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第一次有了女性的自覺是在高中一年級。那時抗日戰爭剛剛勝利，我的家鄉貴陽山城，到處是美國兵。我的學校離家三十多里，每個周末回家，都會遇到美國兵嚼著口香糖，伸出大姆指叫“頂好”; 他們開著吉普車，載著花枝招展的時髦姑娘橫衝直闖: 還常常怪模怪樣地衝著我喊; “漂亮姑娘，要不要搭車? ”我總覺得受了莫名的侮辱。有一次，我和堂姐在碧綠的溪水裡游泳後，正穿著游泳衣坐在橋頭曬太陽，來了一群醉醺醺的美國兵，他們先是説説笑笑，後來就動手動腳，竟將堂姐推落水中。堂哥一見大怒，用相當流利的英語和他們爭吵起來。美國兵一看堂哥能開“洋腔”，頓時有些氣餒，終於被迫道了歉。後來發生“沈崇事件”，美國兵強奸了北京大學的女學生，凶手竟被引渡回國，無罪開釋，掀起了全國學生運動的軒然大波。我聯繫自己的經驗，深感民族的屈辱。
高中三年級時，我已下定決心，一定要離開這群山封閉的高原之城。我一個人搭便車到重慶參加了高考。這是一輛運貨的大卡車，我坐在許多木箱之間颠簸，穿行在雲霧和峭壁之間。久已聞名的甚麼七十二拐、吊屍岩等名目嚇得我一路心驚膽戰! 好不容易來到了重慶沙坪壩原中央大學舊址，西南地區的考場就設在這裡。大學生們早已放假回家。我們白天頂著38-39℃的高溫考試，晚上躺在空蕩蕩的宿舍裡喂早已餓扁了的臭蟲。那時是各大學分別招生，我用了二十天參加了三所大學的入學考試。回貴陽後，得知我的中學已決定保送我免試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不久，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大學的錄取通知也陸續寄到。我當然是歡天喜地，家裡卻掀起了一場風波! 父親堅決反對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被共產黨圍城，兵荒馬亂，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出去亂闖，無異於跳進火坑! 他堅持我必須呆在家裡，要上學，就上家門口的貴州大學。經過多次爭吵，懇求，直到以死相威脅，父親終於同意我離開山城，但祇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學。如果我那時真的上了中央大學，幾個月後，我就會隨校遷往台灣，我的一生將會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個故事。然而我卻堅決要立即奔赴革命學生運動的中心--北京。母親支持了我，我們對父親祇説是去南京，母親另給了我十個銀元，默許我到武漢後改道北上。
我終於來到武漢，找到北京大學北上學生接待站。領隊是武漢大學物理系一年級學生，他也是為了革命，自願轉到北大歷史系一年級，再作新生。我們從武漢坐江船到上海，轉乘海船到天津。一路上，領隊教我們大唱解放區歌曲。當然不是大家一起學，而是通過個別傳授的方式。也許由於我學歌比較快，他總是喜歡先教我，我們再分別去教別人。三天內，他會唱的幾首歌，大家也都合唱了。最愛唱的當然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還有“山那邊呀好地方，一片稻麥黃又黃”，以及“你是燈塔，照亮著黎明前的海洋”等等。當北大學生打著大旗，到前門車站來接我們時，我們竟在大卡車上，高唱起這些在內地絕對違禁的歌曲來! 我激動極了，眼看著古老的城樓，紅牆碧瓦，唱著有可能導致被抓去殺頭的禁歌，真覺得是來到了一個在夢中見過多次的自由的城!
