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盛世危言》鄭家大屋

《盛世危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部影響巨大的政論專集。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林則徐首先在澳門打開了一扇西看世界的窗子，以後西學東漸，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一股憂國憂民、硏討富國救時良方的熱潮。在羣言浩瀚中，《盛世危言》是九十年代初一部警世醒時、震動朝野、傳誦數十年的巨著。會辦商約大臣盛宣懷讀了這本書，致函作者鄭觀應，再討二十部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1)禮部尚書孫家鼐、江蘇藩司鄧華熙還先後三次把《盛世危言》推薦給光緒帝。這位思想比較開明的皇帝讀了，也大爲賞識，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自此“京都各地索者絡繹不絕”。鄭觀應自己又刻印了五百部，幾年之內朝野翻印二十多次，共十多萬册，科擧考試也常以該書“所序時務爲題目”。不久，這本巨著又流傳到日本、朝鮮等隣邦，風行一時。以後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它都曾起過啓蒙和摧生的作用。有學者認爲，康有爲的《大同書》，不少來自《盛世危言》。總之，康有爲、梁啓超、光緒帝、孫中山、毛澤東等都從這部政論專集中獲得敎益和啓廸，該書影響的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謂是罕見的。

澳門是《盛世危言》思想孕育的發祥地

《盛世危言》和澳門這小小的半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作者鄭觀應(1842--1922)世居澳門，晚年也有不少時間在澳門祖居鄭愼餘堂養病寫作。他的父親鄭文瑞在本澳設私塾授徒，鄭觀應先生自小在澳門受敎育，十七歲參加香山縣的童子試落弟，才離開澳門赴上海當商務學徒，並隨叔父學英語。1862年，廿一歲的鄭觀應開始搜集資料，醞釀撰寫政論文，其中不少在上海《申報》上發表。到了1873年，他把這些“觸景傷時”的作品，編成《救時揭要》結集出版，這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申報》是同治十一年，(即1872)4月30日由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創辦。鄭觀應先生是我國知識分子最早一批向報章投稿的人。《救時揭要》兩序一跋均註明寫於同治十二年冬至，集中廿四篇文章應該完稿於1873年冬至之前，從內容上看，第一篇《澳門豬仔論》到第七篇《澳門窩匪論》題材全來自本澳社會現狀，也是澳門當年最尖銳的社會問題，還有諸如《擬自禁鴉片煙論》等也間接和澳門有關。“豬仔”一詞，已有很濃的澳門鄉土味。澳門當年販賣勞工、窩娼聚賭，鴉片流行，洋人劃疆分治、官紳無力保關護民……這些使少年的鄭觀應感觸很深。他在《澳門窩匪論》一文中說: “盗賊之熾，奸宄之多，余足迹半天下，從未見有如澳門之甚者也! ”他呼籲淸政府加强管治，關注子民的人身安全和國家關稅的權益。他的文章不但如實紀錄了十九世紀中澳門社會罪惡的一面，切中時弊，也反映了鄭觀應先生一生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懷，以及改良主義的思想是在澳門萌芽的，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在澳門孕育的。

爲了使自己的思想主張不斷完善，1880年，鄭觀應先生又把他後來寫的三十六篇論述，另輯一册，取名《易言》以杞憂生的筆名出版。他從商業、科技、法治、敎育等方面，因“思挽時局”而抒發“內心積感”(2)。《易言》的題材比《救時揭要》更爲豐富，而富國救時的主導思想則與《救時揭要》和後來編著的《盛世危言》都是一脈相承的。簡値可以說後二者是前者的續編。1886年，鄭觀應先生開始醞釀《盛世危言》的構思，從執筆、輯錄、删正，補充、修訂一直到1893年，五卷本才能刊出，曾獲光緒御覽並推薦的就是這個版本，此後一紙風行。到1900年他又花了不少心血，增訂新編八卷本問世。1907年，他回澳隱居期間，憂國憂民之情更殷，開始編輯《盛世危言後編》，至翌年下半年，這部傾一生心血的力作，才在“澳門鄭愼餘堂寓所”(1)續成，分爲十六册。1919年他自資印出樣本三百五十，1921年再修訂後由上海翰華閣書店刊行問世。前後歷時三分之一個世紀，縱橫審視十餘國，力論“中、外盛衰治亂之道”。“國家求富强之法”“學者修己治人之方”。論點鮮明、論據充實，是他獨自經商、以及協襄洋務六十年的親身實踐，涉足中外各大城市，對比中外、東西輿情的心得體會，也是他“目擊時事、利權日損、漏卮日多，而惓懷家國之念昕夕不忘”因而“究心當世之務”(3)的心路歷程的忠實紀錄，是他不斷提高和完善的政論主張。

