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從有關鄭和下西洋的三項文獻看明代的對外政策和輿論

施子愉*

本文分三部份,分別論述下列有關鄭和下西洋的三項文獻:

一、永樂七年(1409)鄭和奉命在錫蘭立的刻有三種文字的佈施碑;

二、明代闕名的以鄭和下西洋為題材的雜劇《下西洋》:

三、明人筆記中關於劉大夏藏匿或焚毀鄭和下西洋水程資料的記載。

鄭和在鍚蘭立的佈施碑,刻有漢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三種文字的內容不完全相同。除佈施的物品相同外,佈施的對象分別是佛世尊,印度教毗濕奴神的化身和伊斯蘭教的安拉及其聖者。文中指出碑文中有這樣的歧異,表明當時明朝尊重有關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在宗教上的兼容並包的棈神,並對比西歐國家對待亞、非、美三洲土著人民宗教信仰的做法。

闕名的《下西洋》雜劇,向少有人道及。此劇雖有虛構,但劇中人物、背景大都是有史實依據的。劇中也反映了明代一些人對鄭和下西洋和中國對外關係的一些看法,文中引用劇中情節和道白、唱詞對此加以論列。

明人筆記中有劉大夏藏匿的或焚毀鄭和下西洋水程資料的記載,但清初的明史著作則又説劉大夏藏匿的乃是永樂時在安南用兵的案卷。本文根據有關史籍,認為兩種可能都存在: 但即使劉大夏藏匿鄭和下西洋資料之説並非事實,也反映了明代中葉以後一部份官員對下西洋所持的否定態度及其原因。

《星槎勝覽》前集<鍚蘭山國>條説: “永樂七年(1409),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金銀供器、彩妝、織金寶幡、佈施於寺,及建石碑。”此碑於1911年在鍚蘭的伽爾(Galle)發現,現存斯里蘭卡的科倫坡博物館。碑上刻漢文、泰米爾文、波斯文三種文字。按理,這種以多種文字刻的碑文,內容應該相同,但此碑的三種文字的內容卻有些不同。茲錄其漢文碑文如下:

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於佛世尊曰: 仰惟世尊,圓明廣大,道臻玄妙,法濟群倫。歷劫河沙,悉歸弘化。能仁慧力,妙應無方。惟鍚蘭介乎海南,言言梵刹,靈感翕彰。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之開,深賴慈佑,人舟安利,往來無虞。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苧絲寶幡、香爐、花瓶、苧絲表裡、燈燭等物,佈施佛寺,以充供養,惟世尊鑒之。總計佈施鍚蘭山立佛等寺供養,金壹仟錢,銀伍仟錢,各色紵絲五十疋,各色絹五十疋,織金紵絲寶幡肆對,內紅貳對,黃壹對,青壹對,古銅香爐伍個,戧金座全古銅花瓶伍個,戧金座全黃銅燭台伍對,戧金座全黃銅燈盞伍個,戧金座全朱紅漆戧金香盒伍個,蓮花陸對,香油貳仟伍佰斤,蜡燭十對,檀香十柱,時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謹施。(1)

《武備志》所載<鄭和海圖>

碑文説得很明白,明朝皇帝是為了感謝佛世尊對鄭和下西洋的舟師的護祐而向佛寺佈施金銀供器等物的。但是泰米爾文的碑文卻是説,中國皇帝久聞特納瓦賴-納耶納爾(Tenavarainayanar,毗濕奴的一個化身)神的聲名,因命立碑禮贊。波斯文的碑文剝蝕最甚,但仍可清晰看出,是説佈施的供品是奉獻給安拉及伊斯蘭教的聖者的。至於三種文字的碑文中所列的佈施的物品則是相同的。(2)

鄭和奉命在錫蘭山寺佈施,並立碑紀念,這是鄭和第二次航行中的一件大事,碑文自然也是一項重要的文件,然而碑文的三種文字卻存在著上述這些歧異。這顯然不是撰寫或刊刻的疏失,而是有意這樣做的。它表明: 當時明朝對海外的風土人情深有瞭解,所以能針對具體情況,作出這種靈活、恰當的安排。

