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高興回憶起那些在這塊萬物轉瞬即逝的土地上撒下飽滿和堅實的種子的人們。
我喜歡歷史，我喜歡想像在整個社會環境和人類生存的條件中，人們所處的時代、環境和地方。
因此，我非常高興接受這種想法，在這引人注目的400週年紀念會召開之際，寫下此文，旨在回憶在澳門用活字印刷術出版的第一本書。
印刷這個題目是那麼複雜，又那麼深廣，値得對它進行全面的，饒有興味的深入硏究。
本文祇從歷史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對這一短暫的，但對人類歷史有重要意義的歷史時期加以適當的評價，並以此來表達我對所有發明與使用印刷術的前人們深切的敬意。
勿容置疑，光榮的15世紀的葡萄牙人發現了新大陸，發現了新航線，這是對發現和認識五大洲人民及其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葡萄牙人所到之處，建學校、修敎堂，設立醫院和印刷設備等，我現在着重講講下面的問題。
我常對我的學生們説，在人類歷史上，存在着許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刻，代表着人類每一進步的里程碑: 從簡單的喊叫聲發展到具有音節的語言，耕作農業的出現進一步到城市化，以及安全、進步、勞動分工，直到建立了人類共同賴以生存的社會組織等，最終又發現和使用文字，又通過推廣印刷術，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文字才得以不斷地完善。就這樣，人類甦醒了，進步了，銘記着前人們創造的業績，從狹隘的拜神主義中解脫出來，逐步認識到自身在世界上生存、繁衍進而發展的可能性。
梵蒂岡圖書舘的壁畫，描繪日本天主敎徒於1585年3月28日抵達羅馬。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活字印刷術的第一階段--木版雕刻術，這是由打印烙鐵上的符號反射出來的，這種工具幾乎就像原始人一樣古老。由於這種反射可以逐個校驗，雕刻經驗也必須經長時間摸索才逐步積累起來，因此不可能確定到底起源於何時何地。
衆所周知，中國和日本在葡萄牙人抵達那裏以前好幾個世紀，就已經開始使用木版雕刻印刷術了。這種印刷術不太實用，且製作費時費工，要把一個個符號、圖畫雕刻在一塊塊黃楊木、梨木、櫻桃木、核桃木或其他同樣堅硬的木版上，這是很難做的活兒。要求圖像高出周圍板面，這樣才能着上黑色，印在紙上，得到所要的雕刻的複印品或符號。
1585年，澳門的耶穌會敎徒用傳統的木版雕刻印刷術印製了第一部由歐洲人指導編著的中文書籍，這是一部關於敎理、敎義方面的書，由米格爾·魯吉埃里(Miguel Ruggieri，S. J.)神父從歐洲帶到澳門，他請了一位書法雕刻師傅，將全書一字一字地雕刻在木板上，而後印製成書在中國傳播。
佛朗西斯科·沙維爾(S. Francisco Xavier )認爲文學，特别是宗敎文學--福音書，敎法，敎義等，都是寶貴的必不可少的傳敎工具，翻印這些書籍是十分必要和緊迫的。
如果對於中文來說，爲了强調書法優美，木版雕刻印刷術被認爲是唯一的印刷的話，可對於拉丁語、葡萄牙語及其他歐洲語言的作品來說，就不是這種情况。因爲在歐洲早已發明了活字印刷術。
但是，想把這些印刷材料都從那麼遙遠的地方運到中國來，那是昂貴的，也是冒險的，因爲航海失事和海盗搶劫不斷發生。這一時期的文獻資料向我們表明，爲了保證信件順利到達，常常通過不同的途徑，發出兩三份同一信件或資料的複製品，來往於東西方。
另一種傳播的方式是由敎士們自己用手抄寫拉丁文語法和經文。但是，這項工作耗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它將影響其它不可貽誤的事情。如學習東方語言，它被認爲是首要的；向不信基督敎的人敎授拉丁語，它被認爲是當時向亞洲傳播書面敎義的唯一工具。
還有一個困難，就是必須將帶有西方感情色彩的措詞和語言風格，按當地的習慣進行改寫，旨在使這些東西能被接受。
因此顯而易見，唯一能夠滿足這方面需要的解決辦法，就是從歐洲得到活字印刷設備，把它運到遠東，並安裝起來。這就成了最開明的傳敎士夢寐以求的東西，因爲他們一直就想傳播用德國谷騰保(Gutenberg)創用鉛合金活字法印刷的敎科書、祈禱書、日課經和彌撒書。
要想瞭解當時的形勢，我要求讀者恍若置身於我所寫的東西裏。正如上面所說的，祇有這樣才能看淸楚那些精神世界與衆不同的人物: 他們是剛剛創辦的耶穌會(1540)的傳敎士，他們具有積極的人道主義思想，對傳敎表現出强烈的虔誠，對傳敎的信念絕不動搖。
毫無疑問，在所有的人中，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東方學者熱奧熱·舒爾阿梅爾(Georg Schurhammer)敎授認爲他是“亞洲活字印刷術的偉大組織者和倡導者”。
從他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他發給耶穌會長克芬廸奧·阿夸維瓦(Cláudio Aquaviva)(1543-1615)的《年信》和他給其他人的私人書信，特别是像弗朗西斯科·德·索薩(Francisco de Sousa)神父和路易斯·弗羅易斯(Luís Fróis)神父這些同時代人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瞭解到這位15世紀開拓者的生平。
