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娜·儒利亞娜·迪亞士·達·科斯塔
18世紀莫臥兒朝廷中的一位女基督徒

引言

1711年12月10日，離拉合爾(Lahore)3公里的薩萊汗汗南(Sarai Khan Khanan)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外國人和一支軍隊及一些僕人在那裡駐扎下來，令附近的村民和農民大吃一驚。

第二天又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從拉合爾方向又來了一群人向前一天到達的貴賓致敬: 這是莫臥兒王國巴哈都爾沙(Bahadur Shah)(在完成了與錫克人(Sikhs)的鬥爭之後正在拉合爾附近)皇帝的法國醫生馬丁(Martin)及30名不同民族的基督教徒。

他們要問候的外國貴賓是約翰·約祖亞(Johan Josua Ketelaar)、凱特拉爾(Sarai Khan Khanan)，即蘇拉特(Surrate)的荷蘭東印度公司(Companhia Holandesa das Indias Orientais)的負責人和負有獲得莫臥兒(1)皇帝的特許和方便使命的特使。

在陪同法國醫生到達薩萊汗汗南的基督徒中有一位僕人給荷蘭特使帶來了水菓作為禮物: 梨、蘋果、石榴等等，這使他想起了家鄉。

這些水果是一位在皇帝的後宮佔據著重要位置並在朝廷中具有特別權威的名叫唐娜·儒利亞娜·迪亞斯·達·科斯塔(D. Juliana Dias da Costa)的葡萄牙夫人送給他的。

同月14日，特使見到了儒利亞娜。

我們剛剛翻譯的是耶穌會H·埃拉斯神父(H. Heras S. J.)文章的一部份，通過它，我們對一位曾在18世紀印度北方的一個以其文化著稱，並在今天的世界上留下了最著名的奇觀之一泰姬陵的王國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的女性(一位葡萄牙夫人)有了初步的瞭解。

地理和相會

我們是在18世紀印度斯坦半島的河流相匯民族聚居的地區。自16世紀，葡萄牙的旗幟就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海域飄揚。葡萄牙人已經航行在阿拉伯海(Mar Arábico)、孟加拉灣(Golfo de Cambaia)和坎貝灣(Golfo de Bengala)，以及印度次大陸貿易海岸的整個南部，直至安曼海灣(Golfo de Oman)，由此而建立了當時懷著的一般目的的葡萄牙人包括水手、商人、教徒和非教徒的小範圍拓居地。他們個人的著眼點不同，有的從事研究，有的去傳教，有的去冒險或經商。果阿--東方的里斯本--附近的地區成了所有人的話題和在需要時的保護。印度總督享有最高特權，並成了自科欽(Cochim)到孟買(Bombaim)，自蘇拉特到齋浦爾(Jaipur)，到阿格拉(Agra)，到德里(Delhi)和拉合爾(Lahore)(2)的偉大的葡萄牙人的代表。

所有遊牧民族，剛剛來自尼伯爾和西藏喜馬拉雅山地區的遊牧者，希望與在果阿定居的強大的外國人結盟。由於總督府的豪華，也由於人們憑借神怪故事中葡萄牙人那戰無不勝的英雄形象而對他們產生的想象，葡萄牙名聲大振。

可以這樣理解葡萄牙人的出現--應孟加拉胡馬雍國王(Humayun)(1538)的要求，葡萄牙人是最早出現在西藏和恆河流域的歐洲人，(3)因此，在戈拉(Gola)(糧倉)即後來的胡格里(Hugli)，建立了拓居地，葡人常常在那裡經過或做短暫的停留。

自巴卑爾(Baker)到阿克巴(Akbar)

折衷主義的一神論和容忍對西方的大開放

從前，有一個叫巴卑爾的人，帖木兒(Tamerlão)的後代，他們都以成吉思汗(Gengis-Kan)為祖先，自突厥斯坦(Turquestão Russo)以土耳其和伊朗士兵為先導穩步向阿富汗(Afeganistão)發動了進攻，推進到印度北方並佔領了德里。(4)

