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七年英國覬覦澳門事件對於清廷來説是一件并不清楚且不重要的事件，然這次事件顯係嘉慶十三年(1808)英國佔據澳門旋即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被迫撤退這一重大事件的一次預演。由於廣東地方大吏在向朝廷奏報中對事情的真相有所隱瞞，使清廷對此事并未在意，後來駐京的葡萄牙人將此事報告清廷，嘉慶皇帝才下旨追問，而英國兵船和軍隊已離開中國海面。從表面上看，這是一次英國護貨兵船停泊澳門海面不久離開的平常事件。兩廣總督祇作了一般性的報告。事後清廷相信了廣東官員的奏報，并未深究葡萄牙人講的種種情況。直到嘉慶十三年後任兩廣總督吳熊光處理英國佔領澳門問題失誤被逮訊，嘉慶七年事件才重新被提起，朝廷方知當時廣東大吏對此事的隱瞞態度。這次事件的原委、經過及其對嘉慶十三年澳門事件的影響，中國史料記載頗為簡單零碎，無由窺見整個事件的原貌。茲特參考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記載及筆者所接觸到的史料，將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做一考察，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望有關專家敎正。
一
反映嘉慶七年事件的中國史料主要有《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東華續錄》(嘉慶朝)、《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魏源的《海國圖志》、夏燮的《中西紀事》、王之春的《清朝柔遠記》等等，記載詳略不同。道光七年(1827)修的《香山縣志》對此事沒有記載，同治十二年(1873)修的《香山縣志》卷二十二“紀事”中祇輯錄了《海國圖志》關於此事的簡單記述。這些資料中以嘉慶朝外交史料記載最詳。其大致經過如下：
嘉慶七年三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吉慶上奏“住居澳門之大西洋夷人稟稱，有
咭唎夷船灣泊零丁洋，距澳甚近，欲登岸借取夷房，恐其滋事，懇求保護。當即飭諭咭唎夷船回國，毋許登岸，澳門夷人情形安靜。”嘉慶皇帝諭以“有犯必懲，切勿姑息，無隙莫擾，亦勿輕率。”(1)此奏是轉奏澳門葡萄牙人的上稟，并未將原稟附片一起呈上，所以是不是反映葡人對事情本身嚴重性的認識與敘述，在此不得而知。因為祇是葡萄牙人的擔心，而未看到英國覬覦澳門的實跡，所以嘉慶皇帝的指示中也表現出兩種態度。
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吉慶密奏，據香山縣許乃來稟稱，澳門大西洋夷目唩嚟哆上稟，稱有呂宋船隻帶信來澳，言英、法各國俱已和好，停止爭戰，吉慶認為，英、法、呂宋(西班牙)各國在海洋上爭鬥數年，法國、呂宋商船不敢來粵貿易，英國貨船雖然船大人多，沿途也須兵船護送，現在各國講和，洋面趨於寧靜，來年各國來粵貨船必多，海關税課可期豐裕。
這份片後附有“西洋理事官唩嚟哆稟”，大意謂三月廿九日(4月30日)接到吉慶發來的英國原稟，“內稱澳門係天朝地方，不敢意圖佔據……”對吉慶此舉表示感謝，并願意確查英、法各國停戰議和詳情，報告廣東當局。此份密奏及附稟五月初九日(6月8日)到京，嘉慶皇帝看後硃批：“覽。另有旨。欽此。”(2)軍機處針對這份報告草擬的諭旨，在各書中均未查到，不知其指示內容。
從吉慶四月十六日密奏中看，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吉慶強調因英、法、西班牙各國在洋面爭戰，影響了各國同中國的貿易，英國商船儘管照常來粵貿易，但須派兵船護送貨船，所以兵船來粵目的是保護貨船不致為敵國所劫。
