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2年出生時，中國正處在完全的與世隔絕中。我的出生地四川省，面積相當於法國，人口當時約七千萬，對外國人尤其封閉。在23歲以前，我從來未見過“外國人”。當我還是孩子時，如果我們不愛吃飯，幼兒園老師就會説: “想想那些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挨餓的孩子們吧! ”當我給其它孩子講故事時，有時會虛構一個妖怪叢生的地方去嚇唬我的小聽眾和我自己，這個地方總是模糊的，邪惡的西方世界。當男孩子們玩遊戲“打遊擊”時，扮演壞蛋的一方，會把玫瑰刺粘在鼻尖上，表明他們是“西方人”(西方人的鼻子比中國人更大更尖)。“壞蛋們”不停地説“哈囉”。在當時的電影裡，西方人總是口喝可口可樂，嘴説“哈囉”，於是我們認為“哈囉”是罵人的髒話。
在這個封閉的社會裡，毛澤東的統治使人們信息斷絕。書籍，特別是關於外部世界的書籍，十分缺乏。文化大革命之前，由於毛未能徹底控制，一些西方古典書籍被允許發行，但很少有現代作家的。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是一個例外，這大約應該感謝他的左傾形象。我從來未聽説過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艾略特(T. S. Eliot)或者享利·詹姆斯(Henry James)。有的古典書籍因被認為有宣傳價值而得到普及: 比如《奧利弗·杜斯特》(Oliver Twist)，在中國以《霧都孤兒》的譯名而出名，因為它揭露的是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賣火柴的小女孩》也如此，據説它提供了西方兒童生活的悲慘情景。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連這些書籍也被看成還不夠正確，整個中國都在燒書。我們祇允許看毛澤東的書，加上幾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在文革頭幾年，即使看馬克思的書也會受批判。當時的中國甚至沒有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年》中描寫的情形:
廢話連篇的報紙祇提供些體育、犯罪和占星術，外加聳人聽聞的廉價柔情小説和充滿性描寫的電影……
毛澤東喜歡徹底。他幾乎消滅了所有的書籍、學校、報紙、電影、戲劇、博物館和體育比賽。毛澤東的口號與奧威爾的“無知就是力量”相似，那就是: 讀書越多越愚蠢。我到達英國時讀到的第一批書中有“1984年”。我記得當時很驚訝: 活活的就像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
有趣的是，毛澤東--中國人的“大獨裁者”自己卻酷愛讀書，而且讀了很多書。早年他在山裡打遊擊，曾專門命令向敵軍進政，以奪得一些報紙和雜誌。在共產黨掌權之後，他很少管理國家的日常事務，把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讀書上。他的巨大的木頭床有一半堆滿了一英尺厚的書，這是為了適應他終日躺在床上閲讀的習慣。為使這種閲讀更舒服，他的服務人員準備了兩副專用於讀書的眼鏡，每副祇有一個眼鏡腿，這樣在他側身躺著讀書時眼鏡腿就不會壓在頭下了。服務人員隨時觀察，毛一旦翻身，就立刻為他更換眼鏡。在毛老年時，服務人員經常要做的工作之一是為他舉起書報，供他閲讀。
毛有大量機會瞭解外部世界，一旦他想讀《拿破侖傳》，三種不同版本的書立刻從不向公眾開放的北京圖書館中查到。他一口氣讀完所有這些書。他每天最喜歡做的事是花兩三小時閲讀保密的國際參考資料。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由於他眼睛有了毛病，大號字的書報就為他專門出版。
