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傳播是中國對全世界科學、技術、文化和歷史的重大貢獻之一。在漫長的文化發展過程中，活字印刷術猶如一顆耀眼的星星，照耀着，指導着人類社會迅速向前發展。國內外發表了許多文章，歌頌中國人民非凡的智慧和不朽的發明，如托馬斯，佛朗西斯·卡特(T. F. Carter)撰寫的《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張秀民(Zhang Xiumin)編著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以及孫玉修(Sun Yuxiu)的《雕版淵源考》，都是具有國際水平的優秀論著。然而，中國的雕版印刷到底始於何時，至今仍無定論；還有，世上保存至今的第一部古代印刷品是什麼也衆說不一。有人認爲印刷品開始出現於隋朝年間(581-618)，對此我不想多加評論，因爲在《關於中國雕版印刷發明的日期》一書中已分析了其所謂的理由。也還有人認爲有資料表明，雕版印刷術始於唐朝初期或十七世紀，我看至今沒有人提出疑議。通常讀古書時我喜歡做筆記，下面我就援引一些作品的某些段落說明上述觀點，希望大家不吝指敎。
一幅中國插圖反映了當時木刻印刷及書本裝釘的過程。
本圖由若瑟·瑪利亞·布拉加從中國古書中摘選，收集於他的《澳門印刷起源》。
在《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文中，張秀民(Zhang Xiumin)援引了邵京邦(Shao Jingbang)撰寫的《洪鑒錄》(Hongjianlu)一書第45卷中的一段話：“中國活字印刷術可能發明於七世紀初”。根據他的“可能”和“prudente”，張秀民編寫了許多書，並得出結論：《女則》(Exemplo das Mulheres)一書是古代中
《吳冓金光大陀洛尼經》751年印刷，收藏於朝鲜淸州的福國廟中，被公認爲最古老的手工印刷品。
“唐皇太宗夫人長孫皇后死時年僅36嵗，當時唐太宗悲痛欲絕。《女則》一書爲長孫皇后所國第一本用雕版印刷的書籍。這一結論是錯誤的。下面，我把《洪鑒錄》中那一段話全文摘錄如下，以正視聽。
作，共十二章，後被唐太宗看到。書中收集了講述一些古代婦女貞潔淸廉的典型事例，還對漢帝皇親國戚參予朝政一事進行評論。長孫皇后認爲，漢朝馬皇后的態度不足稱道，因在關鍵問題上採取回避態度，且由於她無力改變當時的狀况，僅僅做至自己捨棄華麗的車輛以示廉潔。唐太宗讀罷深受感動，讚嘆道：“皇后此書理應留芳百世，永垂靑史，以饗後人。遂命人用雕版印刷了這本書”。
淸朝鄭濟石(Zheng Jishi)編寫的《師竹齋讀書隨筆滙編》(Zhu Zhai Du Shu Sui Bi Hui Bian)(Colecção das Notas de Leitura na Sala de Zhu Zhai)第十二卷小標題爲“雜考”(Estudos Informais)一節中，也引用了《洪鑒錄》(Hongjianlu)中這段話：“不容置疑，中國雕版印刷始於那個時期”。
據說，邵京邦(Shao Jingbang)是1521年，即正德皇帝16年中的進士，他著的《洪鑑錄》純屬唐、五代、宋、遼和金的歷史的節錄選。那麼我不禁要問，他是從哪兒找到唐皇太宗長孫皇后的資料的，這與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完全不同。祇需作進一步分析便不難找到問題的所在。
首先我們一起來看一下舊唐書第五十一卷中有關長孫皇后的傳記。書中記載：“長孫皇后死於636年6月，時年36歲。她編寫的《女則》一書共分十章，談及古代婦女貞潔淸廉的典型範例。她還爲此書寫了前言，評論了漢朝馬皇后對當時皇親國戚參予朝政所持的態度。由於馬皇后無力左右上述局面，僅個人捨棄豪華車輛以示廉潔，並做個榜様使其他顯貴們仿而效之，對其左右文武官員說道：“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我如此悲痛並不是無能力克制自己。我明白皇后早逝是命中注定。”
《新唐書》第七十六卷中寫道：“長孫皇后此時年僅36歲，她生前寫出了《女則》一書，共分十章，記載古代婦女的典型範例。書中她還抨擊了漢朝馬皇后對當朝皇親國戚參予朝政所持的態度，以及她僅做到捨棄車輛而回避當朝關鍵問題的做法。長孫皇后，皇帝得知她留下了一部書，讀後使他更爲悲痛，便對周圍文武大臣們說：“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我如此悲痛並不是無能力克制自己。我明白皇后早逝是命中注定。”