第二，英國船隻停泊澳門附近洋面，經其飭諭回國後，英國表示并不敢佔領澳門，澳門葡人得此消息後并無不安。
實際情況和吉慶所報告的內容卻大不相同。
八月，在京城欽天監任職的葡萄牙人索德超、湯士選接到本國駐澳門理事官唩嚟哆的家信，上稟內務府大臣、工部侍郎蘇楞額，蘇楞額將其稟於八月二日(8月29日)奏呈嘉慶皇帝。稟中主要講了這樣幾點：
1)在澳門居住的西洋波爾都雅國人“荷蒙本朝涵濡之恩，循規守矩，久亨平安。”
2)英國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進貢時多所求假，不但要求增開通商口岸，而且企圖求海嶼一處作久留之計，因高宗純皇帝洞其隱曲，未遂其私，悵然而去。“西洋諸國因法蘭西之亂(法國大革命)互相糾合，英吉利亦在約中，故數年未暇東顧。”
3)葡萄牙與法國連年交戰，“英吉利外雖式好相助，然內實詭計千般，未能一心相信。”“今英吉利於其所佔據小西洋(印度洋)地窋溫發六大戰船，勁兵數千，滿載兵械炮具，藉辭稱預防法蘭西來搶澳門，其實乃竊窺澳門，欲得高宗純皇帝所不允之事。本年二月廿六日(3月29日)其船已到澳門……”澳門葡萄牙人因其無知會文憑，不許其入境。
4)六月三十日(5月1日)西方船隻到澳門帶來書信，“具述西洋之亂，去冬已平，法蘭西業向波爾都雅、咭唎求和，澳門人聞知此信，不勝喜慰，而咭唎人在船，猶然覬覦進境，不肯旋師，其心甚屬叵測。”五月中旬，戰船更逼近澳門停泊，佔據一島往來上岸，“澳門人人危懼，中國官員無甚戒嚴之意。”
5)“英吉利之兇狡，在西無人不知，伊前與小西洋假買賣為由，已曾圖滅一大國名曰蒙告爾(即孟加拉，英文作Bengal)，初亦借一小地存住，後漸人眾船多，於嘉慶三年(1798)竟將此國吞噬，此係後藏臨近之地，中國所能知也。其在他處以此而得計者不止一方，若容此輩在邇，殊非久安之策。”請求今後令澳門理事官凡關海防要事，公文可直達兩廣總督，不必由別員轉稟，以致壅誤。(3)
稟貼作者索德超(1728-1805)時任北京欽天監監正；湯士選(1751-1808)為欽天監監副。(4)欽天監是掌管觀察天象、推算節氣曆法的機構，從順治到乾隆、嘉慶，兼用歐洲傳敎士，索、湯二人均為葡籍傳敎士，在欽天監當差，欽天監由內務府大臣管理，所以稟貼由內務府大臣蘇楞額轉呈嘉慶皇帝。這裡順便提一下索德超、湯士選兩人與英國的一段軼事，看看他們上稟的個人背景。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派往中國的第個使團——馬嘎爾尼使團到北京後，通過一名法國傳敎士約瑟夫·格拉蒙得瞭解到索德超在北京的外國人中以敵視英國人而聞名，而清政府打算派索德超在英國使團赴熱河艱見乾隆皇帝時充當翻譯，為了防止這位對英國不友好的葡萄牙人充當翻譯可能造成的不利，馬嘎爾尼耍了個小手腕，他在一次同清廷高級官員聚會的公開場合，故意不用當時歐洲上層社會通用的拉丁語講話，而用英語和法語對在場擔任翻譯的索德超各説了一遍，索德超因在中國官員們面前無法翻譯而當眾出丑，這使他惱差成怒，當即用拉丁語對旁邊的一個意大利傳敎士把英國人大罵一通。事後，馬嘎爾尼又委托一個法國人轉告索德超，説由於他本人不懂葡語，不得不謝絕他的效勞，他對此深感惋惜。(5)索德超對這“一箭之仇”恨之切齒，必欲報之而後快。
湯士選在馬嘎爾尼使團來華時也有一段隱秘的插曲。使團來華時他負責參觀英國人帶來的各種儀器及其表演，以便預先向乾隆皇帝匯報。事畢他獨自悄悄來到英國使團駐地請求幫助。他向英國人承認他及其同事根本不能預測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與日落的時間，而朝廷上下都以為他們在天文方面是專家。在此之前，由於有巴黎出版的《天文曆書》，根據北京與巴黎兩個首都間的經度差換算一下就行了，所以還能應付。而法國革命中斷了他們所能收到的曆書，眼看就要原形畢露，幸好英國使團的數學家丁維提博士(因其精於調整科學儀器，且負責安裝使團帶來的天地運行儀，故使團抽嘥稱之為“天文學家”)送給他一套以格林威治經線測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曆書，使這位對天文學一竅不通的“天文學家”有幸渡過難關。(6)英國人認為，來中國的第一批耶穌會士是非常有學問的法國人和德國人，“接替他們的是一些不學無術的葡萄牙人，他們走運的是，中國人沒有能力發現他們的錯誤。”(7)
