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算盤前的交易 (油畫18.5cm×26cm) ﹝澳門﹞李瑞祥作
一
中國有960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國大陸的東面和南面都是大海，有廣袤的領海，長達18,0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6,000多個大小島嶼。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有的從事農耕，有的從事遊牧，有的則以海洋為生活資源。由於勞動對象不同，古代中國形成了三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即農耕文化、遊牧文化和海洋文化。三種文化的互相接觸、碰撞和融合，形成了中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獨具特色的文化。把中國文化簡單地歸結為農耕文化，進而斷言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這黃土裡”。這種論調曾經一度流行，實際上是片面的，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中國人的祖先很早就開始了海上活動。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是一個海上強國，為人類征服海洋的活動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從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海外交通的開闢和發展，是人類征服海洋活動的主要方面。先秦時期，居住在我國沿海地區的百越、東夷，都有一定規模的造船業。他們以船為車，以楫為馬，積極從事海上活動。沿海交通日趨頻繁，對海外未知世界的探索亦已開始。公元前3世紀，秦朝統一中國以後，秦始皇命徐福出海尋求海外仙藥，一般認為這是見於記載的中日交往的開端。實際上，中國大陸與日本列島的海上交通，應比徐福出海事件更早。公元前2世紀至前1世紀，西漢王朝的使節已在南海航行，有可能已抵達印度洋區域。而在公元2世紀60年代，大秦(羅馬帝國)與東漢通過海道開始發生聯繫。公元3世紀上半葉，三國時代的吳國國王孫權派遣朱應、康泰出使南海，“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1)。這是中國海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促進了中國與南海地區的聯繫。公元5世紀初，著名旅行家法顯由陸道前往印度，由印度乘商船經師子國(今斯里蘭卡)、耶婆提(今印尼蘇門答臘島)回國。他的經歷和見聞説明印度洋地區和中國之間的海上交通殊多風險，但已相當頻繁。南北朝時期(420-589)，中國與東南亞以及印度洋地區有着密切的海上聯繫。“舟舶繼路，商使交屬”(2)；“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3)。眾多僧人往來於中國與印度之間，弘揚佛法，尤為這一時期海上交通的特色。種種跡象表明，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地區與中國亦有一定規模的海道交往。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海外交通繁榮興盛的時代。8世紀時，唐朝宰相賈耽記載通往海外的兩條航路，一條是“廣州通海夷道”。自廣州海行，經東南亞和印度半島，直抵波斯灣頭及阿拉伯半島。一條是“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自登州(今山東蓬萊)發船，沿渤海灣至鴨綠江口，再沿朝鮮半島西岸南下，便到高麗，向前延長可到日本。賈耽的記載，反映了當時海外交通的發達。特別是前一條航線，是我國也是世界文獻中關於這條橫貫東西漫長航路的首次詳細的記錄。這一時期日本與中國的交通，以上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為主，但在唐代後期已開始橫越東海直航中國的南部。多次來中國的“遺唐使”，集中表現了兩者之間海上交通的興盛。8世紀中期，鑒真和尚東渡傳法，遭風漂至廣州，見“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師子國、大石(大食)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4)，廣州已成為國際性的海港。
宋、元兩朝是我國古代海上交通發展的巔峰時期。航海技術的發展，造船工藝的進步，對於海外交通事業的開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同一時期阿拉伯帝國的崛興及其海上事業的活躍，對於中國的海外交通產生了明顯的刺激。發生聯繫的海外國家和地區較以前有明顯的增多，出現了關於東北非、阿拉伯半島、菲律賓諸島的比較準確的記錄，關於南海(此時又區分為東、西洋)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記載也更為明晰。在東方，中國南部沿海地區與朝鮮半島的海道交通開始發展起來。中日之間橫越東海的直航成為主要的航路。元代有人説：“海外島夷無慮數千國，……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國之往復商販於殊庭異域之中者，如東西州焉。”(5)中國與阿拉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并立的兩個最大的海上勢力。
明代我國的海外交通由盛轉衰。明初鄭和下西洋，乃是中國海外交通史上最偉大的壯舉，其規模之大、延續時間之長、所到地區之廣，無論在中國歷史上或是世界航海歷史上都是空前的。鄭和航海是在宋元海外交通的發展基礎上進行的。在鄭和航海以後，由於西方殖民勢力的東來，加上明朝政府對海外交通採取消極態度，中國的海外交通逐漸趨於衰落，中國的海船不再在印度洋出現，活動範圍限於東南亞和日本、朝鮮，即使在這些地區的活動也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排擠和壓迫。繼起的清朝政府，實行閉關自守政策，中國人的海外交通受到種種限制，中國的海域成了西方殖民者船隻活動的場所。但是民間的海外貿易仍有相當的規模。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鴉片戰爭爆發。
