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賈梅士岩洞(石印版畫12.6×18.6cm) 奧古斯特·波爾傑 (1808-1877) 作
首先，我要向澳門大學，特別是霍啟昌敎授和J. A. 山度士博士(Jorge Santos Alves)盛情邀請我參加此一重要的科研活動，表示莫大的感激。可惜我因緊急科研事務纏身，未克親臨澳門參加研討。幸蒙會議組織者不棄，接受我書面發言，並得山度士博士允為宣讀。我衷心祝願研討會圓滿成功。拙文若有缺欠，均與宣讀者無關，我將承擔全部的責任。本人主要是回顧和介紹澳門歷史在葡國的研究和著作的出版，關於澳門土生歷史，相信研討會上會有專著論述。
一、澳門歷史的過去式
作為開始，讓我們先瀏覽一下其中一位第一流的澳門歷史學家路易斯·貢薩加·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編著的《澳門書目》(“Bibliografia Macaense”)(1)，大略地翻翻這本重要的參攷書，可以看出在近百年中，關於澳門歷史最重要的研究和出版著作，是在葡國版圖以外的地方，即在澳門地區本身，或歐美別的地區作出的。當念及葡萄牙乃第一股抵達中國海岸的歐洲勢力，並自1513年起便不斷在該處活動這個事實(2)，這似乎有悖常理。再粗略地翻翻不同研究機構的目錄，就更加令人困惑，因為會發現，葡國各檔案室和圖書館，藏有關於澳門歷史和葡萄牙人在遠東擴張歷史的原始資料，簡直是浩如煙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經勘測整理的，這些資料，可以回溯至16世紀初。
此種微弱的編寫澳門歷史的興趣，似乎是按照年代的順序，集中於兩個不同的時期。一方面，在世紀轉換時，出現一批對澳門歷史知識有重要貢獻的著作，傑出的學者如桑塔倫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他寫了一本著名的有關葡國對澳門地區佔有權的《回憶錄》(3)；本托·達弗蘭薩(Bento da França)編寫了其中一部最早的總覽澳門歷史的專著(4)；若昂·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編輯了頗負盛名的《大西洋國》(“Ta-Si Yang-kuo”)(5)，很顯然，那是唯一一份在葡國出版、專門關注遠東問題的雜誌；還有那為闡明葡人在中國沿海活動的由來，付出了甚多努力的若爾當德弗雷塔斯(6)。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爭奪，似乎不僅僅涉及利益均沾，更醒悟到澳門，這葡國在亞洲最遠的屬地關乎國家之利益。
另一方面，1940年間迸發另一次澳門編史熱，當時葡國政府正把大量資源投入所謂的“獨立雙慶”(7)。由政府資助的學者，如曼努埃爾·德穆里亞斯(Manuel Múrias)(8)，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和愛德華多·布拉藏(Eduardo Brazão)，他們的重要著作，就是在那些年間進行的。(9)必須指出，無論當時政府的動機是如何成問題，但似乎很清楚，這後一時期表明，官方對葡萄牙擴張歷史範疇的研究和出版，有一個總體的政策。
對1974年前在葡國出版的主要歷史著作所能作的主要批判，也許是在於其過份的實證主義，關注的幾乎全是行政和管理事實，以及其征服性的民族主義，即對澳門的葡萄牙根基顯示出的偏見，把遠東整體的歷史和地理條件置之不顧。(10)同時，人們亦可強調，葡國幾乎完全沒有一個研究漢學的傳統。現在看來，似乎很明顯地，這已嚴重削弱了所有對澳門現實的現解。事實上，中國的現實--“中國事情”(11)，正如早於1570年第一篇在歐洲發表關於中國的論文標題提到的--極少甚至全無受到大多數以葡國為基地的史學家注意，他們確信，可以單憑葡國的眼光理解澳門。(12)
二、澳門歷史的現在進行式
葡國對澳門歷史研究和編寫的開展，在過去20年中，是同“4·25”葡國革命帶來的政況、經濟和社會遽變緊密地聯繫着的，葡國革命帶來的這些變化，正如人們意料到的，對調整葡國的文化和敎育優先次序有重大的意義。霎時間，葡國的編史工作，擺脱了政府檢查制度的束縛。與此同時，長期受到從歐洲，尤其是巴黎來的變革風氣所喚醒，在那裡維托里諾·馬加良斯·哥廸尼奧(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為一場巨大的、影響深遠的、在葡萄牙擴張史方面的革命奠定基礎。(13)
然而對澳門史的研究，卻反常地未能即時受惠於葡萄牙編史工作的革新。首先，這是由於澳門地區的行政狀況維持不變，而且葡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大大改善。其次，是由於葡萄牙歷史學家突然發現大量研究的新範疇，在他面前擺開的，除葡國本土外，還有非洲。在此攪撓混亂的時刻，葡國及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均在發生激烈的變化，而澳門，作為一個在遠東的和平寧靜綠洲，似乎被遺忘了。
結果，當我們翻查1974年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出版的書籍和文章的清單，發現澳門和中國似乎是被遺忘了。葡萄牙學者不但沒有發表任何有關這個範疇的任何創新性著作，還放棄編輯重要史料，將工作留給那些幹起來要比他們費力的外國同事。(14)於是，最有重大意義的工作是在葡國以外的地方作出的，而主要地是在澳門本身。
這種情況直至五、六年前，即80年代末才開始改變，這是基於三個不同的而又密切相關的因素。