索德超和湯士選這兩位被英國人瞧不起的葡萄牙人，一有機會就會向清廷散佈不利於英國人的言論。這次上稟顯然受了澳門理事官唩喫哆的指使，將英國威脅澳門，兩廣總督聽之任之的情況披露給清廷，想引起嘉慶皇帝的注意，加強對葡人佔據的澳門的保護，同時通過揭露英國在海外殖民的劣行來排斥企圖染指澳門的英國人，給清廷留下英國侵略成性的壞印象。
這份稟貼雖站在葡萄牙人的立場上“誹謗”英國人，對於清廷來請卻還有幾點意義：
1)它向清廷報告了歐洲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紛爭和混亂，各國相互結盟，英、葡兩國雖同為反法同盟，然兩國在中國存在著利益衝突，英國打著反法同盟的幌子，藉辭防範澳門為法國佔領而暗自覬覦，以圖實現在中國擁有一塊可以泊居的商業據點。
2)提醒清政府英國勢力已達到和後藏相鄰的孟加拉，英國吞併孟加拉的手法可能同樣會用於澳門和中國。
3)對於清廷而言，這一稟貼還有一個特殊意義，即通過駐京葡人和澳門葡人的書信聯繫，可為清廷提供一條瞭解澳門情況、監督兩廣大吏對澳門和西方人政策的非正式渠道。
八月三日(8月30日)軍機處寄諭兩廣總督吉慶等令其查詢英船來澳情形，上諭認為，索德超等所奏之事發生於二月，自五月至八月期間兩廣總督吉慶、廣東巡撫瑚圖禮、粵海關監督三義助并未奏及，因此斷定此信未必確實，可能是澳官唩喫哆與英國有挾嫌聳聽之情，命令廣東當局傳唩喫哆詳細詰問得實，迅速奏聞。(8)吉慶并未選旨傳訊唩喫哆，而是於八月廿三日(9月19日)祇報告了這件事的簡單經過和英兵船已護貨回國的日期。其中言：“伏奏咭唎國護貨兵船前曾來澳灣泊零丁洋面，距澳甚近，因該國向來好鬥最強，住澳之波爾都雅國夷人恐有搶佔澳門之事，是以驚疑。臣匱飭洋商催令開行，咭唎夷人當知畏法，不敢滋事。經臣於本年三月間具奏在案。茲奉諭旨垂詢，遵旨查明咭唎國各兵船已於四月十一至六月初九等日已陸續開行護貨回國，其在澳門外灣泊時並無滋事，現在澳夷安靜，理合據實覆奏。”九月十一日(10月7日)嘉慶皇帝硃批：“覽，欽此。”同日，軍機處令蘇楞額傳諭索德超、湯士選，將吉慶等人的查訪情況告訴他們，并將吉慶原奏折抄給閲看，朝廷認為：“所有索德超等具呈之語系屬訛傳。”(9)此事就此結束。
事實真相到底如何? 是吉慶所言英國“護貨兵船”來澳門，施即護貨返回的普通事件，還是索德超等反映的為防法人侵佔澳門專門派軍艦與軍隊前往澳門，并企圖覬覦澳門的嚴重事件，這需要看看有關的外國史料。
二
外國史料記載嘉慶七年澳門事件，當以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為最詳。關於這次事件的原委是這樣的：
1801年(嘉慶六年)由於法國軍隊聯合西班牙軍隊侵佔了葡萄牙，東印度公司在倫敦的董事部因此推論：“由於這一侵佔的結果和葡萄牙所處的地位，并考慮到法國的步驟，有理由預料法國戰艦將在印度海面出現，準備進攻不列顛和葡萄牙在印度的領地。”(10)於是敦促英國海軍大臣派軍隊到澳門支援葡萄牙并幫助他們保守澳門。七月十日海軍部致函指揮印度海軍的雷尼爾中將，通報了因法國拒絕批准西班牙與葡萄牙間已議定的條約，英、葡和法、西間有可能再次爆發戰爭。為了保護英國在印度、中國的商業利益，防止法軍可能奪取澳門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海軍大臣內皮恩決定盡快派軍艦到澳門。海軍部認為，“葡萄牙享有澳門居留地的期限是不確實的，因此要注意到所有問題都是與中國政府發生極為複雜的關係。”所以指令雷尼爾必須“選擇最信賴的一位慎重而善於決斷的官員擔任這項工作”，并諄諄叮囑要慎之又慎，不要有傷中國政府的感情。派往澳門執行任務的官員需經常和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主任大班保持通訊，取得一致意見。海軍部并擬定更詳細的訓令由東印度公司派船送去。(11)