《盛世危言》是當時改良主義思想的先驅

《盛世危言》是一部標誌當時思想學術最高水平的巨著，是鄭觀應的代表作。夏東元先生評價鄭先生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啓蒙思想家。李澤厚先生評價鄭觀應先生是中法戰後至中日戰前改良主義變法維新思想的代表，由微弱的經濟改革前進到微弱的政治改革；由不脫洋務色彩到具有自己獨立的性格。衆所周知，中日戰爭，是引起國人頓悟的一役，而在這一役前而達到這個認識高度，是難能可貴的，是當時先進思想的代表。

在政治上，鄭觀應先生是最早提出政制改革的人。在《易言》中，已提出設議院的主張，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並“體察民情，博採衆議”，目的是謀求“長治久安之道”(3)在洋務派祇熱衷購買洋槍洋炮、輪船機器，而不敢觸動封建統治體制一根毫毛的時代，而早在1880年之前，鄭先生則提出: “政治不改良，實萬難興盛”的論斷；他提倡君主立憲，提議知識分子參政，在當時是相當新穎而大膽的主張。他批評洋務派喪權辱國的外交政策，而主張把“攘外”作爲救國的首要任務，把“速立憲法”作爲達到富强的政治保證。這些見解比一般洋務派高明得多。持這種主張的人，當時是少數。郭嵩燾當年就因爲能從政體上深察時弊，客觀地介紹西方民主立憲的優點，引起朝中非議和圍攻，外交家薛福成也是九十年代出使英日意比四國之後，“始信侍郎(即郭嵩燾)之說”，(4)才明白單純學習西方的技藝，或者致力經濟發展而不觸動舊的政治體制是不行的。“效法西洋”的根本，就必須像鄭、郭兩位先進人物所分析的那樣，必須改革政制，才能與民族資本工商業的發展相適應。當時改革的目標，是君主立憲，改變封建統治者的專政獨裁，那正是十多年後戊戌政變提出的目標。近年才發現的鄭先生1884年《南遊日記》原稿閏五月十九日旅次新加坡中記: “余平日查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於書院，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中國遺其體效其用，所以事多杆格，難臻富强。”夏東元先生因而論證“科學與民主二者有機的聯繫的見解，是鄭觀應先生最早提出來的。”(5)

在經濟上，鄭觀應有許多實際的體會，因而能提出許多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和政策，這是他的改良主義維新思想體系中的核心，也是他較爲突出的貢獻。鄭先生堪稱中國第一代民族資本家的精英。他十七歲厠身商界，從雜工開始，卅一歲成爲“腰纏十萬”富商；從外商洋行買辦到投資貿易、航運、礦務、電線、機械等行業，躍爲中國第一代的實業家，其才幹和膽識不但使他的事業有不斷的成就，其識見和經驗更爲洋務派所賞識，先後得到盛宣懷、李鴻章等的器重，委辦官方商務和軍事活動。在中法戰爭時，被委派向美國購買槍炮軍火，被派到南洋諸國暗探敵情，到港澳查緝私販軍械案，可見他是洋務派中一位精明的實幹人才；1892年招商局被外資怡和、太古夾攻，情勢惡劣，盛宣懷也想請鄭先生“稍出奇兵”克敵制勝……可見他對商戰也是頗有經驗和氣魄的。事實上，他也忠心耿耿從愛國感情出發，向洋務派提出許多有見地的建議，例如反對掛洋旗的貨船僅納子口稅、建設鋪設長江、浙江電線，獻議天府之國--四川建築鐵路幹線，提議引進美國優種棉籽，在發展大海輪之前，預購碼頭用地等等。這一系列的主張和活動都是見聞廣博、信息靈通而有遠見、有魄力者的表現。但是，在腐敗透頂的官僚資本和財雄勢大的外國資本的排擠和壓迫下，鄭先生屢受挫折、誹謗，加上個性樂善好施“輕言重情”(6)，弄到晚年貧病交迫，還因保薦他人被連累在香港被羈留經年。因此，他在經濟方面的卓識遠見除了勤奮好學之外，與他豐富的成功經驗和沉重的失敗敎訓是密切相連的。鄭先生認爲要救國，首在富强；要攘外，主要靠商業上打勝仗；要在商戰上取勝，必須建立工業作爲後盾，政府有必要扶助民族資本，發展資本主義。後來孫中山先生也繼承了這一主張，成爲三民主義的一大內容。到了晚年，鄭先生看透了官辦洋務的種種弊端，非常氣憤，提出企業“不由官辦，專由商辦”的主張。1895年他提出: “專制之國，政府動施壓力，且現無商律；縱有商律，尚無憲法”這反映了鄭先生的法治思想。他還認爲中國的工商業者應效法西方，組織商會，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求政府實行護商政策，收回海關，保護關稅，裁撤厘金，自由投資等。當年，這些主張是很先進的，今天也很有參考價値。我們再看看一個世紀來日本經濟飛躍世界前列的軌迹，對比之下，就會感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實踐家，其聰明智慧是毫不遜色的，可惜他們長期處於無權的地位，而中國封建頑固保守勢力却如此根深蒂固，確令人慨嘆。看來要當政者採納先進思想，做到科學決策，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制度就更難了。

