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斯勞·巴塔尼亞，中學敎師兼作家，1856年8月2日生於里斯本，1939年11月26日死於亞羅·多斯尼諾斯。他從未進過學校，自學成材通曉多種古代和現代語言。1876年6月至1887年多次外出旅行學習。爲了支付這些條件艱苦的旅行費用，他到處求職: 當過船員和“普拉納特號”漁船的捕鯨員，漂遊了北方各海和大西洋。他到過美國主要城市和夏威夷、日本、中國、錫蘭和佛得角。僑居佛得角時在法國領事舘供職。他在美國雕刻玻璃，在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公衆監護署任公務員。他在非洲腹地納諾當過動物標本剝製者，同自然科學家兼野外考察隊員若澤·德奧利維亞·安塞塔共事，並作爲“長崎號”船伕漂洋過海到達科倫波。他每到一處都悉心硏究語言和人種學。他加入社會黨並參與領導層活動，在大會上宣揚自己的政治見解，散發各種小册子和書籍，鼓吹强制性的公民登記制度，提倡火葬並爲開展工人業餘敎育努力工作。1919年被波爾圖市選爲議員。曾任巴黎天文學協會和東京人種學協會會員。寫過多種題材的作品: 小說、語言學(關於非洲語言)、歷史和劇本。在傳記和自我傳記體裁方面著有: 《戈麥斯·列亞爾的內心世界》、《特奧菲羅、伯拉格(略傳)》和《回憶與冒險(自傳追記)》。遊記有: 《聯合王國週遊記》、《日本國透視》、《俄國透視》、《安哥拉歌舞》、《安哥拉風土人情》和《黑大陸內幕》。他還寫過政治題材的著作並爲多家葡萄牙和外國報刊撰文。“就在他晚年居住的寒舍裏接待了詩人戈麥斯·列亞爾。當時戈麥斯已經神經錯亂，整天瘋瘋癲癲在里斯本街頭東遊西蕩，在公園的長椅上露宿”(1)。
在《日本國透視》一書的序言中，特奧菲羅伯拉格提到了日俄戰爭。激烈的海戰和滿洲里的炮擊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對於交戰雙方都加以讚揚: “俄國人和日本人都是業已開始的新文化不可缺少的成員”。指出俄國人具有歐亞民族的雙重性格，繼承了大漢民族和拜占庭人的各自特點。他以讚譽的言詞稱道日本人: “早在16世紀葡萄牙傳敎士對黃色人種日本人的進取才能已有所領敎。那時他們要求敎區大主敎派遣有眞材實學並非祇是滿腔熱情的傳敎士，以有效地抵制和尚們的怪誕大經的說敎。認識這個超羣絕倫的民族並非出於一時好奇，而是所有關心現代文化命運的人的需要。出於這一迫切感，拉迪斯勞·巴塔尼亞著作《日本國透視》今天同讀者見面了。該書內容豐富翔實，新聞面廣而又量多”(2)。特奧菲羅說，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從1876年至今爲尋求一種科學思想而進行長途跋涉去他國異鄉冒險所取得的精神成果。最後寫道: “正是這個民族造就了16世紀優秀作品《異國漫遊記》的作者--勇敢的菲爾諾·門德斯·平托”。特奧菲羅扼要介紹了巴塔尼亞的生平: “我們1876年相識時，他才20歲。那時他正憑着自己的膽量孤身一人離開父親的家到非洲去。他在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和羅安達與自然科學家安塞塔共事，並訪問了比勒陀利亞。他繼續朝前走到了美國。在波士頓和三藩市居住時以捕鯨和鳕魚爲生。他的足跡遍佈東方、三明治和納加佐，並實地考察了日本，至今他仍引用第一手材料發表評論(3)。
據拉迪斯勞·巴塔尼亞估計，1906年日本人口約爲四千六百萬。他踏上日本大地就對它的迅速發展感嘆不已。日本民族雖然是不同人種相結合的結果，却成了優秀種族的一員。這個多山之國可堪稱東方花園。談到忽必烈時，作者重申了文塞斯勞·德莫拉依斯的觀點: “在和平友好交往中，世界各民族中要算日本人最彬彬有禮，熱情好客，但在戰爭中他們却成了身經百戰最難對付的敵人”(4)。