這件事發生在1526年，它為葡萄牙人與巴卑爾的後代、阿克巴的父親胡馬雍於1538年相遇打開了道路。

我們開始佔據了有利形勢的被薩地岡佔領了十五個世紀的胡格里後來成了貿易地區，這證明了其作為戰略要地的重要性。

1556年，巴卑爾的孫子、胡馬雍的兒子阿克巴--西藏及其以南平原的主人登基。阿克巴是一個具有很深宗教意味的被奉為神明的人，但是，直到他去世仍然徘徊於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他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5)

這位皇帝走了一條我們可以像潘日明神父那樣稱其為“折衷的一神論”的道路，正是帶著這個突出的特點，阿克巴與果阿的傳教團開始了接觸。仿傚他在1579年成功的做法，並由於這個舉動，在他以後的王朝中出現了愈來愈熱心的(6)莫臥兒君主們的譴使活動。(7)

所有這些接觸都是以書信方式進行的，耶穌會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隨著時間推移，雙方不斷互派使節，關係得到了加強。誠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耶穌會教士們不會放過傳教的機會，他們正是為此作好了準備。

自阿克巴起，莫臥兒王朝總有一些對宗教或世俗充滿了好奇的王子，他們為傳教士打開了通往皇宮的大門，敞開了永無止境孜孜探索的心靈。(8)

自阿克巴至奧朗則布(簡史)

阿克巴於1560年即位。由於他將阿富汗的中心擴展至奧里薩(Orissa)和辛德(Sinde)並建立了使其成為莫臥兒王國創始人的邊界變得強大而遠近聞名。他是葡屬印度與其建立了直接關係的第一位莫臥兒皇帝，(因為在此之前，曾試圖與達曼(Damão)和巴薩因(Baçaím)建立關係，但是沒有取得成功，祇得到了一個“令雙方滿意的”協議)。從那以後，通過艦隊和軍隊，商人和使節，特別是傳教士，開始了友好的對話。

在自1560年至1605年阿克巴執政的這個漫長的時期，須強調指出的是他在1578年要求兩名果阿的耶穌會神父攜帶聖經前往莫臥兒朝廷向他講解基督教義。(9)

他對印度總督唐·路易斯·德·阿塔依德(D. Luis de Athaide)、大主教和教區神父路易·維坎特(Rui Vicante)説:

請相信我是你們的親密朋友(……)。

我派我的使節埃卜杜拉(Ebadolà)和多明戈斯·皮雷斯(Domingos Pires)(已經在莫臥兒朝廷的葡萄牙商人)請求優秀而博學的神父攜帶關於教義的主要書籍和福音書前來，使我們瞭解教義和它的美德；因為我希望獲得耶穌基督的宗教(……)，請相信，我將盛情接待來到這裡的神父(……)，他們無須有任何顧慮，因為我親自對他們負責。

不久耶穌會的魯道夫·阿瓜維瓦(Rodolfo Aquaviva)和懂波斯語的弗朗西斯科神父(Francisco Henriques)被派往莫臥兒朝廷。

結果，我們知道，阿克巴產生了對基督教的景仰並“對十字架和神像特別是我們的上帝基督和聖母鞠躬；他的朝廷中的許多達官顯貴也這樣做”。

在阿克巴時期，朝廷自德里遷至阿格拉--在從前帕坦人的地區建立了富麗堂皇的阿克巴式宮殿--準備在法特普爾西克里(Fatepur-Sikri)建設一個到處是新宮殿的城市作為未來的首都；在那裡，他有了盼望已久的王子薩利姆(Salim)(今天，這個城市已經倒塌，成了印度的龐貝!)(Pompeia)。

我們感興趣的是發現以阿克巴為首的這個輝煌的王朝的歷史連續性，開列出一個簡短的家譜--前輩和後代的編年史，請原諒我們對他們的後代的那些奇特的時期一帶而過，這是因為我們急於描述葡萄牙偉大的使者唐娜·儒利亞娜·迪亞斯·達·科斯塔在莫臥兒朝廷的情況。

巴伯爾(Babur)(+1530)(10)