首先，葡萄牙大學近年經歷了一個迅速發展和現代化的時期，研究院的工作在任何一個想象得到的研究範疇，都有驚人的發展，其中當然包括了葡萄牙擴張史。里斯本大學、里斯本文學院及其他院校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和畢業生提交一系列研究，當中有些是屬澳門歷史的。(15)對研究課題的選擇，不見得依照着同一的模式，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出自個人的喜好和動機。但是無論如何，這些新一代的歷史學家強調了一些研究的總路線。
現時各間葡萄牙大學所作的研究，傾向於克服過去那具局限性的民族主義眼光嚐試將澳門的歷史同其整體的中國及亞洲背景結合起來。比如説，沒有對中國沿海及南中國海總的形勢的瞭解，也就是説，沒有考慮到倭寇現象、葡萄牙人抵達種子島(Tanegashima)、日本的政治和軍事狀況等等背景，要描述澳門在16世紀歷史中作為一個沿海商業中心的出現是不可能的。雖然現時許多研究人員正轉向亞洲的資料，由於語言的極度複雜性，中文資料擺出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葡國缺乏一個漢學研究的傳統，加深了語言方面的困難。
除了擴闊視野，葡萄牙的歷史學家亦在嚐試，使他們從現有的資料中探求的問題更加多樣化。探討的問題包括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化接觸，葡萄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及反過來，中國對葡國社會的影響，還有葡人對華人的態度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書面上的資料如加斯帕爾·達克魯斯的《中國條約的情事》，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遠遊記》，以及其他許多的著作，現正受到重新評價，因為內裡含有大量的、意想不到的、同當今研究問題有關的詳細資料。
同時，一個時興的國際交流的熱潮正在開展，葡國的歷史學家正空前地對在歐洲、美洲和亞洲所作的研究給予相當的注意。他們時常參加國外的學術活動，同時亦邀請外國的同事到葡國參加相應的活動。(16)事實證明，這種交流對於研究工作，也就是説，對研究方法的重估，對過去潛在資料的認識以及發現澳門歷史研究中的新概念、新論點，是非常有益的。
第二個使葡萄牙人重新喚起對澳門歷史的興趣的因素是“東方基金會”(Fundação Oriente)的出現。東方基金會是一個以里斯本為基地的民間機構，該會對一個大型的文化計劃投入重要的資源，包括研究補助金、出版書刊以至受特別委托的工作。近年來，東方基金會欣然接受由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提交的研究項目。可以預期，這些科研項目很快可以書本形式出現。
在出版方面，該基金會正著手在里斯本編輯由歐洲首屈一指的拓殖史專家查爾斯·R·博克瑟撰寫的《論文全集》(“Obras Completas”)(17)，並正在資助其他同遠東歷史有關的著作出版。(18)還有其他項目亦已在進行中，比如最近上馬的《澳門歷史》(“History of Macao”)，現正由一群以A·H·德·奧利韋拉·馬爾格斯(A. H. de Oliveira Marques)為首的歷史學家著手編寫。關於16、17世紀葡人在遠東活動的第一卷即將出版，澳門歷史從近代到當代的隨後數卷，據説亦快將面世。(19)
第三，近代澳門歷史研究大大地受惠於葡萄牙發現紀念活動國家委員會(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的成立。該委員會為一政府部門，負責協調所有有關葡萄牙發現500週年紀念活動。該委員會通過一系列以一年為期的輔助金和長期合約，資助了一大批研究項目。其常設工作人員及與其大批的協作者正不斷舉辦一系列的研討會、學術會、展覽會和出版書籍，當中就有許多同澳門歷史有關的。(20)這個委員會，作為其計劃的一部份，亦贊助同葡國擴張歷史有關的書籍出版，很自然，澳門歷史亦歸入這一範疇。
上述機構通力合作，在過去五、六年內，舉辦了大量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澳門歷史如果不是佔最重要的地位，至少也是不斷被介紹。然而，在這關於葡國對澳門興趣的簡介中，不可不提一些其他的政府機構，熱帶科學研究所(O 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Tropical)除了正常的編輯工作外(21)，數年前舉辦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以澳門為主題的展覽(22)。在里斯本的澳門辦事處經常舉辦有關澳門的展覽，并定期提供當地唯一的澳門歷史課程。國家檔案館(O Arqu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舉辦了一個有趣的文獻資料展覽，首次展出許多同澳門過去有關的珍藏。(23)而每兩年一度的印度-葡萄牙歷史國際研討會(O Seminário Internacional de História Indo-Portuguesa)已為加深對澳門過去的認識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也許一些人名、機構和活動在此未能盡述，但總的圖像是勾劃出來了。(24)所以一些結論現已進入議事日程。