以上簡單的歷史回顧足以説明，在很長的歷史的時期內，中國人的海外交通活動，處於世界前列。著名英國學者李約瑟説：“中國人一直被稱為非航海民族。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們的獨創性本身表現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西方商人和傳敎士發現的中國內河船隻的數目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的海軍在1100-1450年之間無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6)我們應該為自己的祖先在海外交通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應該認真研究中國海外交通的歷史。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我們的祖先撰寫了為數甚多的有關海外交通的著述，有些已散佚，祇存殘篇，有的還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其中如《二十四史》中的有關部份，《法顯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嶺外代答》、《諸蕃志》、《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東西洋考》、《海國聞見錄》、《海錄》等，不僅是探討中國古代海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而且保存了亞洲、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珍貴歷史資料。這是一份非常可貴的文化遺產，值得我們認真加以整理研究。
二
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向東擴張，西方國家的學術界積極開展對中國和亞洲各國的研究。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西方國家不少學者，運用近代的科學方法，依靠豐富的語言學知識，將漢文文獻中的記載和其他文字文獻對勘考訂，對中國海外交通史作出許多有益的貢獻。日本學術界在“明治維斯”以後，努力學習西方，在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值得稱道的成績。相形之下，由於長期以來的閉關自守狀態，清代學者對於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往來，關心者殊少。鴉片戰爭對中國學術界是巨大的震動，探究域外史地之學成為一時的風氣，西北、蒙古的歷史地理，中國與中亞及其以西地區陸上交通的研究，名家迭出，成績斐然。而古代海外交通的研究，則相當冷落，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其中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似可認為，古代與中國發生聯繫的海外國家和地區，主要限於亞洲；而近代中國接觸的海外國家，則是來自歐、美的殖民國家。這個巨大的差異，可能正是古代海外交通未獲近代優秀學者重視的原因。應該提到的是，清末民初有“大儒”之稱的著名學者沈曾植(1851-1922)，以儒學大師的身份，關心域外史地之學，除潛心於蒙古、突厥史事之外，還作有<《島夷志略》廣證>(收在《古學匯刊》內)，是全面整理這部海外交通重要著作的第一人。他的讀書筆記《海日樓札叢》中有不少關於海外地名的考證。沈曾植不通外文，不瞭解外國的研究成果，他以傳統的考據方法進行考證，錯誤頗多，但他注意古代海外交通的研究，在這方面有開創之功，是值是欽佩的。關心海外交通史的，還有維新運動的創導者、鼓吹“新史學”的梁啟超。20世紀初，他流亡日本，主辦《新民叢報》，在上面發表了<祖國偉大航海家鄭和傳>一文。梁氏充份肯定了鄭和的航海業績，旨在喚起國人的愛國熱情。文章探討了鄭和航海與哥侖布、達·伽馬航海後果不同的原因所在，并就文獻所載鄭和航海經歷的39國的地望加以考訂，今地名均用英文注出。梁氏在20世紀初我國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響，他的這篇文章啟發了人們對鄭和航海和海外交通的興趣。
沈曾植和梁啟超，可以説是20世紀我國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前驅。用近代科學的方法，開展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嚴格來説，則是從本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不少學者對此作出了貢獻。特別應提到的，一位是張星烺先生，一位是馮承鈞先生。
張星烺(1888-1951)早年留學德國和美國。他以十餘年之精力，“專心搜求中外史料，關於古代中西交通史跡，上起邃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賈遊客，僧侶敎士之記載，東鱗西爪，可以互證者，無不爬羅剔抉，分門別類，匯次為書。顏其名曰《中西交通史料匯篇》。……中國文者散在各書，搜求不易。外國文者，皆為前此漢土士人所未見。”(見本書<自序>)全書分6冊，按地區分篇，匯集了豐富的包括海外交通在內的中外交通史料，并詳加考證，完成於1926年，1930年由輔仁大學出版。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此書是中國研習海外交通史學者的必備參考書之一。儘管此書所輯資料有許多不夠準確完善之處，考釋亦時有錯誤，未能更多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7)，但其對海外交通史的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動作用，則是可以肯定的。
馮承鈞(1887-1946)早年留學法國，專攻法律，回國後一度從政，不久即以著述為生。他精通多種文字，翻譯了法國漢學家的大量作品，其中有許多與中國古代海外交通有關(見下)。與此同時，他也對西域南海的不少問題進行研究，寫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論著。1936年，他出版了《中國南洋交通史》一書。“南洋”是近代的名稱，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南海”、“東西洋”。全書分上、下編。上編按時代順序介紹我國古代與南海(東西洋)各國的交往，下編按國家和地區立傳，有<扶南傳>、<真臘傳>、<闍婆傳>、<三佛齊傳>、<南海群島諸國傳>、<馬來半島諸國傳>、<印度沿海諸國傳>，匯集由中國古籍中的有關記載。此書著重於航線和地名的考證，“理清了中國南洋交通史的基本線索，為進一步研究中國海外交通史打開了路子，其開拓之功，使該書在中國海外通史研究上佔有重要的地位”(8)。馮承鈞還用大量精力從事古代海外交通文獻的整理工作，先後出版有《瀛涯勝覽校注》(1935)、《星槎勝覽校注》(1938)、《海錄注》(1938)、《諸蕃志校注》(1940)等。馮氏博識多聞，治學嚴謹，以上這些著作，為海外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説，馮氏是本世紀我國學術界在海外交通史研究方面貢獻最大的一位學者。