8月4日，東印度公司倫敦董事部秘密委員會寄給廣州的大班特選委員會一份訓令密件，其內容未載於馬士的《編年史》一書，據1802年1月22日廣州大班特選委員會給秘密委員會的咨文判斷，這份訓令密件內容是關於佔領澳門并要求廣州大班特選委員會予以配合。咨文內容將在後文詳細提到，茲不贅述。
11月20日，印度總督韋爾斯利侯爵致信廣州大班委員令主席多林文等人，通知他們東印度公司船隻“亞細亞號”和“多佛爾炮台號”全部配備武裝，加入赴中國海面的皇家戰船，船上載著“一隊歐洲步兵和部份歐洲炮隊”，請廣州大班委員會以對公司利益的熱心和對澳門及中國問題的知識，為前往澳門的艦隊指揮官提供情報。并且，他已寫信給葡萄牙在印度果阿的總督，請他訓令澳門總督就此問題給予合作。他指示多林文等人收到此信後立即將有關法國政府企圖突襲澳門的情報通知澳門總督，告訴他英國政府已採取幫助該處防守的各種措施，希望澳門總督允許英國軍隊加強駐守澳門的防守力量。為了預防採取這些行動可能引起中國政府的懷疑，可適當向廣東最高當局申述準備反對法國在澳門建立據點的必要性，“不僅是為了保護該處的不列顛及葡萄牙的商業利益，而且是為了維持中國政府與這些國家的商業往來所得的利益；如果由一個缺乏維持與中國商業往來的國家去建立據點，則全部利益即將消滅，因為它的實際計劃，祇是企圖攻佔澳門，破壞不列顛人通過該處和中國貿易而已。”“如果法國在澳門島上獲得據點，則中國的安寧與獨立，就會受到危害。”指示他們慎重選定保衛澳門的方式，這種方式既要有效地阻止法國佔有該地，又要保持和中國政府修好。(12)
1802年1月22日，秘密委員會8月4日給廣州大班特選委員會的訓令密件送到廣州，大班委員會認為，不論是通過商議，獲得葡萄牙人的同意，或用武力攻打葡人而佔領澳門，結果都是危險的。從中國方面來看，由於英國對孟加拉的征服，尤其最近對邁索爾(Mysore)的征服，使中國政府在心理上產生對英國的恐懼，并加深了他們對英國人企圖征服東方的看法。這些看法也會不斷由駐京的葡萄牙傳敎士的報告而加劇對英國的敵視。中國方面不容許把澳門轉讓給其它任何國家；葡萄牙人由於對中國的服從無間得以保有澳門，如果英國佔有它，不但需要用和葡人同樣的條件去保有它，而且其後果對東印度公司及英國的利益非常不利。原因在於澳門缺乏港口停泊英國貨船，貿易不得不在廣州進行，英國仍需受制於中國，且須付出一筆巨款維持防守澳門的駐軍；而一旦澳門因某一中國人死亡，中英間勢必發生爭執與糾紛，這會擾亂并停止廣州的英國貿易，但如澳門在葡萄牙人手中，即使發生同樣的情況，也不會出現這種問題。再者，即使法國佔領澳門，中國方面也不會容許他們保有，必然會斷絕澳門的全部供應，而生活必需品祇有靠外國來提供，英國戰船在外部可很容易封鎖。法國的盟友西班牙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馬尼拉也不能給法國提供幫助，西班牙人會因中國和菲律賓的貿易利益而不願和法國合作。最後，派軍隊到澳門必然會引起中國的猜疑，也無法避免與英國利益相衝突或敵對的國家對英國的意圖進行攻擊和誹謗，以致損害英國在中國的利益。基於以上看法，廣州的大班委員會對於英國政府派兵到澳門的計劃持保留態度，他們建議單獨派海軍而不必運載陸軍來就可以達到保護澳門的目的，并提議對此次行動嚴格保密，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人對英船來中國的動機產生懷疑，并勸告軍艦到達後不要與葡萄牙人商議，除非受到法國的攻擊。(13)