三、澳門歷史的將來完成式
也許現在來描繪葡國對澳門歷史研究的主流特性未免為時過早，但從近年發表的論題斷斷續績欠缺完整性的情況看來，對澳門歷史作總體研究的時機似乎尚未到來。同時，大多數工作明顯是在緊急關頭的推動下完成的。另一方面，似乎大量的投資是來自廣泛的公、私機構，由於欠缺總體的協調，結果可能造成人力物力的嚴重浪費。
在葡國的澳門歷史研究，既非出自官方機構着眼點的一個戰略目標，亦無一個探討該地區的過去的全盤計劃。偶而舉行的活動--展覽、學術聚會等等，祇為有局限的、十分短暫的事物所觸動。至於發表了的著作之所以成事，似應歸功於各自的作者尋求官方資助的謀略。例外的，較有組織性兼且動機明確的，是澳門辦事處和東方基金會所舉辦的活動。
無論如何，確實得到貫徹的少數項目，主要都是關於16及17世紀的澳門歷史--而我考慮的主要是碩士和博士論文，其選材正是針對這個範疇欠缺有意義的研究。(25)也許此一早期，即當遠東同遙遠的西方首次邂逅的時期，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但是，在任何情況下，葡國的歷史學家都趨向於避免過去澳門隨後的各個時期。雖然，明確的是，對澳門的研究，再不會被看作一個孤立的題目，相反，似乎可以肯定，未來的研究將會把整個中國及亞洲背景放入考慮範圍之內。而且，一旦條件成熟，透過翻譯或直接地去探索中文資料，將會是十分有意思的事。
但是，如果在葡國，澳門不是一個重點的研究範圍，現在葡萄牙對此地區的管治權將結束，澳門到底要待何時才能成為一個研究重點? 葡萄牙當局，正如他們一貫的作風，很可能會在準備一個全面性的研究及披露澳門歷史計劃方面走緩一步。因為事實上，於澳門地區貫徹各種措施的同時，在葡國創立一些負責將來管理中葡雙方共同銘記的基本架構，是順理成章的，葡萄牙對一個葡人居住了超過四個世紀的城市管治權的終止，意味着葡國在文化和歷史方面將擔負更為重大的責任。
在最近的未來，當務之急的事包括：1)給所有在各個國家檔案室和圖書館有關澳門、中國和遠東的手抄本資料編目。(26)2)出版文獻資料(通過一種《中國文獻》逐年分卷出版)。3)將最重要的記敘性資料，作帶評論性的編輯和出版，這些資料當中，有許多躺在葡國及歐洲的檔案室，從來未被碰過。(27)4)對澳門歷史及葡人在遠東活動作全面的研究(基於一個大型的計劃，包括特定的主題、地理區域、作品、傳記、時期等等)。其他可行的辦法，是編輯一本專門的評論雜誌(某種《大西洋國》的現代版本)及有系統地翻譯有關澳門過去的外國著作。(28)
在沒有一個總體的官方政策的情況下，為免浪費人力物力，也許最合乎邏輯的解決辦法，會是設立一個以葡國為基地的研究中心，負責開展有關澳門歷史和葡人在遠東活動歷史的研究工作。説到底，要將澳門同帝汶、日本、菲律賓群島及許多其他鄰近地區割裂開來，是不可能的。法國於歷史上在遠東所佔的地位不及葡國，但法國當局憑歷史的觀點，在巴黎設立了“遠東法國學校”(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葡國該可以此為榜樣。如此一個研究中心，除歷史編寫工作外，亦可組織大量的語言計劃，以彌補所有在漢學研究上浪費掉的光陰，爭取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一個同澳門及中國相應的機構對話的組織。
這些僅僅是幾個初步的建議，但似乎很明顯，葡國在現在及過去對澳門及整個遠東文化的責任，會促使葡國當局於1999年後，對澳門歷史有更堅定的興趣，對保存中葡共同的歷史記憶有更大的投資，以及擺在我們前頭的文化問題與抉擇，有更加敏鋭的洞察力。
【附錄】1980-1994葡國出版之澳門史類書目
瑪麗亞·貝內迪塔·德阿爾梅達·阿勞若(Araújo Maria Benedita de Almeida)：《在中國的葡萄牙第1次接觸》(“Os portugueses na China-Primeiros Contactos”)，《文學雜誌》(Revista da Faculdade de Letras)(里斯本)第5輯，第12期，1989，PP.89-96。
《聖保祿遺址--通向未來的紀念碑》(“As Ruinas de S. Paulo-Um Monumento para o Futuro”)，里斯本，澳門文化學會及澳門辦事處(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de Missão de Macau)，1994。
拉斐爾·阿維拉德阿澤維多(Azevedo，Rafael Ávila de)：《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影響》(“A influencia da cultura portuguesa em Macau”)，里斯本，葡萄牙文化與語言學會(Instituto de Cultura e Língua Portuguesa)，1984。
萊昂·博爾東(Bourdon，Leon)：《耶穌會在日本(1547-1570)》，(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e Japon 1547-1570)，里斯本，卡洛斯特·古爾本基安基金會(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1993。
查爾斯·R·博比瑟(Boxer，Charles R)《16和17世紀澳門歷史研究》(“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Séculos XV I e XVII”)，里斯本，東方基金會(Fundação Oriente)，1991。