倡導國家興衰根本在敎育的先進主張

在敎育上，鄭觀應先生的主張也是很有遠見的。雖然他對科擧採取可改不可廢的態度，看來是保守一點，但實際上他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就極力介紹西方學制。在《易言》中有《西學》篇，他熱心推薦德國學制，讚揚其平民敎育、女子敎育的發達。並指出初等、中等敎育必須上下連貫，建立一個完整的學制；提出西方以“必用之書”作爲敎材，以“因材授學”的方法，培養出各種各樣有眞才實學的人，是我們應該仿效的。他認爲，國家要在軍事、經濟上“制勝於人”必須仿效西方敎育。因此，他已能明確地認識現代敎育的社會職能。在《盛世危言》這本巨著裏，論敎育的部份放在總論《道器》一篇之後，分爲《學校上》、《學校下》、《西學》、《女敎》、《考試上》、《考試下》六文，還附王紫銓、李提摩太、何沃生等有關敎育的論述文章八篇，組織成第一個專題。反映了他對敎育的重視。鄭先生在下列四個方面對改良主義敎育思想作出重要的貢獻。

第一，鄭觀應先生最早論證敎育在自强運動中的重要地位。他高瞻遠矚地提出: “國之盛衰係乎人，不修學校，則人才不出”。他認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富强，根本原因是“强於學，非强於人”。因此，爲國家培養和儲備人材，就成爲他富强國家的基本建設。他分析西方國家“士有格致之學，工商有製造之學，農有種植之學，商有商務之學”，學用一致，就有力量；他反對依賴洋工洋匠，反對把敎育大權交到洋人的手上；他主張學堂要以“天球、格致、農政、船政、化學、理學、醫學、言語、政事、律例”(7)等豐富的、現代的、各專門的實用學科，來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爲自强運動開發智力資源，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他的見解，比之祇講求學習西文西藝的洋務派，確是高明得多。

第二、鄭觀應先生最早倡議建立西方近代學制。大家知道，西方近代學制的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是近代工業革命對勞動者文化水平要求的直接反應。鄭先生是中國第一代的民族資本家、實業家、改良主義的理論家。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沒有充分發展的十九世紀後二十年，他就倡導在中國建立近代學制的思想是超前的。他建議州、縣地方設小學，縣、府設中學，京都設大學，循序漸進，上下銜接，敎以先進的科學，“每科必分數班，歲加甄别以爲升降”“三年則拔其優者”(7)評爲秀才、擧人、進士等功名出身。這些主張已經具備一個班級授課形式的、有固定年限的、通過考試升級的、三等銜接的近代學制的雛型。在此之前，李提摩太等曾撰文介紹西方學制，但構思中國建立完整學制，却是鄭先生硏究西方敎育而聯繫中國實際的結晶。雖然這是一個較粗糙的、改良主義的方案，但到底是找到一條敎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當年歷史條件所能接受的。維新變法以失敗告終，但廢科擧，興學校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1902年張之洞主持制定《壬寅學制》，次年又頒行修改的《癸卯學制》，也是受了鄭先生思想的影響。國內學者認爲康有爲的《大同書》中，關於學制的設想，與他《公車上書》所提的相差很遠，而與鄭先生的倡議有更多的一致性；(8)周德昌敎授認爲鄭先生的言論，是後來百日維新“變科擧、興學校”思想的直接來源。(9)