在《資治通鑑》(Lições Gerais Sobre a Dominação)第一百九十四卷中也有關於《女則》一書的類似的記載：“長孫皇后試圖編寫《女則》一書以收錄記載古代婦女的美好品德和醜惡習俗。她還試圖評論漢朝馬皇后對當朝皇親國戚參預朝政所持的態度。……長孫皇后死後，皇帝得知有這様一本書，讀罷更加悲痛不已，便對周圍文武官員說皇后此書，足已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便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后，故不能懷耳! ”
以上列擧的三段話同邵京邦所引用的話相對照，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 在《洪鑒錄》一書中有關長孫皇后的資料出自那三篇歷史文獻，甚至有些句子都是一模一樣的。
2. 根據官方歷史記載，編年史家劉旭(Liu Xu)，歐陽修(Ouyang Xiu)，宋奇(Song Qi)，以及司馬光(Sima Guang)，都早於邵京邦幾百年，他們全然不知《女則》一書是受唐皇太宗之命印刷而成，而抄寫歷史資料的邵京邦反知道此事，顯然這是臆想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編造的。鄭濟石沒有做任何考證，就輕易相信了邵京邦編造的歷史，還爲他辨護，說《女則》一書是用雕版印刷而成的。簡直荒謬之極。假如眞要是唐皇太宗命令用雕版印刷三十回的《女則》(劉旭說是10回，歐陽修說是十章)，無疑這在當時朝廷中是個十分重大的事情，必然會用文字或口頭大加宣揚。然而在現存的所有歷史文獻中對此事毫無記載。令人驚奇的是明朝(1368-1644)的邵京邦編寫的《洪鑒錄》却記錄了有關《女則》一書的印刷報告。在王福(Wang Fu)編寫的《唐惠謠》(Tanghuiyao)一書第三十五回中，抄錄了唐朝初期保存的全部書目，再次證實了當時根本不存在雕版印刷。公元719年5月，根據皇帝旨意，開始着手抄錄唐太宗和唐高宗以前的舊書，並用同樣的方法進行“塡空補缺”的工作。公元731年冬，又對所有文錄進一步分類。其間，“根據皇帝旨意，還抄編了”南北朝的梁、陳、齊、周，以及隋朝，唐朝貞觀(Zhenguan)(公元627-649)，永嶶(Yonghui)(公元650-655年)兩皇執政期間的書籍，其中沒有一部提及當時皇室已採用手工印刷術一事。
還有人引用這樣一句話: “唐朝馮志(Feng Zhi)編著的《雲仙散記》(Yun San Ji)記載: 唐玄奘用所謂的會風紙(Huitengzhi)印刷了普賢像(Samantabhadra)，並於所到之處廣爲散發，每年用5匹精壯良馬運送這些佛像。”以此證明唐太宗時期已存在手工印刷術。而實際上，根據《唐宋叢書》(Colecções de Tang e Song)記載，《雲仙散記》一書所編內容的眞實性値得懷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Epítome do Catálogo Geral das bras Completas d s Quatro Espécies)一書中講到，《雲仙散記》原名《津城馮志傳》(Jin Cheng Feng Zhi Zhuan)，但作者爲何方人士無從知曉，是一部記述古代趣聞軼事的書，書中的文章題錄在其他歷史文獻中從未出現過，且歷史時期也不付。在陳振孫(Chen Zhensun)所著的《書錄解體》一書中，作者根本就否認有馮志這麼個人。宋朝洪邁(Hong Mai)編著的《容齋續筆》(Rong Zhai Su Bi)，以及趙玉石(Zhao Yushi)編著的《推繽錄》(Tui Bin Lu)，都持有同樣的看法。宋朝張邦濟(Zhang Bangji)在他的《莫庄漫錄》(Mo Zhuang Man Lu)中講道: “最近有一本題爲《龍成錄》(Long Cheng Lu)的書，不是王興(Wang Xing)寫的，王興寫的是《雲仙散錄》，其內容荒謬絕論。此外，一位叫李榭(Li Xie)的爲杜甫和蘇東坡的詩詞作了注釋，而實際上是王興所爲。眞正是荒唐之極! ”
《金剛經》第一頁--雕版，印刷於唐朝咸通九年(公元868年)。