--《葡萄牙恢復民族獨立運動時期的澳門》(“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3。
--《克羅尼斯塔·若昂·德巴羅斯及其對中國明朝的研究》(“O Cronista João de Barros e o Seu Interesse pela China Ming”)海洋(Oceanos)出版，里斯本，1993年第14期，pp.114-117。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信札及其他文獻》(“Cartas de Fernão Mendes Pinto e outros documentos”)，麗貝卡·卡茨和弗朗西斯·M·羅傑斯(Rebeca Catz a Francis Mo DRogers)編，里斯本，1983。
奧斯河·科茨(Austin Coatcs)：《澳門--歷史的石子斜路》(“Macau-Calçadas da História”)，里斯本。澳門文化學會(Gradiva 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91。
邁克爾·庫珀(Cooper，Michael)：《譯員羅德里格斯：一位在日本和中國的耶穌會士》(“Rodrigues o Intérprete-UmJesuíta no Japão e na China”)，里斯本，1994。
若昂·保羅·A·O·科斯塔(Costa，João Paulo A. O)：《16世紀葡萄牙人與遠東，關於確立殖民澳門的反思》(“Os portugueses e o extremo-oriente no Século XVI Reflexões em torno do estabelecimento em Macau”)，見《北京條約第100周年研討會論文集》(“Primeiro Centenário do Tratado de Pequim-Actas do Colóquio Comemorativo”)，葡萄牙檔案學會(Associação dos Arqueólogos Portugueses)，1987，pp.25-39。
--《基督敎布道會在中國和日本》(“As missões Cristãs na China e no Japão”)見《葡萄牙人在全世界》(“Os Portugueses no Mundo”)，路易斯·德·阿爾布開克(Luís de Albuquerque)，6卷集，里斯本，阿勒法(Alfa)出版，1989，卷3，pp.180-196。
--《從葡王馬努埃爾之夢到葡王若昂一世之現實主義--關於16世紀30年代中葡關係的新文獻》(“Do sonho manuelino ao realismo joanino. Novos documentos sobre as relaçães luso-chinesas na terceira década do seculo XVI”)，《研究》(Stvdia)，里斯本，第50期，1991，pp.121-156。
若澤·佩雷拉·達科斯塔(Costa，José Pereira da)：《天主敎五神父乘新郵輪從里斯本往澳門之旅》(“Comunicação sobre a Relação da viagem que fizeram de Lisboa para Macau na galera Novo Paquete 5 congregados da Missão”)，《研究》(Stvdia)，里斯本，第48期，1989，pp.369-444。
貢薩洛·科塞羅(Couceiro，Gonçalo)：《澳門聖保祿敎堂》(“A Igreja de S. Paulo em Macau”)，《海洋》(Oceanos)里斯本，第6期，1991，pp.87-95。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畫家》(“Pintores Jesuítas na China”)《海洋》(Oceanos)，里斯本，第12期，1992，pp.92-1 01。
--《敎堂、聖母院和保護聖徒》(“A Igreja e o Colégio da Madre de Deus e o Mecenato Local”)，見《聖保祿遺址--通向未來的紀念碑》，里斯本，澳門文化學會及澳門辦事處，1994，pp.55-61。
《中國見聞--16世紀文獻》(“Enformação das cousas da China-Textos do século XVI”)，拉法埃拉·丁蒂諾(Raffaella d'Intino)編，里斯本，國家印鈔局(Imp. Nacional Casa da Moeda)，1989。
卡洛斯·埃斯托爾尼紐：《澳門--“耶穌聖名之城，沒有誰比衪更忠誠”1555/1999》(“Macau-Cidade do Nome de Deus，Não Há Outra Mais leal 1555/1999”)，見《澳門面面觀》(“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Tropical”)及東方基金會(Fundação Oriente)，1991，pp.5-34。
若熱·曼努埃爾·弗羅雷斯(Flores，Jorge Manuel)--《在西方歐洲的東方形象：蒙古擴張的回響到葡王馬努埃爾》(“A imagem do Oriente no Ocidente europeu：dos ecos da expansão mongol ao Portugal manuelino”)，國家圖書館雜誌(“Revista da Biblioteca Nacional”)里斯本，第2輯，卷5，第2期，1990，pp.21-40。