第三、鄭觀應先生最早提出變書院爲學堂。他和他同時代的人都極力批評科擧制度的。一方面由於他的改良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又出自實業家的經驗，比較注意考慮經濟條件，主張把書院變爲學堂。他建議“仿照泰西程式，稍爲變通”“使之有學校之實”，也就是說，改良書院，授以西方學校實用課程，文科敎文學、政事、言語、格致、藝學、雜學六門，武科分陸軍和海軍也分别授以專門課程。這個主張不失爲實際可行的辦法，後來也成爲百日維新的具體措施。光緒帝諭令: “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的書院爲小學，皆頒給《京師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諭令中所提及的章程，是梁啓超先生所草擬的，我們從中看到，鄭觀應先生的主張、康、梁、光緒差不多都是“照單全收”的。其中各級授予的功名，爲生員、擧人、進士等也與鄭先生的設想一模一樣。

第四，鄭觀應先生是最早提倡女子敎育的先驅者之一。他最早期的作品，已反映出男女平等觀。在《救時揭要》中的《勸戒溺女》篇，提出不分男女，“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批評重男輕女的封建傳統，力斥溺斃女嬰的殘暴。在《盛世危言》中，他專立一篇《女敎》力陳女子受敎育的合理和有益。第一所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女子學校是1896年鄭先生的朋友經元善在上海創辦的《經正女學》。到維新變法後，中國女學才逐步增加，維新運動成員陳子褒1898年從日本回到澳門辦學，也開本澳學校招收女生之先河。這些都是鄭先生倡議後十年八年的事了。

鄭先生的祖屋 澳門有價値的文物

鄭觀應先生的祖居在哪? 就在本澳下環區的龍頭左巷十二號--俗稱鄭家大屋。這是鄭先生的父親鄭文瑞所建的大夫府第。它後倚西望洋山，高牆外參天老榕成蔭，西北面向海灣，遠眺灣仔銀坑一帶，風景怡人。鄭觀應先生有兩首七絕《題澳門新居》: (11)

羣山環抱水朝宗，雲影波光滿目濃。

樓閣新營臨海鏡，記曾夢裏一相逢。

三面雲山一面樓，帆樯出沒繞靑洲，

濃家正在蓮花地，倒瀉波光接斗牛。

詩中並附註: “先榮祿公夢神人指一地曰: ‘此處築居室最吉’，後至龍頭井，適乎夢中所見，因構新居。”

鄭文瑞先生又名鄭啓華，古道熱腸，樂善好施，1871年參與倡建本澳鏡湖慈善會，成爲倡建値理之一(13)；1876年江南旱災，老人身居濠鏡，却關懷大陸同胞，“捐資爲倡，並諭伊子鄭觀應等在上海籌捐”(1)及後山西、陝西、河南、直隸各地有災情，鄭氏父子都多次賑災捐獻。李鴻章等奏請將父子捐賑事迹載入原籍廣東省誌和香山縣誌，1881年，獲朝廷批准，這是鄭家一頁光榮史。鄭文瑞先生是沒有得到功名的文人，榮祿大夫的名銜是封賜的。今天，在鄭家大屋二門“榮祿第”三個大字下面，還掛着一塊大横匾，上書“崇德厚施”四個大字，上款: 誥封榮祿大夫鄭文瑞……，下款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字迹雄勁有力，“崇德厚施”就是表彰鄭氏父子賑災有功的題詞。曾國荃是1864年攻破天京，縱火七日的浙江巡撫，(湘軍頭子曾國藩的胞弟)因而“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他當山西巡撫，是1875到1881年，由此判斷，這個題字一定是在1881年，因爲接着他就升任陝甘總督了。

據曾租住鄭家大屋的澳門居民說，抗日戰爭期間通奉第樓上客廳還掛有李鴻章的題詞；二門內的主體建築--“通奉第”，兩旁垂下對聯: “前迎鏡海，後枕蓮峯”，據說是鄭觀應先生的墨寶，但與鄭先生的其他手書比較，難叫人入信。巨宅古色古香，還留有老樹古井，府內樓房林立，巷內有路通幽，可惜花園中也加蓋了房舍，圓形的裝飾門安裝了鐵閘，磚牆裂痕纍纍，簷頂雜草叢生。各式造型别緻的窗門分别換上不同的玻璃或釘上護板，屋簷的浮雕造型難辨，倒是牆上靑瓷通花磚仍光彩依然。