當然，在那時，沒人知道毛澤東的生活方式，他讀的那些書對其它中國人也是可望可想而不可得的。毛澤東懂得，信息開放會使人們自由地思想，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要中國人祇按照他的命令去思想。
可是，當我1978年到英國時，儘管我感覺像在另一個星球，但並不出乎意外。我對西方世界的期待儘管模糊而不確定，卻相當接近現實。原因就是我在20歲時，有機會讀到幾本當代的西方書籍。
那是1972年，中國和美國恢復交往。一條裂縫出現在中國緊閉的大門上。美國總統尼克松在這年二月訪問北京。儘管美國人在毛澤東的眼中是頭號敵人，但由於美國的強大，毛對它十分欽佩。毛對尼克松的到來非常興奮(那時我們並不知道這件事)。毛澤東一慣不喜歡看病吃藥，不相信醫生。但當他得知祇有打針服藥才能給他更好的精神狀態去見尼克松時，他同意了。利用毛澤東對尼克松來訪的熱情，思想開明的一些中國領導人趁機翻譯出版了幾本當代西方書籍。這是1949年共產黨建國以來的頭一次。儘管這些書籍的發行面受到嚴格限制，也沒有公開出售，但我仍設法從朋友那裡弄到了其中幾本。當我一段一段往下讀時，我的思想受到一陣陣撞擊。20多年過去了，我依然對當時的浮想聯翩記憶猶新。
我讀的第一本書是尼克松的自傳《六次危機》(Six Crises)。在第一章裡，尼克松描述了1948年“阿克爾·希思(Alger Hiss)共產黨間諜案”。我當然不會對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嫌疑者在美國受起訴感到意外，但接下去卻使我大吃一驚。下面一段是描寫那個告發希思的威特克·錢伯斯(Whittater Chambers)的感受:
他長時間地在街上踱來踱去，陷入完全的絕望……，錢伯斯在這種殘酷的折磨下坍塌了。這天夜裡他試圖自殺而未成功。回想此事，我能夠理解他的感受: 他的前途完蛋了，他的信譽毀滅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因此蒙受羞辱。
我感到混亂: 這種事怎麼可能發生在一個控告者身上? 一個追查共產黨人的人身上? 而不是發生在那個被控告的共產黨嫌疑身上? 我沒想到，在美國，反共產黨的控告者會遭到如此打擊。我認為他會理所當然的被當作英雄來歡呼，就像在中國對待那些譴責資本主義的人一樣。
接著，這本書描寫了尼克松怎樣堅持追查希思，以及他遇到的反對力量:
希思和他在行政部門以及司法部門的眾多支持者……
第二天，十二月九日，杜魯門總統進行反擊，再一次在記者招待會上把希思一錢伯斯案稱為“轉移注意力的閑扯”。
我覺得很吃驚: 在反共的美國，追查共產黨員竟會遇到公開的阻攔，而共產黨嫌疑能獲得公開的和有力的辯護--甚至在最高的級別上。我的假定是美國是個大反共國家，全國充滿強烈的反共氣氛，任何人想為共產黨嫌疑者辯護都會猶豫和擔心。按照我在中國的經驗，要是有人為政治敵人辯護，他自己就先矮了一截，幫助不得不悄悄進行。如今我看到，在美國，政治敵人沒有像在中國那樣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他們有某種呼吸的空間，能得到某些保護。
我被這種從未聽説過的對付“敵人”的辦法迷住了: 聽證會、法院的訴訟程序和大陪審團。這完全與中國不同，那裡是壓倒一切的標語口號、群眾批判大會、毒打、斥罵、捆綁遊街示眾。比起來，我想，美國的“迫害”實在是溫和! 不及我們的文化大革命的萬分之一! 連反共出名的尼克松似乎也是溫和的典型。我的印象在《六次危機》的翻譯者前言中得到加強。這個前言告訴我們，麥卡錫(Mc Carthy)時期是西方“反共的最黑暗時期”，尼克松是一個反共份子。前言的寫作風格是冷靜的，沒有那種“萬炮齊轟”的方式，與當時中國流行的作法完全不同(現在我意識到，因為前言的作者注意到尼克松訪華的重要性，所以他們不去煽動讀者反尼克松和反美國的情緒)。這裡沒有宣傳工具的一貫作法，使我得出結論，西方的共產黨員，並不像政治敵人在中國那樣擔驚受怕。是甚麼給了在西方的受害者以保護? 我開始想這個大問題。