錫蘭是佛教聖地,又是印度洋上東西方貿易的一個集散中心。到這裡來巡禮佛蹟,進行交易的,不僅有南亞諸國的人,而且有中國和東南亞一帶的人,有波斯灣、阿拉伯半島、紅海、東非一帶的人。這些人語言不同,信仰各異。鄭和奉命在這樣一個萬國衣冠雲集之地佈施,除漢文外,又用兩種在當地通行的文字刊刻碑文,分別向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崇奉對象供奉物品,這就體現了中國對有關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一視同仁,不分軒輊,體現了中國對有關的國家和民族的風俗習慣的充份尊重。這同西歐國家在海外開闢新航路尋找新土地中的所行所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班牙和葡萄牙正是假借傳播基督教,反對非基督教徒之名而進行殖民擴張的。1 5世紀中葉,當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探察時,教皇尼古拉五世就於1454年發佈敕令,一方面鼓勵葡萄牙人加緊反對摩爾人,一方面允許他們攻擊、征服、奴役博哈多爾角和諾恩角(包括幾內亞沿岸)的穆斯林、異教徒和所謂基督教的敵人。(3)葡萄牙人在16世紀初年侵入錫蘭後,強迫當地人民改信天主教,其行為之殘暴,連17世紀葡萄牙的一位歷史家都感到震驚(4)。葡萄牙國王若昂三世(1521-1557年)在給葡萄牙駐巴西第一任總督的敕諭中説,他之所以要把巴西變為殖民地,主要原因就是要使那裡的人改信天主教。而當時在巴西的葡萄牙人都認為,祇有使印第安人屈服,才能使他們改信天主教,所以葡萄牙人竭力消滅印第安人中被他們認為是偶像崇拜、迷信、無知和背離天主教信仰的一切蹟象(5)

西班牙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西印度群島後,就於次年派遣傳教士到美洲進行傳教活動。(6)16世紀時,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建立宗教裁判所制度,在墨西哥城和利馬設置宗教法庭。雖然宗教裁判所最初主要是針對猶太教徒和基督教新教徒的,但黑人也受到迫害,祇要有“迷信”或反抗行動,即被懲罰,以致一些黑人祇有在表面上表示接受天主教,暗中仍保持他們自己的信仰。17世紀時,西班牙人加強對印第安人的原有的偶像崇拜的禁令,印第安人若不改信天主教,即處罰和監禁,他們供奉的偶像也被搗毀(7)

從深層次的意義來説,鍚蘭山寺碑以三種文字刊刻,向三大宗教佈施的這種做法,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宗教問題上兼容並包的精神的反映。在中國歷史上,自漢至明,佛教、火祅教、景教(聶斯脫里派基督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羅馬天主教等,先後由不同途徑傳入中國,都曾建立寺宇,佈道傳教,舉行宗教儀式,接納入教信徒。其中最重要的佛教,雖然受到一些人的反對和少數統治者的短暫禁斷,但佛教還是在中國紮下根,對中國的哲學思想,文學藝術乃至民間習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中國對佛經的翻譯和保存,對佛學的發展和創新,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所以有人説,佛教並沒有把中國佛教化,倒是中國把佛教中國化了。

返觀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國家一直與伊斯蘭教水火不相容,對猶太人也備加歧視迫害。從11世紀末年起,基督教國家以反對伊斯蘭教為名,對近東進行了長達兩個世紀的十字軍戰爭。16世紀初宗教改革開始後,基督教內部新舊教之間的激烈爭鬥持續多年。到1598年法國國王亨利四世頒佈南特敕令,允許法國的新教徒信教自由,方才為宗教容忍開了一個先例。但17世紀,新舊教之間的衝突還不斷發生。

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別誌類鞏珍<西洋番國誌>條説: “蓋三保下西洋,委巷流傳甚廣,內府之戲劇,看場之平話,子虛亡是,皆俗語流為丹青耳。”但今日所能見到的以鄭和下西洋為題材的明代小説、戲劇卻極少。小説有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成書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此書在清末經申報館排印後,流傳稍廣,但以其內容荒誕怪異,文字冗沓蕪雜,並不為人重視。戲曲就我們今日所知,亦僅有闕名的《下西洋》雜劇一種,更少有人道及。向達在1929年發表於《小説月報》的<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8)中,據錢曾《也是園書目》知有此劇,似亦未見原作。此劇其實是存在的。1939年商務印書館排印了涵芬樓所藏《也是園古今雜劇》中“往昔未見之”本144種,名為《孤本元明雜劇》(1958年中國戲劇出版社重印),《下西洋》一劇即在其中。