胡馬雍(Hummaium)(+1556)

阿克巴(妻子馬里亞姆·烏茲-扎瑪尼)(Mariam uz-zamani)(1542-1605)

1573-阿克巴第一次與葡萄牙人接觸。

1579-(1 1月1 7日)耶穌會阿瓜維瓦神父(Aquaviva， S. J.)率領第一個傳教團自果阿出發前往莫臥兒朝廷。

1580-(2月27或28日)傳教團抵達法特普爾西克里(Fatepur-Sikri)。

1581-(2月8日)阿克巴開始對喀布爾的(Cabul)伐，耶穌會蒙塞拉特神父(Monserrate， S. J.)隨軍前往。

1583-(2月)阿瓜維瓦神父自法特普爾出發。

(7月27日)魯道夫·阿瓜維瓦神父在果阿附近遇難。

1590-阿克巴再次要求派遣傳教圑。

1591-第二個傳教團抵達拉合爾並在不久後返回葡屬印度。

1594-(12月3日)在耶穌會的熱羅尼莫·沙維爾神父(Jerónimo Xavier)的率領下，第三個傳教團自果阿出發並於1595年5月5日抵達拉合爾。

1597-(5月15日-11月13日)耶穌會沙維爾神父及其兄弟本多·德·戈伊斯(Bento de Góis)陪同阿克巴前往克什米爾(Cachemira)。

1598-年底，耶穌會沙維爾神父同阿克巴一起去阿格拉(Agra)。

1599-(7月)耶穌會沙維爾神父同阿克巴一起去德干(Decão)。

1600-(3月5日)耶穌會蒙塞拉特神父在果阿附近去世。

1601-(5月)耶穌會沙維爾神父同阿克巴一起返回阿格拉。

1602-耶穌會沙維爾神父在波斯結束了獻身基督的一生。

1603-(2月24日)應卡塔尤的要求，本多·德·戈伊斯(Bento de Góis)自拉合爾出發。(11)

1650-(10月17日)阿克巴去世。

查罕傑(Jaanguir)〔薩利姆(Salim)〕，妻子努爾·賈漢(Nur Jaan)(+1646)。

(1569-1627)。沙·賈漢(Xá Jaan)，妻子蒙泰古·瑪哈爾(Mumtaz Mahal)(+1619-阿格拉著名的泰姬陵)(Taj-Mahal)。·(1592-1658)。

1657一儒利亞娜·迪亞斯·達·科斯塔出生。

唐娜·儒利亞娜·迪亞斯·達·科斯塔(1657-1734)

沙·賈漢在阿格拉當政的1657年，在科欽出生的葡萄牙人並在1633年被從胡格里(Hugli)帶到阿格拉的俘虜阿戈斯蒂尼奧·迪亞斯·達·科斯塔(Agostinho Dias da Costa)的女兒出生了。他可能留給她兩筆財富: 美麗和對醫學的極大愛好。關於第一筆財富，我們已經知道得很清楚。從荷蘭使者凱特勒(或凱特拉爾，約翰·約相亞)作於1712-1713年間的畫上，不僅使人看到她那盡善盡美的線條，還看到了一位偉大女性的莊重和典雅氣質。(12)

關於第二個財富，人們還不能肯定是來自其父親的影響還是後來與其結婚的外科醫生的影響，不過，極有可能是因為其所處的與醫學相關的、類似當時“醫學院”的環境，在這種環境裡她經父親一手培育並交了朋友。毫無疑問，這個職業使她具有遠遠高於一個被釋放並在朝廷受到尊敬的前俘虜的女兒應有的地位。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阿戈斯蒂尼奧·迪亞斯·達·科斯塔是(比儒利亞娜大十四歲的)穆阿扎姆·巴哈都爾沙王子(Muassam Baadur Xá)的臨床助手，他的這個身份一直保持到1688年初在戈爾康達(Golconda)去世。至於我們的女主人公的母親，她是阿格拉一位公主的傭人。女主人去世後，她獲到了解放，從此可以陪伴正在朝廷擔任重要使命的女兒。這時，儒利亞娜自然是作為丈夫的助手從事醫療工作。