拉法埃拉·J蒂諾(Raffaella d'Intino)：《16世紀葡萄牙文獻中的中國形象》(“A Imagem da China nas Informações Portuguesas do Século XVI”)，《海洋》(Oceanos)里斯本，第14期，1993，pp.28-30。
阿爾梅林多·萊薩(Lessa，Almerindo)：《葡萄牙與中國：接觸的體驗》(“Portugal e a China：Uma Experiência de Contactos”)，里斯本，里斯本市政廳(Câmara Municipal de Lisboa)，1981。
魯伊·曼努埃爾·洛雷羅(Loureiro，Rui Manuel)--《葡萄牙探尋中國：形象與幻覺，1498-1514》(“Portugal em busca da China：imagens e miragens，1498-1514”)《讀歷史》(“Ler Hi stória”)里斯本，第19期，1990，pp.31-43。
--《中國海洋之旅(萊昂內爾·德索薩，1554)》，《歷史文本》(“Cadernos Históricos”)拉格斯(Lagos)，卷二，1991，pp.39-44。
--《葡萄牙發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A Imagem da China na Cultur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eses”)，《拉丁之》(“Via Latina”)科英布拉(Coimbra)，第3期1991年5月，“澳門”附刊，pp.80-82。
--《1534-1536年廣州被囚人士信件中對中國之所見》(“Avisão da China nas 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1534-1536)”)見《東方研究》(Estudos Orientais)，里斯本，第三卷，pp.279-295。
--《耶穌會士與中國》(“Os Jesuítas e a China”)與若澤·曼努埃爾·加西亞(José Manuel Garcia)合寫，見《聖保祿遺址一通往未來的紀念碑》，里斯本，澳門文化學會及澳門辦事處，1994，pp.21-35。
--《澳門》(“Macau”)，見《葡萄牙發現史詞典》(“Dicionário de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路易斯·德·阿爾布開克(Luís de Albuquerque)主編，兩卷集，里斯本，1994，第二卷，pp.633-635。
--《葡萄牙人通往中國之路》(“Da passagem Portuguesa pela China”)見《陸路與海路》(“Rotas da Terra e do Mar”)，馬蒂姆·德阿爾布開克(Martimde Albuguerque)與若澤·曼努埃爾·加西亞(José Manuel Garcia)合編，里斯本，葡國紀念葡萄牙發現有關報刊雜誌文集(Diário de Notícias 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1994，PP.428-456。
《(國家)檔案館中的澳門與東方--16至20世紀(“Macau e o Oriente na Torre do Tombo-Seculos XVI a XX”)里斯本，國家檔案館(Arquivos Nacionais-Torre do Tombo)，1993(目錄表)
若阿金·羅梅羅·德馬加良斯(Magalhães，Joaquim Romero de)：《大葡帝國的架構及管轄》(“Uma estrutura do império português，o município”)，見《葡萄牙與東方--研討會論文選集》(“Portugal e o Oriente-Ciclo de Conferências”)，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4，pp.67-94。
曼努埃爾·卡達法斯·德馬托斯(Matos，Manuel Cadafaz de)：《耶穌會在中國建立敎區及基督敎出版貢獻》，(“AMi ssionação Portuguesa na China e o Contributo da imprensa cristã”)見《聖保祿遺址一通往未來的紀念碑》，里斯本，澳門文化學會及澳門佈道會，1994，pp.37-47。
費爾南多·安東尼奧·巴普蒂絲塔·佩雷拉(Pereira，Fernando Antonio Baptista)：《聖保祿遺址：歷史與文物》(“As Ruínas de S. Paulo：História e Arte”)，見《聖保祿遺址通往未來的紀念碑》，里斯本，澳門文化學會及澳門辦事處，1994，pp.63-85。
加利奧特佩雷拉(Pereira，Galiote)：《為人知曉的中國事》(“Algumas cousas sabidas da China”)，魯伊·曼努埃爾·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編，里斯本，葡國紀念葡萄牙發現全國委員會(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和敎育部(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1992。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Pinto，Fernão Mendes)：《遠遊及其他》(“Peregrinação e outras Obras”)，安東尼奧·若澤薩賴瓦(António José Saraiva)編，4卷集，里斯本，薩·達科斯塔書局(Livaria Sáda Costa)，1981-1984。