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神父於1538年12月20日生於意大利的希埃蒂(Chieti)。同年，另一個信奉基督敎的人道主義者若奧·博尼法西奧(Goao Bonifacio)誕生於西班牙，後來他成了基督敎徒。400年前雖然他們沒有在澳門相遇，但命運把他們緊緊地相連在一起。若奧·博尼法西奧寫有《基督敎兒童讀本……》(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一書，最近又再版了。
現在，我們再回到我們勤奮的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神父這邊來。1573年，他奉命去印度傳敎，1579年第一次抵達澳門。讓我們一起看一下他的澳門之行。在澳門作了暫短的停留之後，他就乘船前往日本，經過18天的航行、抵達日本阿里馬(Arima)的科希諾祖(Cochinozu)。
很快他就意識到活字印刷設備是必不可少的傳敎“工具”，他寫上就想出了如何才能得到這種設備，以及切實可行的辦法: 他給耶穌會長寫信，給主敎唐·特奧托尼奧·德·布拉甘沙(D. Teotónio de Bragança)寫信，並鼓動他周圍的合作者。他向一些人申述搞到活字印刷版的明確理由，並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另一些人。
隨之再來的交通和安全問題也好像已得到解決: 第一個日本團體即將出發到桑塔·塞·(Santa Sé)和伊比利亞王國。活躍的鼓動者瓦利格那諾領導這支隊伍出征。
耶穌會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的畫像(1539-1606)三次訪問日本。
《日文近代藝術》若望·羅特里格斯著。1620年澳門印刷。
我們可以想像得出，1582年2月20日當他離開尼伯爾港口時的那種充滿强烈的希望和振奮人心的喜悅心情。
雖然因等待季風，他在澳門渡過了消沉的10個月，但最終還是等來了這一天，這一時刻，他又重新振作起來，開始了他的澳門--印度的科興(Cochim)--果阿之行，旅途一路順風，於1583年年底抵達目的地。
當這些年輕的日本基督敎團體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不僅能講拉丁語，而且還顯示出他們有豐富的宗敎和人類文化知識時，大家都能想像得出那種精神上完全陶醉的情緒籠罩着整個聖塔·塞(Santa Sé)和所有的西方敎堂。到處是一派歡樂的景像。這時，在瓦利格納諾心中，對這個計劃又產生了一個令人高興的想法: 越來越有可能把新的印刷機帶到日本，傳敎士們的這種想法也許，甚至於超過了他們所具有的能力。
但是上帝要求他作出另一種犧牲，這種犧牲比他在澳門呆10個月還要大。可憐的人類幻想家! 他剛剛被委任爲印度的大主敎，他應到那裏去。義務和順從不允許任何猶豫。他迫使自己忘却這種不愉快，並立即委托努諾·羅德里格斯(Nuno Rodrigues)神父和廸奧戈·德·梅斯基塔(Diogo de Mesquita)神父代替他領導這個團體。
當務之急是馬上出發。
計劃是上帝制訂的，他必須平靜而又忠實地來爲上帝完成這個計劃。
關於日本基督敎傳敎團，由於時間關係和不能離題太遠，我就不再講下去了。但必須指出，這是傳敎士史上最富有表現力、再感人不過的事件之一。
耶穌會神父米盖爾·羅奇愛萊著的《木刻印刷》一書的封面。1585年澳門印刷，是澳門印刷的第一本書。(羅馬耶穌會檔案舘收藏)
事實是，這次使命實質上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許多人帶着夢寐以求的全套活字印刷設備來到果阿。就在1587年5月31日這一天，在碼頭的人羣中，有一個人兩眼充滿淚水，筆直地站着，衷心地到感謝上帝。就在瓦利格納諾神父剛剛收到珍貴的印刷設備的同時，他被告知結束了他的印度省敎區大主敎的職務，這樣他就可以去日本進行他渴望的傳敎活動。當然還有一些其它原因，如日本傳敎團的成員也想回家。和他們在一起的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利用在艾雷斯·貢薩維斯·德·米蘭達(Aires Gonçalves de Miranda)號船上航行四個月的時間，考慮將他下一步的計劃。事情並不那麼壞，至少有兩個人到了歐洲，那就是日本人伊爾芝·若熱·德·洛約拉(Irmão Jorge de Loyola)和康斯坦蒂諾·多拉多(Constantino Dourado)，他們在歐洲學到了扎實的活字印刷方面的知識。巡視神父帶着他熟悉的人和裝有技術資料的行李，不管在多大的風暴面前，他被認爲是他們當中最樂觀的人。實際上，確實是出了一些事:
1588年夏天(7月28日)，他剛剛抵達澳門，該城的耶穌會敎士就告訴他兩條壞消息: 發佈命令把他從基奧托(Kioto)的伊德約希(Hideyoshi )驅逐出去，在日本馬上要迫害天主敎徒。他絕對沒有想到，在支持了5年天主敎界之後，會有如此不幸之事發生，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他認爲這些絕不是上帝的旨意，這祇不過是又一次考驗，應該去戰勝它。
他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信念，反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心: 要去我當局論理，並要他們撤銷此項命令。此外，印度總督委任他到伊德約希去當使節，這件事對他很有利。在此情况下，他帶了許多珍奇禮品，甚至帶了習俗上表示吉祥如意的像徵物“薩瓜特斯”(Saguates)。這就爲他提供了請求坎帕·庫(Kampa Ku)召見的機會，以進一步實施他的計劃。他利用一條跑“泉州(Chincheo)--日本”航線的中國船，給尚在那裏生活的神父帶了一封信，試着打探一下依德約希的情况。然而結果是出人意料又很幸運: 兇殘的日本人簽發了一項聲明，說如果他果眞是印度總督派來的使節，那將受到熱烈歡迎!