唐娜·儒利亞娜·迪亞斯·達·科斯塔留給我們的不是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相反，留給我們是其在政治和外交領域裡活躍的形象。她在果阿(12)或德里結婚，我們可以猜想，這一有些不同尋常的結合應當得到耶穌會教士們的祝福；1727年，她有了七個孫子孫女，這種説法至今仍然在馬六甲的葡裔中流傳。她於1734年去世，享年七十八歲。因此，她經歷了痛失美麗的蒙泰吉·瑪哈爾沙·賈漢(Mumtaz-Mahal Xá Jaan)(1592-1658)、奧朗澤布(Aurengzebo)(1618-1707)、巴哈都爾沙(Baadur Xá)(1707-1712)、賈達沙(Jaander Xá)、法魯克西亞爾(Farrukhsiyar)(1712-1719)和毛梅·沙(Maomé Xá)(1719-1748)的時代。

證實我們關於唐娜·儒利亞娜在耶穌會教士的幫助和祝福下於果阿結婚的這種感覺基於這樣的事實: 她是一個具有人類罕見的優秀品質的葡萄牙女性，從小會説波斯語和拉丁語，儘管祇是醫學領域必需的內容，但也許並不限於這個水平，因為她的執著和有教養，使她能夠以莫臥兒君主的名義接見來自西方的使團(見序言-1711年)，接見了印度荷蘭公司的負責人)。由於與皇帝的法國醫生馬丁(見序言)的職業和社交關係，她還會法語。當然，她從未放棄掌握葡萄牙語，至少是口語，我們的這個印象似乎來自她用波斯語口授信件。(13)她可能不會寫葡萄牙文，儘管很少用到這種語言的書面形式，對其它語言也不一定非常瞭解。我們沒有忘記她所處的時代和在那個時代口頭傳授是傳教的最可行方式。這一點從她與果阿的葡萄牙當局和與葡萄牙國王本人的間接書信來往中反映出來。(14)

她是在果阿還是在德里結婚，地點並不是最重要的，但正是這個問題使我們回過頭來想象一下這位讓那些極力保持傳教事業的耶穌會負責人們以及總督們有目共睹其天生的領袖才能和活力的女性的實用方式。(15)人們當時有機會在她一回到熱烈歡迎她的莫臥兒朝廷就把她視為聯繫的紐帶，以便達到超越世俗和宗教現實的目的，即我們今天所説的“領事”!

唐娜·儒利亞娜具有強烈的個性，在她所經歷的五位皇帝的動蕩中總是保持著堅定的信念。五位皇帝對她個人及其意見的尊重使人猜想這位葡萄牙夫人在朝廷的大部份事物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唐娜·儒利亞娜瞭解自己的優勢，雖然我們知道她富有，但她似乎對自身的利益並不在意，而是力求通過她獲得的尊敬對葡國事務特別是教會事務進行斡旋，教士們犀利的筆對於這位在大莫臥兒帝國“心臟”的夫人給予他們的便利表示贊賞和感謝。

綜上所述，葡萄牙國王將遠方海外事務和利益交給這位奇特的女性，而在當時，這些事務和利益通常都賦予男性親信和貴族而不是賦予女性。

唐·若奧五世企圖建立並擴大與葡屬印度這些重要鄰邦的良好關係。他在1709年1月3日致唐·羅德里格·達·科斯塔總督的信中就是這樣説的，他在信中還説，“通過這個方式，不僅可以推動我們與這個君主國家的貿易(即不久前我們曾對他的登基表示祝賀的莫臥兒的巴哈都爾沙)，而且，對我們與那個同印度接壤的亞洲最強大國家相關的各個方面都是有利的。”

在1710年9月3日的信中，他又一次告誡總督“以陛下希望唐·羅德里格·達·科斯塔做到的謹慎和小心”繼續與莫臥兒的談判。

在這些談判中當地的代理人就是我們的唐娜·儒利亞娜，一個國務活動者-醫生、醫生-外交官、顧問-人道主義者女性，我們大膽地這樣稱呼她是因為無論哪一方面對她似乎都不陌生。