我的“真正的”大學生活，精確説來，祇有五個月，但這卻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時光。我投考所有大學，報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鬼使神差，北京大學卻把我錄取在中文系。據説是因為沈從文先生頗喜歡我那篇入學考試的作文。全國最高學府濃厚的學術氣氛，老師們博學高雅的非凡氣度深深吸引著我。我們大學一年級課程有: 沈從文先生的大一國文(兼寫作)；廢名先生的現代作品分析；唐蘭先生的説文解字；齊良驥先生的西洋哲學概論; 還有一門化學實驗和大一英文。大學的教學和中學完全不同，我真是非常喜歡聽這些課，我總是十分認真的讀參考書和完成作業，特別喜歡步行半小時，到沙灘總校大實驗室去作化學實驗。
我喜歡唸書，但也惦記著革命。1948年秋天，正值學生運動低谷。“反饑餓，反迫害”的高潮已經過去，國民黨正在搜捕革命學生，一些學生運動領袖正在向解放區撒退。1948年寒假前，我們還能正常上課，祇搞過一次“要生存，要活命”的小規模請願。我跟著大家，拿著小旗，從四院步行到沙灘校本部去向胡適校長請願。那時，校本部設在一個被稱為“松公府”的四合院中。我們秩序良好地在院裡排好隊，胡適校長穿著一件黑色的大棉長袍，站在“孑民堂”前的台階上接見了我們。他很和氣，面帶憂傷。我已忘記他講了甚麼，祇記得他無可奈何的神情。這次請願的結果是: 凡沒有公費的學生都有了公費，凡申請冬衣的人都得到了一件黑色棉大衣。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學畢業。
這時，我又參加了北大劇藝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了我從未接觸過的革命文藝。我一夜一夜不睡覺，通宵達旦地看《靜靜的頓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高爾基的《母親》，還有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我們劇藝社排演了蘇聯獨幕劇《第四十一》。我擔任的職務是後台提詞。那位紅軍女戰士在革命與愛情之間痛苦掙扎，最後不得不親手開槍打死她心愛的“藍眼睛”--她俘虜的一個白軍軍官。每次排練至此，我都會被感動得熱淚盈眶。民舞社每週兩次，由總校派來一位老同學教我們學跳新疆舞·這些美麗的歌舞與隱約可聞的圍城的隆隆炮聲和周圍緊張的戰鬥氣氣是多麼的不協調! 但它們在我心中卻非常自然地融為一體。我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就到樓頂去站崗護校或校對革命宣傳品。那時北大的印刷廠就在四院近鄰，深夜，革命工人加班印秘密文件和傳單，我們就負責校對，有時在印刷廠，有時在月光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對一本小冊子，封面用周作人的《秉燭夜談》作偽裝掩護，扉頁上悚目心驚地寫著: “大江流日夜，中國人民的血日夜在流! ”這是一個到過解放區的北大學生寫的他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稱得上文情並茂，感人至深。
1949年1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輝煌地進入北京城，我的生活也翻開了全新的一頁。“新社會”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延安文工團帶來的革命文藝。談情説愛的新疆歌舞頓時銷聲匿跡，代之而起的是響徹雲霄的西北秧歌和震耳欲聾的雄壯腰鼓。文工團派人到我們學校來輔導，並組織了小分隊。我們大體學會之後，就到大街上去演出。有時腰上繫一塊紅綢扭秧歌，有時背著繫紅繩的腰鼓，把鼓點敲得震天響。市民們有的報以微笑和掌聲，有的則透著敵意和冷漠。我們卻個個得意非凡，都自以為是宣告舊社會滅亡，新社會來臨的天使和英雄。
1952年，我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最年輕的助教，是解放後共黨培養起來的第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我也以此自豪，決心作出一番事業。到了1957年，中文系陸續留下的青年教師已近二十名。我所在的文學教研室也有十名。當時人文科學雜誌很少，許多雜誌又祇發表學已有成的老先生文章。年輕人的文章很少有機會發表。我們幾個人一合計，決定在中文系辦一個中型學術雜誌，專門發表年輕人的文章。我們開了兩次會，商定了兩期刊物準備用的文章，並擬定了文章標題；大家都非常興奮，以為就要有了自己的刊物。會後，大家分頭向教授們募捐，籌集經費。這時，已是1957年5月。我的老師王瑤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而又善觀形勢的人，他警告我們立即停辦。我們還莫名其妙，以為先生不免小題大作，對共產黨太不信任。
然而，歷史自有它的詭計，這一場“千古大手筆”的“陽謀”傷透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心，使他們的幻想從此滅絕。我們參加辦刊物的八個人無一幸免，全部成了“右派”。因為，圖謀辦“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擺脫黨的領導，想擺脫黨領導，就是反黨! 就這樣，1949年後文學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絕大部份成了右派。尤其是我，不知怎麼，一來二去竟成了右派頭目，被戴上“極右派”的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每月十六元生活費，立即下鄉接受監督勞動。
宣佈這一決定時，我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剛滿月，大女兒四歲半。我至今感激不知是哪一位領導動了惻隱之心，特准我延遲半年再去農村，以便給剛出生的嬰兒喂奶; 我原是一個很健康的女人，奶水十分充足。然而，嬰兒吃了我的奶，卻始終瀉肚不止。老人們嚷著説這是因為我心情不好，奶中有“火”。我真不知道這半年我是如何渡過來的! 我祇記得當時我反反復復考慮的祇是一個問題，那就是孩子長大後，還能參加少先隊，還能參加共青團麼? 他們是不是要在自己未來檔案的每一張表上都被要求填上他們的母親是人民的“敵人”? 他們會不會一輩子背上“反革命子女”的黑鍋而被永遠打入“另冊”? 有誰會來幫助我回答這些問題呢? 我過去的同志們早已視我如蛇蝎! 我祇能任由自己在這些問題中活埋，窒息，受盡熬煎。半年時間飛馳而過，很快到了假期的最後一天! 當天下午，我接到了立即下鄉的通知，第二天捲鋪蓋走人，也來不及等到週末和正在近郊農村辦學的丈夫告別。
在北京遠郊的叢山峻嶺中，我們從山裡把石頭揹下來，修水庫，壘豬圈，我盡全力工作，竟在勞動中感到一種煥發，除了專注於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讓石頭從肩上滾下來，大腦可以甚麼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處倒頭一睡，千頭萬緒，化為一夢。我越來越感到和體力勞動親近，對腦力勞動逐漸產生了一種憎惡和厭倦，尤其是和農民一起的時候。這幾年，正值全國範圍內無邊無際的大饑餓，我們每吃的東西祇有杏樹葉，榆樹葉，加上一點玉米渣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後來，許多人得了浮腫病，我卻很健康。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善於享受那種勞動中的舒心和單純，另一方面也是得益於我是女性。男“右派”們很多，他們祇能群居在一間又陰又黑的農民存放工具的冷房裡，而女“右派”祇有我一人，既不能男女雜居，就祇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們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貧農翻身戶，老大爺大半輩子給地主趕牲口，五十多歲，分了地主的房地、浮財，才有可能娶了一個老大娘過日子。奇怪的是老貧農卻划不清界限，老兩口竟把我當親女兒般看待，我也深深愛上了這兩個受苦的人。老大爺給生產隊放羊，每天在深山裡轉悠，山上到處都有核桃樹，樹上常有松鼠成群。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幾個核桃，有時也撿回幾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幾天，我們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這些難得的珍品。老大娘還養了三隻雞，除了應賣的銷售定額，總還有富餘讓我們一個月來上一兩次雞蛋宴，一人吃三隻雞蛋!