唐朝初期，一京(Yi Jing)和尚編寫了一部書，名爲《南海寄歸內發傳》，在第四卷中寫道: “在泥板上雕刻菩薩尊像，四周圍以絲綢做成摹拓像，置放於磚塔內或農民家庭供奉。一些印度佛敎徒就用此種方法傳播佛敎。”根據一京和尚的這些話，富吉塔托約亞(Fujitatoyoyo)在其所著《中國印刷之起源》(Origem da Impressão Chinesa)一書中闡明，雕版印刷術起源於印度，而不是中國。然而這不能令人信服。在庫車(Ku Che)出土的唐朝木印章以及在敦煌石窟和土魯番出土的用模子造出的佛像確實就是印章。然而手工印刷術同蓋章是兩碼事，其雕刻方式不同，要求的條件和產生的結果也不一樣。此外，最初的印章可以追朔到周朝(大約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256年)。在周朝時使用的“符節”(tuje)就是一種印章。用木、竹、玉、銅等製成，刻上文字，分成兩半，一半存於朝廷，一半交給外任官員或出征將帥。漢朝時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有一種“京泥封印”(jingnite engyin)(一種印章名)；唐朝(公元618-907年)有璽印(皇帝之印章)，等等。羅振玉(Luo Zhenyu)曾在他文章中寫道: “印刷起源於皇帝的印章”，完全把雕刻印章同印刷術混爲一談。從古書中可以讀到不少有關這樣的事實: 雕刻印章用來認證文件或其他目的。例如，在《抱樸子內編》(Bao Po Zi Nei Bian)第十七回中是這樣描寫方形印章的: “長寬分别爲12厘米，刻有120個字”。根據《隋書》(Livro Sui)《禮儀記載》(Registo dos Rituais)，“杜社萬吉”(Du She Wan Ji)印章是木製品，長約40厘米，寬約8.25厘米。所有這些印章的出現要比從東印度引進的雕刻佛像早幾百年。“這裏有一個很大的誤會，認爲印刷術起源於印章。誤會的原因是對漢語中的印(印表示蓋印或印刷)這個字理解有誤。
《金剛經》最後一頁。
馮朔(Feng Su)呈遞給皇帝的《禁止手工印刷日曆》(Memorial da Proibição da Impressão de Calendários)一文是唐朝有關手工印刷最確切和最有說服力的資料。該文見自《全唐史》(História de Toda a Dinastia Tang )第64回: “必恭必敬呈請皇帝陛下下令禁止印刷日曆。在榆川(Yuchuan)、江南(Jiannan)、嶶南(Huinan)各地已普遍用手工印刷日曆，後公開出售之。氣象署和天文署向皇上申請出版新日曆前，公開出售日曆是犯上行爲。”於是大唐朝廷下令禁止私署日曆版，旨在維護出版新日曆的神聖權力。《舊唐書》第十七回《文宗皇帝記》中講道: “公元839年12月，朝廷向各地方政府下了一道聖旨，禁止各地方政府私製日曆版。這是中國歷史文獻中手工印製日曆最早的證據。此後，曾不斷出現一些印刷品，但質量都很差，紙張粗糙，色澤單調，刻印方法簡單。劉品(Lu Pin )在其所著《家訓序》(Jia Xun Xu)中寫道: “公元883年夏，我曾與跟隨皇帝在四川住過三年的荀修(Xun Xiu)一起，在重城(Chong Cheng)西南讀了一些書，內容多是關於天地陰陽、泥土占卜術和占夢等，大部分都是用手工印刷而成，字迹難以辨認。類似這樣的報道在《古五代史》(Antiga História das Cinco Dinastias )中還可以讀到。在朱玉(Zhu Yu)編著的《建遼雜記》(Jian Liao Za Ji)中講到: “唐朝以前沒有手工印刷。”我相信這種說法。那麼，手工印刷究竟始於何朝何代，祇有新的歷史文獻或將來發現的印刷品方能回答這一問題，而決不可用不符合事實的錯誤的記載或書籍妄加評論或確定其時期，或簡單地下結論說它起源於印章毫無根據。
當今世界中祇有三本最古老的印刷品實物:
1. 《金剛經》(Jin Gang Jing)，是一本卷書，寫於唐咸通皇帝九年，公元868年。它是至今唯一的保存最完整的雕版印刷插圖古書，正文共六頁，展開全長462厘米，記述了釋迦牟尼(Sakyamuni)向弟子們講的神秘故事。書尾說明言道: “王玠(Wang Jie)於868年4月15日贈予二京和尚”。後來於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的佛經洞(Gruta das Sutras)內發現了這部書。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馬克·奧雷爾·斯特坦(Mark Aurel Stein)從敦煌偷走了三千卷用木簡和竹簡刻字的書，根據這些書他編寫了《西北地區考古學》(Arqueologia na Região Oeste)，其中第13章的副標題爲“密室的發現”。這是第一次公開出版這部著作。現在該書原本存在大英博物館，不能不說這也是中國人民貢獻給世界文明史的一件珍品。
“斬竹漂塘”-1637年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一書的插圖。
“蕩料入廉”-《天工開物》的插圖。