我讀到的另一本書是大衛·霍爾伯斯丹(David Halberstam)寫的《出類拔萃之輩》(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有關60年代早期肯尼迪政府。我被下面一段所觸動:
在迪安·臘斯克被提名為國務卿時，他對是否接受遲疑不決，原因是收入問題。不像大多數上層社會的候選人那樣，臘斯克缺乏財力，他既無遺產，又無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一年六位數字的薪金。(這是一個反復出現的話題: 在政府工作引起收入問題……)
我很奇怪；在政府中獲得高層職務會擔心收入! 他們難道不能支配整個國家的財富? 為甚麼為政府工作，還必須自己有錢? 怎麼會有不來自政府的收入? 我完全被這種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收入大大迷住了。
另一椿新鮮事是律師事務所。我驚訝它如此重要，人們在那裡掙的錢可以超過美國國務卿! 我曾模糊聽説過“律師”這個名詞，但不知是做甚麼的。律師作為職業當時並不存在於中國。至於法律，我認為它當然是政府的工具。我渴望著對這方面能有更多的瞭解。我的直覺告訴我，這種知識可能透露出法律和國家之間的完全不同的關係。
我繼續往下讀。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引起我一個可怕的念頭:
他代表了美國人一貫崇敬價值觀: 工作努力，自我犧牲……
……早期的年輕的麥克納馬拉與成熟的麥克納馬拉驚人地一致: 遵守紀律、專心致志、沒日沒夜地堅持不懈地工作(……除了工作，他生活中甚麼也沒有)。
在中國，我們不斷接受這樣的教育，我們的領袖如何工作辛苦，以此作為他們如何高尚偉大的證明。他們都是為人民而工作，個個極富自我犧牲精神。當時我們經常唱的一支歌是: “毛主席窗前一盞燈，春夏秋冬夜長明。”作為孩子，我曾為毛的這類品德感動得哭泣。現在，我突然對自己説: 領袖們的努力工作沒甚麼大不了的，因為麥克納馬拉，一個邪惡的美國“屠夫”也是那樣的!
我讀的第三本書是赫爾曼·沃克(Herman Wouk)寫的《戰爭風雲》(The Winds of War)。在首頁，主人公維克托·亨利(Victor Henry)中校艦長警告他的妻子羅達(Rhoda):
作為海軍軍官，向上爬是很難的。維克托·亨利不是出身於海軍世家。向上爬的每一級梯子都是變化不定的。那些海軍將官們的兒子和孫子在與他爭奪。不過每個知道亨利的人，都叫他做有成功希望的人。到目前為止，他的提升是穩步的。
我深深受震動的是在討論裙帶關係、“向上爬”、“提升”這類問題時，如此的開放和平靜。在1972年的中國，這類事情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大多數人都想為自己和孩子謀利益。我如今發現美國人也這樣。不同的是，在中國，這類想法和做法即使很盛行，也是不能説出口的不正派的事情，祇有在猛烈的譴責聲中你才能聽得到。人們總是盡力掩蓋真象，假裝他們是蔑視這類事情的，結果他們變成偽君子。被剝奪了機會的人們經常採用憤恨和誹謗來反抗那些佔據更好地位的人。突然，我終於看清了我一直感覺的在中國的這種氣氛，這種虛偽和怨恨的氣氛。我也對這些情緒找到一種解釋: 對這一類人類弱點的諱莫如深。
另一個念頭掠過，儘管有海軍將官的兒子和孫子的爭奪，中校艦長亨利成功了，這是否就是他能夠如此平靜地談論其它人的特權的原因呢? 我想在中國，這個話題的周圍環繞著緊張氣氛，或許是因為沒有特權的人無力改變他們的地位。
我越來越被這本書所吸引。人們似乎可以周遊世界。一會兒在紐約，一會兒在維也納，一會兒在華沙，一會兒在柏林，祇需要跳進汽車或飛機。他們可以跟各國的人交朋友。他們可以讀意大利報、巴黎報、倫敦報、瑞士報、比利時報等等。所有這些活動都在一個廣大的開放的世界中，完全超過了我的夢想。我甚至未對自己説過我渴望這一切。當我回憶起我那不時爆發的躁動不安的心理時，我能感到在這個新奇世界裡飛翔的願望騷動在我的潛意識裡。
我看到三個來自美國大使館的外交官的交淡。那是在1939年舉行的一個有希特勒參加的招待會上:
福雷斯特(Forrest)上校揩了揩他寬大的扁鼻子(若干年前在一次飛行事故時摔壞的)對代辦説: “元首和亨利夫人談得很熱鬧。關於甚麼事。享利? ”
“沒事，就一兩句關於找房子的話。”
“你有一個漂亮的妻子。”代辦説，“希特勒喜歡可愛的女人。她穿的套裝很招眼。希特勒喜歡粉紅色。”
當我一開始讀到這段時，我認為福雷斯特和代辦的談話含有深意: 他們懷疑與希特勒閑聊的亨利夫人。但繼而我認識到他們的談話沒有任何政治含意。我愣住了。一個與希特勒談話的人被注意到了(和指出了)，卻無須作任何解釋，而且也沒有引起懐疑。所有的中國人，包括外交官，不用説與像希特勒這樣的重要的敵對政治人物談話，就是與一般外國人談話，也必須事先得到批准，事後立即逐句匯報。這是“涉外紀律”的一部份。不遵守這個紀律的人將受到譴責、監禁甚至極刑懲罰。
美國人可以非常中立、甚至友好地對待希特勒這一事實震驚了我。在中國人的實踐中，一個恐怖人物，比如希特勒，是不能隨便提到的，除非你表明了自己的憎惡和譴責。當然，我讀到的是小説，在發生的那段時間裡，希特勒的邪惡並未全部暴露出來。但是，在毛澤東的統治下，我們得修改歷史以適應現實需要。寫書要聯繫事後的認識，正面人物在書中是不允許做這類事的。
即使在這種時候，美國人也能夠在法西斯德國如此輕鬆。想想看，代辦相信的是希特勒對亨利夫人的興趣在於她的容貌和穿著! 真是難以置信，因為在當時的中國人眼睛中，一個外國人的言談舉止除了含有政治動機外，無其它可言。尤其像希特勒這樣的人。對中國人來説，與外國人交談是在從事一項政治任務，沒有甚麼與政治無關的閑聊。甚至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得牢牢記住: 任何事情都有政治含意，任何人的行為都是政治性的。
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亨利夫人在德國時是與丈夫在一起。中國外交官的妻子們通常是不允許陪伴丈夫去海外的。我想到我父親。在60年代初，他獲得一個機會，出任常駐西方某國的新華社記者。當他得知他不能帶我母親隨同赴任，而他寫給我母親的每一封信都要被徹底檢查時，我父親不得不謝絕了這個工作，雖然他渴望出去看看外部世界。
在《戰爭風雲》中，可能對我最有影響的一段是關於亨利夫人羅達的描寫。當她得到邀請去參加有希特勒出席的招待會時:
整整的兩天中，羅達為不知穿甚麼衣服而發瘋。她斷言她的頭髮已經永遠性地被那個低能的美髮師毀壞了。她不能發現任何一件服裝能夠適合她出席這個春天的正式午宴。為甚麼沒有人事先提醒她? 祇剩三小時招待會就要開始了，羅達仍在滿街飛跑。從這家服裝店到那家。她衝入旅館房間，匆忙穿上嵌有金色紐扣的粉紅絲質套裝，和金黃色的網眼寬鬆罩衫。“怎麼樣? ”她高喊道……
“好極了! ”她丈夫心裡想，這套裝實在是很糟糕……
西方女人為自己的穿著表現出的不受任何壓抑的激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在中國的時候，那些把注意力放在穿著打扮上的女人被斥責為“資產階級的虛榮心”，通常會在粗暴的批判會上受到折磨。羅達豐富多彩的服裝也吸引著我。我那時20歲，和其它人一樣，祇有幾件制服式的衣服，就是所謂的“毛式服裝”。我閉上雙眼，讓我的想象去撫摩那些我從未見過和穿過的漂亮服裝。
就這樣，大致是這三本書，使我發現了許多有關西方，當然也包括中國的新鮮事。我能感到我的思想和視野在明顯地擴大，幾十年來灌輸的東西在崩潰。幾年後，我讀到了《1984年》。這本書的結束，同樣也是主人公溫斯頓的結束:
兩滴帶著杜松子酒味的淚珠順著鼻子流淌下來。不過還好，一切都還好，鬥爭已經結束。他戰勝了他自己。他愛“大獨裁者”。
當我讀到這些句子時，我感到不可言狀地快活，因為我的命運與溫斯頓大不一樣，毛澤東沒能征服我的頭腦。我勝利了。多虧作家們的筆，我才能如此幸運。
張 樸譯
*張戎(Jung Chang)，出生於中國大陸，中國四川大學助教，1978移民到英國，1982年在英國約克(Iorque)大學取得語言學博士學位，《鴻》一書作者，它己有29種語言的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