直到1961年秋，大躍進的勁頭已過，饑餓才逐漸緩解。水庫被證明根本蓄不了水，豬回到了各家各戶，集體豬圈也白修了。農村一下子輕鬆下來。我也被分配了較輕鬆的工作，趕著四隻小豬滿山遍野尋食，領導者意在創造一個奇跡，不買糧食也能把豬養肥。從此，我每天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一早趕著小豬，迎著太陽，往核桃樹成林的深山裡走去。我喜歡這種與大自然十分貼近的一個人的孤寂。然而，在這種情形下，不思考可就很難做到了。思前想後，我為自己策劃著未來的生活，以為最好是找一個地方隱居，從事體力勞動，自食其力。然而沒有糧票，沒有戶口，到哪裡去隱居呢? 寺廟，教堂，早已破敗，連當“出家人”也無處可去。人的生活各種各樣，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深入瞭解過農民的生活。他們雖然貧苦，但容易滿足，一無所求。他們像大自然中的樹，葉長葉落，最後是返回自然，落葉歸根。我又何必一定要執著於過去的生活? 或者説過去為將來設計的生活? 轉念一想，難道我真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嗎? 無非也祇是一個夢! 想來想去，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幫了忙; 樂天安命，隨遇而安。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每天趕著小豬，或引吭高歌，長嘯於山林，或低吟淺唱，練英語，背單詞於田野。
我於1962年底，奉命返回北京大學，恢復公職，職務是資料員。據説，為避免再向純潔的學生“放毒”，我再也不能和他們直接接觸了。我的任務是為上課的教員預備材料，註釋古詩。這對我來説，倒真是因禍得福。一來我可以躲在資料室裡，逃過別人的冷眼；二來我必得一字一句，對照各種版本，求得確解。這是硬功夫，大大增強了我一向欠缺的古漢語功底；三來這些極美的詩給我提供了一個可以任意遨遊的美麗的心靈世界。
就這樣，迎來了1966年“史無前例”、“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折辱，受屈，都不必細説了。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中國頭號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後來回憶的: “他們把我置於高台‘批鬥’，群情激昂，但我卻在心中默唸‘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看來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老莊、佛道思想確實幫助中國知份子渡過了難關。説來別人也許難以相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是翻天“右派”，我丈夫是“走資派黑幫”，我們轉瞬之間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萬隻腳”，不但家被查抄，每天還要在烈日之下“勞改”挨鬥，但是我們真的從心裡感到這次“革命”給中國帶來了希望。我們似乎預見到中國即將有天翻地覆的大變化。當時還廣泛宣傳巴黎公社原則，這就意味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的最高工資，意味著全民選舉，人人平等。我們都想，如果國家真能這樣，在這新生命出現的陣痛中，個人受點苦，又算得了甚麼? 後來才明白，這些都祇不過是一種幌子。我們付出了極高代價，卻一無所獲，倒是國家大大傷了元氣!