從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除了張、馮二先生外，還有不少學者在這個領域內耕耘，作出了貢獻。向達致力於海外交通文獻的研究，他的<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9)、<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10)，從版本目錄的角度對一些重要的海外交通書籍作了介紹，其中有不少作者自己的見解，對後學頗多啟迪。這兩篇文章後來都收在作者的論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57年版)裡。吳唅的<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11)，著重討論明代前期中國與東、西洋諸國的海上交通，對明朝海外政策的變化及鄭和下西洋的事跡，論述尤詳。中世紀阿拉伯商人在東西方貿易中起著重要作用，白壽彝的<宋時伊斯蘭敎徒底香料貿易>(12)論述了宋代來自海外的伊斯蘭商人在中國的貿易活動以及他們的生活狀況。此文後收入作者的《中國伊斯蘭史存稿>(1982)，改名<宋時大食商人在中國的活動>。同一作者又有<跋吳鑒<清淨寺記>>(13)，對中國伊斯蘭敎史和海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清凈寺記》加以考證。此文亦收入上書，明代中期，西方殖民者東來，為古代中國的海外交通增添了新的內容。張維華的《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亞傳注釋》(1934)，對《明史》中的四個傳記作了詳盡的考訂，是中國與西方殖民者早期交往史的開創之作。鄭鶴聲長期從事鄭和航海事跡研究，廣泛搜集文獻資料，結合史跡的調查，寫出了一些專題論文，并進一步撰寫了《鄭和遺事匯編》(1941)、《鄭和》(1945)二書，把鄭和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梁方仲的《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14)，探討了明代海外貿易中的白銀輸入問題，把海外交通與中國社會變化聯繫起來。楊志玖以元代官方文獻的記載和馬可波羅《遊記》相參照，證明這位歐洲旅行家所説由泉州乘船前往波斯灣確有其事，有助於對元代海外交通興盛的認識(15)。此外還有不少有創見的論著。
無可諱言，由於海外交通史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以及19世紀我國研究的滯後，本世紀我國海交史的研究，是受到外國有關研究成果激發的。上面所説的張星烺和馮承鈞兩位先生，都從西方學者那裡得到啟迪。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中許多內容譯自英國學者亨利·玉爾 (Henry Yule) 的《契丹路程》一書。馮承鈞翻譯了法國漢學家的許多作品，與海外交通有關的論著佔相當大的比例。其中有伯希和 (P. Pelliot) 的《鄭和下西洋考》，《交廣印度兩道考》，費瑯 (G. Ferrand) 的《昆侖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蘇門答臘古國考》，以及收錄在《史地叢考》、《史地叢考續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中的許多論文。日本學術界的不少與海外交通有關的著作也相繼翻譯過來，主要有桑原騭藏的《蒲壽庚考》、《唐宋貿易港研究》，藤田豐八的《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等。藤田氏又有《島夷志略校注》，收在羅振玉主編的《雪堂叢刻》內。在上述譯著中，《鄭和下西洋考》和《蒲壽庚考》影響較大。
由於研究的開展，有關海外交通的文物史蹟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最有意義的是泉州港的重新發現。泉州是宋、元時期的重要港口，但明代以後逐漸衰落，以致不為人所知。馬可波羅《遊記》中提到的世界最大港口之一Zaitun，是“刺桐”的音譯，指的就是泉州城(16)。1928年，張星烺等前往泉州作考古調查，勘查了清凈寺、先賢墓、鄭和行香碑等古蹟，著文報道(17)，使這座古代名城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與鄭和航海有關的長樂<天妃靈應之記>碑與南京<靜海寺碑>相繼發現，為鄭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總的來説，在本世紀上半期，我國的海外交通史是一個相當冷落的領域，但由於一些前輩學者的努力，無論在資料整理或是專題研究方面，都已粗具規模，為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三
新中國成立以後，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文化革命”以前、“文化革命”和“文化革命”以後。
“文化革命”以前，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6年。這一時期，我國歷史學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了前所未見的成就。但由於敎條主義和極“左”思潮的影響，史學研究的力量集中在少數重點課題上，包括海外交通史在內的許多研究領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學者潛心於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好的成績。例如，田汝康研究了17至19世紀中國的帆船業，他指出，這一時期中國帆船仍得到迅速的發展，在東南亞航船和貿易中佔有重要的地位(18)。他的論點在中外學術界引起了重視和討論。張維華的《明代海外貿易簡論》(1956)，論述了明代海外貿易的發展過程，著重討論了明代私人海外貿易的性質，把明代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章巽的《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1956)。篇幅不大，概括地敘述了中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見解。朱傑勤、莊為璣、韓振華、周世德等，都有關於海外交通的精辟之作。
