和保護的能力,所以,歐洲的維納斯是被作為懸掛物使用的,起著偶像或辟邪物的作用。儘管當前人們普遍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歐洲的維納斯與生殖崇拜相關。但是,一些人還是將它們與保護魔法的使用聯繫在一起。
當然,在中國,與西方的維納斯類似的塑像是用於生殖崇拜的,但是,為了減少生產過程中的意外或避免不育,就像今天在澳門那些守舊的中國人中見到的那樣,其作用與保護魔法的使用有關亦非不可能。
作為對這種推測的支持,在遼寧最近開始發掘的紅山女神廟的殿堂裡就出現了一個已相當破碎的巨型女神陶塑像,其頭部是保存最好的部份。圓形玉片為其眼睛,面部與人們熟悉的美洲古老的土著文明中的神靈形象相似。這個頭部長22.5厘米的女神像是在中國發現的所有這類塑像中年代最早的,大約有五千五百年的歷史。為她修建的巨大的祭壇呈圓形,朝南而建,直徑為2.5米,周圍被圍以極薄的石板,石板上鋪著一層小卵石。人們在祭壇周圍發現了二十餘個不同的陶塑像的殘塊,其中有兩個比較完整的塑像肯定是女性,即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中國的維納斯。需要指出,這些小型塑像的大小一般在6.8和5厘米之間(與大部份歐洲同類塑像的大小一樣)。它們都是裸體塑像,呈半直立狀態,腿略微彎曲,腹部隆起呈懷孕狀,臀部突出卻不誇張,左臂彎曲,左手貼於腹部,表示生育。遺憾的是沒有找到頭部。但是,體態特徵突出,這些特徵今天仍然是東方女性的特徵: 身材苗條,臀部和大腿較瘦小,乳房小而呈圓錐型。
在這些小塑像中,有兩個女性的坐像十分突出,根據一件復原品的高度推測,這兩個塑像約有半米高。同樣是裸體像,兩手交叉貼於上腹部,兩腿交叉,腳放在膝蓋上。其中一個塑像的腰部繫著一條帶子。這些塑像十分珍貴,因為對其進行的研究將為瞭解遠離傳統上被視為中國文明搖籃的黃河流域的古老的紅山文化作出有價值的貢獻。
由於在遼寧沒有找到金屬物品,一些中國學者認為這種文化還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但是,如果説這種文化已經有了具象徵意義的龍,並且擁有有組織的崇拜的話,那麼,它就應當已經具備了一個相當發達的社會結構。對散佈在女神廟附近的紅山高海拔地區及其山脈的同一時代石冢的研究使這種推測更具有説服力。觀察整個紅山文化的遺址,會發現女神廟位於中心位置,墓冢在其周圍排列成二十多層。女神廟和墓冢之間存在明顯的聯繫,其佈局比較複雜,這反映了當時這一地區居民的社會及宗教意識。
據信,紅山女神廟是用木頭和草建築的,頂部用泥,還在此發現了紅白相間的非常漂亮的幾何型圖案的牆飾遺蹟。廟的正殿位於中央,周圍有幾間側殿。不難想象這裡是一個祭拜的地方,一個高貴而華麗的殿堂,排列著大小不等的神靈的塑像。
根據中國的資料,紅山文化的人類塑造這些神像是為了在它們身上寄托對好收成和多產的希望,通過這種方法向女神娘娘、地母乞求生活富足幸福。人們相信,在一個神靈的群體中有一位是主要的--一位女神--就像男人們中發生的那樣,領導著其它神靈。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紅山人的宗教觀念已經超越了對自然和古典圖騰的崇拜階段,也許正處在以土地一神論為特點的比較先進的祖先崇拜階段。
誰是這位女神娘娘呢? 是女媧嗎?
在得出結論時,人們會問:
西方的錐納斯與似乎已由有組織的國家的一種文化頂禮膜拜的女神娘娘即據信是為其專門修建的祭壇上的唯一人物--中國的維納斯之間有甚麼聯繫? 當時的中國社會到底是女權社會還是(或)母系氏族社會?