而我個人最大的、無法彌補的損失則是永遠失去了我的母親! 那時我們住在校園內，附近的學生宿舍是打派仗的中心，大樓頂上都安裝著強力彈弓，時常傷人。兩個孩子成了造反派的“小尾巴”。九歲的兒子很會爬樹，常常爬上樹梢，有時為一派裝喇叭，有時偷另一派的喇叭(當時處處都有宣傳、喊話用的高音喇叭)；十三歲的女兒能言善辯，常向她認為不合理的事挑戰，常常湊熱鬧，和人辯論。在那樣的環境下，這些都足以遭致殺身之禍! 因為他們都是“黑幫子女”! 我不能不將一對兒女送到住在北大與清華之間的母親的家。沒有想到幾天後就有人找上母親的門，勒令她不准收留“黑幫崽子”，要收留，就得給孩子掛上“黑牌”，以免“混入群眾隊伍”! 母親又氣，又急，又怕，當天晚上劇烈頭疼，送進醫院。那時，有經驗的醫生都早已被踏翻在地，一位“革命大夫”將腦血管瘤破裂誤診為腦膜炎。母親第二天就死於非命。
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終於告一段落，1969年，我們來到了風平浪靜的五七幹校鯉魚洲。那時，剛滿十六歲的女兒宣告“決不作繞樑而飛的乳燕，要做展翅翱翔的雄鷹”，她和她的伙伴一起，毅然奔赴了中蘇邊境的北大荒，當了黑龍江兵團的一名戰士。鯉魚洲是在江西鄱陽湖邊圍湖造田的產物，也就是築一道壩擋住湖水，在堤這邊種田。這與湖水一堤相隔的湖底是一望無際的沼澤，荒無人煙，沒有房屋。我們自己動手，就地取材，用蘆葦和竹子造屋，在湖底種田。從湖底仰看鄱陽湖上的點點白帆，就像白天鵝在藍天上航行。我倆帶著十一歲的兒子，在這個因血吸蟲肆虐而被農民遺棄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年! 我和丈夫雖然分住在不同的連隊，但兩週一天的假期總可以一家人一起沿著湖濱散步，那就是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如果沒有甚麼急行軍，緊急集合，“深挖細找階級敵人”之類的干擾，日子過得也還挺平靜，比起以往階級鬥爭的急風暴雨，總算鬆了一口氣。我因有過去勞動的基礎，並不覺得幹活有多麼艱難，倒是很快就當了插秧先鋒、製磚能手之類。那時，既然前途渺茫，連猜測也難，人們也就不再多想，我又做起歸隱田園的好夢，幻想有一間自已的茅草屋，前院養雞，後院養鴨，房前種豆，房後種瓜，自得其樂。這時，我的好友彭蘭(願她安息!)曾寫了一首廣為傳誦的詩，詩曰: “三十餘年轉眼過，事業文章兩蹉跎，鯉魚洲前觀夕照，百萬工農唱凱歌。”我想人們喜歡它，也許正因為它那難言的悲涼和反諷罷。
雖然我們的“領導”總是教導我們，應該扎根農村，成為未來的“鯉魚洲人”的祖先。我也以為這次一定是要圓了我的田園歸隱夢了，然而1972年底的一天，一聲令下，突然決定全部“鯉魚洲居民”立即返校。我們既不知何所為而來，也不知何所見而去，也不知是憂是喜。大家匆匆忙忙，殺了所有的雞，開了個“百雞宴”，又宰了廚房裡養的好幾頭豬；扔下了好不容易買來的抽水機、發動機和各種新農具，還有我們親手修建的茅草屋。當載運我們的大卡車在沿湖大堤上緩緩而行，我心裡充滿了悲哀。兩年來，就在這荒灘上，埋葬著十餘位我的同伴的屍骨，其中，六人橫渡鄱陽湖去為大家買菜，浪大船小，無一生還；二人死於路滑翻車；三人莫名其妙地自殺；另外的人或死於血吸蟲病，或因缺藥少醫，治療不及，死於非命。
我不是一個相信命運的人，但人的一生充滿了千百種可能性，究竟哪一種會成為現實，的確純屬偶然。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招收了一些留學生，開始時是北朝鮮和非洲學生，後來，歐美學生逐漸多起來。當時，大家都不大願意給留學生上課。因為誰都沒有這樣的經驗，和外國人相處，會有很多麻煩，如果他們提些怪問題，怎麼辦? 弄不好，還會被扣上“裡通外國”之類的罪名；況且教學內容也很難安排，按老的一套講，學生不會愛聽，講點新東西，又怕出錯誤; 因此，大家都不太願意去。我也因為沒有甚麼討價還價的本錢，祇好讓幹甚麼，就幹甚麼，於是，我被分配去教一個留學生班的現代文學。我的這個班二十餘人，主要是歐美學生，也有從澳大利亞和日本來的。沒有想到對這個留學生班的三年教學卻全然改變了我後半生的生活! 為了給外國學生講課，我不能不突破當時教中國現代文學的固定模式，否則就不會有人聽我講。為了讓我的學生較深地理解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我不得不進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以及西方作品在中國傳播的情形。這一在學術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問題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開始系統研究20世紀以來，西方文學在中國如何被借鑒和吸收，如何被誤解和發生變形，從此與比較文學學科結下了不解之緣；又出由於幾位聽我講課的外國學生的好評，我完全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去美國哈佛大學進修一年的機會，接著又在柏克利加州大學當了兩年客座研究員。
我始終懷念在哈佛大學的那些日子，特別是那裡的學生宿舍。每個宿舍都是一個很大的庭院。我居住的洛威爾之家(LOWELL HOUSE)，就是四面宿舍，中間圍著一塊很大的綠草坪，大約有二百多學生，其中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個別年輕教員。研究生就在宿舍的小教室裡給本科生開輔導課，並從各方面指導他們，成為他們的榜樣。宿舍總負責人極力營造一種家庭氣氛。每週四下午四點都有家庭茶會，夫人自己烘烤的小餅乾香氣四溢。一支毛茸茸的大狗懶洋洋地躺在客廳裡，宿舍裡的任何人都可以去吃幾片餅乾，喝一杯咖啡，和不時來參加茶會的教授或高級領導們聊幾句。每星期三晚上有極其熱鬧的冰激凌宴。這時，餐廳裡搖滾樂震耳欲聾，幾十種冰激凌隨便吃。據説，有一位校友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家裡很窮，買不起自己很愛吃的冰激凌，後來發了財，就設了一筆基金，用其利息每週請同宿舍的室友們大吃一頓冰激凌，愛吃多少吃多少，免費! 星期五晚餐有“高桌”(HIGH TABLE)餐，餐廳舞台擺起一溜大長桌，鋪上雪白的桌布。在這個宿舍裡住過的教授或年輕教師圍桌而坐，這時，洛威爾之家的鐘樓準時響起了悠揚的鐘聲。飯後，教師們就會很自然地到學生中去，和他們隨便聊天。這些當然都祇是一種形式，但我深深領悟到所謂哈佛傳統就是在這些不斷重複的儀式中代代承傳。