在文物考古方面，也有一定的收獲。吳文良的《泉州宗敎石刻》(1957)，是作者積20餘年之力完成的。書中收輯泉州發現的伊斯蘭敎、基督敎、摩尼敎、婆羅門敎及其他石刻160餘方，為泉州以及中國中古時期的海外交通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廣東南朝墓葬中發現波斯薩珊朝的銀幣，同一地區明代墓葬中發現威尼斯銀幣和孟加拉銀幣，都為同一時期的海外交通提供了例證。在文獻整理方面，向達整理出版了《西洋番國志》(1961)、《鄭和航海圖》(1961)、《兩種海道圖經》(1961)，使這些罕見的珍本文獻得以廣泛流傳，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科學研究事業遭到極大的摧殘，海交史研究亦不例外。就在這樣艱難的境況下，許多學者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他們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繼續為推進海交史研究而努力。1973年開始的泉州古代海船的發掘，就是他們努力工作的明證。
“文化革命”的結束，改革開放方針的提出，標誌着中國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這也是中國科學文化事業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中國的歷史學出現了嶄新的面貌，開闢了許多新領域，提出了許多新問題，發展規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的海交史研究，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取得了鉅大的進步。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泉州灣古代海船的發現與研究，以及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的成立，《海交史研究》雜誌的刊行，對於海交史研究的開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台灣的一位學者説：自從“泉州灣出土宋代海船後，在大陸上引發了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熱潮”。1980年以後，“有關專書及論文集紛紛出版，研究成果十分驚人”(19)。這是很客觀的，符合實際的。
新時期海交史研究的成果是多方面的，這裡祇能作一些簡要的説明。
資料整理。元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和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是兩種具有重要意義的海交史著作。真臘即今天的柬埔寨，《真臘風土記》是作者記錄自己在13世紀末隨朝廷使節前往真臘的見聞。《島夷志略》作於14世紀40年代，作者汪大淵曾兩下東、西洋，書中所記國家、地區達220餘處，絶大多數與他本人遊蹤有關，“其重要性更超過了宋、明諸作”(20)。兩書都有很多疑難問題。著名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將《真臘風土記》譯成法文，并加注釋，《島夷志略》的部份內容，亦已譯成外文。兩書均受到國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相形之下，過去中國學術界則缺乏充份的研究。1981年，夏鼐的《真臘風土記校注》和蘇繼廎的《島夷志略校釋》同時出版，不僅文字得到了校正，而且許多疑難問題得到解決。《校注》和《校釋》，無論就古籍整理來説，還是海外交通史研究來説，都是上乘之作，貢獻極大。謝方點校的《東西洋考》(1981)、校注的《西洋朝貢典錄》(1982)，余思黎點校的《殊域周咨錄》(1993)、《海外紀事》(1984)，都是比較罕見的文獻，相繼整理出版，都有助於海交史的研究。以上這些作品和前面提到的《西洋番國志》、《兩種海道圖經》、《鄭和航海圖》，都收在中華書局的《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裡。清人陳倫烱的《海國聞見錄》，據親歷與傳聞而成，多發前人之所未發，由李長傅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清代王大海的《海島逸志》，是18世紀晚期海外華僑撰寫的一部見聞錄，頗具特色，由姚楠、吳琅璇整理出版(21)。東晉法顯的《法顯傳》，唐代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都記載了同時期的海上交通，以及經過海路的文化交流。兩書亦已整理出版，即章巽的《法顯傳校注》(22)，王邦維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23)。可以説，中國古代有關海外交通的專門著作，除了少數尚在整理之中，大多數均已整理出版，這就為這門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石。鄭鶴聲、鄭一鈞合編的《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24)，是一種專題的資料輯錄，內容豐富。傳世的《鄭和航海圖》對於海交史研究來説，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它提供了古代海上航線、東西洋地名和航海科學技術等珍貴資料，中外有不少學者進行過多方面的研究。朱鑒秋、李萬權主編的《新編鄭和航海圖集》(25)，係由航海學、歷史學、製圖學等各方面專家共同研究編製，把《鄭和航海圖》的科學內容全面、深刻地展現了出來。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近百餘年來中外對《鄭和航海圖》之研究，頗為不少，無論就科學性而言，或就藝術性而言，皆當推這本新編圖集為其首選”(26)。
以上所説是中國人撰寫的著作。還有一類是古代外國人撰寫的與中國海外交通有關的漢文作品。8世紀日本文學家真人元開(淡海三船)撰寫的《唐大和上東征傳》，詳細記述了唐代高僧鑒真一行備嚐艱辛由海道前往日本的事跡，是當時兩國海上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珍貴文獻。汪向榮匯集眾本，認真校勘，并加注釋，收在中華書局的《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內於1979年出版。日本僧人圓仁在公元838年航海入中國，847年歸返故土。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詳細記述了在中國的見聞，以及來往於海上的遭遇，其中還有新羅與中國之間海上交通的記載，非常珍貴。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顧承甫、何泉達的點校本。1992年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白化文等的校注本。1488年，朝鮮官員崔溥渡海返里奔父喪，不幸遭風，漂至明朝的浙江台州，後經北京返國。他將自己的見聞寫成《漂海錄》一書，其中逐日詳細記述了海上經歷及所見浙江海防情況。此書在中國鮮為人知，1992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葛振家的點注本。以上幾種外國人的著作，對於中國海交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們由中國學者整理出版，亦具有文化交流的意義。