--《遠遊記》(“Peregrinação”)，阿道弗·卡賽斯·蒙泰羅(Adolfo Casais Monteiro)編，里斯本，國家印鈔局，1983年。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之遠遊記》(“Peregrinação de Fernão Mendes Pinto”)，阿尼巴爾·平托德卡斯特羅(Anibal Pinto deCastro)編，萊洛兄弟(Lello e Irmão)，1984。
羅德里希·普塔克(Ptak，Roderich)：《澳門建城前的早期中葡關係》(“Early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 up to the Foundation of Macao”)，見《自由潮》(“Mare Liberum”)里斯本，第4期，1992，pp.289-297。
--《海上中國與葡萄牙-大明帝國與印度政體比較研究》(“A China e Portugal no Mar：Comparação entre o S istema M i ng e o“Estado da Índia”)，《海洋》(Oceanos)，里斯本，第14期，1993，pp.104-113。
若昂·德·德烏斯·拉莫斯(Ramos. João de Deus)：《澳門建城前葡萄牙與中國之關係》(“Rela'cões de Portugal com a China anteriores ao estabelecimento de Macau”)，見《國家與防衛》(“Nação e Defesa”)，里斯本，第53期，1990，pp.155 170。
--《葡萄牙·中國與澳門：首次接觸》(“Portugal，China e Macau-os Primeiros tempos”)，見《東方研究》(“Estudos Orientais”)，里斯本，卷三，1992，pp.325-330。
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Rego，António da Silva)：《耶穌會在亞洲--書目及索引》(“Jesuítas na AsiaInventário eíndices”)見《阿茹達圖書推雜誌》(“Biblioteca da Ajuda，in Revista de Divulgação”) 里斯本，第1期，1980，pp.95-152。
喬治·布賴恩·索薩 (Souza，George Bryan)：《帝國之幸存：在中國的葡萄牙人，1630 1754年》(“A Sobrevivência do Império：Os Portugueses na China，1630 1754”) 里斯本，當吉訶德(Dom Quixote)出版，1991。
若昂·曼努埃爾·努涅斯·托朗(Torrão，João Manuel Nunes)：《D·熱羅尼莫·奧索里奧書中的中國》(“AChina na obra de D. Jerónimo Osório”)見《“葡萄牙大發現時期人之主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Actas do Congresso Internacional Humanismo Português na Epoca dos Descobrimentos”)，科因布拉·科因布拉大學文學院(Fac，Letras de Coimbra)，1993，PP.449-460。
《澳門面面觀》(“Um Olhar Sobre Macau”)，里斯本，熱帶科學研究所及東方基金會，1991。
萊亞·E·威廉斯 (Williams，Lea E.)：《明朝政策及葡萄牙早期在遠東航海活動》(“Notes on Ming Policy and Shipping as related toearly Portuguese activities in the Far East”) 見《印葡歷史第2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Actas do Ⅱ Seminário Internacional de História Indo-Portuguesa”)；路易斯·德阿爾布開克和伊納西奧·格雷羅(Inácio Guerreiro)合編，里斯本，熱帶科學研究所，1985，pp.137-145。
--《葡萄牙對中國沿海地區昔日商貿語言的頁獻》(“The Portuguese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er trade language of the China Coast”)見《紀念葡萄牙海軍副師阿韋利諾·特謝拉·達莫塔》(“In Memoriam Vice-Almirante Avelino Teixeira da Mota”)，兩卷集，里斯本，海軍學院 (Academia dc Marinha) 及熱帶科學研究所，1987-1989，卷一，pp.223-228。