3月18日，由艦長奧斯本指揮英國皇家戰船“自大號”從加爾各答護送三艘武裝商船到達伶仃島，每艘船都載有軍隊和大炮，并且武裝力量足以使商船改變成戰船。稍後，由羅伯特·漢密爾頓指揮的小戰船“俄耳甫斯號”和雙桅船“狐狸號”加入。作為這次行動的指揮官的奧斯本，對中國政治缺乏瞭解，他一到達中國伶仃島附近，就寫信給駐廣州的公司大班特選委員會主席多林文等，要求給予指導，完成此項任務，奧斯本因怕被中國知悉不敢與中國海岸交通。軍隊經長時間迂迴航行抵達中國後新鮮食品消耗凈盡，缺乏淡水，壞血症流行，他對完成此項任務信心不足，他認為“中國和葡萄牙可能會堅決拒絕英國以軍隊幫助加強澳門防守的建議，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立即將軍隊送走，以免觸犯中國政府，以致損害中國的貿易”。信中附有1801年7月8日東印度公司董事部秘密委員會致印度總督的信件及海軍大臣給奧斯本本人的命令摘錄。(14)
廣州的大班特選委員會本來認為祇要戰船停留在澳門附近，就足以驅逐法軍或法西兩聯軍的任何搶劫性的攻擊，而不驚動中國政府。但是從加爾各答載來軍隊，將他們的設想完全打亂，企圖向中國政府掩飾英軍此來意圖的打算已不可能。3月20日多林文等致信奧斯本，希望能把軍隊送回，并提議他的船隊停在伶仃島或偶然游戈至上川島或西邊的一些島。公司大班們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同意由英軍幫助防守澳門的行動，即使允許，廣東當局向北京請示也需要兩三個月才能確知，所以他們建議奧斯本和軍隊指揮官一同去拜訪澳門總督，盡力獲得他的同意。在澳門，葡萄牙居民普遍對英國表示不滿，為了取得澳門方面的合作，可向澳門居民暗示，他們今後對孟加拉的貿易將完全以這一問題的結果為轉移，并附上所有必要的信函和文件。
奧斯本和軍隊指揮官羅伯特，漢密爾頓立即和澳門總督進行了會談，結果澳門總督沒有給於確切答覆，他堅持英國船隻和軍隊仍留在伶仃島。3月24日多林文獲悉兩位軍官關於會談失敗的消息後，又親自前往澳門再次嘗試説服澳門總督。(15)
英國人試圖瞞著中國廣東當局，通過和澳門總督的私下會談，悄悄派兵進入澳門，但又擔心葡萄牙會請求中國政府批准，從而把消息洩露出去。果不其然，葡萄牙人對英國派軍隊來澳門的真實意圖甚為懷疑，他們事先也沒有接到其上司駐印度果阿總隊長關於准許英軍進入澳門的命令，所以他們認為英國人對澳門有野心，於是上稟兩廣總督吉慶，請求保護。
從前文中英國派兵來澳門的全部動機看，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倫敦董事部顯然考慮過趁葡萄牙人危弱之時佔有澳門，并且實際上也派來了可以登陸作戰的陸軍，英軍到達中國海面後的所有行徑，都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重侵犯，由於葡萄牙人拒絕英軍登陸，而且英國駐廣州的大班們不傾向於佔領澳門，而廣東當局由於葡人請求保護也很快知道了情況，英國不得不改變初衷，以免自己的商業利益受到影響。
兩廣總督吉慶對此事件的態度左右搖擺，前後矛盾，他一方面令行商向英方宣諭促其回國，另一方面又未對英方施加壓力和抗議其擅自干涉中國主權，英方為洗刷葡萄牙人對廣東當局所表達的英國妄圖佔領澳門的不利言論，曾經將英國的意圖告知吉慶，保證“無意侵犯中國政府”，并和吉慶約定：“事先未獲得准許，軍隊不會在澳門登陸。”(16)這就使吉慶相信，事態的發展沒有像葡萄牙人所講的那樣嚴重，所以乾脆將英國所派戰船、軍隊及其來粵意圖統統隱瞞，而採用歪曲手法把它們説成是“護貨兵船”，因此整個事件變成一件尋常之事，沒有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視。4月29日，一隻西班牙船到來，正式宣佈戰爭停止；5月10日，廣州的大班特選委員會收到檳榔嶼副總督於3月5日的來信，獲悉去年10月英法之間及其盟國已簽訂了初步和議，葡萄牙的領土及領地仍歸葡萄牙國王統治，這樣，支援澳門的藉口已不存在，由於季候風的轉變，英船於7月2日才全部返回印度。
三