自從奧朗澤布(Aurengzebo 1707)去世以後，莫臥兒帝國進入了混亂和四分五裂的狀況。奧朗澤布的三個兒子自相爭鬥，因此祇剩下巴哈都爾沙。在他宣布登基時，印度總督向他表示了祝賀。由於他和唐娜·儒利亞娜年齡相仿，從小在一起長大，因此，與唐娜·儒利亞娜關係密切，幾乎近於手足之情。正是在這位莫臥兒皇帝身旁，唐娜·儒利亞娜像一個神似的，在朝廷和她的“外交部”--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説的話--做了許多工作。利用她的生活環境和“國王的親信”享有的地位，她還是分佈在莫臥兒帝國的商人、外交家和基督教傳教士和西方利益特別是葡萄牙利益之間聯繫的紐帶。

在這個她特別突出的時期，這位偉大的夫人擁有四座村莊、一幢住房、每月一千盧比的薪俸和若干名譽頭銜。一支由六千人組成的隊伍和攜帶著印有白色十字的紅旗的兩頭大象與她同行。(16)

儘管在東方的宮廷中、在異族人和宗教對抗的環境中，她始終保持著善待窮人，出色的基督教徒和忠實於自己信仰的美名。

毫無疑問，與耶穌會的日常接觸對她做到這一點起了很大作用，而她通過自己的影響對耶穌會也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印度政府對她給予了“特別的款待”(17)，我們的國王把她視為忠誠的代理人(18)。來到恆河平原的西方人也用“葡萄牙國王的代理人”稱呼她。

當莫臥兒國王計劃向周圍海域派遣一支軍隊的時候，唐娜·儒利亞娜的勸諫幫助了唐·若奧五世，因為莫臥兒的行動肯定會立即對葡屬印度(D. João V)(1710)造成損害並影響未來的關係。

唐娜·儒利亞娜是來往通信的中介人和翻譯，她緩解危機，保持葡萄牙國王的信件的尊嚴和真實性，並忠於盛情接待她的朝廷君主。

這些調和的結果就是，莫臥兒國王放棄了向海洋擴張的想法，並於1710年派遣“一路平安女神”號給唐·若奧五世送去了禮物(19)作為放棄進攻的證明。

寬宏大量的國王同樣向莫臥兒皇帝贈送了禮品，唐娜·儒利亞娜給葡萄牙君主發出了正式信函通知收到了饋贈，並在信中附上了一份“葡文”特別照會。

唐·若奧五世完全懂得唐娜·儒利亞娜的作用，他在1711年8月31日致印度總督的信中説她“是一位連國王都不能輕視的居住在莫臥兒大帝國中的葡萄牙女性和天主教徒”，要求在印度的收信人讓人感謝這位夫人“對那個國家特別的熱愛和盡職”。唐·羅德里格·達·科斯塔立刻照辦，並在1712年10月25日致唐娜·儒利亞娜的信中進一步感謝“這位女性在對所有葡萄牙民族的特別利益給予支持時的滿腔熱情”，認為她“對於偉大的陛下給予感謝和祝賀當之無愧”。

關於唐娜·儒利亞娜的高層政治活動，我們相信已經給予了重要的説明。

我們還可以看到她對殘疾人所作的慈善活動和常常對傳教活動給予的合作。1713年6月2日，特許她買下巴薩因(Baçaim)的葡萄牙管轄下的馬若爾村，由耶穌會的恩里克·佩雷拉神父擔任她的代理人。

她的財產可以保證其獨立性，在當時整個印度的主人和與葡屬印度接壤的莫臥兒帝國之間因皇位而發生流血危機時，也能夠滿足她的需要。曾有人借“阿拉伯人”之手攻擊一艘來自澳門的葡萄牙船，唐娜·儒利亞娜甚至被關入監獄兩個月，而她的財產也被沒收。最後，當兄弟之間的爭鬥結束後，這位許多王子的朋友被重新召進朝廷，獲得皇帝寵愛，她的全部財產被歸還，她恢復了獨立性。果阿總督批准她買下了北方的一個村莊，並給她開具了有關的准照(1714)。