小威爾斯 (Wills. Jr.) 、約翰·E (John E.)：《從奧利文薩到北京：馬諾埃爾·德薩爾達尼亞及葡萄牙恢復獨立運動之命運》(“From Olivença to Peking-Manoel de Saldanha and the vagaries of Restoration fortune”)，《自由潮》(“Mare Liberum”)里斯本，第5期，1993，pp.113-118。
--《葡萄牙人到達日本時中國的海事背景》(“Maritime Chinese Contexts of the Portuguese Arrival in Japan”)見《日本基督敎紀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Actas do Colóquio Internacional’O Século Cristão do Japão’”)，羅伯托·卡內羅(Roberto Carneiro) 及阿蒂爾·特奧多羅·德馬托斯 (Artur Teodoro de Matos) 合編，里斯本，葡萄牙文化與人民研究中心 (Centro de Estudos dos Povos e Culturas de Expressão Portuguesa) 及阿倫一馬爾歷史研究所(Instituto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1994，pp.525-534。
李麗青譯
【註】
(1)見路易斯貢薩加·高美士 (Luís Gonzaga Gomes)：《澳門書目》(“Bibliografia Macaense”)，澳門文化學會，1987，(1973年第1版)。
(2)1522-1533年間也許有過短暫的間斷。
(3)桑塔倫子爵 (Visconde de Santarém)：《關於確立殖民澳門的回憶錄》(“Memoria Sobre o Estabelecimento”)，里斯本，Imp Naeional，1979。
(4)本托·達弗蘭薩 (Bento de França)：《澳門歷史研究資料集》(“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里斯本。Imp Nacional，1888。
(5)見《大西洋國-葡萄牙遠東檔案編年史》(“Ta-Ssi-Yang Kuo-Archivose Annaesdo Extremo Oriente Portugues”)(里斯本)，1899-1904。傳真版：2卷，澳門敎育司，1984。
(6)見若爾當·德弗雷塔斯所著《澳門史料》，澳門文化學會。1988，(原於1910年在里斯本發表)。
(7)本世紀40年代初慶祝葡萄牙獨立 (1143) 800週年和葡萄牙恢復民族獨立 (1640) 300週年。
(8)見《給北京主敎的指示及其他澳門歷史文獻》(“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曼努埃爾·穆里亞斯 (Manuel Múrias) 編，1943。此書1989年在澳門重印。
(9)見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 (António da Silva Rego) 所著《葡萄牙在澳門》(“A Presença de Portugal em Macau”)，里斯本，殖民地事務總署，1946；及愛德華多布拉藏(Eduardo Brazão)所著《葡萄牙與中國外交史錄》(“Aponta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de Portugal com a China”)，里斯本，殖民地事務總署，1949。
(10)維托里諾·馬加良斯·哥迪尼奧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研究葡萄牙海上擴張的資深歷史學家，傾向於用“史地綜合”觀念，大致可譯成“史地架構”。
(11)加斯帕爾·達克魯斯神父 (Fr. Gaspar da Cruz)：《由一條約知中國事情》(“Tractado em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stenso as cousas da China”)，埃沃拉，安德烈·德比爾哥斯 (Évora，André de Burgos)，1569-1570，見《十六世紀的南中國》英譯本，查爾斯·R·博克瑟 (Charles R·Boxer) 編，倫敦，哈克盧特社 (Hakluyt Society)，1953，PP.44-239。
(12)這暗淡情景中的唯一例外，當然是1960年在里斯本出版的《來自阿媽閣的巨船》(“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這是查爾斯·R·博克瑟 (Charles. R. Boxer) 關於澳門貿易史的卓越專著。不過，遺憾的是，這位著名的史學家還説不上能代表葡萄牙史學研究。該書的葡譯本，最近在澳門出版。
(13)見維托里諾·馬加良斯·哥達尼奧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的《發現與世界經濟》(“Os Descobrimentos e a Economia Mundial”) 四卷集，里斯本，1981-1983；原為法文版，1958年在巴黎發表。