我在哈佛大學的一年並沒有很好開展研究工作，白天忙於聽課，晚上到英語夜校學習。我主要聽比較文學系的課，這門學問深深吸引了我。曾經是這個系的主要奠基人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ITT)曾大力提倡研究孔子，在他的影響下，一批中國的青年學者，如吳宓，梅光迪等開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國文化。當時的系主任克勞德·紀延(CLAUDIO GUILLEN)也認為祇有當東西兩大系統的詩歌互相認識，互相關照，一般文學中理論的大爭端始可以全面處理。我真為這門對我來説是全新的學科著迷，我借閲了許多這方面的書，又把所有能積累的錢都買了比較文學書籍，並決定把我的後半生獻給中國比較文學這一事業。
時日飛逝，一年很快就過去。我覺得自己還剛入門。特別是1982年夏天，應邀在紐約參加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之後，我更想對這門學科有一個更深入的瞭解。因此，儘管學校多次催我回國，我還是決定在美國繼續我的學業。恰好加州柏克利大學給了我一個訪問研究員的位置，我於是不顧一切，直奔美國西部。
我在哈佛大學已被那裡的溫文爾雅所濡染，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切，都是那樣富於傳統，紳士風度。到了西部似乎又經歷了一次靈魂的大解放。記得參加紀延教授的討論課時，每到四十五分鐘，秘書一定準時端上一杯咖啡，並照例要説: 教授，請喝咖啡。於是課間休息。在柏克利大學聽第一課，忽聽得背後呼哧作聲，回頭一看，坐著一支大狗! 這裡學生帶狗上課好像習以為常。教授上課，有時跨坐在桌子邊，學生愛發問就發問，師生之間無拘無束，常開玩笑，更沒有甚麼女秘書來送咖啡。學校裡熱鬧得很，全不像哈佛大學那樣安靜。廣場上，有講演的，有玩雜耍的，有跳霹靂舞的，有穿黃伽紗剃光頭高呼“克利希納”蹦蹦跳跳的，還有一位女詩人每天總在一定的時候出現，穿一身黑，沿路吹肥皂泡。校門口到處都是賣食物的小攤，各國食品都有，簡直是個國際市場。這裡的人們似乎都不喜歡在食堂吃飯，大家都願意把飯端到溫暖的陽光下來吃。我和他們談起哈佛大學的“高桌”，他們全都嗤之以鼻，彷彿我是一個傻瓜。其實，比較起來，我更喜歡柏克利，我覺得這裡更適合我的本性，覺得自在多了。
我的學術顧問是著名的跨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系的西里爾·白之教授。他對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別是對他們與外國文學的關係的研究都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他對元、明戲劇傳奇的研究也提供了全新的學術視野。我很喜歡參加白之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討論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討論趙樹理的小説《小二黑結婚》。同學們各抒己見，談談各自對書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國學生説，她最喜歡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個村幹部。這使我很吃驚，過去公認的看法都認為三仙姑是一個四十多歲，守寡多年，還要塗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壞女人；村幹部則是主持正義，訓斥了三仙姑。但這位美國同學也有她的道理: 她認為三仙姑是一個無辜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熱愛生活，她有權利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但卻受到社會的歧視和欺壓；村幹部則是多管閒事，連別人臉上的粉擦厚一點也要過問，正是中國傳統的“父母官”的模式。我深感這種看法的不同正説明了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的不同。這種不同不僅無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欣賞作品的多種角度。正是這種不同的解讀才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擴展和延續。這個討論班給我提供了很多這類例子，使我在後來的教學中論及接受美學的原理時有了更豐富的內容。
在柏克利，我寫了一本《中國小説中的知識份子》，這是我得到柏克利大學獎助學金所承擔的義務。後來，這本書作為柏克利大學東亞研究叢書之一出版。但我卻沒有想到我在柏克利寫的另一本書也得到了出版的機會。這是關於我一生中應是最好年華的二十年的回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祇是想留下一葉真實，讓後來的人們知道，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歷史時期，人們竟是這樣生活，這樣思考，這樣感覺的! 那時還是1982年，誰也不知道中國會朝著哪個方向發展，也不知道説了這些實實在在的真話會得到甚麼結果。我的合作者卡洛琳告訴我，美國銀行開辦一種業務，你可以在那裡租一個小信箱，把你的秘密安全地放在那裡，所花的錢並不很多。卡洛琳還答應幫助我照管，也許等到我死後再把這本書出出來。於是我們每天早上坐下來寫我的回憶。這本書能寫出來，也真是一個奇跡。卡洛琳完全不懂中文，而我的英文也常常支離破碎，辭不達意。也許我們依靠的正是內心的理解和感應。卡洛琳從不厭倦地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從我的真誠而不免散漫的回答中努力捕捉我的思緒。當時並不考慮出版，説話也就隨性之所至，沒有甚麼顧慮。沒有想到中國發展這麼快。兩年過去了，似乎去銀行租一個小信箱的計劃已沒有甚麼必要。1984年，就在我回國前夜，我和卡洛琳決定將這本書交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就定為《面向風暴》。