應當注意,在歐洲中部出現的新石器時代的女神是受了近東的影響,其代表是許多熟土製作的塑像。
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國和西方的維納斯在人體線條上的差異。在西方,塑像沒有刻劃清晰的頭部,這似乎是有意為之,臀部肥大,胸部隆起,這與中國維納斯的苗條體態形成對比。中國維納斯更接近被認為是少女塑像的Galgenberg和Sireuil的塑像。如果説在西方被突出的是大腿、肥大的臀部和胸部,那麼,在中國僅僅突出了腹部。因此,Leroi -Gourhan提出的模式之一即對西方維納斯的菱形表達似乎不適用於中國維納斯,並將東方女性排除在這種幾何學形式的所有象徵關係之外。在西方,石頭維納斯沒有腳的情況也出現在紅山維納斯身上,但是,這也許是因為殘缺的原因,因為在那裡發現了大型塑像的腳的零散碎塊。
以由於其面孔而非殘缺的身體部份而與其它歐洲維納斯不同的Brassenpony維納斯為例,將其與紅山玉石眼睛的女神的頭部作一個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前者的嘴未經很好的刻劃,其眼睛和耳朵被一個類似面紗的東西所遮蓋……那是一位神秘的女性,既不能看,也不能説或聽。與之相反,中國的女神維納斯有一張精心勾劃的大嘴,有玉石作的球形眼睛,這種玉石被認為不會腐爛和具有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特點,其耳朵和鼻子也十分清晰。
這是一個看得見並全神貫注的神。
還沒有找到這個中國維納斯身體的其它部份,及其祭壇附近的其它不同的小型塑像的頭部。然而,令人吃驚的是,所有出土的小型塑像都沒有頭部和完整的四肢。難道是某種古老禮儀的結果? 還是純屬偶然?
中國維納斯的姿勢也須提及。是分娩的姿勢嗎? 彎曲的腿使她們可以運動,這在大部份歐洲維納斯是沒有的。事實上,除了Galgenberg的跳舞的維納斯和Algarim的維納斯之外,歐洲維納斯是不能活動的形象。
觀察遼寧紅山的陶製塑像--根據我們的推測是一些懷孕的作出分娩姿勢的女性,也許我們將可以把其作用與Jeanne Bulté在1991年描述的埃及的生育和新生兒護身符特別是與今天仍可在蘇格蘭皇家博物館見到的一種塑像聯繫在一起。(6)
這些埃及彩釉陶器形式的護身符有若干形狀,但是,在它們中間最常見的是與母性相關的裸體和懷孕女性Bé神形象。在埃及,還出現了許多被砍下的女性頭部塑像。紅山的小型維納斯也是無頭的,但……與在埃及相反,在這裡找到的是塑像的身體部份。
難道是同樣的禮儀嗎? 玉石眼睛的女神與埃及Bé神(7)的形狀似乎塑造於公元前9-8世紀,前者的頭部與後者的身體部份具有一致的作用嗎? 或者前者就是女神娘娘女媧的塑像?
我們期待著在遼寧發現更多的考古遺蹟和對已經出土的文物的研究,以便有可能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結論。
如果我們考慮到北京的天壇、神農壇和明代的十三陵是中華民族的代表建築的話,那麼,紅山的祭壇、玉眼女神廟和整個石冢群就更具有重要性,它們是其文明曙光的最美麗的瞬間。而且不僅如此,因為這道曙光是對女性、對創造了所有男性的女創始人、對多產而善良的地母的讚美。她養育並關懷了所有人,在每一個春天到來的時候,她喚醒生命,即自所有生命第一之沐浴陽光的混沌時代起盤古創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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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ets,William: 《L'Art de la Chine》,巴黎,La Bibliothèque des Arts,1965。
蔚 玲譯
【註】
(1)毫無疑問,玉石雕刻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最明顯的特點,不僅如此,在此之後的幾千年,它一直為中國歷史上不同朝代的藝術家們所關注。
(2)在遼寧還發現了二十九萬年前的直立人化石碎片。
(3)80年代,在新疆發現了刻在高處石壁上的人像,其中,性行為和男性生殖器官十分突出,這似乎表明了當時對父親在生育子女方面的作用的認識。這些石刻及其在附近出土的殘片復原品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五百年(Wang Binghua,1991)。
(4)20世紀中葉,在中國還常常見到這種做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1)。
(5)古代對中國皇帝的稱呼。
(6)由於缺少化石殘片,不可能精確地估計出大荔人的腦容量。
(7)Jeanne, Bulté: 《Talismans Égyptienees d′heureuse maternité》,巴黎,CNRS’1991。
*Ana Maria Amaro,新里斯本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博士,社會及政治學學院(人類學系)教師,若干國際機構例如人類學協會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