(14)出自外國學者手筆而在葡國發表的關於澳門歷史資料的例子，包括路易斯·弗羅伊斯神父(Fr. Luis Fróis) 著的《日本史》(“História de Japam”)，約瑟夫·維基 (Josef Wicki)編，五卷集，里斯本，國家圖書館，1976-1984；麗貝卡·卡茨和弗朗西斯·M·羅赫爾斯 (Rebecca Catz and Francis M·Rogers) 合編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信札及其他文件》(“Cartas de Fernão Mendes Pinto e Outros Documentos”) 里斯本，1983；以及《中國見聞》(“Enformação das Cousas da China”)，拉法埃拉·丁蒂諾 (Raffaella d'Intino) 編，里斯本，國家印鈔局，1989。我所知的唯一例外是阿尼巴爾出·平托·德卡斯特羅 (Aníbal Pinto de Castro) 所編的加斯帕爾·達克魯斯神父 (Fr. Gaspar da Cruz) 著《中國條約的情事》(“Tractado das Cousas da China”)，見費爾南·門德斯·平托 (Fernão Mendes Pinto) 的《遠遊記》(“Peregrinação”)，阿尼巴爾·平托·德卡斯特羅編波爾圖，1984，PP.775-896。
(15)新研究潮流的成果，猶如冰山之一角已浮現出來，希望在學術研討會上和史學研究著作裡不斷湧現。祇要瀏覽一下本文附條的書目，一些展示出來的新名字，也許不久的將來，就會令人刮目相看。
(16)在許多其它歷史學家中，還應提到的有唐納德·F·拉克(Donald F. Lach)、埃德溫·J·范克萊(Edwin J. Van Kley)、皮埃爾伊夫·曼金(Pierre-Yves Manguin)、霍啟昌 (Kai Cheong Fok)、約翰·E·威爾斯 (John E. Wills)、羅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米歇爾·卡蒂埃 (Michel Cartier) 和萊昂納德·布雷塞(Leonard Blussé)，他們近年寫過大量研究中葡歷史的著作。
(17)查爾斯·R·博克瑟(Charles R. Boxer)：《澳門歷史研究》(“Estudos para a História”)，里斯本，東基會，1991；同上，《葡萄牙恢復民族獨立運動時期的澳門》(“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里斯本，東基會，1993。
(18)參閲附錄書目。
(19)見《東方基金會簡報》(“Fundação Oriente-Newsletter”)里斯本，第5期，P.27，。
(20)葡萄牙發現紀念活動國家委員會 (C.N.C.D.P.) 出版一份半年出一次的學術期刊《自由潮》(“Mare Liberum”)，里斯本，第1-7期1989-1994(待續)；一份每年出3次圖文并茂的雜誌《大洋》(“Oceanos”)，第20期，1989-1994(待續)，有關項目可見於“書目”。
(21)有關澳門的歷史資料，也發表在該研究所出版的期刊《研究》(“Stvdia”)上，里斯本出版，半年刊，參看“書目”。
(22)見《澳門面面觀》(Um Olhar Sobre Macau)，里斯本，熱帶科學研究所及東方基金會，1991。
(23)《國家檔案館內的澳門與東方16-19世紀》(Macau e o Oriente na Torre do Tombo-Séculos XVI a XIX)，里斯本，國家檔案館，1993。
(24)最後想補充一句，我們切勿忘記，這種紀念性的學術聚會為在葡萄牙翻譯和出版、由查爾斯·R·博克瑟 (Charles R. Boxer)、喬治·B·蘇薩 (Georges B. Souza)、奧斯汀·科茨 (Austin Coates) 和邁克爾·庫珀 (Michael Cooper) 這些外國歷史學家所著的關於澳門歷史的重要論著開了路。(參看“書目”)。
(25)我本人一直從事16世紀中葡關係及其有關文獻的研究；R. L達維拉 (R. L. Flores) 正研究17世紀的澳門歷史及澳門與馬尼拉的聯繫；而安娜·瑪麗亞·萊唐 (Ana Maria Leitão) 正在準備關於澳門的論文：《被抵制裝卸的船》(“Black Ship”)。
(26)很大一部份工作，過去已由這些研究學者完成，他們是J. M. 布拉戈(J. M. Braga)，奧拉西奧·A·德阿爾梅達e席爾瓦 (Horácio A de Almeida e Silva)，M. L·平托·多索托(M. L. Pinto do Souto)，M. A. 韋加索薩 (M. A. Veiga e Sousa) 和伊莎貝爾·錫德 (Isabel Cid)。
(27)這些史料的清單，將包括諸如安東尼奧戈韋亞神父 (Fr. António Gouveia) 和若昂·羅德里格斯·楚祖神父 (Fr. João Rodrigues Tçuzzu) 等17世紀的作家。
(28)重要史學經典著作，諸如張天澤 (T'ien-Tse Chang) 的《1514-1644年間的中葡貿易》(“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萊頓，1969；及阿爾貝特·卡默勒的《16世紀葡萄牙發現中國》(“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XVle Siècle”)，萊頓，1944等，至今仍無葡語版本。
*Rui Manuel Loureiro，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歷史學士，葡萄牙拉哥斯市 (Lagos) 吉爾·埃亞內斯研究中心 (Centro de Estudos Gil Eanes) 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