由於我確實毫無諱飾地真誠坦露了我的心，這本書得到了許多人的同情。1985年一出版就引起了出版界的重視。美國的《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英國的《倫敦電訊報》，德國的《法蘭克福郵報》，加拿大的《漢密爾頓郵報》等二十多家報章雜誌都先後發表了書評，給予相當高的評價。第二年，德國著名的謝爾茲出版社出了德文版，書名改為《當百花應該齊放的時候》。同年，這本書榮獲美國西部最高的“灣區最佳書籍獎”。我想這主要應該歸功於卡洛琳優美而流暢的文筆。最令人高興的是，事隔八年多，這本書竟還能引起日本著名漢學家、東京大學教授丸山升先生的興趣。在他的親自關懷下，丸山松子夫人和原在我任教的留學生班就讀，現在橫濱大學教書的白水紀子小姐己合作將此書譯成日文，並於1995年1月，在日本岩波書店出版。我認為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真實。正如著名的國際友人，30年代在中國工作過十餘年的約翰·謝維斯為本書所寫的長序中所説: “這本書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它遠不是一系列恐怖事件的記錄，她的敍述真誠而敏感，在她看來，錯誤並不都在一面，而是由於許多個人無能為力的、錯綜複雜的歷史的機緣所造成。作為一個堅韌不拔，蘊藏著無限勇氣和力量的女人，作為一個永不屈服的母親，在不可思議的痛苦和考驗面前，她保存了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和她自己的未來……她的駭人的經驗給了我們一個人類不屈靈魂的例證，其意義遠遠超越於具體的時代和地區。也許她經歷的事件很難和別的地方相比，然而哪一個國家又不曾有過充滿著無法容忍的暴力的歷史階段呢? ”我想，正是他所説的這些原因，這本書一直被很多大學選作講授中國現代史的補充教材，至今我還常常收到國外學生寄來和我討論一些有關問題的遠方來信。
兩年，就這樣在柏克利溫暖的陽光下，在風和日麗中飛逝。這時我的兒子和女兒都已在美國上學，我的丈夫也正在美國訪問。國內則大反精神污染，一時陰雲密佈，山雨欲來。我和與我同時來到美國的一位好友作了一次深談: 期限已滿，我們要不要回國? 這可是決定著我們後半生的一切的極其嚴峻的問題。好友勸我留下，他説現在回去，肯定是自投羅網，準會挨批。萬一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那後半輩子就全完了。他珍愛自由，寧可在飯館作八小時臨時工，換取另外八小時自由寫作。我很猶豫，生命很短暫，如果我不得不每天用那麼多時間去作毫無收益而自己又不愛作的工作，豈不是最大的浪費? 這時，我的丈夫已迫不及待地要回國。他是一個守舊的人。他不喜歡美國食品，不喜歡美國電視，美國吸引他的唯有奶油爆玉米花和圖書館，但他更懷念的是自己一間小屋裡的四壁舊書，真是“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1984年秋天，我們懷著“寧可挨批”的“豪情壯志”回到北京，奇怪的是學校裡風平浪靜，連我違抗命令，“滯留國外”的事，也很少有人提及，祇是多次催我算帳，按百分比上繳我在國外的收入。
時代真的變了。我一時還不習慣已獲得的新的自由，仿佛剛從夜夢中驚醒的宿鳥，還不習慣耀眼的陽光，但很快就展翅高飛了。這時，特區深圳大學正在組建，早就以聰明才智和膽識聞名的深圳大學校長邀請我們夫婦和他一起去開創新的事業。他聘請我擔任中文系主任，並同意我在那裡建立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所，我的丈夫則興辦1949年以來的第一家國學研究所。中國知識份子竟然能夠這樣憑自己的意願，在自己的國家走來走去，作自己想作的事，不必看人眼色，也不曾受到刁難，幾十年來，這還真是第一次! 我們並沒有辭去北京大學的職務，而是來往於廣東和北京，南北各住半年。那時，深圳大學是一個朝氣蓬勃，極富活力的美麗的全新的地方。正是有了深圳大學這個基地，1985年夏，中國比較文學各路大軍才有可能在這裡聚集，召開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大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舉辦了首屆中國比較文學講習班。大會由中國比較文學復興的中流砥柱，兼通中、西、印文化的世界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致開幕辭，他擔任了首屆學會名譽會長，大會選舉北大的楊周翰教授為第一任會長。到會代表130人來自全國十餘個高等學校和出版單位。在講習班學習的130名學員也列席了大會。這些年輕人中，很多成了後來中國比較文學的中堅。這次大會也初步奠定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國際地位。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佛克馬教授(荷蘭)，秘書長雪弗列爾教授(法)，美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艾德里奇教授，都親自到會祝賀；到會的還有美國其它著名教授，如傑姆遜(杜克大學)，厄爾·邁納(普林斯頓大學)，葉維廉(加州大學)；以及香港的泰特洛教授(現任香港大學比較學系主任)，袁鶴翔，阿巴斯(香港比較文學學會主席)，黃維樑，黃德偉等著名比較文學學者。