吉慶對英國採取的態度，葡萄牙人非常不滿，從索德超等所上稟貼中也有所流露，而英國人則對他稱讚有加，認為從各方面看他“都表現了政治家的風度”，“已經很好地證明他自己不僅是一個極其正直與公正的人，而且性情溫和，同時，又比他的國人更少傲氣和偏見。”(17)當吉慶後因鎮壓“敎匪”措置失當，被清廷接連處罰，又和廣東巡撫瑚圖禮矛盾很深，為其所逼，憤而自殺時，英國大班特選委員會很表惋惜，認為“他是一位清廉正直和性格仁慈的官員。”(18)
從《清史稿·覺羅吉慶傳》看，吉慶基本上是一位居官清廉、勤勞軍事的人(19)，但他對英國覬覦澳門的警惕性不高，他的寬容實際上縱容了英國對澳門的野心，以致出現了嘉慶十三年(1808)英國以同樣的理由侵佔澳門的嚴重事件。吉慶對英國覬覦澳門情況的歪曲和隱瞞，使清廷無由窺見英國對澳門的企國，也不知海外世界之中歐洲因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戰端已波及中國的澳門，英葡、法西各國為保衛或破壞對方在遠東的貿易利益而爭鬥。更壞的是，他的這種匿不上報的處理方法，給後任兩廣總督吳熊光處理嘉慶十三年澳門事件留下了一個先例。吳熊光因在英國侵佔澳門事件中奏報遲延，辦理畏崽被革職拿問，軍機處審訊吳熊光時，他稱：“上年(十三年)七月廿九日(9月19日)咭唎夷兵擅入澳門，佔據西洋人防守海口炮台，我因事屬創見，調查總督衙門有無成案，得嘉慶七年該國兵船欲佔住萬山及虎門外沙角山頭，經前督臣吉慶等砰嘥前往曉諭，兩月有餘，即行撤退返棹，未經具奏。我一時糊塗想仿照辦理，如咭唎夷兵亦即撤退，即可不上煩宵旰。”(20)吳熊光想仿照吉慶的做法卻誤了事。嘉慶皇帝才知道嘉慶七年事件中吉慶的隱瞞態度，祇是吉慶已死，無由追究當年的責任了。
從嘉慶七年事件中，英國看出它的歐洲盟友葡萄牙對英國在中國利益的威脅與排擠，事後他們花錢獲得了索德超、湯士選的呈遞給清廷的稟貼內容，鑒於英國同中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在北京朝廷也沒有為其利益説話的代言人，英國為了排除和對抗它的歐洲盟友葡萄牙人對它利益的干擾和損害，甚至不惜拉攏它的敵國——法國傳敎士，儘管英葡和法國在歐洲交戰，而在中國，法國傳敎士卻是東印度公司的座上客。廣州大班特選委員會勸公司倫敦董事部對法國傳敎士表示友好，給予種種優待，以便使他們在中國朝廷內為其效力。提議中的優待之一是“准許任何一位法國傳敎士在他要到這個國家(中國)時，可以免費乘公司的任何一艘船。”(21)英國為其在華利益煞費苦心，於此可見一斑。
【註】
(1)《仁宗睿皇帝實錄》卷97，頁286-287·中華書局1986年7月第1版。
(2)(3)(4)(8)(9)《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一輯，頁10-12、3-4、12-13。
(5)(6)(7)〔法〕阿蘭·佩雷菲特著《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三聯書店1993年5月第1版，第2 1、23章。
(10)(11)(12)(13)(14)(15)(16)(17)(18)(21)〔美〕馬士 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區宗華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卷，第56、57、58章。
(19)《清史稿·覺羅吉慶傳》卷343，列傳130。
(20)《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3輯，頁12。
*馬廉頗，回族青年學者，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博士研究生。黃定平，歷史學碩士，廣東民族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