工具書編纂。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合編的《古代南海地名匯釋》，於198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古代南海後來又稱東、西洋，是我國古代海上交通的主要區域，其範圍包括今東南亞、印度洋地區及其以西廣大地區。中外古代史籍中載有大量南海(東、西洋)地名，其地望的確定，是海交史研究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説，地名的考訂，對於海交史來説，是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基礎工作。這正是海交史不同於歷史學其他領域的特點之一。但是，多少年來，我國學術界雖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值得稱道的工作，卻始終沒有一本好的地名詞典。當年馮承鈞先生有志於此，但未能完成。《匯釋》一書，正好真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匯釋》包括兩個部份。一是對漢文古籍中有關南海的地名加以考釋；一是將外文古籍和拉丁文字還原的南海地名轉為漢譯，再加考釋。兩者可以互為補充。《匯釋》很好地總結了中外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同時也不乏編纂者的創見。此書的出版，應視為這個領域的一項重要的基本建設。
文物考古。泉州灣的各種宗敎石刻不斷有所發現，泉州海交史博物館編、陳達生主撰的《泉州伊斯蘭石刻》(27)，分別搜集了泉州發現的伊斯蘭石刻200餘方，分別説明其來源，描述其造型，并對碑上的外文加以翻譯，對一些問題作了考證。無論就搜集的範圍或是就整理考訂的細緻來説，都比以前的同類作品前進了一步。泉州印度敎和基督敎石刻有不少新的發現，海南三亞及其他地區有新的阿拉伯文石刻發現，有關成果正在整理和陸續發表。廣州的懷聖寺和桂花崗花賢古墓，是中國穆斯林心目中的聖地，同伊斯蘭敎由海道傳入中國的歷史有密切關係，但其始創年代各家多有異説。中元秀等主編的《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28)搜集整理了以上兩處及另一清真寺的碑、匾文字，并將其中阿拉伯碑文譯成漢文，後附資料摘編及論文選。這些碑匾文字的系統、準確的發表，無疑有助於廣州海外交通和伊斯蘭敎史的研究。
泉州灣海船出土後，歷史、考古、航海、船舶製造、藥物以及其他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這種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泉州海交史博物館編的《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與研究》(29)便是有關成果的集中體現。1984年，山東蓬萊水域發掘出一艘古代海船，從其形制及其他同時出土的遺物來判斷，應是宋元時期的戰船。這一發現，對於古代登州港(蓬萊古名)的交通、海防以及古代海船形制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有關的研究成果見《蓬萊古船與登州古港》(30)。浙江寧波、遼寧綏中等處亦有古代海船的發現。還應該提及的是，1976年起，韓國在木浦港海面發現并打撈出一艘沉船，上有大量遺物，經研究應是元代中國的海外貿易船。這一發現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很大興趣，對於中國古船及海外交通的研究有所促進。
廣州南越王墓的發掘，是80年代考古的一大成就。墓中出土的蒜瓣紋銀盒等物，來自海外，表明早在2100年前，廣州已與海外地區有所聯繫。陶、瓷器是中國運往海外的主要物品，有的學者甚至將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海上交通路線稱之為“陶瓷之路”。近年中國由海道外銷的瓷器屢有發現，福建連江馬祖澳、遼寧綏中等海域均有瓷器出水，韓國木浦沉船中瓷器為數尤其驚人，海道外銷瓷的研究正在展開。由海道傳入的外國古錢幣，在沿海地區亦常有發現。
翻譯。古代外國作家的著作中頗多關於中國海外交通的記載，有的可與漢文文獻相互印證，有的可補漢文文獻之不足。日本、韓國的有關作品常用漢文寫成，其中有些經中國學者整理加工，已見上述。其他國家作者的作品，在以前有過一些介紹和翻譯，如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劉半農等的《蘇萊曼遊記》。但是這些介紹是零散的，譯文(特別是地名和族名)的翻譯往往不夠準確。中華書局策劃出版的《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包括若干與海外交通有關的名著，如法國學者戈岱司編《希臘拉丁作家遠東文獻輯錄》(耿昇譯，1987)，法國作家費瑯編《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耿昇、穆根來譯，1989)，阿拉伯人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道里邦國志》(宋峴譯注，1991)，《鄂多里克東遊錄》(何高濟譯，1981)，《中國印度見聞錄》(穆根來、汶江、黃倬漢譯，1983)，荷蘭人威伊·邦特庫的《東印度航海記》(姚楠譯，1982)，英國學者博克舍編注的《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1990)。以上這些古代外國人撰寫的旅行記和地理志的譯本，翻譯認真，考訂精審，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大有助於中國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此外，13-14世紀相繼來中國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的遊記，與海外交通關係甚大，也有譯本出版，前者還不止一種。但是在譯名和史實的考訂方面，尚不能令人滿意。