主體建築--通奉第

鄭家大屋建於何時? 根據上列資料，它很可能始建於晚淸1881年，與曾國荃題匾同年。那年旣是鄭家父子獲皇帝封誥，又是曾國荃任山西巡撫最後的一年。但府第大槪不是一次建成的。鄭觀應先生在預立的遺囑中有說: “歷年仰事俯蓄並陸續資助先嚴建造澳門龍頭井之屋……”(6)鄭文瑞先生共有九個兒子，爲官爲商，次子鄭觀應祇屬“資助”建造巨宅。但自新宅建成以後，鄭觀應却經常回澳住在裏面，1884年，鄭觀應先生爲督辦粤防軍務大臣彭玉麟(則直)委派，携妻妾從上海回穗。妾趙氏入門兩年才第一次“歸睹澳門本宅”而且一住七年，“事翁姑”與“妯娌”相處，(11)至1891年才隨夫移居羊城。在鄭先生年譜中，可見他經常回澳度歲、探望雙親，父母逝世，兩次回澳守制，及晚年養病、隱居、修道等在府第的紀錄也不少。《盛世危言後編》也就是在這裏撰寫、整理和補遺的。

鄭觀應先生晚景凄凉，閒居澳門，欠債纍纍，得到兄弟戚友“竭力相助”(12)盛宣懷也曾加以援手，除借兩筆款項外，1915年，還把自己新購的招商局股票作爲鄭觀應的紅股，另花紅一、二萬両，爲使鄭晚年可以“敷衍”過得去。但鄭先生執意退回股票，聲言將這些股份的餘利拿來辦幼兒園，自己祇受職拿花紅。由此可見鄭先生旣熱心敎育又頗爲克己。鄭先生熱心助人，有江湖義氣。他認識孫中山先生，而且多次給予資助，1894年，他親自寫信給盛宣懷介紹剛從澳門到廣州行醫的孫中山先生: “孫醫士欲北遊津門，上書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蘊”(1)。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首先得鄭觀應先生的引薦，也是由鄭先生提出請李鴻章爲其辦理遊學泰西的護照的。結果如願以償，當年十月，孫即赴檀香山並於該地建立興中會。在《盛世危言》中，鄭先生還輯錄了孫中山先生的兩篇文章。當年孫中山二十八歲，鄭比他長二十四歲，可謂同抱救國救民理想的忘年交，這也是與澳門有關的一段珍貴的革命情誼。百日維新失敗，康、梁倉促逃避海外，據說鄭先生一度在澳門家居收藏康有爲的母親以及梁啓超一家。他的友好經元善因上書勸慈禧不要廢光緒另立大阿哥，觸怒西太后，1900年被通緝逃到澳門，鄭觀應先生親函澳門親友照應。(後淸廷向澳督施加壓力，經先生被逮，曾囚禁於大炮台)。可見鄭先生利用澳門的老家，也做過一些有意義的事。

今天，榮祿第變成“七十二家房客”的古老大院，但它的歷史價値在本澳是僅次於孫中山生先的遺迹的，這裏誕生了一部凝聚着澳門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情懷的巨著--《盛世危言》，它是一位中國歷史上先進人物的故居。

滎陽堂鄭家歷代神位，二十二世祖即鄭文瑞先生。

註釋

(1)見夏東元: 《鄭觀應年譜簡編》。

(2)見王韜: 《易言》序。

(3)見鄭觀應: 《盛世危言後編》自序。

(4)見鍾叔河: 《走向世界》。

(5)見夏東元: 《南遊日記》及其體現的先進思想。

(6)見鄭觀應: 《香山鄭愼餘堂待鶴老人囑書》。

(7)《鄭觀應集》。

(8)見崔運武: 《論鄭觀應對近代學制的倡導》。

(9)見周德昌: 《中國近代敎育史》。

(10)見《中國近代史詞典》。

(11)見鄭觀應: 《妾趙氏墓銘》。

(12)見鄭觀應致盛懷宣書(二)香港中文大學藏。

(13)見《鏡湖醫院115週年紀念特刊》。

*敎育界知名人士、澳門商訓夜中學校長、澳門中華敎育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