以後五年，中國比較文學有了很大發展。正如季羨林教授所説，比較文學已成為“顯學”，“最近幾年以來，我國文藝理論界對比較文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青年學生對比較文學更是異常熱愛”。1985年，國家教育部正式批准在北京大學設立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並任命我擔任所長。我用盡全力工作，從內心深處感到一種生命的煥發。我們編撰了深圳大學比較文學叢書十二本，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叢書十八本，我們策劃的中國文學在法國、日本、俄國、朝鮮、英國、法國、德國等十本一套叢書正在陸續出版。我們編寫的大學教材《中西比較文學教程》也已面世。截自1989年初，全國正式出版的有關比較文學書籍已達三百六十餘種，散見各種刊物的比較文學論文也有三千二百餘篇。
回國這幾年，在我眼前，真是改革開放，一片輝煌! 儘管物價上漲，生活仍很清苦，但更苦的日子我也過來了，我不在乎。我一心想在學術上有所成就，盡其所能為中國培養人材。我不想參與政治，總想離得越遠越好。將近四十年的經驗，使我明白了一個道理: 人的才智和時間都是非常有限的，時機不到，個人再憂慮，再努力，以至獻身，也是枉然。尤其是像我這樣一個情緒型，易衝動，不善計謀的人更不適於搞政治。我潛心讀書、教書，對於能讓我得以潛心讀書、教書的環境很滿意，認為找到了最適於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政治還是讓政治家去管吧，現代社會，幹甚麼都需要專門人材，我不是那樣的材料。
1984-1989五年間，我日以繼夜埋頭讀書寫作。我已失去了太多時間，畢竟幾乎二十年不曾認真讀書，不是打磚就是種地揹石頭。如今，一方面是全身心沉浸於對書籍的熱愛，一方面也深感自己功底之不足。我在北京大學不斷開設新課，如“比較文學原理”、“20世紀西方文藝思潮與中國小説分析”、“馬克思主義文論: 東方與西方”、“比較詩學”等。這些課程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大學開設，選課的學生都超過一百五十人，聽眾遍及中文、英語、西語各系，還有許多從外校趕來聽課的學生，教室總因太小而一換再換。學生的歡迎促使我更好地準備，同時大量增進我自己的系統知識積累。
1987-1988，連續出版了我的兩部專著: 《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和《比較文學原理》(湖南文藝出版社)。第一本書大致體現了我的思想發展過程，全書分三部份: 第一部份談我對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認識；第二部份談中外文學關係; 第三部份是試圖在西方文藝思潮的啟發下，重新解讀中國小説文本。《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一書並不一定有什麼新的發明，但在當時卻是一本相當有用的書。正如我的老師季羨林教授在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説的: “這一部書很有用處，很有水平，而且很及時。杜甫的詩説: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我很想把這一部書比做‘當春乃發生’的及時好雨。”我的導師王瑤先生更是指出了我的這些最初的學術成果與我個人性格的關聯，他説: “每個人如果能根據自己的精神素質和知識結構、思維特點和美學愛好等因素來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研究對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夠比較充份地發揮自己的才智，從而獲得更好的成就。樂黛雲同志的治學道路顯然有與她個人的知識面寬廣和具有開拓精神等素質有關，但它卻能給人以普遍性的啟發，特別是在當前各種新學科、新方法紛至沓來的時侯。”
《比較文學原理》一書討論了主題學、文類學、比較詩學、科際整合、西方文藝思潮與中國現代文學等各個方面。這一本書仍是目前大學生和研究生瞭解比較文學的入門書籍，作為教材，被很多學校所採用。這一時期，我也不斷被國外的一些學校邀請出國開會和講學。1990年，加拿大著名的麥克瑪斯特大學還授予我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他們告訴我這是第一次授予中國學者，特別是中國女性學者這樣的殊榮。
我們一直不餘遺力地組織中國學者參加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各項活動。在1985年第十一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年會上，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楊周翰教授當選為該會副會長，1989年，楊周翰教授不幸辭世，我被委派接替他的工作，1990年，我被選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1991年在東京年會上，正式當選為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1994年，又在加拿大年會上被選連任。十餘年來，我在歷次年會上提交的論文，如《中國和歐洲關於現實主義的兩場論戰--盧卡契對布萊希特，胡風對周揚》(慕尼黑)，《中西關於鏡子的隱喻》(東京)，《世界語境中的中國言意理論》(加拿大·愛德蒙頓)等，都曾引起到會者很大興趣。幾年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也有了很大發展，目前已有註冊會員862人，全國十六個省市相繼成立了比較文學學會地方分會。