此劇原為明抄本,題目正文為“遵聖道一統大明朝,奉天命三保下西洋”。作品年代無可考,僅後面有“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八月初二日校內清常道人記”一行字,可知此劇至遲必作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以前。全劇四折,第二折和第三折前各有楔子。頭折演殿頭官奉命與定國公徐景昌,思恩侯房寬,寧陽伯陳懋,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元吉(按當作夏原吉)等計議,派遣能員下西洋和番。徐景昌推舉三保太監鄭和前往。鄭和上場與諸人相見,又推舉太監王景弘,副使曹銓,奉御劉林保、潘子成、牛金住,平江伯陳瑄與之同往,最後鄭和望闕領命。第二折前的楔子演徐景昌等送鄭和等啟行。第二折演西洋國國王與爪哇、板達、占城、天方諸國君長集會計議,聞知中國派遣使臣下西洋,各準備珍寶方物,向中國進貢。又演鄭和等在江口天妃廟祭天妃,天妃降靈,鄭和得夢。第三折前的楔子演蘇祿國王約集彭亨國王和穿心國王截留鄭和下海船隻索取彩緞和磁器;鄭和計誘三人上船,將他們擒獲,後仍釋放。第三折演西洋國王與爪哇、板達、占城、天方諸國君長分別準備了夜明簾、沉香、西洋布、珊瑚、夜明珠、玻璃瓶、青紅鴉鶻石等珍寶,在鄭和率領的海船到達時,進奉與中國;西洋國王和爪哇、板達、占城、天方寺國君長準備隨同鄭和等前來中國。第四折演鄭和等自海外歸國,西洋國等國王君主亦隨同前來進貢,殿頭官奉命與徐景昌等文武官員在驛亭迎接,接著飲宴慶賞。第四折後附<西洋記穿關>,列舉出場人物應著的服裝和應用的道具,可知此劇在當時也許是曾多次上演的。

此劇題材雖較新奇,但在結構上卻平舖直敍,沒有什麼巧妙的穿插,曲折的關目,文辭亦復俗陋,結尾仍脫不了元明的喜劇性的雜劇傳奇頌聖謝恩的濫套。從文學的角度看,此劇是無足觀的。

歷史劇在不違背歷史主要情節的前提下,本可有虛構,不必事皆有據。但《下西洋》中的一些人物和情節,卻也不是憑空杜撰、向壁虛造的。第一,劇中出台的朝臣徐景昌、房寬、陳懋、蹇義、夏原吉(劇中作夏元吉),以及和鄭和一同出使的王景弘,陳瑄等,都是永樂年間的人,《明史》中有傳,其官職爵位也都與史實符合。第二,劇中第二折西洋國王説: “俺國中海濱為市,以通貿易。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地瘠宜種麥,能產駿馬。”按《星槎勝覽》前集“古里國”條云: “山廣田瘠,麥谷頗足。風俗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其國能蓄好馬,自西蕃而來。”二者語意甚為相近,“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兩句更是完全相同。又第二折占城國酋長上云: “俺這裡年年四季都是夏,若逢一雨便秋清……俺這國中出入乘象,粒食稻米。”這也與《瀛涯勝覽》和《星槎勝覽》中“占城國”條所述相似。《瀛涯勝覽》説: “國王系鎖俚人,出入騎象,或乘小車……氣候暖熱,無霜雪,常如四五月之時”《星槎勝覽》説: “其酋長……乘象,……氣候常熱如夏,不見霜雪,男女椎髻腦後。”又第三折前的楔子中,蘇祿國王説: “山田雖瘠,種粟麥略可充飢;夷獠安然,沙糊魚也宜充口。俺這裡煮海為鹽,釀蔗為酒,撈螺蛤為食,織竹布為業。”而《星槎勝覽》後集“蘇祿國”條説“山塗田瘠,種植稀薄。民下捕魚蝦生啖,螺蛤煮食……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布……”劇中彭亨國王云: “俺這國中,石崖周匝如城,山岭崎嶇如柵,我經年累歲,不砌城牆,誰熬的過我? 我這裡又有好田苗,多收五谷。煮海為鹽,釀椰漿為酒。”這顯然是本之於《星槎勝覽》後集“彭坑國”條所説“石崖匝崎嶇,遠如平寨。田沃,米谷常熟……煮海為鹽,釀椰漿為酒。”(9)對照以上引劇中的道白與《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的文字,我們可以推斷,劇作者是看到過《星槎勝覽》的,也可能還看過《瀛涯勝覽》。第三,劇中第二折有板達國夷長出場,第三折前的楔子有穿心國王出場,板達國和穿心國雖不見於《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所説的穿心國“人人胸間有孔”,亦甚荒誕,但這兩個地名亦非完全出自作者杜撰。按《交阯總志》卷三有“板達郎”,《順風相送》暹羅往大泥彭亨磨六甲針路條有穿心山,而當時一些城鎮和港口是被稱為“國”的。