作者援引“耶穌敎徒的日本來信”(1549-1566)列擧了葡萄牙對日本文化所作的貢獻。他回憶了菲爾諾·門德斯·平托及其到達日本時的情景。他同後人一樣在葡萄牙全國上下對日本一無所知表示遺憾: “我們不僅對自己在東方這個區域裏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毫無槪念，而且也並不意識到我們應爲日本文化而感到自豪，因爲我們是日本國最卓有成效的先導者。我們對它那眞有歷史意義的前途產生着影響。這個偉大帝國所取得的進步震驚全世界，而小小的葡萄牙在日本演變的自然進程中發揮了作用”(5)。他提醒大家說，排斥基督敎之後日本立刻出現了與世隔絕的德川幕府時代，並認爲1868年日本革命比法國革命更爲重要。他爲島羽伏見之戰而歡呼: “1868年是人類文明史上値得紀念的時代。日本人把1868年看作國家强盛的起點”。他認爲這是一個非凡而又値得大書特書的時代。它創造了新型的敎育體制、新型的醫療制度、現代化的交通網、新型的社會媒介工具和傑出的軍事制度。它的軍隊可以同德軍匹敵，並建立了擁有巨型戰船的艦隊。他們進行强大的政治工作，使國家從封建社會一躍進入立憲制。作者稱頌天皇的覆文，推頌明治時期的大臣們，尤其是黑田和山片，對博文伊都更是讚不絕口: “日本所經歷的一切重要變化都應歸功於他，在他的影響下，憑藉他的威望，依靠他開展的外交……他用自己的影響力使國家採納了他提倡的政治體制，建立强大的艦隊，制訂憲法，宣佈爲朝鮮的保護國和取得其他一系列進步。他爲日本進步、爲保衞日本而活，並將緊緊擁抱爲之竭盡全力、榮辱與共的祖國而死。伊都和日本融爲一體了。任何國家有這樣的獻身精神都將是幸福的”(6)。
第一次中日戰爭結束之後，日本在亞洲佔了領導地位。科摩多羅·庇利率領的艦隊迫使中國實行門戶開放之後，又逼迫它向西方列强國民提供治外法權。日本毫不示弱立即作出反應，建立了强大軍事機器: “在相同條件下，它的艦隊是擧世無雙的。它的陸軍1900年在中國同德、法、俄、意和英站在一邊時就佔有優勢，現在更是所向無敵，可以對任何强大的部隊作戰”(7)。作者對日本人的聰明才智讚不絕口，同莫拉依斯一樣認爲日本應該成爲葡萄牙的榜樣: “歐洲不必爲東方這個民族强盛耿耿於懷，也不該因它狂熱地爭取獨立性有害於我們而把它看成一種危險。對日本民族在實施愛國計劃中表現的堅韌不拔和團結一致的精神表示欽佩才是上策。我們葡萄牙可以從這個民族爲全世界提供的愛國熱情的範例中學到許多東西”(8)。巴塔尼亞把創造日本奇迹的基本原因歸功於對軍國主義的崇拜，這種崇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該書以較大的篇幅介紹敎學制度。除東京大學外，政府也非常重視私立大學，如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等。這是福澤諭吉(1835--1901)努力的結果。此人爲多產作家，熱衷於介紹赫伯特·斯賓塞的政治、哲學、敎育和推廣大衆文化的著作。福澤諭吉的著作銷售量數以百萬計。作者認爲這主要是就學率上升的緣故。他也讚揚日本積極進行改革和制訂法律，如刑法等，而對當時歐洲流行的“黃色危險”不屑一顧。
拉迪斯勞·巴塔尼亞對日本的軍事實力佩服得五體投地，爲日軍1900年參與鎭壓義和團拍手稱快，說什麼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他對日本的軍事體制作了詳盡的分析，認爲日本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法普戰爭和日俄戰爭都以猛烈砲擊作爲戰鬥的序幕。步兵力爭奪取火力優勢，列隊向前推進，同敵人展開肉搏戰。相對集中的後備部隊同時投入戰鬥，隊伍密集程度要有利於拼刺刀。騎兵在法普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而在日俄戰爭中却難以施展本領。巴塔尼亞對日本的一系列勝利和沙皇俄國帝國主義的失敗感到歡欣鼓舞。在揭露斯拉夫化和歐洲帝國主義貪婪的同時，他稱讚在印度找到施展殖民化才華的英帝國主義。在他看來，英國的貪婪比莫斯科貪婪略勝一籌。打敗中國使日本在心理上對中國佔有優勢。