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下設十二個專業研究會，如中法比較文化研究會、中外電影研究會、後現代研究會、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中外婦女文學研究會、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會、翻譯研究會等。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還和海外的美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法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英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保持著密切聯繫。
事實上，中國比較文學已經成為世界比較文學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慕尼黑、印度、美國、巴西、威尼斯、東京、突尼斯各次大小會議上，我們都發出了中國--東方的聲音。1994年8月，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十四屆年會在加拿大召開，中國有六十餘位學者論文合格，接到大會邀請。當我應邀在六百多人的大會全會上發表講演時，我一方面為我的祖國及其燦爛的文化感到深深的驕傲，另一方面，又深感自己的不足。我的前輩如朱光潛、錢鍾書、季羡林等先生都是博古通今，兼通中外，掌握數國語言的真正的比較文學學者，而我們這一代畢竟在政治動蕩中失去了十幾年，要達到他們的水平已經不易，要在他們已達到的基礎上作出新的開拓就更是難上加難。然而，我並不悲觀，使我充滿自信的是新的一代正在崛起，他們會很快跨過我們，登上世界歷史舞台。
對我來説，加拿大大會最令人難忘的，就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代表在大會上提出申請公元2000年第16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年會在北京召開的場面。當時，年輕的孟華教授以極其流利的法語陳述了申辦的條件和理由，熱情奔放地歡迎大家到擁有燦爛文化、正在創造經濟奇跡的中國來；更年輕的王寧教授也以流利的英語，報告了我們的具體準備工作，並提出我們將以最大努力，籌集經費，使更多第三世界的學者得以參加大會。他們的話都引起了雷動的掌聲。大會決定1995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理事會在北京召開，並對北京申辦公元2000年大會的條件進行考察；與此同時，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和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將聯合舉辦關於“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至於公元2000年的第16屆年會，是否能在北京召開，還要看我們是否能戰勝同時申辦的威尼斯、悉尼、巴西、和南非，這將於1997年在荷蘭召開的第十五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年會上作出最後決定。我對我們的勝利滿懷信心。長江後浪推前浪，21世紀和未來的事業畢竟是屬於年輕的人們，我深心祝福新的一代人的突飛猛進，也祝福他們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全面超越。
六十年過去，我已經不再年輕。回首往事，我無憾無悔。我有過錯誤，也作過傻事，但我始終熱愛生活，不曾存過壞心，對一切能做的事總是竭盡全力。如果我能再活一遍，在所有生活的關口，我還是會作同樣的選擇。
(1995年5月於北京大學中關園)
*樂黛雲(1931-)，當代中國大陸著名女學者，現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博士導師;上海外國語大學顧問教授、東北師範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兼任教授，曾任深圳大學中文系主任(1984-1989);1990年獲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並任該校兼任教授；現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外國文學學會理事，北京作家協會理事。著有《比較文學原理》，《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小説中的知識分子》(英文版)，《面向風暴》(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主編《世界詩學大辭典》，《中西比較文學教程》，《西方文藝思潮與中國現代文學》，《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慾望與幻象--東方與西方》，《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叢書》(已出10種)，《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已出6種)，《中外文化比較叢書》(已出5種)，《海外中國博士文叢》(已出1種);編譯《英語世界的魯迅研究》、《當代英語世界魯迅研究》等;曾任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訪問學者，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客座研究員，美國俄勒崗大學訪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