在這個新時期，唐娜·儒利亞娜繼續在果阿與莫臥兒朝廷之間進行斡旋，她身邊有了一個葡萄牙女婿唐·迪烏戈·門德斯(D. Diogo Mendes)；終於有人能夠保證她的事業的延續性，果阿總督本人表示可以立刻“恩賜騎士團的軍服”給這位年輕人。

以耶穌會的約瑟夫·達·席爾瓦神父(Joseph da Silva， S. J.)為聯繫果阿朝廷的中間人的蘇拉特(Surrate)和龐達(Pondá)地區的葡萄牙法律事務被交給他們兩人負責。“榮譽的化身”唐娜·儒利亞娜的馬若爾村(Manory)被史無前例地豁免所有賦税；在家庭方面，隨著家庭的擴大，形成了一個當地獨特的女權家庭。或許出於對唐娜·儒利亞娜的敬重，或許是因為朝廷本身的主動，印度國的恩賜不斷降落在她已婚的孫女和孫子約瑟夫·博爾熱·達·科斯塔(Joseph Borges da Costa)(1717年或騎士團軍服)和她的其它家人頭上。直到生命的最後日子，唐娜·儒利亞娜依然惦著在莫臥兒朝廷中為葡萄牙利益鋪平道路，不惜將大量自己的財產用在“首飾和禮品”上。(20)同樣，葡萄牙國王要求果阿總督與這位著名的夫人長期保持“良好的通信來往”。

1715-1716年，她還為葡萄牙皇室獲得了龐達區域、要塞和附近地區的專有權(21)、一些關税權利方面的優惠並與負責和我們屬地接壤的邊境地區的一些莫臥兒將軍和地方長官建立了聯盟，還將馬爾金村(Mogor)作為個人饋贈送給了印度。

法魯科西亞爾王朝(Farrukhiyar)末年即1719年，儒利亞娜·迪亞士·達·科斯塔於1719年退出了政治舞臺。她功成名就，(1743年)閉上了眼睛，留下了無論對哪個民族的歷史、無論對哪個時期來説都不同尋常的業績。

在完成本文的時候，考慮到一篇文章祇是一個提示、一段走過的道路，在時間的長河中，決不是一個終點。我們希望利用這個講壇，對葡萄牙擴展時期的一位如此傑出以至在今天的一般行為舉止中仍然顯得出類拔萃的女性，表示尊敬與欽佩。

【參考書目】

畢克: 《……協議匯編》(Collecção de tratados……)，第五卷。

德西代里，伊波利特: 弗羅倫薩中央圖書館現藏關於唐娜·儒利亞娜的意大利文手稿。德西代里神父是唐娜·儒利亞娜的同時代的人，他的著作题為《I1 Tibet》，其大部份由卡洛·普伊尼在1907年以同名在羅馬出版。我們認為，這個資料和唐娜·儒利亞娜與其同時代的重要人物的正式信件一樣屬最珍貴的資料。

《East and West》，1903年6月號。孟買: H·貝弗里奇(Beveridge)先生在倫敦皇家亞洲學會上的講演。

埃拉斯，H: <唐娜·儒利亞娜·迪亞士·達·科斯塔對莫臥兒帝國後期歷史的影響>(Dona Juliana Dias da Costa: her influence in later Mughal history)，《Branda Review》，Bandra，1929年1月。

赫斯頓(Hosten):<唐娜·儒利亞娜·迪亞士·達·科斯塔的家庭>(The family of Lady Juliana Dias da Costa)，《旁遮普歷史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Punjab Historical Society)，1918年，頁39-49。

歐文(Irvine):《後期莫臥兒帝國》(Journal of the Bombay Historical Society)。

《孟買歷史學會學報》(Francisco de Sousa)，頁13-97。

Lettres édificantes et curieuses， IV， Fev.10， 1740， Paris， 1780， p.260.