《下西洋》雖不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那樣,有一些可供與《瀛涯勝覽》相校的異文(10)。但也反映了明代一些人對鄭和下西洋,對當時中國與南海諸國的關係的一些看法。下面試引戲文加以論列。

第一,從全劇來看,作者對下西洋之舉無疑是感興趣的,擁護的,否則他就不會以此為題材,並大加渲染讚頌。劇中在頭折即通過殿頭官的道白,指出鄭和下西洋的使命是“和番”,所謂“和番”,即是密切中國同外國的關係,同外國和睦相處,友好往來,促使外國來向明廷“朝貢”(即變相的貿易)。第四折是全劇的高潮,鄭和等回國,西洋等國的王公君長隨同鄭和前來,向明廷“進貢”各自的奇珍異寶,受到文武官員的歡迎。作者著意烘托出一種盛大隆重的場面,最後是慶賀宴會,鄭和等和西洋等國的王公君長都得到了賞賜。

第二,在第三折中,作者借西洋國王等之口,多處提到,他們本要來中國朝貢,“爭奈水勢浩大,船隻微小,路阻難行,因此不能進貢”,現在鄭和奉命出使,他們可以向中國進貢了。這種説法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鄭和下西洋返國時,外國王公多隨同鄭和前來,待鄭和下次出使時,又護送他們回國。這一方面是明廷對外國王公的禮遇,一方面也因為中國船舶大,航海裝備和技術先進,乘坐中國船,更為安全快捷。

第三,作者在劇中一再表明,鄭和出使西洋不是使用武力,而是憑借機智深謀同外國打交道。第二折前的楔子中,眾官送鄭和啟程時,鄭和唱道: “托賴著聖主行仁邁禹湯,今日個受敕辭朝泛海洋。又不索動刀槍。”徐景昌云: “太監這一去,雖不動刀槍,也要心機謀略。”鄭和又唱: “須要些機謀智廣,我直著外國盡來降。”第四折鄭和回國,眾官稱讚鄭和多能,鄭和唱道: “一來是聖明君福氣高,二來是臣宰每行忠孝,非干咱有智能,則要俺舉意念,依公道……呀! 我當初下海逞英豪,隨浪趁波濤,又不是相爭鬥,又不是尋戰討。使碎了心苗,一處處都遊到,得了寶還朝,今日個眾公卿齊上表。”這兩段唱詞中當然有一些是封建意識,但也反映了作者認為,鄭和下西洋是奉行和平政策。第三折前楔子演蘇祿國王等攔截鄭和船隻,索取彩緞瓷器,鄭和用計將他們擒獲,後仍釋放。但第三折中,演西洋國王等聞知鄭和前來,即準備向明朝進貢。後來雙方相見,就沒有發生什麼衝突,鄭和並邀請西洋國王等前來中國。劇中所云蘇祿國王等攔截鄭和船隻,雖非歷史事實,但作者似借這一虛構情節,表明鄭和只是在遇到挑畔時,才會進行反擊的。

第四,劇中強調鄭和在下西洋中的作用,鄭和由正末扮,劇中的主角。徐景昌、蹇義等大臣雖然職位比鄭和高,卻都祇是配角,全劇四折和兩段楔子,都由鄭和一人唱(按元明雜劇每折衹是一個人唱,不似南曲可以先後由幾個人唱或合唱,但雜劇中各折不一定都由一人唱,如《西廂記》各折中,有的由張生唱,有的由鶯鶯唱,有的由紅娘唱。《下西洋》全劇各折都由鄭和一人唱,作者是特別突出鄭和在劇中的地位。)劇中也多處稱道鄭和才能,如頭折徐景昌推薦鄭和時説: “某今聞知內直忠臣太監三保,此人委實能幹,廣知路途,深曉水勢。若是三保太監下西洋和番,俺文武臣僚,舉保此人,堪可威伏遠夷,委實能哉也。”同折殿頭官在宣佈派遣鄭和下西洋時也説: “三保,因為你足智多謀,廣知途路,聖人齎御敕一通,著你同太監王景弘,平江伯陳瑄等逕下西洋和番,不可延遲。“作者顯然認為,下西洋的成功,鄭和是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的。