專門研究。這一時期，海外交通史研究比起以前來有很大的進步，領域有所拓寬，一些老課題的研究也較以前深入。早期中國與拉丁美洲的聯繫，徐福東渡，西漢時使節的航程，宋元的市舶制度，都是研究較多的題目。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與中華古文明之間有無聯繫，遠古時期中國人是否渡海到過拉丁美洲，是引起熱烈討論的題目，有的學者言之鑿鑿，有的學者則抱懷疑和否定的態度。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尚有待新資料的發現。徐福東渡在80年代成為熱門的問題，焦點是東渡的出發港，有河北秦皇島、山東黃縣、江蘇連雲港、河北黃驊等多種説法，各有所據，迄無定論，反映出人們對研究早期中日海上交通的強烈興趣。從時代順序來説，“文革”後研究重點是明清時期。討論較多的問題有：鄭和航海，倭寇、海盜與海上貿易，明代後期的私人貿易，中國-菲律賓-拉丁美洲之間的大帆船貿易，鄭成功的海外貿易，明清時期的海外移民以及明、清兩代的閉關政策等。鄭和航海從來是海交史研究的熱點，這一階段鄭和研究更為深入包括鄭和的家世、出航的目的、到達的地區、貿易活動、寶船形制、船隊組織等。其中鄭和寶船的形制問題，涉及中國古代海船的特點，引起很多討論，看法頗不一致。過去一般認為，自鄭和航海結束以後，中國的海外貿易逐漸衰落。近來的研究認為，明代中期以後，私人的海上貿易仍有相當的規模，而當時的海盜、倭寇都與中國的海外貿易有密切的關聯。但對於海盜、倭寇的性質和作用，論者看法有很大不同。西班牙殖民者侵佔拉丁美洲和菲律賓以後，中國的絲綢便由菲律賓越過太平洋，轉運到拉丁美洲，一般稱為“大帆船貿易”。這樣，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便和歐洲市場連接了起來。由拉丁美洲運回的白銀對中國的經濟生活發生了明顯的顯響。過去我國學術界對此缺乏瞭解，近年出現了不少有關的研究作品，初步勾劃了這條海上航線以及持續近200年的絲銀貿易面貌。鄭成功之所以能長期堅持反清鬥爭，和他所經營的海外貿易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已為有關研究所證實。但鄭氏海外貿易的規模和運作方式，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明清時期，我國沿海地區的居民，因各種原因移居海外，為數甚多。不少論著探討移居的原因，海外移民的分佈，以及他們與西方殖民者之間的關係。近年以來，有些學者利用家譜的資料，研究海外移民問題，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多數研究認為，明、清兩代統治者對海外交通採取閉關鎖國政策，他們分析了產生這種政策的根源和社會影響，指出這是造成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重要原因。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不能一概而論，明代後期曾部份開放海禁，清代的禁海和一口通商不是閉關，而是面對殖民列強的自衛措施。
以上是按時代順序列舉的各種熱點問題。除此以外，應該提到的重要課題還有不少。首先是天后崇拜的研究。天后(又作天妃、媽祖)是中國特有的海上保護神。天后崇拜發端於宋代，由福建向全國各地擴展。元代以后，天后已成為全體海員和漁民的崇拜對象。近十餘年來，學術界對分佈在各地的天后廟宇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將有關資料進行認真的整理，寫出了一批有價值的論著。其次應該提到的是港口史的研究。港口的興衰與海外交通關係極大。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有許多優良的港口，其中有些著名港口，如廣州、泉州、寧波，在古代對外交往中起過重要作用，在國際上也享有盛名。還有一些港口，如溫州、登州、連雲港、揚州、太倉、上海等，在不同時期發生過程度不等的作用。“文化革命”以後，港口史研究受到重視，其中泉州港研究的成績比較突出，其他各港口的研究亦有相當的收獲。第三是古代航海科技和船舶工藝的研究，這是海外交通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方面。一定時期的海外交通都要受到同一時期航海科技和船舶工藝水平的制約，不瞭解一個時期航海科技和船舶工藝的水平和特點，就無法對這個時期的海外交通作出合理的説明。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文化革命”以前很少有人涉及，“文化革命”以後，蓬勃發展起來。就古代航海科技而言，海洋氣象、航海天文技術、指南針、航海圖等許多領域，都有專文研究。就古代船舶構造而言，船體結構、船舶屬具(帆、槳、舵等)、船舶種類、造船工藝等，都有專門的探討。與海外交通有關的宗敎和民族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也有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在以上諸方面工作取得成績的基礎之上，一些綜合性的專史著作從80年代中期起陸續問世。其中規模較大的是中國航海學會編寫的《中國航海史》(31)，孫光圻的《中國古代航海史》(32)。簡明扼要的有金秋鵬的《中國古代的造船和航海》(33)，姚楠、陳佳榮、丘進的《七海揚帆》(34)。
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從80年代起，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為了促進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在世界範圍內發起“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有關的文件中指出，絲綢之路首先是各種文明之間交往和對話的手段。原來“絲綢之路”僅指東西方陸上交通路線而言，隨着研究的進展，世界各國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將海上交通與陸路相提並論，認為兩者都是東西方交往的橋樑。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發起的大規模考察，便將絲綢之路分為陸、海兩道，正式確認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中國是絲綢的出產地，“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就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海路交通。這一考察計劃受到有關國家和各國學者的廣泛歡迎，並從1990年10月起付諸實施，由多國學者和新聞機構組成的科學隊伍乘坐考察船從意大利威尼斯出發，經過許多歷史上的重要港口，於1991年2月到達中國古代著名海港福建泉州。在泉州召開了以“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為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學者提交會議的眾多論文，大體上反映了近20年來我國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成就。這些論文收集在《中國與絲綢之路-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泉州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35)和同上書的《續集》(1994)中。泉州的古代海外交通史跡和中國學者的研究工作得到了與會各國學者的高度評價，我國的海交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