2. 《吳冓金光大陀洛尼經》(Wu Gou Jin Guang Da Tuo Luo Ni Jing)，寫於公元770年，經文記述了佛敎對塞托科(Seitoko)皇后長壽(咒駡?)的話語，每頁長18英寸，寬2英寸，共35行，每行5個字。現保存在日本奧庫拉紹(Ohkurasho)的奧里烏(Hohryu)寺廟中，大英博物館和萊比錫博物館也有收藏。後來讀書由法藏(Fazang和陀山於公元704年離開長安大唐京都)。當時日本正處於佛敎興盛時期，讀書理當被譯成日本語。克奈(Kenei)和尚在中國學了十九年，之後於公元736年帶着五千卷佛經和許多佛像回到日本。在《聶斯托里敎在中國--碑文敎育研究》一書中，日本的學者們承認: “公元七世紀和八世紀期間，長安的一切東西幾乎都被京都(Kyoto)仿造……因此可以推斷，佛敎很可能來自中國。”公元863年，日本王子希尼奧(Shinnyo)來到中國，呆了三年。他同空海(Takaaki )和尚(到過唐朝的八個日本和尚之一)回國時，帶回一百四十三回《經論草書》(Jing Lun Cao Shu)。在《宋瑞新書謝淸來發門登摹錄》(Song Rui Xin Shu Xie Qing Lai Fa Men Deng Mo Lu)一書中講到有三本中國印刷的書，他們的: 《加遲尊升冰大北眞言記大福丁眞言》(Jia Chi Zun Sheng Bing Da Bei Zhen Yan Ji Da Fu Ding Zhen Yan)，共三卷；《唐雲》(Tang Yun)，共五卷；《玉編》(YuBian)，共三十卷。公元770年，這本咒語的書就已經刻印成書。由此可以推斷中國的手工印刷在這以前就存在了。此外，在公元868年印造《金剛經》之前，雕版印刷書籍已相當普遍，除佛經外，還有許多文學作品。
3. 保存在朝鮮淸州(Qingzhou)福國(Fuguo)廟中的《吳冓經光大陀洛尼經》印製於公元751年，同公元770年在日本印刷的佛經相同。兩書出版時間相差二十年，是由於爲紀念釋迦牟尼在淸州建造的石塔於公元751年才完工。可以斷定，這部書不可能在這個時期之後印刷。這部佛經是世界上保留的最古老的手工印刷品。佛經是卷狀的，紙質粗糙，用桑樹皮造的，用根竹軸卷着，兩端塗有顏色。正文長630厘米，寬6厘米，被雕刻在十二塊木板上，每塊長約20-21英寸。據朝鮮學者們說，這是件珍品。淸州位於朝鮮東南部，公元668到935年期間曾是朝鮮的京都。佛經很可能是在朝鮮印製的，因爲中國的手工印刷術已傳入朝。後來這部佛經又從朝鮮等國傳入了日本的那拉(Nara)並在那裏再次印刷。哥倫比亞大學敎授，著名印刷史專家科德里奇(L. C. Coodrich)說: “被發現的佛經卷書在研究印刷史上有其重大的意義。如果把印刷術比做一座大樓，那每一項新發現便是如在樓頂上的一片新瓦，從本質上講，這片瓦不會改變整座樓的樣子。依我所見，所有這一切都明顯地表明了中國是第一個擁有活字印刷術的國家，之後才從中國傳到世界各個角落。佛敎又是活字印刷術主要的傳播手段，這是因爲和尚便於周遊四方。我認爲，下面的結論是完全成立的: 中國或朝鮮的一個或幾個和尚在新羅(Xinluo)王國(公元668-935年)期間使用過這種新印刷術；幾年以後，中國、朝鮮或日本的其它和尚把這種技術帶到了日本那拉。然而値得注意和令我們吃驚的是，儘管活字印刷術很早就傳入了日本和朝鮮，可却在三個世紀以後才在這些國家普及使用。
還有一點値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大學圖書館館長錢存迅(Qian Cunxun)敎授是第一個把在朝鮮的發現告訴了中國的著名學者胡導京(Hu Daojing)。根據這份資料，胡導京馬上撰寫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術的新發現》(Novo Descobrimento do Impresso Mais antigo no Mundo)一文，刊登在1979年《文萃》(Floresta das Letras)雜誌上。繼他之後，何玉凌(Heyuling)將科德里奇的報告譯成了漢語。胡導京還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簡報》(Boletim da Biblioteca de Colômbia)上刊登的材料對譯文做了注釋，並又在南朝鮮傳播他的論文，讓全世界都知曉中國人民的這一榮譽。根據上述材料我們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中國的活字印刷術至少誕生於十三世紀四十年代之前。
王復山 譯
*本文作者是雲南民族學院歷史系敎授，也是硏究中國印刷史的專家，曾發表過許多關於印刷術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