有幾種明人筆記中,記載了劉大夏藏匿或焚毀鄭和下西洋的案卷的傳説,但各書所載互有出入;到清初谷應泰撰的《明史紀事本末》、張廷玉等纂修的《明史》,則又説劉大夏藏匿的是永樂年間征安南的兵員人數的冊籍。茲先列舉明人筆記中的有關記載,再對其岐異之點加以辨析,然後從這些傳説中推論明代中葉以後一些人反對下西洋的主張及其理由。

向達在1929年發表的<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原載《小説月報》第20卷1號,後收入其所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引了成書於萬曆四十五年丁已(1617)的顧起元的<客座贅語>中關於兵部郎中劉大夏焚毀下西洋的冊籍的記載,比較簡略(11)。吳唅在1936年發表的<16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原載《清華學報》第11卷第1期,後收入1984年出版的《吳唅史學論著選集》第1卷)中,引了成書於萬曆二年甲戌(1574)的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則祇是説劉大夏藏匿了下西洋的案卷,但記載比較詳細。(12)

就筆者所見,除上舉兩書外,尚有其他明人筆記亦載此事,且有早於上舉兩書者。萬表的《灼艾餘集》卷下説: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賞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物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劉公大夏為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一都吏於庫中檢舊案,劉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笞貴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 “庫中案卷,焉得失去? ”劉郎中在旁微笑曰: “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 此一時弊事,大臣所尚切諫者。舊案雖在,亦應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邪? ”項尚書悚然降位,對劉公再拜而謝之曰: “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13)

按《灼艾餘集》的後記作於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這也就應是它成書的年代。《灼艾餘集》的各條記事都錄自它書,此條注《郊外農談》。《郊外農談》的作者是張鐵。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張鐵字子威,慈谿人,嘉靖五年丙戌(1526)進土,《郊外農談》成書年代,當略早於《灼艾餘集》。(14)

《殊域周咨錄》卷八“古里”條及焦竑《玉堂叢語》卷五“識鑒”門所載與上引《灼艾餘集》大致相同,只文字略有差異,可能是同出一源。為了便於對照,茲仍分別引錄如下。《殊域周咨錄》説:

成化間,有中貴迎合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笞吏,復令入檢,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台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秘不言。會台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 “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 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 ”忠竦然降位曰: “君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大夏後果至兵部尚書)。

《殊域周咨錄》的敍事較簡略。《灼艾餘集》説明憲宗朱見深命人至兵部索取的是宣德間王三保下西洋的水程,而《殊域周咨錄》則説所索取的是鄭和下西洋的水程。兩書在這一點上雖有岐異,但實際並無不同,因為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下西洋時,多與王景弘同行;在宣德六年(1432)的<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績碑>和長樂<天妃之神靈應記>兩文末都列了“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之名,所以説王三保下西洋的水程,也就是鄭和下西洋的水程。

《玉堂叢語》成書於萬曆四十六年戌午(1618),其卷五“識鑒”門所載劉大夏此事,文字幾乎與《灼艾餘集》全同,祇略有幾處改易: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獲無算。上命一中貴至兵部,查西詳水程。時項公忠為尚書,劉公大夏為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檢舊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笞都吏,令復檢,凡三日夕,莫能得,劉竟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後項呼都吏詰曰: “庫中案卷,安得失去? ”劉在旁微笑曰: “三保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 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邪? ”項悚然降位,向劉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 “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16)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寶船廠條説:

今城(按指南京)之西北有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里,滿剌伽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買辦、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寶船共六十三號。……和等歸,建二寺,一曰靜海,一曰寧海。案此一役,視漢之張騫、常惠等鑿空西域,尤為險遠。後此員外陳誠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駕博望,然未有如和等之泛滄溟數萬里而遍歷二十餘國者也。當時不知所至夷俗與土產諸物何似。舊傳册在兵部職方。成化中,中旨咨訪下西洋故事,劉忠宣公大夏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遼絕耳目之表者;所徵方物,亦必不止於蒟醬、邛杖、蒲桃、塗林、大鳥卵之奇。而《星槎勝覽》,紀纂寂寥,莫可考驗,使後世有愛奇如司馬子長者,無復可紀。惜哉! (17)