四
20世紀，中國的海外交通史研究，從小到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們已經有一支以中青年為主的無論從質量或數量來説都相當可觀的研究隊伍。但是，無可否認，我們的海交史研究工作還存在不少空白點，許多問題的探索還祇能説是剛剛開始，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根據目前的情況，展望將來，我覺得有幾個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努力加強多學科的協作。學科之間相互滲透是當代科學發展的重要趨勢。對於海外交通史研究來説，多學科的協作尤為重要。海交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但它涉及範圍很廣，既與人文科學的許多學科(考古學、民族學、宗敎學、文學藝術等)有密切關係，又涉及社會科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自然科學(地理學、海洋學、醫學、生物學等)、技術科學(船舶製造、陶瓷工藝、絲綢工藝)等許多學科。例如對歷史上海外貿易進行研究，必然涉及港口建設、市舶制度、市舶機構、航海路線、航海技術、海船構造、貿易物品等多方面的問題，需要具備各學科的知識。祇有從不同學科對海交史上的問題進行多方位的考察，研究才能深入。
在眾多的學科中，有兩個領域需要特別注意。
一是考古工作。近年水下考古得到迅速發展，成果顯著。韓國木浦港海底沉船的打撈，影響很大，就是水下考古的一個成功例子。我國的水下考古工作可以説剛剛開始。我國海域遼闊，海底沉船和各種與海外交通有關的文物，數量驚人，某些地區初步進行的一些工作，已有可喜的發現。如果能擴大規模，增加力量，更多的有價值的發現是完全可以預期的。與海外交通有關的地下考古亦應加強。例如泉州的番佛寺(印度敎寺)、蒲家花園等遺址，如能進行科學的系統的發掘，都可望有所收獲。廣東珠海崖山，是13世紀宋元雙方決戰之處，沉入海底的戰船和文物數量很大。時光流逝，當年的部份海域已變成陸地。如能在此處開展大規模的考古工作，水下與地下并舉，一定會有重要的成就。其他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36)，急待組織力量去做。
二是古代海船的研究。海外交通的運載工具是海船。在古代，海船是構造比較複雜的一種運載工具，集中體現了一定時期的科學技術水平。可以説，一個國家海外交通的活動與海船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中國建造海船有悠久的歷史，在造船工藝上有許多發明創造，長期居於世界前列。深入研究古代海船的船體結構和船舶屬具，可以瞭解它的持航能力和運載能力，必然會有助於海交史的研究。在這方面，一些船舶製造專家已經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最近，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和泉州海交史博物館聯合創辦了中國古船模型研製中心，聯合全國各地的古船研究和製作專家與能工巧匠，以科學性為準則，製作模型。泉州海交館還籌劃建立歷代船舶模型陳列。這些舉措對於古代海船的研究，將是有力的推動。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心和參與這一工作。
第二，努力將中國歷史上的海外交通和世界歷史的變遷聯繫起來考察。中國的海外交通，實際上就是中國與海外地區的關係，因而必然受世界歷史變遷的影響。古代羅馬帝國的海上活動，中世紀波斯人、阿拉伯人的海道貿易，以及16世紀以後西方殖民者對東方的擴張，都對中國的海外交通有所影響，而且時間愈往後影響愈大。如果不瞭解世界範圍內海上交通的歷史變遷，就難以對中國海交史有正確的認識。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正在這方面進行努力。應該承認，這樣做的難度是很大的，總的來説，我們對世界海上交通史的瞭解并不很多，深入研究更無從談起。例如，阿拉伯人曾長期稱雄海上，在印度洋和東南亞都很活躍，但我們對此就沒有足夠的知識；這樣，對8-15世紀中國人在世界範圍內航海活動中所處的地位，就難以作出恰當的估計。認真翻譯外國古代作家有關海上交通的記述，仍是需要努力去做的一項工作。例如，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後一部份，記述了由中國泉州到波斯灣內忽魯模思的海路航程，對海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然而，迄今為止，我國仍沒有一個公認的有權威性的馬可波羅《遊記》譯本，比較通行的仍是30年代馮承鈞的譯本，其所據沙海昂本無論正文和注釋都已過時。還應該努力翻譯當代外國學者研究海上交通的著作，以供參證。
歐洲的一些殖民國家，保存有早期在東方航海活動的許多重要文獻。例如，葡萄牙的檔案館和圖書館裡便保存了許多與中國有關的檔案和其他文獻，有待開發利用(37)。迄今為止，我們對此所知甚少，應該積極培養掌握各種語言文字的學者，創造條件，開發利用這些文獻，這必將大大推動16-19世紀的海交史研究。特別應該提及的是，從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租佔澳門以後，澳門港發展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港口，可以説是聯繫中國與世界的紐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澳門也有著特殊的地位。研究16世紀以後的海外交通史，必須重視澳門港的作用。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對澳門在海外交通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研究也不深入。近年以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本世紀末澳門將回歸祖國，我們現在應加強對澳門歷史的研究，特別是澳門在海外交通與文化交流中作用和地位的研究。