瓦利格納諾神父是1588年11月22日獲悉這一成功的消息的。但是來往於澳門--日本每年一班的商船剛剛起錨。而第二年，却又因隨便甚麼理由，取消了班船。
由於這一切原因，這位耶穌會的使者直到1590年7月21日才抵達長崎(Nagasaki)。可以猜測，他在印刷方面所做的成果是把他生活夢想的東西變成現實，因爲這是爲上帝効勞。但此是題外話了……。
我們還要談一下從1588年夏天到1590年初在澳門發生的事情。
在他被迫不得不休息期間，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決定提前實施他的計劃，也就是馬上去印刷能夠印刷的東西，把一部分東西留給中國的傳敎士們，而其他的就帶去日本。當然，他身邊有幾位頗有專長的同事:
1603年日本長崎印刷，1604年出版增本。此詞典共收32000詞彙。
--依爾芒·若熱·德·洛約拉，日本人，是旅歐傳敎團中出類拔萃的成員。在科英布拉著名的桑塔·克魯斯修道院權威人士面前，用拉丁語佈道，充分表現出他的知識淵博，才智超人。此外，在澳門時，他那印刷方面的才能大大地幫助了瓦利格納諾塔神父。1589年他死於澳門，是唯一沒有回到故土的人。
--康斯坦蒂諾·多拉多，日本人，旅歐傳敎團成員，是講授理課敎師的助手，他祇是後來才參加了耶穌敎會(1617年左右在澳門接受聖職)。他在葡萄牙學會了印刷技術，並帶回了印刷模子。他去過諾梅·德·德烏斯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在那裏用活字印刷術印刷的書籍，和在葡萄牙印刷的質量一樣好。
--依爾芒·喬瓦尼·巴蒂斯塔·佩斯切(Irmão Giovani Bathista Pesce)，在果阿時是著名的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神父的弟子〔不要同日本人的蘇祖(Tçuzu)相混淆〕，他是尼伯爾印刷機之“王”，參加了澳門活字印刷的頭兩次工作。1627年死於澳門。
下面我來說一下這些書籍的名字，這些書是在瓦利格納諾神父的指導下完成的，爲重要的印刷術開闢了道路:
第二本: 《關於日本傳敎團在羅馬教廷的使命》(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1590年印製成的，正如書名所示，主要記述了有關日本傳敎團去羅馬敎廷執行其使命的一些事情。
一五九○年澳門印刷的第一批書籍中的第一本，記述了日本人民派遣使節竭見敎皇格里高里十三世。由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神父編輯，耶穌會神父杜亞勒德·聖特撰寫。
第一本: 《基督敎幼敎及靑少年行爲指南》(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Adolescentiaque Perfugium)，我想特别强調一下這本書，所以把它放在後面談。該書作者是若奧·博尼法西奧(João Bonifácio)，後經改寫又再版，故以後不難得到。從公元16世紀到17世紀二十年代共印刷了8次之多，從再版的次數不難看出它的價値。其內容是聖經、天主敎敎和世紀經典作家們作品的摘要，是一本敎育天主敎敎兒童必不可少的讀本。
我們在紀念澳門用活字印刷出版第一本書400週年之際，恰逢在葡萄牙紀念活字印刷500週年，這樣我們就可以同時慶祝了。
偉大的人類學家和耶穌敎傳敎士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肯定也願意同我們一起慶祝這一偉大的日子，但他肯定不能在塲。
我們很高興回想起那些在這塊萬物轉瞬即逝的土地上撒下飽滿而堅實的種子的人們。
他現已長眠(1606年死去)，他的骨灰留在了這塊神聖的土地上。
他多麼希望後人能利用他留下來的寶貴遺產來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和做人的尊嚴，讓人們自由地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利於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相處。
王復山 譯
*科英布拉大學歷史系畢業，葡萄牙在東方和澳門歷史學者，寫了許多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