拉迪斯勞·巴塔尼亞以足夠的筆墨介紹了日本文學，具體談到了名著《乞丐》、《日本字》和《平家物語》。他特别欣賞古典小說《源氏物語》。認爲日文使用範圍將得以擴大，“前途無量”(9)。工商業的發展，“一馬當先”的人民的道德影響，尤其是語言本身的特點有利於日文的發展。他强調了佛敎和神道敎對文學的影響。他認爲日語易學好懂，優美動聽，富有眞正的音樂感。談到戲劇時，巴塔尼亞着重介紹了藝能和歌舞伎的區别。他引用B. H. 張伯倫的著作《日本古詩集》，並指出了近松著作的重要意義。
拉迪斯勞·巴塔尼亞對日文的發展作了大膽却是錯誤的預測: 整個朝鮮、滿洲里和中國本土將以日文作爲文學和商業用語，雖然中國從未放棄過自己的母語。法國人離開印度支那後，這個地區將使用日語，並說當時歐洲出現了“日語熱”。他提到了列昂·德羅斯尼的著作“日語入門”(1884年巴黎出版)，他也預言漢字將在日本使用。他也對未來的日本霸權作了預測: “日本人顯示了民族優越感。他們用三十年就掌握了豐富的歐洲文化，但他們的心理狀態和觀察事物的方式却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祇是風俗習慣略有改變而已。它的語言不能變得無章可循，而祇能充實新詞滙使之更加豐富。另一方面，東方文明定將把歐洲擠到二等甚至三等的地位，因爲宣告建立新霸權的民族才略過人，並佔有領土和數量上的優勢。整個歐洲似乎祇是亞洲的一個省份”(10)。
巴塔尼亞極爲關注日本的經濟活動，着重介紹了大工業和傳統工業，如釀酒、造紙、陶瓷業和景泰籃製造等；他論述了木結構建築的重要性，如大佛寺等。認爲日本在美術方面也有獨特之處，對傳統繪畫包括多查和卡諾美院保存的作品十分推頌。他在著作中以相當篇幅專門闡釋了日本的宗敎，特别是神道敎。那時日本家庭盛行包辦婚姻。無庸置疑，當時日本城市裏確實存在某些陰暗面: 賣淫猖獗。
巴塔尼亞用這樣的言語結束了他對日本的辯護詞: “人類未來的大工業中心已經轉移到太平洋地區，這種工業將採用我們至今尚未認識的嶄新模式，並將廣泛地從西伯利亞大草原擴展到黑大陸的叢林之中”(11)。
該書最後的資料包括“耶穌敎徒的日本來信”和文塞斯勞·德莫拉依斯的三部著作: 《大日本》、《日本來信集》和《茶道》。收集了彼得·卡斯頓·曼斯民埃爾的著作《日本》(1874年澳門出版)，1711年出版的《異國漫遊記》和弗朗西斯科·沙維埃拉·德羅塞納的著作《生命》。列入專家名單上的有張伯倫、亞斯頓和享斯。
他在東京期間，《日本國透視》收藏在文塞斯勞·德莫拉依斯圖書舘裏(12)。莫拉依斯和巴塔尼亞的共同點是兩人都崇拜日本，而不同的是才華各異: 巴塔尼亞是個平平庸庸的寫作者。該書表達了作者的欽佩之情，明治時代不計其數的歐洲人都懷有這種感情。但三十年以後情况急轉直下。菲雷依拉·卡斯特羅四十年代初期撰寫的《世界週遊記》描繪的日本形象與以前人們心目中所保持的截然相反。
曉寜 譯
注釋
(1)巴塔尼亞，拉迪勞斯“見葡萄牙和巴西大百科全書”第四卷第364-365頁。
(2)特澳菲羅·伯拉格爲莫拉依斯的“日本國透視”所寫的前言--日本文化淺析--(里斯本巴雷依拉·安東尼亞·瑪莉婭·佩雷拉出版社，經作者校訂和增補的第二版)第14頁。
(3)同上，第15至16頁。
(4)巴塔尼亞，“日本”第32頁。
(5)巴塔尼亞，同上，第37頁。
(6)巴塔尼亞，同上，第54頁。
(7)巴塔尼亞，同上，第63頁。
(8)巴塔尼亞，同上，第86頁。
(9)巴塔尼亞，同上，第147頁。
(10)巴塔尼亞，同上，第197-198頁。
(11)巴塔尼亞，同上，第421頁。
(12)安熱羅·佩雷拉和奧爾特米羅·塞沙爾: “文塞斯勞·德莫拉依斯之愛”(里斯本拉勃爾出版社1937年出版)第110頁。基什·庫尼沙瓦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