《客座贅語》的敍事內容和文字與前引三書都有較大的出入。第一,前引三書祇説劉大夏藏匿了關於下西洋案卷,(劉大夏雖然説“亦當毀之,”但究竟毀了沒有,書中並未提及。)而《客座贅語》卻直截了當地説劉大夏焚毀了關於下西洋的冊籍。第二,前引三書都提到項忠令都吏檢尋舊冊不得,笞打都吏,而《客座贅語》卻完全沒有提到此事。第三,前引三書都説劉大夏認為下西洋是大臣所當切諫的得不償失的弊政,項忠對這種看法極為稱贊,並且預言劉大夏將任兵部尚書,後來果然如此;而《客座贅語》卻沒有提到這些事。第四,前引三書對於劉大夏藏匿下西洋案卷的做法和他對於下西洋的看法,都是抱著贊同的態度;相反,《客座贅語》卻盛贊鄭和下西洋是超過張騫通西域壯舉,對於有關下西洋的資料的毀失,感到可惜。

但儘管《客座贅語》的記事與前引三書有這些岐異,它們還是有一個相同的中心內容,這就是,在成化年間,劉大夏在兵部任職時,曾藏匿或焚毀了有關鄭和下西洋的案卷。但在成書於順治十五年(1658)的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中,卻説劉大夏所藏匿的乃是關於永樂年間在安南用兵的兵員人數的冊籍。這就與前引四書所説不相同了。《明史紀事本末》卷22“安南叛服”章説:

成化16年(1480)。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濬立。濬為庶兄琮所弒,因自立。侵老撾宣慰刁板雅蘭掌,為八百敗歸,黎壽城等殺琮而立濬弟灝。至是,太監汪直用事,好邊功,議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 “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未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遗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阻,事得寢。

同書卷37“汪直用事”章也説:

(成化十六年)秋七月,汪直議征安南。時安南歲侵擾占城,占城使入奏請討之,直因獻取安南之策。郎中陸容上言: “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失,叛逆之形未著,一但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阻之,事乃寢。

後來成書於乾隆四年(1739)(明史)卷一八三劉大夏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

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瀕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尚書余子俊曰: “兵畔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

這一説法,谷應泰、張廷玉等人亦必有所本。按前引《殊域周咨錄》卷八“古里”條後注云:

按《灼艾集》中劉大夏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寢。與此相類,因附記以俟考。(18)

雖然萬表的《灼艾集》、《灼艾續集》、《灼艾别集》和《灼艾餘集》(19)中都沒有這樣的記載,有的只是本文前引的《灼艾餘集》中所錄<郊外農談>那一條,但從嚴從簡這條附注,卻可見明代即有這種説法,祇是目前尚未知其出處。

那麼,劉大夏藏匿的究竟是鄭和下西洋的水程資料還是永樂時用兵安南的案卷? 從劉大夏在兵部任職的時間來推測,這兩者可能性都存在。據《明史》卷一八三劉大夏傳,他自成化初(成化元年為1465)在兵部任職,至成化十九年(1483)始遷福建右參政;又據同書卷一七八項忠、余子俊傳,卷一一零七卿年表一,項忠自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至十三年(1477)六月任兵部尚書;余子俊自成化十三年十月至十七年(1481)正月任兵部尚書,所以劉大夏既可能在項忠任兵部尚書時藏匿鄭和下西洋水程的資料,也可能在余子俊任兵部尚書時藏匿永樂時用兵安南的案卷。此外,還有一種可能,即是劉大夏先後藏匿了上述的兩種文件。對於這個問題,在未獲得更多的佐證材料以前,姑且存疑。但是即使劉大夏藏匿或焚毀有關鄭和下西洋的案卷的傳説,並非事實,這種傳説的產生和流行,也必有其社會背景: 它反映了當時有一些政府官員對下西洋之舉是持否定態度的的。他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大規模的下西洋活動,耗費過鉅。夏原吉在永樂年間,曾長期任戶部尚書。永樂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死,夏原吉向太子朱高熾建議“賬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採辦諸道金銀課”,朱高熾都一一採納,即位後即佈告施行(20)。夏原吉主管度支多年,他建議停罷下西洋的活動,顯然是出於節省國用開支的考慮。後來萬曆年間著《閩書》的福建人何喬遠在《名山藏》中就説:

當是時,四夷君長執贐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闕廷,嘆未曾有。譯鞮之館,充牣旁皇,奕然壯觀矣。然而往來使送接伴賞齋,費亦不貲。(21)

鄭和下西洋,本是明初的一盛事。它發展和加強了中國同東南亞、南亞以至西亞、東非各國的政治和經濟關係,擴大了中國在這些國家中的文化影響。但由於明朝的封建統治者,存在著政治上的虛榮心,為了得到外國對明朝的“天朝上國”地位的形式上的承認,在“朝貢貿易”中不惜在經濟上付出極大的代價,“厚往薄來”,“賞賜”遠遠多於所得的“貢品”,還有大規模船隊的多次出航,接待外國來華的王公,使節的開支,以致耗費過鉅,後來遂難以為繼。加以當時明朝還要防備退處漠北的蒙古再度南下(22),所以自宣宗以後,中國官方派遣的大規模船隊就不復出現在海外。我們讀史至此,於惋惜之餘,不禁引起一些深思。

像夏原吉那樣的朝臣,因為鄭和下西洋縻費過鉅,就要罷停一切下西洋的活動,自然是一種目光短淺的因噎廢食的做法;像傳説中劉大夏那樣藏匿甚至焚毀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資料,以及後來明朝重新實行海禁,更是錯誤的。但明初永樂年間所採取的那種不計經濟代價與外國進行朝貢貿易的方式,也是不健全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我們是否可以設想,如果當時明朝在對外貿易中,能摒棄那些虛文繁禮,而以務實的態度,按經濟常規行事,互通有無,並且在貿易商品的結構上,不偏重奢侈品,而增加日用品所佔的比重,那麼中國和外國雙方都可獲利獲益,不斷擴大交往,促進各自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增強各自國家的實力;中國擁有的強大船隊也可在16世紀有力地支援亞非國家抗擊、遏制西歐殖民國家對這些地區的侵略擴張,保護在東南亞一帶定居的中國移民不致和當地土著居民同受西歐殖民國家的統治壓迫;世界歷史也許就不是原來那樣了。

【註】

(1)據向達校注《西洋番國誌》,(1962年北京版),附錄二。

(2)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I.4 Pt 111,(Cam-bridge,1971),P.523.

(3)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IV(Cambridge.1980)p.309.

(4)Joseph Needham,前引書,P.523,注e.

(5)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Vol I(Cambridge,1984)PP.541-542.

(6)同上,p.16.

(7)同上,p.16.(526-530)

(8)收入其所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57年北京版),頁532-564。

(9)以上所引《瀛涯勝覽》及《星槎勝覽》,均據馮承鈞校注本。

(10)參看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幾種資料》第三節,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及趙景深《三寶太監西洋記》(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點校本《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附錄三)。

(11)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57年北京版,頁539-540。

(12)見《吳史學論著選集》,第一卷,1984年北京版,頁639-640。

(13)《四明叢書》中的《灼艾餘集》卷下,1938年約園刊本。

(1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七子部雜家類存目四。但檢朱保炯,謝沛霖編: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1980年上海版),嘉靖五年並無張鈇: 嘉靖八年己丑(1529年)有張鈇,但其籍貫是山東冠縣,不是慈谿,不知是否即《郊外農談》的作者,也不知《提要》所云,根據何書,是否有誤。但不論《郊外農談》作者張鈇是嘉靖五年或八年進士登第,《郊外農談》成書都當略早於萬表的《灼艾餘集》。

據1930年故宮博物院排印本。括弧內文字,原書以雙行小字排印。

(16)《玉堂叢語》,1981年中華書局點校本,頁50。

(17)據台北《叢書集成新編》影印《金陵叢刻》劇本。

(18)據1930年故宮博物院排印本。這一段附注,原書低兩格排印。

(19)均收入1938年約園刊本的《四明叢書》中。

(20)《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傳,《明仁宗實錄》卷一上。

(21)轉引自鄭鶴聲,鄭一鈞編: 《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冊下1983年濟南版,頁873-874。

(22)朱棣遷都北京,固然因為他以前是燕王,在北方有政治、軍事實力,但更重要的,是為了防備蒙古再度南下。他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1449年果然有土木之變,英宗被俘。

*施子愉,雲南大學西南亞硏究所所長,歷史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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