《鄰邦國王手冊》(Livro dos reis vizinhos)，第46號，1984年，葡萄牙海外電影資料館，ficheiro 1， gaveta 1， divisão 8--當時的重要信件。

盧卡，奧古斯托(Augusto Luca):《Nel Tibet ignoto》，Bolonha，1987，頁61。

馬努奇，尼古榮(Nicolau Manucci):《Storia do Magor》。馬努奇是炮兵、鑄造工和達拉王子的醫生。阿格拉，1658。

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葡萄牙在世界屋脊》(Portugal no tecto do mundo)，澳門文化司署，1988。

《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1908年1月7日， C. A. Kincaid的文章。

果阿耶穌會教區年度報告摘抄，安東尼奧·德·阿則維多神父(António de Azevedo)，1714年。

VALENTYN，Francois: 《Oud en Nieuv Oost-Indien》，阿姆斯特丹，1726。

北 疆譯

【註】

(1)莫臥兒(Mogul， mogol， moghor， mogor. --這些詞的意思是: 莫臥兒人遊牧民族: 根據哈伯森(Hobson)，在印度，意即除帕坦人之外的西部和西北部的外族伊斯蘭教徒--《 Glossary of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根據《Vocabulario de Bluteau》，大莫臥兒莫臥兒首領。

(2)見圖1。

(3)潘日明: 《葡萄牙在世界屋脊》，澳門文化司署，1988，頁5-12。

(4)見圖2。

(5)見阿克巴像。

(6)索烏薩，弗朗西斯科·德(Francisco de Sousa):《果阿省耶穌會神父征服的東方》(Oriente conquistado a Jesus pelos padres da Compania de Jesus da Província de Goa)，里斯本，1710年；戈爾迭·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de Goldie):《前往大莫臥兒帝國的第一個基督傳教團》(The first Christian mission to the Great Mogol)，都柏林，1897年。

(7)格拉西斯，伊斯馬埃爾(Ismael Gracias):《大莫臥兒帝國朝廷中的一位葡萄牙夫人》(Uma dona portuguesa na corte do Grão Mogol)，新果阿，1907年。

(8)CATROU， Francois: 《Histoire génerale de l, empire mogol depuis sa fondation sur les“Mémoires portugais de M. Manouchi， vénitien”》，Haye， Guillaume de Voys， 1708。

(9)索烏薩(sousa):見上著。魯道夫·阿瓜維瓦和弗朗西斯科·恩里克斯像。

(10)E. 馬格拉甘(Maglagan)編集的編年史和家譜: 《耶穌會教士和大莫臥兒帝國》(Os Jesuítas e o Grão Mogol)，波爾圖，文明出版社，(無年代)。

(11)插圖，本多·德·戈伊斯(Bento de Góis)應卡塔尤人(Góis)的要求進行的旅行的路線圖。

(12)VALENTYN，Francois: 《Oud em Nieuv Oost-Indien》，阿姆斯特丹，1726。

(13)格拉西斯(Gracias):見上著，頁95。

(14)同上，頁119。

(15)《季風手冊》(Livro das monções)，第79號，頁331。

(16)這個間接得來的資料見J. B. J. Gentil的《 Mémoire sur l'Indoustan》，巴黎，1882年，頁374、367: 書中記述了布爾漢布爾(Burhanpur)與沙·穆阿扎姆(Xá Muazzam)一起去德里的情況。

(17)格拉西斯(Gracias):見上著，頁111,1710年10月20日的信。

(18)同上，頁113,1711年1月7日的信。

(19)禮品的記載見1710年11月27日的信(格拉西斯: 同上，頁114)，它是一個被稱為“薩伽”(zaga)的珍寶，這是一頂金冠，上有八條金鏈，大小三十八顆鑽石，一百零六塊紅寶石，十二塊翡翠和十四顆小珍珠，以及若干香料和布匹。

(20)格拉西斯: 見上著，頁135-136,1715年1月15日的信。

(21)唐娜·儒利亞娜已經不能像在她的輝煌時期那樣發揮作用了，實際上，龐達(Pondá)的交接被擱置起來。

*Beatriz Basto da Silva，科英布拉大學歷史系澳門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