第三，進一步做好海外交通史的資料搜集整理工作。我們的祖先留下了豐富的海外交通文獻資料，我國學術界在搜集整理海交史的文獻資料方面已經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我國古代的歷史文獻浩如煙海，有關海外交通的記載，既有專門著作，更有大量散見於各處。有些專門著作尚待整理，散見於各處的更須認真去搜集、發掘、輯錄。這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搜集、整理海交史資料，可以有多種形式。一種是專門著作的點校注釋，一種是各朝代海交資料的綜合匯編，還有一種是專題性(如中國與某一國家、地區的交往，古代海船資料，古代外銷瓷資料)資料的輯錄，等等。過去的資料工作，側重於第一種，今後應努力加強後兩種。
在資料工作中，應該特別重視新資料的發掘和整理。這方面的潛力還是很大的。例如，近二三十年來學者注意陳大震《大德南海志》的記載，使人們對元代東、西洋的區分和市舶貨物的情況有更多的瞭解(38)。又如，饒宗頤先生對《太清金液神丹經》的研究，豐富了學術界關於南北朝時期南海地理的知識(39)。這些都是本世紀前半期的學者們未曾利用的資料。近年興起的家譜研究，為海外移民提供了實貴的資料，有待進一步發掘。清代檔案中有關海外交通的資料，遠沒有充份利用。明清地方志中，也有很多關於海外交通的記載，例如《正德瓊台志》中，記述海南的番人村，結合近來發現的阿拉伯文碑刻，可知宋元時期當地有許多來自海外的阿拉伯人居住，海南應視為我國通向南海的門戶。如此等等。在資料工作中，亦須放寬眼界，不斷開拓新的領域。
20世紀即將過去。在回顧已經過去的歲月時，我們看到，經過幾代學者的辛勤努力，我國海交史研究，從小到大，從淺入深，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已具有相當的規模。可以相信，在本世紀的最後幾年和即將到來的新世紀中，我們的海交史研究，一定會有更大的成就。
澳門開埠前之葡中接觸(油畫18.5cm×26cm)
〔澳門〕李瑞祥作
【註】
(1)《梁書·海南傳》。
(2)(3)《宋書蠻夷傳》。
(4)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
(5)佚名：《<島夷志略>後序》。
(6)<科學技術史通論科學與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李約瑟文集》，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版，頁258。
(7)馮承鈞：<評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原載《地學雜誌》第4期(1930)，後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中華書局，1957)中。
(8)鄭鶴聲：<馮承鈞對中國海外交通史、中外關係史研究的貢獻>，《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小説月報》第20卷第1期，1929年。
(10)《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6號，1930年。
(11)《清華學報》1936年第1期，1936年。
(12)《禹貢》第7卷第4期。
(13)《雲南大學學報》第2期，1942年。
(14)《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集刊》第6本第2分冊，1939年。
(15)<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段漢文記載>，《文史雜誌》第1卷第12期，1941年。後收入《元史三論》，1985年。
(16)古代泉州盛長刺桐樹，外人即以此稱呼泉州。
(17)<泉州訪古記>，《史學與地學》1928年第4期。
(18)<十七世紀至十九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航運和商業上的地位>，《新建設》1956年第4期：《再論十七至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業的發展》，《歷史研究》1957年第12期。兩文已收入作者論文集<中國帆船貿易與對外關係史論集>，1987年。
(19)李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後記>，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版。
(20)姚楠：<《島夷志略》前言>。
(21)香港學津書店，1992年。
(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3)收入《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中華書局1988年版。
(24)齊魯書社1983年版。
(25)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26)章巽：<《新編鄭和航海圖集》序>。
(27)寧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聯合出版。
(28)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9)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
(30)大連海運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31)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32)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33)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34)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版。
(35)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6)最新的報道，浙江定海灣發現宋元初沉船，見1995年7月19日《光明日報》。
(37)〔葡〕辛耀華：<在異鄉葡萄牙的澳門史料>，見《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文化研究會1995年出版。
(38)例如，藥物孩兒茶的進口，以此書記載為最早。
(39)<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3卷第1期。按，法國學者馬伯樂曾將此經片段(大秦國部份)譯成法文，并附考證，此外“治域外地理者於此鮮見引證”。
*陳高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